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Ⅳ 二〇〇〇年 多倫多</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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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美國總統選舉出現了争議——凱奇姆把喬治·W.布什從阿爾·戈爾手中“竊取”總統職位、最高法院針對兩黨紛争的最終投票結果是五比四這一系列事件稱為“佛羅裡達一敗塗地”——凱奇姆經常發這樣的牢騷傳真。
戈爾赢得了全民投票，丹尼和他父親都相信，共和黨竊取了選舉結果，但廚師父子并不贊同凱奇姆的極端看法——老伐木工說他們不過是“看熱鬧的加拿大人”，還說美國這個“渾蛋國家”咎由自取。
當你真需要殺手的時候，連個影子都找不見。
凱奇姆在傳真裡這樣說。
他指的并非刺殺喬治·W.布什，而是說有人應該幹掉拉爾夫·納德。
（如果不是納德搞破壞，戈爾會在佛羅裡達州勝過布什。
）凱奇姆相信，應該把拉爾夫·納德捆起來，堵住嘴——“最好把他塞進有缺陷的兒童座椅裡面”——沉進安德羅斯科金河。
在布什和戈爾進行第二次總統辯論時，布什批評克林頓總統往索馬裡和巴爾幹派兵的做法。
“我認為我們的軍隊不應該用在所謂的國家重建上。
”這位未來的總統說。
你們想等着看那個撒謊的小渾蛋是怎麼想辦法動用我們的軍隊的嗎？想不想打個賭，看看他會不會搞什麼“國家重建”呢？ 凱奇姆在傳真裡說。
然而丹尼不願看到美國受辱的未來一幕——尤其是，他從來沒站在加拿大人的角度上幸災樂禍過。
他和父親從來沒真的想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因此在改變國籍這件事上，丹尼·安吉爾這位國際暢銷書作家隻希望保持低調，盡量淡化其中的政治色彩，可是在一九八四年《班戈爾以東》出版之後，要做到這一點難上加難——他的堕胎小說毫無疑問具有政治性。
丹尼和他父親被接納為加拿大新公民的過程相當緩慢，他是以“自雇人士”的身份提出申請的，為他代理移民的律師将作家歸入“世界級别的文化活動參與者”這一類。
丹尼賺的錢足夠養活自己和父親，他們都通過了體檢。
父子倆持遊客簽證在多倫多居住，每六個月必須出入境一次查驗簽證，而且還要到加拿大的駐美領館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
（布法羅是距離多倫多最近的美國城市。
） 移民與公民事務部門的一位助理不贊成他們通過所謂的“快速通道”申請移民。
像他們這樣的情況，沒什麼好着急的，這位著名作家并不需要盡快改變國籍，對吧？（移民律師早已警告過丹尼，加拿大人總是對成功人士有所懷疑，傾向于懲罰他們而非獎勵。
）實際上，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廚師父子在申請加拿大國籍時已經采取了最慢的速度。
時間過去了四年，馬上就要到第五年了，可現在由于佛羅裡達“一敗塗地”，加拿大媒體認為作家丹尼·安吉爾是“叛逃”，他在十多年前就“放棄了美國”，看起來這是作家的“先見之明”——《多倫多環球時報》如是說。
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九九九年，改編自《班戈爾以東》的電影上映，二〇〇〇年，這部片子獲得了好幾項奧斯卡獎，然而這些對丹尼并沒有什麼幫助。
二〇〇一年初，美國國會召開聯席會議驗證選舉結果，因為美國新總統反對堕胎，新聞媒體再次抓住作家支持堕胎的政治立場大做文章，這在丹尼和他父親看來不足為奇。
在加拿大，作家在新聞中出現的概率高于美國，記者不僅報道他們寫了什麼書，還會報道他們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麼。
