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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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煙店老闆的兒子吓壞了，他的父親也是如此。
“發發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我的兒子。
”他對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運動委員會的兩名代表彬彬有禮，他們向煙雜店老闆作了自我介紹，并堅持希望他的兒子能對他們坦率地說真話。
煙店業主雖然知道客人告訴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與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說話。
更糟的是，原來他的兒子在參加積極抵抗，這使他大為吃驚。
最糟糕的是，他剛剛獲悉他的兒子參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運動，而是在一個他聞所未聞的怪異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見在伊軍卡車底下安放炸彈。
任何一個父親聽到這種事都會心髒病發作。
他們四人坐在位于凱番的煙雜店老闆的舒适的客廳裡。
其中一位客人解釋說，他們不會去為難那個貝都，隻不過想與他聯系上，以便能夠合作。
于是，男孩把發生的事情從頭說起。
他的朋友如何準備向一輛路過的伊軍卡車射擊，又如何被人從石堆後面拖住。
一切從那一刻開始。
客人們靜靜地傾聽着，隻有那個提出要求的人偶爾插了幾個小問題。
而那個戴着墨鏡、沒有說話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問者對學生們與貝都會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興趣。
小夥子給出了地址，然後補充說：“我認為你們去那裡找他是沒什麼意義的。
他非常警覺。
我們的一個人有一次去那裡想與他談話，但那地方上着鎖。
我們認為他不住在那裡，可他知道我們去過了。
他警告我們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做。
他說如果再這樣的話，他就不與我們聯系，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裡，他點點頭表示贊同。
與其他人不一樣，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軍人，他知道，對方也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高手。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會面？”他靜靜地問道。
那孩子可以傳遞信息，這樣就有機會邀請他會談。
“現在他隻與我們其中一人聯絡。
被聯絡人再通知大家。
這也許要過一段時間。
” 兩個科威特人離開了。
他們現在知道了兩輛汽車的大概樣子：一輛破舊的皮卡，僞裝成從鄉下往城裡運送水果的市場攤販用車；以及一輛适合沙漠行駛的大馬力四輪驅動吉普車。
阿布福阿德通過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對汽車牌照進行了查核，但是追蹤中斷了。
兩個号碼都是假的。
唯一的線索隻剩下身份證——那人必須攜帶身份證，才能通過伊拉克人到處設置的路障和檢查點。
通過委員會，他聯系上了内務部的一名公務員。
他的運氣來了。
那人回憶起，他曾給一個來自賈赫拉的攤販做過一份假身份證。
那是六個星期前他應百萬富翁艾哈邁德·阿爾卡裡法的要求幫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産生了興趣。
那富翁在抵抗運動中是一個有影響的、受人尊敬的人物。
但大家認為他僅限于提供資金，而不是參加行動。
他究竟為什麼要充當那個神秘的、緻命的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國境對面，美軍如同潮水般地湧進來。
當九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過去時，在沙特國防部大樓地下室辦公的多國部隊總司令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知道，他終于有了足夠的兵力可以保衛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進攻。
在空中，多國部隊空軍司令查爾斯(昵稱查克)·霍納中将已經建立起一頂鋼鐵防護傘，配備了能夠快速搶占制空權的大量戰鬥機中隊、攻擊地面目标的戰鬥轟炸機隊、空中加油機隊、重型轟炸機隊，和對付坦克群的雷電攻擊機隊，并進行頻繁的空中巡邏，足以從地面和空中摧毀來犯的伊拉克軍隊。
他的空中技術能通過雷達覆蓋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寸土地，能感應到每一台重型金屬設備在道路上行駛、穿越沙漠或試圖升空，能截聽到通過電波傳輸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話，并能确定任何熱源。
在地面上，諾曼·施瓦茨科普夫确信已經有足夠的機械化部隊、輕重裝甲部隊、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戰任何伊軍進攻縱隊，拖住他們，包圍他們，殲滅他們。
在九月的最後一周，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對盟國也沒有透露過——美國開始制訂從防禦轉為進攻的作戰計劃。
盡管聯合國的命令僅限于保衛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安全，僅限于此，但美國還是制訂了攻入伊拉克的計劃。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問題。
其中一個是，針對多國部隊布置的伊軍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經是他們六周前抵達利雅得時的兩倍之多。
另一個問題是，在解放科威特時，他需要的多國部隊兵力比保衛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個牢記喬治·巴頓格言的人：死一個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任何其他聯軍戰士都嫌太多。
在他發動進攻之前，他有兩個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實施空中打擊，确保邊境北面的伊軍減少百分之五十。
這就意味着更多時間、更多裝備、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隊、更多飛機、更多燃油、更多糧食和更多的錢。
他告訴國會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侖們，如果他們想打赢戰争，那麼最好快把這些東西全都給他。
