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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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四十五度的夾角。
” 來自大廣場的另一聲歡呼越過屋頂傳了過來。
旗手們已經完成表演，之前關在市政官宮殿院子裡的十匹馬放了出來，來到沙地賽道上。
因為這是無鞍賽馬會，它們身上配有缰繩，但沒有馬鞍。
賽馬會的旗幟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陣更響亮的歡呼聲。
院子裡，遊客的妻子站起來試了一下她那受傷的腳踝。
“我覺得我能這樣慢慢走。
”她說。
“再等一會兒，甜心，”她丈夫說，“然後我發誓，我們一定趕過去看熱鬧。
那麼第二個晚上呢？” “我為最後二十個，也就是最後那批德國傷員動手術，然後我用新到的設備和藥品，去給頭天晚上的傷員作進一步治療。
我現在有嗎啡和抗生素，對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傷員，我至少可以幫助他們走得平靜些。
” “有人死去嗎？” “沒有。
他們在生死線上掙紮，但沒人死去。
那天晚上沒有。
整個夜晚，那位年輕的修女一直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一言未發，微笑着，用清涼的井水擦拭他們的臉，觸摸他們的傷口。
他們向她表示感謝，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輕輕走開了。
“我二十四小時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藥品用完，我已經無事可做，勤務兵們也已經在牆邊睡着了。
我的罩衣、手上和臉上沾滿了其他年輕人的鮮血，我坐在那張錫耶納居民曾經用來吃飯的手術台旁，腦袋枕着雙臂睡了過去。
太陽升起時，我被一名勤務兵推醒了。
他一直在尋找食物，帶回來滿滿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戰争開始時就貯藏起來的。
這是我一生中喝過的最好的咖啡。
” “那個姑娘，那個年輕的修女呢？” “她走了。
” “那麼傷員們呢？” “我很快巡視了遍院子，俯身檢查每一位戰士。
都還活着。
” “你肯定很高興。
” “太高興了，高興得難以置信。
這根本不可能。
設施那麼簡陋，這裡的條件那麼艱苦，戰士們的傷勢那麼嚴重，我的經驗又是那麼少。
” “這天是七月二日對嗎？解放日？” “對。
” “那麼同盟國軍隊最後攻進來了？” “錯。
他們沒有進攻錫耶納。
你聽說過陸軍元帥凱塞林嗎？” “沒有。
” “以我的觀點，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被低估的指揮官之一。
他在一九四○年獲得元帥軍杖，但在當時，任何德軍上将都能在西線打勝仗。
而在節節落敗時，要在抗擊具有優勢的敵軍過程中撤退則比較難。
“有一類将軍能夠乘勝前進，另一類将軍能夠制訂邊戰邊退的計劃。
隆美爾屬于第一類，凱塞林屬于第二類。
他邊戰邊退，從西西裡退到奧地利。
到一九四四年，憑着絕對的空中優勢、先進的坦克、無窮無盡的燃料和供應品，以及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國軍隊本應在仲夏時就已橫掃整個意大利，是凱塞林讓他們步履艱難。
“但與某些人不同，凱塞林不是野蠻人。
他富有文化涵養，鐘愛意大利。
希特勒命令他炸毀橫跨台伯河的羅馬市内橋梁。
那都是建築瑰寶。
凱塞林拒絕執行命令，這幫助了同盟國軍隊向前推進。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裡時，凱塞林元帥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槍一彈，把整個德軍第一空降軍團撤出錫耶納。
沒有任何東西遭到損毀或破壞。
我還不知道的是，教皇庇護十二世[教皇庇護十二世(1876—1958)：意大利籍教皇，是天主教會第二百六十任教宗，任内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請求過夏爾·戴高樂，在他的自由法蘭西部隊奉命占領城市時，不要破壞它。
至于利默爾森與朱安之間是否訂立過秘密協定，這我們永遠無從知曉。
他們誰也沒有承認過，而且現在都已去世，但他們都接到過相同的命令：保住錫耶納。
” “沒打一槍？沒發一炮？沒扔一顆炸彈？” “沒有。
我們的傘兵在中午之前開始撤出。
整天都在撤兵。
