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愛達荷州
關燈
小
中
大
道。
也許我将不得不離開學校。
也好。
猶他州有很多雜貨店。
我可以給雜物打包，總有一天會成為經理。
秋季學期才過了兩周，我就從這種聽天由命的狀态中驚醒過來。
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劇痛疼醒。
我從未體驗過如此劇烈的疼痛，如過電一般。
隻要能擺脫疼痛，我甯願把下巴從嘴上撕下來。
我跌跌撞撞地來到一面鏡子前。
疼痛源自一顆多年前碎裂的牙齒，現在它再次斷裂，而且斷面很深。
我去看了牙醫，牙醫說這顆牙已經腐爛多年，修補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
哪怕我隻支付一半，剩下的錢也不夠我繼續學業。
我給家裡打電話。
母親同意借給我錢，但爸爸提出附加條款：明年暑假必須為他工作。
我想都沒想便說這輩子再也不會和廢料場有半點瓜葛，說完就挂斷了電話。
我努力忽略疼痛，專心上課，但那感覺就像有一頭狼在咬我的下巴，我還被迫坐在課堂上。
在查爾斯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服用過布洛芬，但現在我開始像吃薄荷糖一樣吞下它們。
可它們隻起了一點作用。
疼痛來自神經，而且疼得太厲害了。
自從開始疼痛，我就沒有睡過覺；因為咀嚼太疼，我也開始不吃東西。
這個時候，羅賓把此事告訴了主教。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辦公室。
他從桌子那邊平靜地看着我說：“你的牙齒，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呢？”我試圖放松臉上的表情。
“你總不能這樣硬挺着過完這個學年吧，”他說，“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非常簡單。
你父親掙多少錢？” “不多，”我說，“自從去年他全部的設備被哥哥們弄壞，他就欠了一屁股債。
” “太好了，”他說，“我這裡有申請助學金的書面材料。
我相信你符合條件，最好的一點是，你不需要償還。
” 我聽說過政府助學金。
爸爸說過，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給光明會。
“他們就是這樣拉攏你的，”他說，“免費給你資助，接下來你就成了他們的人了。
” 這些話在我腦子裡回響。
我曾聽其他學生談論過助學金，我對他們敬而遠之。
我甯願離開學校，也不願被别人收買。
“我不相信政府助學金。
”我說。
“為什麼不？” 我把父親的話告訴了他。
他歎了口氣，朝天看去。
“修這顆牙要花多少錢？” “一千四百美元，”我說，“我會弄到錢的。
” “這筆錢教會可以付，”他平靜地說，“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資金。
” “那是神聖的錢。
” 主教無奈地攤開雙手。
我們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本支票簿。
我看了看題頭，是他的個人賬戶。
他給我開了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會允許你因為這件事離開學校。
”他說。
支票就在我手裡。
我如此動心，下巴疼得如此厲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過了十秒才把它還了回去。
我在校園冰激淩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漢堡和舀冰激淩。
在兩次發薪日之間，我靠忽視逾期未付的賬單和向羅賓借錢度日，所以每月兩次，當我的賬戶進賬幾百美元，幾個小時内就花光了。
九月底我滿十九歲時身無分文。
我已經放棄了修補那顆牙齒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一千四百美元。
此外，疼痛也減輕了：要麼是牙神經壞死了，要麼是我的大腦已經适應了疼痛的沖擊。
不過，我還有其他賬單要付，于是我決定賣掉我唯一值錢的東西——我的馬，巴德。
我打電話給肖恩，問馬能賣多少錢。
肖恩說雜種馬不值錢，但是我可以像爺爺那樣，把它當成狗糧馬去拍賣。
我想象巴德被放進絞肉機的情景，然後說：“先去找個買主吧。
”幾個星期後，肖恩寄給我一張幾百美元的支票。
我打電話給肖恩，問他把巴德賣給了誰，他含糊不清地說賣給了一個從圖埃勒過來的家夥。
那個學期我對學習失去了好奇心。
好奇心是一種奢侈品，隻有經濟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權享有。
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問題占據，比如銀行賬戶的确切餘額，欠了誰多少錢，我房間裡有什麼東西能賣上一二十美元。
我提交作業，複習備考，但我做這些不是因為對課程真感興趣，而是出于恐懼——平均成績稍有下滑，我便會失去獎學金。
十二月，在最後一次發工資後，我的賬戶僅剩六十美元。
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
我迫切需要錢。
我聽說商場附近有一家診所，賣血能拿到錢。
診所聽上去像是醫療機構的一部分，但我找了個理由，隻要他們是把東西抽出來而不是注射進去，就沒關系。
護士花了二十分鐘紮我的靜脈，然後說靜脈太細了。
我用最後的三十美元買了一箱汽油，開車回家過聖誕節。
聖誕節早上，爸爸送給我一支步槍——我沒把它從箱子裡拿出來，不知道它是哪種步槍。
我問肖恩是否願意從我手裡買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來，說替我保管。
那就這樣吧。
沒剩什麼可賣的東西，沒有兒時的朋友，也沒有聖誕禮物。
該退學找份工作了。
我隻能接受現實。
我的哥哥托尼是長途貨車司機，住在拉斯維加斯，于是聖誕節那天我打電話給他。
他說我可以去他那裡住幾個月，在街對面的漢堡店