對于在美國媒體上讀到的所有關于自己的東西，丹尼依然非常敏感，他經常因為作品内容和移居多倫多的舉動而被貼上“反美”的标簽。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毫無疑問是指歐洲和加拿大——作家的反美主義會被當成好事。
根據報道，這位僑民作家“诋毀”美國人的生活，而他之所以搬到多倫多，是為了“申明立場”。
（盡管丹尼·安吉爾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他也接受了自己在加拿大交的稅比在美國多的事實。
）但是，作為小說家卻要為了所謂的反美立場而承受外界的随意褒貶，丹尼越來越覺得不舒服。
當然，他不能透露——尤其不能告訴媒體——移居加拿大的真實原因。
丹尼對外宣稱，他出版的七本小說裡，隻有兩本算得上包含政治色彩。
他明白這話聽起來像是自我辯解，但他說的都是事實。
丹尼的第四本書《肯尼迪父親》是一部關于越戰的小說，讀者視其為反戰檄文。
第六本書《班戈爾以東》是一部說教作品——某些評論家認為它為堕胎權進行了辯護。
可另外五本書有什麼政治意義呢？不正常的家庭、有害的性經曆、令人懊悔的各種失落的純真——故事的視角極其微小，完全不涉及對社會或者政府的譴責，在丹尼·安吉爾的小說中，反派——如果存在反派的話——往往是人性，而不是美國，丹尼從來不是任何類型的激進主義者。
“所有作家都是局外人，”丹尼·安吉爾曾經說過，“我搬到多倫多，是因為我喜歡成為局外人。
”但是沒人相信他，況且，“這位舉世聞名的作家厭棄了美國”之類的說法豈不是更好的故事？ 丹尼認為，對于自己移居加拿大這件事，媒體處理得過于聳人聽聞，把他純粹出于私人動機的決定牽強附會地歸因于政治，但更讓小說家煩惱的是，他的小說也被庸俗化了。
有人翻遍了丹尼·安吉爾的作品，隻為尋找他們想象中的帶有自傳色彩的碎片，對它們進行過度的條分縷析，搜索隐藏其中的真實回憶。
然而除此之外，丹尼還能期望什麼呢？ 在媒體眼中，現實生活比小說更重要，比起“純屬虛構”的内容，公衆顯然對小說裡那些至少是基于個人經驗而創作出來的部分更感興趣。
在任何虛構作品裡面，那些曾經發生在作家身上——或者發生在與作家親近的人身上——的事情往往要比純粹想象出來的情節真實可信得多。
（至少人們都是普遍這樣認為的，盡管丹尼想要推翻大家的成見，一有機會就為小說的虛構性辯護——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故事從來都不是完整的，不會像小說那樣有始有終。
） 然而，在為小說中的虛構部分辯護時，誰又是丹尼·安吉爾或者其他任何一位小說家的聽衆呢？創意寫作班的學員？讀書俱樂部裡上了年紀的女性？讀書俱樂部的多數成員不都是這樣的女性嗎？除了他們，還有誰對虛構比所謂的真實生活更感興趣？采訪丹尼·安吉爾的記者顯然不在此列，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這本或者那本小說裡，“真實”的部分有哪些？主要人物有真實的原型嗎？小說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最悲慘、最災難性的）結局發生在作家認識的某個人身上嗎？ 所以，丹尼還能期望什麼呢？這種問題不是他咎由自取嗎？隻要看看他最近的那本書《路中央的孩子》就知道了。
丹尼覺得媒體會怎麼拿它做文章呢？這本書在他離開佛蒙特之前就已經開始動筆了，是他的第七部小說。
一九八七年三月，丹尼差不多完成了初稿。
喬是在那年的三月下旬死去的，在科羅拉多，泥濘時節尚未到來。
（“媽的，幾乎快要到泥濘時節了。
”凱奇姆會這樣說。
） 當時喬正在博爾德讀大四，剛滿二十二歲。
諷刺的是，《路中央的孩子》講的就是心愛的獨生子死去的故事。
但在丹尼幾乎已經完成的那本小說裡，孩子死去時還包着尿布——隻有兩歲，被馬路上的汽車撞死了，是那天小喬在艾奧瓦大街上可能遭遇的結局。
這本尚未完成的小說是關于孩子的死是如何毀了他的父母的——廚師和凱奇姆都毫不懷疑地認定，書中人物的原型就是丹尼和凱蒂——他們最終分道揚镳，卻殊途同歸，注定走向毀滅。
這本書自然會有所改動。
