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宗教：神祇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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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無法對應傳統宗教中的分歧。
确實，在以色列或伊朗這樣的國家，拉比和阿亞圖拉（Ayatollah，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号）确實能直接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
即便在美國和巴西等比較世俗的國家，宗教領袖也會針對稅收、環境法規等問題，影響公衆輿論。
如果仔細觀察這些例子，你會發現傳統宗教在大多數時候就像現代科學理論的副手。
舉例來說，當伊朗的阿亞圖拉哈梅内伊（AyatollahKhamenei）要針對伊朗經濟做出重要決定時，他在經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為7世紀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現代工業經濟或全球金融市場的問題和商機。
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于馬克思、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弗雷德裡克·哈耶克（FriedrichHayek）以及現代經濟學，才能獲得解答。
當決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稅負、将國營企業民營化或簽署國際關稅協議時，哈梅内伊再運用其宗教知識和權威，把科學包裝進這段或那段經文裡。
但不管怎麼包裝，意義并不大。
隻要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不管是什葉派的伊朗、遜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猶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國，經濟政策都大同小異。
在19世紀和20世紀，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撻伐現代物質主義，反對缺少靈魂的資本主義，也指責官僚制國家大而無當。
這些宗教都承諾，隻要給它們一個機會，就能掃除所有現代性的弊病，并根據其信條當中永恒的精神價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
現在，它們有過好幾次機會，但如果說現代經濟就像一棟大樓，那麼宗教對它唯一的改變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頂裝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衛之星或“唵”的标志。
就像前面提過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宗教學者長期練習重新诠釋文本的技巧，最後反而讓宗教與實用越來越遠。
不管哈梅内伊選擇了哪種經濟政策，都一定能夠從伊斯蘭教經典裡找到選擇的理由。
但這種做法等于讓伊斯蘭教經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視為真正的知識來源，而隻是為了顯示它的權威性。
面對經濟困境，需要先讀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幫助你進一步理解經濟體系，用新的觀點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
直到找到答案，你才會仔細閱讀伊斯蘭教經典，希望能找到某個篇章，隻要诠釋的時候發揮足夠的想象力，就能用來支持你從哈耶克或馬克思那裡得到的解決方案。
總之，隻要你是一個優秀的伊斯蘭教經典學者，就一定能從經文裡找到支持的說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
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會主義，也可能支持資本主義，而且雖然耶稣說的某些内容與共産主義相似，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者還是繼續讀着“登山寶訓”而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
總之，就是沒有“基督教經濟學”“伊斯蘭教經濟學”“印度教經濟學”這樣的東西。
并不是說《聖經》、《吠陀經》、伊斯蘭教經典裡沒有任何經濟觀點，隻是那些概念可能已過時。
聖雄甘地讀了《吠陀經》之後，理想中的獨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許多自給自足的農業社群，各自紡着自己的印度手工織布，出口量不大，進口量更少。
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裡，他用雙手紡織棉花，于是紡織機輪子這個不起眼的标志成了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象征。
然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觀點實在無法貼合現代經濟學現實，因此現在隻剩下甘地的肖像，繼續在幾十億張印度盧比鈔票上微笑。
今天，現代經濟理論之所以比傳統宗教教條更實用，是因為即使表面上是宗教沖突的事件，也能用經濟理論來解釋，但沒有人想反過來用宗教理論解釋經濟事件。
舉例來說，有人會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是由階級沖突引起的。
由于曆史上的各種意外，北愛爾蘭的上層階級主要是新教徒，下層階級則主要是天主教徒。
因此，乍看這場沖突似乎是關于基督本質的神學之争，實際上則是典型的貧富鬥争。
但相對地，關于20世紀70年代南美共産黨遊擊隊和資本家地主之間的沖突，大概很少有人會說實際上這是由于對基督教神學更深層次的分歧所緻。
當面對21世紀的重大問題時，宗教能做些什麼？舉例來說，該不該讓人工智能有權決定人們的生活？例如，該讀什麼專業、在哪裡工作、和誰結婚。
在這個問題上，伊斯蘭教的立場是什麼？猶太教的立場是什麼？這個問題并不會有伊斯蘭教或猶太教的立場之别，人類大概隻會分成兩大陣營：一派贊成讓人工智能擁有這些重要權力，另一派則反對。
