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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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了，那位年輕的特工才進入了房間。
他微笑着自我介紹說他叫拉斐，并請哈裡斯從頭說起，從埃拉特度假時說起。
于是哈裡斯全都告訴了他。
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剛剛看過了整卷檔案)，但他需要親口核實。
當講到伊拉克時，他來了興緻。
他先是提了幾個小問題，讓哈裡斯慢慢說來。
然後正式提問開始了，沒完沒了的問題，直至哈裡斯把他在巴格達的所作所為重複了好幾遍。
拉斐沒作記錄；整個談話都由錄音機錄下來了。
最後，他用牆上的電話與隔壁的一位資深特工叽裡咕噜地說了一通希伯來語。
他最後向斯圖爾特·哈裡斯再三表示感謝，稱贊他的勇氣和冷靜，叮囑他千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并祝願他平安返家。
然後哈裡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個人戴着防爆頭盔、穿着防彈衣、戴着手套把信取走。
信件用X光機拍了照片。
以色列使館已經有一個人死于郵件炸彈，他們不想再發生這種事了。
最後，這封信被拆開了。
裡面有兩張半透明的航空信箋，上面寫滿了阿拉伯文。
拉斐不會講阿拉伯語，更不用說閱讀了。
倫敦情報站也沒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語，至少不能閱讀這種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
拉斐發了一份高度加密的無線電報告給特拉維夫，然後用正式和标準的格式——摩薩德内部稱為納卡(NAKA)——寫了一份更詳盡的報告。
原信和報告被裝進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爾阿爾航空公司從倫敦希斯羅機場飛往特拉維夫本-古裡安機場的夜航班機。
騎着摩托車的收發員和一名武裝警衛直接到飛機旁迎接信使，并接過了帆布郵袋，送往索爾國王大道。
剛過早飯時間，郵袋就到了摩薩德總部大樓，交到伊拉克科科長——一位叫大衛·沙龍的年輕能幹的特工——手裡了。
沙龍能說、能讀阿拉伯語，這兩張薄紙上的内容，帶給他的震撼不亞于當年他與傘兵們一起訓練時，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飛機時的感覺。
他避開秘書和文字處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機打出了信件的希伯來語譯文。
然後他拿上原文和譯文，加上拉斐寫的那份報告，去見他的頂頭上司——中東處處長。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寫信人是伊拉克政權高層集團的一名高級官員，他願意為金錢而為以色列工作——隻為金錢。
還有一些其他内容，并提供了巴格達一家大郵局的一個郵政信箱作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這個。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爾在他私人辦公室裡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戰鬥部主任沙米·格桑，還有中東處處長埃坦·哈達爾——大衛·沙龍的頂頭上司，那天上午沙龍翻譯的巴格達來信就是交給他的。
沙龍本人也被叫來了。
從一開始格桑就持悲觀态度。
“這是假的，”他說，“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拙劣、這麼明顯的陷阱呢。
科比，我可不會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裡查核。
那等于讓我們的人去送死。
我連派奧特到巴格達去接觸也不會考慮。
” 奧特是指摩薩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種較低級的中間人，一般任務是去接觸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聯系。
犧牲一個奧特，比犧牲一名羽翼豐滿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損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觀點似乎占了上風。
那封信是一個瘋狂的舉動，很明顯目的是要誘騙一名高級的卡查到巴格達，對其實施逮捕、拷問、公開審判、公開處決。
最後，德洛爾轉過頭去看大衛·沙龍。
“嗯，大衛，你也有發言權。
你有什麼想法？” 沙龍遺憾地點點頭。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見。
我們不可能派人過去接頭。
” 埃坦·哈達爾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
部門之間通常是對手。
不能把勝利拱手讓給格桑的戰鬥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個陷阱。
”沙龍說。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爾譏諷地問，“那還有百分之一呢，年輕人？” “哦，可能是一個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龍說，“我隻是想起來，這百分之一也許是突然間我們又有了一個彭科夫斯基。
” 房間裡一片沉靜。
這個詞語如同一個公開的挑戰懸浮在空氣之中。
格桑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
科比·德洛爾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長。
沙龍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報界，招募滲入到目标國高層集團中的間諜隻有四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最難的：派一個本國人——受過特别訓練，還必須長相酷似目标國的國民——滲入到那個目标中心。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滲入者是在目标國土生土長的，能重新融入進去，并對他出國受訓那段時間有個很圓滿的解釋。