兒子死後，丹尼·安吉爾一年多沒有寫作，困難之處并非寫作，正如丹尼對朋友阿曼多·德西蒙所說的那樣——難點在于想象。
無論試着想象什麼，丹尼隻能看到喬是怎麼死去的，同時還會沒完沒了地想象那些可能改變結果、讓兒子活下來的微小細節。
（假如喬當時這麼做，而不是那麼做……假如廚師父子沒去多倫多……假如丹尼在博爾德而不是在溫特帕克買房或者租房……假如喬還沒學會滑雪……假如他們聽了凱奇姆的建議，不去佛蒙特……假如雪崩封住了山路……假如喬喝醉了無法開車，而不是完全清醒……假如車上的乘客是個男孩，而不是那個女孩……假如喬沒在談戀愛……）還有什麼是一個作家想象不到的呢？ 還有什麼是丹尼不能想的呢——哪怕隻是為了折磨自己？丹尼無法使喬複活，無法像小說家修改小說那樣改寫兒子的經曆。
那年過去後，丹尼·安吉爾終于能夠重讀他在《路中央的孩子》中所寫的内容了——開頭就是包着尿布的兩歲孩子意外喪命的悲慘情節，與之相比，孩子的父母後來遭受的痛苦似乎變得微不足道起來，而現實生活裡的那個孩子雖然躲過了兩歲時的劫難，卻在長大後最風華正茂的年紀死于非命，難道不更糟糕嗎？如果根據現實改寫這本小說，讓它變得更加令人心碎——豈不是把故事變得更好了嗎？丹尼毫無疑問是這樣相信的，于是他從頭到尾重寫了《路中央的孩子》，又花了五年多——幾乎用了六年。
小說的主題當然沒有改變，也絕無可能變化——丹尼心中的喪子之痛永遠不會改變，細節的變化則是無關緊要的。
一九九五年，《路中央的孩子》首次出版，距離《班戈爾以東》出版已經十一年了，喬也死了八年。
在修改後的版本中，原來的兩歲孩子長成了愛冒險的年輕人，在喬的那個年齡——二十二歲——時死去，也還是個大學生。
死亡原因是意外事故，但也可能是自殺。
與喬的不同之處在于，丹尼的第七部小說的這位主角死前喝醉了酒，吞下大量安眠藥，還吃了個火腿三明治，被自己的嘔吐物噎死了。
其實，讀大四的時候，喬已經變得不那麼魯莽了，而且學會了控制自己，很少喝酒。
他滑雪的速度很快，但從來沒受過傷，車技似乎也很好，在科羅拉多開了四年車，從未吃過超速罰單。
他跟女孩的交往速度甚至也慢了下來——或者說在他祖父和父親看來是這樣的。
當然，廚師父子從未停止過為他擔心，但整個大學期間，喬表現得都不錯，沒什麼可以讓他們擔心的地方，連他的成績都比在諾斯菲爾德黑門山學校讀書時要好。
（就像許多在獨立寄宿學校讀過書的孩子那樣，喬總是說大學讀起來更輕松。
） 作為小說家，丹尼·安吉爾隻能忍痛讓《路中央的孩子》裡那個可能具有自殺傾向的人物盡可能與喬有所區别，書中的年輕人像個敏感的藝術家，健康欠佳——從小體弱多病，似乎注定早死——也不擅長運動。
小說的背景在佛蒙特，而不在科羅拉多。
經過修改，男孩的母親雖然任性，但達不到凱蒂的程度，盡管像她那個劫數難逃的兒子一樣，她也是個酒鬼。
修改版中，以丹尼為原型的男孩的父親雖然傷心欲絕，也沒有戒酒，但他并非酒鬼。
（他從來沒有被酒精所控制，隻是壓抑消沉而已。
） 喬去世後的頭幾年，廚師偶爾會試着勸兒子别喝了。
“如果你不喝酒，會感覺好一點兒，丹尼爾。
從長遠來看，你将來會後悔現在喝酒的。
” “這是為了作研究，老爹。
”丹尼對父親說，但是這樣回答已經不再有效，他在五年多以前就已經改寫完了《路中央的孩子》，在丹尼的新小說裡，主要人物都不喝酒，他喝酒也并非為了“作研究”——從來都不是。
但廚師看得出丹尼并沒有過量飲酒，作家會在晚餐前喝幾杯啤酒——他一直喜歡啤酒的味道——再喝一兩杯紅酒下飯，絕對不會多喝（他不喝紅酒睡不着）。
顯然，多米尼克的寶貝兒子丹尼爾并沒有變回原來那個貪杯之人。
多米尼克也能看出兒子依然陷在悲傷之中，喬去世後，凱奇姆觀察到，丹尼的悲傷似乎永遠不會消失。
就連那些采訪過他的記者或者第一次見到作家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一點。
在丹尼為《路中央的孩子》的出版而參與的許多訪談中，有關這本小說的主題——孩子的死亡——的問題都繞不開他的個人經曆，對小說家而言，每本小說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包含他們不願觸及的情感經曆，避而不談也是在所難免的。
