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世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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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俗主義到教條主義
因此，要批評世俗主義缺乏倫理道德或社會責任，也是完全說不通的。
事實上恰恰相反，世俗主義的主要問題是把倫理标準設得太高。
多數人都難以遵守如此嚴格的标準，而大型社會的運行也不可能追求無窮無盡的真相和同情。
特别是面臨戰争或經濟危機等緊急狀況，即使無法得知真相是什麼、怎樣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會也必須迅速有力地做出回應。
這時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導方針、朗朗上口的宣傳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戰鬥呐喊。
光靠無法肯定的質疑，實在難以讓士兵投入戰鬥，也無法推動徹底的經濟改革，這就讓世俗主義的運動一再轉變為武斷的教條。
馬克思一開始隻是認為所有宗教都是壓迫性的欺詐，并鼓勵追随者自己去調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質。
但等到斯大林的時候，蘇聯共産黨的官方說法已經是全球秩序對一般人而言實在太複雜，所以最好永遠相信組織的智慧，叫你做什麼就去做，就算有犧牲也在所不惜。
這聽起來可能很殘酷，但理論家從來就是不厭其煩地解釋着，革命不是野餐，而且如果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幾個雞蛋。
因此，到底是否該把斯大林看成一個遵守世俗主義的領導者，重點在于我們究竟如何界定世俗主義。
如果用極簡的負面定義，即“世俗主義不信神”，那麼斯大林絕對是世俗主義者。
但如果用正面定義，也就是“世俗主義拒絕所有不科學的教條，緻力于追求真相、同情和自由”，那麼斯大林顯然不是。
斯大林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神卻極端教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宗教，而他就是該教的先知。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資本主義也同樣以一種開放的科學理論開始，但逐漸變成一種教條。
許多資本主義者不斷重複呼喊着自由市場和經濟成長的口号，卻無視現實的改變。
不論現代化、工業化或私有化有時會造成怎樣的可怕後果，資本主義的虔誠信徒都會将之視為“成長的煩惱”，保證隻要再成長一點，一切就會變好。
一般來說，中間路線的自由派民主主義者更忠于世俗主義對真相和同情的追求，但就連他們，有時也會先放下這些追求，去擁抱能夠提供安慰的教條。
因此，一旦面對殘酷獨裁統治的混亂，甚至許多國家面臨失敗，自由主義者常常就會展現出絕對的信仰，相信“普選”這個神奇的儀式能扭轉乾坤。
他們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剛果等地參加戰鬥，投入數十億美元，堅信隻要能夠舉行普選，就能讓這些地方如同丹麥一樣擁有更燦爛的陽光。
盡管這種做法一再失敗，在早有普選傳統的地方也偶爾會選出專制平民主義者，但最後的結果與多數的獨裁統治相差無幾。
如果你想質疑普選究竟能否達到所聲稱的效果，雖然不會被送到勞改營，但各種教條上的霸淩（“霸淩”：是指人與人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欺淩與壓迫，它一直長期存在于社會中，包括肢體或言語的攻擊、人際互動中的抗拒及排擠，也有可能是類似性騷擾般的談論性或對身體部位的嘲諷、評論或譏笑。
）很可能會像一桶冰水澆到你的頭上。
當然，各種教條造成的傷害大小不一。
就像某些宗教信仰能讓人受益，世俗主義也有某些教條能帶來好處，特别是與人權相關的理論。
“人權”，其實隻存在于人類編造出來再告訴彼此的故事之中。
在對抗宗教偏執和專制政府時，這些故事也被推上神壇，成了不證自明的教條。
雖然人類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權或自由權，但正是出于對這個故事的信念，讓我們得以約束專制政權的力量，保護少數族裔少受傷害，也讓數十億人免于遭受因貧窮和暴力所造成的最嚴重影響。
因此，這個故事對人類的幸福和福利的貢獻，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條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個教條。
所以，聯合國《人權宣言》第19條講道：“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一項政治主張（“人人都應該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絕對合理。
但如果我們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審查制度都違反了自然法則，那麼我們就失去了有關人類的真相。
