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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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附近的血樣？”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塗了。
他朝那把長凳看了一眼，但沒能得到任何提示。
伯恩斯偵緝督察把腦袋埋在雙手裡。
森德蘭小姐看起來也愛莫能助。
“法羅路？沒有。
” “很好。
沒有其他問題了。
” 漢密爾頓法醫用他那歡快而又自信的語氣叙述了屍體解剖的報告。
死亡原因，他說，是由于腦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導緻腦幹嚴重受損。
“在解剖時，”詹姆斯·範西塔特問道，“你是否檢查了屍身上的每一處？” “當然了。
” “包括右手？” 漢密爾頓先生查看了一下筆記。
“關于右手我沒有提到。
” “是因為右手沒有損傷嗎？” “原因必然如此。
” “謝謝你，漢密爾頓先生。
” 與專業人員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長的惠特克先生有點緊張。
他的服飾是精心挑選的，運動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隊的徽标。
他有這個權利：在部隊服役時，他曾經是一名炮手。
當初在老人俱樂部裡，聽說他要為一樁謀殺案的預審出庭作證時，大家曾十分激動，而且對立下大功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倍加寵愛。
他向以森德蘭小姐為首的控方人員描述，他是如何在黎明剛過時帶米奇進行每日一次的散步的，後來由于擔心要下雨，他又是如何穿過一個缺口進入到有牆隔開的那塊廢棄地，抄近路回家的。
他還解釋了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邊的。
那是一隻錢包，所以，在回憶起星期五報紙上登載過的請求時，他帶着錢包去了多佛爾街警署。
當他講述完後，另一個人站了起來，是那個身穿高檔西服的人。
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壞人。
在惠特克的年輕時代，那些壞人是會被絞死的，他們是社會的渣滓。
所以這個人是敵人。
但他非常友善地示以微笑。
“夏日早晨的最好時光？涼爽、安靜，附近沒有人吧？” “是的。
所以我很喜歡。
” “我也是。
我以前也常常帶着我的傑克羅素梗去散步。
”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
畢竟不是一個很壞的家夥。
雖然米奇是一條雜種獵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當公交車司機時，也曾有過一條傑克羅素梗。
那個金發男人可能也不是那麼壞。
“那麼，你在穿越那塊荒地時，米奇在自由地奔跑？” “是的。
” “那麼，它就是在那個時候突然回到你身邊，嘴裡叼着一件東西？” “是的。
” “你是否确切地看見了它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那個物品的？” “沒有确切看見，沒有。
” “是否有可能，譬如說，在距籬笆十碼處？” “嗯，當時我在那塊地的二十碼縱深處。
米奇從我身後過來。
” “那麼，它有可能是在距鐵皮籬笆十碼處發現了錢包？” “是的，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
” “謝謝你，惠特克先生。
” 這位老年人被搞糊塗了。
一名引座員向他招手，讓他離開證人席。
怎麼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後方并找了個座位坐下。
指紋技術也是倫敦警察廳承包給平民專家的一項工作。
其中一位專家是克利夫·亞當斯。
他描述了交給他的那隻錢包；他發現的三組指紋；他如何消除了發現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組，和屬于已經死去的錢包主人的那組指紋，以及第三套指紋與哈利·科尼什的指紋是如何精确匹配的。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有任何污漬嗎？” “有一些。
” “污漬是怎樣造成的，亞當斯先生？” “嗯，一枚指紋覆蓋到另一枚指紋上會造成一處污漬，那就不能作為證據。
與另一處表面相摩擦也會造成污漬。
” “如同衣袋的内面嗎？” “是的。
” “哪些指紋最清晰？”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 “這些指紋是在錢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兩枚指紋在裡面，内表面。
” “那麼，當惠特克先生拿着錢包的時候，他的指紋留在了錢包的塑料面上，而且沒有被塞進過繃緊的口袋裡，因此沒有被弄髒過？” “應該是這樣。
” “那麼，科尼什先生的指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留下的，而且也保留得相當清晰，因為此後錢包沒有與衣袋的内袋發生過摩擦？” “應該是這樣。
” “如果一個人在逃離搶劫現場後打開錢包，抽去裡面的所有内容，然後塞進他的牛仔褲後袋裡，這樣會在錢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清晰的指紋？” “是的，會留下。
” “但是那種斜紋布織物、繃緊的牛仔褲口袋和奔跑的運動，會在——譬如說——半英裡距離内，使得指紋變模糊嗎？” “也許會有那種作用。
” “那麼，這個人在奔跑了半英裡後，為了扔掉錢包，用食指和拇指從屁股口袋裡把它抽出來，他隻會留下被你所發現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紋嗎？” “是的。
” “但是，如果冒出來一個發現錢包的人，并在錢包的塑料表面留下他自己的指紋，他不會污損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紋嗎？” “我認為他也許會污損。
” “你看，你的報告中說，指紋有些污漬，被新鮮的指紋所覆蓋，那有可能來自于另一隻手。
” “它們隻不過是污漬。
污漬下面的指紋也可能是錢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 在法庭的後方，傑克·伯恩斯一陣慌亂。
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她曾經在花店的地上撿起過這隻錢包。
“亞當斯先生，這隻錢包是半個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剛過兩點時，從死者的衣袋裡被掏走的。
星期三相同時刻或此後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
他一定是在那段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内把指紋留在了錢包上？” “是的。
” “但錢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發現。
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四天半到五天半。
然而指紋卻相當清晰。
” “沒有發現水漬，先生。