丹尼竭盡全力使自己置身事外，難道他做得還不夠嗎？他運用擴大與誇張的手法，在可信的限度之内對故事進行了充分的延伸——把他能想象到的、最完整而悲慘的際遇安排到了人物身上。
（“所謂的真實人物永遠不會像完全虛構的人物這樣完整。
”小說家一再強調）然而，丹尼·安吉爾的采訪者幾乎沒怎麼提起過《路中央的孩子》裡的情節和人物，反而問他是如何“應對”兒子的去世的。
作家經曆的“現實悲劇”是否讓他對虛構的重要性——即“純粹虛構”的分量、嚴肅性和相對價值——重新進行了思考？ 這種問題讓丹尼·安吉爾抓狂，但他實在是高估了記者們，他們中的大部分缺乏想象力，難以相信小說中那些看似可信的内容“完全是想象出來的”。
那些以前做過記者、後來才寫小說的人又都認同海明威的那句讨人厭的格言：寫你知道的東西。
這是什麼屁話？小說隻能寫你認識的人嗎？有多少無聊到死的現實主義小說就是根據這條完全缺少創造力的馊主意寫出來的啊？ 可也不能因此斷言丹尼不應該預見到采訪者就《路中央的孩子》向他提出私人問題，畢竟連不看書的人都聽說過這位著名作家的兒子意外身亡的事。
（讓凱奇姆松了一口氣的是，牛仔似乎沒注意到這件事。
）名人子女的不幸遭遇經常出現在新聞中，但與他們中的許多人相提并論對于喬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事故發生時他既沒有喝酒，也沒犯什麼錯。
可丹尼應該預料到，在證實酒精并非導緻意外發生的原因之前，媒體會自以為是地猜測酒精就是罪魁禍首。
事故發生後——以及《路中央的孩子》出版後，起初多米尼克竭力保護兒子免受書迷來信的騷擾，丹尼會讓父親先讀信，篩選出他該讀和不該讀的，因為他相信廚師的判斷——而天空女士的來信就是這麼被篩選掉了的。
“你的有些讀者真是奇怪，”廚師有一天抱怨說，“那麼多書迷會直接稱呼你的名字，就像他們是你的朋友一樣！這讓我覺得緊張——那麼多你不認識的人自以為了解你。
” “舉個例子吧，老爹。
”丹尼說。
“哦，我也不是很清楚，”多米尼克說，“你知道，我扔掉的信比拿給你看的還多，上星期有封信——我覺得寫信的可能是個脫衣舞娘，她有脫衣舞娘的花名。
” “什麼花名？”丹尼問父親。
“天空女士，”廚師說，“我覺得聽着像脫衣舞娘。
” “我知道她的真名叫艾米。
”丹尼說，他努力保持冷靜。
“你認識她？” “我隻認識一位天空女士。
” “對不起，丹尼爾——我以為她是個瘋子。
” “她說了什麼？老爹，你還記得嗎？” 廚師自然不記得所有細節，隻記得那個女人似乎放肆又瘋狂，寫了些亂七八糟的話，比如保護喬不受豬的傷害什麼的，還說她再也不飛了，就好像以前曾經會飛似的。
“她要我給她回信了嗎？”丹尼問父親，“你還記得她的信是從哪兒寄來的嗎？” “嗯，我記得她寫了回信地址來着——他們不都想着讓你回信嘛！”廚師叫道。
“沒關系，老爹，我沒有怪你。
”丹尼說，“也許她還會寫信來的。
”（其實他言不由衷，他的心很痛。
） “我不知道你想收到一個叫天空女士的人的消息，丹尼爾。
”廚師說。
艾米肯定遇到了什麼事，丹尼想知道那是什麼事。
作家認為，她不會無緣無故地停止裸體跳傘。
“我一開始真以為她是個瘋子，丹尼爾。
”廚師頓了頓，又說，“她說她也失去了一個孩子，我覺得還是别給你看這種信了，這樣的信有很多。
” “爸爸，也許你應該給我看看那些信的。
”丹尼說。
發現天空女士給他寫過信之後，丹尼收到了更多曾經失去子女的書迷的來信，但他始終無法回複其中的任何一封——他沒有話要對他們說，丹尼知道，這是因為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想知道艾米當時是怎麼熬過來的，在沒有了喬的新生活裡，丹尼想，一絲不挂地跳出飛機也不是什麼難事。
丹尼·安吉爾的寫作室位于克魯尼街住宅的三樓，除了那扇能看到薩默希爾酒水店的窗戶，屋裡還有個天窗。
這兒曾經是喬的卧室，占據了整個三樓，有獨立的衛生間和淋浴，但沒有浴缸。
對于喬這樣的大學生來說，淋浴已經足夠了，但廚師曾經質疑過超大卧室和一流的景觀對于一個在美國上大學、不常回家的年輕人來說有些浪費。
