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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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死的，但他最後被安葬在林肯大教堂，被封為聖人。
據稱他已經施行過各種奇迹，而且在所有猶太人被逐出英格蘭幾個世紀過後，其墳墓仍然吸引着絡繹不絕的朝聖者。
一直到1955年（納粹大屠殺發生10年之後），林肯大教堂才出面否認這樁血祭诽謗案，并在休的墳墓旁放上一則說明： 在中世紀甚至更晚的時期，猶太社群對基督教男孩進行“儀式性謀殺”的傳言在整個歐洲甚嚣塵上。
這些虛構的傳言，讓許多猶太人無辜喪命。
林肯鎮也有自己的一樁傳說，傳說中的受害者在1255年葬于本大教堂。
這樣的故事對全體基督教教徒而言并非榮耀。
也就是說，這則假新聞也不過為時短短的700多年罷了。
曾經的謊言，永遠的真相 會用虛構故事來促進合作的，并非隻有古代宗教。
在更晚的時期，每個國家都創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話，精心塑造出能夠自我強化的種種信條。
納粹的政治宣傳大師約瑟夫·戈培爾（JosephGoebbels）可能是現代把這套媒體戲法耍得最有模有樣的人，他用一句話就講出了自己的訣竅：“謊話說一次仍然是謊話，但說一千次，就成了事實。
”在《我的奮鬥》（MeinKampf）裡，希特勒也寫道：“即便政治宣傳手段再出色，如果沒把一項基本原則牢記在心，也無法成功——宣傳時必須隻鎖定幾個重點，然後不斷地一再重複。
”就算是現代兜售假新聞的那些人，誰能說得比這更精辟呢？ 蘇聯的政治宣傳機器對真相的操弄也不在話下，大到整場戰争，小到幾張個人照片，曆史都同樣遭到重寫。
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體《真理報》（Pravda）頭版刊出一張照片，斯大林滿臉微笑，抱着7歲的小女孩葛麗亞·瑪克麗佐娃（GelyaMarkizova）。
這張照片成了斯大林主義的象征，将斯大林擁為國父，也大打“快樂的蘇聯童年”這個理想。
全國各地印刷廠和工廠開始用這張照片制成數百萬份的海報、雕塑和馬賽克，從蘇聯的這頭到那頭都有相關展示品。
當時，就像是所有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都要有聖母抱子像才算完整，所有蘇聯學校也都有斯大林爸爸抱着小葛麗亞的畫像。
但很遺憾，在斯大林的帝國裡，名聲往往會帶來災難。
不到一年，葛麗亞的父親就被誣指為日本間諜、托派分子，遭捕下獄。
他在1938年被處死，成為斯大林統治時期的幾百萬受害者之一。
葛麗亞和母親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母親也很快就莫名過世。
事已至此，但當時全國還是有數不清的畫像，畫着國父抱着“人民敵人”的女兒，到底該怎麼辦？那有什麼問題。
從那一刻起，葛麗亞·瑪克麗佐娃就消失了。
這個随處可見的“快樂蘇聯兒童”，身份變成來自塔吉克的13歲女孩瑪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Nakhangova），因為在棉花田裡辛勤采收而獲頒列甯勳章（如果有人覺得畫面裡的女孩怎麼看都不像13歲，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質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異端謠言）。
蘇聯政治宣傳機器效率極高，對内成功掩蓋災禍，對外則粉飾太平。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記者和知識分子還将蘇聯譽為理想社會；但在當時，蘇聯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為饑荒而餓殍遍野。
而到了臉譜網和推特的時代，雖然有時候很難決定要相信哪方的說法，但至少不會再有某個政權能夠瞞着世界将幾百萬人屠殺。
除了宗教和意識形态，就連一般企業也得編造故事、制造假新聞。
僅是品牌塑造，常常就是把同一個虛假的故事說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衆信以為真。
想到可口可樂，你的腦中浮現的是什麼畫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輕人一起快樂運動，還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樂并不會讓你變年輕，不會讓你變健康，也不會讓你變得像運動員一樣，反而隻會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
然而，可口可樂幾十年來投入幾十億美元，把自己與年輕、健康和運動聯系在一起，幾十億人潛意識裡也就這麼相信了。
事實上，智人從來就不是那麼在意真相。
很多人認為，如果某個宗教或意識形态扭曲現實，追随者遲早會發現，因為其他更在意事實的對手終将勝出。
隻不過，恐怕這也隻是另一個安慰人的神話。
在實際運作上，人類合作的力量取決于真相與虛構之間的微妙平衡。
過于扭曲現實，做起事來就會不切實際，于是力量會被削弱。
