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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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都是如此。
起初咨詢沒有什麼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詢很有“幫助”——但随着時間推移，它們的總體效果不容置疑。
我當時不明白，現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時間，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無法提供的東西，這麼做很有益處。
泰勒确實把這封信寄給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諾就再未動搖過。
那年冬天，我經常給他和斯蒂芬妮打電話，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親姐姐。
每當我需要找人聊聊時，他們随時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話要說。
泰勒為那封信付出了代價，盡管這個代價很難定義。
他沒有被斷絕關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
最終他和父親達成休戰協議，但他們的關系可能永遠不會如從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無法計算的我給他帶來的損失，但是這些話都說得很别扭，說得結結巴巴。
怎樣遣詞造句才算合理？一個人為了你，與父親和家人疏遠，你該如何道歉？也許沒有合适的詞句來表達。
你該如何感謝一個不肯棄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決定不再掙紮，任憑自己下沉時，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
這一切，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為漫長，隻有每周的心理咨詢會打斷那種沉悶。
每當看完一部電視劇，我會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幾乎是喪親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終于在秋天來臨時，我發現自己能專心閱讀了。
除了憤怒和自責，我的大腦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
我又重拾兩年前在哈佛寫的那一章。
我重讀了休谟、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
我又想起了家庭。
這裡面有個謎，一個未解之謎。
我問自己：當一個人對家庭的責任與他對朋友、對社會、對自己的責任沖突時，他該怎麼做？ 我開始了研究。
我縮小問題範圍，使其更學術化、具體化。
最後，我選擇了十九世紀的四種思想運動，研究它們是如何與家庭責任問題作鬥争的。
我所選的運動之一便是十九世紀的摩門教。
我踏踏實實研究了一年，在這一年的年尾終于寫出了論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會科學，1813—1890》。
我最喜歡關于摩門教的那一章。
作為一個在主日學校待過的孩子，我被教導，一切曆史皆為摩門教做準備：基督死後的每一個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為的是讓約瑟夫·史密斯跪在神聖樹林、上帝還原真正的教會的那一刻成為可能。
戰争、遷徙、自然災害——這些僅僅是摩門教故事的前奏。
另一方面，世俗曆史傾向于忽略諸如摩門教這樣的精神運動。
我的論文賦予曆史一個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門教也不是反摩門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
我沒有把摩門教作為人類曆史的一個目标，也沒有貶低摩門教在解決時代問題上所做的貢獻。
相反，我将摩門教的意識形态視為更大的人類曆史中的一個章節。
在我看來，曆史并未把摩門教徒與人類大家庭的其他成員區别對待，而是将他們捆綁在一起。
我把論文初稿發給朗西曼博士，幾天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了面。
他坐在我對面，面帶驚訝地說，論文寫得不錯。
“有些章節寫得非常好，”這回他笑着說，“要是這個論文不能讓你拿到博士學位，我會感到意外的。
” 當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時，我想起克裡博士的一次講座。
講座一開始他就在黑闆上寫道：“曆史是由誰書寫的？”我記得當時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有多奇怪。
我心目中的曆史學家不是人類；那是像我父親一樣的人，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先知。
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補充。
現在，當我穿過國王學院，走在宏偉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從前的膽怯似乎顯得有些可笑。
曆史是由誰書寫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為自己選擇的二十七歲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論文。
十二月我在一間簡陋的小房間進行了論文答辯。
我通過了答辯，回到倫敦。
德魯在那裡找了份工作，我們租了一套公寓。
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進楊百翰大學教室近十年後，我收到了劍橋大學的确認函：我是韋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經建立了新生活，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種超越家庭的失落感。
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動離開，而是默默離開。
我退縮了，逃離到大洋彼岸，讓父親為我講述我的故事，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下關于我的定論。
