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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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攜帶着機密情報。
萬一發現自己遭到跟蹤，要取消約會或接收情報，改到以後再進行。
他們向他示範如何使用藏在假鋼筆内的化學燃料，這樣在洗手間裡或在一個角落裡幾秒鐘之内就能銷毀證據。
他們把他帶進小轎車内向他示範如何發現汽車尾巴。
一人充當教員，其餘的扮作“敵方”。
他們不停地向他灌輸，直至他頭暈耳鳴，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覺。
然後他們給他講死信箱，或郵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點。
他們向他示範如何在不同的地點建立郵筒——在牆上的一塊松動的磚頭後面，一塊墓碑下面，一個樹洞裡，或一塊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後，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告别含着眼淚的雙親，經倫敦飛回巴格達去了。
在那棟别墅裡，培訓組長把身體往椅背一靠，筋疲力盡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額頭，對同事們說：“如果這個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願去麥加朝觐。
” 訓練組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他們的頭兒可是一名虔誠的正宗猶太教徒。
在向蒙卡達傳授間諜技能期間，他們沒一個人知道這個智利人回到巴格達以後要幹什麼。
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需要知道。
連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體要他幹些什麼。
在倫敦停留時，蒙卡達被帶到了希斯羅機場旁的五角賓館。
在那裡沙米·格桑和大衛·沙龍将任務告訴了他。
“不要試圖去查明對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達，“這件工作留給我們去做。
隻要建立和使用郵筒就行了。
我們會寄給你問題清單。
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語。
我們猜測耶利哥的英語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點英語都不懂。
千萬不要試着去翻譯我們寄給你的材料。
隻要把它放進其中一個你對他的郵筒即可，不要忘記标上相應的粉筆記号，這樣他就知道了該到哪個郵筒去取。
當你看到他的粉筆記号時，你就去他對你的郵筒，把他的答複取回來。
” 在一個單獨的卧室裡，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領到了他的新行李。
裡面有一架賓得照相機，看上去就像普通遊客用的相機，但裝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膠卷。
還有一隻看不出什麼名堂的鋁合金支架，用這個架子可以把照相機架在紙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離之上。
照相機已經預先設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進了僞裝成剃須液的化學燃料以及各種無色墨水。
信紙袋裡放置着各種經過處理的用于書信密寫的紙張。
最後，他們告訴他與他們通訊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訓期間他們設立了一個新途徑。
信件的僞裝是讨論象棋——他原來就是一個棋迷，通信的對象是他的筆友——在紐約聯合國總秘書處工作的烏幹達人簡斯汀·波可莫。
他發出去的信一定要放進聯合國外交郵袋，從巴格達帶往紐約。
回信也由波可莫從紐約發過來。
雖然本茨·蒙卡達不知道，但實際上在紐約确有一個叫波可莫的烏幹達人。
在郵件收發室裡也有一名摩薩德的卡查截取郵件。
波可莫的來信在背面處理後，會顯示出摩薩德的問題清單。
他要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把清單用照相機拍攝下來，并放到雙方商議好的其中一個郵筒裡去，讓耶利哥去取。
耶利哥的回複應該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語寫的。
回信的每一頁紙都要拍照十次，以防萬一模糊不清，然後把膠卷寄送給波可莫。
回到巴格達後，這位緊張得心快要跳出來的年輕智利人建立了六個郵筒，大都在斷牆殘垣上，破敗房子的松動的磚頭後，小巷子裡某塊地坪石下面，還有一個在一家廢棄店鋪的石頭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為會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團團圍住，但巴格達市民表現得與往常一樣彬彬有禮，他去巡遊時根本沒人注意過他。
