<strong>孤獨的人類之聲</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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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攙扶他的時候，他的一塊塊皮膚，會粘在我的雙臂上面。
我懇求他：“親愛的！幫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撐着，能撐多久算多久，我給你把床鋪平，一條褶子，一道皺紋都不留。
”任何一個結節，都會在他身上留下傷。
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傷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
沒有一個護士願意走近他，觸摸他，需要的話都是叫我。
可他們，他們就會照相……說是為了科學。
我真想把他們都轟出去！罵一頓，打一頓！他們怎麼能這樣！要是我也不讓他們進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來到走廊……走到牆邊，走到沙發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
我攔住護士：“他會死的。
”她對我說：“還能怎麼樣？他受了一千六百倫琴的輻射，四百倫琴就可置人于死地。
”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種。
可他是屬于我的……是我的愛。
他們都死了以後，醫院重新裝修。
牆壁刮了，鑲木地闆刨了……窗戶也拆了。
接下去——就是最後的事情……我隻零零星星地記得一些。
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裡坐在他身邊的小凳子上……早晨八點我對他說：“瓦先卡，我出去一趟。
我稍微休息一會兒。
”他睜開眼睛又合上了——他讓我走。
我就去了招待所，來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地闆上，渾身疼痛。
女清潔工過來敲門：“快去！快到他那兒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時，塔尼亞·基貝諾克懇求我，她說：“跟我一塊兒去墓地吧。
你不去，我去不了。
”那天早晨我們埋葬了維佳·基貝諾克和瓦洛佳·布拉維克。
他們和我們是朋友，我們幾個家庭的關系也很好。
爆炸前一天，我們還在宿舍一起照了相。
我們的丈夫們，他們多潇灑啊！多快樂啊！那是我們生活的最後一天……切爾諾貝利以前的生活……我們多幸福啊！ 我從墓地回來給護士站打電話：“他怎麼樣？”“十五分鐘前死了。
”什麼？我整宿都在他身邊，就離開了三個小時！我趴在窗戶上大叫：“為什麼？為什麼？”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個招待所都聽得見……人們害怕來看我……冷靜下來後：我決定去看他最後一眼！最後一眼！我連滾帶爬地下樓梯……他還躺在氣壓艙裡，沒被擡走，他最後的話是：“柳霞！柳先卡！”“她剛走，一會兒就回來。
”護士安慰他，他歎了口氣，便再沒有發出聲音了。
我與他寸步不離……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還記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個很大的塑料袋……就是個袋子……他們在太平間問我：“如果您想的話，我們給您看一下他穿的什麼衣服。
”我想！他們給他穿了禮服，頭盔放在胸前。
鞋穿不上，因為腳腫了。
雙腿腫得像炸彈。
禮服也剪開了，因為穿不進去。
軀體已經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滲血的傷口。
在醫院的最後兩天……我擡起他的手臂，骨頭松松垮垮，晃晃蕩蕩的，身體組織已經與它分離。
肺的碎塊，肝的碎塊從嘴裡湧出來……他常被自己的内髒嗆着……我手纏繃帶伸進他嘴裡，把東西摳出來……這沒法兒說！也沒法兒寫！甚至讓人難以忍受……然而這些都是我的親身經曆……他任何号碼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腳入殓…… 他們當着我的面……把穿禮服的他塞進了塑料袋，并把它紮緊。
又把這個袋子放進木制棺椁……棺椁再用個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樣厚重。
所有東西都放進了鋅制棺椁，勉強擠下了。
隻有一頂頭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來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們在莫斯科買了黑頭巾……特别委員會接見了我們。
