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第六章 彼得大帝使團和教皇新使團</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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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死前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面對多羅的谕令,幾個月來一直稱病不出的一位老神父出面了,他就是68歲的闵明我。

    闵明我也是耶稣會神父,他1671年人京後做南懷仁的助手,在欽天監裡當差。

    由于闵明我有朝廷官銜,這在天主教内部是一個很有争議的問題,所以多羅入京以後,闵明我一直避免和多羅有任何接觸。

    1707年3月底張誠死後,徐日升和安多也都病重,闵明我作為北京神父中的元老,4月不得不出來收拾殘局。

    簡單來說,闵明我神父處理多羅問題的策略就是把多羅和教皇區分開來,向康熙解釋多羅有問題是他個人的問題,他的觀點不能代表教皇。

    月27日,康熙身邊的奴才赫世亨和趙昌禀報康熙,他們給闵明我帶去口谕,命他寫信給多羅。

    闵明我告訴赫世亨和趙昌,他們傳教士已經多次寄信給多羅,他都不聽;而且多羅還警告說要向教皇告他們的狀。

    闵明我還講,他們每次寫信都是好言相勸,但這樣多羅反而以為他們怕他。

    闵明我的原話是:“以和語寄信,爾似乎以為我等懼怕于爾。

    ”闵明我彙報給康熙,說不要再理會多羅了,應該直接聯系教皇,康熙表示同意,這樣康熙也就在多羅這個問題上翻篇了,不再繼續和多羅糾纏,隻是讓廣東官員運作,聯系澳門的葡萄牙人把多羅軟禁在了澳門。

     康熙和北京耶稣會神父大概都沒有想到,他們派去歐洲的人,一去十多年都沒有消息回來。

    一直要到1720年,才等來教皇的第二支赴華使團。

    從康熙1706年派葡萄牙耶稣會神父龍安國和法國耶稣會神父薄賢士去歐洲算起,康熙等了十四年。

    這期間康熙早年身邊信任的傳教士都先後去世了。

    除了前面提到的1707年去世的張誠神父,徐日升在1708年,安多在1709年,闵明我在1712年先後離世。

    被軟禁在澳門的多羅也于1710年過世。

     康熙不厭其煩地和歐洲溝通,表面上好像一波三折,但内裡恰恰反映出康熙對歐洲的耐心和對北京神父們的關心。

    本書反複提到的紅票,就是康熙在這等待中發往歐洲的尋人啟事。

    康熙和所有人并沒有不同,當一個人不厭其煩地幹一件事的時候,往往是有原因的。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厭其煩的動力。

    而且當我們細察康熙和教皇第二使團的交往以後,我們就會發現康熙對教皇第二使團很滿意,根本就沒有過禁止天主教的想法。

    雍正後來要禁教,并不是康熙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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