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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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起，未通報的案件數可能有數萬起。
然而就曆史而言，國家并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諾上，因此對法國來說，強奸和家暴并不構成太大的威脅。
恐怖主義襲擊則與此相反，雖然它發生的頻率低得多，但是會被視為對法國的緻命威脅，原因就在于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現代國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确保證境内不會容忍出現政治暴力的基礎上。
回到中世紀，公共領域充滿了政治暴力。
事實上，想玩這場政治遊戲，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場券，沒有這種能力，就無法在政治領域發聲。
許多貴族、城鎮、行會，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擁有自己的武裝。
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長過世，出現繼承争議，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強人、相關鄰居）就常常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恐怖主義沒有多大生存空間。
任何人，隻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實質損害，就不會有人看得起你。
如果放在1150年，幾個伊斯蘭教徒在耶路撒冷殺害了幾個平民，要求基督教軍隊離開聖城，非但不會讓人覺得恐怖，反而會招來恥笑。
想讓人把你當回事兒，你至少得先奪下一兩座固若金湯的城堡吧？對我們中世紀的祖先來說，恐怖主義實在算不上什麼，他們有太多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
到了現代，中央集權的結果，國家使領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減少，而在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境内幾乎已經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
法國、英國或美國的公民無須擁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鎮、企業、組織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權。
就連幾萬億美元、幾百萬士兵和幾千艘戰艦、戰機和核導彈的控制權，也能夠在不打一發子彈的前提下，從一批政客手中轉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
人類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情形，認為這就是自然的權利。
這種時候，就算隻是偶爾殺害幾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為，似乎也成了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甚至存在的緻命威脅。
這就像往大空瓶裡丢一枚小硬币，會發出很大的噪聲。
正因為如此，才讓恐怖主義如此成功。
國家體制創造了一個沒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間，結果就像裝了回音闆，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聲音，也會被回音闆放大。
一個國家裡的政治暴力越少，公衆受到恐怖主義行為的沖擊就越大。
恐怖分子在比利時殺幾個人得到的關注，會比在尼日利亞或伊拉克殺害幾百人得到的關注多。
這也就形成一種矛盾：正因為現代國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過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
政府總是強調，不會容忍境内發生政治暴力。
至于公民，也早已習慣身邊沒有政治暴力。
于是，一場恐怖大戲引發了公民内心對無政府狀态的恐懼，仿佛社會秩序即将徹底瓦解。
人類經過幾個世紀的浴血奮戰，才終于爬出暴力黑洞，但我們仍然感覺黑洞就在那裡，仿佛随時會再次将我們吞噬。
于是，看到發生幾件駭人聽聞的暴行，我們就想象自己再次落入深淵。
為了消除這些恐懼，政府隻好上演一場安全大戲，與這場恐怖大戲打擂台。
真正要對付恐怖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有效的情報、隐秘的行動，打擊恐怖主義背後的資金網絡，但這種事情在電視上不夠精彩。
既然公衆看到世界貿易中心轟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場景，國家想打擂台，場面就得至少一樣壯觀，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煙。
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靜、有效的行動，而是掀起一場猛烈的風暴，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懷，這是他們最希望成真的美夢。
那麼，政府到底應該如何應對恐怖主義？成功的反恐行動，應該三管齊下。
第一，秘密打擊恐怖組織網絡。
第二，媒體必須保持客觀，避免歇斯底裡。
恐怖大戲如果無法得以宣傳曝光，就不可能成功。
不幸的是，媒體往往會免費提供這種宣傳機會，着迷似的報道恐怖襲擊事件，并且把危險過度誇大，因為比起報道糖尿病或空氣污染，報道恐怖主義的報紙銷量高出一大截。
第三，則在于每個人的想象力。
