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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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同意為另一個國家服務的動機是各種各樣的。
變節者也許負債累累，婚姻痛苦，錯過了提升機會，遭到自己政權的冷落，或者單純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錢的誘惑。
這種情況下，他們也許因為自己的軟弱，也許因為要掩蓋不當的性關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為聽信甜言蜜語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幾個蘇聯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爾季耶夫斯基，确實是因為改變立場而決定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數背叛祖國的間諜都是心靈空虛，自以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種也是最古怪的一種，被稱為“闖進來”。
顧名思義，就是對方徑直找上門來，事先未打過招呼，主動提出願意提供服務。
被闖進的情報機構對這種人總是抱着極端懷疑的态度——這肯定是對方“安插”進來的。
因此，一九六〇年，當一位高個子俄羅斯人走進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聲稱自己是蘇聯軍事情報局(軍情局)的一名上校并願意為西方當間諜時，他被拒絕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國人，英國人讓他試一試。
結果奧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來最神奇的間諜之一。
在他短短的三十個月間諜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轉給了操縱他的英美情報機構，每一份文件都是機密級或絕密級的。
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世人永遠不會明白，肯尼迪總統怎麼會知道尼基塔·赫魯曉夫要打的整副牌，簡直像撲克玩家在對手的背後安了一面鏡子。
那面鏡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這位俄羅斯人冒了極大的風險，在還有機會離開蘇聯去西方時他拒絕離開。
導彈危機之後他被蘇聯反間諜機構剝去僞裝，受審後被槍決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維夫，科比·德洛爾房間裡的人對奧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
在情報界他是一個傳奇。
沙龍提到這個名字後，美夢浮上了他們的腦海。
在巴格達有一個活生生的、貨真價實的叛徒？這是真的嗎？這有可能是真的嗎？ 科比·德洛爾嚴肅地盯了大衛·沙龍很長一段時間。
“你心裡有什麼主意，年輕人？” “我隻是在想，”沙龍故作缺乏自信地說，“一封信……對任何人都沒有風險，隻是去一封信……問幾個問題，難度較大的問題，我們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來。
” 德洛爾扭頭去看格桑。
外勤行動的這位負責人聳了聳肩：“我是負責派遣人員的。
”這話的意思似乎在說：“寄信我有什麼可顧慮的？” “好吧，大衛。
我們給他寫一封回信，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看下一步怎麼走。
埃坦，你與大衛一起辦這件事。
信發出去之前先讓我過目。
” 埃坦·哈達爾和大衛·沙龍一起離開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幹什麼。
”中東處處長向他的門徒咕哝着說。
幾名内勤專家極小心地起草了這封回信，先是希伯來語文本——翻譯工作以後再進行。
在信一開始，大衛·沙龍僅僅介紹了自己的名字。
他對來信人表示感謝，并讓他放心，信件已經安全抵達來信人想要它抵達的目的地。
回信繼續說，來信人不會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頭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和懷疑。
大衛說，他知道來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應該知道“我們的人”需要建立某種誠意。
大衛繼續向來信人保證說，如果他的誠意能夠建立起來，那麼支付報酬不成問題，但是産品應該與“我們的人”準備支付的報酬相符合。
請問來信人是否願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問題？ 整封回信還要長一些、複雜一些，但要點是這些。
沙龍最後給了來信人一個羅馬的郵政地址，以便讓他回複。
在特拉維夫的緊急要求之下，羅馬情報站準備了一處已棄之不用的安全房作為聯絡站，将地址報了過來。
從那時起，羅馬情報站将時刻注意這個地址。
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觀察那裡，情報站就會及時發現，行動也将會取消。
附件的二十個問題是專家們絞盡腦汁想出來、又精心篩選出來的。
其中八個問題摩薩德已經知道了答案，隻是試探對方。
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維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個問題是關于正在發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結果時就可以鑒定答案的真實性。
還有四個問題特拉維夫确實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薩達姆·侯賽因本人的打算。
“讓我們看看這個家夥的官位到底有多高。
”在閱讀那份問題清單時，科比·德洛爾說。
最後摩薩德從特拉維夫大學阿拉伯語系召來了一位教授，請他把信件内容寫成阿拉伯文字。
沙龍用阿拉伯語簽上了他的名字——大衛。
信中還提到了一件事。
大衛想給寫信人起一個代号，如果在巴格達的來信人不反對的話，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從唯一一個設有以色列使館的阿拉伯國家的首都——開羅——寄出了。
