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上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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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中解放出來
隻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我把這兩行歌詞記在筆記本上，寫在正在撰寫的論文的空白處。
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
我從網上了解到鮑勃·馬利[BobMarley（1945－1981），牙買加唱作歌手，雷鬼樂鼻祖。
]腳上的腫瘤。
我還了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裡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
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将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
我想象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着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
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
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盡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将筆記本翻到關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那堂課。
在一個空白處，我畫線寫下：隻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然後我拿起電話撥通号碼。
“我需要接種疫苗。
”我告訴護士。
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參加一個研讨會，在那裡注意到兩個女生——卡特裡娜和蘇菲——幾乎總是坐在一起。
聖誕節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她們問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開口跟她們說話。
我以前從未喝過“一杯咖啡”——我從未嘗過咖啡的味道，因為這是教會嚴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們來到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
收銀員很不耐煩，于是我随便選了一杯。
她遞給我一個過家家大小的杯子，裡面盛着一大湯匙泥漿顔色的液體。
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裡娜和蘇菲端回我們桌旁的杯子裡的泡沫。
她們讨論起課堂上的概念；我則糾結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們輕松自如地使用高深複雜的術語。
其中一些術語，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聽過，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還有一些，比如“霸權式男性氣概”，我讀着就拗口，更不用說理解了。
我喝了幾口苦味的濃縮液體，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她們談論的是女權主義。
我盯着她們，好像她們在玻璃後面。
我從來沒有聽人将“女權主義”這個詞用作譴責以外的含義。
在楊百翰大學，“你聽上去像個女權主義者”标志着争論的結束。
它也表明你輸了。
從咖啡館出來後我去了圖書館。
在上網查詢了五分鐘、去了幾趟書架後，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擺了一大堆書，都是我如今已經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貝蒂·弗裡丹、傑梅茵·格裡爾、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
每本書我隻翻了幾頁便合上了。
我從未在書本上見過“陰道”這個詞，也從未将它說出口。
我回去上網，然後又來到書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換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我從下午一直讀到晚上，第一次為自己從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個詞彙表。
從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來與他的交換。
未來我要當母親；他要做父親。
兩者聽上去差不多，實則不然。
成為其中的一個就是成為一個決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維護者；成為另一個則是成為被使喚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
與我其他的自我認知一樣，這種認知源自那些我認識和我愛的人的聲音。
這麼多年來，那種聲音像耳語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問底，擔憂焦慮。
那個聲音說，是我不對。
我的夢想堕落扭曲。
那個聲音有許多音色、許多音調。
有時它是父親的聲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把書帶回房間，讀了整整一夜。
我喜歡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滿激情的篇章，但當我讀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的一句話，我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主題。
”穆勒思考的主題是女性的本質。
他聲稱，許多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被哄騙、勸誘、推搡和擠壓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現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賦和抱負。
血液沖進大腦，我感到一股腎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種可能性，一種邊界向外擴展之感。
就女性的本質
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
我從網上了解到鮑勃·馬利[BobMarley（1945－1981），牙買加唱作歌手，雷鬼樂鼻祖。
]腳上的腫瘤。
我還了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裡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
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将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
我想象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着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
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
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盡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将筆記本翻到關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那堂課。
在一個空白處，我畫線寫下：隻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然後我拿起電話撥通号碼。
“我需要接種疫苗。
”我告訴護士。
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參加一個研讨會，在那裡注意到兩個女生——卡特裡娜和蘇菲——幾乎總是坐在一起。
聖誕節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她們問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開口跟她們說話。
我以前從未喝過“一杯咖啡”——我從未嘗過咖啡的味道，因為這是教會嚴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們來到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
收銀員很不耐煩，于是我随便選了一杯。
她遞給我一個過家家大小的杯子，裡面盛着一大湯匙泥漿顔色的液體。
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裡娜和蘇菲端回我們桌旁的杯子裡的泡沫。
她們讨論起課堂上的概念；我則糾結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們輕松自如地使用高深複雜的術語。
其中一些術語，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聽過，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還有一些，比如“霸權式男性氣概”，我讀着就拗口，更不用說理解了。
我喝了幾口苦味的濃縮液體，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她們談論的是女權主義。
我盯着她們，好像她們在玻璃後面。
我從來沒有聽人将“女權主義”這個詞用作譴責以外的含義。
在楊百翰大學，“你聽上去像個女權主義者”标志着争論的結束。
它也表明你輸了。
從咖啡館出來後我去了圖書館。
在上網查詢了五分鐘、去了幾趟書架後，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擺了一大堆書，都是我如今已經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貝蒂·弗裡丹、傑梅茵·格裡爾、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
每本書我隻翻了幾頁便合上了。
我從未在書本上見過“陰道”這個詞，也從未将它說出口。
我回去上網，然後又來到書架前，将“第二次浪潮”作家換成第一次浪潮作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我從下午一直讀到晚上，第一次為自己從童年起就感到的不安建立了一個詞彙表。
從最初知道哥哥理查德是男孩而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我就曾渴望将自己的未來與他的交換。
未來我要當母親；他要做父親。
兩者聽上去差不多，實則不然。
成為其中的一個就是成為一個決策者、主持者、家庭秩序的維護者；成為另一個則是成為被使喚的人之一。
我知道我的渴望是不正常的。
與我其他的自我認知一樣，這種認知源自那些我認識和我愛的人的聲音。
這麼多年來，那種聲音像耳語般一直伴随着我，刨根問底，擔憂焦慮。
那個聲音說，是我不對。
我的夢想堕落扭曲。
那個聲音有許多音色、許多音調。
有時它是父親的聲音，更多的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把書帶回房間，讀了整整一夜。
我喜歡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充滿激情的篇章，但當我讀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寫的一句話，我為之感動：“這是一個沒有終極答案的主題。
”穆勒思考的主題是女性的本質。
他聲稱，許多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被哄騙、勸誘、推搡和擠壓在一系列扭曲的概念中，以至于現在不可能再去界定女性的天賦和抱負。
血液沖進大腦，我感到一股腎上腺素的激增，感到一種可能性，一種邊界向外擴展之感。
就女性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