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雙揮舞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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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九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提着手提箱穿過哈佛大學的校園。
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給人一種異國情調之感，但與劍橋的哥特式尖頂建築相比，它們顯得清新而樸實。
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叫懷德納圖書館，是我見過的最大的圖書館。
有幾分鐘我暫時忘卻了過去的一年，擡頭看着它，驚歎不已。
我的房間在法學院附近的研究生宿舍裡。
房間很小，像個洞穴——黑暗、潮濕又陰冷，有着灰色的牆壁和冰冷的鉛色瓷磚。
我盡量不在裡面待着。
這所大學似乎提供了一個新的開始，我打算接受它。
我将能選的課程排得滿滿的，從德國理想主義到世俗主義的曆史，再到倫理和法律。
我參加了一個每周一次的學習小組練習法語，還參加了一個社團學習編織。
研究生院開設了一門免費的炭筆素描課，雖然我這輩子從沒畫過畫，但也報名參加了。
我開始大量閱讀休谟、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作品。
我迷失在他們生活過的世界裡，迷失在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中。
我着迷于他們對家庭的看法——個人應該如何權衡自己對親人的特殊義務以及對整個社會的義務。
我開始寫作，把從休谟的《道德原則研究》中發現的線索與穆勒《論婦女的從屬地位》中的細節編織在一起。
寫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一部不錯的作品，寫完後我将它放在一邊。
這就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章。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從素描課下課回來，我發現母親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我們要去哈佛，她說。
這句話我至少讀了三遍，肯定她在開玩笑。
我父親從不旅行——除了到亞利桑那州看望他母親，我知道他從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要飛越大半個美國看望一個被魔鬼附身的女兒的念頭似乎太荒誕了。
接着我明白了：他是來拯救我的。
母親說他們已經訂好了機票，到時會住在我的宿舍裡。
“你們要不要住旅館？”我問。
他們不住。
幾天後，我登錄一個多年未用的舊聊天程序。
随着一聲歡快的“叮——”，一個名字從灰色變成綠色，提示道，查爾斯上線了。
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聊天的，也忘了是誰建議從線上聊天改成打電話的。
我們聊了一個小時，仿佛時光從未流逝。
他問我在哪裡念書。
我回答完，他說：“哈佛！天啊！” “誰會想到啊，是吧？”我說。
“我想到了。
”他說。
的确，他總是那樣看我，早在有任何迹象之前。
我問他大學畢業後在做什麼，換來一陣尴尬的沉默。
“計劃不如變化快。
”他說。
他沒能大學畢業。
大二時他的兒子出生了，他便辍學了，因為他的妻子病了，有一大堆醫藥費要付。
他去了懷俄明州的石油鑽井平台工作。
“本來隻幹幾個月，”他說，“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 我告訴他肖恩的事，我如何失去他，如何失去了其他家人。
他靜靜地聽着，然後長歎一聲，說：“你有沒有想過，也許你應該放手讓他們離開？” 我沒有，一次也沒有。
“并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我說，“我能解決它。
” “真有意思，你竟然變化這麼大，”查爾斯說，“但聽上去還和我們十七歲時一樣。
” 樹葉開始變色時，我的父母來到了校園。
那正值校園最美麗的時候，秋日紅色和黃色的樹葉與殖民時期建築風格的酒紅色磚牆交相輝映。
爸爸說着語法混亂的鄉巴佬英語，身着牛仔襯衫，戴着美國步槍協會終身會員的帽子，與哈佛的環境是那樣格格不入，他的疤痕更強化了這個效果。
那次爆炸後的幾年裡，我已見過他多次，但直到他來到哈佛，在我生活的襯托下，我才意識到他的毀容有多麼嚴重。
我通過路人的眼睛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街上從陌生人身邊走過時，那些人臉色大變，還會回頭再看他一眼。
然後我也會看着他，注意到他下巴上的皮膚像塑料一樣緊繃，他的嘴唇缺少自然的弧度，他的雙頰像骷髅一樣向内凹陷。
他經常舉起變形扭曲的右手，指着某個東西，而當我盯着它，看着它正指向哈佛大學古老的尖塔和圓柱，它在我眼中似乎便成了某種神秘生物的爪子。
爸爸對大學不感興趣，所以我帶他去了城裡。
我教他乘坐地鐵——如何把卡插進卡槽，通過旋轉門。
他大笑，仿佛那是了不起的技術。
一個流浪漢穿過我們乘坐的地鐵車廂，讨要一美元。
爸爸給了他一張嶄新的五十美元票子。
“在波士頓你要是一直這樣下去，會破産的。
