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筆下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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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是因為多羅的處理不當導緻的。
客觀地說，耶稣會神父的《北京紀事》達到了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後來的學者也确實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負的多羅帶進了禮儀之争中。
但是清宮留下來一些零散文件顯示，曆史事實并非如此。
多羅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
就是在《北京紀事》中，耶稣會神父的記錄也表明，在正式的辭行會上，康熙也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而隻是多羅要求康熙給他一封官函，他好帶回歐洲複命。
康熙讓多羅第二天再來，而在這個臨時增加的會見中，康熙提到了中國禮儀問題。
《北京紀事》其實又有意省略了一個重要的下午，就是辭行會結束以後到第二天臨時增加的見面會中間發生的事。
這個下午康熙在思考應該如何答複多羅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寫這封信，應該寫什麼内容。
耶稣會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來探讨的人。
《北京紀事》完全沒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誰讨論這件事了。
而當時整個北京隻有耶稣會神父有興趣讨論中國禮儀問題。
他們一直想找多羅談，但是多羅一直回避。
直到康熙和多羅正式辭行會結束，耶稣會神父都還沒有和多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真正說上話。
這時候，耶稣會神父隻有靠康熙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給多羅。
因而我們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會見上，康熙突然向多羅提出了中國禮儀問題。
耶稣會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國禮儀問題上去，靠的是他們與康熙的特殊關系，這不僅讓他們能在康熙面前說上話，而且更關鍵的是他們知道康熙會為他們出面。
其實在把問題推給康熙之前，他們早就利用在内務府的關系讓其他人為他們出面過。
比如當時管理内務府的大皇子就出面問過多羅關于禮儀方面的問題。
了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兒子中沒有多少文化，也對文化問題不感興趣的一位。
所以他出面向多羅提中國禮儀這樣的學術問題，多半是傳教士拜托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興趣。
多羅有一次還對耶稣會神父發火，問他們為什麼要把天主教内部的争論講給異教徒。
多羅所謂的異教徒就是康熙身邊負責和他接洽的奴才。
多羅責問耶稣會神父，難道他們認為他會聽不出來哪些論點是那個奴才自己的，哪些論點是他們教那個奴才說的？54北京耶稣會神父看起來是西洋人，但實際上北京
客觀地說，耶稣會神父的《北京紀事》達到了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
後來的學者也确實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負的多羅帶進了禮儀之争中。
但是清宮留下來一些零散文件顯示，曆史事實并非如此。
多羅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
就是在《北京紀事》中，耶稣會神父的記錄也表明，在正式的辭行會上，康熙也沒有提到過禮儀問題，而隻是多羅要求康熙給他一封官函，他好帶回歐洲複命。
康熙讓多羅第二天再來，而在這個臨時增加的會見中，康熙提到了中國禮儀問題。
《北京紀事》其實又有意省略了一個重要的下午，就是辭行會結束以後到第二天臨時增加的見面會中間發生的事。
這個下午康熙在思考應該如何答複多羅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寫這封信，應該寫什麼内容。
耶稣會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來探讨的人。
《北京紀事》完全沒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誰讨論這件事了。
而當時整個北京隻有耶稣會神父有興趣讨論中國禮儀問題。
他們一直想找多羅談，但是多羅一直回避。
直到康熙和多羅正式辭行會結束，耶稣會神父都還沒有和多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真正說上話。
這時候，耶稣會神父隻有靠康熙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給多羅。
因而我們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會見上，康熙突然向多羅提出了中國禮儀問題。
耶稣會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國禮儀問題上去，靠的是他們與康熙的特殊關系，這不僅讓他們能在康熙面前說上話，而且更關鍵的是他們知道康熙會為他們出面。
其實在把問題推給康熙之前，他們早就利用在内務府的關系讓其他人為他們出面過。
比如當時管理内務府的大皇子就出面問過多羅關于禮儀方面的問題。
了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兒子中沒有多少文化，也對文化問題不感興趣的一位。
所以他出面向多羅提中國禮儀這樣的學術問題，多半是傳教士拜托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對這個問題有什麼興趣。
多羅有一次還對耶稣會神父發火，問他們為什麼要把天主教内部的争論講給異教徒。
多羅所謂的異教徒就是康熙身邊負責和他接洽的奴才。
多羅責問耶稣會神父，難道他們認為他會聽不出來哪些論點是那個奴才自己的，哪些論點是他們教那個奴才說的？54北京耶稣會神父看起來是西洋人，但實際上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