即使如此，他也必須經多年等待——也許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觸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幾何時，以色列是這項技術的大師。
這是因為當以色列還年輕時，在世界各國長大的猶太人紛至沓來。
有些猶太人長得酷似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利比亞人、埃及人、叙利亞人、伊拉克人或也門人。
這還不算來自俄羅斯、波蘭、西歐和南北美洲的猶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數在叙利亞出生長大的埃利·科亨。
他在外邊度過一段時間後返回叙利亞，進入大馬士革，有了一個新的叙利亞名字，随後成了高級政客、公務員、将軍們的知心朋友。
慷慨大方的科亨經常舉辦各種豪宴和聚會，這些軍政要員在聚會上對主人無所不談。
他們說出來的一切，包括叙軍作戰計劃，全都在“六日戰争”前夕及時反饋到了特拉維夫。
科亨暴露了，經刑訊後在大馬士革的革命廣場被處以絞刑。
這種滲入者是極危險的，也是極稀少的。
但是随着歲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們土生土長的猶太孩子不學阿拉伯語，也無法從事埃利·科亨曾經幹過的事業。
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時，摩薩德的阿拉伯學專家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語特工還有第二個原因。
一般來說在歐洲和美國更容易竊取阿拉伯國家的秘密。
比如一個阿拉伯國家在從美國購買戰鬥機，在美國更容易獲得這筆交易的細節，風險也更小。
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較容易接近，那麼為什麼不在他訪問歐洲時，到他尋歡作樂的場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後，摩薩德大部分行動是在風險較小的歐洲和美國進行，而不是在風險較大的阿拉伯國家。
然而所有滲入者中的大師，當屬曾經多年操縱東德情報網的馬庫斯·沃爾夫。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東德人與西德人長得一模一樣。
在他那個時期，馬庫斯·沃爾夫把幾十名間諜滲透到了西德。
其中一人當上了威利·勃蘭特總理的私人秘書。
沃爾夫專長于訓練和派遣那些作風古闆、模樣不漂亮的老處女。
她們的勤勉使雇主們——西德部長們——感到離開她們就無法工作了。
這樣，她們把經手的每一份文件都複印下來傳回東柏林去了。
第二個滲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國的公民。
目标國知道來者是一個外國人，但認為他是一個來自友好國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國人。
這方面，摩薩德有一個極漂亮的例子，澤埃夫·古爾·阿利赫。
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國曼海姆出生時名叫沃爾夫岡·洛茲。
沃爾夫岡身高六英尺，金發碧眼，未經割禮，但他是一個猶太人。
他在孩提時來到以色列，在那裡長大，并起了一個希伯來名字，參加過地下工作，後來成了以色列陸軍的一名少校。
然後，摩薩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國去待了兩年，一邊完善他在小時候學的德語，一邊“發家”——用的是摩薩德的錢。
然後他帶着非猶太人的德國妻子移居開羅，并創辦了一所騎術學校。
他的事業很成功。
埃及的官員喜歡把騎馬作為一種休閑活動。
他們參加沃爾夫岡舉辦的香槟酒會，認為他是一位極右翼的、反猶的德國人，對他可以吐露一切。
而且他們确實吐露了。
他們說出來的一切都反饋給了特拉維夫。
洛茲最後被抓住了，幸好沒被處以絞刑，“六日戰争”之後與埃及交換戰俘時獲救。
但更為成功的滲入者是早期的一個德國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理查德·佐爾格就已經是駐東京的外國記者了。
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與東條英機政府的高級幕僚關系密切。
那屆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員們都認為佐爾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他自己當然說是。
日本人實在想不到佐爾格竟會不是一個德國納粹。
實際上，他是為莫斯科工作的德國共産黨人。
多年來他一直把東條英機政權的戰争計劃提供給莫斯科作研究。
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動也是他最後一次行動。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軍隊兵臨莫斯科城下。
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會不會從中國東北入侵蘇聯？佐爾格為他提供了情報，答案是不會。
斯大林據此把蒙古軍團四萬兵力從遠東地區調往莫斯科。
增援部隊把陷入絕地的德國人又拖住了幾個星期，直至冬天來臨。
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爾格本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處以絞刑。
但他生前送出的情報也許改變了世界曆史。
在目标國招募間諜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種：直接去招募一個已經“在位”的人。
招募過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
有才幹的觀察員們遊蕩在外交人員社區，在對方的高級官員中間物色人選，他們要找的往往是那種清醒過來的、憤恨不平的、牢騷滿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麼說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們也在出國訪問的團員中仔細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們聊聊過去的時光，趁機策反。