（喬從來不會在多倫多久待。
） 丹尼卻堅持說他希望喬擁有最好的卧室，因為這樣也許兒子會更願意回加拿大。
這間卧室單獨位于三樓，這使它成為整座房子裡最私密的房間，安全起見，三樓的卧室不能沒有逃生梯，所以丹尼造了一架，這樣屋裡就有了一個秘密出入口。
喬死後，丹尼把兒子的卧室變成了寫作室，小說家留下了兒子的所有物品，讓它們保持原樣，隻移走了床。
喬的衣服留在壁櫥和五鬥櫃裡，甚至連他的鞋都沒動過。
所有的鞋帶都開着，喬脫
戈爾赢得了全民投票，丹尼和他父親都相信，共和黨竊取了選舉結果，但廚師父子并不贊同凱奇姆的極端看法——老伐木工說他們不過是“看熱鬧的加拿大人”，還說美國這個“渾蛋國家”咎由自取。
當你真需要殺手的時候，連個影子都找不見。
凱奇姆在傳真裡這樣說。
他指的并非刺殺喬治·W.布什，而是說有人應該幹掉拉爾夫·納德。
（如果不是納德搞破壞，戈爾會在佛羅裡達州勝過布什。
）凱奇姆相信，應該把拉爾夫·納德捆起來，堵住嘴——“最好把他塞進有缺陷的兒童座椅裡面”——沉進安德羅斯科金河。
在布什和戈爾進行第二次總統辯論時，布什批評克林頓總統往索馬裡和巴爾幹派兵的做法。
“我認為我們的軍隊不應該用在所謂的國家重建上。
”這位未來的總統說。
你們想等着看那個撒謊的小渾蛋是怎麼想辦法動用我們的軍隊的嗎？想不想打個賭，看看他會不會搞什麼“國家重建”呢？ 凱奇姆在傳真裡說。
然而丹尼不願看到美國受辱的未來一幕——尤其是，他從來沒站在加拿大人的角度上幸災樂禍過。
他和父親從來沒真的想要離開自己的國家，因此在改變國籍這件事上，丹尼·安吉爾這位國際暢銷書作家隻希望保持低調，盡量淡化其中的政治色彩，可是在一九八四年《班戈爾以東》出版之後，要做到這一點難上加難——他的堕胎小說毫無疑問具有政治性。
丹尼和他父親被接納為加拿大新公民的過程相當緩慢，他是以“自雇人士”的身份提出申請的，為他代理移民的律師将作家歸入“世界級别的文化活動參與者”這一類。
丹尼賺的錢足夠養活自己和父親，他們都通過了體檢。
父子倆持遊客簽證在多倫多居住，每六個月必須出入境一次查驗簽證，而且還要到加拿大的駐美領館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
（布法羅是距離多倫多最近的美國城市。
） 移民與公民事務部門的一位助理不贊成他們通過所謂的“快速通道”申請移民。
像他們這樣的情況，沒什麼好着急的，這位著名作家并不需要盡快改變國籍，對吧？（移民律師早已警告過丹尼，加拿大人總是對成功人士有所懷疑，傾向于懲罰他們而非獎勵。
）實際上，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廚師父子在申請加拿大國籍時已經采取了最慢的速度。
時間過去了四年，馬上就要到第五年了，可現在由于佛羅裡達“一敗塗地”，加拿大媒體認為作家丹尼·安吉爾是“叛逃”，他在十多年前就“放棄了美國”，看起來這是作家的“先見之明”——《多倫多環球時報》如是說。
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九九九年，改編自《班戈爾以東》的電影上映，二〇〇〇年，這部片子獲得了好幾項奧斯卡獎，然而這些對丹尼并沒有什麼幫助。
二〇〇一年初，美國國會召開聯席會議驗證選舉結果，因為美國新總統反對堕胎，新聞媒體再次抓住作家支持堕胎的政治立場大做文章，這在丹尼和他父親看來不足為奇。
在加拿大，作家在新聞中出現的概率高于美國，記者不僅報道他們寫了什麼書，還會報道他們說了什麼和做了什麼。
對于在美國媒體上讀到的所有關于自己的東西，丹尼依然非常敏感，他經常因為作品内容和移居多倫多的舉動而被貼上“反美”的标簽。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毫無疑問是指歐洲和加拿大——作家的反美主義會被當成好事。
根據報道，這位僑民作家“诋毀”美國人的生活，而他之所以搬到多倫多，是為了“申明立場”。
（盡管丹尼·安吉爾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他也接受了自己在加拿大交的稅比在美國多的事實。