也許我将不得不離開學校。
也好。
猶他州有很多雜貨店。
我可以給雜物打包，總有一天會成為經理。
秋季學期才過了兩周，我就從這種聽天由命的狀态中驚醒過來。
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劇痛疼醒。
我從未體驗過如此劇烈的疼痛，如過電一般。
隻要能擺脫疼痛，我甯願把下巴從嘴上撕下來。
我跌跌撞撞地來到一面鏡子前。
疼痛源自一顆多年前碎裂的牙齒，現在它再次斷裂，而且斷面很深。
我去看了牙醫，牙醫說這顆牙已經腐爛多年，修補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
哪怕我隻支付一半，剩下的錢也不夠我繼續學業。
我給家裡打電話。
母親同意借給我錢，但爸爸提出附加條款：明年暑假必須為他工作。
我想都沒想便說這輩子再也不會和廢料場有半點瓜葛，說完就挂斷了電話。
我努力忽略疼痛，專心上課，但那感覺就像有一頭狼在咬我的下巴，我還被迫坐在課堂上。
在查爾斯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服用過布洛芬，但現在我開始像吃薄荷糖一樣吞下它們。
可它們隻起了一點作用。
疼痛來自神經，而且疼得太厲害了。
自從開始疼痛，我就沒有睡過覺；因為咀嚼太疼，我也開始不吃東西。
這個時候，羅賓把此事告訴了主教。
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辦公室。
他從桌子那邊平靜地看着我說：“你的牙齒，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呢？”我試圖放松臉上的表情。
“你總不能這樣硬挺着過完這個學年吧，”他說，“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
事實上，非常簡單。
你父親掙多少錢？” “不多，”我說，“自從去年他全部的設備被哥哥們弄壞，他就欠了一屁股債。
” “太好了，”他說，“我這裡有申請助學金的書面材料。
我相信你符合條件，最好的一點是，你不需要償還。
” 我聽說過政府助學金。
爸爸說過，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給光明會。
“他們就是這樣拉攏你的，”他說，“免費給你資助，接下來你就成了他們的人了。
” 這些話在我腦子裡回響。
我曾聽其他學生談論過助學金，我對他們敬而遠之。
我甯願離開學校，也不願被别人收買。
“我不相信政府助學金。
”我說。
“為什麼不？” 我把父親的話告訴了他。
他歎了口氣，朝天看去。
“修這顆牙要花多少錢？” “一千四百美元，”我說，“我會弄到錢的。
” “這筆錢教會可以付，”他平靜地說，“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資金。
” “那是神聖的錢。
” 主教無奈地攤開雙手。
我們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開書桌抽屜，取出一本支票簿。
我看了看題頭，是他的個人賬戶。
他給我開了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會允許你因為這件事離開學校。
”他說。
支票就在我手裡。
我如此動心，下巴疼得如此厲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過了十秒才把它還了回去。
我在校園冰激淩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漢堡和舀冰激淩。
在兩次發薪日之間，我靠忽視逾期未付的賬單和向羅賓借錢度日，所以每月兩次，當我的賬戶進賬幾百美元，幾個小時内就花光了。
九月底我滿十九歲時身無分文。
我已經放棄了修補那顆牙齒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一千四百美元。
此外，疼痛也減輕了：要麼是牙神經壞死了，要麼是我的大腦已經适應了疼痛的沖擊。
不過，我還有其他賬單要付，于是我決定賣掉我唯一值錢的東西——我的馬，巴德。
我打電話給肖恩，問馬能賣多少錢。
肖恩說雜種馬不值錢，但是我可以像爺爺那樣，把它當成狗糧馬去拍賣。
我想象巴德被放進絞肉機的情景，然後說：“先去找個買主吧。
”幾個星期後，肖恩寄給我一張幾百美元的支票。
我打電話給肖恩，問他把巴德賣給了誰，他含糊不清地說賣給了一個從圖埃勒過來的家夥。
那個學期我對學習失去了好奇心。
好奇心是一種奢侈品，隻有經濟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權享有。
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問題占據，比如銀行賬戶的确切餘額，欠了誰多少錢，我房間裡有什麼東西能賣上一二十美元。
我提交作業，複習備考，但我做這些不是因為對課程真感興趣，而是出于恐懼——平均成績稍有下滑，我便會失去獎學金。
十二月，在最後一次發工資後，我的賬戶僅剩六十美元。
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
我迫切需要錢。
我聽說商場附近有一家診所，賣血能拿到錢。
診所聽上去像是醫療機構的一部分，但我找了個理由，隻要他們是把東西抽出來而不是注射進去，就沒關系。
護士花了二十分鐘紮我的靜脈，然後說靜脈太細了。
我用最後的三十美元買了一箱汽油，開車回家過聖誕節。
聖誕節早上，爸爸送給我一支步槍——我沒把它從箱子裡拿出來，不知道它是哪種步槍。
我問肖恩是否願意從我手裡買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來，說替我保管。
那就這樣吧。
沒剩什麼可賣的東西，沒有兒時的朋友，也沒有聖誕禮物。
該退學找份工作了。
我隻能接受現實。
我的哥哥托尼是長途貨車司機，住在拉斯維加斯，于是聖誕節那天我打電話給他。
他說我可以去他那裡住幾個月，在街對面的漢堡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