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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間彼此同意的性行為，包括同性戀者的性行為；他也覺得不該約束未成年人的性表達。
“有人認為，”他寫道，“讓未成年人禁欲對社會和文化進步有好處。
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論，認為男人取得的社會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從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轉移。
該理論被稱為‘高尚化’理論。
……也有認為年輕人性交會減少其成就的觀點。
事實卻是——所有現代性學家都同意這一點——所有少年人都自慰。
單這一項就能推翻之前的觀點了。
因為，既然性交對社會成就有消極影響，難道自慰就不會嗎？” 威爾海姆·賴希的職業生涯始于20世紀20年代，那時他在維也納做弗洛伊德的臨床助手。
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大膽地為性快感辯護，這讓他命途坎坷，最後在美國進了監獄，1957年死在獄中。
弗洛伊德隻進行言語分析，而賴希同時研究思維和身體；經過多年的臨床觀察和社會工作，他總結說，阻抗行為可能表現在肌肉組織、身體的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狀、繃緊的肌肉、僵硬的骨頭，以及其他代表防禦、壓抑的身體迹象中。
賴希把這種身體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認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層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質地層一樣，這種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曆史性事件和動蕩。
一個人可能為了抵禦痛苦和拒絕而發展出盔甲，同時也封住了感受快樂、做出成績的能力，而埋藏過深的情感可能隻有從自我毀滅和傷害他人的行為中得到釋放。
賴希還相信，對性的剝奪和壓抑導緻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亂和戰争——20世紀60年代抗議越南戰争的口号“要做愛，不要作戰”，就是對賴希主題的再度回響，他還指責信教的家庭和學校裡反性的道德觀、政府的“反動意識形态”，認為其造就了害怕擔責任卻欣賞權力的公民。
賴希進一步指出，無法得到滿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認為社會上的性表達是粗鄙可恥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審查者表現出的症狀，賴希還說，宗教傳統認為性即邪惡，是因為獨身的基督教領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體狀況不佳。
否認肉體的人更容易創造出靈魂的“完美”“純淨”這類概念。
賴希推斷，那些神秘宗教靈感的能量就是“改變了内容和目标的性興奮”，他補充說，人享受到了性愛的快樂，對上帝的迷戀就會減輕。
那類得到性滿足的人擁有賴希所謂的“生殖性格”，他認為心理治療的目标就是讓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為它能穿透盔甲，将釀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毀滅的能量轉移到溫柔與愛的渠道中，釋放出所有“壞掉的性興奮”。
根據賴希的說法，生殖性格的人與自己的身體、沖動和環境有全方位的聯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夠“順從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動，不受任何壓抑……沒有焦慮、不快，也不會一直幻想”；隻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證長期的滿意狀态，但個人至少能不被毀滅性、非理性的情緒所圍困、扭曲，也不會因為過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質量的機構而受到消極的影響。
由于賴希認為健康的性交是許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評家常認為他隻知道支持快樂，但事實上賴希宣稱自己的目标是讓患者既能感到快樂，也能感覺痛苦。