）但是，作為小說家卻要為了所謂的反美立場而承受外界的随意褒貶，丹尼越來越覺得不舒服。
當然，他不能透露——尤其不能告訴媒體——移居加拿大的真實原因。
丹尼對外宣稱，他出版的七本小說裡，隻有兩本算得上包含政治色彩。
他明白這話聽起來像是自我辯解，但他說的都是事實。
丹尼的第四本書《肯尼迪父親》是一部關于越戰的小說，讀者視其為反戰檄文。
第六本書《班戈爾以東》是一部說教作品——某些評論家認為它為堕胎權進行了辯護。
可另外五本書有什麼政治意義呢？不正常的家庭、有害的性經曆、令人懊悔的各種失落的純真——故事的視角極其微小，完全不涉及對社會或者政府的譴責，在丹尼·安吉爾的小說中，反派——如果存在反派的話——往往是人性，而不是美國，丹尼從來不是任何類型的激進主義者。
“所有作家都是局外人，”丹尼·安吉爾曾經說過，“我搬到多倫多，是因為我喜歡成為局外人。
”但是沒人相信他，況且，“這位舉世聞名的作家厭棄了美國”之類的說法豈不是更好的故事？ 丹尼認為，對于自己移居加拿大這件事，媒體處理得過于聳人聽聞，把他純粹出于私人動機的決定牽強附會地歸因于政治，但更讓小說家煩惱的是，他的小說也被庸俗化了。
有人翻遍了丹尼·安吉爾的作品，隻為尋找他們想象中的帶有自傳色彩的碎片，對它們進行過度的條分縷析，搜索隐藏其中的真實回憶。
然而除此之外，丹尼還能期望什麼呢？ 在媒體眼中，現實生活比小說更重要，比起“純屬虛構”的内容，公衆顯然對小說裡那些至少是基于個人經驗而創作出來的部分更感興趣。
在任何虛構作品裡面，那些曾經發生在作家身上——或者發生在與作家親近的人身上——的事情往往要比純粹想象出來的情節真實可信得多。
（至少人們都是普遍這樣認為的，盡管丹尼想要推翻大家的成見，一有機會就為小說的虛構性辯護——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故事從來都不是完整的，不會像小說那樣有始有終。
） 然而，在為小說中的虛構部分辯護時，誰又是丹尼·安吉爾或者其他任何一位小說家的聽衆呢？創意寫作班的學員？讀書俱樂部裡上了年紀的女性？讀書俱樂部的多數成員不都是這樣的女性嗎？除了他們，還有誰對虛構比所謂的真實生活更感興趣？采訪丹尼·安吉爾的記者顯然不在此列，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這本或者那本小說裡，“真實”的部分有哪些？主要人物有真實的原型嗎？小說最令人難忘的（就是最悲慘、最災難性的）結局發生在作家認識的某個人身上嗎？ 所以，丹尼還能期望什麼呢？這種問題不是他咎由自取嗎？隻要看看他最近的那本書《路中央的孩子》就知道了。
丹尼覺得媒體會怎麼拿它做文章呢？這本書在他離開佛蒙特之前就已經開始動筆了，是他的第七部小說。
一九八七年三月，丹尼差不多完成了初稿。
喬是在那年的三月下旬死去的，在科羅拉多，泥濘時節尚未到來。
（“媽的，幾乎快要到泥濘時節了。
”凱奇姆會這樣說。
） 當時喬正在博爾德讀大四，剛滿二十二歲。
諷刺的是，《路中央的孩子》講的就是心愛的獨生子死去的故事。
但在丹尼幾乎已經完成的那本小說裡，孩子死去時還包着尿布——隻有兩歲，被馬路上的汽車撞死了，是那天小喬在艾奧瓦大街上可能遭遇的結局。
這本尚未完成的小說是關于孩子的死是如何毀了他的父母的——廚師和凱奇姆都毫不懷疑地認定，書中人物的原型就是丹尼和凱蒂——他們最終分道揚镳，卻殊途同歸，注定走向毀滅。
這本書自然會有所改動。
兒子死後，丹尼·安吉爾一年多沒有寫作，困難之處并非寫作，正如丹尼對朋友阿曼多·德西蒙所說的那樣——難點在于想象。
無論試着想象什麼，丹尼隻能看到喬是怎麼死去的，同時還會沒完沒了地想象那些可能改變結果、讓兒子活下來的微小細節。
（假如喬當時這麼做，而不是那麼做……假如廚師父子沒去多倫多……假如丹尼在博爾德而不是在溫特帕克買房或者租房……假如喬還沒學會滑雪……假如他們聽了凱奇姆的建議，不去佛蒙特……假如雪崩封住了山路……假如喬喝醉了無法開車，而不是完全清醒……假如車上的乘客是個男孩，而不是那個女孩……假如喬沒在談戀愛……）還有什麼是一個作家想象不到的呢？ 還有什麼是丹尼不能想的呢——哪怕隻是為了折磨自己？丹尼無法使喬複活，無法像小說家修改小說那樣改寫兒子的經曆。
