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獄審判
關燈
小
中
大
傳教士，也就是利類思和安文思神父背後的佟家勢力，以及豪格的正藍旗。
佟家是康熙母親的娘家，一直是滿人中的大家族，康熙即位以後，佟家作為外戚，勢力更超從前，朝廷各個部門都有佟家的人。
前章已經講過，湯若望與安文思、利類思雖然同屬耶稣會，但由于各種私人矛盾，雙方一直不和，在北京各有各的教堂，各傳各的教，幾乎沒有往來。
曆獄一案開始以後，湯若望由于已經中風，所有辯護相關的重任落到了當時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神父身上。
南懷仁和湯若望不同，他跟安文思和利類思有良好的私交。
由于楊光先在曆獄開始時還連帶打擊整個天主教，這樣安文思和利類思就走到了南懷仁身邊，一起對抗楊光先。
安文思和利類思背後的佟家勢力，也在楊光先攻擊天主教的時候被牽扯進來。
當時在江南長期資助天主教的佟國器被召回北京，接受審問。
佟國器是封疆大吏，之前在江南幾個省都做過巡撫。
從審訊記錄來看，佟家勢力很明顯幹涉了審訊，佟國器在承認給教堂捐過一點小錢後，很快就被放了出來，審訊也不繼續糾纏他和天主教的關系了。
刑部滿人尚書尼滿也暗中為湯若望開脫，把罪過推到漢官身上。
後來顯親王富绶專門密奏，說湯若望其實是“專司天文”的，因而選擇錯誤不應該罰他。
顯親王富绶是豪格的兒子。
盡管密奏上隻有富绶一個人的名字，但這說明湯若望和傳教士并不是在孤軍奮戰，他後面是有一個滿人權貴群體在相助着。
正因為有滿人權貴暗中幫助，傳教士在整個曆獄後，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剛開始的時候，楊光先的參劾中還提到天主教是外來的邪教，有謀反的舉動。
當時滿人人京僅二十年，各地反清複明的活動還此起彼伏。
謀反的指控在當時是很敏感也很現實的問題。
因而各地的傳教士被召到了北京，接受審問。
大家都很惶恐，不知道最後審問的結果會是什麼。
他們都很擔心半個世紀前（1620年代）日本禁止天主教的曆史會重演。
傳教士最初是被禮部審問的，後來禮部給出的建議是禁止天主教，沒收教堂。
但滿人主導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并沒有發現這些傳教士有謀反行為，因而對于天主教和傳教士并沒有任何實際的懲處。
後來湯若望獲罪，完全是因為他欽天監監正的身份：判決和他的職務相關，和他傳教士的身份以及天主教都沒有關系。
在湯若望的死罪赦免以後，北京的另外三個傳教士也被允許留下來，湯若望就由他們照顧。
之前傳言要沒收、拆毀北京的教堂，後來也允準全部保留、維護。
被召到北京的傳教士，本來是要安排送到澳門。
但人到廣州後，就得到了當時兩廣總督的接待，他們也就留在了廣州。
小結 曆獄本來隻是康熙早年輔政大臣時期一件普通的宮廷案例。
從清官方記載來看，這個案子并不是什麼大案。
但它的特别之處是在朝廷以外還留下許多記載。
早在參劾湯若望之前五年，楊光先就開始寫文章反對天主教和西洋人。
他寫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質的，言辭激烈，總體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違中華傳統。
其中比較有名的兩篇是1659年寫的《辟邪論》和後來的《請誅邪教狀》。
在1664年參劾湯若望的同時，楊光先還把他寫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彙集成書，取名《不得已》出版。
面對楊光先的挑戰，傳教士除了用中文寫文章回應以外，還将事件經過細節記錄下來，發回歐洲。
楊光先和傳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來，為後世留下了很多公開的素材。
世紀後，無論是講西方入侵
佟家是康熙母親的娘家，一直是滿人中的大家族，康熙即位以後，佟家作為外戚，勢力更超從前，朝廷各個部門都有佟家的人。
前章已經講過，湯若望與安文思、利類思雖然同屬耶稣會，但由于各種私人矛盾，雙方一直不和，在北京各有各的教堂，各傳各的教，幾乎沒有往來。
曆獄一案開始以後，湯若望由于已經中風，所有辯護相關的重任落到了當時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神父身上。
南懷仁和湯若望不同，他跟安文思和利類思有良好的私交。
由于楊光先在曆獄開始時還連帶打擊整個天主教，這樣安文思和利類思就走到了南懷仁身邊，一起對抗楊光先。
安文思和利類思背後的佟家勢力，也在楊光先攻擊天主教的時候被牽扯進來。
當時在江南長期資助天主教的佟國器被召回北京，接受審問。
佟國器是封疆大吏，之前在江南幾個省都做過巡撫。
從審訊記錄來看，佟家勢力很明顯幹涉了審訊，佟國器在承認給教堂捐過一點小錢後，很快就被放了出來，審訊也不繼續糾纏他和天主教的關系了。
刑部滿人尚書尼滿也暗中為湯若望開脫，把罪過推到漢官身上。
後來顯親王富绶專門密奏，說湯若望其實是“專司天文”的，因而選擇錯誤不應該罰他。
顯親王富绶是豪格的兒子。
盡管密奏上隻有富绶一個人的名字，但這說明湯若望和傳教士并不是在孤軍奮戰，他後面是有一個滿人權貴群體在相助着。
正因為有滿人權貴暗中幫助，傳教士在整個曆獄後，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剛開始的時候，楊光先的參劾中還提到天主教是外來的邪教，有謀反的舉動。
當時滿人人京僅二十年，各地反清複明的活動還此起彼伏。
謀反的指控在當時是很敏感也很現實的問題。
因而各地的傳教士被召到了北京，接受審問。
大家都很惶恐，不知道最後審問的結果會是什麼。
他們都很擔心半個世紀前（1620年代）日本禁止天主教的曆史會重演。
傳教士最初是被禮部審問的，後來禮部給出的建議是禁止天主教，沒收教堂。
但滿人主導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并沒有發現這些傳教士有謀反行為，因而對于天主教和傳教士并沒有任何實際的懲處。
後來湯若望獲罪，完全是因為他欽天監監正的身份：判決和他的職務相關，和他傳教士的身份以及天主教都沒有關系。
在湯若望的死罪赦免以後，北京的另外三個傳教士也被允許留下來，湯若望就由他們照顧。
之前傳言要沒收、拆毀北京的教堂，後來也允準全部保留、維護。
被召到北京的傳教士，本來是要安排送到澳門。
但人到廣州後，就得到了當時兩廣總督的接待，他們也就留在了廣州。
小結 曆獄本來隻是康熙早年輔政大臣時期一件普通的宮廷案例。
從清官方記載來看，這個案子并不是什麼大案。
但它的特别之處是在朝廷以外還留下許多記載。
早在參劾湯若望之前五年，楊光先就開始寫文章反對天主教和西洋人。
他寫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質的，言辭激烈，總體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違中華傳統。
其中比較有名的兩篇是1659年寫的《辟邪論》和後來的《請誅邪教狀》。
在1664年參劾湯若望的同時，楊光先還把他寫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彙集成書，取名《不得已》出版。
面對楊光先的挑戰，傳教士除了用中文寫文章回應以外，還将事件經過細節記錄下來，發回歐洲。
楊光先和傳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來，為後世留下了很多公開的素材。
世紀後，無論是講西方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