在晴朗幹燥的條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 “那麼，你能否确切說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紋是在星期二下午還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錢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 “星期三上午，兩個年輕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這時候他們看見一隻錢包躺在水溝邊。
在常人都會有的好奇心的驅動下，其中一人停下腳步，把它撿了起來。
他打開錢包看看有什麼。
但裡面一無所有，既沒有錢，也沒有紙片。
那是一隻廉價的錢包，一文不值。
他舉起錢包，高高地扔過了分隔曼德拉路與某片荒地的鐵皮隔離欄；它落在了大約十碼之外的青草叢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條狗發現。
可能嗎？” “我認為應該有可能。
” “是或不是，亞當斯先生？當時的指紋是否與你所發現的指紋相符？” “是的。
” 又是一條給喬納森·斯坦法官的信息。
哈利·科尼什打算堅持的事情發生了，而且他那套關于把自己的指紋留在錢包上的解釋是完整的。
喬納森·斯坦法官若有所思地低頭做着筆記。
剩下來的證人是維吉·帕特爾先生。
他的兩份指認和證詞毫不含糊。
森德蘭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導他的證詞。
在後方，伯恩斯放松了。
他将會獲得勝利。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帕特爾先生，你是一位誠實的人。
” “是的。
” “一個人，假如他認為——僅僅是認為——他也許犯了一個錯，那麼他是不是會驕傲自大到否認犯錯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會。
” “你在證詞中說，你相當清楚地看見了普賴斯先生，因為他正面朝着你。
” “是的。
他在我的右邊，透過商店的玻璃，大半個面孔朝着我。
”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
也就是說，受害人是背朝着你。
所以你後來無法幫助辨認他的臉部。
” “是的。
” “你還說，第二個搶劫者——對此你認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後。
他肯定也是背對着你的？” “嗯，是的。
” “那你怎麼能看見他的面孔？” 帕特爾先生看上去有點擔心。
“當時我沒有看見。
直到後來他們圍着倒在地上的人，繞圈子開始踢他。
” “帕特爾先生，假如你用腳踢地上的某個人，你的眼睛會看什麼地方？” “嗯，當然是那個人了。
” “也就是說，朝下看？” “是的。
” “請法庭寬容，先生。
科尼什先生，你可以站起來嗎？” 哈利·科尼什在被告席上站了起來，把他铐住的獄警們也跟着站起身來。
斯坦法官看上去顯得驚訝，但範西塔特沒有停頓。
“科尼什先生，請你看着自己的腳。
” 科尼什照着做了。
他那一頭直發垂落下來形成了一道屏風，從法庭内的各個角度都無法看清他的臉部。
庭内一片寂靜。
“請坐，科尼什先生。
”範西塔特說。
然後，他相當溫和地對小商店老闆開始說話。
“帕特爾先生，我假設，你在三十碼距離外見到了一個留着齊耳長發、臉色灰黃的瘦個子男人。
第二天，當你看到一個留着齊耳長發、臉色灰黃的瘦個子男人的照片時，你便以為那肯定是同一個人。
是那麼回事吧？” “我想是吧。
”維吉·帕特爾咕哝着說。
伯恩斯試圖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沒有成功。
他不敢與别人對視。
他已經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絕望地想。
有人已經向他發過警告了，半夜裡，一個靜靜的聲音提醒他要為老婆孩子着想。
哦，天哪，這種事情又來了。
“現在，關于普賴斯先生。
你去海布裡看過阿森納隊的比賽嗎，帕特爾先生？” “沒有，先生。
” “嗯，在那個悲慘的日子，你從馬路對面看過去，看到的是一個剃着光頭、身材粗壯的白種年輕男子，不是嗎？” “是的。
” “而如果你去海布裡看阿森納隊的比賽，你會看見上百個那樣的人。
在倫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機的白色面包車裡，如果你透過這些汽車的擋風玻璃看，又會有上百個那樣的人。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怎樣穿戴的嗎，帕特爾先生？藍色牛仔褲，通常很髒，還有寬皮帶和沾滿塵土的T恤衫。
這差不多是一種制服了。
那樣的人你以前見到過嗎？” “見到過。
” “倫敦市内滿街都有吧？” “是的。
” “在電視裡，看到外國警察在對付英格蘭足球流氓的鏡頭時，我們全都感到羞辱，是嗎？” “是的。
” “帕特爾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樣拳打襲擊者。
那會使他的右手手指關節擦傷，很可能會造成他的手部骨頭青腫。
我猜你見到他舉起了右手，很可能是為了擋開他認為是朝着他來的一次襲擊。
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 “但如果你會犯下這種差錯，難道你不會也犯了在三十碼距離處看不準人臉的差錯嗎？” 伯恩斯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不管是誰對這位吓壞了的小店老闆吩咐了什麼，都做得相當成功。
帕特爾并沒有從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當作一個敵對證人。
他隻是把“絕對”改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許”。
“也許”是不夠的；陪審團不能靠“也許”去認定有罪。
當可憐的帕特爾先生離開證人席後，森德蘭小姐對斯坦法官說：“這是檢察院起訴的案件，先生。
我們将按謀殺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請囚禁。
”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範西塔特揚起了眉毛。
這兩個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法庭内靜得連一枚針掉落也能聽見。
“地方法官先生，我們都知道法律實踐的意義和重要性。
你必須具有足夠的證據，據此，如果沒有自相矛盾的話……”範西塔特拖長最後一個單詞的語調，為的是強調這是極不可能的，“……一個公道的陪審團，在正确的引導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這裡并非如此，先生。
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證據。
帕特爾先生、受傷的鼻子和錢包。
帕特爾先生顯然是一位完全誠實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是，他把兩個僅僅是長相相似的人，認作是他那天下午見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賴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隻被扔掉的空錢包上的指紋了。