那年過去後，丹尼·安吉爾終于能夠重讀他在《路中央的孩子》中所寫的内容了——開頭就是包着尿布的兩歲孩子意外喪命的悲慘情節，與之相比，孩子的父母後來遭受的痛苦似乎變得微不足道起來，而現實生活裡的那個孩子雖然躲過了兩歲時的劫難，卻在長大後最風華正茂的年紀死于非命，難道不更糟糕嗎？如果根據現實改寫這本小說，讓它變得更加令人心碎——豈不是把故事變得更好了嗎？丹尼毫無疑問是這樣相信的，于是他從頭到尾重寫了《路中央的孩子》，又花了五年多——幾乎用了六年。
小說的主題當然沒有改變，也絕無可能變化——丹尼心中的喪子之痛永遠不會改變，細節的變化則是無關緊要的。
一九九五年，《路中央的孩子》首次出版，距離《班戈爾以東》出版已經十一年了，喬也死了八年。
在修改後的版本中，原來的兩歲孩子長成了愛冒險的年輕人，在喬的那個年齡——二十二歲——時死去，也還是個大學生。
死亡原因是意外事故，但也可能是自殺。
與喬的不同之處在于，丹尼的第七部小說的這位主角死前喝醉了酒，吞下大量安眠藥，還吃了個火腿三明治，被自己的嘔吐物噎死了。
其實，讀大四的時候，喬已經變得不那麼魯莽了，而且學會了控制自己，很少喝酒。
他滑雪的速度很快，但從來沒受過傷，車技似乎也很好，在科羅拉多開了四年車，從未吃過超速罰單。
他跟女孩的交往速度甚至也慢了下來——或者說在他祖父和父親看來是這樣的。
當然，廚師父子從未停止過為他擔心，但整個大學期間，喬表現得都不錯，沒什麼可以讓他們擔心的地方，連他的成績都比在諾斯菲爾德黑門山學校讀書時要好。
（就像許多在獨立寄宿學校讀過書的孩子那樣，喬總是說大學讀起來更輕松。
） 作為小說家，丹尼·安吉爾隻能忍痛讓《路中央的孩子》裡那個可能具有自殺傾向的人物盡可能與喬有所區别，書中的年輕人像個敏感的藝術家，健康欠佳——從小體弱多病，似乎注定早死——也不擅長運動。
小說的背景在佛蒙特，而不在科羅拉多。
經過修改，男孩的母親雖然任性，但達不到凱蒂的程度，盡管像她那個劫數難逃的兒子一樣，她也是個酒鬼。
修改版中，以丹尼為原型的男孩的父親雖然傷心欲絕，也沒有戒酒，但他并非酒鬼。
（他從來沒有被酒精所控制，隻是壓抑消沉而已。
） 喬去世後的頭幾年，廚師偶爾會試着勸兒子别喝了。
“如果你不喝酒，會感覺好一點兒，丹尼爾。
從長遠來看，你将來會後悔現在喝酒的。
” “這是為了作研究，老爹。
”丹尼對父親說，但是這樣回答已經不再有效，他在五年多以前就已經改寫完了《路中央的孩子》，在丹尼的新小說裡，主要人物都不喝酒，他喝酒也并非為了“作研究”——從來都不是。
但廚師看得出丹尼并沒有過量飲酒，作家會在晚餐前喝幾杯啤酒——他一直喜歡啤酒的味道——再喝一兩杯紅酒下飯，絕對不會多喝（他不喝紅酒睡不着）。
顯然，多米尼克的寶貝兒子丹尼爾并沒有變回原來那個貪杯之人。
多米尼克也能看出兒子依然陷在悲傷之中，喬去世後，凱奇姆觀察到，丹尼的悲傷似乎永遠不會消失。
就連那些采訪過他的記者或者第一次見到作家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一點。
在丹尼為《路中央的孩子》的出版而參與的許多訪談中，有關這本小說的主題——孩子的死亡——的問題都繞不開他的個人經曆，對小說家而言，每本小說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包含他們不願觸及的情感經曆，避而不談也是在所難免的。
丹尼竭盡全力使自己置身事外，難道他做得還不夠嗎？他運用擴大與誇張的手法，在可信的限度之内對故事進行了充分的延伸——把他能想象到的、最完整而悲慘的際遇安排到了人物身上。
（“所謂的真實人物永遠不會像完全虛構的人物這樣完整。
”小說家一再強調）然而，丹尼·安吉爾的采訪者幾乎沒怎麼提起過《路中央的孩子》裡的情節和人物，反而問他是如何“應對”兒子的去世的。
作家經曆的“現實悲劇”是否讓他對虛構的重要性——即“純粹虛構”的分量、嚴肅性和相對價值——重新進行了思考？ 這種問題讓丹尼·安吉爾抓狂，但他實在是高估了記者們，他們中的大部分缺乏想象力，難以相信小說中那些看似可信的内容“完全是想象出來的”。
