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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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風。
它們沒有區别。
不同的是頭腦中怎麼想。
”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話。
“我隻是站着，”我說，“你們卻都降低身體，試圖彌補，因為高處讓你們害怕。
但蹲着走和側身走并不自然，這樣反而讓自己變得脆弱。
如果能控制住恐慌，這風就不值一提了。
” “這對你來說沒什麼。
”他說。
我想要一個學者的頭腦，但克裡博士似乎看穿我長了一個屋頂工人的頭腦。
别的學生屬于圖書館；我屬于起重機。
第一周在一連串的課程中稀裡糊塗地過去了。
第二周，每個學生都被指定一位導師來指導研究。
我得知，我的導師是著名的喬納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是大屠殺方面的知名學者。
幾天後，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會面。
我在傳達室等着，一個瘦削的男人出現，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鑰匙，打開嵌在石頭裡的一扇木門。
我跟着他爬上螺旋樓梯，來到鐘樓，裡面有一間光線明亮、陳設簡單的房間：隻有兩把椅子和一張木頭桌。
坐下來時，我能聽到耳後的血液在跳動。
斯坦伯格教授已經七十多歲了，但我不會将他描述為一位老人。
他動作輕盈，目光在房間内來回掃視，充滿探索的能量。
他的談吐清晰而流暢。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說，“你想看什麼書？” 我含糊地說想看一些史學方面的。
我已下定決心不研究曆史，而是研究曆史學家。
我想我的興趣來自學習了大屠殺和民權運動之後的無據可依之感——意識到個人對過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遠局限于别人所告訴他們的。
我知道誤解被糾正是什麼感覺——改變重大的誤解便是改變了世界。
現在，我需要了解那些偉大的曆史看門人是如何向自己的無知和偏見妥協的。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們所寫的東西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話語和修正過程的結果，也許我就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認同的曆史不是我被教導的曆史。
爸爸可能是錯的，偉大的曆史學家卡萊爾、麥考利和特裡維廉也可能是錯的，但從他們争論的灰燼中，我可以構建一個世界，生活在其中。
當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懷疑自己能否把這些都表達出來。
等我說完後，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然後說：“談一談你的教育背景吧。
你在哪兒上的學？” 房間内的空氣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愛達荷州長大。
”我說。
“所以你在那兒上的學嗎？” 回想起來，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訴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許是克裡博士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覺察到我在回避他的問題，這讓他感到好奇。
不管什麼原因，直到我承認了我從沒上過學，他才滿意。
“太不可思議了，”他微笑着說，“我好像走進了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是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的戲劇，描寫了一名教授訓練一名貧苦的賣花女，并最終成功讓她被上流社會認可。
後來好萊塢據此翻拍了電影《窈窕淑女》。
]。
” 兩個月來，我每周都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
他從不給我指定閱讀書目。
我隻讀自己想讀的内容，不管是一本書還是書中的一頁。
我在楊百翰大學的教授們沒有一個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樣檢查過我的寫作。
沒有逗号、句号、形容詞或副詞都會引起他的興趣。
語法和内容、形式和實質對他而言同等重要。
在他看來，一個寫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構思欠佳，但語法邏輯同樣需要修改。
“告訴我，”他會說，“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用逗号？你希望在這些短語之間建立什麼關系？”當我給出解釋，他有時會說“完全正确”，有時會對句法進行冗長的解釋來糾正我。
在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一個月後，我寫了一篇論文，将埃德蒙·伯克與普布利烏斯進行比較，後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傑伊撰寫《聯邦黨人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亞曆山大·漢密爾頓
它們沒有區别。
不同的是頭腦中怎麼想。
”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話。
“我隻是站着，”我說，“你們卻都降低身體，試圖彌補，因為高處讓你們害怕。
但蹲着走和側身走并不自然，這樣反而讓自己變得脆弱。
如果能控制住恐慌，這風就不值一提了。
” “這對你來說沒什麼。
”他說。
我想要一個學者的頭腦，但克裡博士似乎看穿我長了一個屋頂工人的頭腦。
别的學生屬于圖書館；我屬于起重機。
第一周在一連串的課程中稀裡糊塗地過去了。
第二周，每個學生都被指定一位導師來指導研究。
我得知，我的導師是著名的喬納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是大屠殺方面的知名學者。
幾天後，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會面。
我在傳達室等着，一個瘦削的男人出現，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鑰匙，打開嵌在石頭裡的一扇木門。
我跟着他爬上螺旋樓梯，來到鐘樓，裡面有一間光線明亮、陳設簡單的房間：隻有兩把椅子和一張木頭桌。
坐下來時，我能聽到耳後的血液在跳動。
斯坦伯格教授已經七十多歲了，但我不會将他描述為一位老人。
他動作輕盈，目光在房間内來回掃視，充滿探索的能量。
他的談吐清晰而流暢。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說，“你想看什麼書？” 我含糊地說想看一些史學方面的。
我已下定決心不研究曆史，而是研究曆史學家。
我想我的興趣來自學習了大屠殺和民權運動之後的無據可依之感——意識到個人對過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遠局限于别人所告訴他們的。
我知道誤解被糾正是什麼感覺——改變重大的誤解便是改變了世界。
現在，我需要了解那些偉大的曆史看門人是如何向自己的無知和偏見妥協的。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們所寫的東西不是絕對的，而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話語和修正過程的結果，也許我就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大多數人認同的曆史不是我被教導的曆史。
爸爸可能是錯的，偉大的曆史學家卡萊爾、麥考利和特裡維廉也可能是錯的，但從他們争論的灰燼中，我可以構建一個世界，生活在其中。
當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懷疑自己能否把這些都表達出來。
等我說完後，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會兒，然後說：“談一談你的教育背景吧。
你在哪兒上的學？” 房間内的空氣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愛達荷州長大。
”我說。
“所以你在那兒上的學嗎？” 回想起來，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訴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許是克裡博士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覺察到我在回避他的問題，這讓他感到好奇。
不管什麼原因，直到我承認了我從沒上過學，他才滿意。
“太不可思議了，”他微笑着說，“我好像走進了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是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的戲劇，描寫了一名教授訓練一名貧苦的賣花女，并最終成功讓她被上流社會認可。
後來好萊塢據此翻拍了電影《窈窕淑女》。
]。
” 兩個月來，我每周都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
他從不給我指定閱讀書目。
我隻讀自己想讀的内容，不管是一本書還是書中的一頁。
我在楊百翰大學的教授們沒有一個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樣檢查過我的寫作。
沒有逗号、句号、形容詞或副詞都會引起他的興趣。
語法和内容、形式和實質對他而言同等重要。
在他看來，一個寫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構思欠佳，但語法邏輯同樣需要修改。
“告訴我，”他會說，“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用逗号？你希望在這些短語之間建立什麼關系？”當我給出解釋，他有時會說“完全正确”，有時會對句法進行冗長的解釋來糾正我。
在與斯坦伯格教授會面一個月後，我寫了一篇論文，将埃德蒙·伯克與普布利烏斯進行比較，後者是詹姆斯·麥迪遜、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和約翰·傑伊撰寫《聯邦黨人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亞曆山大·漢密爾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