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第二個入華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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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是教皇給康熙寫的信中最核心的一個觀點。
教皇反問“我們聽說對其他宗教的信徒你們并不要求什麼，也不過問他們是否遵守中國的禮儀習俗”，潛台詞就是，您何必為難我們呢？這些道理康熙其實都明白，他參與天主教内部的争論并不是要堅持什麼理論，而隻是為了支持耶稣會神父，因為他們是他内務府的人，相當于自己的包衣奴才。
按照滿人傳統，主子維護奴才，是不講道理的。
康熙最初沒有想到這個禮儀問題會帶來這麼多麻煩。
嘉樂拿出妥協的八條通融條款後，康熙借坡下驢，立刻就接受了，結束了這場漫長的争論。
其實當時耶稣會神父對條款還不滿意，但康熙這次沒有繼續聽他們的了。
根據馬國賢神父記載，康熙對嘉樂說，他以後保證不會再介入他們宗教的内部事務了。
”所幸的是，最後雙方對結果都滿意。
1721年春節，雙方都在歡樂的氣氛中度過了。
嘉樂離開時，康熙和嘉樂都對未來雙方進一步溝通交流充滿了希望。
曆史也确實是這樣在演進。
嘉樂走後一年，康熙收到了羅馬新繼位的教皇英諾森十三世（InnocentXIII）登基後專門發給康熙的通報。
那麼為什麼以前的曆史，大多認為教皇的兩個使團是失敗的呢？這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歐美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歐洲中心論。
站在歐洲人的角度，兩次出使都沒有達到他們要達到的結果，而是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在歐洲研究者眼中，妥協就是失敗。
1940年代，最早研究兩次出使的學者安東尼奧·西斯托·羅索（AntonioSistoRosso），歐洲史料、漢文史料都看到了，也知道最後康熙和嘉樂達成了一緻，可還是堅持嘉樂的第二次使團是繼多羅使團後的“再次失敗”，因為嘉樂沒能夠讓教皇禁約完全在中國施行。
”5這個歐洲中心論應該也是歐洲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論調。
起碼嘉樂回到歐洲時，教皇對結果是滿意的，葡萄牙、法國等國家也都是滿意的。
在葡萄牙的幫助下，嘉樂還把教廷一直覺得有虧欠的多羅的遺體從澳門帶回羅馬安葬。
嘉樂回去不久，也得到了教皇的嘉獎。
所以歐洲中心論其實是後來的産物。
當時，起碼面對康熙，歐洲沒覺得自己是中心。
第二個原因是對曆史材料的誤讀。
因為大清一方沒有接待教皇使團的官方記載。
1930年代發現的原始材料是沒有背景的曆史檔案。
如果對曆史脈絡沒有完整了解，就隻能看到字面意思。
比如，本章提到關于康熙威脅要禁止天主教的話，這種在談判中說的重話、狠話，不能隻看表面意思，應該具體判斷。
另外，康熙當時能從容應對世界各地來的使團，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他有能力繞開整個朝廷制度。
他1720年接待的彼得大帝使團和教皇使團在正史中都沒有記載。
為了談判需要，康熙通過内務府把接待教皇使團的關鍵過程都記錄下來。
記錄的方式類似于今天的會議摘要。
康熙派傳教士找到俄羅斯使團，讓他們幫忙把會議記錄帶回了歐洲。
“這份記錄在民國時期整理故宮檔案時由陳垣在康熙的書房懋勤殿中發現。
盡管有這份記錄，但是似乎大清的曆代史官都沒有看到過。
雍正、乾隆朝編撰的各種官方史書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間就派了兩個使團到中國，而是一直以為教皇的第一個使團是雍正年間才入華的。
” 最後，有一點值得強調，盡管中國禮儀争論看似是關于中國禮儀問題，但這個問題的辯論場主要在歐洲。
康熙多少給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參與到争論中，但他并沒有把這個問題擴大。
所以當時大清的儒學大師和高官基本沒有參與争論。
“中國禮儀之争”準确來說是歐洲教廷内部的一個問題，而不是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