先生，雖然今天在這裡的你并不會特别介意在另一個日子另一個法庭裡會如何判定，或者确實不會介意辯方在本案中的明顯的觀點，但根據你的經驗，肯定相當清楚，關于鼻子和錢包的指控将會遭到廣泛且強烈的駁斥。
“對于受傷的鼻子和錢包有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
我認為我們兩人都知道，陪審團不能萬無一失地作出判定。
我必須請求撤銷起訴。
” 是的，喬納森·斯坦想，而且陪審團會看到你的當事人打扮得潇灑整潔、西裝革履；陪審團永遠看不到這兩個殺人犯的記錄。
你們将會被宣判無罪，并浪費大量的公衆時間和金錢。
“雖然無奈，但我隻能同意範西塔特先生。
本案撤銷。
釋放被告。
”他說。
由于對自己剛才不得不說的話感到十分厭惡，他随即離席而去。
“全體起立。
”書記員喊道，但有點晚了，大多數人已經沖向大門。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們試圖從被告席與範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闊步從他們身邊經過，走向廊道。
從三樓到一樓要花些時間：幾部電梯通常都很忙碌。
傑克·伯恩斯剛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來，他陰郁而憤怒地瞪着雙眼。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獲得自由，他們昂首闊步從一部電梯裡出來，嘴裡罵罵咧咧，狂呼亂叫，一起走向大門。
伯恩斯轉過身來。
他們在相隔二十英尺距離時面對面。
兩個歹徒不約而同地舉起僵硬的中指，挑釁地朝這位刑警上下亂比畫。
“你完蛋了，臭狗屎。
”普賴斯尖叫。
他們趾高氣揚地結伴走出大門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們占據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
”他身邊一個靜靜的聲音說道。
伯恩斯見到了那頭柔順的金發、那雙慵懶的藍眼睛和那種優雅而自信的舉止，心頭湧起了對範西塔特及其一舉一動的厭惡。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範西塔特先生。
他們殺害了那個善良的老人，就和我們現在站在這裡一樣，都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托你的福，他們現在逍遙法外了。
直到下一次再行兇。
”他現在已是怒火中燒，甚至顧不得禮節了，“上帝呀，難道你為倫敦的闊佬們赢的官司還不夠多嗎？為什麼你還要為蠅頭小利來這裡提供法律援助，讓那兩個十惡不赦的歹徒逃脫法律的制裁呢？” 範西塔特那雙藍色的眼睛裡沒有譏諷的神色，更像是同情。
然後他做出了奇怪的舉動。
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邊輕聲說話。
刑警聞到了一股高貴而稀有的香水味。
“這也許會使你驚訝，伯恩斯先生，”那聲音耳語着，“但這與正義的勝利有關。
” 然後他就離開了，通過旋轉門走了出去。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輛賓利轎車駛了過來。
範西塔特把公文包扔進轎車後座，随後鑽了進去。
賓利汽車起動加速，從視線裡消失了。
“呸，勝利個屁。
”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飯時間。
他決定步行兩英裡回警署去。
走到半路時，他的傳呼機響了起來，是警署在呼他。
他用手機回電。
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聽了。
“有位老家夥在這裡等着見你。
他說他認識死者。
” 那人原來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員，而且是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
伯恩斯在一間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塊“禁止吸煙”的警告牌下正安靜地抽着香煙。
他們立即交談起來。
他的名字是阿爾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諾比。
” 伯恩斯和諾比·克拉克面對面地坐在桌前。
這位偵緝督察翻開筆記本。
“為作記錄，請告訴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 在記載諾比居住的城鎮時，他停下了。
“威爾斯登？那有幾十英裡遠呢。
” “我知道它在哪裡，”那位退休人員說，“我就住在那裡嘛。
” “死者呢？” “當然也在那兒。
那就是我們相遇的地方，不是嗎？” 他是那種喜歡在陳述句後面加上一個不必要的疑問詞，把句子變成疑問句的倫敦人。
“你遠道而來為的是告訴我關于他的事？” “似乎這樣才對，他已經死了。
”諾比說，“你們應該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
把他們關起來。
” “我抓住他們了，”伯恩斯說，“法庭剛剛把他們放走了。
” 諾比·克拉克大吃一驚。
伯恩斯從抽屜裡找出一隻煙灰缸，老頭子把香煙掐滅了。
“真是無法無天。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将來怎麼辦。
” “不止你一個人這麼覺得。
好吧，談談那個死者。
他叫什麼名字？” “彼得。
” 伯恩斯記了下來。
“姓什麼？” “不知道。
我從來沒問過他。
”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會兒。
“我們認為，那個星期二他大老遠來倫敦東部，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墳上。
那是他母親的嗎？” “不，他沒有雙親。
自幼就沒了雙親，是個孤兒。
在巴納多孤兒院裡長大。
你說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
她是他的監護人。
” 伯恩斯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婦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在她去世二十年後，他依然在她生日時把鮮花放到她的墳前。
十八天前的這次獻花，要了他的命。
“那麼你是在哪裡遇見這位彼得的？” “俱樂部。
” “哪個俱樂部？” “社會服務管理局。
我們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樣。
他們給我們椅子。
我有關節炎，他有條瘸腿。
”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們坐在社會服務管理局裡，等待其他領取的人群漸漸退去。
“那麼在你們坐着等待的時候，你們聊天嗎？” “是的，聊了些。
” “可你從來沒問過他姓什麼？” “沒有，他也從來沒問過我，不是嗎？” “你去那裡是領取養老金吧？他去那裡幹什麼？” “殘疾撫恤金。
他可以領取百分之三十的殘疾撫恤金。
” “是那條腿。
他有沒有說起過腿是怎樣弄殘的？” “當然說過。
他當過兵。
在空降兵部隊。
有一次夜間空降，遇上大風，把他摔向一堆岩石。
降落傘拖着他在亂石堆裡翻滾了半英裡。
當戰友們找到他時，他的右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