他顯然是一個好奇的外國遊客，穿行在老市區、亞美尼亞區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農貿市場、在老墓地等地方，尋找着沒人想看的敗瓦頹牆和松動的石塊。
他記住了這六個不同的地點，三個用于他給耶利哥的信件，另三個用于耶利哥給他的回信。
他還要選定六個地點——在某處牆上、大門上、百葉窗上——用來做記号。
其中三處他來畫粉筆記号，提醒耶利哥有給他的信件；另三個由耶利哥發信号，表示某個郵筒裡有他的答複等待收取。
每一種粉筆記号對應一個不同的郵筒。
他把這些郵筒和粉筆記号的地點寫得極其精确，耶利哥憑描述能準确地找到它們。
他一直在注意有沒有尾巴，不管駕車的還是步行的。
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監視他，但那是馬馬虎虎的例行跟蹤——看來秘密警察會偶然選幾天跟蹤外交官。
第二天就沒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個郵筒和六個粉筆記号地點全都建立起來後，他用打字機把詳情打印出來，并用心記住了所有細節。
他銷毀了打字機色帶，對打印在紙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銷毀了紙片，把膠卷寄給了波可莫先生。
經過紐約東河岸聯合國總部大樓的收發室，這個小包裹到了特拉維夫的大衛·沙龍手裡。
要把這些通訊細節情況告訴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風險。
這就意味着要給巴格達那個讨厭的郵政信箱發去最後一封信。
沙龍寫給他的“朋友”說，他需要的資料将準确地在十四天以後，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達那個郵政信箱，而且必須在一小時内取走。
這份用阿拉伯語寫成的确切的書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達的手中。
十八日中午十二點差五分，他進入郵局，問了一下方向，走到那個郵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進去了。
沒人來攔住或逮捕他。
一小時後，耶利哥用鑰匙打開信箱把包裹取走了。
同樣也沒人攔住或逮捕他。
安全的通信渠道建立起來後，信息就開始流通了。
耶利哥堅持要對特拉維夫要的每一批情報标價，錢存入賬戶，情報才會發出。
他指定了維也納一家相當隐蔽的銀行——溫克勒銀行，位于法蘭齊斯卡納廣場旁邊的巴爾加塞——并報出了一個賬号。
特拉維夫同意了，并立即對那家銀行進行了調查。
那裡确實有一個與此吻合的賬戶，因為特拉維夫第一筆轉進去的兩萬美元沒被帶着問号退回轉賬行。
摩薩德建議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這是“為了保護他自己，萬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應”。
耶利哥一口回絕了；而且他告誡他們，如果以任何方式試圖去勘查那些郵筒或靠近他，或者不彙款，他将立即關閉渠道。
摩薩德同意了，但通過其他途徑作了嘗試。
他們給他畫了心理畫像，研究了他的筆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單排出來仔細作了研究。
内勤專家們能做出的全部猜測為，耶利哥是一個中年人，受過中等教育，也許能說一點結結巴巴的英語，有軍人或類似軍人的背景。
“這樣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層集團的一半官員，複興黨的前五十名要員，還有張三的表弟李四。
”科比·德洛爾不滿地大聲嚷嚷着說。
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把耶利哥操縱了兩年，産品是純金的。
内容涉及政務、傳統武器、軍事進展、高級将領人事變動、兵器采購、火箭研究、毒氣戰、細菌戰，以及兩次企圖針對薩達姆·侯賽因發動的政變。
隻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項目時，耶利哥才顯得吞吞吐吐。
摩薩德當然問了他這個問題。
但他報告說，核研究是在絕密狀态下進行的，隻有伊拉克物理學家賈法爾·阿爾賈法爾博士那樣的人才知曉詳情。
如果施壓太多會招緻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訴特拉維夫說，格裡·布爾已受到懷疑，并在布魯塞爾被來自伊拉克安全部隊的一個小分隊盯上了。
當時摩薩德也在利用布爾，作為了解伊拉克火箭項目進度的另一條渠道，所以摩薩德想盡辦法去警告過布爾。
