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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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操縱外勤特工，是危險的鋒口間諜行動。
當局長向美國人奇普·巴伯說謊時，他是在場的兩名屬下之一。
“你認為我們不應該告訴他們嗎？”格桑問，因為這個話題又冒了出來。
德洛爾抓起啤酒瓶，往嘴裡猛灌了一口。
“去他們的，”他咆哮着說，“讓他們自己去招募寶貝内線吧。
” 一九七六年春天，當四個阿拉伯國家準備與以色列一次性算總賬時，德洛爾還是個不到二十歲的戰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頓坦克下等待戰鬥。
他還記得，外界全是對以色列的一片責備聲。
在一名二十歲小夥子的指揮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轟開一個缺口，把埃及軍隊打回蘇伊士運河去了。
他仍然記憶猶新，同是西方的媒體，在五月份時還對他的祖國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憂慮，當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敗四個國家的陸軍和空軍時，卻反過來指責他們是靠恐吓和欺騙打勝的。
從那時起，科比·德洛爾的哲學觀點就形成了：去他們的。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沒有大衛·本-古裡安等人那樣的高瞻遠矚，更沒有他們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誠于極右翼的利庫德黨，與貝京和沙米爾同屬一個黨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裡聽課，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訓新招聘的特工學員。
當他聽到教員說出“友好情報機構”這個短語時，他起身接管了這堂課。
“世上沒有以色列的朋友這種事，除了在國外散居的猶太人。
”他告訴學生們，“這個世界分成兩個部分：我們的敵人和中立國。
我們的敵人，我們知道該如何對付。
至于中立國，攫取一切，什麼也不給他們。
朝他們笑笑，拍拍他們的背，向他們敬敬酒，奉承他們幾句，謝謝他們透露的消息，什麼也不告訴他們。
” “嗯，科比，我們希望他們永遠發覺不了。
”格桑說。
“他們怎麼可能發現？隻有我們的八個人知道。
而且都在局裡。
” 肯定是因為啤酒。
他忘了還有一個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個叫斯圖爾特·哈裡斯的英國商人在巴格達參加了一個工業展覽會。
他是諾丁漢一家築路機械公司的一名銷售董事。
展覽會是伊拉克運輸部主辦的。
與絕大多數西方人一樣，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賓館。
該賓館系涉外賓館，時刻處于監控之下。
展覽會的第三天，哈裡斯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發現從門縫下塞進了一隻普通的信封。
信封上沒寫名字，隻有房間号碼，而房間号碼沒搞錯。
裡面有一張紙和另一隻普通的航空信封。
紙片上以大寫的英語字母寫着：“你回到倫敦後把這封信原封不動地交給以色列使館的諾爾曼。
” 就這些。
斯圖爾特·哈裡斯吓得魂不附體。
他知道伊拉克的名聲，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
不管這個平常的信封裡裝着什麼，都會使他遭到逮捕、拷問，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靜，坐下來，試着理清事情的頭緒。
首先，為什麼找他呢？英國人在巴格達有幾十個，為什麼選中了斯圖爾特·哈裡斯？他們不可能知道他是猶太人，他們不可能知道他父親是一九三五年從德國去英國的。
難道他們知道？ 他永遠不會知道，這都是因為兩天前伊拉克運輸部的兩位官員在一個公共食堂裡無意間說過的幾句話。
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講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諾丁漢的工廠參觀訪問，哈裡斯在頭兩天一直陪着他，然後消失了一天，然後又回來了。
他曾打聽哈裡斯是不是病了。
一位同事笑着告訴他，說哈裡斯是慶祝猶太教贖罪日去了。
兩名伊拉克公務員後來再也沒去想過這件事，但旁邊桌子的一個人卻記住了。
他把這次對話向他的上司作了彙報。
這位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後來考慮了一番後，去查了諾丁漢的斯圖爾特·哈裡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賓館的房間号碼。
哈裡斯坐在房間裡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有理由認為，即使那個匿名的送信人已經發現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有一件事他們不可能知道，絕不可能。
很巧合的是，斯圖爾特·哈裡斯是一名沙燕。
根據本-古裡安親自下達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創建了以色列情報和特别行動研究所，外界稱為摩薩德，在希伯來語中有“研究所”的意思。
但内部從來不曾，也從來不會這麼稱呼，而是叫做“局裡”。
在世界上的主要情報機構中，它是最小的。
按在冊工資單人員統計，它非常精簡。
在弗吉尼亞州蘭利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大約有兩萬五千名職工，這還不包括所有駐外情報站人員。
與中情局和摩薩德同樣的負責國外情報搜集的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高峰期時在全世界共有一萬五千名外勤特工，在總部工作的約有三千人。
一直以來，摩薩德隻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員，外勤特工(被稱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薩德能靠那麼微薄的預算和那麼少的人員開展行動，并确保行動成功，取決于兩個因素。
