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文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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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紮克伯格希望人類在線上團結起來，但線下世界最近發生的事似乎讓“文明沖突論”（clashofcivilisations）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
許多評論家、政治人物和一般大衆認為，叙利亞内戰、“伊斯蘭國”（IslamicState）崛起、英國脫歐、歐盟不穩，都是因為“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發生沖突所緻。
西方想把民主、人權引進伊斯蘭國家，于是引發伊斯蘭世界的激烈反抗。
而一波穆斯林移民潮加上伊斯蘭恐怖襲擊，則讓歐洲選民放棄多元文化的夢想，轉而支持排外的地方認同。
根據這種論點，人類一向就分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成員會有不同的世界觀，無法兼容。
有了這些不兼容的世界觀，文明之間的沖突也就不可避免。
就像在自然界，不同物種依照自然選擇的無情法則，為生存而戰，所以縱觀曆史，文明之間一再發生沖突，唯有适者能夠幸存、講述故事。
如果有人忽略這個殘酷的事實（不論是自由主義的政治人物，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工程師），就得付出代價。
文明沖突論的政治影響十分深遠。
支持者認為，試着調和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注定會失敗。
伊斯蘭國家永遠不會采用西方的價值觀，而西方國家也永遠無法成功吸納這些穆斯林移民。
根據這種想法，美國就不該接收來自叙利亞或伊拉克的移民，歐盟則應該放棄多元文化的謬論，堂堂正正展示自己的西方認同。
而長遠來看，隻會有一個文明在自然選擇的無情測試中幸存，所以如果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官僚們不願意拯救西方文明于伊斯蘭文明的巨浪，那麼英國、丹麥或法國最好站出來走自己的路。
這種論點雖然廣獲認同，但其實會讓人做出錯誤的判斷。
宗教激進派可能會帶來根本性的挑戰，但它挑戰的“文明”是全球文明，而不僅僅針對西方文明。
伊斯蘭國家（除伊朗）之所以團結起來抵抗伊朗和美國，背後自有原因。
即使是宗教激進派，仍帶着中世紀的想象，但基礎早已不再是7世紀的阿拉伯，而是有更多的當代全球文化成分。
他們所訴諸的恐懼和希望，屬于那些因感覺疏離而受到孤立的現代青年，而不屬于中世紀的農民和商賈。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Mishra）與克裡斯托弗·德·貝萊格（ChristopherdeBellaigue）這兩位學者說得好，伊斯蘭激進組織成員雖然受穆罕默德影響，但受福柯等人的影響也同樣深遠；他們不僅繼承了倭馬亞王朝（Umayyad）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裡發，也繼承了19世紀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衣缽。
因此，就算是“伊斯蘭國”，與其說它是某棵莫名其妙的樹上不該長出的分枝，不如說它同樣發源于我們共享的全球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明沖突論用曆史和生物做模拟，但這種模拟并不正确。
人類的群體（從小部落到大文明）和其他動物群體有本質差異，曆史上的沖突也與自然選擇的過程大異其趣。
動物物種有客觀上的身份認定，而且即便千千萬萬個世代，也不會變。
你是一隻黑猩猩還是一隻大猩猩，并非取決于信念，而取決于基因，而且隻要基因不同，表現出的社會行為也就不同。
黑猩猩的群體裡同時分成雄性猩猩與雌性猩猩的小團體，如果某隻黑猩猩想争奪權力，就得同時争取來自兩性的支持。
相較之下，大猩猩的團體則隻會有一隻雄性大猩猩，帶領着由一群雌性大猩猩組成的後宮，任何可能挑戰其地位的成年雄性大猩猩通常都會遭到驅逐。
黑猩猩不會采用像大猩猩那樣的社會形态，大猩猩也不可能采用黑猩猩那樣的組織安排。
而且至少就我們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這樣的社會系統存在不是短短幾十年，而是幾十萬年來一直如此。
