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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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定在下午三點鐘。

     第十一天,星期五 範西塔特的電話在三點準時響起。

     “一個很有趣的案子啊,斯萊德先生,你說呢?情況是很清楚,但也許并不那麼無懈可擊。

    ” “是夠清楚了,如果帕特爾先生的證詞能夠成立的話,範西塔特先生。

    ” “這正是我的結論。

    告訴我,關于錢包上的指紋,或是搶劫發生三小時後治療破鼻子的情況,我們的當事人是否作過什麼解釋?” “沒有。

    他們隻是重複說‘不知道’和‘記不清了’。

    他們沒那麼聰明。

    ” “哦,這倒也是。

    可我認為我們确實需要有正當解釋。

    我感覺我們的第一次協商很順利。

    我想到監獄去看看他們。

    ” 斯萊德跳了起來。

    事态發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裡。

    ”他說,“星期二是繼續還押羁留的聽證會。

    我們可以在海伯利科爾内法院的會面室裡,在他們被帶走之前見一面。

    ” “呃……好吧。

    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幹預一下。

    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

    我不願犧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麼樣?” 斯萊德又一次跳了起來。

    幹預?他沒想到一位飛黃騰達的皇家法律顧問竟然會提出一次正式的還押更新申請。

    他們商量好,在彭頓維爾監獄的會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十點。

    斯萊德會與監獄當局去作安排。

     第十二天,星期六 肯定是哪裡出了差錯。

    九點差一刻時,範西塔特先生就來到了監獄。

    在探監接待室的獄警面前,他表現得彬彬有禮,但堅持說明他的探監時間是九點,不是十點,而且他是一個大忙人。

    斯萊德律師毫無疑問會晚一步過來。

    經請示上級之後,獄警請一位同事把這位律師引到了一間會面室。

    九點零五分,兩個囚犯被帶了進來。

    他們怒視着這位律師,但範西塔特并沒有慌張。

     “對不起,斯萊德先生要稍微晚點才能來。

    ”他說,“但毫無疑問,他肯定會來的。

    另外,我的名字叫詹姆斯·範西塔特,是你們的辯護律師。

    坐下來吧。

    ” 陪同的獄警離開了房間。

    那兩個人在範西塔特對面的桌子前坐下。

    他自己坐下後取出了起訴文件。

    然後他把一包香煙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對面,兩個人都貪婪地點上了煙。

    科尼什把剩餘的香煙都裝進了口袋。

    範西塔特朝他們露出了和藹的笑容。

     “你們兩個年輕人在這裡遇到了點麻煩。

    ” 在他們兩人透過煙霧觀察他的時候,他翻動着案卷。

     “科尼什先生……”他擡頭去看長着直頭發的哈利·科尼什,“我們的其中一個問題,是那隻錢包。

    顯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個遛狗的人發現了,躺在一塊廢棄地上,陷在青草叢中,就在曼德拉路邊的籬笆後面。

    毫無疑問,它是屬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紋。

    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紋。

    ” “我可不知道。

    ”科尼什說。

     “不,嗯,人們在忙碌的時候,記憶力是會衰退的。

    但肯定有一種清白的解釋。

    現在,我推測,你打算告訴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襲擊發生後的第二天,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咖啡館搞一頓午飯吃,這時候你看見水溝裡躺着一隻錢包?” 科尼什也許是頭腦簡單,但還不至于愚不可及。

    不管怎麼說,他的眼睛發亮。

     “對,”他表示同意,“是那麼回事。

    ” “如果這就是你想告訴我的,那麼,我當然會相信這種說法喽。

    而且毫無疑問,你的陳述是,如同其他人一樣,你看到水溝裡的錢包會好奇,所以你彎腰撿了起來,于是在錢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紋。

    ” “對,”科尼什說,“我就是那麼做的。

    ” “但不幸的是,錢包是空的,對不對?裡面什麼也沒有。

    所以你想也沒想,就像扔一張撲克牌一樣把錢包扔過籬笆,然後錢包掉進了籬笆後面的荒地上,落在了草叢中,後來一條狗發現了它。

    大緻上是不是這樣?” “是的。

    ”科尼什說,他有點興奮。

    聰明的老家夥。

    範西塔特從公文包裡取出幾張紙,快速寫就了一份證詞。

     “喏,我已經做了這個解釋的筆錄。

    請從頭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上面寫的就是實際發生的事,那麼,這就是一份相當好的辯詞。