例如，1905年，有一個叫作金吉卡提利（KinjikitileNgwale）的巫士，自稱是蛇神洪果（Hongo）附身，要向德國東非殖民地的人民發出革命的信息：“團結起來，把德國人趕出去！”為了更加鼓動人心，金吉卡提利還為信衆準備魔藥，說能把迎面飛來的德國子彈都變成水（斯瓦希裡語把水稱為“maji”）。
于是，“馬及馬及起義”（MajiMajiRebellion）就此展開，最終卻失敗了。
因為在戰場上，德國的子彈并沒有變成水，而是無情地打在起義者缺少防備的身上。
據稱他已經施行過各種奇迹，而且在所有猶太人被逐出英格蘭幾個世紀過後，其墳墓仍然吸引着絡繹不絕的朝聖者。
一直到1955年（納粹大屠殺發生10年之後），林肯大教堂才出面否認這樁血祭诽謗案，并在休的墳墓旁放上一則說明： 在中世紀甚至更晚的時期，猶太社群對基督教男孩進行“儀式性謀殺”的傳言在整個歐洲甚嚣塵上。
這些虛構的傳言，讓許多猶太人無辜喪命。
林肯鎮也有自己的一樁傳說，傳說中的受害者在1255年葬于本大教堂。
這樣的故事對全體基督教教徒而言并非榮耀。
也就是說，這則假新聞也不過為時短短的700多年罷了。
曾經的謊言，永遠的真相 會用虛構故事來促進合作的，并非隻有古代宗教。
在更晚的時期，每個國家都創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話，精心塑造出能夠自我強化的種種信條。
納粹的政治宣傳大師約瑟夫·戈培爾（JosephGoebbels）可能是現代把這套媒體戲法耍得最有模有樣的人，他用一句話就講出了自己的訣竅：“謊話說一次仍然是謊話，但說一千次，就成了事實。
”在《我的奮鬥》（MeinKampf）裡，希特勒也寫道：“即便政治宣傳手段再出色，如果沒把一項基本原則牢記在心，也無法成功——宣傳時必須隻鎖定幾個重點，然後不斷地一再重複。
”就算是現代兜售假新聞的那些人，誰能說得比這更精辟呢？ 蘇聯的政治宣傳機器對真相的操弄也不在話下，大到整場戰争，小到幾張個人照片，曆史都同樣遭到重寫。
1936年6月29日，官方媒體《真理報》（Pravda）頭版刊出一張照片，斯大林滿臉微笑，抱着7歲的小女孩葛麗亞·瑪克麗佐娃（GelyaMarkizova）。
這張照片成了斯大林主義的象征，将斯大林擁為國父，也大打“快樂的蘇聯童年”這個理想。
全國各地印刷廠和工廠開始用這張照片制成數百萬份的海報、雕塑和馬賽克，從蘇聯的這頭到那頭都有相關展示品。
當時，就像是所有俄羅斯東正教教堂都要有聖母抱子像才算完整，所有蘇聯學校也都有斯大林爸爸抱着小葛麗亞的畫像。
但很遺憾，在斯大林的帝國裡，名聲往往會帶來災難。
不到一年，葛麗亞的父親就被誣指為日本間諜、托派分子，遭捕下獄。
他在1938年被處死，成為斯大林統治時期的幾百萬受害者之一。
葛麗亞和母親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母親也很快就莫名過世。
事已至此，但當時全國還是有數不清的畫像，畫着國父抱着“人民敵人”的女兒，到底該怎麼辦？那有什麼問題。
從那一刻起，葛麗亞·瑪克麗佐娃就消失了。
這個随處可見的“快樂蘇聯兒童”，身份變成來自塔吉克的13歲女孩瑪穆拉卡·那坎葛娃（MamlakatNakhangova），因為在棉花田裡辛勤采收而獲頒列甯勳章（如果有人覺得畫面裡的女孩怎麼看都不像13歲，可要知道，如果提出質疑，就等于是散布反革命的異端謠言）。
蘇聯政治宣傳機器效率極高，對内成功掩蓋災禍，對外則粉飾太平。
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西方的左翼記者和知識分子還将蘇聯譽為理想社會；但在當時，蘇聯正因斯大林造成的人為饑荒而餓殍遍野。
而到了臉譜網和推特的時代，雖然有時候很難決定要相信哪方的說法，但至少不會再有某個政權能夠瞞着世界将幾百萬人屠殺。
除了宗教和意識形态，就連一般企業也得編造故事、制造假新聞。
僅是品牌塑造，常常就是把同一個虛假的故事說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衆信以為真。
想到可口可樂，你的腦中浮現的是什麼畫面？是一群健康的年輕人一起快樂運動，還是一群超重的糖尿病患者躺在病床上？大口灌下可口可樂并不會讓你變年輕，不會讓你變健康，也不會讓你變得像運動員一樣，反而隻會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
然而，可口可樂幾十年來投入幾十億美元，把自己與年輕、健康和運動聯系在一起，幾十億人潛意識裡也就這麼相信了。
事實上，智人從來就不是那麼在意真相。
很多人認為，如果某個宗教或意識形态扭曲現實，追随者遲早會發現，因為其他更在意事實的對手終将勝出。
隻不過，恐怕這也隻是另一個安慰人的神話。
在實際運作上，人類合作的力量取決于真相與虛構之間的微妙平衡。
過于扭曲現實，做起事來就會不切實際，于是力量會被削弱。
例如，1905年，有一個叫作金吉卡提利（KinjikitileNgwale）的巫士，自稱是蛇神洪果（Hongo）附身，要向德國東非殖民地的人民發出革命的信息：“團結起來，把德國人趕出去！”為了更加鼓動人心，金吉卡提利還為信衆準備魔藥，說能把迎面飛來的德國子彈都變成水（斯瓦希裡語把水稱為“maji”）。
于是，“馬及馬及起義”（MajiMajiRebellion）就此展開，最終卻失敗了。
因為在戰場上，德國的子彈并沒有變成水，而是無情地打在起義者缺少防備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