他們跟所有人講的都是那套話：我們不能将你們的丈夫，你們的兒子的遺體交給你們，他們受到超量的輻射，會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
他們葬在焊死的鋅制棺椁裡，水泥闆下面。
你們應該簽署這個文件，需要你們同意。
如果有人抗議，想把棺椁運回家鄉，他們就對他說，他們是英雄，他們已經不屬于家庭。
他們已經是國家的人……屬于國家。
我們坐上靈車……都是親屬和一些軍人。
上校帶着無線對講機……對講機裡說：“請等待我們的命令！請待命！”我們沿着環路，在莫斯科轉悠了兩三個小時。
又轉回莫斯科……對講機說：“不要前往墓地。
一群外國記者正突襲墓地。
再等等。
”父母們都沉默不語……媽媽的頭巾是黑色的……我感覺我快暈倒了。
我情緒激動起來：“幹嗎要藏我丈夫？他是誰呀？兇手？罪犯？刑事犯？我們在安葬誰？”媽媽說：“别說了，别說了，閨女。
”她撫摸着我的頭，拉着我的手。
上校報告說：“請允許我們前往墓地。
妻子已經歇斯底裡了。
”士兵們在墓地将我們包圍起來。
我們被護送着前行。
擡棺的也有人護送。
所有的親戚……誰都不能去做最後的告别……瞬間便填土了。
“快點兒！快點兒！”軍官命令道。
連擁抱棺椁都不讓。
我們立即就上了大轎車…… 我們很快就買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個身穿便服軍人舉止的人一直跟我們在一起，他甚至不讓我們外出買路上吃的食物。
他要求我們千萬别跟人傳閑話，尤其是我。
好像我那時候已經可以傳閑話似的，實際上我連哭的力氣都沒有。
我們走了以後，女值班員清點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單，立即将它們塞進了塑料袋裡……可能，已經燒了……我們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費。
付了十四晝夜的…… 輻射醫院——十四晝夜……十四晝夜死掉一個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
我一進家門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
誰也叫不醒我……後來救護車到了。
“沒事，”醫生說，“她沒死，她會醒的。
經曆了這麼可怕的噩夢。
” 我那時二十三歲…… 我還記得那個夢……死去的奶奶朝我走來，穿着我們給她下葬時穿的衣服。
她在裝飾聖誕樹。
“奶奶，為什麼要擺聖誕樹？現在是夏天啊。
”“要有聖誕樹。
你的瓦先卡馬上就來了。
”他在樹林中長大。
我還記得……第二個夢……瓦夏穿着白衣來了，在叫娜塔莎，我還沒有生出來的小女兒。
她已經很大，我驚奇不已，她什麼時候長到這麼大的？他把她舉過頭頂，他們在笑……我看着他們，心裡想，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後來我又夢見……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
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讓我别哭。
還從那兒做了個手勢，從天上。
（她沉默良久） 我兩個月後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車就來到墓地。
去找他！在那裡，在墓地我就開
我懇求他：“親愛的！幫我一下！用手，用胳膊肘撐着，能撐多久算多久，我給你把床鋪平，一條褶子，一道皺紋都不留。
”任何一個結節，都會在他身上留下傷。
為了防止我的指甲刮傷他，我剪指甲剪到流血。
沒有一個護士願意走近他，觸摸他，需要的話都是叫我。
可他們，他們就會照相……說是為了科學。
我真想把他們都轟出去！罵一頓，打一頓！他們怎麼能這樣！要是我也不讓他們進去呢……要是…… 我走出病房來到走廊……走到牆邊，走到沙發旁，我眼中看不到其他人。
我攔住護士：“他會死的。
”她對我說：“還能怎麼樣？他受了一千六百倫琴的輻射，四百倫琴就可置人于死地。
”她也感到惋惜，但那是另外一種。
可他是屬于我的……是我的愛。
他們都死了以後，醫院重新裝修。
牆壁刮了，鑲木地闆刨了……窗戶也拆了。
接下去——就是最後的事情……我隻零零星星地記得一些。
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裡坐在他身邊的小凳子上……早晨八點我對他說：“瓦先卡，我出去一趟。
我稍微休息一會兒。
”他睜開眼睛又合上了——他讓我走。
我就去了招待所，來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地闆上，渾身疼痛。
女清潔工過來敲門：“快去！快到他那兒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時，塔尼亞·基貝諾克懇求我，她說：“跟我一塊兒去墓地吧。
你不去，我去不了。
”那天早晨我們埋葬了維佳·基貝諾克和瓦洛佳·布拉維克。
