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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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結束後，我回到楊百翰大學。
校園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忘記劍橋，重新回到我在那裡的生活本來不難。
但斯坦伯格教授決心不讓我忘記。
他給我寄了一份申請，項目名稱為“蓋茨劍橋獎學金”[GatesCambridgeScholarship，劍橋大學最著名的針對留學生的獎學金，要求學生學術成績優異，富有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遴選标準非常之高。
]，他解釋說，這個獎學金有點像“羅德獎學金”[RhodesScholarship，世界上競争最激烈的獎學金之一，由英國政治家、商人塞西爾·羅德于1902年創設，旨在資助“卓越、勇敢、仁愛以及擁有領袖氣質”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學深造。
]，但申請的不是牛津大學，而是劍橋大學。
它将為我在劍橋學習提供全額資金，包括學費和食宿費。
在我看來這是滑稽之談，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夠資格，但他堅持認為不是這樣，所以我申請了。
沒過多久，我注意到另一個不同，另一個小小的轉變。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馬克在一起，他是學古代語言的。
和我以及楊百翰大學幾乎每個人一樣，馬克也是摩門教徒。
“你覺得人們應該學習教會曆史嗎？”他問。
“是的。
”我說。
“如果這讓他們不開心怎麼辦？”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釋。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後，就與自己的信仰作鬥争，”他說，“我母親就是這樣。
我認為她永遠都不會理解這一點。
” “我也從來沒有理解過。
”我說。
一陣緊張的沉默。
他在等着我說出我的台詞：我在為信仰祈禱。
的确，我已經為此祈禱過許多許多次了。
也許我們倆都在思考我們的曆史，也許隻是我一個人在思考。
我想起了約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個妻子。
楊百翰有五十五個妻子和五十六個孩子。
教會在一八九〇年結束了一夫多妻制，但從未放棄這一教義。
從小父親就教導我——主日學校也教導過——時機成熟時上帝會恢複一夫多妻制；來世我将成為某個男人的若幹妻子之一。
我丈夫有幾個妻子，将取決于他的義：他活得越尊貴，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從未平心靜氣地接受這一點。
作為一個女孩，我時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襲白色長裙，站在一片白霧中，對面是我的丈夫。
但是當鏡頭拉近，我們身後還站着十個女人，穿着同樣的白色衣裙。
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這一點根本無從保證；我可能是長長的妻子鍊中最不起眼的一個。
從我記事起，這個畫面就一直居于我對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們。
在這道算術題中，存在一種刺痛：在神聖的天國演算中，一個男人可以為無數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
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歲時。
在摩門教中，十二歲意味着你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變成了一個女人。
十二歲時，主日學校的課程也開始包括“純潔”和“貞節”之類的詞彙。
也是在這個年齡，作為教會任務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
我問母親該選擇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說：“安娜·瑪西亞。
”我大聲說出這個名字，它就像童話故事開頭一樣從我的舌尖飄過。
母親說我應該銘記安娜·瑪西亞，因為她留給我一份禮物：她的聲音。
“正是她的聲音把我們一家帶進了教堂，”母親說，“她聽到摩門教傳教士在挪威的街頭布道。
她祈禱，于是上帝用信仰賜福她，讓她知道約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
她把這告訴了她的父親，但他聽過摩門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許她受洗。
于是她為他唱歌。
她給他唱了一首摩門教贊美詩，名叫‘哦，我的父親’。
她唱完後，她的父親熱淚盈眶。
他說，任何擁有如此美妙音樂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傑作。
于是他們一起受洗。
” 安娜·瑪西亞使她的父母皈依後，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喚，來到美國，去見先知約瑟夫。
他們為這次旅行攢了兩年的錢，但最後隻夠帶一半家人出發。
安娜·瑪西亞留了下來。
旅途漫長而艱辛，他們抵達愛達荷州一處叫蟲溪的摩門教徒定居點時，安娜的母親病了，奄奄一息。
她希望臨死之前見女兒最後一面。
于是安娜的父親寫信給安娜，懇求她帶着所有積蓄來美國。
安娜已經墜入愛河，即将結婚，但她還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過海。
不等她抵達美國，她母親就去世了。
此時這家人一貧如洗，沒有錢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邊，她也就無法履行婚約。
安娜成了父親的經濟負擔，于是一位主教說服她嫁給一個富農，做他的第二個妻子。
他的第一個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懷孕後，她醋意大發。
安娜擔心第一個妻子會傷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親身邊，在那裡生了一對雙胞胎。
可是邊境冬季嚴寒，隻有一個嬰兒活了下來。
