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世代的完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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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電影裡豪華酒店的大堂。
我和母親坐在淡粉色的褶皺沙發上，母親解釋了我們為何而來。
安琪說她女兒有幾條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親坐在粉紅色的沙發上等着，安琪領我來到樓上她女兒的房間，擺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複的蕾絲花邊和雅緻的蝴蝶結。
起初我不敢去碰它們。
安琪幫我一一試穿，系上腰帶，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結。
“你應該穿這件。
”說着，她遞給我一件深藍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鑲有白色編織墜飾。
“上面的小裝飾都是你外婆縫的。
”我拿了那件裙子，還有另一件帶白蕾絲花邊的紅色天鵝絨裙，和母親開車回了家。
這出劇一星期後開演。
爸爸坐在前排。
演出結束後，他徑直走到售票處，又買了第二天晚上的票。
那個星期天他在教堂沒有談論别的。
不再談論醫生或光明會，也不再提什麼千年蟲，隻談論鎮上上演的那出戲劇，他的小女兒在裡面擔任主唱。
盡管爸爸擔心我離家在外的時間太久，但他并沒有阻止我去為下一出劇以及再下一出劇試唱。
“誰知道劇院裡在進行什麼勾當，”他說，“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 下一部劇的導演離婚的時候，爸爸的懷疑得到了證實。
他說這些年來他沒送我去公立學校讀書，可不是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
之後排練都是他親自開車送我去。
幾乎每晚他都說以後不會再讓我去了，說他遲早會在哪天晚上去蟲溪劇場把我拖回家。
但每次演出一開始他就來了，坐在第一排。
有時他扮演經紀人或經理的角色，糾正我的演唱技巧，為我推薦曲目，甚至為我的健康出謀劃策。
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續疼痛，無法唱歌。
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開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體。
“它們都腫了，好吧，”他說，“腫得跟杏子似的。
”母親用紫錐菊和金盞花也沒能讓它們消腫，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療法：“人們不知道，其實太陽才是最強大的藥物。
夏天人們不會喉嚨痛就是這個原因。
”他點了點頭，仿佛對自己的邏輯深表贊同，然後說，“如果我的扁桃體像你這樣，我就會每天早上出門站在太陽底下，張開嘴巴，曬上半小時左右。
它們很快就會消腫。
”他稱之為“治療”。
我這樣堅持了一個月。
站在那裡，擡起下巴，頭向後仰着，讓陽光照進喉嚨，這個姿勢極不舒服，我連半小時都堅持不了。
十分鐘後我的下巴就開始疼痛，且一動不動地站在愛達荷州冬日的嚴寒中，人很快就凍僵了。
我的喉嚨越來越疼。
每當爸爸發現我嗓音沙啞，他就會說：“嗯，你還能指望怎樣？我都整個星期沒見你好好治療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蟲溪劇場：一個我不認識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學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雙白色大鞋，卡其短褲，笑容燦爛。
他沒參演戲劇，但城裡又沒什麼地方可以消遣。
那個星期，他來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見過他幾次。
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後台黑暗的角落閑逛時，一轉彎，發現他坐在我最喜歡坐的木箱上。
箱子孤零零的——這正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為我騰了個地方。
我如坐針氈般慢慢地、緊張地坐下。
“我叫查爾斯。
”他說。
他停頓了一下，等着我說我的名字，但我沒吭聲。
“我在上一出劇裡見過你。
”過了一小會兒，他又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我做好準備，不知道他要說什麼，然後他說：“我想告訴你，你的歌聲是我聽過的最好聽的。
” 一天下午，我把夏威夷果打包完畢後回到家，發現爸爸和理查德圍坐在一個大金屬盒子旁。
他們把大盒子擡到了餐桌上。
我和母親做肉卷的時候，他們就組裝起裡面的東西來。
他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完成，然後退後一步，給我們展示一個貌似巨大的綠色軍用望遠鏡的東西，長長的管筒穩穩地支在一個短而寬的三腳架上。