    然後你就可以簽名了。

    ” 科尼什閱讀速度不是很快,不過他還是潦草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現在,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的鼻子,普賴斯先生。

    ” 石膏已經被取下,但鼻子還是又腫又疼。

     “診療記錄上顯示,在那個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襲擊的當天下午五點鐘光景,你到聖安妮路上的醫院去包紮鼻子了。

    控方會就此大做文章。

    ” “嗯,可是鼻子受傷了呀。

    ”普賴斯說。

     “你們兩人會外出喝啤酒嗎?” 他們點點頭。

     “那個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們一臉迷茫。

    然後科尼什點了點頭。

     “去了法羅街的國王啤酒館。

    ” “你們在那裡飲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們又點點頭。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襲擊發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點頭。

     “嗯,你們可以這樣告訴我,普賴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幾杯。

    于是,在你們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溝邊小便,但被一塊不平整的街沿石絆了一下,臉朝下撞在了旁邊停放的一輛轎車上,在倒下去時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賴斯。

     “你應該記得,馬克。

    這是确實發生的事情。

    ”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

    所以,你脫下T恤衫捂住臉直到回到家,那時流血也止住了。

    然後,因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頭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過來?” 科尼什微笑了。

     “是這麼回事。

    沒錯吧,馬克?” “但從那個時候到去醫院還有五個小時的間隔。

    毫無疑問,你打算告訴我,你不想顯得大驚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許已經破了,而且因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後是你的同伴說服你去診治的。

    所以,大概在五點鐘左右,你去那家醫院檢查治療了。

    ” 普賴斯熱切地點點頭。

     “但那當然是午飯以後的事情。

    也許你們在某個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頓快餐,在餐館裡從一點鐘坐到了兩點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陽報》,于是翻閱了一下報紙上登載的新聞,諸如此類?記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對不對?” 他們都搖頭表示記不清了。

     “沒有關系。

    那裡有許多這樣的便民小吃店。

    但這一整天你們肯定沒去過青林園附近,對吧?” “沒有,”科尼什說,“我們隻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雞蛋和薯片,一直到兩點半左右。

    ” “不是你們平時吃午飯的地方,對吧?” “不是。

    隻在那條街上徘徊了一陣子。

    記不清名字了。

    ” “好,這樣似乎很有說服力。

    陪審團應該會信。

    隻要你們能堅持這種說法。

    不要變動。

    保持簡短扼要。

    明白嗎?” 他們點點頭。

    範西塔特根據普賴斯關于鼻子的說法,寫成了第二份證詞。

    普賴斯識字不多,但他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律師把兩份證詞都裝進了脹鼓鼓的卷宗裡。

    盧·斯萊德滿臉疑雲地走了進來。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親愛的斯萊德先生。

    非常抱歉,我搞錯了時間。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九點鐘呢。

    但沒有關系。

    我們的當事人和我剛剛結束了會面。

    ” 他轉向普賴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們星期二法庭上再見,但屆時我們不會交談。

    對于同一個牢房裡的人,無論是誰都絕對不要說什麼。

    他們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線。

    ” 他讓滿臉不高興的斯萊德律師搭乘他的賓利汽車回家去。

    斯萊德在路上閱讀了那兩份新的證詞。

     “好。

    ”他說,“好多了。

    兩份非常有力的辯詞。

    我倒有些奇怪,他們原先沒告訴我這事呀。

    這就使帕特爾……” “哦,對,維吉·帕特爾先生。

    一位正直的人,誠實的人。

    或許誠實得足以承認,他也許,僅僅是也許,已經犯下了一個錯誤。

    ” 斯萊德先生自有他的疑慮,但接着他想起來,在交叉詢問方面,範西塔特先生有着僅次于喬治·卡門的聲譽。

    他的前景看起來更明亮了。

    而且那位大律師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爾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舉措應該會使某些人坐立不安。

    斯萊德露出了微笑。

     第十五天,星期二 有些人确實坐立不安了。

    當詹姆斯·範西塔特進入法庭,在辯護律師的座位上就座時,普拉芭妮·森德蘭小姐正坐在幾英尺遠的一張長條桌旁。

    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幾次。

    那律師朝着她友好地點點頭并緻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喬納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個案子的記錄。