我退讓了太多的土地——不僅僅是那座山，還有我們共同曆史的整個領域。
是時候回家了。
起初咨詢沒有什麼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詢很有“幫助”——但随着時間推移，它們的總體效果不容置疑。
我當時不明白，現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時間，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無法提供的東西，這麼做很有益處。
泰勒确實把這封信寄給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諾就再未動搖過。
那年冬天，我經常給他和斯蒂芬妮打電話，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親姐姐。
每當我需要找人聊聊時，他們随時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話要說。
泰勒為那封信付出了代價，盡管這個代價很難定義。
他沒有被斷絕關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
最終他和父親達成休戰協議，但他們的關系可能永遠不會如從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無法計算的我給他帶來的損失，但是這些話都說得很别扭，說得結結巴巴。
怎樣遣詞造句才算合理？一個人為了你，與父親和家人疏遠，你該如何道歉？也許沒有合适的詞句來表達。
你該如何感謝一個不肯棄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決定不再掙紮，任憑自己下沉時，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
這一切，沒有語言能夠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為漫長，隻有每周的心理咨詢會打斷那種沉悶。
每當看完一部電視劇，我會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幾乎是喪親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終于在秋天來臨時，我發現自己能專心閱讀了。
除了憤怒和自責，我的大腦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
我又重拾兩年前在哈佛寫的那一章。
我重讀了休谟、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
我又想起了家庭。
這裡面有個謎，一個未解之謎。
我問自己：當一個人對家庭的責任與他對朋友、對社會、對自己的責任沖突時，他該怎麼做？ 我開始了研究。
我縮小問題範圍，使其更學術化、具體化。
最後，我選擇了十九世紀的四種思想運動，研究它們是如何與家庭責任問題作鬥争的。
我所選的運動之一便是十九世紀的摩門教。
我踏踏實實研究了一年，在這一年的年尾終于寫出了論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會科學，1813—1890》。
我最喜歡關于摩門教的那一章。
作為一個在主日學校待過的孩子，我被教導，一切曆史皆為摩門教做準備：基督死後的每一個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為的是讓約瑟夫·史密斯跪在神聖樹林、上帝還原真正的教會的那一刻成為可能。
戰争、遷徙、自然災害——這些僅僅是摩門教故事的前奏。
另一方面，世俗曆史傾向于忽略諸如摩門教這樣的精神運動。
我的論文賦予曆史一個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門教也不是反摩門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
我沒有把摩門教作為人類曆史的一個目标，也沒有貶低摩門教在解決時代問題上所做的貢獻。
相反，我将摩門教的意識形态視為更大的人類曆史中的一個章節。
在我看來，曆史并未把摩門教徒與人類大家庭的其他成員區别對待，而是将他們捆綁在一起。
我把論文初稿發給朗西曼博士，幾天後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見了面。
他坐在我對面，面帶驚訝地說，論文寫得不錯。
“有些章節寫得非常好，”這回他笑着說，“要是這個論文不能讓你拿到博士學位，我會感到意外的。
” 當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時，我想起克裡博士的一次講座。
講座一開始他就在黑闆上寫道：“曆史是由誰書寫的？”我記得當時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有多奇怪。
我心目中的曆史學家不是人類；那是像我父親一樣的人，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先知。
他們對過去的看法和未來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補充。
現在，當我穿過國王學院，走在宏偉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從前的膽怯似乎顯得有些可笑。
曆史是由誰書寫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為自己選擇的二十七歲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論文。
十二月我在一間簡陋的小房間進行了論文答辯。
我通過了答辯，回到倫敦。
德魯在那裡找了份工作，我們租了一套公寓。
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進楊百翰大學教室近十年後，我收到了劍橋大學的确認函：我是韋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經建立了新生活，這是一種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種超越家庭的失落感。
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動離開，而是默默離開。
我退縮了，逃離到大洋彼岸，讓父親為我講述我的故事，向我認識的每一個人下關于我的定論。
我退讓了太多的土地——不僅僅是那座山，還有我們共同曆史的整個領域。
是時候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