馬克還在等我回答。
最後他放棄了，咕哝着說了我該說的話，說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
校園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忘記劍橋，重新回到我在那裡的生活本來不難。
但斯坦伯格教授決心不讓我忘記。
他給我寄了一份申請，項目名稱為“蓋茨劍橋獎學金”[GatesCambridgeScholarship，劍橋大學最著名的針對留學生的獎學金，要求學生學術成績優異，富有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遴選标準非常之高。
]，他解釋說，這個獎學金有點像“羅德獎學金”[RhodesScholarship，世界上競争最激烈的獎學金之一，由英國政治家、商人塞西爾·羅德于1902年創設，旨在資助“卓越、勇敢、仁愛以及擁有領袖氣質”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學深造。
]，但申請的不是牛津大學，而是劍橋大學。
它将為我在劍橋學習提供全額資金，包括學費和食宿費。
在我看來這是滑稽之談，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夠資格，但他堅持認為不是這樣，所以我申請了。
沒過多久，我注意到另一個不同，另一個小小的轉變。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馬克在一起，他是學古代語言的。
和我以及楊百翰大學幾乎每個人一樣，馬克也是摩門教徒。
“你覺得人們應該學習教會曆史嗎？”他問。
“是的。
”我說。
“如果這讓他們不開心怎麼辦？”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釋。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後，就與自己的信仰作鬥争，”他說，“我母親就是這樣。
我認為她永遠都不會理解這一點。
” “我也從來沒有理解過。
”我說。
一陣緊張的沉默。
他在等着我說出我的台詞：我在為信仰祈禱。
的确，我已經為此祈禱過許多許多次了。
也許我們倆都在思考我們的曆史，也許隻是我一個人在思考。
我想起了約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個妻子。
楊百翰有五十五個妻子和五十六個孩子。
教會在一八九〇年結束了一夫多妻制，但從未放棄這一教義。
從小父親就教導我——主日學校也教導過——時機成熟時上帝會恢複一夫多妻制；來世我将成為某個男人的若幹妻子之一。
我丈夫有幾個妻子，将取決于他的義：他活得越尊貴，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從未平心靜氣地接受這一點。
作為一個女孩，我時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襲白色長裙，站在一片白霧中，對面是我的丈夫。
但是當鏡頭拉近，我們身後還站着十個女人，穿着同樣的白色衣裙。
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這一點根本無從保證；我可能是長長的妻子鍊中最不起眼的一個。
從我記事起，這個畫面就一直居于我對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們。
在這道算術題中，存在一種刺痛：在神聖的天國演算中，一個男人可以為無數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
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歲時。
在摩門教中，十二歲意味着你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變成了一個女人。
十二歲時，主日學校的課程也開始包括“純潔”和“貞節”之類的詞彙。
也是在這個年齡，作為教會任務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
我問母親該選擇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說：“安娜·瑪西亞。
”我大聲說出這個名字，它就像童話故事開頭一樣從我的舌尖飄過。
母親說我應該銘記安娜·瑪西亞，因為她留給我一份禮物：她的聲音。
“正是她的聲音把我們一家帶進了教堂，”母親說，“她聽到摩門教傳教士在挪威的街頭布道。
她祈禱，于是上帝用信仰賜福她，讓她知道約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
她把這告訴了她的父親，但他聽過摩門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許她受洗。
于是她為他唱歌。
她給他唱了一首摩門教贊美詩，名叫‘哦，我的父親’。
她唱完後，她的父親熱淚盈眶。
他說，任何擁有如此美妙音樂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傑作。
于是他們一起受洗。
” 安娜·瑪西亞使她的父母皈依後，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喚，來到美國，去見先知約瑟夫。
他們為這次旅行攢了兩年的錢，但最後隻夠帶一半家人出發。
安娜·瑪西亞留了下來。
旅途漫長而艱辛，他們抵達愛達荷州一處叫蟲溪的摩門教徒定居點時，安娜的母親病了，奄奄一息。
她希望臨死之前見女兒最後一面。
于是安娜的父親寫信給安娜，懇求她帶着所有積蓄來美國。
安娜已經墜入愛河，即将結婚，但她還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過海。
不等她抵達美國，她母親就去世了。
此時這家人一貧如洗，沒有錢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邊，她也就無法履行婚約。
安娜成了父親的經濟負擔，于是一位主教說服她嫁給一個富農，做他的第二個妻子。
他的第一個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懷孕後，她醋意大發。
安娜擔心第一個妻子會傷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親身邊，在那裡生了一對雙胞胎。
可是邊境冬季嚴寒，隻有一個嬰兒活了下來。
馬克還在等我回答。
最後他放棄了，咕哝着說了我該說的話，說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