很有可能兩派中都各自會有穆斯林和猶太人，也各自會從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經
确實，在以色列或伊朗這樣的國家，拉比和阿亞圖拉（Ayatollah，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号）确實能直接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
即便在美國和巴西等比較世俗的國家，宗教領袖也會針對稅收、環境法規等問題，影響公衆輿論。
如果仔細觀察這些例子，你會發現傳統宗教在大多數時候就像現代科學理論的副手。
舉例來說，當伊朗的阿亞圖拉哈梅内伊（AyatollahKhamenei）要針對伊朗經濟做出重要決定時，他在經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為7世紀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現代工業經濟或全球金融市場的問題和商機。
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于馬克思、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Friedman）、弗雷德裡克·哈耶克（FriedrichHayek）以及現代經濟學，才能獲得解答。
當決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稅負、将國營企業民營化或簽署國際關稅協議時，哈梅内伊再運用其宗教知識和權威，把科學包裝進這段或那段經文裡。
但不管怎麼包裝，意義并不大。
隻要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不管是什葉派的伊朗、遜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猶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國，經濟政策都大同小異。
在19世紀和20世紀，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撻伐現代物質主義，反對缺少靈魂的資本主義，也指責官僚制國家大而無當。
這些宗教都承諾，隻要給它們一個機會，就能掃除所有現代性的弊病，并根據其信條當中永恒的精神價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
現在，它們有過好幾次機會，但如果說現代經濟就像一棟大樓，那麼宗教對它唯一的改變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頂裝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衛之星或“唵”的标志。
就像前面提過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宗教學者長期練習重新诠釋文本的技巧，最後反而讓宗教與實用越來越遠。
不管哈梅内伊選擇了哪種經濟政策，都一定能夠從伊斯蘭教經典裡找到選擇的理由。
但這種做法等于讓伊斯蘭教經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視為真正的知識來源，而隻是為了顯示它的權威性。
面對經濟困境，需要先讀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幫助你進一步理解經濟體系，用新的觀點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
直到找到答案，你才會仔細閱讀伊斯蘭教經典，希望能找到某個篇章，隻要诠釋的時候發揮足夠的想象力，就能用來支持你從哈耶克或馬克思那裡得到的解決方案。
總之，隻要你是一個優秀的伊斯蘭教經典學者，就一定能從經文裡找到支持的說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
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會主義，也可能支持資本主義，而且雖然耶稣說的某些内容與共産主義相似，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者還是繼續讀着“登山寶訓”而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
總之，就是沒有“基督教經濟學”“伊斯蘭教經濟學”“印度教經濟學”這樣的東西。
并不是說《聖經》、《吠陀經》、伊斯蘭教經典裡沒有任何經濟觀點，隻是那些概念可能已過時。
聖雄甘地讀了《吠陀經》之後，理想中的獨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許多自給自足的農業社群，各自紡着自己的印度手工織布，出口量不大，進口量更少。
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裡，他用雙手紡織棉花，于是紡織機輪子這個不起眼的标志成了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象征。
然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觀點實在無法貼合現代經濟學現實，因此現在隻剩下甘地的肖像，繼續在幾十億張印度盧比鈔票上微笑。
今天，現代經濟理論之所以比傳統宗教教條更實用，是因為即使表面上是宗教沖突的事件，也能用經濟理論來解釋，但沒有人想反過來用宗教理論解釋經濟事件。
舉例來說，有人會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是由階級沖突引起的。
由于曆史上的各種意外，北愛爾蘭的上層階級主要是新教徒，下層階級則主要是天主教徒。
因此，乍看這場沖突似乎是關于基督本質的神學之争，實際上則是典型的貧富鬥争。
但相對地，關于20世紀70年代南美共産黨遊擊隊和資本家地主之間的沖突，大概很少有人會說實際上這是由于對基督教神學更深層次的分歧所緻。
當面對21世紀的重大問題時，宗教能做些什麼？舉例來說，該不該讓人工智能有權決定人們的生活？例如，該讀什麼專業、在哪裡工作、和誰結婚。
在這個問題上，伊斯蘭教的立場是什麼？猶太教的立場是什麼？這個問題并不會有伊斯蘭教或猶太教的立場之别，人類大概隻會分成兩大陣營：一派贊成讓人工智能擁有這些重要權力，另一派則反對。
很有可能兩派中都各自會有穆斯林和猶太人，也各自會從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