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筆下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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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多羅到來之前,對歐洲進行的中國禮儀之争并沒有特别關注過。

    他可能或多或少從耶稣會神父那裡聽到過一些風聲,但他沒有想到多羅到中國來是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的。

    對于這一點,現在存世的滿文折子就是證明。

    在知道多羅來華以後,在外打獵的康熙多次寫信讓赫世亨詢問耶稣會神父多羅來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康熙對多羅來華的目的有過各種猜測,但沒有任何地方提到過中國禮儀問題。

    在接見多羅的會談中,康熙也沒有提過禮儀問題。

     康熙是被耶稣會神父引到天主教内部的中國禮儀之争去的。

    他們希望通過康熙來向羅馬施壓,讓羅馬在這個問題上讓步。

    不過,耶稣會神父大約心裡也知道把康熙這個教外皇帝引到自己的教内紛争中是不對的。

    所以,在記錄多羅來華的《北京紀事》(TheActaPekinensia)中,他們一直有意識地在淡化他們把康熙引向了中國禮儀問題這點。

    他們希望看記錄的歐洲讀者認為是康熙自己發現了禮儀之争的問題,因而參與了進來。

    但零散的清宮檔案顯示事情并非如此,康熙不是自已注意到禮儀問題争論的。

    在《北京紀事》中,耶稣會神父詳細記錄了他們是如何跪下來懇求康熙接見多羅,而且還把安多神父請求康熙的奏折完整翻譯了出來;但對于康熙的回複,他們隻翻譯了一小段。

    康熙回複的全文還在。

    看完全文,就能知道,傳教士是有意回避把全文翻譯出來。

    他們省略沒有翻譯的部分,就是康熙猜測使節來華目的的部分。

    這部分就可以看出康熙完全沒有想到過中國禮儀問題,他猜測多羅來華是為了處理耶稣會傳教士的内部矛盾的。

    《北京紀事》記錄的風格是盡量不遺漏任何細節。

    為什麼要有意識地隐去這部分呢?因為這部分正好說明了康熙開始時根本沒有關注過禮儀問題。

     《北京紀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來傳遞自己想要傳遞的意思,這其實就是中國曆史書寫中所謂春秋筆法中的“筆削”。

    寫什麼、不寫什麼或者說“削”去什麼,都自有目的。

    《史記》中司馬遷評論孔子作《春秋》時有意省略一些東西,評語就是:“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耶稣會神父用春秋筆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讓歐洲的讀者認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對中國的禮儀問題發表意見。

    而且他們還要讓歐洲讀者相信,康熙後來對中國禮儀問題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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