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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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主義。
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僅恐怖主義的本質，就連國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質都将發生巨變。
如果僅是由一小撮狂熱分子構成的小規模組織，就能摧毀整座城市、屠殺數百萬人口，全球就不會再有任何公共領域可以幸免于政治暴力。
因此，雖然現在的恐怖主義多半隻是做戲，但未來的核恐怖主義、網絡恐怖主義或生物恐怖主義威脅将更為嚴重，政府也必須做出更強烈的回應。
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非常小心，辨别面對的究竟是這種假設的未來情景，還是目前為止所見的實際恐怖襲擊。
雖然我們也擔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擁有核武器，摧毀紐約或倫敦，但我們隻憑這份擔心，一看到某個恐怖分子用自動步槍或卡車殺死十幾名路人，就變得歇斯底裡、反應過度，實不應該。
各國政府應該更加小心一點，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就加以迫害，一心認定這些團體有朝一日會試圖擁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動駕駛汽車，把它們變成機器人殺手。
同樣，雖然政府确實應該監督激進團體，設法阻止這些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政府在應對核恐怖主義與其他威脅的時候，力度應适當。
過去20年間，美國在反恐戰争上虛擲數萬億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資本。
小布什、布萊爾、奧巴馬等人或許會認為，就是因為英美不斷打擊恐怖分子，才讓恐怖分子隻能想着如何活下去，無暇思考如何擁有核彈，所以，他們有可能已經讓世界免遭某場“9·11”式的核浩劫。
雖然确實有這種可能，但這種反事實的假設（“如果我們沒有發動反恐戰争，基地組織就已經取得核武器”）本來就難以判斷其真實程度。
我們能夠确定的是，在反恐戰争中，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對全球造成巨大破壞，也付出了很大的經濟學家所稱的“機會成本”。
資金、時間和政治資本一旦投入打擊恐怖主義，就不可能用來應對全球變暖、艾滋病或貧困問題，也不可能用來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帶來和平與繁榮，也不可能用來與俄羅斯和中國建立良好關系。
如果到了哪天，紐約或倫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沒，或者與俄羅斯緊張的外交關系引發戰争，人們就可能指責小布什、布萊爾和奧巴馬把重點放錯了地方。
關于每件事情的輕重緩急，總是當局者迷，後見之明就容易很多。
我們總拿已經發生的災難，責備領導人沒能防患于未然，卻不知道有多少災難得以避免，實屬萬幸。
于是，我們回顧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的執政，會怪罪他當時輕視了基地組織的威脅。
但在90年代，卻很少有人擔心恐怖分子會劫持客機撞向紐約的摩天大樓，進而引發全球沖突。
相反，許多人擔心的是俄羅斯崩潰瓦解，廣闊的領土無人管控，幾千枚核彈和生化炸彈也陷入無主狀态；或者擔心當時南斯拉夫的血腥戰争蔓延到東歐其他地區，引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或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
還有許多人，對德國統一感到更加不安。
雖然納粹垮台已過了45年，但很多人還是對德國感到恐懼，一旦擺脫蘇聯的鉗制，德國會不會成為主宰歐洲的超級霸主？還有中國呢？在震驚于蘇聯集團崩潰的情況下，感到中國當時也可能放棄改革開放，回到過去的路線上。
我們今天之所以可以拿這些可怕的場景來說笑，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場景并未成真。
俄羅斯局勢穩定，東歐有大半國家已和平加入歐盟，統一的德國被譽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中國也成為全球經濟的推進器。
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于美國和歐盟所實行的建設性政策。
如果美國和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把戰略重點放在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而不是前蘇聯集團身上，真的是一個更明智的選擇嗎？ 我們就是無法為各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因此，雖然我們确實需要遏制核恐怖主義，但這不該是人類最重要的議題。
此外，隻是理論上可能出現核恐怖主義，并不足以成為我們對一般恐怖主義過度反應的理由。
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應該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假設，盡管我們不斷努力，但最後還是讓恐怖組織得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雖然我們很難想象屆時各方會有怎樣的政治角力，但絕對會與21世紀初的恐怖活動和反恐活動大不相同。
