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的吟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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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一旦山從後視鏡上消失，我們的夜晚就正式開始。
我們共同探索的世界裡有加油站和電影院；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汽車，像小飾品一樣點綴着路面，車上滿載着歡笑着、按着喇叭的人，他們總是向我們揮手，因為這座小鎮上大家都認識查爾斯。
那裡有灰白色揚塵的土路，有炖牛肉一般顔色的運河，還有一望無際的閃光的金色麥田。
但那裡沒有巴克峰。
白天的生活隻有巴克峰和布萊克富特的工地。
我和肖恩一個星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制作檩條，來建成倉庫屋頂。
我們用一台移動房屋大小的機器将它們壓成Z形，然後把鋼絲刷附在磨床上磨掉上面的鏽，這樣就可以上漆了。
油漆一幹，我們便将它們堆放在車間旁，但不過一兩天，山頂吹來的風就讓它們蒙上一層黑灰，灰和鐵上的油混在一起，變成了污垢。
肖恩說在安裝前必須先把它們清洗幹淨，所以我拿來一塊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熱，我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
我的發箍斷了，我沒有多餘的。
風從山上刮過來，将幾縷頭發吹進眼睛，我便伸手拂過臉上的頭發。
我的雙手漆黑，沾滿油漬，每次擺弄頭發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檩條洗幹淨後，我呼喚肖恩。
他舉着焊接護罩，從一根工字梁現身。
一看到我，他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
“我們的黑鬼回來了！”他說。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縱大剪刀。
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臉上的汗，等到我們歇工吃晚飯時，我的鼻子和臉頰全黑了。
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
我很驚訝，但并不感到陌生。
我聽爸爸用過這個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知道它的意思。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義。
我隻在教堂見過一個黑人，是個小女孩，某戶人家的養女。
爸爸顯然不是在說她。
整個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夾鉗給我拿來！”或是：“該吃午飯了，黑鬼！”這個稱呼從未讓我有過片刻的躊躇不安。
接着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進入一所大學，在那裡我漫步走進一間禮堂，聽了一場關于美國曆史的講座，它讓我睜大雙眼，思緒萬千。
講課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爾博士，他聲音洪亮，引人深思。
我對奴隸制略知一二；我聽爸爸談起過，也在爸爸最喜歡的關于美國建國的書中讀到過。
我讀到過，殖民時期的奴隸比他們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為主人還要負擔照顧他們的費用。
我當時覺得頗有道理。
金伯爾博士講授奴隸制那天，他頭頂的屏幕上是一幅關于奴隸市場的炭筆素描。
屏幕很大，就像電影院的屏幕一樣，占據了整個房間。
畫上是一片混亂的場面。
女人們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鎖鍊鎖着，被男人們團團圍住。
投影機咔嗒一聲，切換到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模糊不清。
褪色和過度曝光，讓這張照片很有象征性。
照片上，一個人面對鏡頭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圖般縱橫交錯的凸起的傷疤。
遭受的淩辱讓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來的幾周，我見到了更多的照片。
幾年前我扮演安妮時就聽說過經濟大蕭條，但幻燈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長外套、排着長隊站在施粥所前的人們還是讓我感到新鮮。
金伯爾博士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屏幕上出現了一排排戰鬥機，散布在被炸毀的城市的殘骸上。
還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羅斯福、希特勒、斯大林。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随着投影儀的燈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進禮堂時，屏幕上出現了許多新面孔，他們都是黑人。
自從那次關于奴隸制的講座後，屏幕上就再沒出現過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記得有過。
我已經忘記了他們，這些美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
我從沒試着想象奴隸制的終結：毫無疑問，正義的呼聲廣為人知，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金伯爾博士開始講授民權運動時，我就是這樣的心态。
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年份：一九六三。
我想肯定是弄錯了。
我記得《奴隸解放宣言》[時任美國總統林肯于1862年9月頒布《奴隸解放宣言》，規定從1863年1月1日起美國各州奴隸應被視為自由人。
]是一八六三年頒布的。
我無法解釋這一百年間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輸入錯誤。