    多年的鍛煉使他養成了遇事不動聲色的習慣。

    盧·斯萊德坐到了範西塔特的後面。

     “把普賴斯和科尼什帶上來。

    ”書記官長叫道。

     兩個暴徒戴着手铐,被帶入被告席,兩側是獄警。

    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範西塔特,是被告的辯護律師。

    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萊德先生。

    ” 他坐了下來。

    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範西塔特先生,我明白這次意見聽取會是為了使被告繼續還押一個星期。

    ” 他差一點就要使用“僅僅”這個詞語。

    範西塔特點點頭。

     “确實如此,先生。

    ” “很好。

    森德蘭小姐,你可以開始了。

    ” “謝謝你,先生。

    檢察院就馬克·普賴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請再還押一個星期。

    ” 喬納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範西塔特。

    他肯定不會建議什麼吧…… “不申請保釋,先生。

    ”大律師說。

     “很好,森德蘭小姐。

    同意了。

    ”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現在這兒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範西塔特又站了起來。

     “但辯方願向法庭提出另一項申請。

    ” “好的。

    ” “辯方希望知道,閣下,控方是否還有事項要進一步調查,或者,控方根據公開原則提交給辯方的指控,現在是否已經完整?” 他坐下來凝視着森德蘭小姐。

    她保持鎮靜,内心卻忐忑不安。

    她已經習慣于法學院教過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

    現在,有人剛剛把這種處事方式給攪亂了。

     在她身後,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說了一番話。

     “我明白,閣下,死者的身份還未查清,有關這方面的查詢仍在進行。

    ” 範西塔特又站了起來。

     “尊敬的法庭,辯方并不否認一個人已經悲慘地死去。

    所以,他不可能死而複生為本案提供任何證據。

    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變得不是十分相關了。

    辯方必須因此而重複這個問題:檢察院是否準備好了進入審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靜寂。

     “森德蘭小姐?”斯坦法官溫和地詢問。

     森德蘭像是一名飛行學員在初次單獨駕駛飛機。

    飛機的發動機剛剛發生爆炸,而且有人在問她打算怎麼辦。

     “我相信檢方的案子已經完整了,閣下。

    ” 範西塔特又站了起來。

     “這樣的話,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請在本周内進行全面的審判程序。

    我們雙方都明白‘正義的延誤就是正義的否認’這句諺語。

    我的當事人到現在已被羁押兩個星期,為的是一項他們聲稱沒有犯下過的罪行。

    既然控方和辯方現在都已作好準備,我們要求不能再繼續延誤了。

    ” 喬納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

    範西塔特正要實行的是高風險的策略。

    在羁押期間,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發現被告沒罪還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個表面上證據确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把案子呈交給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貝利”進行全面審判。

    一般慣例下,資深律師要到那個時候才會出庭。

    如果這位皇家法律顧問範西塔特已經決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來他似乎要進行一次“無辯可答”的戰術。

     “那就同意了,”他說,“這個星期。

    ” “先生,辯方将會請求,不是現在請求,屆時控方要帶來其所有的證人,以進行交叉詢問。

    ” 那麼,這要成為一次實打實的彩排了。

    當辯方律師交叉詢問時,他将揭示被告講話的要點。

    照理來說,該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證據向辯方展示,而辯方則保持其戰略的機密直到審判階段。

    辯方突然出示一項使警方沒有時間去核查的不在現場證明,隻有這種情況是不被允許的。

     “同意。

    森德蘭小姐,請在本星期内準備好你們的證人,然後把他們帶到法庭上來。

    ” 第十六天,星期三 普拉芭妮·森德蘭心煩意亂。

    她帶着恐懼去見皇家檢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經驗豐富的資深律師的指導。

    我對付不了範西塔特。

    ” “普拉芭妮,你必須去對付他。

    ”她的部門領導說,“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

    現在是讨厭的八月份,這你是知道的。

    其他人也都忙得焦頭爛額呢。

    ” “可是,先生,那個範西塔特。

    他會折磨控方的證人。

    ” “聽着,這隻是一次審訊。

    一個手續。

    他要進行一次戰略冒險,這風險太大了。

    法庭的審理筆錄能使我們了解他的整個辯護過程。

    好極了。

    我倒希望這種事情能經常發生呢。

    ”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決指控呢?” “你聽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遠了,而你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斯坦不會否決的。

