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正義：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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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如何？我從沒闖入任何人的家裡，也從沒從任何人的錢包裡拿錢。
我并不知道這家公司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可以用“意圖道德”（moralityofintentions）的概念來回避這個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動及其結果。
但在這個一切都緊密聯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要“知道”各種事。
現代曆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源于仇恨和貪婪，還源于無知和冷漠。
美麗迷人的英國淑女雖然從未去過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過購買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債券，就讓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獲得了資金。
接着，淑女在下午4點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讓茶更為香甜，但這些方糖産自環境如地獄般的奴隸莊園，而她當然對此一無所知。
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德國，地方郵局的經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顧員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顧客的包裹遺失，他還會親自幫忙尋找。
他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會确保郵包準時送達。
但令人感慨的是，這樣的效率和體貼正是納粹德國神經系統的重要細胞。
不論是種族歧視的政治宣傳品、國防軍的招募要求，抑或下達給地方蓋世太保的殘酷命令，都因此飛速傳達。
對于那些不真誠求知的人來說，他們的意圖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每個國家的郵政人員難道都該打開所送的郵包，如果發現裡面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單，就該辭職或起身反抗？現在回頭看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的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系鍊是如何串起來的。
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
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于仍停留在狩獵采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當代世界大多數的不公正，并不是來自個人的偏見，而是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但我們這種狩獵采集者的大腦尚未進化出能夠察覺結構性偏見的能力。
每個人至少是某些結構性偏見的共犯，而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認清這些事實。
為了寫本書，我才有機會好好做做這項功課。
當讨論全球性問題的時候，我經常犯的錯就是隻看到全球精英階層的觀點，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
全球精英掌控了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可能錯過他們的觀點。
但相較之下，弱勢群體通常會遭到禁聲，我們也就很容易遺忘他們。
并非我們真的有惡意，而隻是由于純粹的無知。
比如，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有什麼特别的問題、特有的觀點，我實在一無所知。
甚至就因為我所知實在太少，在過去的一本書裡，我還曾經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被歐洲殖民者趕盡殺絕。
但事實上，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也面對着許多當地獨有的問題。
即便你本人屬于某個弱勢群體，對該群體的觀點有清晰的認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勢群體的想法。
所有群體或子群體，都會有些隻有自身才會遇到的天花闆、雙重标準、隐晦的侮辱和體制上的歧視。
如果是個30歲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為非裔美國男性的獨到經驗，但他仍然不會清楚做一個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Roma，也被稱為吉蔔賽人）、眼盲的俄羅斯人或是在中國的女同性戀者會是什麼滋味。
這個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總是一再被警察毫無理由地攔住檢查，而中國的女同性戀者并不會碰上這種事。
然而，出生在一個非裔美籍小區的非裔美籍家庭裡，代表着他身邊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們會教他該知道些什麼，才能作為一個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進而事業有成。
相較之下，中國的女同性戀者并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戀小區的女同性戀家庭裡，而且可能從來沒人教過她這些重要教訓。
所以，就算是個在巴爾的摩長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長大的女同性戀者會面臨哪些困難。
過去，這個問題并不那麼重要，因為無論地球另一邊遇到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
當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兒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
然而今天，因為像氣候變化和人工智
我并不知道這家公司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可以用“意圖道德”（moralityofintentions）的概念來回避這個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動及其結果。
但在這個一切都緊密聯系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要“知道”各種事。
現代曆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源于仇恨和貪婪，還源于無知和冷漠。
美麗迷人的英國淑女雖然從未去過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過購買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債券，就讓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獲得了資金。
接着，淑女在下午4點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讓茶更為香甜，但這些方糖産自環境如地獄般的奴隸莊園，而她當然對此一無所知。
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德國，地方郵局的經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顧員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顧客的包裹遺失，他還會親自幫忙尋找。
他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會确保郵包準時送達。
但令人感慨的是，這樣的效率和體貼正是納粹德國神經系統的重要細胞。
不論是種族歧視的政治宣傳品、國防軍的招募要求，抑或下達給地方蓋世太保的殘酷命令，都因此飛速傳達。
對于那些不真誠求知的人來說，他們的意圖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每個國家的郵政人員難道都該打開所送的郵包，如果發現裡面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單，就該辭職或起身反抗？現在回頭看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的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系鍊是如何串起來的。
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
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于仍停留在狩獵采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當代世界大多數的不公正，并不是來自個人的偏見，而是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但我們這種狩獵采集者的大腦尚未進化出能夠察覺結構性偏見的能力。
每個人至少是某些結構性偏見的共犯，而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認清這些事實。
為了寫本書，我才有機會好好做做這項功課。
當讨論全球性問題的時候，我經常犯的錯就是隻看到全球精英階層的觀點，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
全球精英掌控了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可能錯過他們的觀點。
但相較之下，弱勢群體通常會遭到禁聲，我們也就很容易遺忘他們。
并非我們真的有惡意，而隻是由于純粹的無知。
比如，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有什麼特别的問題、特有的觀點，我實在一無所知。
甚至就因為我所知實在太少，在過去的一本書裡，我還曾經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被歐洲殖民者趕盡殺絕。
但事實上，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也面對着許多當地獨有的問題。
即便你本人屬于某個弱勢群體，對該群體的觀點有清晰的認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勢群體的想法。
所有群體或子群體，都會有些隻有自身才會遇到的天花闆、雙重标準、隐晦的侮辱和體制上的歧視。
如果是個30歲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為非裔美國男性的獨到經驗，但他仍然不會清楚做一個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Roma，也被稱為吉蔔賽人）、眼盲的俄羅斯人或是在中國的女同性戀者會是什麼滋味。
這個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總是一再被警察毫無理由地攔住檢查，而中國的女同性戀者并不會碰上這種事。
然而，出生在一個非裔美籍小區的非裔美籍家庭裡，代表着他身邊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們會教他該知道些什麼，才能作為一個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進而事業有成。
相較之下，中國的女同性戀者并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戀小區的女同性戀家庭裡，而且可能從來沒人教過她這些重要教訓。
所以，就算是個在巴爾的摩長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長大的女同性戀者會面臨哪些困難。
過去，這個問題并不那麼重要，因為無論地球另一邊遇到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
當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兒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
然而今天，因為像氣候變化和人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