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愛達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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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
我挂上電話，穿過走廊，正後悔沒問托尼借錢去拉斯維加斯，這時一個粗啞的聲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來一下。
” 肖恩的卧室很髒。
髒衣服散落在地闆上，我能看見一把手槍的槍托從一堆髒T恤下露出來。
書架被一箱箱彈藥和一堆堆路易·拉穆爾[LouisL'Amour（1908－1988），美國西部小說家。
]的平裝小說塞得滿滿的。
肖恩蜷腿坐在床上，雙肩聳起。
他似乎保持那個姿勢有一段時間了，凝視着肮髒的環境。
他歎了一口氣，站起身，擡起右臂朝我走過來。
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一步，但他隻是把手伸進口袋。
他拿出錢包，打開，從裡面取出一張嶄新的一百美元鈔票。
“聖誕快樂，”他說，“你不會像我一樣浪費這些錢的。
”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
我應該留在學校。
我開車返回楊百翰大學，付了房租。
然後，因為我知道二月份還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潔工作，每周三天向北開車二十分鐘，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潔。
我和主教仍在每個星期日見面。
羅賓告訴他這學期我沒買課本。
“這太荒唐了，”他說，“申請助學金！你很窮！助學金就是為這個存在的！” 我的反對超越了理性，是發自肺腑的。
“我賺的錢很多，”主教說，“交了很多稅。
把它當成我的錢好了。
”他已經把申請表打印好了，交給了我。
“考慮考慮。
你要學會接受幫助，哪怕是來自政府的幫助。
” 我拿了表格。
羅賓替我把它們填好。
我拒絕上交。
“先把書面材料準備好，”她說，“再看看感覺如何。
” 我還需要父母的納稅申報單。
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報稅，但即便他們報稅，爸爸要是知道我為什麼要它們，他也不會給我的。
我編了十幾個假理由解釋為什麼我需要它們，但沒有一個可信。
我猜想申報單被收在廚房的灰色大文件櫃裡。
然後我決定将它們偷出來。
午夜前我出發去了愛達荷州，希望能在淩晨三點左右到達，那時家裡會一片寂靜。
到達山頂時，我悄悄把車開上車道，每當輪胎下的碎石發出一絲響動，我就畏縮。
我輕輕地推開車門，蹑手蹑腳地穿過草地，從後門溜了進去，無聲無息地穿過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櫃。
我剛走了幾步，就聽到熟悉的咔嗒一聲。
“别開槍！”我喊道，“是我！” “誰？” 我打開電燈開關，看見肖恩坐在房間另一頭，拿手槍指着我。
他放下手槍。
“我以為你是……别人。
” “顯然。
”我說。
我們尴尬地站了一會兒，然後我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廢料場後，我向母親編了一個理由說楊百翰大學需要她的納稅申報單。
她知道我在撒謊——我能看出這一點，是因為爸爸意外回到家問她為什麼複印申報單時，她回答說是為了備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複印件回到楊百翰大學。
離開前肖恩沒和我說一句話。
他沒問我為什麼在淩晨三點偷偷溜進自己家，我也沒問他半夜三更坐在那裡拿着子彈上膛的手槍，是在等誰。
表格在我的書桌上放了整整一個星期，最後羅賓陪我一起去了郵局，親眼看着我把它們交給工作人員。
等待的時間并不長，一星期，也許是兩星期。
回信寄到時，我正在德雷珀打掃房子，所以羅賓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張紙條，說我現在是個正常人了。
我撕開信封，一張支票落到了床上。
四千美元。
我感到了貪婪，接着為我的貪婪而害怕。
上面有一個聯系電話，我撥打了号碼。
“我有一個疑問，”我對接電話的女人說，“這是張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隻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 電話那頭默不作聲。
“喂？喂？” “我直說了吧，”女人說，“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錢太多了？你想讓我做什麼？”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張支票給我嗎？我隻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夠了。
做根管治療用。
” “聽着，親愛的，”她說，“你拿到這麼多，那是因為你有資格。
要不要兌現，你自己決定。
” 我做了根管治療，買了課本，付了房租，還剩下不少錢。
主教說我該犒勞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說不行，我必須把錢存起來。
他告訴我，這些錢我可以花。
“記住，”他說，“你明年可以申請同樣金額的助學金。
”于是我買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為那筆錢是被用來控制我的，但它卻讓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平生第一次，當我說再也不會為父親工作時，我相信了。
現在回想起來，偷報稅單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為了離家回到巴克峰。
那天晚上，我以一個入侵者的身份進入了父親的家。
這是一種心理語言的轉變，是我對家鄉的放棄。
我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點。
别的學生問我來自哪裡時，我答道：“我來自愛達荷州。
