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民族主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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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現在人類已經構建共同的文明，面對共同的挑戰和機會，為什麼英國、美國、俄羅斯和許多其他群體卻走向孤立？回歸民族主義，是否能真正解決全球化世界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問題，還是隻是逃避現實，到頭來會讓人類和整個生物圈陷入災難？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消除一個普遍的誤解。
與一般人所認為的不同，民族主義并不是人類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類生物學。
的确，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有對群體忠誠的基因。
但幾十萬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親密的社群，人數不超過幾十人。
所以，人類很容易對小型、親密的群體（如小部落、步兵連、家族企業）産生忠誠感，但要讓人類對幾百萬個陌生人産生忠誠感是不自然的。
這樣大規模的忠誠在近幾千年才出現（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幾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會建設的巨大努力。
人類之所以不辭辛勞地打造出國家這種共同體，是因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無法獨自應對的挑戰。
讓我們以幾千年前尼羅河沿岸的古老部落為例，尼羅河是它們的生命線，灌溉着田地、承載着商業活動。
但這個盟友随時可能翻臉：雨下得太少，人就會餓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會潰堤，摧毀整個村落。
每個部落都隻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頂多有幾百個人力，不可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同心協力，才能建起大壩，挖出長達數百公裡的運河，駕馭偉大的尼羅河。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讓各個部落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國家，得以建造大壩、修築運河、調節河水流量、存糧以備荒年，并且建立全國運輸和通信系統。
雖然有着種種優點，但無論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轉變為國家都并非易事。
要想知道個人認同國家有多困難，隻要自問：“我認識這些人嗎？”如果是我的兩個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麼我對每個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說說他們的個性、喜好和關系。
但對于和我一樣的其他800萬以色列公民，有絕大多數我從未謀面，未來見面的機會也不大。
然而，我卻能對這種形象模糊的群體懷有一種忠誠，這種能力并非遺傳自我的狩獵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項近代曆史創造的奇迹。
如果有一個來自火星的生物學家，隻了解智人的進化和解剖學，那麼他絕不可能想到這些猿類竟然能夠與數百萬陌生的個體發展出社群聯結。
為了讓我願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萬公民，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組織就得打造出一整套龐大的體系，包括教育、各種宣傳品和飛揚的旗幟，以及國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并不是說國家的凝聚力有什麼不對。
大型的系統需要大規模的忠誠才能運轉，而且擴大人類同理心的範圍也肯定有其優點。
比較溫和的愛國主義一直是人類創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
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誠、自己對全體國民有特殊的義務，就能激勵人們關心他人、願意為他人犧牲。
如果認為隻要沒有民族主義，我們的世界就會是一個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麼這會是一個危險的誤解。
沒了民族主義，我們更可能面臨部落割據、一片混亂。
例如，瑞典、德國與瑞士等和平、繁榮及自由的國家的人，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
缺少民族主義的國家則包括阿富汗、索馬裡、剛果，以及大多數失敗國家。
問題在于，有時候良性的愛國主義會搖身一變，成為盲目的極端國家主義。
這時，人們不僅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更會相信自己的國家至高無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誠，其他人對自己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出現暴力沖突。
幾個世紀以來，對民族主義最基本的批評就是民族主義會導緻戰争。
然而，隻是指控民族主義與暴力有關，并不能遏制民族主義者做出極端行為，特别是每個國家都說自己是為了自保、對抗狡詐的鄰國，才進行軍事擴張的。
隻要國家讓多數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榮，公民就願意以鮮血為代價。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這種民族主義交易看起來極具吸引力。
雖然民族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駭人沖突，但現代國家也建立了大型的醫療、教育和福利制度。
有了公立的醫療服務，似乎帕斯尚爾戰役和凡爾登戰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變了。
核武器的發明，極大地削弱了民族主義交易的平衡。
在廣島遭美國原子彈轟炸之後，人們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義會導緻普通戰争，而是害怕導緻核戰争。
面臨徹底被毀滅的局面時，人的心智思考會變得更敏銳。
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原子彈，讓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民族主義這個神燈精靈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燈。
就像尼羅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誠從地方部落轉向更大的王國，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險的河流。
在核時代，全球社群逐漸超越了單純各個國家的層面，因為隻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這個魔鬼。