實際上，這些話是由更文雅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轉述的，他把話說得婉轉了一些。
政客們喜歡與軍人玩遊戲，但不喜歡直接聽到軍人的語言。
總而言之，九月底制訂的計劃絕對保密，後來結果也表明該計劃正是時候。
一直在抛出和平計劃的聯合國，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權多國部隊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發起進攻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
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開始制訂計劃的話，一切都來不及了。
艾哈邁德·阿爾卡裡法感到很為難。
他當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麼人，是幹什麼的。
況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
但他有過承諾，他解釋說，他不能違背諾言。
即使是對科威特同胞和抵抗運動成員，阿爾卡裡法也沒有透露那個貝都其實是一名英國軍官。
但他還是同意在某個地方給貝都留下一張紙條。
貝都遲早會發現條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謝普頓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個人意見，請求貝都同意會見阿布福阿德。
伊軍的巡邏小分隊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帶隊，當貝都從街角上轉出來時，他們與他一樣大吃一驚。
麥克·馬丁剛把那輛微型卡車停在車庫裡，鎖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選定過夜的别墅走去。
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遲鈍了。
他看見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對方也看見了自己，忍不住咒罵了自己一聲。
他的工作中，隻要一秒鐘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時間早已進入了宵禁，盡管他已經相當習慣穿越空蕩蕩的、隻有伊軍巡邏兵巡視的街道，他還是會選擇燈光暗淡的小道，越過黑暗的廢棄場地，穿行在小巷子裡，而伊軍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
這種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無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達以來，尤其是針對常規軍的無能提交了一份充滿尖刻批評的報告之後，情況變了。
伊拉克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士兵——開始在科威特市街頭出現了。
雖然不能與精銳的共和國衛隊相提并論，但綠色貝雷帽部隊至少要比常規軍那些亂糟糟的應征士兵更守紀律。
現在靜靜地站在卡車旁邊的就是六名綠色貝雷帽士兵，那裡通常是沒有伊拉克人的。
馬丁正好有時間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帶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個老頭的樣子。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在阿拉伯傳統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過來。
” 四支步槍對準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獨的身影。
老人停頓了一下，然後一瘸一拐地走上前來。
“這麼晚了你還在幹什麼，貝都？” “隻是一個老頭子想趕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裡去呀，賽義德。
”那人嗚咽着說。
“現在已經過了宵禁時間了，笨蛋!過了兩個鐘頭了。
” 老頭迷惘地搖搖頭。
“我不知道，賽義德，我沒有手表。
” 在中東，手表并不是必備的，而是一種供收藏的珍貴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
進入科威特的伊軍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來的。
中士咕哝了一聲，這個借口倒也站得住腳。
“證件。
”他說。
老人用那隻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滿塵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證件。
”他哀求着說。
“搜他。
”中士命令道。
一名戰士走了上來。
一顆手雷綁在馬丁的左大腿内側，像一隻西瓜垂在那裡。
“别碰我的蛋蛋。
”老貝都尖利地說。
那戰士停住了。
後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來，中士盡力屏住不笑。
“怎麼啦，上呀，朱海爾。
搜他。
” 年輕戰士朱海爾猶豫了，臉漲得通紅。
他知道這個玩笑是針對着他的。
“隻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
”貝都說。
兩名戰士大聲笑起來，并放下了他們手裡的步槍。
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槍。
朱海爾仍畏縮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們說，這對她沒有任何好處。
我可是早就過了幹那種事情的年紀。
”老人說。
太過分了。
巡邏隊爆發出一陣狂笑。
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張口笑了。
“好吧，老頭，回家去吧。
以後天黑後不要出門。
” 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邊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癢。
在街角上他轉過身來。
那顆手雷掠過鵝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爾的腳邊。
六個人都湊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
那是這六名士兵的最後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後一天。
那天晚上，在遙遠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摩薩德局長科比·德洛爾将軍坐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的辦公室裡，正與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薩德的戰鬥部主任。