他們和我們是朋友，我們幾個家庭的關系也很好。
爆炸前一天，我們還在宿舍一起照了相。
我們的丈夫們，他們多潇灑啊！多快樂啊！那是我們生活的最後一天……切爾諾貝利以前的生活……我們多幸福啊！ 我從墓地回來給護士站打電話：“他怎麼樣？”“十五分鐘前死了。
”什麼？我整宿都在他身邊，就離開了三個小時！我趴在窗戶上大叫：“為什麼？為什麼？”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個招待所都聽得見……人們害怕來看我……冷靜下來後：我決定去看他最後一眼！最後一眼！我連滾帶爬地下樓梯……他還躺在氣壓艙裡，沒被擡走，他最後的話是：“柳霞！柳先卡！”“她剛走，一會兒就回來。
”護士安慰他，他歎了口氣，便再沒有發出聲音了。
我與他寸步不離……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還記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個很大的塑料袋……就是個袋子……他們在太平間問我：“如果您想的話，我們給您看一下他穿的什麼衣服。
”我想！他們給他穿了禮服，頭盔放在胸前。
鞋穿不上，因為腳腫了。
雙腿腫得像炸彈。
禮服也剪開了，因為穿不進去。
軀體已經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滲血的傷口。
在醫院的最後兩天……我擡起他的手臂，骨頭松松垮垮，晃晃蕩蕩的，身體組織已經與它分離。
肺的碎塊，肝的碎塊從嘴裡湧出來……他常被自己的内髒嗆着……我手纏繃帶伸進他嘴裡，把東西摳出來……這沒法兒說！也沒法兒寫！甚至讓人難以忍受……然而這些都是我的親身經曆……他任何号碼的鞋都穿不上……光着腳入殓…… 他們當着我的面……把穿禮服的他塞進了塑料袋，并把它紮緊。
又把這個袋子放進木制棺椁……棺椁再用個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樣厚重。
所有東西都放進了鋅制棺椁，勉強擠下了。
隻有一頂頭盔落在上面。
所有人都來了……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他們在莫斯科買了黑頭巾……特别委員會接見了我們。
他們跟所有人講的都是那套話：我們不能将你們的丈夫，你們的兒子的遺體交給你們，他們受到超量的輻射，會以特别的方式葬在莫斯科墓地。
他們葬在焊死的鋅制棺椁裡，水泥闆下面。
你們應該簽署這個文件，需要你們同意。
如果有人抗議，想把棺椁運回家鄉，他們就對他說，他們是英雄，他們已經不屬于家庭。
他們已經是國家的人……屬于國家。
我們坐上靈車……都是親屬和一些軍人。
上校帶着無線對講機……對講機裡說：“請等待我們的命令！請待命！”我們沿着環路，在莫斯科轉悠了兩三個小時。
又轉回莫斯科……對講機說：“不要前往墓地。
一群外國記者正突襲墓地。
再等等。
”父母們都沉默不語……媽媽的頭巾是黑色的……我感覺我快暈倒了。
我情緒激動起來：“幹嗎要藏我丈夫？他是誰呀？兇手？罪犯？刑事犯？我們在安葬誰？”媽媽說：“别說了，别說了，閨女。
”她撫摸着我的頭，拉着我的手。
上校報告說：“請允許我們前往墓地。
妻子已經歇斯底裡了。
”士兵們在墓地将我們包圍起來。
我們被護送着前行。
擡棺的也有人護送。
所有的親戚……誰都不能去做最後的告别……瞬間便填土了。
“快點兒！快點兒！”軍官命令道。
連擁抱棺椁都不讓。
我們立即就上了大轎車…… 我們很快就買好、取到了回程票……是第二天的……有個身穿便服軍人舉止的人一直跟我們在一起，他甚至不讓我們外出買路上吃的食物。
他要求我們千萬别跟人傳閑話，尤其是我。
好像我那時候已經可以傳閑話似的，實際上我連哭的力氣都沒有。
我們走了以後，女值班員清點了所有毛巾，所有床單，立即将它們塞進了塑料袋裡……可能，已經燒了……我們自己付了招待所房費。
付了十四晝夜的…… 輻射醫院——十四晝夜……十四晝夜死掉一個人…… 我回到家便睡了。
我一進家門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
誰也叫不醒我……後來救護車到了。
“沒事，”醫生說，“她沒死，她會醒的。
經曆了這麼可怕的噩夢。
” 我那時二十三歲…… 我還記得那個夢……死去的奶奶朝我走來，穿着我們給她下葬時穿的衣服。
她在裝飾聖誕樹。
“奶奶，為什麼要擺聖誕樹？現在是夏天啊。
”“要有聖誕樹。
你的瓦先卡馬上就來了。
”他在樹林中長大。
我還記得……第二個夢……瓦夏穿着白衣來了，在叫娜塔莎，我還沒有生出來的小女兒。
她已經很大，我驚奇不已，她什麼時候長到這麼大的？他把她舉過頭頂，他們在笑……我看着他們，心裡想，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後來我又夢見……我和他一起走在水上。
走了很久很久……他好像讓我别哭。
還從那兒做了個手勢，從天上。
（她沉默良久） 我兩個月後又去了莫斯科，一下火車就來到墓地。
去找他！在那裡，在墓地我就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