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羅與禮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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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羅馬會不會受制于一個“異教徒”（指康熙）對天主教的解釋？同時他還讓耶稣會神父思考，要是把康熙牽涉進來，最後羅馬做出的決定又和康熙的旨意相違背，結果會是什麼？最後有麻煩的是誰？還不是在中國的神父和信徒嗎？多羅勸耶稣會神父，不要陷于理論上的對錯不能自拔，讓他們從實際出發，去解決問題。
多羅告訴耶稣會神父繼續在這個禮儀問題上争辯是不值得的。
他建議不要把康熙牽涉進來，給教皇施壓，這樣有可能把問題變得更複雜，更難解決。
多羅認為最直接也最簡單的方法是，在中國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按照教皇的旨意一點點修正以前的做法。
按多羅的分析，如果循序漸進地在禮儀問題上做出改變，就既不會在中國教徒中引起風波，另一方面又遵守了教皇的決定。
但耶稣會神父也有他們的想法。
首先，耶稣會是天主教中最有學問的一個團體，能進入耶稣會的神父都是被考核過的。
他們一個個都自視甚高，在很多問題上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公正地說，單從耶稣會神父學習中文的能力來看，他們确實都很厲害，其他教會的神父很難和他們相提并論。
這些在華的耶稣會神父其實就是第一代的西方漢學家。
對于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才是天主教世界最了解中國、精通中國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教皇應該聽他們解釋中國傳統禮儀。
在他們看來，現在教皇禁止中國禮儀活動，是因為教皇被那些對中國一知半解的僞中國通誤導了。
其次，從曆史上看，耶稣會神父以前通過他們的才學也确實改變過教皇的決定，這也讓他們對再次改變教皇的決定有信心。
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1574-1655）就下旨禁止中國教徒繼續參與中國禮儀活動。
“在浙江的耶稣會神父衛匡國1653年回到歐洲解釋了中國禮儀問題，把中國的各種禮儀活動解釋為世俗活動，不具備宗教意識。
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和一神論的天主教并不沖突。
當時的教皇亞曆山大七世（1599-1667）就認同了衛匡國的說法，并下旨允準了中國的禮儀活動。
衛匡國神父本身當然也是奇才，他回歐洲前在浙江傳教，和江南士人多有往來。
他在回歐洲的船上，憑着記憶一口氣寫出了三本書，回到歐洲就出版-三本書都是當時的暢銷書。
對于耶稣會神父來說，有衛匡國神父憑一己之力扭轉教皇态度的先例，他們這次也對改變教皇抱有希望。
也就是說，在多羅來的時候，耶稣會神父一開始想的，就不是如何接受和執行教皇的決定，而是在盤算如何改變教皇的決定。
多羅告訴耶稣會神父繼續在這個禮儀問題上争辯是不值得的。
他建議不要把康熙牽涉進來，給教皇施壓，這樣有可能把問題變得更複雜，更難解決。
多羅認為最直接也最簡單的方法是，在中國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按照教皇的旨意一點點修正以前的做法。
按多羅的分析，如果循序漸進地在禮儀問題上做出改變，就既不會在中國教徒中引起風波，另一方面又遵守了教皇的決定。
但耶稣會神父也有他們的想法。
首先，耶稣會是天主教中最有學問的一個團體，能進入耶稣會的神父都是被考核過的。
他們一個個都自視甚高，在很多問題上都認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公正地說，單從耶稣會神父學習中文的能力來看，他們确實都很厲害，其他教會的神父很難和他們相提并論。
這些在華的耶稣會神父其實就是第一代的西方漢學家。
對于中國的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才是天主教世界最了解中國、精通中國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教皇應該聽他們解釋中國傳統禮儀。
在他們看來，現在教皇禁止中國禮儀活動，是因為教皇被那些對中國一知半解的僞中國通誤導了。
其次，從曆史上看，耶稣會神父以前通過他們的才學也确實改變過教皇的決定，這也讓他們對再次改變教皇的決定有信心。
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1574-1655）就下旨禁止中國教徒繼續參與中國禮儀活動。
“在浙江的耶稣會神父衛匡國1653年回到歐洲解釋了中國禮儀問題，把中國的各種禮儀活動解釋為世俗活動，不具備宗教意識。
也就是說，這些活動和一神論的天主教并不沖突。
當時的教皇亞曆山大七世（1599-1667）就認同了衛匡國的說法，并下旨允準了中國的禮儀活動。
衛匡國神父本身當然也是奇才，他回歐洲前在浙江傳教，和江南士人多有往來。
他在回歐洲的船上，憑着記憶一口氣寫出了三本書，回到歐洲就出版-三本書都是當時的暢銷書。
對于耶稣會神父來說，有衛匡國神父憑一己之力扭轉教皇态度的先例，他們這次也對改變教皇抱有希望。
也就是說，在多羅來的時候，耶稣會神父一開始想的，就不是如何接受和執行教皇的決定，而是在盤算如何改變教皇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