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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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還是中西文明沖突,後世史家都能在這個案子中找到材料。
這也是這個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書籍中經常出現的原因。
反而是案子的滿文庭審記錄,最近幾年才陸續出版公開。
從庭審記錄看,湯若望被定罪并非因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為他是欽天監監正,是這個朝廷機構的一把手。
作為朝廷官員,他在這個案子中受到牽連,這是典型的朝廷争鬥,不涉及“中西文明沖突”這些後世才關心的曆史大問題。
在鳌拜等輔政大臣當權的朝堂政治中,湯若望被視為漢官勢力中的重要一員,而且有特殊能力,被視為類似滿人巫師一樣的存在。
打擊湯若望其實就是滿人當時打擊朝廷漢官勢力中的一環。
1664年楊光先開始參劾湯若望之時,正是鳌拜等輔政大臣掌朝的第四年。
這幾年中,打擊漢官勢力,恢複滿人傳統,加強滿人統治是輔政大臣一直在幹的事。
盡管看上去,湯若望是被主攻的對象,實際上,輔政大臣的目标是欽天監中的所有漢官。
因而在最後的判罰中,雖然湯若望的死罪被赦免,輔政大臣還是處斬了漢官。
案子結束後,楊光先被授命負責欽天監的技術部分,而從刑部抽調了一個既不懂天文也不懂占算的馬沽到欽天監做監正。
馬沽能坐上這個位置,唯一的理由大約是他那地道的滿人身份。
這樣馬沽也就成了曆史上第一個管理欽天監的滿人。
楊光先參劾湯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中國人在參劾一個西洋人,但本質是當時朝堂上的滿漢之争。
盡管曆獄本身跟天主教傳播沒有多大關系,但它的确影響了後來傳教士在華傳播天主教的方針策略。
在曆獄之前,北京有兩座教堂,一座是湯若望的教堂,一座是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位神父的東堂。
1665年,湯若望被趕出他的教堂,教堂被朝廷征用,楊光先作為欽天監官員入住。
中風的湯若望被迫遷往東堂居住,并在一年後去世(1666年)。
這樣後來的天主教在康熙時代的傳播是從利類思、安文思以及南懷仁一起駐紮的東堂開始的。
曆獄給了傳教士們一個深刻的教訓:算命風水這些領域觸碰不得。
盡管短期之内可能吸引信衆,對傳教有利,但算命風水有很多潛在的風險,所以最好避而遠之。
康熙親政以後,委派南懷仁掌管欽天監。
南懷仁就吸取教訓,堅決隻做天文觀測,不觸碰測算部分。
同時,曆獄還讓當時的傳教士們充分認識到,大清已是滿人的天下了。
自從明中後期入華以來,傳教士一直認為士大夫是促成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鍵,因而他們一直在努力融入士大夫圈子。
但經過曆獄,他們發現跟漢人士大夫的關系在關鍵時刻不僅沒有多大用處,還有可能招來禍事。
于是他們開始轉向,将滿人權貴圈層作為主要的接近目标。
後來來華的傳教士,特别是駐紮北京的,滿語學習也都排在了漢語學習之前。
從此以後,傳教士和漢人士大夫的往來大大減少。
很多史書中都注意到了這一轉變,但大都認為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後漸漸對傳教士的西方學問失去了興趣。
其實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變了,而是傳教士不再熱衷于結交文人士子了,畢竟傳教士是來華傳教的,不是來推介西學的。
傳教士對權勢等各種利害關系看得很清楚。
曆獄結束後,他們不計前嫌,抓住一切機會結交滿人權貴。
輔政大臣之一的蘇克薩哈當初是支持楊光先的,但安文思神父利用自己的知識,幫蘇克薩哈家打井,還幫他制作了方便取水的工具,就這樣在曆獄結束不到一年時間,已成為了他家的常客。
這也是這個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書籍中經常出現的原因。
反而是案子的滿文庭審記錄,最近幾年才陸續出版公開。
從庭審記錄看,湯若望被定罪并非因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為他是欽天監監正,是這個朝廷機構的一把手。
作為朝廷官員,他在這個案子中受到牽連,這是典型的朝廷争鬥,不涉及“中西文明沖突”這些後世才關心的曆史大問題。
在鳌拜等輔政大臣當權的朝堂政治中,湯若望被視為漢官勢力中的重要一員,而且有特殊能力,被視為類似滿人巫師一樣的存在。
打擊湯若望其實就是滿人當時打擊朝廷漢官勢力中的一環。
1664年楊光先開始參劾湯若望之時,正是鳌拜等輔政大臣掌朝的第四年。
這幾年中,打擊漢官勢力,恢複滿人傳統,加強滿人統治是輔政大臣一直在幹的事。
盡管看上去,湯若望是被主攻的對象,實際上,輔政大臣的目标是欽天監中的所有漢官。
因而在最後的判罰中,雖然湯若望的死罪被赦免,輔政大臣還是處斬了漢官。
案子結束後,楊光先被授命負責欽天監的技術部分,而從刑部抽調了一個既不懂天文也不懂占算的馬沽到欽天監做監正。
馬沽能坐上這個位置,唯一的理由大約是他那地道的滿人身份。
這樣馬沽也就成了曆史上第一個管理欽天監的滿人。
楊光先參劾湯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中國人在參劾一個西洋人,但本質是當時朝堂上的滿漢之争。
盡管曆獄本身跟天主教傳播沒有多大關系,但它的确影響了後來傳教士在華傳播天主教的方針策略。
在曆獄之前,北京有兩座教堂,一座是湯若望的教堂,一座是利類思和安文思兩位神父的東堂。
1665年,湯若望被趕出他的教堂,教堂被朝廷征用,楊光先作為欽天監官員入住。
中風的湯若望被迫遷往東堂居住,并在一年後去世(1666年)。
這樣後來的天主教在康熙時代的傳播是從利類思、安文思以及南懷仁一起駐紮的東堂開始的。
曆獄給了傳教士們一個深刻的教訓:算命風水這些領域觸碰不得。
盡管短期之内可能吸引信衆,對傳教有利,但算命風水有很多潛在的風險,所以最好避而遠之。
康熙親政以後,委派南懷仁掌管欽天監。
南懷仁就吸取教訓,堅決隻做天文觀測,不觸碰測算部分。
同時,曆獄還讓當時的傳教士們充分認識到,大清已是滿人的天下了。
自從明中後期入華以來,傳教士一直認為士大夫是促成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鍵,因而他們一直在努力融入士大夫圈子。
但經過曆獄,他們發現跟漢人士大夫的關系在關鍵時刻不僅沒有多大用處,還有可能招來禍事。
于是他們開始轉向,将滿人權貴圈層作為主要的接近目标。
後來來華的傳教士,特别是駐紮北京的,滿語學習也都排在了漢語學習之前。
從此以後,傳教士和漢人士大夫的往來大大減少。
很多史書中都注意到了這一轉變,但大都認為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後漸漸對傳教士的西方學問失去了興趣。
其實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變了,而是傳教士不再熱衷于結交文人士子了,畢竟傳教士是來華傳教的,不是來推介西學的。
傳教士對權勢等各種利害關系看得很清楚。
曆獄結束後,他們不計前嫌,抓住一切機會結交滿人權貴。
輔政大臣之一的蘇克薩哈當初是支持楊光先的,但安文思神父利用自己的知識,幫蘇克薩哈家打井,還幫他制作了方便取水的工具,就這樣在曆獄結束不到一年時間,已成為了他家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