其中一個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衆中去。
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驚奇的各種才能，比如語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識。
第二個因素是，他們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國際幫手，希伯來語稱之為“沙燕”。
主要是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他們必須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雖然他們也許忠誠于所定居的國家，但也會同情以色列國。
光是在倫敦就有兩千名沙燕，在英國其他地區有五千人。
在美國的人數是該數字的十倍。
他們從不真正去參加行動，隻是應要求提供幫助。
而且他們按要求提供的幫助不會是針對他們的出生國或入籍國，決不會讓他們去幹背叛國家的事。
這些幫手能使行動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薩德特工隊抵達倫敦，要開展一場對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組的行動。
他們需要一輛小轎車。
一個沙燕就會按要求把一輛合法的二手汽車留在某個地方，車鑰匙放在汽車腳毯下面。
行動結束後這輛小車就歸還了。
那位沙燕永遠也不會知道汽車被拿去幹了什麼；行車記錄本上隻記載着曾為某位客戶出車。
比如這個特工隊需要一個“門面”，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會借給他們一間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進那個商店。
特工隊需要一個聯絡站，一位房地産商沙燕就會提供一處登記在他名下的空辦公室。
斯圖爾特·哈裡斯去過以色列的埃利特勝地度假，當時在紅岩酒吧裡，他與一位說一口漂亮英語的快樂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
在後來一次交談時，以色列青年帶來了一個朋友，年紀比他大些。
那人誘導哈裡斯說出了對以色列的态度。
在假期結束時，哈裡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話，他願意提供幫助。
返回英國後，哈裡斯按建議過着正常的生活。
兩年來他一直在等待着請他幫忙的電話，但這種電話從沒來過。
然而有一個友好的人定期拜訪他，保持着聯絡。
聯絡名單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現在，斯圖爾特·哈裡斯坐在巴格達那家賓館的房間裡，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封信很可能會惹是生非——夾帶它出去時他會在機場被查獲。
偷偷地放進其他人的包裡呢？他對于那種事情沒有把握。
而且到了倫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後他鎮定下來了，制訂了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完全正确的。
他把外層信封和那張紙在煙灰缸裡燒了，搗碎餘燼，倒進抽水馬桶裡放水沖掉。
然後他把内層信封放到了衣櫃上格的備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裡擦幹淨了。
如果他的房間遭到搜查，他可以發誓說他從來就不需要毛毯，從來就沒動過櫃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裡，他買了一隻結實的牛皮紙信封、一隻背面帶膠的标簽和封口膠帶；在一個郵局裡，他買了足夠把一份雜志從巴格達寄到倫敦的郵票。
他在展銷會上選了一本贊美伊拉克成就的進步雜志，還在那隻空白的信封上貼上了展覽會的标志。
到了最後一天，就在跟兩位同事一起赴機場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那封信夾在雜志裡面裝入了信封。
他在信封上寫上英國朗伊頓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貼上了展覽會标簽和郵票。
他知道賓館大廳裡有一隻郵箱，下一次開郵箱的時間在四個小時之後。
他合理地推測，即使到時信封被安全機關的偵探們用蒸汽開啟，他也已經坐上英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到阿爾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說好運氣青睐勇敢者或笨蛋，或兩者相加。
酒店大廳裡有秘密警察監視着，時刻觀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國人，是否有人把什麼東西塞給他們。
哈裡斯把那個信封放在衣服裡面，夾在左腋下。
角落裡有一個拿着報紙的密探在注視着，但哈裡斯把信投進郵箱時，正好一輛行李推車從他們之間通過。
當那個觀察者再次看到他時，哈裡斯已經在服務台交鑰匙了。
一星期之後郵件到了他叔叔家。
哈裡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鑰匙便于幫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竊等意外。
他進了叔叔家，取了這份郵件。
然後他帶着信，去了倫敦的以色列大使館，要求面見他的聯系人。
他被引入一個房間等着。
一位中年人進來詢問了他的名字，并問他為什麼想見“諾爾曼”。
哈裡斯作了解釋，從口袋裡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
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臉變白了，又讓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廣場2号的使館大樓是一座漂亮的建築物，但從它那古典的線條看不出它昂貴的防禦工事，以及隐藏在地下室裡的摩薩德倫敦情報站的安保技術。
就在這個地下要塞裡，一名年輕人被緊急召喚過來。
哈裡斯等了又等。