下午三點鐘光景，外邊巷子裡響起一陣皮靴走路的腳步聲，第十四集團軍的軍醫出現了。
馮·斯特格利茨軍醫總監在戰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
在總醫院時，他連續幾天都在做手術，也已經累得筋疲力盡。
“他站在拱門下，驚奇地凝視着四周。
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務兵，其中兩名在負責取水。
他打量我那沾滿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張已被放回亮堂處的廚房餐桌。
他打量放在角落裡的那堆散發着異味的肢體：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腳上還套着皮靴。
” “‘這地方怎麼像一個藏屍所啊，’他說，‘這裡就你一個人嗎，上尉？’ “‘是的，長官。
’ “‘傷員有多少？’ “‘約二百二十人，将軍。
’ “‘國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們的同胞，約一百名是同盟國戰士，長官。
’ “‘死了多少個？’ “‘到目前為止，沒有，長官。
’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然後大聲說：‘Unmōglich’。
” “這個德語單詞是什麼意思？”美國人問。
“意思是‘不可能’。
然後他朝一排被褥走去。
用不着詢問，隻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傷勢的類型、輕重和存活概率。
跟随他的随軍牧師就跪在那裡，為那些在太陽升起前即将死去的傷員進行臨終祈禱。
軍醫總監巡視完畢回到原來的位置。
他盯着我看了好長時間。
我身上亂七八糟的：倦容滿面，渾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經有兩天兩夜沒吃飯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輕人，’他最後這麼說，‘你在這裡完成的任務是無法想象的。
你知道我們正在撤出嗎？’我說我知道。
消息在敗兵中傳得很快。
“他對身後的軍人下命令。
一隊擔架兵從巷子裡進來。
隻擡走德國兵，他告訴他們，把同盟國士兵留給同盟國軍隊。
他在德軍傷員中徘徊，隻挑選那些能夠經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達米蘭的傷員，到那裡後，他們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
那些被認為完全沒有希望的德國人，他讓擔架兵把他們留了下來。
在他下達命令後，七十名德軍傷員被擡走了。
于是，剩下了五十個德國人，還有同盟國軍隊的傷員。
然後他回到我這裡。
太陽已經鑽到屋後，快要下山了。
空氣正慢慢變涼爽。
他的舉止不再粗魯，看上去隻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來。
跟他們在一起。
’ “‘我願意留下來。
’我說。
“‘那意味着要成為戰俘。
’ “‘我知道，長官。
’我說。
“‘好了，對你來說戰争畢竟短暫。
等到回國以後，希望我們能再次相會。
’ “其他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他走進那個門洞，轉過身來向我敬了一個軍禮。
你能想象嗎？将軍向上尉敬禮。
我沒戴軍帽，所以沒法回敬。
然後他便走了。
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六個月後，他死于空襲轟炸。
我獨自被留在這裡，與一百五十名傷員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注定會死去。
太陽下山，黑夜降臨，我的幾盞燈已經耗盡了油。
但月亮升起來了，我開始給傷員們分發水。
等我轉過身時，她又回來了。
” 此時，田野廣場上傳來持續不斷的叫喊聲。
十名騎師全是長得矮小精幹的職業選手，他們已經跨上馬背，都手持短柄馬鞭，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騎，還用來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馬匹和騎師。
搞破壞是賽馬會的一部分，這不是一項适合膽小者的活動。
賭注是什麼無所謂，勝利才是最激動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麼事都會抛到九霄雲外。
被當作起跑線的一條粗繩後面有十匹馬，它們按照抽簽得出的順序進行排列。