人類社會之中不會有這種事。
沒錯，人類群體也可能有自成一格的社會系統，但并非由基因決定，也很少能持續超過幾個世紀。
如20世紀的德國，短短不到100年，就曾出現6個完全不同的體制：霍亨索倫王朝、魏瑪共和國、納粹第三帝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德國），最後則是民主且統一的德國。
當然，德國人一直說着德語，也一直熱愛啤酒和德國香腸，但到底有沒有什麼“德國本質”，是他們與其他所有國家的人都不同，而且從威廉二世到默克爾總理一直維持不變的？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麼答案，那再推到1000年前呢？5000年前呢？ 尚未生效的《歐盟憲法》（EuropeanConstitution）在前言指出，其靈感來自“歐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傳承，這些傳承逐漸發展成為各種共通價值：人類不可侵犯且不可剝奪的權利、民主、平等、自由及法治”。
這很容易讓人以為歐洲文明的定義來自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價值觀。
有無數演講和文獻直接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今日的歐盟聯系在一起，贊頌歐洲自由民主的曆史長達2500年，但這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盲人隻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就以為大象像一支畫筆一樣。
确實，數百年來，民主思想都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從來不是歐洲文化的全貌。
雖然雅典民主制度赫赫有名、影響深遠，但其實就隻是在巴爾幹半島的一個小角落，做了一個稱不上真心實意的實驗，而且隻撐了200多年。
如果說歐洲文明在過去25個世紀就是民主、就是人權，那麼又怎麼解釋斯巴達和恺撒（蓋烏斯·尤利烏斯·恺撒（GaiusJuliusCaesar，公元前102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稱恺撒大帝，又譯蓋厄斯·儒略·凱撒、加伊烏斯·朱利葉斯·凱撒等，羅馬共和國（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區）末期傑出的軍事統帥、政治家，并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恺撒出身貴族，曆任财務官、祭司長、大法官、執政官、監察官、獨裁官等職。
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秘密
許多評論家、政治人物和一般大衆認為，叙利亞内戰、“伊斯蘭國”（IslamicState）崛起、英國脫歐、歐盟不穩，都是因為“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發生沖突所緻。
西方想把民主、人權引進伊斯蘭國家，于是引發伊斯蘭世界的激烈反抗。
而一波穆斯林移民潮加上伊斯蘭恐怖襲擊，則讓歐洲選民放棄多元文化的夢想，轉而支持排外的地方認同。
根據這種論點，人類一向就分成不同的文明，不同文明的成員會有不同的世界觀，無法兼容。
有了這些不兼容的世界觀，文明之間的沖突也就不可避免。
就像在自然界，不同物種依照自然選擇的無情法則，為生存而戰，所以縱觀曆史，文明之間一再發生沖突，唯有适者能夠幸存、講述故事。
如果有人忽略這個殘酷的事實（不論是自由主義的政治人物，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工程師），就得付出代價。
文明沖突論的政治影響十分深遠。
支持者認為，試着調和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注定會失敗。
伊斯蘭國家永遠不會采用西方的價值觀，而西方國家也永遠無法成功吸納這些穆斯林移民。
根據這種想法，美國就不該接收來自叙利亞或伊拉克的移民，歐盟則應該放棄多元文化的謬論，堂堂正正展示自己的西方認同。
而長遠來看，隻會有一個文明在自然選擇的無情測試中幸存，所以如果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官僚們不願意拯救西方文明于伊斯蘭文明的巨浪，那麼英國、丹麥或法國最好站出來走自己的路。
這種論點雖然廣獲認同，但其實會讓人做出錯誤的判斷。
