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之後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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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英國的前一天，我開車沿山脈行駛七英裡，然後拐到一條狹窄的土路上，來到一座淺灰藍色的房子跟前。
我在一輛幾乎和房子一樣大的房車後面停了車，敲了敲門。
我姐姐來開門。
她穿着法蘭絨睡衣站在門口，背着一個蹒跚學步的孩子，一條腿被兩個小女孩緊緊抱住，身後還站着她大約六歲的兒子。
奧黛麗邁到一邊，讓我進去，但她動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對視。
自從她結婚後，我們很少見面。
我走進房子，在玄關處突然停下，看見油氈布上有個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
我繞過洞走進廚房，裡面充滿了母親的精油味——桦木、桉樹和羅文沙的氣味。
我們的談話慢條斯理，時斷時續。
奧黛麗沒有問我關于英國和劍橋大學的問題。
她對我的生活一無所知，于是我們談論她的生活——公立學校如何腐敗透頂，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
和我一樣，奧黛麗從未上過公立學校。
她十七歲時曾有一段時間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學力證書，甚至還将鹽湖城的表妹米茜請來教她。
米茜幫奧黛麗輔導了一整個暑假，最後宣布，奧黛麗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級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學力證書根本不可能。
她的女兒拿來一張畫給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這個女孩，心想她能指望從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那裡學到什麼呢。
我們給孩子們做早餐，然後和他們到雪地裡玩耍。
我們烘焙，看犯罪片，設計串珠手镯。
那感覺就像穿過一面鏡子，體驗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會過的人生。
但是我沒有留下來。
我與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們之間似乎毫無共同點。
幾個小時過去了，到了傍晚時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願與我對視。
我給她的孩子們帶了一套瓷制小茶具，當他們開始為茶壺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來。
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現在五歲了，已經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
“如果你表現得像個孩子，”我說，“我就把你當孩子對待。
”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說，我腦子裡想的是肖恩。
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恨自己說了這樣的話。
我轉身将茶具遞給姐姐，好讓她為孩子們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時，我差點兒把茶具扔在地上。
她的嘴張成了一個圓圈。
“肖恩過去常這麼說。
”她說道，眼睛緊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遠伴随着我。
第二天在鹽湖城登機時，我會憶起它；飛機在倫敦着陸時，我心裡仍會想着它。
那一刻帶來的震撼，我無法擺脫。
不知何故，我竟從未意識到，我所經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經曆過。
那個學期，我把自己交給大學，就像把樹脂交給雕塑家。
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徹底改變。
我強迫自己和其他同學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紹自己，直到我有了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子。
接着我着手清除擋在我和他們之間的障礙。
我第一次品嘗了紅酒，我的新朋友們嘲笑我喝酒時緊繃的臉。
我扔掉高領衫，開始穿剪裁更時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無袖的、領口不那麼規矩的衣服。
在這段時期的照片中，我為這種平衡感到震驚：我和其他人看起來并無兩樣。
四月，我開始步入正軌。
我寫了一篇關于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自我主權概念的文章。
我的導師大衛·朗西曼博士說，如果我的論文保持同一水準，我就有可能獲得在劍橋讀博士的資格。
我驚呆了：我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偷偷溜進這座宏偉的殿堂，現在終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從前門進來了。
我開始撰寫論文，再次選擇穆勒作為主題。
學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圖書館自助餐廳吃午飯時，我認出了與我同一項目的一群學生。
他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
我問能否加入他們，一個名叫尼克的高個子意大利人點點頭。
從談話中我得知尼克邀請其他人在春假期間去羅馬找他玩。
“你也可以來。
”他說。
我們提交了最後幾篇期末論文，便登上了飛機。
在羅馬的第一晚，我們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這座大都市。
拜占庭式的圓頂像騰空的氣球一樣盤旋在城市上空。
那時天色已近黃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輝中。
那不是鋼、玻璃和混凝土構成的現代城市的顔色，而是夕陽的顔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實。
尼克問我對他的家鄉有何看法，而我隻能說：它看上去很不真實。
第二天早餐時，其他人都在談論他們的家庭。
一個人的父親是外交官；另一個人的父親是牛津大學的教授。
有人問起我的父母，我說我的父親有一個廢料場。
尼克帶我們去了他過去學習小提琴的音樂學院。
它坐落在羅馬的中心地帶，裝飾富麗堂皇，有宏偉的樓梯和敞亮的大廳。
我試着想象在這樣一個地方學習會是怎樣的感覺：每天清晨踏過大理石地闆，日複一日，将學習與美相聯系。
但我想象不出來。