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滿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顧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議：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麼還覺得自己大受威脅？ 當然，人類目前面對的危險不僅來自恐怖主義，許多專家和一般大衆都很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簡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電影。
2018年就像1914年，大國之間關系緊張，全球問題無比棘手，似乎都把我們推向全球戰争的邊緣。
如果說我們對恐怖主義是恐懼過度，那麼這種擔心爆發戰争的焦慮是否比較合理呢？
然而，如果恐怖分子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僅恐怖主義的本質，就連國家和全球政治的本質都将發生巨變。
如果僅是由一小撮狂熱分子構成的小規模組織，就能摧毀整座城市、屠殺數百萬人口，全球就不會再有任何公共領域可以幸免于政治暴力。
因此，雖然現在的恐怖主義多半隻是做戲，但未來的核恐怖主義、網絡恐怖主義或生物恐怖主義威脅将更為嚴重，政府也必須做出更強烈的回應。
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非常小心，辨别面對的究竟是這種假設的未來情景，還是目前為止所見的實際恐怖襲擊。
雖然我們也擔心恐怖分子有朝一日可能擁有核武器，摧毀紐約或倫敦，但我們隻憑這份擔心，一看到某個恐怖分子用自動步槍或卡車殺死十幾名路人，就變得歇斯底裡、反應過度，實不應該。
各國政府應該更加小心一點，不能一看到任何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就加以迫害，一心認定這些團體有朝一日會試圖擁有核武器，或者可能黑入自動駕駛汽車，把它們變成機器人殺手。
同樣，雖然政府确實應該監督激進團體，設法阻止這些團體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政府在應對核恐怖主義與其他威脅的時候，力度應适當。
過去20年間，美國在反恐戰争上虛擲數萬億美元和大量的政治資本。
小布什、布萊爾、奧巴馬等人或許會認為，就是因為英美不斷打擊恐怖分子，才讓恐怖分子隻能想着如何活下去，無暇思考如何擁有核彈，所以，他們有可能已經讓世界免遭某場“9·11”式的核浩劫。
雖然确實有這種可能，但這種反事實的假設（“如果我們沒有發動反恐戰争，基地組織就已經取得核武器”）本來就難以判斷其真實程度。
我們能夠确定的是，在反恐戰争中，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對全球造成巨大破壞，也付出了很大的經濟學家所稱的“機會成本”。
資金、時間和政治資本一旦投入打擊恐怖主義，就不可能用來應對全球變暖、艾滋病或貧困問題，也不可能用來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帶來和平與繁榮，也不可能用來與俄羅斯和中國建立良好關系。
如果到了哪天，紐約或倫敦被大西洋上升的海平面淹沒，或者與俄羅斯緊張的外交關系引發戰争，人們就可能指責小布什、布萊爾和奧巴馬把重點放錯了地方。
關于每件事情的輕重緩急，總是當局者迷，後見之明就容易很多。
我們總拿已經發生的災難，責備領導人沒能防患于未然，卻不知道有多少災難得以避免，實屬萬幸。
于是，我們回顧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的執政，會怪罪他當時輕視了基地組織的威脅。
但在90年代，卻很少有人擔心恐怖分子會劫持客機撞向紐約的摩天大樓，進而引發全球沖突。
相反，許多人擔心的是俄羅斯崩潰瓦解，廣闊的領土無人管控，幾千枚核彈和生化炸彈也陷入無主狀态；或者擔心當時南斯拉夫的血腥戰争蔓延到東歐其他地區，引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或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沖突。
還有許多人，對德國統一感到更加不安。
雖然納粹垮台已過了45年，但很多人還是對德國感到恐懼，一旦擺脫蘇聯的鉗制，德國會不會成為主宰歐洲的超級霸主？還有中國呢？在震驚于蘇聯集團崩潰的情況下，感到中國當時也可能放棄改革開放，回到過去的路線上。
我們今天之所以可以拿這些可怕的場景來說笑，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場景并未成真。
俄羅斯局勢穩定，東歐有大半國家已和平加入歐盟，統一的德國被譽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中國也成為全球經濟的推進器。
這一切之所以成真，至少有部分得益于美國和歐盟所實行的建設性政策。
如果美國和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把戰略重點放在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而不是前蘇聯集團身上，真的是一個更明智的選擇嗎？ 我們就是無法為各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因此，雖然我們确實需要遏制核恐怖主義，但這不該是人類最重要的議題。
此外，隻是理論上可能出現核恐怖主義，并不足以成為我們對一般恐怖主義過度反應的理由。
這些是不同的問題，應該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假設，盡管我們不斷努力，但最後還是讓恐怖組織得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雖然我們很難想象屆時各方會有怎樣的政治角力，但絕對會與21世紀初的恐怖活動和反恐活動大不相同。
如果到了2050年，全球充滿了核恐怖分子和生物恐怖分子，那些深受其害的人回顧2018年的世界，必定感到不可思議：這些人的生活如此安全，怎麼還覺得自己大受威脅？ 當然，人類目前面對的危險不僅來自恐怖主義，許多專家和一般大衆都很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簡直就像看一部百年前上映的電影。
2018年就像1914年，大國之間關系緊張，全球問題無比棘手，似乎都把我們推向全球戰争的邊緣。
如果說我們對恐怖主義是恐懼過度，那麼這種擔心爆發戰争的焦慮是否比較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