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愛達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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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後的星期天，教堂裡有一個男生邀請我吃飯，我拒絕了。
幾天後，又有個男生邀請我吃飯，也被我拒絕了。
我不會同意的。
我不想讓任何一個男人接近我。
主教聽說他的教會裡有個女教徒反對婚姻。
主日禮拜結束後，他的助手找到我，說主教在辦公室找我有事。
與主教握手時，我的手腕還在疼。
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圓臉，黑發，留着整齊的分頭。
他的聲音像緞子一般柔和。
他似乎還沒跟我交談就了解了我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的确如此，羅賓告訴過他很多關于我的事）。
他說，我應該去大學心理咨詢中心進行咨詢，以便将來有一天我能與一個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說話時，我像磚頭一樣坐着，一言不發。
他問起我的家人。
我沒有回答。
我已經背叛了他們，沒有像我本該做的那樣去愛他們，至少我還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
”主教說着站起身來。
會面結束了。
他讓我下個星期天再來。
我答應了，但我知道我不會再來。
我拖着沉重的身體走回公寓。
我一生都在被教導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絕婚姻是一種罪過。
我在違抗上帝，但我并不想這樣。
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擁有這一切，我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擁有。
我不具備這個能力。
隻要跟異性接近，我就鄙視自己。
我總是嘲笑“妓女”這個詞。
這個聽上去像喉音的詞，對我來說過時了。
盡管肖恩使用這個詞時我會暗自嘲笑，但我還是慢慢将自己與它畫上了等号。
這個詞的古老更加強了其聯想意味，我通常隻在與自己有關的場合才聽到它。
十五歲時，我開始塗睫毛膏和唇彩後，肖恩告訴爸爸，說他在城裡聽到了關于我的傳言，說我名聲不好。
爸爸立刻以為我懷孕了。
他對着母親咆哮，說他不該放任我去城裡演戲看戲。
母親說應該相信我，我是個正派女孩。
肖恩說，青春期的女孩沒有一個值得信賴，根據他的經驗，有時那些看似虔誠的女孩最為糟糕。
我坐在床上，雙膝貼在胸前，聽着他們的喊叫。
我懷孕了嗎？我不确定。
我仔細回憶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動，每一個眼神，每一次觸碰。
我走到鏡子前，撩起襯衫，然後用手指撫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檢查，心想，也許吧。
我從沒吻過一個男孩。
我親眼見過嬰兒出生，卻對如何受孕一無所知。
爸爸和哥哥在一邊大喊大叫時，無知讓我保持了沉默：我無法為自己辯解，因為我壓根兒不理解那種指責。
幾天後，當證實自己并沒有懷孕，我便對“妓女”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這個詞更關乎實質，而非行為。
與其說我做錯了什麼，不如說我以錯誤的方式存在。
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潔的東西。
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奇怪，你怎麼會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強大力量施加于所愛的人。
但肖恩對我施加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定義了我，沒有什麼力量比這更強大的了。
二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辦公室外。
我不知道是什麼将我帶到了那裡。
主教平靜地坐在桌子後面。
他問能為我做些什麼，我說不知道。
我想要的沒人能給，因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幫你，”他說，“但你得把心事告訴我。
”他的聲音很溫柔，那種溫柔很殘酷。
我甯願他大喊大叫。
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會生氣，一生氣，我就感覺自己很強大。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覺不到強大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後說了整整一個小時。
我和主教每個星期天都見面，一直持續到春天。
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權威家長，但我一進門，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長的威嚴。
我說着，他聽着，将我身上的恥辱感一點點消除，就像醫生把感染的傷口一點點治好。
學期結束時，我告訴他我要回家過暑假。
我的錢花完了，交不起房租。
我将這件事告訴他時，他看上去很疲倦。
他說：“别回家，塔拉。
教會将替你付房租。
” 我已經下定決心，不想花教會的錢。
主教讓我承諾一件事：再也不要為父親工作了。
在愛達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
爸爸嘲笑我，說我掙的錢永遠不夠交學費。
他說得沒錯，但是主教說過上帝自有辦法，而我對此深信不疑。
整個夏天，我都在整理貨架，将年邁的女顧客送回她們的車上。
我躲着肖恩。
這并不難，因為他交了一個新女友埃米莉，據說兩人要結婚了。
肖恩二十八歲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學生，性情溫順。
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賽迪玩過的那套把戲，來測試自己的控制能力。
她從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門，她就渾身發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馬上道歉。
他們的婚姻會充滿操縱和暴力，對此我毫無疑問——盡管這些話不是我說的，是主教說的，而我還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義。
暑假結束後，我帶着僅有的兩千美元回到楊百翰大學。