我把日期抄在筆記上，加了一個問号，但随着屏幕上閃現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個世紀變得清晰起來。
它們雖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題是現代的——栩栩如生，意義明确。
它們不是來自另一個
我們共同探索的世界裡有加油站和電影院；高速公路上到處都是汽車，像小飾品一樣點綴着路面，車上滿載着歡笑着、按着喇叭的人，他們總是向我們揮手，因為這座小鎮上大家都認識查爾斯。
那裡有灰白色揚塵的土路，有炖牛肉一般顔色的運河，還有一望無際的閃光的金色麥田。
但那裡沒有巴克峰。
白天的生活隻有巴克峰和布萊克富特的工地。
我和肖恩一個星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制作檩條，來建成倉庫屋頂。
我們用一台移動房屋大小的機器将它們壓成Z形，然後把鋼絲刷附在磨床上磨掉上面的鏽，這樣就可以上漆了。
油漆一幹，我們便将它們堆放在車間旁，但不過一兩天，山頂吹來的風就讓它們蒙上一層黑灰，灰和鐵上的油混在一起，變成了污垢。
肖恩說在安裝前必須先把它們清洗幹淨，所以我拿來一塊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熱，我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珠。
我的發箍斷了，我沒有多餘的。
風從山上刮過來，将幾縷頭發吹進眼睛，我便伸手拂過臉上的頭發。
我的雙手漆黑，沾滿油漬，每次擺弄頭發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檩條洗幹淨後，我呼喚肖恩。
他舉着焊接護罩，從一根工字梁現身。
一看到我，他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
“我們的黑鬼回來了！”他說。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縱大剪刀。
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臉上的汗，等到我們歇工吃晚飯時，我的鼻子和臉頰全黑了。
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
我很驚訝，但并不感到陌生。
我聽爸爸用過這個詞，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知道它的意思。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義。
我隻在教堂見過一個黑人，是個小女孩，某戶人家的養女。
爸爸顯然不是在說她。
整個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夾鉗給我拿來！”或是：“該吃午飯了，黑鬼！”這個稱呼從未讓我有過片刻的躊躇不安。
接着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進入一所大學，在那裡我漫步走進一間禮堂，聽了一場關于美國曆史的講座，它讓我睜大雙眼，思緒萬千。
講課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爾博士，他聲音洪亮，引人深思。
我對奴隸制略知一二；我聽爸爸談起過，也在爸爸最喜歡的關于美國建國的書中讀到過。
我讀到過，殖民時期的奴隸比他們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為主人還要負擔照顧他們的費用。
我當時覺得頗有道理。
金伯爾博士講授奴隸制那天，他頭頂的屏幕上是一幅關于奴隸市場的炭筆素描。
屏幕很大，就像電影院的屏幕一樣，占據了整個房間。
畫上是一片混亂的場面。
女人們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鎖鍊鎖着，被男人們團團圍住。
投影機咔嗒一聲，切換到下一張黑白照片，照片因為年代久遠而有些模糊不清。
褪色和過度曝光，讓這張照片很有象征性。
照片上，一個人面對鏡頭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圖般縱橫交錯的凸起的傷疤。
遭受的淩辱讓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來的幾周，我見到了更多的照片。
幾年前我扮演安妮時就聽說過經濟大蕭條，但幻燈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長外套、排着長隊站在施粥所前的人們還是讓我感到新鮮。
金伯爾博士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屏幕上出現了一排排戰鬥機，散布在被炸毀的城市的殘骸上。
還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羅斯福、希特勒、斯大林。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随着投影儀的燈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進禮堂時，屏幕上出現了許多新面孔，他們都是黑人。
自從那次關于奴隸制的講座後，屏幕上就再沒出現過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記得有過。
我已經忘記了他們，這些美國人對我來說是外國人。
我從沒試着想象奴隸制的終結：毫無疑問，正義的呼聲廣為人知，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金伯爾博士開始講授民權運動時，我就是這樣的心态。
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年份：一九六三。
我想肯定是弄錯了。
我記得《奴隸解放宣言》[時任美國總統林肯于1862年9月頒布《奴隸解放宣言》，規定從1863年1月1日起美國各州奴隸應被視為自由人。
]是一八六三年頒布的。
我無法解釋這一百年間發生了什麼，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輸入錯誤。
我把日期抄在筆記上，加了一個問号，但随着屏幕上閃現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個世紀變得清晰起來。
它們雖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題是現代的——栩栩如生，意義明确。
它們不是來自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