每一位騎師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區的鮮豔盛裝，頭戴帽盔，手握馬鞭，缰繩勒得緊緊的。
駿馬預先來到繩索後面各自的位置上。
最後一匹馬就位後，發令員擡頭看地方行政長官，等他點頭便放下繩子開始比賽。
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獅一般發出響亮的吼聲。
“她回來了？第三個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後一晚。
我們幹起活來配合默契，像是團隊合作。
有時候我說話，當然是用德語，但她顯然沒有聽懂。
她微笑着，但一句話也沒說，即便是意大利語。
我們從來沒有過肢體接觸。
她照料着傷員們。
我取來更多井水，還換了幾次藥。
軍醫總監留了新的藥品和敷料給我。
到黎明時，這些補給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個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情況。
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的雙手手背上各有一塊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麼大。
我沒去細想這事，直至多年以後。
黎明之前，我轉回身時，她已經走了。
” “你再也沒有見過她嗎？” “沒有，再也沒有。
太陽升起後，我看見那邊的所有高窗上都飄起了旗幟，沒有第三帝國的鷹旗，再也不會有了。
錫耶納人縫制了同盟國軍隊的旗幟，尤其是法國的三色旗。
它們在城内四處飄揚。
大概七點鐘時，我聽見外面巷子裡的腳步聲正漸漸逼近。
我很害怕。
我從來沒見過荷槍實彈的同盟國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們宣傳過，他們全都是殺人犯。
“過了一會兒，五名士兵出現在門洞裡。
他們皮膚黝黑，軍裝上沾滿了塵土和汗水，很難判定他們來自什麼部隊。
然後我看到了洛林十字。
那是法國的。
隻不過，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
“他們對我喊了幾個單詞，但我聽不懂。
法語和阿拉伯語我都不懂，隻好微笑着聳聳肩。
我在國防軍襯衣和長褲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們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顯眼的國防軍軍靴。
他們在錫耶納以南遭受了重大傷亡，此時此地的我，無疑是他們的敵人。
他們走進院子，大聲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們手裡的步槍。
我以為他們要向我開槍了。
這時，角落裡的其中一名阿爾及利亞傷員輕聲叫喚。
戰士們走過去聽他講了一番話。
當他們回來時，語氣變了。
他們取出一支味道很難聞的香煙，作為友誼的象征逼着我點上火。
“到了九點鐘，城裡到處是法國人。
狂熱的意大利居民夾道歡迎他們，姑娘們更是送上熱吻。
而我則留在這裡，與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後來，一名法軍少校出現了。
他會說一點英語，我也一樣。
我解釋說，我是一名德國外科醫生，留下來照顧傷員，他們中有些是法國人，大多數是同盟國軍隊的。
他詢問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
于是他跑到巷子裡，大聲疾呼要求援助。
不到一個小時，所有傷員全被轉移到了現在幾乎空蕩蕩的總醫院裡。
我與他們一起過去了。
“我被羁留在護士長辦公室裡，由一名持槍士兵看守着。
與此同時，一名法國上校軍醫在逐個檢查傷員。
這一次，他們全都躺在了鋪有幹淨的白床單的病床上，由意大利護士輪班照料着，幫他們擦洗身體并喂他們能夠吃的營養品。
“下午，上校軍醫來到護士長辦公室。
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法國将軍，名叫蒙莎貝爾，會說英語。
‘我的同事告訴我，這些人裡有一半原本是會死去的，’他說，‘你是怎樣醫治他們的？’我解釋說，我隻是用我已有的設備和藥品竭盡全力救治。
“他們用法語交談。
然後将軍說：‘我們必須為親屬保留記錄。
那些死者，不管什麼國籍，他們的身份識别牌在哪裡？’我解釋說，沒有身份牌，送進院子的傷員沒有一人死去。
“他們又交談了一番，上校軍醫不時地聳聳肩。
然後将軍說：‘請你向我宣誓決不逃脫，留下來協助我的同事。