信寄出後，大衛·沙龍一邊繼續忙于自己的工作，一邊等待着。
他越想越覺得這事不可思議。
在伊拉克這樣的國家——一個由哈桑·拉曼尼那樣聰明的人管理着反間諜網——郵政信箱極為危險。
“直接”書寫絕密情報也同樣危險，但顯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書寫。
而且如果這種關系要發展下去的話，使用普通郵件也不是一個辦法。
然而他認為，這事不大可能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
四個星期以後，耶利哥的複信到了羅馬，并被原封不動地裝進防爆盒内帶到了特拉維夫。
開啟信封前仍采取了極為小心的防範措施——信封也許含有炸彈或塗有毒藥。
科學家們最後宣稱不存在安全問題後，信封被開啟了。
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耶利哥的複信大有苗頭。
摩薩德已知答案的八個問題答得完全正确。
另八個問題——軍隊調防、官員提升、罷免、政府要員的出訪——要等事情發生後作核對。
最後四個問題，特拉維夫既無從知曉也無法核對，但都回答得相當靠譜。
大衛·沙龍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攔截也不緻造成安全問題：“親愛的叔叔，來信收到，非常感謝。
很高興獲悉你現在很好，身體也很健康。
你提出的幾件事需花時間，但一切都很順利，我還會寫信給你的。
愛你的侄子，大衛。
” 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内，認為耶利哥是個真心實意的投誠者的觀點開始占了上風。
如果那樣的話，就應該馬上采取行動了。
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縱一名在殘忍的獨裁政權内的間諜是另一回事。
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書寫、公開郵寄到郵政信箱的方法進行通訊了。
那隻能很快造成一場災難。
摩薩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進入巴格達，住在那裡，使用一切技巧來操縱耶利哥——密信書寫、密碼、死信箱，以及其他不會遭到截擊的手段，把“産品”從巴格達弄到以色列。
“我沒有那樣的人，”格桑重複說，“我不會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長期在巴格達執行危險任務。
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護，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 “好吧，沙米，”德洛爾說，“要外交掩護。
讓我們看看誰合适。
” 執行敵對任務的間諜可能會被抓住、拷打、絞死。
而外交掩護的意義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達，也能避免這種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員如果從事間諜活動被抓住，隻會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遭驅逐。
國際間這種事情一直是這樣處理。
那年夏天，摩薩德的幾個主要部門簡直忙得發了狂，尤其是研究部。
格桑早就告訴他們，他在巴格達的任何使館裡都沒有安插過間諜。
因為這事，他的工作計劃全被打亂了。
摩薩德開始去尋找合适的外交官。
駐巴格達的每一個外國使館都被作了鑒定。
以色列先從每一個國家的首都拿到他們駐巴格達的使館人員名單。
沒人符合條件，沒人曾為摩薩德工作過而且可以重新起用。
這些名單中甚至連一個沙燕都沒有。
最後，一名職員出了一個主意：聯合國。
這個世界性的組織在一九八八年時有一個機構駐在巴格達，即聯合國西亞經濟委員會。
摩薩德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裡很活躍，于是拿到了一份職務清單。
其中一人較适合：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一位年輕的猶太裔智利外交官。
他不是受過訓練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願意提供幫助。
随着時間推移，耶利哥的答複一個一個地變成了事實。
他說過要調防的部隊果然調防了，他預先告知的官員提升和罷免果然發生了。
“要麼薩達姆本人導演了這出鬧劇，要麼耶利哥徹底背叛了他的祖國。
”科比·德洛爾這樣評價說。
大衛·沙龍寄出了第三封信，也僞裝得很好。
在寫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時，已經不需要那位教授了。
第三封信是寫給巴格達的一位客戶的，他訂購了一些精細瓷器和玻璃器皿。
大衛在信中說，很明顯，稍微多一點耐心是必要的，這樣可安排好轉運，并可保證貨物不緻遭受意外災難。
駐紮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說西班牙語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聖地亞哥，并說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喚他們的兒子請事假回來，理由是母親得了重病。
父親打電話給在巴格達的兒子。
焦急萬分的兒子申請了三個星期的事假，當即獲準并飛回了智利。
他回家見到的不是患病的母親，而是整整一組摩薩德培訓官。
他們懇請他同意他們的要求。
他與父母親商量之後同意了。
雖然全家從來沒有去過以色列，但對先輩的國土仍懷有強烈的感情。
在聖地亞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話不說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濱一座有圍牆的花園别墅，訓練組去那裡開始了工作。
訓練一個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敵國操縱隐蔽的間諜，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但訓練組隻有三周時間。
他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他們向這位三十歲的智利人傳授如何用基本密碼書寫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機和微縮膠卷。