那些以前做過記者、後來才寫小說的人又都認同海明威的那句讨人厭的格言：寫你知道的東西。
這是什麼屁話？小說隻能寫你認識的人嗎？有多少無聊到死的現實主義小說就是根據這條完全缺少創造力的馊主意寫出來的啊？ 可也不能因此斷言丹尼不應該預見到采訪者就《路中央的孩子》向他提出私人問題，畢竟連不看書的人都聽說過這位著名作家的兒子意外身亡的事。
（讓凱奇姆松了一口氣的是，牛仔似乎沒注意到這件事。
）名人子女的不幸遭遇經常出現在新聞中，但與他們中的許多人相提并論對于喬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事故發生時他既沒有喝酒，也沒犯什麼錯。
可丹尼應該預料到，在證實酒精并非導緻意外發生的原因之前，媒體會自以為是地猜測酒精就是罪魁禍首。
事故發生後——以及《路中央的孩子》出版後，起初多米尼克竭力保護兒子免受書迷來信的騷擾，丹尼會讓父親先讀信，篩選出他該讀和不該讀的，因為他相信廚師的判斷——而天空女士的來信就是這麼被篩選掉了的。
“你的有些讀者真是奇怪，”廚師有一天抱怨說，“那麼多書迷會直接稱呼你的名字，就像他們是你的朋友一樣！這讓我覺得緊張——那麼多你不認識的人自以為了解你。
” “舉個例子吧，老爹。
”丹尼說。
“哦，我也不是很清楚，”多米尼克說，“你知道，我扔掉的信比拿給你看的還多，上星期有封信——我覺得寫信的可能是個脫衣舞娘，她有脫衣舞娘的花名。
” “什麼花名？”丹尼問父親。
“天空女士，”廚師說，“我覺得聽着像脫衣舞娘。
” “我知道她的真名叫艾米。
”丹尼說，他努力保持冷靜。
“你認識她？” “我隻認識一位天空女士。
” “對不起，丹尼爾——我以為她是個瘋子。
” “她說了什麼？老爹，你還記得嗎？” 廚師自然不記得所有細節，隻記得那個女人似乎放肆又瘋狂，寫了些亂七八糟的話，比如保護喬不受豬的傷害什麼的，還說她再也不飛了，就好像以前曾經會飛似的。
“她要我給她回信了嗎？”丹尼問父親，“你還記得她的信是從哪兒寄來的嗎？” “嗯，我記得她寫了回信地址來着——他們不都想着讓你回信嘛！”廚師叫道。
“沒關系，老爹，我沒有怪你。
”丹尼說，“也許她還會寫信來的。
”（其實他言不由衷，他的心很痛。
） “我不知道你想收到一個叫天空女士的人的消息，丹尼爾。
”廚師說。
艾米肯定遇到了什麼事，丹尼想知道那是什麼事。
作家認為，她不會無緣無故地停止裸體跳傘。
“我一開始真以為她是個瘋子，丹尼爾。
”廚師頓了頓，又說，“她說她也失去了一個孩子，我覺得還是别給你看這種信了，這樣的信有很多。
” “爸爸，也許你應該給我看看那些信的。
”丹尼說。
發現天空女士給他寫過信之後，丹尼收到了更多曾經失去子女的書迷的來信，但他始終無法回複其中的任何一封——他沒有話要對他們說，丹尼知道，這是因為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想知道艾米當時是怎麼熬過來的，在沒有了喬的新生活裡，丹尼想，一絲不挂地跳出飛機也不是什麼難事。
丹尼·安吉爾的寫作室位于克魯尼街住宅的三樓，除了那扇能看到薩默希爾酒水店的窗戶，屋裡還有個天窗。
這兒曾經是喬的卧室，占據了整個三樓，有獨立的衛生間和淋浴，但沒有浴缸。
對于喬這樣的大學生來說，淋浴已經足夠了，但廚師曾經質疑過超大卧室和一流的景觀對于一個在美國上大學、不常回家的年輕人來說有些浪費。
（喬從來不會在多倫多久待。
） 丹尼卻堅持說他希望喬擁有最好的卧室，因為這樣也許兒子會更願意回加拿大。
這間卧室單獨位于三樓，這使它成為整座房子裡最私密的房間，安全起見，三樓的卧室不能沒有逃生梯，所以丹尼造了一架，這樣屋裡就有了一個秘密出入口。
喬死後，丹尼把兒子的卧室變成了寫作室，小說家留下了兒子的所有物品，讓它們保持原樣，隻移走了床。
喬的衣服留在壁櫥和五鬥櫃裡，甚至連他的鞋都沒動過。
所有的鞋帶都開着，喬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