    他看到這個案子時,就知道這是一個确鑿的案件。

    我們已經獲得了帕特爾先生的指認以及他磐石般堅定的口供。

    如果他能出庭作證,斯坦就會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

    不管怎麼說,沒有帕特爾,我們就赢不了這個案子。

    現在去作準備工作吧。

    ” 那天下午,事情變得更糟。

    地方法院的書記官長來電話了。

    工作計劃出了問題,星期五整整一天沒事情,書記官問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蘭快速思索了一下。

    除了證人帕特爾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邊的其他人全是專家。

    他們肯定會同意。

    她要求給她一個小時,并開始到處打電話聯系。

    四點鐘時,她緻電書記官答應了這項變動。

     詹姆斯·範西塔特在五點鐘接到電話。

    他也同意了。

    彭頓維爾監獄也被通知到了。

    庭審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時間是星期五上午十點鐘,由喬納森·斯坦法官主持。

     第十八天,星期五 檢察院方面有十一個證人,首先由那位第一個抵達犯罪現場的警員作證。

    他證實,在那個星期二下午剛過兩點時,他與一位同事在一輛停在路邊的警車裡,這時候控制中心打來電話,要求他們去天堂路,那兒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襲擊的受害者。

    于是他們去了,在接到電話後四分鐘内趕到。

    他盡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個人,而他的同伴則打電話請求支援。

    不到五分鐘,一輛救護車抵達,把受害者送去了醫院。

    之後的十五分鐘時間裡,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達後接管了現場。

     詹姆斯·範西塔特朝這位年輕人露出笑臉。

     “沒有問題。

    ”他說。

    完成任務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後方的位置。

    第二名證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

    他的陳述過程也是由森德蘭小姐引導的。

    最後,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督察,在你抵達現場時,街上是否已經聚集起了一些人來?” “是的,先生。

    ” “是否有其他警察與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

    總共有十位警察在場。

    ” “你是否為找到可能目擊了襲擊事件的目擊證人,派他們和每一位在場的群衆面談?” “是的,先生。

    ” “你是否也為了同樣的目的,要求你的十位同事查訪了有可能看到該現場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 “是的,先生。

    ” “在深入到該小區,沿着歹徒逃走的巷子追蹤時,你的同事們是否繼續查訪以期找到目擊證人?” “是的,先生。

    ” “總的說來,在這項工作上花了多少時間?” “黃昏降臨時,我讓他們收工了,大概在八點鐘左右。

    ” “這麼說來,你的十名警員在小區裡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戶查訪了将近六個小時?” “是的,先生。

    ” “在那段時間裡,他們是否找到了襲擊案的目擊證人,或者隻是看到與我的當事人相符的兩個人在小區内跑過的證人?” “沒有,先生。

    ” “那麼,經過了一百多次查訪後,你們是不是沒有找到絲毫證據可以把我的當事人與該時間、該地點聯系起來?” “沒有,先生。

    ” “謝謝你,警官。

    沒有其他問題了。

    ” 下一個是傑克·伯恩斯。

    在他的冗長證詞中,他從食堂裡接到的第一通電話講起,一直到最後對普賴斯和科尼什提起謀殺指控。

    然後範西塔特站了起來。

     “你已經進行了一次非常徹底的調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 “沒有一丁點兒遺漏的地方?” “我是這麼認為的。

    ” “警方搜查顧問團隊有幾位警官?” “大約十二位,先生。

    ” “但是,他們沒有在犯罪現場及其附近發現普賴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沒有,先生。

    ” “受損那麼嚴重的一隻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沒有滴落到那裡的人行道上?” “沒有找到,先生。

    ” 伯恩斯不會被一位律師所誘導。

     “你是明白的,伯恩斯先生。

    我的當事人會說,他的血迹沒在那裡被發現,那是因為他不是在那個地方搞破鼻子的,因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沒去過那裡。

    嗯,伯恩斯先生……” 範西塔特在問題的核心處一帶而過。

    他知道,陪審團不在場,用不着去施加影響。

    他是在向地方法官喬納森·斯坦陳述。

    地方法官毫無表情地看着他,拿着筆做筆記。

    森德蘭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記錄。

     “在該地方搜尋時,你們的警方搜查顧問團隊是否尋找了其他的也許是歹徒留下的物品?” “是的,先生。

    ” “那麼他們裝滿了幾隻垃圾袋?” “二十隻,先生。

    ” “裡面的内容是否經過了最仔細的檢查?” “是的,先生。

    ” “在二十袋物品中,是否有任何證據可把我的當事人與當時當地聯系起來?” “沒有,先生。

    ”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們卻積極地尋找普賴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為的是逮捕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到十二點時,我已經确定了二人的身份。