但他們絕對不可能把他們知道的事當面說出來——那等于告訴他，他們在伊拉克高層有一份财産，這樣的财産是任何情報機構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魯塞爾情報站的卡查轉彎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給錄像帶倒了帶，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戶打開，甚至還在他的枕頭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長發。
那位火炮設計師開始擔心了，但程度還不夠。
耶利哥關于要幹掉布爾的情報到得太晚。
暗殺已經執行了。
耶利哥的情報給摩薩德描繪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準備入侵科威特的軍隊集結圖。
他提供的關于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讓喬納森·波拉德——當時已經被捕并被判終身監禁——已傳遞給他們的圖示證據得到确認，并且更加細化了。
摩薩德注意到這些已知的情報，并推測美國人肯定也已經知道了，這樣，他們等待着美國的反應。
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學項目、核項目和細菌項目陸續取得進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維夫保持着沉默。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薩德已經将總計兩百萬美元轉到了維也納的那個賬戶上。
耶利哥是昂貴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維夫認為這個錢花得值。
随後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預見的事情也随之發生了。
聯合國在八月二日通過決議，敦促伊拉克立即撤軍，随後認為不應該在巴格達保留任何聯合國機構繼續支持薩達姆。
八月七日，西亞經濟委員會突然關閉，其外交人員被召回。
本茨·蒙卡達在撤走之前辦了最後一件事。
他在一個郵筒裡留下一封信，告訴耶利哥他要走了，聯系就此中斷。
然而，他有可能回來，因此耶利哥應該繼續去巡視那幾個地點，看有無粉筆記号。
然後他離開了。
年輕的智利人在倫敦進行了全面的彙報，直到最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倒出來給大衛·沙龍為止。
這樣，科比·德洛爾就能正視着奇普·巴伯的臉說謊了。
美國人問他的時候，他并沒操縱巴格達的财産。
要向美國人承認他從來不曾弄清那個叛徒的名字，現在甚至失去了聯系，這太難堪了。
但是，誠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萬一美國人發覺……他要到後來才知道，也許他确實應該提到耶利哥。
萬一發現自己遭到跟蹤，要取消約會或接收情報，改到以後再進行。
他們向他示範如何使用藏在假鋼筆内的化學燃料，這樣在洗手間裡或在一個角落裡幾秒鐘之内就能銷毀證據。
他們把他帶進小轎車内向他示範如何發現汽車尾巴。
一人充當教員，其餘的扮作“敵方”。
他們不停地向他灌輸，直至他頭暈耳鳴，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覺。
然後他們給他講死信箱，或郵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點。
他們向他示範如何在不同的地點建立郵筒——在牆上的一塊松動的磚頭後面，一塊墓碑下面，一個樹洞裡，或一塊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後，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告别含着眼淚的雙親，經倫敦飛回巴格達去了。
在那棟别墅裡，培訓組長把身體往椅背一靠，筋疲力盡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額頭，對同事們說：“如果這個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願去麥加朝觐。
” 訓練組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他們的頭兒可是一名虔誠的正宗猶太教徒。
在向蒙卡達傳授間諜技能期間，他們沒一個人知道這個智利人回到巴格達以後要幹什麼。
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不需要知道。
連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體要他幹些什麼。
在倫敦停留時，蒙卡達被帶到了希斯羅機場旁的五角賓館。
在那裡沙米·格桑和大衛·沙龍将任務告訴了他。
“不要試圖去查明對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達，“這件工作留給我們去做。
隻要建立和使用郵筒就行了。
我們會寄給你問題清單。
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語。
我們猜測耶利哥的英語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點英語都不懂。