我隻能将我置身的這所學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館，目之所見皆是别人生活的遺迹。
我們在羅馬遊覽了兩天。
這座城市既生機勃勃，又猶如化石。
褪色的古老建築仿佛風幹的骨頭，嵌在現代生活的動脈——搏動的電纜和繁忙的交通中。
我們參觀了萬神殿、
我在一輛幾乎和房子一樣大的房車後面停了車，敲了敲門。
我姐姐來開門。
她穿着法蘭絨睡衣站在門口，背着一個蹒跚學步的孩子，一條腿被兩個小女孩緊緊抱住，身後還站着她大約六歲的兒子。
奧黛麗邁到一邊，讓我進去，但她動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對視。
自從她結婚後，我們很少見面。
我走進房子，在玄關處突然停下，看見油氈布上有個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
我繞過洞走進廚房，裡面充滿了母親的精油味——桦木、桉樹和羅文沙的氣味。
我們的談話慢條斯理，時斷時續。
奧黛麗沒有問我關于英國和劍橋大學的問題。
她對我的生活一無所知，于是我們談論她的生活——公立學校如何腐敗透頂，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
和我一樣，奧黛麗從未上過公立學校。
她十七歲時曾有一段時間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學力證書，甚至還将鹽湖城的表妹米茜請來教她。
米茜幫奧黛麗輔導了一整個暑假，最後宣布，奧黛麗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級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學力證書根本不可能。
她的女兒拿來一張畫給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這個女孩，心想她能指望從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那裡學到什麼呢。
我們給孩子們做早餐，然後和他們到雪地裡玩耍。
我們烘焙，看犯罪片，設計串珠手镯。
那感覺就像穿過一面鏡子，體驗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會過的人生。
但是我沒有留下來。
我與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們之間似乎毫無共同點。
幾個小時過去了，到了傍晚時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願與我對視。
我給她的孩子們帶了一套瓷制小茶具，當他們開始為茶壺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來。
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現在五歲了，已經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
“如果你表現得像個孩子，”我說，“我就把你當孩子對待。
”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說，我腦子裡想的是肖恩。
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恨自己說了這樣的話。
我轉身将茶具遞給姐姐，好讓她為孩子們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時，我差點兒把茶具扔在地上。
她的嘴張成了一個圓圈。
“肖恩過去常這麼說。
”她說道，眼睛緊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遠伴随着我。
第二天在鹽湖城登機時，我會憶起它；飛機在倫敦着陸時，我心裡仍會想着它。
那一刻帶來的震撼，我無法擺脫。
不知何故，我竟從未意識到，我所經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經曆過。
那個學期，我把自己交給大學，就像把樹脂交給雕塑家。
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徹底改變。
我強迫自己和其他同學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紹自己，直到我有了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子。
接着我着手清除擋在我和他們之間的障礙。
我第一次品嘗了紅酒，我的新朋友們嘲笑我喝酒時緊繃的臉。
我扔掉高領衫，開始穿剪裁更時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無袖的、領口不那麼規矩的衣服。
在這段時期的照片中，我為這種平衡感到震驚：我和其他人看起來并無兩樣。
四月，我開始步入正軌。
我寫了一篇關于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自我主權概念的文章。
我的導師大衛·朗西曼博士說，如果我的論文保持同一水準，我就有可能獲得在劍橋讀博士的資格。
我驚呆了：我像一個冒名頂替者，偷偷溜進這座宏偉的殿堂，現在終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從前門進來了。
我開始撰寫論文，再次選擇穆勒作為主題。
學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圖書館自助餐廳吃午飯時，我認出了與我同一項目的一群學生。
他們坐在一張小桌子旁。
我問能否加入他們，一個名叫尼克的高個子意大利人點點頭。
從談話中我得知尼克邀請其他人在春假期間去羅馬找他玩。
“你也可以來。
”他說。
我們提交了最後幾篇期末論文，便登上了飛機。
在羅馬的第一晚，我們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這座大都市。
拜占庭式的圓頂像騰空的氣球一樣盤旋在城市上空。
那時天色已近黃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輝中。
那不是鋼、玻璃和混凝土構成的現代城市的顔色，而是夕陽的顔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實。
尼克問我對他的家鄉有何看法，而我隻能說：它看上去很不真實。
第二天早餐時，其他人都在談論他們的家庭。
一個人的父親是外交官；另一個人的父親是牛津大學的教授。
有人問起我的父母，我說我的父親有一個廢料場。
尼克帶我們去了他過去學習小提琴的音樂學院。
它坐落在羅馬的中心地帶，裝飾富麗堂皇，有宏偉的樓梯和敞亮的大廳。
我試着想象在這樣一個地方學習會是怎樣的感覺：每天清晨踏過大理石地闆，日複一日，将學習與美相聯系。
但我想象不出來。
我隻能将我置身的這所學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館，目之所見皆是别人生活的遺迹。
我們在羅馬遊覽了兩天。
這座城市既生機勃勃，又猶如化石。
褪色的古老建築仿佛風幹的骨頭，嵌在現代生活的動脈——搏動的電纜和繁忙的交通中。
我們參觀了萬神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