” “他失業了嗎？” 諾比·克拉克不屑一顧。
“彼得？從來沒有。
不屬于他的錢，他一分也不會拿。
他是個守夜人。
” 當然。
孤身居住，孤身工作。
沒人會上報他的失蹤。
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業了。
讨厭的八月份。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報紙。
他的死訊刊登在了《标準晚報》上。
” “那是九天之前登載出來的。
你為什麼等了那麼久？” “八月份。
八月份我總是要去懷特島的女兒家住上兩個星期。
昨晚才回來。
真高興回到城裡，海上的大風差點要了我的老命。
” 他輕輕咳了一聲，又點上一支香煙。
“那你是怎麼會看到九天前的一張報紙的？” “土豆。
” “土豆？” “馬鈴薯。
”諾比·克拉克耐心地說。
“我知道土豆就是馬鈴薯，諾比。
但土豆與死者有什麼關系？” 作為回答，諾比·克拉克把手伸進夾克衫側面的口袋，取出一張撕破了的舊報紙。
那是九天前的《标準晚報》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買土豆。
回到家，打開土豆的包裝，他就在廚房桌子上盯着我。
”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
用舊報紙包裝土豆。
從這張沾有泥土的報紙上可以看到，跛腳男子臉朝上凝視着。
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詳細報道，包括“多佛爾街監獄”伯恩斯偵緝督察的聯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過來了，不是嗎？” “讓你搭車回家好嗎，諾比？” 這位退休職員高興了。
“有四十年沒坐警車了，告訴你，”他慷慨大方地補充說，“那時候我們曾經有過真正的警察。
” 伯恩斯打電話給盧克·斯金納警長，讓他帶上從死者口袋裡取出來的那把拴有紅絲線的鑰匙，并把汽車開到前面來。
在了解了當地社會服務管理局的詳細地址後，他們把諾比·克拉克送到了他的家門口，然後驅車去管理局。
那裡快要關門了，但辦事員很通情達理。
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證件，要求找主任說話。
“我在找一個人。
名叫彼得。
姓氏不詳。
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頭發、年齡在五十到五十五歲之間。
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下周圍。
牆邊有幾個座位。
“那裡，與諾比·克拉克一起。
有印象嗎？” 管理局不是閑聊的地方，至少隔着櫃台和鐵栅的辦公室職員與外面領取年金的人是不太會閑談聊天的。
最後，一位女職員回想起是有那麼一個人。
彼得·本森？ 餘下的工作交給了電腦。
管理局主任在鍵盤上輸入彼得·本森的姓名，查到他的檔案。
由于騙取社保的事情常有發生，因此多年來申請人一直被要求附上照片。
現在，電腦熒屏上出現的是一張小小的證件照，但這已經足夠了。
“地址？”伯恩斯問道。
斯金納把它記了下來。
“他差不多已經有三個星期沒來這裡了，”辦事人員說，“很可能去度假了。
” “不，他死了。
”伯恩斯說，“你們可以關閉他的檔案了。
他再也不會來了。
” “你能肯定嗎？”主任問道，顯然是在擔心謠傳，“我們必須得到正式通知。
” “不可能的。
”伯恩斯說，“忘了他吧。
” 翻閱倫敦黃頁并詢問了幾位鄰居之後，兩位刑警找到了那個地址。
它在另一個住宅小區裡，是位于四樓的一室一廳小公寓。
電梯已經壞了，他們踏上樓梯，進入公寓。
這是一套破舊的公寓，但很整潔。
室内已經積了三個星期的灰塵，窗台上有幾隻死蒼蠅，但沒有腐爛發黴的食物。
洗滌過的盤子和杯子擱在水槽旁邊的滴水架上。
床頭邊的一隻抽屜裡有一些零星的部隊紀念品，其中還有包括軍功勳章在内的五枚獎章，那是授予戰鬥英雄的。
書架上的圖書都是翻舊了的平裝本，牆上的裝飾畫也是些印刷品。
伯恩斯最後在客廳牆面上的一張鑲有鏡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腳步。
照片裡有四個年輕人，對着照相機鏡頭微笑着。
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裡的一條壕溝，一邊還有一座古舊的石頭堡壘。
照片下面印着“米爾巴特，一九七二年”。
“米爾巴特是什麼？”斯金納問，他已經走過來站在了伯恩斯身後。
“一個地方，一個小村莊。
在佐法爾省，位于阿拉伯半島最東端的阿曼。
” 年輕人都穿着沙漠僞裝服。
其中一人戴着一條格子的阿拉伯布頭巾，用兩條黑帶子紮着。
另三個人戴着沙色貝雷帽，帽子上有帽徽。
伯恩斯知道，如果手頭有放大鏡，他就能夠分辨出帽徽裡帶翼匕首圖案上面的三個字母，和下面三個簡短的單詞。
“你是怎麼知道的？”斯金納問。
“女王曾來過一次德文郡。
當時我在皇家警衛團值勤。
特别空勤團部隊派了兩個人來協助我們。
警衛值勤會有長時間的等待。
我們都談起了往事。
他們告訴了我們關于米爾巴特的事件。
” “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一次戰役。
那裡發生了一場戰争。
一場秘密戰争。
南也門的恐怖分子跨過國境進入阿曼，想推翻阿曼蘇丹。
英國派去了陸軍訓練團。
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組成的武裝力量，向米爾巴特的那個村莊和要塞發起進攻。
守衛在那裡的是英國特空團的十名官兵和來自當地的一群應征士兵。
” “誰赢了？” 伯恩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照片。
“他們赢了。
當然。
損失了兩名戰士，在打死、打傷一百多個恐怖分子之後，突出重圍轉移了。
” 照片中三個人站着，第四個人單膝着地蹲在他們前面。
這是二十四年前，在一個被遺忘了的沙漠村莊的合影。
前面的人是士兵；他後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們的年輕軍官。
斯金納走上前，用手輕敲蹲着的士兵。
“是他，彼得·本森。
可憐的家夥。
經曆了那麼多場槍林彈雨，卻在埃德蒙頓被踢死了。
” 伯恩斯已經辨明了這個士兵的身份。
他正凝視着軍官。
柔軟的金發上面戴着一頂貝雷帽，一雙傲慢的藍眼睛因陽光的照耀而眯縫了起來。
而這名年輕的軍官，正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學院，并在四分之一世紀後，成為一位全國著名的大律師。
斯金納已經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他在伯恩斯耳邊深深吸了一口氣。
“我不明白，”這位偵緝警長說，“歹徒踢死了他的戰友，他還千方百計把他們放走。
” 伯恩斯似乎能夠感覺到回響在他耳邊的那種公學畢業生的細語聲。
“這也許會使你驚訝，伯恩斯先生……” 隔着幾十年的歲月看這四位年輕勇士的面孔，傑克·伯恩斯這時候才明白，說話故意慢吞吞的大律師并不是在談論“舊貝利”(刑事法院)的正義，而是《舊約》裡的正義。
“傑克，”在他身邊依然感到迷惑的年輕警長說，“現在普賴斯和科尼什重新獲得了自由，要是中士和下士遇到他們，會發生什麼呢？” “别問，小夥子。
你可不會想知道。
” 第二十四天，星期四 在赫裡福德基地附近，特别空勤團在其專用的一塊土地上舉行了一次葬禮。
一位老兵的遺體入了土。
在場的軍号手吹響了《最後崗位》；墓穴上空還鳴響了禮炮。
大約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次葬禮，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師。