“快感，以及生活的樂趣，”他寫道，“要經過鬥争、痛苦經曆和自我的掙紮才能獲得”；雖然他也強調，給予愛和增加快樂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覺破滅後不會逃避到死闆狀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許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堅信而賴希堅決不相信性壓抑能讓文化繁榮；在他眼裡，教會和政府合力控制民衆，貶低肉體的快樂，提升莫須有的精神價值，簡直不能容忍。
賴希認為，當權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組織的宗教在基督教國家的虔誠信衆中培養了順服、接受現狀等品質，它天生就要謀求人們的順從，政府也認同這種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慮和罪惡感壓在那些遵紀守法、敬畏上帝、隻偶爾有出格性行為的良民身上。
這些法律賦予政府額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為的名義羞辱、騷擾、監禁某些激進的個人和群體，隻要它認為這些人對自身有政治威脅或是冒犯。
作家安·蘭德的想法比賴希更進一步，認為有時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這樣它便可以運用懲罰的特權：“誰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國家呢？”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一個政府官員這樣問道，“那還能有什麼好處？……法律就該既沒法遵守也沒法執行，也無法客觀地說明白——這樣，國内全是違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發财了……政府唯一的權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權力。
”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爾海姆·賴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話語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過的每個國家都掀起了争議和沖突。
賴希在德國加入共産黨，卻被開除了黨籍，因為他寫了有關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
納粹也貶斥他是“猶太色情作家”。
1933年，丹麥的正統派心理學家攻擊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敵意和反對聲，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
1939年，經過挪威媒體兩年的負面報道，賴希去了美國，在紐約繼續做心理治療實踐，培訓心理醫生，去社會研究新學院演講。
聯邦調查局此前認為賴希可能是敵方間諜，一直留存着他的檔案，1941年珍珠港遭襲一周之後，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島[埃利斯島（EllisIsland），美國紐約市附近的小島，1892-1943年間是美國的移民檢查站。
]三星期。
戰後，他聲稱發現了“生命能量”——一種在有機體和大氣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賴希的“生命箱”裡吸收該能量，“生命箱”長得和電話亭差不多——這事刊登在口氣尖酸的雜志文章上之後，聯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就來調查他了。
雖然患者在進箱子治療之前都簽了協議，聲明已知曉治療是試驗性質的、不保證治愈效果——不過不少人希望這能量包治百病，從不舉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還是以
“有人認為，”他寫道，“讓未成年人禁欲對社會和文化進步有好處。
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論，認為男人取得的社會和文化成就是源于性能量，是性能量從原始目标向‘更高目标’的轉移。
該理論被稱為‘高尚化’理論。
……也有認為年輕人性交會減少其成就的觀點。
事實卻是——所有現代性學家都同意這一點——所有少年人都自慰。
單這一項就能推翻之前的觀點了。
因為，既然性交對社會成就有消極影響，難道自慰就不會嗎？” 威爾海姆·賴希的職業生涯始于20世紀20年代，那時他在維也納做弗洛伊德的臨床助手。