”我說。
“我不信，”爸爸眨眨眼說，“我們的生意興隆，賺的錢花不完！” 因為爸爸身體虛弱，所以他睡床。
我提前買了一張充氣床墊給母親用，我則睡在瓷磚地闆上。
父母鼾聲如雷，我徹夜未眠。
太陽終于升起的時候，我躺在地闆上，閉着眼睛，慢慢地呼吸，深呼吸，而我的父母在翻看我的迷你冰箱，低聲談論我。
“上帝吩咐我作見證。
”爸爸說，“她還可以
殖民時期風格的建築給人一種異國情調之感，但與劍橋的哥特式尖頂建築相比，它們顯得清新而樸實。
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叫懷德納圖書館，是我見過的最大的圖書館。
有幾分鐘我暫時忘卻了過去的一年，擡頭看着它，驚歎不已。
我的房間在法學院附近的研究生宿舍裡。
房間很小，像個洞穴——黑暗、潮濕又陰冷，有着灰色的牆壁和冰冷的鉛色瓷磚。
我盡量不在裡面待着。
這所大學似乎提供了一個新的開始，我打算接受它。
我将能選的課程排得滿滿的，從德國理想主義到世俗主義的曆史，再到倫理和法律。
我參加了一個每周一次的學習小組練習法語，還參加了一個社團學習編織。
研究生院開設了一門免費的炭筆素描課，雖然我這輩子從沒畫過畫，但也報名參加了。
我開始大量閱讀休谟、盧梭、史密斯、戈德溫、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作品。
我迷失在他們生活過的世界裡，迷失在他們試圖解決的問題中。
我着迷于他們對家庭的看法——個人應該如何權衡自己對親人的特殊義務以及對整個社會的義務。
我開始寫作，把從休谟的《道德原則研究》中發現的線索與穆勒《論婦女的從屬地位》中的細節編織在一起。
寫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一部不錯的作品，寫完後我将它放在一邊。
這就是我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章。
一個星期六的早上，從素描課下課回來，我發現母親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我們要去哈佛，她說。
這句話我至少讀了三遍，肯定她在開玩笑。
我父親從不旅行——除了到亞利桑那州看望他母親，我知道他從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要飛越大半個美國看望一個被魔鬼附身的女兒的念頭似乎太荒誕了。
接着我明白了：他是來拯救我的。
母親說他們已經訂好了機票，到時會住在我的宿舍裡。
“你們要不要住旅館？”我問。
他們不住。
幾天後，我登錄一個多年未用的舊聊天程序。
随着一聲歡快的“叮——”，一個名字從灰色變成綠色，提示道，查爾斯上線了。
我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聊天的，也忘了是誰建議從線上聊天改成打電話的。
我們聊了一個小時，仿佛時光從未流逝。
他問我在哪裡念書。
我回答完，他說：“哈佛！天啊！” “誰會想到啊，是吧？”我說。
“我想到了。
”他說。
的确，他總是那樣看我，早在有任何迹象之前。
我問他大學畢業後在做什麼，換來一陣尴尬的沉默。
“計劃不如變化快。
”他說。
他沒能大學畢業。
大二時他的兒子出生了，他便辍學了，因為他的妻子病了，有一大堆醫藥費要付。
他去了懷俄明州的石油鑽井平台工作。
“本來隻幹幾個月，”他說，“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 我告訴他肖恩的事，我如何失去他，如何失去了其他家人。
他靜靜地聽着，然後長歎一聲，說：“你有沒有想過，也許你應該放手讓他們離開？” 我沒有，一次也沒有。
“并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我說，“我能解決它。
” “真有意思，你竟然變化這麼大，”查爾斯說，“但聽上去還和我們十七歲時一樣。
” 樹葉開始變色時，我的父母來到了校園。
那正值校園最美麗的時候，秋日紅色和黃色的樹葉與殖民時期建築風格的酒紅色磚牆交相輝映。
爸爸說着語法混亂的鄉巴佬英語，身着牛仔襯衫，戴着美國步槍協會終身會員的帽子，與哈佛的環境是那樣格格不入，他的疤痕更強化了這個效果。
那次爆炸後的幾年裡，我已見過他多次，但直到他來到哈佛，在我生活的襯托下，我才意識到他的毀容有多麼嚴重。
我通過路人的眼睛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街上從陌生人身邊走過時，那些人臉色大變，還會回頭再看他一眼。
然後我也會看着他，注意到他下巴上的皮膚像塑料一樣緊繃，他的嘴唇缺少自然的弧度，他的雙頰像骷髅一樣向内凹陷。
他經常舉起變形扭曲的右手，指着某個東西，而當我盯着它，看着它正指向哈佛大學古老的尖塔和圓柱，它在我眼中似乎便成了某種神秘生物的爪子。
爸爸對大學不感興趣，所以我帶他去了城裡。
我教他乘坐地鐵——如何把卡插進卡槽，通過旋轉門。
他大笑，仿佛那是了不起的技術。
一個流浪漢穿過我們乘坐的地鐵車廂，讨要一美元。
爸爸給了他一張嶄新的五十美元票子。
“在波士頓你要是一直這樣下去，會破産的。
”我說。
“我不信，”爸爸眨眨眼說，“我們的生意興隆，賺的錢花不完！” 因為爸爸身體虛弱，所以他睡床。
我提前買了一張充氣床墊給母親用，我則睡在瓷磚地闆上。
父母鼾聲如雷，我徹夜未眠。
太陽終于升起的時候，我躺在地闆上，閉着眼睛，慢慢地呼吸，深呼吸，而我的父母在翻看我的迷你冰箱，低聲談論我。
“上帝吩咐我作見證。
”爸爸說，“她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