理查德興奮地跳來跳去，一一羅列它能做什麼。
“射程超過一英裡！能把一架直升機打下來呢！” 爸爸靜靜地站着，眼睛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一支五十口徑步槍，”他說，“想不想試一試？” 我透過瞄準鏡觀察，在山坡上搜尋，在十字線之間瞄準遠處的麥田。
肉卷被忘得一幹二淨，大家跑到外面。
日落時分已過，地平線一片黑暗。
我看着爸爸趴在凍僵的地面上，眼睛盯着瞄準鏡，感覺過了一小時之久，他才扣動扳機。
沖擊波震耳欲聾。
我雙手捂住耳朵，等砰的頭一聲槍響過後，才放下雙手，聽着槍聲在山谷中回蕩。
他一次又一次地開火，等我們進了屋，我的耳朵還在嗡嗡作響。
當我問那支槍
我和母親坐在淡粉色的褶皺沙發上，母親解釋了我們為何而來。
安琪說她女兒有幾條裙子，可能用得上。
母親坐在粉紅色的沙發上等着，安琪領我來到樓上她女兒的房間，擺出一大堆裙子，每一件都很精美，有着繁複的蕾絲花邊和雅緻的蝴蝶結。
起初我不敢去碰它們。
安琪幫我一一試穿，系上腰帶，扣上扣子，整理好蝴蝶結。
“你應該穿這件。
”說着，她遞給我一件深藍色的裙子，裙子上身鑲有白色編織墜飾。
“上面的小裝飾都是你外婆縫的。
”我拿了那件裙子，還有另一件帶白蕾絲花邊的紅色天鵝絨裙，和母親開車回了家。
這出劇一星期後開演。
爸爸坐在前排。
演出結束後，他徑直走到售票處，又買了第二天晚上的票。
那個星期天他在教堂沒有談論别的。
不再談論醫生或光明會，也不再提什麼千年蟲，隻談論鎮上上演的那出戲劇，他的小女兒在裡面擔任主唱。
盡管爸爸擔心我離家在外的時間太久，但他并沒有阻止我去為下一出劇以及再下一出劇試唱。
“誰知道劇院裡在進行什麼勾當，”他說，“很可能是通奸者的巢穴呢。
” 下一部劇的導演離婚的時候，爸爸的懷疑得到了證實。
他說這些年來他沒送我去公立學校讀書，可不是為了看我在舞台上堕落。
之後排練都是他親自開車送我去。
幾乎每晚他都說以後不會再讓我去了，說他遲早會在哪天晚上去蟲溪劇場把我拖回家。
但每次演出一開始他就來了，坐在第一排。
有時他扮演經紀人或經理的角色，糾正我的演唱技巧，為我推薦曲目，甚至為我的健康出謀劃策。
那年冬天，我的嗓子持續疼痛，無法唱歌。
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跟前，撬開我的嘴，查看我的扁桃體。
“它們都腫了，好吧，”他說，“腫得跟杏子似的。
”母親用紫錐菊和金盞花也沒能讓它們消腫，爸爸便提出了自己的療法：“人們不知道，其實太陽才是最強大的藥物。
夏天人們不會喉嚨痛就是這個原因。
”他點了點頭，仿佛對自己的邏輯深表贊同，然後說，“如果我的扁桃體像你這樣，我就會每天早上出門站在太陽底下，張開嘴巴，曬上半小時左右。
它們很快就會消腫。
”他稱之為“治療”。
我這樣堅持了一個月。
站在那裡，擡起下巴，頭向後仰着，讓陽光照進喉嚨，這個姿勢極不舒服，我連半小時都堅持不了。
十分鐘後我的下巴就開始疼痛，且一動不動地站在愛達荷州冬日的嚴寒中，人很快就凍僵了。
我的喉嚨越來越疼。
每當爸爸發現我嗓音沙啞，他就會說：“嗯，你還能指望怎樣？我都整個星期沒見你好好治療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蟲溪劇場：一個我不認識的男孩，和一群公立學校的孩子一起笑着，穿一雙白色大鞋，卡其短褲，笑容燦爛。
他沒參演戲劇，但城裡又沒什麼地方可以消遣。
那個星期，他來看望他的朋友，我又見過他幾次。
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後台黑暗的角落閑逛時，一轉彎，發現他坐在我最喜歡坐的木箱上。
箱子孤零零的——這正是我喜歡它的原因。
他向右挪了挪，為我騰了個地方。
我如坐針氈般慢慢地、緊張地坐下。
“我叫查爾斯。
”他說。
他停頓了一下，等着我說我的名字，但我沒吭聲。
“我在上一出劇裡見過你。
”過了一小會兒，他又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我做好準備，不知道他要說什麼，然後他說：“我想告訴你，你的歌聲是我聽過的最好聽的。
” 一天下午，我把夏威夷果打包完畢後回到家，發現爸爸和理查德圍坐在一個大金屬盒子旁。
他們把大盒子擡到了餐桌上。
我和母親做肉卷的時候，他們就組裝起裡面的東西來。
他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完成，然後退後一步，給我們展示一個貌似巨大的綠色軍用望遠鏡的東西，長長的管筒穩穩地支在一個短而寬的三腳架上。
理查德興奮地跳來跳去，一一羅列它能做什麼。
“射程超過一英裡！能把一架直升機打下來呢！” 爸爸靜靜地站着，眼睛閃閃發光。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一支五十口徑步槍，”他說，“想不想試一試？” 我透過瞄準鏡觀察，在山坡上搜尋，在十字線之間瞄準遠處的麥田。
肉卷被忘得一幹二淨，大家跑到外面。
日落時分已過，地平線一片黑暗。
我看着爸爸趴在凍僵的地面上，眼睛盯着瞄準鏡，感覺過了一小時之久，他才扣動扳機。
沖擊波震耳欲聾。
我雙手捂住耳朵，等砰的頭一聲槍響過後，才放下雙手，聽着槍聲在山谷中回蕩。
他一次又一次地開火，等我們進了屋，我的耳朵還在嗡嗡作響。
當我問那支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