千萬不要試着去翻譯我們寄給你的材料。
隻要把它放進其中一個你對他的郵筒即可，不要忘記标上相應的粉筆記号，這樣他就知道了該到哪個郵筒去取。
當你看到他的粉筆記号時，你就去他對你的郵筒，把他的答複取回來。
” 在一個單獨的卧室裡，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領到了他的新行李。
裡面有一架賓得照相機，看上去就像普通遊客用的相機，但裝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膠卷。
還有一隻看不出什麼名堂的鋁合金支架，用這個架子可以把照相機架在紙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離之上。
照相機已經預先設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進了僞裝成剃須液的化學燃料以及各種無色墨水。
信紙袋裡放置着各種經過處理的用于書信密寫的紙張。
最後，他們告訴他與他們通訊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訓期間他們設立了一個新途徑。
信件的僞裝是讨論象棋——他原來就是一個棋迷，通信的對象是他的筆友——在紐約聯合國總秘書處工作的烏幹達人簡斯汀·波可莫。
他發出去的信一定要放進聯合國外交郵袋，從巴格達帶往紐約。
回信也由波可莫從紐約發過來。
雖然本茨·蒙卡達不知道，但實際上在紐約确有一個叫波可莫的烏幹達人。
在郵件收發室裡也有一名摩薩德的卡查截取郵件。
波可莫的來信在背面處理後，會顯示出摩薩德的問題清單。
他要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把清單用照相機拍攝下來，并放到雙方商議好的其中一個郵筒裡去，讓耶利哥去取。
耶利哥的回複應該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語寫的。
回信的每一頁紙都要拍照十次，以防萬一模糊不清，然後把膠卷寄送給波可莫。
回到巴格達後，這位緊張得心快要跳出來的年輕智利人建立了六個郵筒，大都在斷牆殘垣上，破敗房子的松動的磚頭後，小巷子裡某塊地坪石下面，還有一個在一家廢棄店鋪的石頭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為會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團團圍住，但巴格達市民表現得與往常一樣彬彬有禮，他去巡遊時根本沒人注意過他。
他顯然是一個好奇的外國遊客，穿行在老市區、亞美尼亞區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農貿市場、在老墓地等地方，尋找着沒人想看的敗瓦頹牆和松動的石塊。
他記住了這六個不同的地點，三個用于他給耶利哥的信件，另三個用于耶利哥給他的回信。
他還要選定六個地點——在某處牆上、大門上、百葉窗上——用來做記号。
其中三處他來畫粉筆記号，提醒耶利哥有給他的信件；另三個由耶利哥發信号，表示某個郵筒裡有他的答複等待收取。
每一種粉筆記号對應一個不同的郵筒。
他把這些郵筒和粉筆記号的地點寫得極其精确，耶利哥憑描述能準确地找到它們。
他一直在注意有沒有尾巴，不管駕車的還是步行的。
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監視他，但那是馬馬虎虎的例行跟蹤——看來秘密警察會偶然選幾天跟蹤外交官。
第二天就沒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個郵筒和六個粉筆記号地點全都建立起來後，他用打字機把詳情打印出來，并用心記住了所有細節。
他銷毀了打字機色帶，對打印在紙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銷毀了紙片，把膠卷寄給了波可莫先生。
經過紐約東河岸聯合國總部大樓的收發室，這個小包裹到了特拉維夫的大衛·沙龍手裡。
要把這些通訊細節情況告訴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風險。
這就意味着要給巴格達那個讨厭的郵政信箱發去最後一封信。
沙龍寫給他的“朋友”說，他需要的資料将準确地在十四天以後，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達那個郵政信箱，而且必須在一小時内取走。
這份用阿拉伯語寫成的确切的書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達的手中。
十八日中午十二點差五分，他進入郵局，問了一下方向，走到那個郵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進去了。
沒人來攔住或逮捕他。
一小時後，耶利哥用鑰匙打開信箱把包裹取走了。
同樣也沒人攔住或逮捕他。
安全的通信渠道建立起來後，信息就開始流通了。
耶利哥堅持要對特拉維夫要的每一批情報标價，錢存入賬戶，情報才會發出。
他指定了維也納一家相當隐蔽的銀行——溫克勒銀行，位于法蘭齊斯卡納廣場旁邊的巴爾加塞——并報出了一個賬号。
特拉維夫同意了，并立即對那家銀行進行了調查。