當觀察員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後，策反員就出動了。
通常是從建立平常的友誼開始，後來發展得越來越深，越來越熱絡。
直至“朋友”問此人，能否幫一個小小的忙——他需要一個無足輕重的消息，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無法回頭了。
而且被招募者為之服務的政權越是冷酷無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他微笑着自我介紹說他叫拉斐，并請哈裡斯從頭說起，從埃拉特度假時說起。
于是哈裡斯全都告訴了他。
拉斐知道埃拉特的事(他剛剛看過了整卷檔案)，但他需要親口核實。
當講到伊拉克時，他來了興緻。
他先是提了幾個小問題，讓哈裡斯慢慢說來。
然後正式提問開始了，沒完沒了的問題，直至哈裡斯把他在巴格達的所作所為重複了好幾遍。
拉斐沒作記錄；整個談話都由錄音機錄下來了。
最後，他用牆上的電話與隔壁的一位資深特工叽裡咕噜地說了一通希伯來語。
他最後向斯圖爾特·哈裡斯再三表示感謝，稱贊他的勇氣和冷靜，叮囑他千萬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并祝願他平安返家。
然後哈裡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個人戴着防爆頭盔、穿着防彈衣、戴着手套把信取走。
信件用X光機拍了照片。
以色列使館已經有一個人死于郵件炸彈，他們不想再發生這種事了。
最後，這封信被拆開了。
裡面有兩張半透明的航空信箋，上面寫滿了阿拉伯文。
拉斐不會講阿拉伯語，更不用說閱讀了。
倫敦情報站也沒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語，至少不能閱讀這種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
拉斐發了一份高度加密的無線電報告給特拉維夫，然後用正式和标準的格式——摩薩德内部稱為納卡(NAKA)——寫了一份更詳盡的報告。
原信和報告被裝進了外交信使袋，信使搭上了埃爾阿爾航空公司從倫敦希斯羅機場飛往特拉維夫本-古裡安機場的夜航班機。
騎着摩托車的收發員和一名武裝警衛直接到飛機旁迎接信使，并接過了帆布郵袋，送往索爾國王大道。
剛過早飯時間，郵袋就到了摩薩德總部大樓，交到伊拉克科科長——一位叫大衛·沙龍的年輕能幹的特工——手裡了。
沙龍能說、能讀阿拉伯語，這兩張薄紙上的内容，帶給他的震撼不亞于當年他與傘兵們一起訓練時，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飛機時的感覺。
他避開秘書和文字處理器，用自己的打字機打出了信件的希伯來語譯文。
然後他拿上原文和譯文，加上拉斐寫的那份報告，去見他的頂頭上司——中東處處長。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寫信人是伊拉克政權高層集團的一名高級官員，他願意為金錢而為以色列工作——隻為金錢。
還有一些其他内容，并提供了巴格達一家大郵局的一個郵政信箱作為回信地址，但信件的主要意思就是這個。
那天晚上，科比·德洛爾在他私人辦公室裡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戰鬥部主任沙米·格桑，還有中東處處長埃坦·哈達爾——大衛·沙龍的頂頭上司，那天上午沙龍翻譯的巴格達來信就是交給他的。
沙龍本人也被叫來了。
從一開始格桑就持悲觀态度。
“這是假的，”他說，“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拙劣、這麼明顯的陷阱呢。
科比，我可不會派我手下任何人去那裡查核。
那等于讓我們的人去送死。
我連派奧特到巴格達去接觸也不會考慮。
” 奧特是指摩薩德使用的阿拉伯人，是一種較低級的中間人，一般任務是去接觸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聯系。
犧牲一個奧特，比犧牲一名羽翼豐滿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損失要小得多。
格桑的觀點似乎占了上風。
那封信是一個瘋狂的舉動，很明顯目的是要誘騙一名高級的卡查到巴格達，對其實施逮捕、拷問、公開審判、公開處決。
最後，德洛爾轉過頭去看大衛·沙龍。
“嗯，大衛，你也有發言權。
你有什麼想法？” 沙龍遺憾地點點頭。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見。
我們不可能派人過去接頭。
” 埃坦·哈達爾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
部門之間通常是對手。
不能把勝利拱手讓給格桑的戰鬥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個陷阱。
”沙龍說。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爾譏諷地問，“那還有百分之一呢，年輕人？” “哦，可能是一個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龍說，“我隻是想起來，這百分之一也許是突然間我們又有了一個彭科夫斯基。
” 房間裡一片沉靜。
這個詞語如同一個公開的挑戰懸浮在空氣之中。
格桑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
科比·德洛爾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長。
沙龍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報界，招募滲入到目标國高層集團中的間諜隻有四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最難的：派一個本國人——受過特别訓練，還必須長相酷似目标國的國民——滲入到那個目标中心。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滲入者是在目标國土生土長的，能重新融入進去，并對他出國受訓那段時間有個很圓滿的解釋。
即使如此，他也必須經多年等待——也許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觸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幾何時，以色列是這項技術的大師。
這是因為當以色列還年輕時，在世界各國長大的猶太人紛至沓來。
有些猶太人長得酷似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利比亞人、埃及人、叙利亞人、伊拉克人或也門人。