”盡管多年來我曾多次重複這句話，但說出它從未讓我感到坦然自在。
當你是一個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長的時候，沒有必要說出你來自那裡。
我從未說過“我來自愛達荷州”，直到我離開了那裡。
我挂上電話，穿過走廊，正後悔沒問托尼借錢去拉斯維加斯，這時一個粗啞的聲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來一下。
” 肖恩的卧室很髒。
髒衣服散落在地闆上，我能看見一把手槍的槍托從一堆髒T恤下露出來。
書架被一箱箱彈藥和一堆堆路易·拉穆爾[LouisL'Amour（1908－1988），美國西部小說家。
]的平裝小說塞得滿滿的。
肖恩蜷腿坐在床上，雙肩聳起。
他似乎保持那個姿勢有一段時間了，凝視着肮髒的環境。
他歎了一口氣，站起身，擡起右臂朝我走過來。
我不由自主地後退一步，但他隻是把手伸進口袋。
他拿出錢包，打開，從裡面取出一張嶄新的一百美元鈔票。
“聖誕快樂，”他說，“你不會像我一樣浪費這些錢的。
”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
我應該留在學校。
我開車返回楊百翰大學，付了房租。
然後，因為我知道二月份還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潔工作，每周三天向北開車二十分鐘，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潔。
我和主教仍在每個星期日見面。
羅賓告訴他這學期我沒買課本。
“這太荒唐了，”他說，“申請助學金！你很窮！助學金就是為這個存在的！” 我的反對超越了理性，是發自肺腑的。
“我賺的錢很多，”主教說，“交了很多稅。
把它當成我的錢好了。
”他已經把申請表打印好了，交給了我。
“考慮考慮。
你要學會接受幫助，哪怕是來自政府的幫助。
” 我拿了表格。
羅賓替我把它們填好。
我拒絕上交。
“先把書面材料準備好，”她說，“再看看感覺如何。
” 我還需要父母的納稅申報單。
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報稅，但即便他們報稅，爸爸要是知道我為什麼要它們，他也不會給我的。
我編了十幾個假理由解釋為什麼我需要它們，但沒有一個可信。
我猜想申報單被收在廚房的灰色大文件櫃裡。
然後我決定将它們偷出來。
午夜前我出發去了愛達荷州，希望能在淩晨三點左右到達，那時家裡會一片寂靜。
到達山頂時，我悄悄把車開上車道，每當輪胎下的碎石發出一絲響動，我就畏縮。
我輕輕地推開車門，蹑手蹑腳地穿過草地，從後門溜了進去，無聲無息地穿過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櫃。
我剛走了幾步，就聽到熟悉的咔嗒一聲。
“别開槍！”我喊道，“是我！” “誰？” 我打開電燈開關，看見肖恩坐在房間另一頭，拿手槍指着我。
他放下手槍。
“我以為你是……别人。
” “顯然。
”我說。
我們尴尬地站了一會兒，然後我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廢料場後，我向母親編了一個理由說楊百翰大學需要她的納稅申報單。
她知道我在撒謊——我能看出這一點，是因為爸爸意外回到家問她為什麼複印申報單時，她回答說是為了備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複印件回到楊百翰大學。
離開前肖恩沒和我說一句話。
他沒問我為什麼在淩晨三點偷偷溜進自己家，我也沒問他半夜三更坐在那裡拿着子彈上膛的手槍，是在等誰。
表格在我的書桌上放了整整一個星期，最後羅賓陪我一起去了郵局，親眼看着我把它們交給工作人員。
等待的時間并不長，一星期，也許是兩星期。
回信寄到時，我正在德雷珀打掃房子，所以羅賓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張紙條，說我現在是個正常人了。
我撕開信封，一張支票落到了床上。
四千美元。
我感到了貪婪，接着為我的貪婪而害怕。
上面有一個聯系電話，我撥打了号碼。
“我有一個疑問，”我對接電話的女人說，“這是張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隻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 電話那頭默不作聲。
“喂？喂？” “我直說了吧，”女人說，“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錢太多了？你想讓我做什麼？”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張支票給我嗎？我隻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夠了。
做根管治療用。
” “聽着，親愛的，”她說，“你拿到這麼多，那是因為你有資格。
要不要兌現，你自己決定。
” 我做了根管治療，買了課本，付了房租，還剩下不少錢。
主教說我該犒勞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說不行，我必須把錢存起來。
他告訴我，這些錢我可以花。
“記住，”他說，“你明年可以申請同樣金額的助學金。
”于是我買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為那筆錢是被用來控制我的，但它卻讓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平生第一次，當我說再也不會為父親工作時，我相信了。
現在回想起來，偷報稅單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為了離家回到巴克峰。
那天晚上，我以一個入侵者的身份進入了父親的家。
這是一種心理語言的轉變，是我對家鄉的放棄。
我自己的話證實了這一點。
别的學生問我來自哪裡時，我答道：“我來自愛達荷州。
”盡管多年來我曾多次重複這句話，但說出它從未讓我感到坦然自在。
當你是一個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長的時候，沒有必要說出你來自那裡。
我從未說過“我來自愛達荷州”，直到我離開了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