有許多工作要做呢。
’我當然服從了。
我能逃到哪裡去呢？德軍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還要快。
如果我跑到鄉
” 來自大廣場的另一聲歡呼越過屋頂傳了過來。
旗手們已經完成表演，之前關在市政官宮殿院子裡的十匹馬放了出來，來到沙地賽道上。
因為這是無鞍賽馬會，它們身上配有缰繩，但沒有馬鞍。
賽馬會的旗幟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陣更響亮的歡呼聲。
院子裡，遊客的妻子站起來試了一下她那受傷的腳踝。
“我覺得我能這樣慢慢走。
”她說。
“再等一會兒，甜心，”她丈夫說，“然後我發誓，我們一定趕過去看熱鬧。
那麼第二個晚上呢？” “我為最後二十個，也就是最後那批德國傷員動手術，然後我用新到的設備和藥品，去給頭天晚上的傷員作進一步治療。
我現在有嗎啡和抗生素，對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傷員，我至少可以幫助他們走得平靜些。
” “有人死去嗎？” “沒有。
他們在生死線上掙紮，但沒人死去。
那天晚上沒有。
整個夜晚，那位年輕的修女一直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一言未發，微笑着，用清涼的井水擦拭他們的臉，觸摸他們的傷口。
他們向她表示感謝，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輕輕走開了。
“我二十四小時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藥品用完，我已經無事可做，勤務兵們也已經在牆邊睡着了。
我的罩衣、手上和臉上沾滿了其他年輕人的鮮血，我坐在那張錫耶納居民曾經用來吃飯的手術台旁，腦袋枕着雙臂睡了過去。
太陽升起時，我被一名勤務兵推醒了。
他一直在尋找食物，帶回來滿滿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戰争開始時就貯藏起來的。
這是我一生中喝過的最好的咖啡。
” “那個姑娘，那個年輕的修女呢？” “她走了。
” “那麼傷員們呢？” “我很快巡視了遍院子，俯身檢查每一位戰士。
都還活着。
” “你肯定很高興。
” “太高興了，高興得難以置信。
這根本不可能。
設施那麼簡陋，這裡的條件那麼艱苦，戰士們的傷勢那麼嚴重，我的經驗又是那麼少。
” “這天是七月二日對嗎？解放日？” “對。
” “那麼同盟國軍隊最後攻進來了？” “錯。
他們沒有進攻錫耶納。
你聽說過陸軍元帥凱塞林嗎？” “沒有。
” “以我的觀點，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被低估的指揮官之一。
他在一九四○年獲得元帥軍杖，但在當時，任何德軍上将都能在西線打勝仗。
而在節節落敗時，要在抗擊具有優勢的敵軍過程中撤退則比較難。
“有一類将軍能夠乘勝前進，另一類将軍能夠制訂邊戰邊退的計劃。
隆美爾屬于第一類，凱塞林屬于第二類。
他邊戰邊退，從西西裡退到奧地利。
到一九四四年，憑着絕對的空中優勢、先進的坦克、無窮無盡的燃料和供應品，以及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國軍隊本應在仲夏時就已橫掃整個意大利，是凱塞林讓他們步履艱難。
“但與某些人不同，凱塞林不是野蠻人。
他富有文化涵養，鐘愛意大利。
希特勒命令他炸毀橫跨台伯河的羅馬市内橋梁。
那都是建築瑰寶。
凱塞林拒絕執行命令，這幫助了同盟國軍隊向前推進。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裡時，凱塞林元帥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槍一彈，把整個德軍第一空降軍團撤出錫耶納。
沒有任何東西遭到損毀或破壞。
我還不知道的是，教皇庇護十二世[教皇庇護十二世(1876—1958)：意大利籍教皇，是天主教會第二百六十任教宗，任内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請求過夏爾·戴高樂，在他的自由法蘭西部隊奉命占領城市時，不要破壞它。
至于利默爾森與朱安之間是否訂立過秘密協定，這我們永遠無從知曉。
他們誰也沒有承認過，而且現在都已去世，但他們都接到過相同的命令：保住錫耶納。
” “沒打一槍？沒發一炮？沒扔一顆炸彈？” “沒有。
我們的傘兵在中午之前開始撤出。
整天都在撤兵。
下午三點鐘光景，外邊巷子裡響起一陣皮靴走路的腳步聲，第十四集團軍的軍醫出現了。
馮·斯特格利茨軍醫總監在戰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醫生。