那天晚上，人們在倫敦東部旺斯特德沼澤地附近的湖邊發現了兩具屍體。
它們被認出是馬克·普賴斯先生和哈利·科尼什先生。
負責驗屍的法醫病理學家認為，那兩個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兇器極不尋常，好像是鋼琴絲。
該案件的調查随即展開，但永遠都沒有結案。
他朝那把長凳看了一眼，但沒能得到任何提示。
伯恩斯偵緝督察把腦袋埋在雙手裡。
森德蘭小姐看起來也愛莫能助。
“法羅路？沒有。
” “很好。
沒有其他問題了。
” 漢密爾頓法醫用他那歡快而又自信的語氣叙述了屍體解剖的報告。
死亡原因，他說，是由于腦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導緻腦幹嚴重受損。
“在解剖時，”詹姆斯·範西塔特問道，“你是否檢查了屍身上的每一處？” “當然了。
” “包括右手？” 漢密爾頓先生查看了一下筆記。
“關于右手我沒有提到。
” “是因為右手沒有損傷嗎？” “原因必然如此。
” “謝謝你，漢密爾頓先生。
” 與專業人員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長的惠特克先生有點緊張。
他的服飾是精心挑選的，運動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隊的徽标。
他有這個權利：在部隊服役時，他曾經是一名炮手。
當初在老人俱樂部裡，聽說他要為一樁謀殺案的預審出庭作證時，大家曾十分激動，而且對立下大功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倍加寵愛。
他向以森德蘭小姐為首的控方人員描述，他是如何在黎明剛過時帶米奇進行每日一次的散步的，後來由于擔心要下雨，他又是如何穿過一個缺口進入到有牆隔開的那塊廢棄地，抄近路回家的。
他還解釋了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邊的。
那是一隻錢包，所以，在回憶起星期五報紙上登載過的請求時，他帶着錢包去了多佛爾街警署。
當他講述完後，另一個人站了起來，是那個身穿高檔西服的人。
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壞人。
在惠特克的年輕時代，那些壞人是會被絞死的，他們是社會的渣滓。
所以這個人是敵人。
但他非常友善地示以微笑。
“夏日早晨的最好時光？涼爽、安靜，附近沒有人吧？” “是的。
所以我很喜歡。
” “我也是。
我以前也常常帶着我的傑克羅素梗去散步。
”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
畢竟不是一個很壞的家夥。
雖然米奇是一條雜種獵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當公交車司機時，也曾有過一條傑克羅素梗。
那個金發男人可能也不是那麼壞。
“那麼，你在穿越那塊荒地時，米奇在自由地奔跑？” “是的。
” “那麼，它就是在那個時候突然回到你身邊，嘴裡叼着一件東西？” “是的。
” “你是否确切地看見了它是在什麼地方發現那個物品的？” “沒有确切看見，沒有。
” “是否有可能，譬如說，在距籬笆十碼處？” “嗯，當時我在那塊地的二十碼縱深處。
米奇從我身後過來。
” “那麼，它有可能是在距鐵皮籬笆十碼處發現了錢包？” “是的，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
” “謝謝你，惠特克先生。
” 這位老年人被搞糊塗了。
一名引座員向他招手，讓他離開證人席。
怎麼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後方并找了個座位坐下。
指紋技術也是倫敦警察廳承包給平民專家的一項工作。
其中一位專家是克利夫·亞當斯。
他描述了交給他的那隻錢包；他發現的三組指紋；他如何消除了發現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組，和屬于已經死去的錢包主人的那組指紋，以及第三套指紋與哈利·科尼什的指紋是如何精确匹配的。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有任何污漬嗎？” “有一些。
” “污漬是怎樣造成的，亞當斯先生？” “嗯，一枚指紋覆蓋到另一枚指紋上會造成一處污漬，那就不能作為證據。
與另一處表面相摩擦也會造成污漬。
” “如同衣袋的内面嗎？” “是的。
” “哪些指紋最清晰？”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 “這些指紋是在錢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兩枚指紋在裡面，内表面。
” “那麼，當惠特克先生拿着錢包的時候，他的指紋留在了錢包的塑料面上，而且沒有被塞進過繃緊的口袋裡，因此沒有被弄髒過？” “應該是這樣。
” “那麼，科尼什先生的指紋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留下的，而且也保留得相當清晰，因為此後錢包沒有與衣袋的内袋發生過摩擦？” “應該是這樣。
” “如果一個人在逃離搶劫現場後打開錢包，抽去裡面的所有内容，然後塞進他的牛仔褲後袋裡，這樣會在錢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清晰的指紋？” “是的，會留下。
” “但是那種斜紋布織物、繃緊的牛仔褲口袋和奔跑的運動，會在——譬如說——半英裡距離内，使得指紋變模糊嗎？” “也許會有那種作用。
” “那麼，這個人在奔跑了半英裡後，為了扔掉錢包，用食指和拇指從屁股口袋裡把它抽出來，他隻會留下被你所發現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紋嗎？” “是的。
” “但是，如果冒出來一個發現錢包的人，并在錢包的塑料表面留下他自己的指紋，他不會污損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紋嗎？” “我認為他也許會污損。
” “你看，你的報告中說，指紋有些污漬，被新鮮的指紋所覆蓋，那有可能來自于另一隻手。
” “它們隻不過是污漬。
污漬下面的指紋也可能是錢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 在法庭的後方，傑克·伯恩斯一陣慌亂。
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她曾經在花店的地上撿起過這隻錢包。
“亞當斯先生，這隻錢包是半個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剛過兩點時，從死者的衣袋裡被掏走的。
星期三相同時刻或此後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
他一定是在那段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内把指紋留在了錢包上？” “是的。
” “但錢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發現。
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四天半到五天半。
然而指紋卻相當清晰。
” “沒有發現水漬，先生。