盡管他并不知道，但他坐在那裡，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個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過單面鏡子審視着。
在特工人員核對記錄，确認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時，他也被拍了照片。
直到檔案中的諾丁漢沙燕——斯圖爾特·哈裡斯的照片，與坐在單面鏡子後的人臉完全相
當局長向美國人奇普·巴伯說謊時，他是在場的兩名屬下之一。
“你認為我們不應該告訴他們嗎？”格桑問，因為這個話題又冒了出來。
德洛爾抓起啤酒瓶，往嘴裡猛灌了一口。
“去他們的，”他咆哮着說，“讓他們自己去招募寶貝内線吧。
” 一九七六年春天，當四個阿拉伯國家準備與以色列一次性算總賬時，德洛爾還是個不到二十歲的戰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頓坦克下等待戰鬥。
他還記得，外界全是對以色列的一片責備聲。
在一名二十歲小夥子的指揮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轟開一個缺口，把埃及軍隊打回蘇伊士運河去了。
他仍然記憶猶新，同是西方的媒體，在五月份時還對他的祖國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憂慮，當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敗四個國家的陸軍和空軍時，卻反過來指責他們是靠恐吓和欺騙打勝的。
從那時起，科比·德洛爾的哲學觀點就形成了：去他們的。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沒有大衛·本-古裡安等人那樣的高瞻遠矚，更沒有他們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誠于極右翼的利庫德黨，與貝京和沙米爾同屬一個黨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裡聽課，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訓新招聘的特工學員。
當他聽到教員說出“友好情報機構”這個短語時，他起身接管了這堂課。
“世上沒有以色列的朋友這種事，除了在國外散居的猶太人。
”他告訴學生們，“這個世界分成兩個部分：我們的敵人和中立國。
我們的敵人，我們知道該如何對付。
至于中立國，攫取一切，什麼也不給他們。
朝他們笑笑，拍拍他們的背，向他們敬敬酒，奉承他們幾句，謝謝他們透露的消息，什麼也不告訴他們。
” “嗯，科比，我們希望他們永遠發覺不了。
”格桑說。
“他們怎麼可能發現？隻有我們的八個人知道。
而且都在局裡。
” 肯定是因為啤酒。
他忘了還有一個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個叫斯圖爾特·哈裡斯的英國商人在巴格達參加了一個工業展覽會。
他是諾丁漢一家築路機械公司的一名銷售董事。
展覽會是伊拉克運輸部主辦的。
與絕大多數西方人一樣，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賓館。
該賓館系涉外賓館，時刻處于監控之下。
展覽會的第三天，哈裡斯回到自己的房間時，發現從門縫下塞進了一隻普通的信封。
信封上沒寫名字，隻有房間号碼，而房間号碼沒搞錯。
裡面有一張紙和另一隻普通的航空信封。
紙片上以大寫的英語字母寫着：“你回到倫敦後把這封信原封不動地交給以色列使館的諾爾曼。
” 就這些。
斯圖爾特·哈裡斯吓得魂不附體。
他知道伊拉克的名聲，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
不管這個平常的信封裡裝着什麼，都會使他遭到逮捕、拷問，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靜，坐下來，試着理清事情的頭緒。
首先，為什麼找他呢？英國人在巴格達有幾十個，為什麼選中了斯圖爾特·哈裡斯？他們不可能知道他是猶太人，他們不可能知道他父親是一九三五年從德國去英國的。
難道他們知道？ 他永遠不會知道，這都是因為兩天前伊拉克運輸部的兩位官員在一個公共食堂裡無意間說過的幾句話。
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講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諾丁漢的工廠參觀訪問，哈裡斯在頭兩天一直陪着他，然後消失了一天，然後又回來了。
他曾打聽哈裡斯是不是病了。
一位同事笑着告訴他，說哈裡斯是慶祝猶太教贖罪日去了。
兩名伊拉克公務員後來再也沒去想過這件事，但旁邊桌子的一個人卻記住了。
他把這次對話向他的上司作了彙報。
這位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後來考慮了一番後，去查了諾丁漢的斯圖爾特·哈裡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賓館的房間号碼。
哈裡斯坐在房間裡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有理由認為，即使那個匿名的送信人已經發現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有一件事他們不可能知道，絕不可能。
很巧合的是，斯圖爾特·哈裡斯是一名沙燕。
根據本-古裡安親自下達的命令，一九五一年創建了以色列情報和特别行動研究所，外界稱為摩薩德，在希伯來語中有“研究所”的意思。
但内部從來不曾，也從來不會這麼稱呼，而是叫做“局裡”。
在世界上的主要情報機構中，它是最小的。
按在冊工資單人員統計，它非常精簡。
在弗吉尼亞州蘭利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大約有兩萬五千名職工，這還不包括所有駐外情報站人員。
與中情局和摩薩德同樣的負責國外情報搜集的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高峰期時在全世界共有一萬五千名外勤特工，在總部工作的約有三千人。
一直以來，摩薩德隻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名雇員，外勤特工(被稱為卡查)不足四十人。
摩薩德能靠那麼微薄的預算和那麼少的人員開展行動，并确保行動成功，取決于兩個因素。