那裡确實有一個與此吻合的賬戶，因為特拉維夫第一筆轉進去的兩萬美元沒被帶着問号退回轉賬行。
摩薩德建議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這是“為了保護他自己，萬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應”。
耶利哥一口回絕了；而且他告誡他們，如果以任何方式試圖去勘查那些郵筒或靠近他，或者不彙款，他将立即關閉渠道。
摩薩德同意了，但通過其他途徑作了嘗試。
他們給他畫了心理畫像，研究了他的筆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單排出來仔細作了研究。
内勤專家們能做出的全部猜測為，耶利哥是一個中年人，受過中等教育，也許能說一點結結巴巴的英語，有軍人或類似軍人的背景。
“這樣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層集團的一半官員，複興黨的前五十名要員，還有張三的表弟李四。
”科比·德洛爾不滿地大聲嚷嚷着說。
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把耶利哥操縱了兩年，産品是純金的。
内容涉及政務、傳統武器、軍事進展、高級将領人事變動、兵器采購、火箭研究、毒氣戰、細菌戰，以及兩次企圖針對薩達姆·侯賽因發動的政變。
隻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項目時，耶利哥才顯得吞吞吐吐。
摩薩德當然問了他這個問題。
但他報告說，核研究是在絕密狀态下進行的，隻有伊拉克物理學家賈法爾·阿爾賈法爾博士那樣的人才知曉詳情。
如果施壓太多會招緻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訴特拉維夫說，格裡·布爾已受到懷疑，并在布魯塞爾被來自伊拉克安全部隊的一個小分隊盯上了。
當時摩薩德也在利用布爾，作為了解伊拉克火箭項目進度的另一條渠道，所以摩薩德想盡辦法去警告過布爾。
但他們絕對不可能把他們知道的事當面說出來——那等于告訴他，他們在伊拉克高層有一份财産，這樣的财産是任何情報機構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魯塞爾情報站的卡查轉彎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給錄像帶倒了帶，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戶打開，甚至還在他的枕頭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長發。
那位火炮設計師開始擔心了，但程度還不夠。
耶利哥關于要幹掉布爾的情報到得太晚。
暗殺已經執行了。
耶利哥的情報給摩薩德描繪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準備入侵科威特的軍隊集結圖。
他提供的關于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讓喬納森·波拉德——當時已經被捕并被判終身監禁——已傳遞給他們的圖示證據得到确認，并且更加細化了。
摩薩德注意到這些已知的情報，并推測美國人肯定也已經知道了，這樣，他們等待着美國的反應。
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學項目、核項目和細菌項目陸續取得進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維夫保持着沉默。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薩德已經将總計兩百萬美元轉到了維也納的那個賬戶上。
耶利哥是昂貴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維夫認為這個錢花得值。
随後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預見的事情也随之發生了。
聯合國在八月二日通過決議，敦促伊拉克立即撤軍，随後認為不應該在巴格達保留任何聯合國機構繼續支持薩達姆。
八月七日，西亞經濟委員會突然關閉，其外交人員被召回。
本茨·蒙卡達在撤走之前辦了最後一件事。
他在一個郵筒裡留下一封信，告訴耶利哥他要走了，聯系就此中斷。
然而，他有可能回來，因此耶利哥應該繼續去巡視那幾個地點，看有無粉筆記号。
然後他離開了。
年輕的智利人在倫敦進行了全面的彙報，直到最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倒出來給大衛·沙龍為止。
這樣，科比·德洛爾就能正視着奇普·巴伯的臉說謊了。
美國人問他的時候，他并沒操縱巴格達的财産。
要向美國人承認他從來不曾弄清那個叛徒的名字，現在甚至失去了聯系，這太難堪了。
但是，誠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萬一美國人發覺……他要到後來才知道，也許他确實應該提到耶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