在晴朗幹燥的條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 “那麼，你能否确切說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紋是在星期二下午還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錢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 “星期三上午，兩個年輕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這時候他們看見一隻錢包躺在水溝邊。
在常人都會有的好奇心的驅動下，其中一人停下腳步，把它撿了起來。
他打開錢包看看有什麼。
但裡面一無所有，既沒有錢，也沒有紙片。
那是一隻廉價的錢包，一文不值。
他舉起錢包，高高地扔過了分隔曼德拉路與某片荒地的鐵皮隔離欄；它落在了大約十碼之外的青草叢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條狗發現。
可能嗎？” “我認為應該有可能。
” “是或不是，亞當斯先生？當時的指紋是否與你所發現的指紋相符？” “是的。
” 又是一條給喬納森·斯坦法官的信息。
哈利·科尼什打算堅持的事情發生了，而且他那套關于把自己的指紋留在錢包上的解釋是完整的。
喬納森·斯坦法官若有所思地低頭做着筆記。
剩下來的證人是維吉·帕特爾先生。
他的兩份指認和證詞毫不含糊。
森德蘭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導他的證詞。
在後方，伯恩斯放松了。
他将會獲得勝利。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帕特爾先生，你是一位誠實的人。
” “是的。
” “一個人，假如他認為——僅僅是認為——他也許犯了一個錯，那麼他是不是會驕傲自大到否認犯錯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會。
” “你在證詞中說，你相當清楚地看見了普賴斯先生，因為他正面朝着你。
” “是的。
他在我的右邊，透過商店的玻璃，大半個面孔朝着我。
”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
也就是說，受害人是背朝着你。
所以你後來無法幫助辨認他的臉部。
” “是的。
” “你還說，第二個搶劫者——對此你認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後。
他肯定也是背對着你的？” “嗯，是的。
” “那你怎麼能看見他的面孔？” 帕特爾先生看上去有點擔心。
“當時我沒有看見。
直到後來他們圍着倒在地上的人，繞圈子開始踢他。
” “帕特爾先生，假如你用腳踢地上的某個人，你的眼睛會看什麼地方？” “嗯，當然是那個人了。
” “也就是說，朝下看？” “是的。
” “請法庭寬容，先生。
科尼什先生，你可以站起來嗎？” 哈利·科尼什在被告席上站了起來，把他铐住的獄警們也跟着站起身來。
斯坦法官看上去顯得驚訝，但範西塔特沒有停頓。
“科尼什先生，請你看着自己的腳。
” 科尼什照着做了。
他那一頭直發垂落下來形成了一道屏風，從法庭内的各個角度都無法看清他的臉部。
庭内一片寂靜。
“請坐，科尼什先生。
”範西塔特說。
然後，他相當溫和地對小商店老闆開始說話。
“帕特爾先生，我假設，你在三十碼距離外見到了一個留着齊耳長發、臉色灰黃的瘦個子男人。
第二天，當你看到一個留着齊耳長發、臉色灰黃的瘦個子男人的照片時，你便以為那肯定是同一個人。
是那麼回事吧？” “我想是吧。
”維吉·帕特爾咕哝着說。
伯恩斯試圖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沒有成功。
他不敢與别人對視。
他已經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絕望地想。
有人已經向他發過警告了，半夜裡，一個靜靜的聲音提醒他要為老婆孩子着想。
哦，天哪，這種事情又來了。
“現在，關于普賴斯先生。
你去海布裡看過阿森納隊的比賽嗎，帕特爾先生？” “沒有，先生。
” “嗯，在那個悲慘的日子，你從馬路對面看過去，看到的是一個剃着光頭、身材粗壯的白種年輕男子，不是嗎？” “是的。
” “而如果你去海布裡看阿森納隊的比賽，你會看見上百個那樣的人。
在倫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機的白色面包車裡，如果你透過這些汽車的擋風玻璃看，又會有上百個那樣的人。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怎樣穿戴的嗎，帕特爾先生？藍色牛仔褲，通常很髒，還有寬皮帶和沾滿塵土的T恤衫。
這差不多是一種制服了。
那樣的人你以前見到過嗎？” “見到過。
” “倫敦市内滿街都有吧？” “是的。
” “在電視裡，看到外國警察在對付英格蘭足球流氓的鏡頭時，我們全都感到羞辱，是嗎？” “是的。
” “帕特爾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樣拳打襲擊者。
那會使他的右手手指關節擦傷，很可能會造成他的手部骨頭青腫。
我猜你見到他舉起了右手，很可能是為了擋開他認為是朝着他來的一次襲擊。
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 “但如果你會犯下這種差錯，難道你不會也犯了在三十碼距離處看不準人臉的差錯嗎？” 伯恩斯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不管是誰對這位吓壞了的小店老闆吩咐了什麼，都做得相當成功。
帕特爾并沒有從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當作一個敵對證人。
他隻是把“絕對”改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許”。
“也許”是不夠的；陪審團不能靠“也許”去認定有罪。
當可憐的帕特爾先生離開證人席後，森德蘭小姐對斯坦法官說：“這是檢察院起訴的案件，先生。
我們将按謀殺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請囚禁。
”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範西塔特揚起了眉毛。
這兩個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法庭内靜得連一枚針掉落也能聽見。
“地方法官先生，我們都知道法律實踐的意義和重要性。
你必須具有足夠的證據，據此，如果沒有自相矛盾的話……”範西塔特拖長最後一個單詞的語調，為的是強調這是極不可能的，“……一個公道的陪審團，在正确的引導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這裡并非如此，先生。
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證據。
帕特爾先生、受傷的鼻子和錢包。
帕特爾先生顯然是一位完全誠實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是，他把兩個僅僅是長相相似的人，認作是他那天下午見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賴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隻被扔掉的空錢包上的指紋了。
先生，雖然今天在這裡的你并不會特别介意在另一個日子另一個法庭裡會如何判定，或者确實不會介意辯方在本案中的明顯的觀點，但根據你的經驗，肯定相當清楚，關于鼻子和錢包的指控将會遭到廣泛且強烈的駁斥。