他們帶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發現尾巴。
他們警告他，千萬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絕對緊急時—
變節者也許負債累累，婚姻痛苦，錯過了提升機會，遭到自己政權的冷落，或者單純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錢的誘惑。
這種情況下，他們也許因為自己的軟弱，也許因為要掩蓋不當的性關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為聽信甜言蜜語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幾個蘇聯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爾季耶夫斯基，确實是因為改變立場而決定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數背叛祖國的間諜都是心靈空虛，自以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種也是最古怪的一種，被稱為“闖進來”。
顧名思義，就是對方徑直找上門來，事先未打過招呼，主動提出願意提供服務。
被闖進的情報機構對這種人總是抱着極端懷疑的态度——這肯定是對方“安插”進來的。
因此，一九六〇年，當一位高個子俄羅斯人走進莫斯科美國大使館，聲稱自己是蘇聯軍事情報局(軍情局)的一名上校并願意為西方當間諜時，他被拒絕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國人，英國人讓他試一試。
結果奧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來最神奇的間諜之一。
在他短短的三十個月間諜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轉給了操縱他的英美情報機構，每一份文件都是機密級或絕密級的。
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世人永遠不會明白，肯尼迪總統怎麼會知道尼基塔·赫魯曉夫要打的整副牌，簡直像撲克玩家在對手的背後安了一面鏡子。
那面鏡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這位俄羅斯人冒了極大的風險，在還有機會離開蘇聯去西方時他拒絕離開。
導彈危機之後他被蘇聯反間諜機構剝去僞裝，受審後被槍決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維夫，科比·德洛爾房間裡的人對奧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
在情報界他是一個傳奇。
沙龍提到這個名字後，美夢浮上了他們的腦海。
在巴格達有一個活生生的、貨真價實的叛徒？這是真的嗎？這有可能是真的嗎？ 科比·德洛爾嚴肅地盯了大衛·沙龍很長一段時間。
“你心裡有什麼主意，年輕人？” “我隻是在想，”沙龍故作缺乏自信地說，“一封信……對任何人都沒有風險，隻是去一封信……問幾個問題，難度較大的問題，我們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來。
” 德洛爾扭頭去看格桑。
外勤行動的這位負責人聳了聳肩：“我是負責派遣人員的。
”這話的意思似乎在說：“寄信我有什麼可顧慮的？” “好吧，大衛。
我們給他寫一封回信，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再看看下一步怎麼走。
埃坦，你與大衛一起辦這件事。
信發出去之前先讓我過目。
” 埃坦·哈達爾和大衛·沙龍一起離開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幹什麼。
”中東處處長向他的門徒咕哝着說。
幾名内勤專家極小心地起草了這封回信，先是希伯來語文本——翻譯工作以後再進行。
在信一開始，大衛·沙龍僅僅介紹了自己的名字。
他對來信人表示感謝，并讓他放心，信件已經安全抵達來信人想要它抵達的目的地。
回信繼續說，來信人不會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頭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極大的震驚和懷疑。
大衛說，他知道來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應該知道“我們的人”需要建立某種誠意。
大衛繼續向來信人保證說，如果他的誠意能夠建立起來，那麼支付報酬不成問題，但是産品應該與“我們的人”準備支付的報酬相符合。
請問來信人是否願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問題？ 整封回信還要長一些、複雜一些，但要點是這些。
沙龍最後給了來信人一個羅馬的郵政地址，以便讓他回複。
在特拉維夫的緊急要求之下，羅馬情報站準備了一處已棄之不用的安全房作為聯絡站，将地址報了過來。
從那時起，羅馬情報站将時刻注意這個地址。
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觀察那裡，情報站就會及時發現，行動也将會取消。
附件的二十個問題是專家們絞盡腦汁想出來、又精心篩選出來的。
其中八個問題摩薩德已經知道了答案，隻是試探對方。
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維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個問題是關于正在發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結果時就可以鑒定答案的真實性。
還有四個問題特拉維夫确實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薩達姆·侯賽因本人的打算。
“讓我們看看這個家夥的官位到底有多高。
”在閱讀那份問題清單時，科比·德洛爾說。
最後摩薩德從特拉維夫大學阿拉伯語系召來了一位教授，請他把信件内容寫成阿拉伯文字。
沙龍用阿拉伯語簽上了他的名字——大衛。
信中還提到了一件事。
大衛想給寫信人起一個代号，如果在巴格達的來信人不反對的話，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從唯一一個設有以色列使館的阿拉伯國家的首都——開羅——寄出了。
信寄出後，大衛·沙龍一邊繼續忙于自己的工作，一邊等待着。
他越想越覺得這事不可思議。