隻要你定義自己是個“擁有不可剝奪之自然權利的個體”，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也無法理解是哪些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會和你的心靈（其中就包括你對“自然權利”的信念）。
在20世紀，人們都忙着對抗希特勒，這種無知可能還沒什麼關系。
但到了21世紀，由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正試圖改變人類的定義，這種無知産生的後果就可能變得很嚴重。
如果我們堅信人類有生命權，是否就代表我們該運用生物科技來攻克死亡？如果我們堅信人類有
事實上恰恰相反，世俗主義的主要問題是把倫理标準設得太高。
多數人都難以遵守如此嚴格的标準，而大型社會的運行也不可能追求無窮無盡的真相和同情。
特别是面臨戰争或經濟危機等緊急狀況，即使無法得知真相是什麼、怎樣做才能最富同情心，社會也必須迅速有力地做出回應。
這時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導方針、朗朗上口的宣傳口号和鼓舞人心的戰鬥呐喊。
光靠無法肯定的質疑，實在難以讓士兵投入戰鬥，也無法推動徹底的經濟改革，這就讓世俗主義的運動一再轉變為武斷的教條。
馬克思一開始隻是認為所有宗教都是壓迫性的欺詐，并鼓勵追随者自己去調查了解全球秩序的本質。
但等到斯大林的時候，蘇聯共産黨的官方說法已經是全球秩序對一般人而言實在太複雜，所以最好永遠相信組織的智慧，叫你做什麼就去做，就算有犧牲也在所不惜。
這聽起來可能很殘酷，但理論家從來就是不厭其煩地解釋着，革命不是野餐，而且如果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幾個雞蛋。
因此，到底是否該把斯大林看成一個遵守世俗主義的領導者，重點在于我們究竟如何界定世俗主義。
如果用極簡的負面定義，即“世俗主義不信神”，那麼斯大林絕對是世俗主義者。
但如果用正面定義，也就是“世俗主義拒絕所有不科學的教條，緻力于追求真相、同情和自由”，那麼斯大林顯然不是。
斯大林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神卻極端教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宗教，而他就是該教的先知。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資本主義也同樣以一種開放的科學理論開始，但逐漸變成一種教條。
許多資本主義者不斷重複呼喊着自由市場和經濟成長的口号，卻無視現實的改變。
不論現代化、工業化或私有化有時會造成怎樣的可怕後果，資本主義的虔誠信徒都會将之視為“成長的煩惱”，保證隻要再成長一點，一切就會變好。
一般來說，中間路線的自由派民主主義者更忠于世俗主義對真相和同情的追求，但就連他們，有時也會先放下這些追求，去擁抱能夠提供安慰的教條。
因此，一旦面對殘酷獨裁統治的混亂，甚至許多國家面臨失敗，自由主義者常常就會展現出絕對的信仰，相信“普選”這個神奇的儀式能扭轉乾坤。
他們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剛果等地參加戰鬥，投入數十億美元，堅信隻要能夠舉行普選，就能讓這些地方如同丹麥一樣擁有更燦爛的陽光。
盡管這種做法一再失敗，在早有普選傳統的地方也偶爾會選出專制平民主義者，但最後的結果與多數的獨裁統治相差無幾。
如果你想質疑普選究竟能否達到所聲稱的效果，雖然不會被送到勞改營，但各種教條上的霸淩（“霸淩”：是指人與人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欺淩與壓迫，它一直長期存在于社會中，包括肢體或言語的攻擊、人際互動中的抗拒及排擠，也有可能是類似性騷擾般的談論性或對身體部位的嘲諷、評論或譏笑。
）很可能會像一桶冰水澆到你的頭上。
當然，各種教條造成的傷害大小不一。
就像某些宗教信仰能讓人受益，世俗主義也有某些教條能帶來好處，特别是與人權相關的理論。
“人權”，其實隻存在于人類編造出來再告訴彼此的故事之中。
在對抗宗教偏執和專制政府時，這些故事也被推上神壇，成了不證自明的教條。
雖然人類并非真的天生就有生命權或自由權，但正是出于對這個故事的信念，讓我們得以約束專制政權的力量，保護少數族裔少受傷害，也讓數十億人免于遭受因貧窮和暴力所造成的最嚴重影響。
因此，這個故事對人類的幸福和福利的貢獻，可能比史上任何其他教條都多。
然而它仍然是一個教條。
所以，聯合國《人權宣言》第19條講道：“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如果我們把它看成一項政治主張（“人人都應該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絕對合理。
但如果我們因此相信每一位智人天生就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因此任何的審查制度都違反了自然法則，那麼我們就失去了有關人類的真相。
隻要你定義自己是個“擁有不可剝奪之自然權利的個體”，就無法真正認識自己，也無法理解是哪些曆史力量塑造了你所在的社會和你的心靈（其中就包括你對“自然權利”的信念）。
在20世紀，人們都忙着對抗希特勒，這種無知可能還沒什麼關系。
但到了21世紀，由于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正試圖改變人類的定義，這種無知産生的後果就可能變得很嚴重。
如果我們堅信人類有生命權，是否就代表我們該運用生物科技來攻克死亡？如果我們堅信人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