在總醫院時，他連續幾天都在做手術，也已經累得筋疲力盡。
“他站在拱門下，驚奇地凝視着四周。
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務兵，其中兩名在負責取水。
他打量我那沾滿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張已被放回亮堂處的廚房餐桌。
他打量放在角落裡的那堆散發着異味的肢體：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腳上還套着皮靴。
” “‘這地方怎麼像一個藏屍所啊，’他說，‘這裡就你一個人嗎，上尉？’ “‘是的，長官。
’ “‘傷員有多少？’ “‘約二百二十人，将軍。
’ “‘國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們的同胞，約一百名是同盟國戰士，長官。
’ “‘死了多少個？’ “‘到目前為止，沒有，長官。
’ “他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然後大聲說：‘Unmōglich’。
” “這個德語單詞是什麼意思？”美國人問。
“意思是‘不可能’。
然後他朝一排被褥走去。
用不着詢問，隻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傷勢的類型、輕重和存活概率。
跟随他的随軍牧師就跪在那裡，為那些在太陽升起前即将死去的傷員進行臨終祈禱。
軍醫總監巡視完畢回到原來的位置。
他盯着我看了好長時間。
我身上亂七八糟的：倦容滿面，渾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經有兩天兩夜沒吃飯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輕人，’他最後這麼說，‘你在這裡完成的任務是無法想象的。
你知道我們正在撤出嗎？’我說我知道。
消息在敗兵中傳得很快。
“他對身後的軍人下命令。
一隊擔架兵從巷子裡進來。
隻擡走德國兵，他告訴他們，把同盟國士兵留給同盟國軍隊。
他在德軍傷員中徘徊，隻挑選那些能夠經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達米蘭的傷員，到那裡後，他們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
那些被認為完全沒有希望的德國人，他讓擔架兵把他們留了下來。
在他下達命令後，七十名德軍傷員被擡走了。
于是，剩下了五十個德國人，還有同盟國軍隊的傷員。
然後他回到我這裡。
太陽已經鑽到屋後，快要下山了。
空氣正慢慢變涼爽。
他的舉止不再粗魯，看上去隻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來。
跟他們在一起。
’ “‘我願意留下來。
’我說。
“‘那意味着要成為戰俘。
’ “‘我知道，長官。
’我說。
“‘好了，對你來說戰争畢竟短暫。
等到回國以後，希望我們能再次相會。
’ “其他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他走進那個門洞，轉過身來向我敬了一個軍禮。
你能想象嗎？将軍向上尉敬禮。
我沒戴軍帽，所以沒法回敬。
然後他便走了。
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六個月後，他死于空襲轟炸。
我獨自被留在這裡，與一百五十名傷員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注定會死去。
太陽下山，黑夜降臨，我的幾盞燈已經耗盡了油。
但月亮升起來了，我開始給傷員們分發水。
等我轉過身時，她又回來了。
” 此時，田野廣場上傳來持續不斷的叫喊聲。
十名騎師全是長得矮小精幹的職業選手，他們已經跨上馬背，都手持短柄馬鞭，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騎，還用來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馬匹和騎師。
搞破壞是賽馬會的一部分，這不是一項适合膽小者的活動。
賭注是什麼無所謂，勝利才是最激動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麼事都會抛到九霄雲外。
被當作起跑線的一條粗繩後面有十匹馬，它們按照抽簽得出的順序進行排列。
每一位騎師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區的鮮豔盛裝，頭戴帽盔，手握馬鞭，缰繩勒得緊緊的。