在伊拉克這樣的國家——一個由哈桑·拉曼尼那樣聰明的人管理着反間諜網——郵政信箱極為危險。
“直接”書寫絕密情報也同樣危險，但顯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書寫。
而且如果這種關系要發展下去的話，使用普通郵件也不是一個辦法。
然而他認為，這事不大可能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
四個星期以後，耶利哥的複信到了羅馬，并被原封不動地裝進防爆盒内帶到了特拉維夫。
開啟信封前仍采取了極為小心的防範措施——信封也許含有炸彈或塗有毒藥。
科學家們最後宣稱不存在安全問題後，信封被開啟了。
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耶利哥的複信大有苗頭。
摩薩德已知答案的八個問題答得完全正确。
另八個問題——軍隊調防、官員提升、罷免、政府要員的出訪——要等事情發生後作核對。
最後四個問題，特拉維夫既無從知曉也無法核對，但都回答得相當靠譜。
大衛·沙龍很快寫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攔截也不緻造成安全問題：“親愛的叔叔，來信收到，非常感謝。
很高興獲悉你現在很好，身體也很健康。
你提出的幾件事需花時間，但一切都很順利，我還會寫信給你的。
愛你的侄子，大衛。
” 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内，認為耶利哥是個真心實意的投誠者的觀點開始占了上風。
如果那樣的話，就應該馬上采取行動了。
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縱一名在殘忍的獨裁政權内的間諜是另一回事。
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書寫、公開郵寄到郵政信箱的方法進行通訊了。
那隻能很快造成一場災難。
摩薩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進入巴格達，住在那裡，使用一切技巧來操縱耶利哥——密信書寫、密碼、死信箱，以及其他不會遭到截擊的手段，把“産品”從巴格達弄到以色列。
“我沒有那樣的人，”格桑重複說，“我不會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長期在巴格達執行危險任務。
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護，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 “好吧，沙米，”德洛爾說，“要外交掩護。
讓我們看看誰合适。
” 執行敵對任務的間諜可能會被抓住、拷打、絞死。
而外交掩護的意義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達，也能避免這種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員如果從事間諜活動被抓住，隻會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遭驅逐。
國際間這種事情一直是這樣處理。
那年夏天，摩薩德的幾個主要部門簡直忙得發了狂，尤其是研究部。
格桑早就告訴他們，他在巴格達的任何使館裡都沒有安插過間諜。
因為這事，他的工作計劃全被打亂了。
摩薩德開始去尋找合适的外交官。
駐巴格達的每一個外國使館都被作了鑒定。
以色列先從每一個國家的首都拿到他們駐巴格達的使館人員名單。
沒人符合條件，沒人曾為摩薩德工作過而且可以重新起用。
這些名單中甚至連一個沙燕都沒有。
最後，一名職員出了一個主意：聯合國。
這個世界性的組織在一九八八年時有一個機構駐在巴格達，即聯合國西亞經濟委員會。
摩薩德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裡很活躍，于是拿到了一份職務清單。
其中一人較适合：阿爾方索·本茨·蒙卡達，一位年輕的猶太裔智利外交官。
他不是受過訓練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願意提供幫助。
随着時間推移，耶利哥的答複一個一個地變成了事實。
他說過要調防的部隊果然調防了，他預先告知的官員提升和罷免果然發生了。
“要麼薩達姆本人導演了這出鬧劇，要麼耶利哥徹底背叛了他的祖國。
”科比·德洛爾這樣評價說。
大衛·沙龍寄出了第三封信，也僞裝得很好。
在寫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時，已經不需要那位教授了。
第三封信是寫給巴格達的一位客戶的，他訂購了一些精細瓷器和玻璃器皿。
大衛在信中說，很明顯，稍微多一點耐心是必要的，這樣可安排好轉運，并可保證貨物不緻遭受意外災難。
駐紮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說西班牙語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聖地亞哥，并說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喚他們的兒子請事假回來，理由是母親得了重病。
父親打電話給在巴格達的兒子。
焦急萬分的兒子申請了三個星期的事假，當即獲準并飛回了智利。
他回家見到的不是患病的母親，而是整整一組摩薩德培訓官。
他們懇請他同意他們的要求。
他與父母親商量之後同意了。
雖然全家從來沒有去過以色列，但對先輩的國土仍懷有強烈的感情。
在聖地亞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話不說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濱一座有圍牆的花園别墅，訓練組去那裡開始了工作。
訓練一個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敵國操縱隐蔽的間諜，至少需要兩年時間。
但訓練組隻有三周時間。
他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他們向這位三十歲的智利人傳授如何用基本密碼書寫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機和微縮膠卷。
他們帶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發現尾巴。
他們警告他，千萬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絕對緊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