這還不算來自俄羅斯、波蘭、西歐和南北美洲的猶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數在叙利亞出生長大的埃利·科亨。
他在外邊度過一段時間後返回叙利亞，進入大馬士革，有了一個新的叙利亞名字，随後成了高級政客、公務員、将軍們的知心朋友。
慷慨大方的科亨經常舉辦各種豪宴和聚會，這些軍政要員在聚會上對主人無所不談。
他們說出來的一切，包括叙軍作戰計劃，全都在“六日戰争”前夕及時反饋到了特拉維夫。
科亨暴露了，經刑訊後在大馬士革的革命廣場被處以絞刑。
這種滲入者是極危險的，也是極稀少的。
但是随着歲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們土生土長的猶太孩子不學阿拉伯語，也無法從事埃利·科亨曾經幹過的事業。
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時，摩薩德的阿拉伯學專家比人們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語特工還有第二個原因。
一般來說在歐洲和美國更容易竊取阿拉伯國家的秘密。
比如一個阿拉伯國家在從美國購買戰鬥機，在美國更容易獲得這筆交易的細節，風險也更小。
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較容易接近，那麼為什麼不在他訪問歐洲時，到他尋歡作樂的場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後，摩薩德大部分行動是在風險較小的歐洲和美國進行，而不是在風險較大的阿拉伯國家。
然而所有滲入者中的大師，當屬曾經多年操縱東德情報網的馬庫斯·沃爾夫。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東德人與西德人長得一模一樣。
在他那個時期，馬庫斯·沃爾夫把幾十名間諜滲透到了西德。
其中一人當上了威利·勃蘭特總理的私人秘書。
沃爾夫專長于訓練和派遣那些作風古闆、模樣不漂亮的老處女。
她們的勤勉使雇主們——西德部長們——感到離開她們就無法工作了。
這樣，她們把經手的每一份文件都複印下來傳回東柏林去了。
第二個滲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國的公民。
目标國知道來者是一個外國人，但認為他是一個來自友好國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國人。
這方面，摩薩德有一個極漂亮的例子，澤埃夫·古爾·阿利赫。
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國曼海姆出生時名叫沃爾夫岡·洛茲。
沃爾夫岡身高六英尺，金發碧眼，未經割禮，但他是一個猶太人。
他在孩提時來到以色列，在那裡長大，并起了一個希伯來名字，參加過地下工作，後來成了以色列陸軍的一名少校。
然後，摩薩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國去待了兩年，一邊完善他在小時候學的德語，一邊“發家”——用的是摩薩德的錢。
然後他帶着非猶太人的德國妻子移居開羅，并創辦了一所騎術學校。
他的事業很成功。
埃及的官員喜歡把騎馬作為一種休閑活動。
他們參加沃爾夫岡舉辦的香槟酒會，認為他是一位極右翼的、反猶的德國人，對他可以吐露一切。
而且他們确實吐露了。
他們說出來的一切都反饋給了特拉維夫。
洛茲最後被抓住了，幸好沒被處以絞刑，“六日戰争”之後與埃及交換戰俘時獲救。
但更為成功的滲入者是早期的一個德國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理查德·佐爾格就已經是駐東京的外國記者了。
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與東條英機政府的高級幕僚關系密切。
那屆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員們都認為佐爾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他自己當然說是。
日本人實在想不到佐爾格竟會不是一個德國納粹。
實際上，他是為莫斯科工作的德國共産黨人。
多年來他一直把東條英機政權的戰争計劃提供給莫斯科作研究。
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動也是他最後一次行動。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軍隊兵臨莫斯科城下。
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會不會從中國東北入侵蘇聯？佐爾格為他提供了情報，答案是不會。
斯大林據此把蒙古軍團四萬兵力從遠東地區調往莫斯科。
增援部隊把陷入絕地的德國人又拖住了幾個星期，直至冬天來臨。
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爾格本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處以絞刑。
但他生前送出的情報也許改變了世界曆史。
在目标國招募間諜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種：直接去招募一個已經“在位”的人。
招募過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
有才幹的觀察員們遊蕩在外交人員社區，在對方的高級官員中間物色人選，他們要找的往往是那種清醒過來的、憤恨不平的、牢騷滿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麼說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們也在出國訪問的團員中仔細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們聊聊過去的時光，趁機策反。
當觀察員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後，策反員就出動了。
通常是從建立平常的友誼開始，後來發展得越來越深，越來越熱絡。
直至“朋友”問此人，能否幫一個小小的忙——他需要一個無足輕重的消息，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無法回頭了。
而且被招募者為之服務的政權越是冷酷無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