恐怖分子俘獲了我們的想象力，用來對付我們。
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在腦中預演恐怖襲擊，回放着“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殺式炸彈襲擊。
恐怖分子殺了100人，接着就讓一億人都以為每棵樹後都躲着一個殺人犯。
每個公民都該負起責任，從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象力解救出來，提醒自己恐怖威脅的真實程度。
正是因為每個人的内心恐懼，才讓媒體不斷報道恐怖主義，讓政府對恐怖主義反應過度。
恐怖主義能否得逞，就看我們怎麼反應。
如果我們允許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對自己的恐懼反應過度，恐怖主義就會得逞；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想象力從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來，并以安定冷靜的态度來面對恐懼，恐怖主義就會失敗。
當恐怖分子擁有核武器 前述分析适用于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恐怖主義，也适用于今天紐約、倫敦、巴黎和特拉維夫街道上
然而就曆史而言，國家并不是建立在消除性侵害的承諾上，因此對法國來說，強奸和家暴并不構成太大的威脅。
恐怖主義襲擊則與此相反，雖然它發生的頻率低得多，但是會被視為對法國的緻命威脅，原因就在于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現代國家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明确保證境内不會容忍出現政治暴力的基礎上。
回到中世紀，公共領域充滿了政治暴力。
事實上，想玩這場政治遊戲，懂得使用暴力就像持有入場券，沒有這種能力，就無法在政治領域發聲。
許多貴族、城鎮、行會，甚至教堂和修道院，都擁有自己的武裝。
如果前任修道院院長過世，出現繼承争議，地方派系（包括修士、地方強人、相關鄰居）就常常使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恐怖主義沒有多大生存空間。
任何人，隻要力量不足以造成重大實質損害，就不會有人看得起你。
如果放在1150年，幾個伊斯蘭教徒在耶路撒冷殺害了幾個平民，要求基督教軍隊離開聖城，非但不會讓人覺得恐怖，反而會招來恥笑。
想讓人把你當回事兒，你至少得先奪下一兩座固若金湯的城堡吧？對我們中世紀的祖先來說，恐怖主義實在算不上什麼，他們有太多更大的問題需要處理。
到了現代，中央集權的結果，國家使領土内的政治暴力日益減少，而在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境内幾乎已經完全看不到政治暴力。
法國、英國或美國的公民無須擁有武力，也能争取城鎮、企業、組織甚至政府本身的控制權。
就連幾萬億美元、幾百萬士兵和幾千艘戰艦、戰機和核導彈的控制權，也能夠在不打一發子彈的前提下，從一批政客手中轉移到另一批政客手上。
人類很快就習慣了這種情形，認為這就是自然的權利。
這種時候，就算隻是偶爾殺害幾十人的零星政治暴力行為，似乎也成了對國家政權合法性甚至存在的緻命威脅。
這就像往大空瓶裡丢一枚小硬币，會發出很大的噪聲。
正因為如此，才讓恐怖主義如此成功。
國家體制創造了一個沒有政治暴力的巨大空間，結果就像裝了回音闆，即便再小的政治暴力聲音，也會被回音闆放大。
一個國家裡的政治暴力越少，公衆受到恐怖主義行為的沖擊就越大。
恐怖分子在比利時殺幾個人得到的關注，會比在尼日利亞或伊拉克殺害幾百人得到的關注多。
這也就形成一種矛盾：正因為現代國家防止政治暴力事件過于成功，反而特别容易受到恐怖主義的影響。
政府總是強調，不會容忍境内發生政治暴力。
至于公民，也早已習慣身邊沒有政治暴力。
于是，一場恐怖大戲引發了公民内心對無政府狀态的恐懼，仿佛社會秩序即将徹底瓦解。
人類經過幾個世紀的浴血奮戰，才終于爬出暴力黑洞，但我們仍然感覺黑洞就在那裡，仿佛随時會再次将我們吞噬。
于是，看到發生幾件駭人聽聞的暴行，我們就想象自己再次落入深淵。
為了消除這些恐懼，政府隻好上演一場安全大戲，與這場恐怖大戲打擂台。
真正要對付恐怖主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有效的情報、隐秘的行動，打擊恐怖主義背後的資金網絡，但這種事情在電視上不夠精彩。
既然公衆看到世界貿易中心轟然倒塌，俨然一幕恐怖場景，國家想打擂台，場面就得至少一樣壯觀，最好有更大的火、更多的煙。
因此，政府采取的不是安靜、有效的行動，而是掀起一場猛烈的風暴，這常常正中恐怖分子下懷，這是他們最希望成真的美夢。
那麼，政府到底應該如何應對恐怖主義？成功的反恐行動，應該三管齊下。
第一，秘密打擊恐怖組織網絡。
第二，媒體必須保持客觀，避免歇斯底裡。
恐怖大戲如果無法得以宣傳曝光，就不可能成功。
不幸的是，媒體往往會免費提供這種宣傳機會，着迷似的報道恐怖襲擊事件，并且把危險過度誇大，因為比起報道糖尿病或空氣污染，報道恐怖主義的報紙銷量高出一大截。
第三，則在于每個人的想象力。
恐怖分子俘獲了我們的想象力，用來對付我們。
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在腦中預演恐怖襲擊，回放着“9·11”事件或最近的自殺式炸彈襲擊。
恐怖分子殺了100人，接着就讓一億人都以為每棵樹後都躲着一個殺人犯。
每個公民都該負起責任，從恐怖分子手中把自己的想象力解救出來，提醒自己恐怖威脅的真實程度。
正是因為每個人的内心恐懼，才讓媒體不斷報道恐怖主義，讓政府對恐怖主義反應過度。
恐怖主義能否得逞，就看我們怎麼反應。
如果我們允許自己的想象力落在恐怖分子掌握之中，并對自己的恐懼反應過度，恐怖主義就會得逞；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想象力從恐怖分子手中救出來，并以安定冷靜的态度來面對恐懼，恐怖主義就會失敗。
當恐怖分子擁有核武器 前述分析适用于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恐怖主義，也适用于今天紐約、倫敦、巴黎和特拉維夫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