其中一個是，它有能力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衆中去。
以色列人民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驚奇的各種才能，比如語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識。
第二個因素是，他們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國際幫手，希伯來語稱之為“沙燕”。
主要是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他們必須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雖然他們也許忠誠于所定居的國家，但也會同情以色列國。
光是在倫敦就有兩千名沙燕，在英國其他地區有五千人。
在美國的人數是該數字的十倍。
他們從不真正去參加行動，隻是應要求提供幫助。
而且他們按要求提供的幫助不會是針對他們的出生國或入籍國，決不會讓他們去幹背叛國家的事。
這些幫手能使行動的成本下降不少。
例如，摩薩德特工隊抵達倫敦，要開展一場對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組的行動。
他們需要一輛小轎車。
一個沙燕就會按要求把一輛合法的二手汽車留在某個地方，車鑰匙放在汽車腳毯下面。
行動結束後這輛小車就歸還了。
那位沙燕永遠也不會知道汽車被拿去幹了什麼；行車記錄本上隻記載着曾為某位客戶出車。
比如這個特工隊需要一個“門面”，一位有房子的沙燕就會借給他們一間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進那個商店。
特工隊需要一個聯絡站，一位房地産商沙燕就會提供一處登記在他名下的空辦公室。
斯圖爾特·哈裡斯去過以色列的埃利特勝地度假，當時在紅岩酒吧裡，他與一位說一口漂亮英語的快樂的以色列青年聊上了。
在後來一次交談時，以色列青年帶來了一個朋友，年紀比他大些。
那人誘導哈裡斯說出了對以色列的态度。
在假期結束時，哈裡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話，他願意提供幫助。
返回英國後，哈裡斯按建議過着正常的生活。
兩年來他一直在等待着請他幫忙的電話，但這種電話從沒來過。
然而有一個友好的人定期拜訪他，保持着聯絡。
聯絡名單上的沙燕也正是卡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現在，斯圖爾特·哈裡斯坐在巴格達那家賓館的房間裡，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封信很可能會惹是生非——夾帶它出去時他會在機場被查獲。
偷偷地放進其他人的包裡呢？他對于那種事情沒有把握。
而且到了倫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後他鎮定下來了，制訂了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完全正确的。
他把外層信封和那張紙在煙灰缸裡燒了，搗碎餘燼，倒進抽水馬桶裡放水沖掉。
然後他把内層信封放到了衣櫃上格的備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裡擦幹淨了。
如果他的房間遭到搜查，他可以發誓說他從來就不需要毛毯，從來就沒動過櫃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裡，他買了一隻結實的牛皮紙信封、一隻背面帶膠的标簽和封口膠帶；在一個郵局裡，他買了足夠把一份雜志從巴格達寄到倫敦的郵票。
他在展銷會上選了一本贊美伊拉克成就的進步雜志，還在那隻空白的信封上貼上了展覽會的标志。
到了最後一天，就在跟兩位同事一起赴機場之前，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把那封信夾在雜志裡面裝入了信封。
他在信封上寫上英國朗伊頓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貼上了展覽會标簽和郵票。
他知道賓館大廳裡有一隻郵箱，下一次開郵箱的時間在四個小時之後。
他合理地推測，即使到時信封被安全機關的偵探們用蒸汽開啟，他也已經坐上英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到阿爾卑斯山上空了。
有人說好運氣青睐勇敢者或笨蛋，或兩者相加。
酒店大廳裡有秘密警察監視着，時刻觀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任何外國人，是否有人把什麼東西塞給他們。
哈裡斯把那個信封放在衣服裡面，夾在左腋下。
角落裡有一個拿着報紙的密探在注視着，但哈裡斯把信投進郵箱時，正好一輛行李推車從他們之間通過。
當那個觀察者再次看到他時，哈裡斯已經在服務台交鑰匙了。
一星期之後郵件到了他叔叔家。
哈裡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鑰匙便于幫叔叔照看房子，以防失火或失竊等意外。
他進了叔叔家，取了這份郵件。
然後他帶着信，去了倫敦的以色列大使館，要求面見他的聯系人。
他被引入一個房間等着。
一位中年人進來詢問了他的名字，并問他為什麼想見“諾爾曼”。
哈裡斯作了解釋，從口袋裡取出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
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臉變白了，又讓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廣場2号的使館大樓是一座漂亮的建築物，但從它那古典的線條看不出它昂貴的防禦工事，以及隐藏在地下室裡的摩薩德倫敦情報站的安保技術。
就在這個地下要塞裡，一名年輕人被緊急召喚過來。
哈裡斯等了又等。
盡管他并不知道，但他坐在那裡，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個信封的形象，正有人通過單面鏡子審視着。
在特工人員核對記錄，确認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同時，他也被拍了照片。
直到檔案中的諾丁漢沙燕——斯圖爾特·哈裡斯的照片，與坐在單面鏡子後的人臉完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