從那時起，他就一直大膽地為性快感辯護，這讓他命途坎坷，最後在美國進了監獄，1957年死在獄中。
弗洛伊德隻進行言語分析，而賴希同時研究思維和身體；經過多年的臨床觀察和社會工作，他總結說，阻抗行為可能表現在肌肉組織、身體的傾斜程度、下巴和嘴的形狀、繃緊的肌肉、僵硬的骨頭，以及其他代表防禦、壓抑的身體迹象中。
賴希把這種身體的僵硬叫作“盔甲”。
他認為所有人都活在不同層次的盔甲之下，像地球的地質地層一樣，這種盔甲反映了一生中的曆史性事件和動蕩。
一個人可能為了抵禦痛苦和拒絕而發展出盔甲，同時也封住了感受快樂、做出成績的能力，而埋藏過深的情感可能隻有從自我毀滅和傷害他人的行為中得到釋放。
賴希還相信，對性的剝奪和壓抑導緻了世界上的很多混亂和戰争——20世紀60年代抗議越南戰争的口号“要做愛，不要作戰”，就是對賴希主題的再度回響，他還指責信教的家庭和學校裡反性的道德觀、政府的“反動意識形态”，認為其造就了害怕擔責任卻欣賞權力的公民。
賴希進一步指出，無法得到滿意性生活的人容易認為社會上的性表達是粗鄙可恥的，即考姆斯托克等審查者表現出的症狀，賴希還說，宗教傳統認為性即邪惡，是因為獨身的基督教領袖和早期殉道士的身體狀況不佳。
否認肉體的人更容易創造出靈魂的“完美”“純淨”這類概念。
賴希推斷，那些神秘宗教靈感的能量就是“改變了内容和目标的性興奮”，他補充說，人享受到了性愛的快樂，對上帝的迷戀就會減輕。
那類得到性滿足的人擁有賴希所謂的“生殖性格”，他認為心理治療的目标就是讓患者得到生殖性格，因為它能穿透盔甲，将釀成精神官能麻木和毀滅的能量轉移到溫柔與愛的渠道中，釋放出所有“壞掉的性興奮”。
根據賴希的說法，生殖性格的人與自己的身體、沖動和環境有全方位的聯系——他便具有了“高潮能力”，也就是能夠“順從性高潮中能量的流動，不受任何壓抑……沒有焦慮、不快，也不會一直幻想”；隻有生殖性格并不能保證長期的滿意狀态，但個人至少能不被毀滅性、非理性的情緒所圍困、扭曲，也不會因為過度敬畏某些完全不能提高生命質量的機構而受到消極的影響。
由于賴希認為健康的性交是許多疾病的解毒良方，批評家常認為他隻知道支持快樂，但事實上賴希宣稱自己的目标是讓患者既能感到快樂，也能感覺痛苦。
“快感，以及生活的樂趣，”他寫道，“要經過鬥争、痛苦經曆和自我的掙紮才能獲得”；雖然他也強調，給予愛和增加快樂的能力和“忍受不快和痛苦、幻覺破滅後不會逃避到死闆狀态中的能力”是可以并存的。
許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堅信而賴希堅決不相信性壓抑能讓文化繁榮；在他眼裡，教會和政府合力控制民衆，貶低肉體的快樂，提升莫須有的精神價值，簡直不能容忍。
賴希認為，當權者的核心目的是控制，而非道德；有組織的宗教在基督教國家的虔誠信衆中培養了順服、接受現狀等品質，它天生就要謀求人們的順從，政府也認同這種努力，出台限制性自由的法律，将焦慮和罪惡感壓在那些遵紀守法、敬畏上帝、隻偶爾有出格性行為的良民身上。
這些法律賦予政府額外的武器，使它能以性行為的名義羞辱、騷擾、監禁某些激進的個人和群體，隻要它認為這些人對自身有政治威脅或是冒犯。
作家安·蘭德的想法比賴希更進一步，認為有時政府希望公民不遵守法律，這樣它便可以運用懲罰的特權：“誰想要所有人都守法的國家呢？”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中一個政府官員這樣問道，“那還能有什麼好處？……法律就該既沒法遵守也沒法執行，也無法客觀地說明白——這樣，國内全是違法的人，靠定罪你就能發财了……政府唯一的權力就是制裁罪犯的權力。
” 被制裁的罪犯中就有威爾海姆·賴希，他成了性革命的殉道士，他的話語和思想在他居住、工作過的每個國家都掀起了争議和沖突。
賴希在德國加入共産黨，卻被開除了黨籍，因為他寫了有關性自由的文章以及他的“反革命”思想。
納粹也貶斥他是“猶太色情作家”。
1933年，丹麥的正統派心理學家攻擊他，他便很快去了瑞典，但瑞典也有不少敵意和反對聲，于是1934年他又去了挪威。
1939年，經過挪威媒體兩年的負面報道，賴希去了美國，在紐約繼續做心理治療實踐，培訓心理醫生，去社會研究新學院演講。
聯邦調查局此前認為賴希可能是敵方間諜，一直留存着他的檔案，1941年珍珠港遭襲一周之後，便把他囚禁在埃利斯島[埃利斯島（EllisIsland），美國紐約市附近的小島，1892-1943年間是美國的移民檢查站。
]三星期。
戰後，他聲稱發現了“生命能量”——一種在有機體和大氣中存在的原初能量，患者可坐在賴希的“生命箱”裡吸收該能量，“生命箱”長得和電話亭差不多——這事刊登在口氣尖酸的雜志文章上之後，聯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就來調查他了。
雖然患者在進箱子治療之前都簽了協議，聲明已知曉治療是試驗性質的、不保證治愈效果——不過不少人希望這能量包治百病，從不舉到癌症都能治好，管理局還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