駿馬預先來到繩索後面各自的位置上。
最後一匹馬就位後，發令員擡頭看地方行政長官，等他點頭便放下繩子開始比賽。
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獅一般發出響亮的吼聲。
“她回來了？第三個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後一晚。
我們幹起活來配合默契，像是團隊合作。
有時候我說話，當然是用德語，但她顯然沒有聽懂。
她微笑着，但一句話也沒說，即便是意大利語。
我們從來沒有過肢體接觸。
她照料着傷員們。
我取來更多井水，還換了幾次藥。
軍醫總監留了新的藥品和敷料給我。
到黎明時，這些補給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個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情況。
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的雙手手背上各有一塊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麼大。
我沒去細想這事，直至多年以後。
黎明之前，我轉回身時，她已經走了。
” “你再也沒有見過她嗎？” “沒有，再也沒有。
太陽升起後，我看見那邊的所有高窗上都飄起了旗幟，沒有第三帝國的鷹旗，再也不會有了。
錫耶納人縫制了同盟國軍隊的旗幟，尤其是法國的三色旗。
它們在城内四處飄揚。
大概七點鐘時，我聽見外面巷子裡的腳步聲正漸漸逼近。
我很害怕。
我從來沒見過荷槍實彈的同盟國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們宣傳過，他們全都是殺人犯。
“過了一會兒，五名士兵出現在門洞裡。
他們皮膚黝黑，軍裝上沾滿了塵土和汗水，很難判定他們來自什麼部隊。
然後我看到了洛林十字。
那是法國的。
隻不過，他們是阿爾及利亞人。
“他們對我喊了幾個單詞，但我聽不懂。
法語和阿拉伯語我都不懂，隻好微笑着聳聳肩。
我在國防軍襯衣和長褲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們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顯眼的國防軍軍靴。
他們在錫耶納以南遭受了重大傷亡，此時此地的我，無疑是他們的敵人。
他們走進院子，大聲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們手裡的步槍。
我以為他們要向我開槍了。
這時，角落裡的其中一名阿爾及利亞傷員輕聲叫喚。
戰士們走過去聽他講了一番話。
當他們回來時，語氣變了。
他們取出一支味道很難聞的香煙，作為友誼的象征逼着我點上火。
“到了九點鐘，城裡到處是法國人。
狂熱的意大利居民夾道歡迎他們，姑娘們更是送上熱吻。
而我則留在這裡，與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後來，一名法軍少校出現了。
他會說一點英語，我也一樣。
我解釋說，我是一名德國外科醫生，留下來照顧傷員，他們中有些是法國人，大多數是同盟國軍隊的。
他詢問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還有英國人和美國人。
于是他跑到巷子裡，大聲疾呼要求援助。
不到一個小時，所有傷員全被轉移到了現在幾乎空蕩蕩的總醫院裡。
我與他們一起過去了。
“我被羁留在護士長辦公室裡，由一名持槍士兵看守着。
與此同時，一名法國上校軍醫在逐個檢查傷員。
這一次，他們全都躺在了鋪有幹淨的白床單的病床上，由意大利護士輪班照料着，幫他們擦洗身體并喂他們能夠吃的營養品。
“下午，上校軍醫來到護士長辦公室。
跟他一起來的是一位法國将軍，名叫蒙莎貝爾，會說英語。
‘我的同事告訴我，這些人裡有一半原本是會死去的，’他說，‘你是怎樣醫治他們的？’我解釋說，我隻是用我已有的設備和藥品竭盡全力救治。
“他們用法語交談。
然後将軍說：‘我們必須為親屬保留記錄。
那些死者，不管什麼國籍，他們的身份識别牌在哪裡？’我解釋說，沒有身份牌，送進院子的傷員沒有一人死去。
“他們又交談了一番，上校軍醫不時地聳聳肩。
然後将軍說：‘請你向我宣誓決不逃脫，留下來協助我的同事。
有許多工作要做呢。
’我當然服從了。
我能逃到哪裡去呢？德軍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還要快。
如果我跑到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