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序</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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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對傳教士的信任,不僅僅體現在讓他們出入紫禁城,派他們去歐洲,甚至連跟俄羅斯的邊界談判這樣核心的國家事務,他也派出了兩位傳教士加人到談判隊伍中。

    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就是兩位傳教士作為清朝的實際談判代表,和俄羅斯人談出來的。

    雙方會談語言是拉丁語。

    最後的合約由拉丁文、滿文和俄文三種語言簽訂,沒有漢文。

    傳教士在談判中說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這讓俄羅斯談判代表很吃驚,而且他們發現傳教士堅決捍衛清朝利益,比以前談判過的滿人還要強硬。

    最後簽訂的條約,彼得大帝不滿意,而且對傳教士竟然幫助異教徒談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兩位傳教士所屬的耶稣會給禁了,不允許任何耶稣會的傳教士進入俄羅斯。

     在北京的傳教士,大多都屬于耶稣會。

    耶稣會1540年成立于歐洲。

    在環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稣會立會的一個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一點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支持。

    該會七大創始人之一聖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isXavier)早在1551年就遠渡重洋,來到了廣東外面的島嶼,準備找機會進入中國。

    後來著名的利瑪窦神父,也是耶稣會傳教士,他是在萬曆年間進入的中國内陸。

    之後陸續到達的耶稣會神父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融入中國的士大夫圈子,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福音。

    耶稣會神父在江南成功進入了一些文人圈子,同時也為一些當時的名人施洗入教。

    明朝末年,耶稣會神父湯若望進入了朝廷體制,在明朝的欽天監做官。

    當時他在京城與朝野士人多有結交。

     明清易代之際,在華傳教士跟當時所有國人一樣經曆了戰争的痛苦。

    對他們來說,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機會,一個讓他們走進統治階層權力圈子的機會。

    傳教士從最初見到進京的多爾衮,到後來的順治皇帝,再經曆鳌拜專權,最後走進康熙的世界。

    在康熙的孩提時代,傳教士就在他身邊。

    在康熙跟着翰林們學習漢語和經史子集的同時,傳教士在内廷裡教他數學等西方學問。

    傳教士後來又一步步地幫助康熙和歐洲建立起了各種聯系,同時也讓歐洲對這個東方皇帝産生了興趣。

    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歐洲科學家和哲學家都在饒有興緻地閱讀康熙的傳記。

    紅票正好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頁。

    大概也是近年中外曆史學界對這段曆史的挖掘,讓紅票的曆史位置日漸清晰,拍賣中的紅票,一路競價,最後以161萬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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