宗教激進派可能會帶來根本性的挑戰，但它挑戰的“文明”是全球文明，而不僅僅針對西方文明。
伊斯蘭國家（除伊朗）之所以團結起來抵抗伊朗和美國，背後自有原因。
即使是宗教激進派，仍帶着中世紀的想象，但基礎早已不再是7世紀的阿拉伯，而是有更多的當代全球文化成分。
他們所訴諸的恐懼和希望，屬于那些因感覺疏離而受到孤立的現代青年，而不屬于中世紀的農民和商賈。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Mishra）與克裡斯托弗·德·貝萊格（ChristopherdeBellaigue）這兩位學者說得好，伊斯蘭激進組織成員雖然受穆罕默德影響，但受福柯等人的影響也同樣深遠；他們不僅繼承了倭馬亞王朝（Umayyad）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哈裡發，也繼承了19世紀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衣缽。
因此，就算是“伊斯蘭國”，與其說它是某棵莫名其妙的樹上不該長出的分枝，不如說它同樣發源于我們共享的全球文化。
更重要的是，文明沖突論用曆史和生物做模拟，但這種模拟并不正确。
人類的群體（從小部落到大文明）和其他動物群體有本質差異，曆史上的沖突也與自然選擇的過程大異其趣。
動物物種有客觀上的身份認定，而且即便千千萬萬個世代，也不會變。
你是一隻黑猩猩還是一隻大猩猩，并非取決于信念，而取決于基因，而且隻要基因不同，表現出的社會行為也就不同。
黑猩猩的群體裡同時分成雄性猩猩與雌性猩猩的小團體，如果某隻黑猩猩想争奪權力，就得同時争取來自兩性的支持。
相較之下，大猩猩的團體則隻會有一隻雄性大猩猩，帶領着由一群雌性大猩猩組成的後宮，任何可能挑戰其地位的成年雄性大猩猩通常都會遭到驅逐。
黑猩猩不會采用像大猩猩那樣的社會形态，大猩猩也不可能采用黑猩猩那樣的組織安排。
而且至少就我們所知，黑猩猩和大猩猩這樣的社會系統存在不是短短幾十年，而是幾十萬年來一直如此。
人類社會之中不會有這種事。
沒錯，人類群體也可能有自成一格的社會系統，但并非由基因決定，也很少能持續超過幾個世紀。
如20世紀的德國，短短不到100年，就曾出現6個完全不同的體制：霍亨索倫王朝、魏瑪共和國、納粹第三帝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聯邦德國），最後則是民主且統一的德國。
當然，德國人一直說着德語，也一直熱愛啤酒和德國香腸，但到底有沒有什麼“德國本質”，是他們與其他所有國家的人都不同，而且從威廉二世到默克爾總理一直維持不變的？如果你真的想到了什麼答案，那再推到1000年前呢？5000年前呢？ 尚未生效的《歐盟憲法》（EuropeanConstitution）在前言指出，其靈感來自“歐洲的文化、宗教和人文傳承，這些傳承逐漸發展成為各種共通價值：人類不可侵犯且不可剝奪的權利、民主、平等、自由及法治”。
這很容易讓人以為歐洲文明的定義來自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價值觀。
有無數演講和文獻直接把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今日的歐盟聯系在一起，贊頌歐洲自由民主的曆史長達2500年，但這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盲人隻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就以為大象像一支畫筆一樣。
确實，數百年來，民主思想都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但它從來不是歐洲文化的全貌。
雖然雅典民主制度赫赫有名、影響深遠，但其實就隻是在巴爾幹半島的一個小角落，做了一個稱不上真心實意的實驗，而且隻撐了200多年。
如果說歐洲文明在過去25個世紀就是民主、就是人權，那麼又怎麼解釋斯巴達和恺撒（蓋烏斯·尤利烏斯·恺撒（GaiusJuliusCaesar，公元前102年7月12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史稱恺撒大帝，又譯蓋厄斯·儒略·凱撒、加伊烏斯·朱利葉斯·凱撒等，羅馬共和國（今地中海沿岸等地區）末期傑出的軍事統帥、政治家，并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奠基者。
恺撒出身貴族，曆任财務官、祭司長、大法官、執政官、監察官、獨裁官等職。
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