如果說天主教的“中國禮儀之争”對中國完全沒有影響這一說法有點絕對的話，那麼說禮儀之争影響了天主教在中國的曆史軌迹肯定就言重了。
後來還有說禮儀之争引起了後來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那麼到底為什麼雍正登位就要禁教呢？且看下章分解。
教皇反問“我們聽說對其他宗教的信徒你們并不要求什麼，也不過問他們是否遵守中國的禮儀習俗”，潛台詞就是，您何必為難我們呢？這些道理康熙其實都明白，他參與天主教内部的争論并不是要堅持什麼理論，而隻是為了支持耶稣會神父，因為他們是他内務府的人，相當于自己的包衣奴才。
按照滿人傳統，主子維護奴才，是不講道理的。
康熙最初沒有想到這個禮儀問題會帶來這麼多麻煩。
嘉樂拿出妥協的八條通融條款後，康熙借坡下驢，立刻就接受了，結束了這場漫長的争論。
其實當時耶稣會神父對條款還不滿意，但康熙這次沒有繼續聽他們的了。
根據馬國賢神父記載，康熙對嘉樂說，他以後保證不會再介入他們宗教的内部事務了。
”所幸的是，最後雙方對結果都滿意。
1721年春節，雙方都在歡樂的氣氛中度過了。
嘉樂離開時，康熙和嘉樂都對未來雙方進一步溝通交流充滿了希望。
曆史也确實是這樣在演進。
嘉樂走後一年，康熙收到了羅馬新繼位的教皇英諾森十三世（InnocentXIII）登基後專門發給康熙的通報。
那麼為什麼以前的曆史，大多認為教皇的兩個使團是失敗的呢？這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歐美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歐洲中心論。
站在歐洲人的角度，兩次出使都沒有達到他們要達到的結果，而是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在歐洲研究者眼中，妥協就是失敗。
1940年代，最早研究兩次出使的學者安東尼奧·西斯托·羅索（AntonioSistoRosso），歐洲史料、漢文史料都看到了，也知道最後康熙和嘉樂達成了一緻，可還是堅持嘉樂的第二次使團是繼多羅使團後的“再次失敗”，因為嘉樂沒能夠讓教皇禁約完全在中國施行。
”5這個歐洲中心論應該也是歐洲工業革命以後才有的論調。
起碼嘉樂回到歐洲時，教皇對結果是滿意的，葡萄牙、法國等國家也都是滿意的。
在葡萄牙的幫助下，嘉樂還把教廷一直覺得有虧欠的多羅的遺體從澳門帶回羅馬安葬。
嘉樂回去不久，也得到了教皇的嘉獎。
所以歐洲中心論其實是後來的産物。
當時，起碼面對康熙，歐洲沒覺得自己是中心。
第二個原因是對曆史材料的誤讀。
因為大清一方沒有接待教皇使團的官方記載。
1930年代發現的原始材料是沒有背景的曆史檔案。
如果對曆史脈絡沒有完整了解，就隻能看到字面意思。
比如，本章提到關于康熙威脅要禁止天主教的話，這種在談判中說的重話、狠話，不能隻看表面意思，應該具體判斷。
另外，康熙當時能從容應對世界各地來的使團，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他有能力繞開整個朝廷制度。
他1720年接待的彼得大帝使團和教皇使團在正史中都沒有記載。
為了談判需要，康熙通過内務府把接待教皇使團的關鍵過程都記錄下來。
記錄的方式類似于今天的會議摘要。
康熙派傳教士找到俄羅斯使團，讓他們幫忙把會議記錄帶回了歐洲。
“這份記錄在民國時期整理故宮檔案時由陳垣在康熙的書房懋勤殿中發現。
盡管有這份記錄，但是似乎大清的曆代史官都沒有看到過。
雍正、乾隆朝編撰的各種官方史書都不知道教皇在康熙年間就派了兩個使團到中國，而是一直以為教皇的第一個使團是雍正年間才入華的。
” 最後，有一點值得強調，盡管中國禮儀争論看似是關于中國禮儀問題，但這個問題的辯論場主要在歐洲。
康熙多少給出了他的看法，算是參與到争論中，但他并沒有把這個問題擴大。
所以當時大清的儒學大師和高官基本沒有參與争論。
“中國禮儀之争”準确來說是歐洲教廷内部的一個問題，而不是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
如果說天主教的“中國禮儀之争”對中國完全沒有影響這一說法有點絕對的話，那麼說禮儀之争影響了天主教在中國的曆史軌迹肯定就言重了。
後來還有說禮儀之争引起了後來的雍正禁教，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了。
那麼到底為什麼雍正登位就要禁教呢？且看下章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