在196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林登·約翰遜（LyndonB.Johnson）推出了著名的競選廣告《雛菊》，這是電視史上最成功的宣傳片之一。
廣告一開始是一個小女孩一邊一片一片摘着雛菊的花瓣，一邊數着數字，當她從1數到10時，突然一個冷峻的男聲開始像發射導彈一樣倒計時。
數到零的時候，畫面中滿是核爆炸的明亮閃光。
約翰遜向公衆高聲說道：“這就是可能的代價。
我們要創造
與一般人所認為的不同，民族主義并不是人類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類生物學。
的确，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有對群體忠誠的基因。
但幾十萬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親密的社群，人數不超過幾十人。
所以，人類很容易對小型、親密的群體（如小部落、步兵連、家族企業）産生忠誠感，但要讓人類對幾百萬個陌生人産生忠誠感是不自然的。
這樣大規模的忠誠在近幾千年才出現（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幾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會建設的巨大努力。
人類之所以不辭辛勞地打造出國家這種共同體，是因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無法獨自應對的挑戰。
讓我們以幾千年前尼羅河沿岸的古老部落為例，尼羅河是它們的生命線，灌溉着田地、承載着商業活動。
但這個盟友随時可能翻臉：雨下得太少，人就會餓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會潰堤，摧毀整個村落。
每個部落都隻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頂多有幾百個人力，不可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同心協力，才能建起大壩，挖出長達數百公裡的運河，駕馭偉大的尼羅河。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讓各個部落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國家，得以建造大壩、修築運河、調節河水流量、存糧以備荒年，并且建立全國運輸和通信系統。
雖然有着種種優點，但無論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轉變為國家都并非易事。
要想知道個人認同國家有多困難，隻要自問：“我認識這些人嗎？”如果是我的兩個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麼我對每個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說說他們的個性、喜好和關系。
但對于和我一樣的其他800萬以色列公民，有絕大多數我從未謀面，未來見面的機會也不大。
然而，我卻能對這種形象模糊的群體懷有一種忠誠，這種能力并非遺傳自我的狩獵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項近代曆史創造的奇迹。
如果有一個來自火星的生物學家，隻了解智人的進化和解剖學，那麼他絕不可能想到這些猿類竟然能夠與數百萬陌生的個體發展出社群聯結。
為了讓我願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萬公民，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組織就得打造出一整套龐大的體系，包括教育、各種宣傳品和飛揚的旗幟，以及國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并不是說國家的凝聚力有什麼不對。
大型的系統需要大規模的忠誠才能運轉，而且擴大人類同理心的範圍也肯定有其優點。
比較溫和的愛國主義一直是人類創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
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誠、自己對全體國民有特殊的義務，就能激勵人們關心他人、願意為他人犧牲。
如果認為隻要沒有民族主義，我們的世界就會是一個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麼這會是一個危險的誤解。
沒了民族主義，我們更可能面臨部落割據、一片混亂。
例如，瑞典、德國與瑞士等和平、繁榮及自由的國家的人，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
缺少民族主義的國家則包括阿富汗、索馬裡、剛果，以及大多數失敗國家。
問題在于，有時候良性的愛國主義會搖身一變，成為盲目的極端國家主義。
這時，人們不僅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更會相信自己的國家至高無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誠，其他人對自己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出現暴力沖突。
幾個世紀以來，對民族主義最基本的批評就是民族主義會導緻戰争。
然而，隻是指控民族主義與暴力有關，并不能遏制民族主義者做出極端行為，特别是每個國家都說自己是為了自保、對抗狡詐的鄰國，才進行軍事擴張的。
隻要國家讓多數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榮，公民就願意以鮮血為代價。
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這種民族主義交易看起來極具吸引力。
雖然民族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駭人沖突，但現代國家也建立了大型的醫療、教育和福利制度。
有了公立的醫療服務，似乎帕斯尚爾戰役和凡爾登戰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變了。
核武器的發明，極大地削弱了民族主義交易的平衡。
在廣島遭美國原子彈轟炸之後，人們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義會導緻普通戰争，而是害怕導緻核戰争。
面臨徹底被毀滅的局面時，人的心智思考會變得更敏銳。
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原子彈，讓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民族主義這個神燈精靈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燈。
就像尼羅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誠從地方部落轉向更大的王國，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險的河流。
在核時代，全球社群逐漸超越了單純各個國家的層面，因為隻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這個魔鬼。
在196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林登·約翰遜（LyndonB.Johnson）推出了著名的競選廣告《雛菊》，這是電視史上最成功的宣傳片之一。
廣告一開始是一個小女孩一邊一片一片摘着雛菊的花瓣，一邊數着數字，當她從1數到10時，突然一個冷峻的男聲開始像發射導彈一樣倒計時。
數到零的時候，畫面中滿是核爆炸的明亮閃光。
約翰遜向公衆高聲說道：“這就是可能的代價。
我們要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