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平等:誰該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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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資本主義的美國,隻要一有機會,精英群體可能就會立刻打破福利國家的制度。
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情況就更為嚴峻:一旦民衆不再具有經濟價值,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迅猛發展。
這樣一來,全球化非但沒有讓全球統一,還可能造成“種化”(speciation):人類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種姓,甚至直接成為不同的物種。
全球化會讓世界橫向統一、消除國界,但也讓人類縱向分化成不同族群。
就算是在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執政的少數精英也可能決定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大批平凡的智人。
這樣看來,目前的平民主義者厭惡“精英分子”,确實有其道理。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矽谷巨擘和莫斯科億萬富豪的孫子,就可能成為比阿巴拉契亞山區鄉下人和西伯利亞地區農民的孫子更優秀的物種。
長遠看來,這甚至可能會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層種姓聚集起來自稱“文明”,再用城牆和護城河把自己與外界的“野蠻人”隔開。
在20世紀,工業文明需要“野蠻人”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蠻并加以吸收。
但到了21世紀,後工業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納米科技,比起過去更能自給自足、自我維系。
于是,不隻是整個人類,就連整個國家、整片大陸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
到時可能就會出現文明區與野蠻區的分别,兩者之間由無人機和機器人形成邊界。
在文明區裡,作戰時是生化人彼此互擲邏輯炸彈;而在野蠻區裡,用的則是砍刀和AK–47突擊步槍。
在這本書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讨論人類的未來,講着“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但或許根本沒有“我們”。
或許“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類團體會有完全不同的未來。
也許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給孩子的是怎麼寫計算機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該教的是怎樣拔槍拔得快、射擊射得準。
該由誰擁有數據 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所有财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關鍵在于規範數據的所有權。
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産,政治鬥争是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貴族和平民。
到了現代,機器和工廠的重要性超過土地,政治鬥争便轉為争奪這些重要生産工具的控制權。
等到太多機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資本家和無産階級。
但到21世紀,數據的重要性又會超越土地和機器,于是政治鬥争就是要争奪數據流的控制權。
等到太多數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人類就會分裂成不同的物種。
争奪數據的比賽已經開始,目前是以谷歌、臉譜網、百度和騰訊等數據巨頭為首。
到目前為止,這些巨頭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merchant)的商業模式:靠提供免費信息、服務和娛樂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再把我們的注意力轉賣給廣告主。
然而,這些數據巨頭真正的目标其實遠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們真正的業務不是銷售廣告,而是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取得了關于我們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遠比任何廣告收入更有價值。
我們不是他們的用戶,而是商品。
就中期來看,這一大批數據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而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廣告業本身。
這種新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将權力從人類轉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選擇和購買商品的權力。
一旦開始由算法為我們選擇、購買商品,廣告業就會崩潰。
以谷歌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萬事問谷歌,而且我們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
假設某一天,我們可以跟谷歌說:“嗨,谷歌,根據你對汽車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習慣、對全球變暖的看法,甚至是對中東政局的看法),哪輛車是我最好的選擇?”再假設谷歌确實能給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們已經從經驗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種種感受,到那個時候,汽車廣告還有什麼用? 而就長期來看,隻要取得足夠的數據和運算能力,數據巨頭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層的秘密,不僅能為我們做選擇或操縱我們,甚至可能重新設計生物或無機的生命形式。
為了維持運營,這些巨頭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需要賣廣告,但它們現在評估應用程序、産品和公司的标準已經不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數據。
某款熱門的應用程序可能缺乏商業模式,甚至短期内還會虧損,但隻要能取得數據,就能價值數十億美元。
就算你還沒想清楚怎麼用某批數據來賺錢,最好也先有了再說,因為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來生活的關鍵。
我無法确認這些巨頭是不
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情況就更為嚴峻:一旦民衆不再具有經濟價值,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迅猛發展。
這樣一來,全球化非但沒有讓全球統一,還可能造成“種化”(speciation):人類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種姓,甚至直接成為不同的物種。
全球化會讓世界橫向統一、消除國界,但也讓人類縱向分化成不同族群。
就算是在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執政的少數精英也可能決定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大批平凡的智人。
這樣看來,目前的平民主義者厭惡“精英分子”,确實有其道理。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矽谷巨擘和莫斯科億萬富豪的孫子,就可能成為比阿巴拉契亞山區鄉下人和西伯利亞地區農民的孫子更優秀的物種。
長遠看來,這甚至可能會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層種姓聚集起來自稱“文明”,再用城牆和護城河把自己與外界的“野蠻人”隔開。
在20世紀,工業文明需要“野蠻人”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蠻并加以吸收。
但到了21世紀,後工業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納米科技,比起過去更能自給自足、自我維系。
于是,不隻是整個人類,就連整個國家、整片大陸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
到時可能就會出現文明區與野蠻區的分别,兩者之間由無人機和機器人形成邊界。
在文明區裡,作戰時是生化人彼此互擲邏輯炸彈;而在野蠻區裡,用的則是砍刀和AK–47突擊步槍。
在這本書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讨論人類的未來,講着“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但或許根本沒有“我們”。
或許“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類團體會有完全不同的未來。
也許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給孩子的是怎麼寫計算機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該教的是怎樣拔槍拔得快、射擊射得準。
該由誰擁有數據 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所有财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關鍵在于規範數據的所有權。
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産,政治鬥争是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貴族和平民。
到了現代,機器和工廠的重要性超過土地,政治鬥争便轉為争奪這些重要生産工具的控制權。
等到太多機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資本家和無産階級。
但到21世紀,數據的重要性又會超越土地和機器,于是政治鬥争就是要争奪數據流的控制權。
等到太多數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人類就會分裂成不同的物種。
争奪數據的比賽已經開始,目前是以谷歌、臉譜網、百度和騰訊等數據巨頭為首。
到目前為止,這些巨頭多半采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merchant)的商業模式:靠提供免費信息、服務和娛樂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再把我們的注意力轉賣給廣告主。
然而,這些數據巨頭真正的目标其實遠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們真正的業務不是銷售廣告,而是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取得了關于我們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遠比任何廣告收入更有價值。
我們不是他們的用戶,而是商品。
就中期來看,這一大批數據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而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廣告業本身。
這種新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将權力從人類轉移到算法手中,包括選擇和購買商品的權力。
一旦開始由算法為我們選擇、購買商品,廣告業就會崩潰。
以谷歌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萬事問谷歌,而且我們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
假設某一天,我們可以跟谷歌說:“嗨,谷歌,根據你對汽車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習慣、對全球變暖的看法,甚至是對中東政局的看法),哪輛車是我最好的選擇?”再假設谷歌确實能給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們已經從經驗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種種感受,到那個時候,汽車廣告還有什麼用? 而就長期來看,隻要取得足夠的數據和運算能力,數據巨頭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層的秘密,不僅能為我們做選擇或操縱我們,甚至可能重新設計生物或無機的生命形式。
為了維持運營,這些巨頭在短期内可能仍然需要賣廣告,但它們現在評估應用程序、産品和公司的标準已經不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數據。
某款熱門的應用程序可能缺乏商業模式,甚至短期内還會虧損,但隻要能取得數據,就能價值數十億美元。
就算你還沒想清楚怎麼用某批數據來賺錢,最好也先有了再說,因為這可能就是控制和塑造未來生活的關鍵。
我無法确認這些巨頭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