他的部門
“發發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我的兒子。
”他對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運動委員會的兩名代表彬彬有禮，他們向煙雜店老闆作了自我介紹，并堅持希望他的兒子能對他們坦率地說真話。
煙店業主雖然知道客人告訴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與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說話。
更糟的是，原來他的兒子在參加積極抵抗，這使他大為吃驚。
最糟糕的是，他剛剛獲悉他的兒子參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運動，而是在一個他聞所未聞的怪異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見在伊軍卡車底下安放炸彈。
任何一個父親聽到這種事都會心髒病發作。
他們四人坐在位于凱番的煙雜店老闆的舒适的客廳裡。
其中一位客人解釋說，他們不會去為難那個貝都，隻不過想與他聯系上，以便能夠合作。
于是，男孩把發生的事情從頭說起。
他的朋友如何準備向一輛路過的伊軍卡車射擊，又如何被人從石堆後面拖住。
一切從那一刻開始。
客人們靜靜地傾聽着，隻有那個提出要求的人偶爾插了幾個小問題。
而那個戴着墨鏡、沒有說話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問者對學生們與貝都會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興趣。
小夥子給出了地址，然後補充說：“我認為你們去那裡找他是沒什麼意義的。
他非常警覺。
我們的一個人有一次去那裡想與他談話，但那地方上着鎖。
我們認為他不住在那裡，可他知道我們去過了。
他警告我們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做。
他說如果再這樣的話，他就不與我們聯系，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
”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裡，他點點頭表示贊同。
與其他人不一樣，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軍人，他知道，對方也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高手。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會面？”他靜靜地問道。
那孩子可以傳遞信息，這樣就有機會邀請他會談。
“現在他隻與我們其中一人聯絡。
被聯絡人再通知大家。
這也許要過一段時間。
” 兩個科威特人離開了。
他們現在知道了兩輛汽車的大概樣子：一輛破舊的皮卡，僞裝成從鄉下往城裡運送水果的市場攤販用車；以及一輛适合沙漠行駛的大馬力四輪驅動吉普車。
阿布福阿德通過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對汽車牌照進行了查核，但是追蹤中斷了。
兩個号碼都是假的。
唯一的線索隻剩下身份證——那人必須攜帶身份證，才能通過伊拉克人到處設置的路障和檢查點。
通過委員會，他聯系上了内務部的一名公務員。
他的運氣來了。
那人回憶起，他曾給一個來自賈赫拉的攤販做過一份假身份證。
那是六個星期前他應百萬富翁艾哈邁德·阿爾卡裡法的要求幫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産生了興趣。
那富翁在抵抗運動中是一個有影響的、受人尊敬的人物。
但大家認為他僅限于提供資金，而不是參加行動。
他究竟為什麼要充當那個神秘的、緻命的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國境對面，美軍如同潮水般地湧進來。
當九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過去時，在沙特國防部大樓地下室辦公的多國部隊總司令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知道，他終于有了足夠的兵力可以保衛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進攻。
在空中，多國部隊空軍司令查爾斯(昵稱查克)·霍納中将已經建立起一頂鋼鐵防護傘，配備了能夠快速搶占制空權的大量戰鬥機中隊、攻擊地面目标的戰鬥轟炸機隊、空中加油機隊、重型轟炸機隊，和對付坦克群的雷電攻擊機隊，并進行頻繁的空中巡邏，足以從地面和空中摧毀來犯的伊拉克軍隊。
他的空中技術能通過雷達覆蓋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寸土地，能感應到每一台重型金屬設備在道路上行駛、穿越沙漠或試圖升空，能截聽到通過電波傳輸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話，并能确定任何熱源。
在地面上，諾曼·施瓦茨科普夫确信已經有足夠的機械化部隊、輕重裝甲部隊、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戰任何伊軍進攻縱隊，拖住他們，包圍他們，殲滅他們。
在九月的最後一周，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對盟國也沒有透露過——美國開始制訂從防禦轉為進攻的作戰計劃。
盡管聯合國的命令僅限于保衛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安全，僅限于此，但美國還是制訂了攻入伊拉克的計劃。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問題。
其中一個是，針對多國部隊布置的伊軍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經是他們六周前抵達利雅得時的兩倍之多。
另一個問題是，在解放科威特時，他需要的多國部隊兵力比保衛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個牢記喬治·巴頓格言的人：死一個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或任何其他聯軍戰士都嫌太多。
在他發動進攻之前，他有兩個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實施空中打擊，确保邊境北面的伊軍減少百分之五十。
這就意味着更多時間、更多裝備、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隊、更多飛機、更多燃油、更多糧食和更多的錢。
他告訴國會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侖們，如果他們想打赢戰争，那麼最好快把這些東西全都給他。
實際上，這些話是由更文雅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轉述的，他把話說得婉轉了一些。