“對于受傷的鼻子和錢包有完全符合邏輯的解釋。
我認為我們兩人都知道，陪審團不能萬無一失地作出判定。
我必須請求撤銷起訴。
” 是的，喬納森·斯坦想，而且陪審團會看到你的當事人打扮得潇灑整潔、西裝革履；陪審團永遠看不到這兩個殺人犯的記錄。
你們将會被宣判無罪，并浪費大量的公衆時間和金錢。
“雖然無奈，但我隻能同意範西塔特先生。
本案撤銷。
釋放被告。
”他說。
由于對自己剛才不得不說的話感到十分厭惡，他随即離席而去。
“全體起立。
”書記員喊道，但有點晚了，大多數人已經沖向大門。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們試圖從被告席與範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闊步從他們身邊經過，走向廊道。
從三樓到一樓要花些時間：幾部電梯通常都很忙碌。
傑克·伯恩斯剛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來，他陰郁而憤怒地瞪着雙眼。
普賴斯和科尼什已獲得自由，他們昂首闊步從一部電梯裡出來，嘴裡罵罵咧咧，狂呼亂叫，一起走向大門。
伯恩斯轉過身來。
他們在相隔二十英尺距離時面對面。
兩個歹徒不約而同地舉起僵硬的中指，挑釁地朝這位刑警上下亂比畫。
“你完蛋了，臭狗屎。
”普賴斯尖叫。
他們趾高氣揚地結伴走出大門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們占據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
”他身邊一個靜靜的聲音說道。
伯恩斯見到了那頭柔順的金發、那雙慵懶的藍眼睛和那種優雅而自信的舉止，心頭湧起了對範西塔特及其一舉一動的厭惡。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範西塔特先生。
他們殺害了那個善良的老人，就和我們現在站在這裡一樣，都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托你的福，他們現在逍遙法外了。
直到下一次再行兇。
”他現在已是怒火中燒，甚至顧不得禮節了，“上帝呀，難道你為倫敦的闊佬們赢的官司還不夠多嗎？為什麼你還要為蠅頭小利來這裡提供法律援助，讓那兩個十惡不赦的歹徒逃脫法律的制裁呢？” 範西塔特那雙藍色的眼睛裡沒有譏諷的神色，更像是同情。
然後他做出了奇怪的舉動。
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邊輕聲說話。
刑警聞到了一股高貴而稀有的香水味。
“這也許會使你驚訝，伯恩斯先生，”那聲音耳語着，“但這與正義的勝利有關。
” 然後他就離開了，通過旋轉門走了出去。
恰好在這個時候，一輛賓利轎車駛了過來。
範西塔特把公文包扔進轎車後座，随後鑽了進去。
賓利汽車起動加速，從視線裡消失了。
“呸，勝利個屁。
”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飯時間。
他決定步行兩英裡回警署去。
走到半路時，他的傳呼機響了起來，是警署在呼他。
他用手機回電。
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聽了。
“有位老家夥在這裡等着見你。
他說他認識死者。
” 那人原來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員，而且是個土生土長的倫敦人。
伯恩斯在一間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塊“禁止吸煙”的警告牌下正安靜地抽着香煙。
他們立即交談起來。
他的名字是阿爾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諾比。
” 伯恩斯和諾比·克拉克面對面地坐在桌前。
這位偵緝督察翻開筆記本。
“為作記錄，請告訴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 在記載諾比居住的城鎮時，他停下了。
“威爾斯登？那有幾十英裡遠呢。
” “我知道它在哪裡，”那位退休人員說，“我就住在那裡嘛。
” “死者呢？” “當然也在那兒。
那就是我們相遇的地方，不是嗎？” 他是那種喜歡在陳述句後面加上一個不必要的疑問詞，把句子變成疑問句的倫敦人。
“你遠道而來為的是告訴我關于他的事？” “似乎這樣才對，他已經死了。
”諾比說，“你們應該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
把他們關起來。
” “我抓住他們了，”伯恩斯說，“法庭剛剛把他們放走了。
” 諾比·克拉克大吃一驚。
伯恩斯從抽屜裡找出一隻煙灰缸，老頭子把香煙掐滅了。
“真是無法無天。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将來怎麼辦。
” “不止你一個人這麼覺得。
好吧，談談那個死者。
他叫什麼名字？” “彼得。
” 伯恩斯記了下來。
“姓什麼？” “不知道。
我從來沒問過他。
”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會兒。
“我們認為，那個星期二他大老遠來倫敦東部，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墳上。
那是他母親的嗎？” “不，他沒有雙親。
自幼就沒了雙親，是個孤兒。
在巴納多孤兒院裡長大。
你說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
她是他的監護人。
” 伯恩斯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婦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在她去世二十年後，他依然在她生日時把鮮花放到她的墳前。
十八天前的這次獻花，要了他的命。
“那麼你是在哪裡遇見這位彼得的？” “俱樂部。
” “哪個俱樂部？” “社會服務管理局。
我們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樣。
他們給我們椅子。
我有關節炎，他有條瘸腿。
”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們坐在社會服務管理局裡，等待其他領取的人群漸漸退去。
“那麼在你們坐着等待的時候，你們聊天嗎？” “是的，聊了些。
” “可你從來沒問過他姓什麼？” “沒有，他也從來沒問過我，不是嗎？” “你去那裡是領取養老金吧？他去那裡幹什麼？” “殘疾撫恤金。
他可以領取百分之三十的殘疾撫恤金。
” “是那條腿。
他有沒有說起過腿是怎樣弄殘的？” “當然說過。
他當過兵。
在空降兵部隊。
有一次夜間空降，遇上大風，把他摔向一堆岩石。
降落傘拖着他在亂石堆裡翻滾了半英裡。
當戰友們找到他時，他的右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
” “他失業了嗎？” 諾比·克拉克不屑一顧。
“彼得？從來沒有。
不屬于他的錢，他一分也不會拿。
他是個守夜人。
” 當然。
孤身居住，孤身工作。
沒人會上報他的失蹤。
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業了。
讨厭的八月份。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 “報紙。
他的死訊刊登在了《标準晚報》上。
” “那是九天之前登載出來的。