回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賬單太多了，真的無法想象我該如何支付。
但是上帝會為我提供成長的考驗或成功的途徑。
這則日記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體會到一點點宿命論的味
幾天後，又有個男生邀請我吃飯，也被我拒絕了。
我不會同意的。
我不想讓任何一個男人接近我。
主教聽說他的教會裡有個女教徒反對婚姻。
主日禮拜結束後，他的助手找到我，說主教在辦公室找我有事。
與主教握手時，我的手腕還在疼。
他是一個中年男子，圓臉，黑發，留着整齊的分頭。
他的聲音像緞子一般柔和。
他似乎還沒跟我交談就了解了我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的确如此，羅賓告訴過他很多關于我的事）。
他說，我應該去大學心理咨詢中心進行咨詢，以便将來有一天我能與一個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說話時，我像磚頭一樣坐着，一言不發。
他問起我的家人。
我沒有回答。
我已經背叛了他們，沒有像我本該做的那樣去愛他們，至少我還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
”主教說着站起身來。
會面結束了。
他讓我下個星期天再來。
我答應了，但我知道我不會再來。
我拖着沉重的身體走回公寓。
我一生都在被教導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絕婚姻是一種罪過。
我在違抗上帝，但我并不想這樣。
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擁有這一切，我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擁有。
我不具備這個能力。
隻要跟異性接近，我就鄙視自己。
我總是嘲笑“妓女”這個詞。
這個聽上去像喉音的詞，對我來說過時了。
盡管肖恩使用這個詞時我會暗自嘲笑，但我還是慢慢将自己與它畫上了等号。
這個詞的古老更加強了其聯想意味，我通常隻在與自己有關的場合才聽到它。
十五歲時，我開始塗睫毛膏和唇彩後，肖恩告訴爸爸，說他在城裡聽到了關于我的傳言，說我名聲不好。
爸爸立刻以為我懷孕了。
他對着母親咆哮，說他不該放任我去城裡演戲看戲。
母親說應該相信我，我是個正派女孩。
肖恩說，青春期的女孩沒有一個值得信賴，根據他的經驗，有時那些看似虔誠的女孩最為糟糕。
我坐在床上，雙膝貼在胸前，聽着他們的喊叫。
我懷孕了嗎？我不确定。
我仔細回憶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動，每一個眼神，每一次觸碰。
我走到鏡子前，撩起襯衫，然後用手指撫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檢查，心想，也許吧。
我從沒吻過一個男孩。
我親眼見過嬰兒出生，卻對如何受孕一無所知。
爸爸和哥哥在一邊大喊大叫時，無知讓我保持了沉默：我無法為自己辯解，因為我壓根兒不理解那種指責。
幾天後，當證實自己并沒有懷孕，我便對“妓女”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這個詞更關乎實質，而非行為。
與其說我做錯了什麼，不如說我以錯誤的方式存在。
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潔的東西。
我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很奇怪，你怎麼會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強大力量施加于所愛的人。
但肖恩對我施加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定義了我，沒有什麼力量比這更強大的了。
二月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辦公室外。
我不知道是什麼将我帶到了那裡。
主教平靜地坐在桌子後面。
他問能為我做些什麼，我說不知道。
我想要的沒人能給，因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幫你，”他說，“但你得把心事告訴我。
”他的聲音很溫柔，那種溫柔很殘酷。
我甯願他大喊大叫。
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會生氣，一生氣，我就感覺自己很強大。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覺不到強大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後說了整整一個小時。
我和主教每個星期天都見面，一直持續到春天。
對我來說，他是一位權威家長，但我一進門，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長的威嚴。
我說着，他聽着，将我身上的恥辱感一點點消除，就像醫生把感染的傷口一點點治好。
學期結束時，我告訴他我要回家過暑假。
我的錢花完了，交不起房租。
我将這件事告訴他時，他看上去很疲倦。
他說：“别回家，塔拉。
教會将替你付房租。
” 我已經下定決心，不想花教會的錢。
主教讓我承諾一件事：再也不要為父親工作了。
在愛達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
爸爸嘲笑我，說我掙的錢永遠不夠交學費。
他說得沒錯，但是主教說過上帝自有辦法，而我對此深信不疑。
整個夏天，我都在整理貨架，将年邁的女顧客送回她們的車上。
我躲着肖恩。
這并不難，因為他交了一個新女友埃米莉，據說兩人要結婚了。
肖恩二十八歲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學生，性情溫順。
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賽迪玩過的那套把戲，來測試自己的控制能力。
她從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門，她就渾身發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馬上道歉。
他們的婚姻會充滿操縱和暴力，對此我毫無疑問——盡管這些話不是我說的，是主教說的，而我還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義。
暑假結束後，我帶着僅有的兩千美元回到楊百翰大學。
回來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賬單太多了，真的無法想象我該如何支付。
但是上帝會為我提供成長的考驗或成功的途徑。
這則日記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體會到一點點宿命論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