政客們喜歡與軍人玩遊戲，但不喜歡直接聽到軍人的語言。
總而言之，九月底制訂的計劃絕對保密，後來結果也表明該計劃正是時候。
一直在抛出和平計劃的聯合國，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權多國部隊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發起進攻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
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開始制訂計劃的話，一切都來不及了。
艾哈邁德·阿爾卡裡法感到很為難。
他當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麼人，是幹什麼的。
況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
但他有過承諾，他解釋說，他不能違背諾言。
即使是對科威特同胞和抵抗運動成員，阿爾卡裡法也沒有透露那個貝都其實是一名英國軍官。
但他還是同意在某個地方給貝都留下一張紙條。
貝都遲早會發現條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謝普頓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個人意見，請求貝都同意會見阿布福阿德。
伊軍的巡邏小分隊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帶隊，當貝都從街角上轉出來時，他們與他一樣大吃一驚。
麥克·馬丁剛把那輛微型卡車停在車庫裡，鎖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選定過夜的别墅走去。
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遲鈍了。
他看見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對方也看見了自己，忍不住咒罵了自己一聲。
他的工作中，隻要一秒鐘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時間早已進入了宵禁，盡管他已經相當習慣穿越空蕩蕩的、隻有伊軍巡邏兵巡視的街道，他還是會選擇燈光暗淡的小道，越過黑暗的廢棄場地，穿行在小巷子裡，而伊軍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
這種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無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達以來，尤其是針對常規軍的無能提交了一份充滿尖刻批評的報告之後，情況變了。
伊拉克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士兵——開始在科威特市街頭出現了。
雖然不能與精銳的共和國衛隊相提并論，但綠色貝雷帽部隊至少要比常規軍那些亂糟糟的應征士兵更守紀律。
現在靜靜地站在卡車旁邊的就是六名綠色貝雷帽士兵，那裡通常是沒有伊拉克人的。
馬丁正好有時間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帶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個老頭的樣子。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在阿拉伯傳統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過來。
” 四支步槍對準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獨的身影。
老人停頓了一下，然後一瘸一拐地走上前來。
“這麼晚了你還在幹什麼，貝都？” “隻是一個老頭子想趕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裡去呀，賽義德。
”那人嗚咽着說。
“現在已經過了宵禁時間了，笨蛋!過了兩個鐘頭了。
” 老頭迷惘地搖搖頭。
“我不知道，賽義德，我沒有手表。
” 在中東，手表并不是必備的，而是一種供收藏的珍貴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
進入科威特的伊軍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來的。
中士咕哝了一聲，這個借口倒也站得住腳。
“證件。
”他說。
老人用那隻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滿塵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證件。
”他哀求着說。
“搜他。
”中士命令道。
一名戰士走了上來。
一顆手雷綁在馬丁的左大腿内側，像一隻西瓜垂在那裡。
“别碰我的蛋蛋。
”老貝都尖利地說。
那戰士停住了。
後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來，中士盡力屏住不笑。
“怎麼啦，上呀，朱海爾。
搜他。
” 年輕戰士朱海爾猶豫了，臉漲得通紅。
他知道這個玩笑是針對着他的。
“隻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
”貝都說。
兩名戰士大聲笑起來，并放下了他們手裡的步槍。
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槍。
朱海爾仍畏縮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們說，這對她沒有任何好處。
我可是早就過了幹那種事情的年紀。
”老人說。
太過分了。
巡邏隊爆發出一陣狂笑。
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張口笑了。
“好吧，老頭，回家去吧。
以後天黑後不要出門。
” 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邊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癢。
在街角上他轉過身來。
那顆手雷掠過鵝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爾的腳邊。
六個人都湊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
那是這六名士兵的最後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後一天。
那天晚上，在遙遠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摩薩德局長科比·德洛爾将軍坐在哈德爾·達夫納大廈的辦公室裡，正與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薩德的戰鬥部主任。
他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