你為什麼等了那麼久？” “八月份。
八月份我總是要去懷特島的女兒家住上兩個星期。
昨晚才回來。
真高興回到城裡，海上的大風差點要了我的老命。
” 他輕輕咳了一聲，又點上一支香煙。
“那你是怎麼會看到九天前的一張報紙的？” “土豆。
” “土豆？” “馬鈴薯。
”諾比·克拉克耐心地說。
“我知道土豆就是馬鈴薯，諾比。
但土豆與死者有什麼關系？” 作為回答，諾比·克拉克把手伸進夾克衫側面的口袋，取出一張撕破了的舊報紙。
那是九天前的《标準晚報》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買土豆。
回到家，打開土豆的包裝，他就在廚房桌子上盯着我。
”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
用舊報紙包裝土豆。
從這張沾有泥土的報紙上可以看到，跛腳男子臉朝上凝視着。
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詳細報道，包括“多佛爾街監獄”伯恩斯偵緝督察的聯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過來了，不是嗎？” “讓你搭車回家好嗎，諾比？” 這位退休職員高興了。
“有四十年沒坐警車了，告訴你，”他慷慨大方地補充說，“那時候我們曾經有過真正的警察。
” 伯恩斯打電話給盧克·斯金納警長，讓他帶上從死者口袋裡取出來的那把拴有紅絲線的鑰匙，并把汽車開到前面來。
在了解了當地社會服務管理局的詳細地址後，他們把諾比·克拉克送到了他的家門口，然後驅車去管理局。
那裡快要關門了，但辦事員很通情達理。
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證件，要求找主任說話。
“我在找一個人。
名叫彼得。
姓氏不詳。
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頭發、年齡在五十到五十五歲之間。
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下周圍。
牆邊有幾個座位。
“那裡，與諾比·克拉克一起。
有印象嗎？” 管理局不是閑聊的地方，至少隔着櫃台和鐵栅的辦公室職員與外面領取年金的人是不太會閑談聊天的。
最後，一位女職員回想起是有那麼一個人。
彼得·本森？ 餘下的工作交給了電腦。
管理局主任在鍵盤上輸入彼得·本森的姓名，查到他的檔案。
由于騙取社保的事情常有發生，因此多年來申請人一直被要求附上照片。
現在，電腦熒屏上出現的是一張小小的證件照，但這已經足夠了。
“地址？”伯恩斯問道。
斯金納把它記了下來。
“他差不多已經有三個星期沒來這裡了，”辦事人員說，“很可能去度假了。
” “不，他死了。
”伯恩斯說，“你們可以關閉他的檔案了。
他再也不會來了。
” “你能肯定嗎？”主任問道，顯然是在擔心謠傳，“我們必須得到正式通知。
” “不可能的。
”伯恩斯說，“忘了他吧。
” 翻閱倫敦黃頁并詢問了幾位鄰居之後，兩位刑警找到了那個地址。
它在另一個住宅小區裡，是位于四樓的一室一廳小公寓。
電梯已經壞了，他們踏上樓梯，進入公寓。
這是一套破舊的公寓，但很整潔。
室内已經積了三個星期的灰塵，窗台上有幾隻死蒼蠅，但沒有腐爛發黴的食物。
洗滌過的盤子和杯子擱在水槽旁邊的滴水架上。
床頭邊的一隻抽屜裡有一些零星的部隊紀念品，其中還有包括軍功勳章在内的五枚獎章，那是授予戰鬥英雄的。
書架上的圖書都是翻舊了的平裝本，牆上的裝飾畫也是些印刷品。
伯恩斯最後在客廳牆面上的一張鑲有鏡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腳步。
照片裡有四個年輕人，對着照相機鏡頭微笑着。
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裡的一條壕溝，一邊還有一座古舊的石頭堡壘。
照片下面印着“米爾巴特，一九七二年”。
“米爾巴特是什麼？”斯金納問，他已經走過來站在了伯恩斯身後。
“一個地方，一個小村莊。
在佐法爾省，位于阿拉伯半島最東端的阿曼。
” 年輕人都穿着沙漠僞裝服。
其中一人戴着一條格子的阿拉伯布頭巾，用兩條黑帶子紮着。
另三個人戴着沙色貝雷帽，帽子上有帽徽。
伯恩斯知道，如果手頭有放大鏡，他就能夠分辨出帽徽裡帶翼匕首圖案上面的三個字母，和下面三個簡短的單詞。
“你是怎麼知道的？”斯金納問。
“女王曾來過一次德文郡。
當時我在皇家警衛團值勤。
特别空勤團部隊派了兩個人來協助我們。
警衛值勤會有長時間的等待。
我們都談起了往事。
他們告訴了我們關于米爾巴特的事件。
” “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一次戰役。
那裡發生了一場戰争。
一場秘密戰争。
南也門的恐怖分子跨過國境進入阿曼，想推翻阿曼蘇丹。
英國派去了陸軍訓練團。
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組成的武裝力量，向米爾巴特的那個村莊和要塞發起進攻。
守衛在那裡的是英國特空團的十名官兵和來自當地的一群應征士兵。
” “誰赢了？” 伯恩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照片。
“他們赢了。
當然。
損失了兩名戰士，在打死、打傷一百多個恐怖分子之後，突出重圍轉移了。
” 照片中三個人站着，第四個人單膝着地蹲在他們前面。
這是二十四年前，在一個被遺忘了的沙漠村莊的合影。
前面的人是士兵；他後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們的年輕軍官。
斯金納走上前，用手輕敲蹲着的士兵。
“是他，彼得·本森。
可憐的家夥。
經曆了那麼多場槍林彈雨，卻在埃德蒙頓被踢死了。
” 伯恩斯已經辨明了這個士兵的身份。
他正凝視着軍官。
柔軟的金發上面戴着一頂貝雷帽，一雙傲慢的藍眼睛因陽光的照耀而眯縫了起來。
而這名年輕的軍官，正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學院，并在四分之一世紀後，成為一位全國著名的大律師。
斯金納已經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他在伯恩斯耳邊深深吸了一口氣。
“我不明白，”這位偵緝警長說，“歹徒踢死了他的戰友，他還千方百計把他們放走。
” 伯恩斯似乎能夠感覺到回響在他耳邊的那種公學畢業生的細語聲。
“這也許會使你驚訝，伯恩斯先生……” 隔着幾十年的歲月看這四位年輕勇士的面孔，傑克·伯恩斯這時候才明白，說話故意慢吞吞的大律師并不是在談論“舊貝利”(刑事法院)的正義，而是《舊約》裡的正義。
“傑克，”在他身邊依然感到迷惑的年輕警長說，“現在普賴斯和科尼什重新獲得了自由，要是中士和下士遇到他們，會發生什麼呢？” “别問，小夥子。
你可不會想知道。
” 第二十四天，星期四 在赫裡福德基地附近，特别空勤團在其專用的一塊土地上舉行了一次葬禮。
一位老兵的遺體入了土。
在場的軍号手吹響了《最後崗位》；墓穴上空還鳴響了禮炮。
大約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次葬禮，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師。
那天晚上，人們在倫敦東部旺斯特德沼澤地附近的湖邊發現了兩具屍體。
它們被認出是馬克·普賴斯先生和哈利·科尼什先生。
負責驗屍的法醫病理學家認為，那兩個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兇器極不尋常，好像是鋼琴絲。
該案件的調查随即展開，但永遠都沒有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