    ” “是從刑事檔案照片中得到的嗎?” “是的,先生。

    ” “是由當地的一位小店老闆維吉·帕特爾先生指認的嗎?” “是的,先生。

    ” “告訴我,警官,帕特爾先生查驗了多少張照片?” 傑克·伯恩斯查閱了一下手頭上的筆記。

     “七十七張。

    ” “為什麼是七十七張呢?” “因為他指認第二十八張照片是馬克·普賴斯,第七十七張照片為哈利·科尼什。

    ” “七十七張照片是倫敦東北地區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輕小夥的總數嗎?” “不是,先生。

    ” “數字其實比這個大嗎?” “是的,先生。

    ” “那天上午在你手頭上有多少張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約四百張。

    ” “四百張。

    但你卻在第七十七張時停止了。

    ” “目擊者指認時非常肯定。

    ” “但帕特爾先生從來沒有機會查看剩餘的三百二十三張?” 法庭内一陣長時間的靜寂。

     “沒有,先生。

    ” “伯恩斯偵緝督察,隻看頸部以上的話,我的當事人普賴斯先生是一個壯實的、理着光頭的二十五六歲白人小夥子。

    你能告訴法庭,在你的四百張照片中沒有其他人與其相像嗎?” “這我不知道。

    ” “我認為有許多。

    當今時代,腦殼剃得光光的年輕壯實小夥子比比皆是。

    然而,帕特爾先生卻從來沒有機會把普賴斯先生的照片,與你的四百張照片裡餘下部分的相似面孔去作比較?” 沉寂。

     “你必須回答,伯恩斯先生。

    ”地方法官溫和地說。

     “沒有,先生,他沒有。

    ” “在後面的照片裡,也許會有另一張面孔與普賴斯先生十分相像。

    但帕特爾先生沒有機會去比較,沒有機會來來回回、反反複複凝視兩張面孔,然後作出選擇?” “也許會有。

    ” “謝謝你,伯恩斯先生。

    沒有其他問題了。

    ” 這對控方造成了損害。

    理光頭的年輕壯實小夥子“比比皆是”的說法給斯坦法官留下了印象。

    他也在電視裡看到過,看球賽的許多足球流氓都剃着光頭。

     卡爾·貝特曼大夫純粹是技術性的陳述。

    他簡單描述了那個昏迷的人到達醫院的情形,以及他對那人所盡的最大努力,直至傷員被轉到神經外科。

    但當他講完時,範西塔特站起身來。

     “就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貝特曼大夫。

    你是否檢查了傷員的右拳?” 貝特曼皺起了眉頭,他感到迷惑。

     “是的,我檢查了。

    ” “在收進來的時候還是之後?” “之後。

    ” “是在某個人的要求下才這樣做的嗎?” “是的。

    ” “那麼,是誰的要求?” “伯恩斯偵緝督察。

    ” “那麼伯恩斯先生是否要求你尋找指關節的損傷?” “是的,他要求了。

    ” “那麼有沒有損傷?” “沒有。

    ” “你在搶救室工作多久了?” “十年。

    ” “一位經驗相當豐富的醫生。

    你肯定看到過許多使用拳頭的暴力襲擊的結果,即對人的臉部以及對拳頭本身造成的結果?”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過。

    ” “當一個人的拳頭以那麼大的力度實施打擊,以緻把另一個強壯的人的鼻梁打斷時,你難道沒有想到會有指關節上的損傷嗎?” “我也許想過。

    ” “那麼,發生這種損傷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嗎?” “我想是吧。

    ” “指關節皮膚的挫傷?手背上腕部與指關節之間細長脆弱的掌骨頭的青腫?” “更像是掌骨青腫。

    ” “與拳擊運動員的損傷相似?” “是的。

    ” “但是現在已經慘死的那個人,他的右拳上沒有那種損傷?” “沒有。

    ” “謝謝你,貝特曼先生。

    ” 卡爾·貝特曼不可能知道的是,跛子在打破普賴斯面孔時,沒有使用握緊的拳頭,而是一次更危險的打擊。

    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緣,從腰部向上發力,自下而上砸在了對方的鼻子上。

    假如普賴斯沒有牛一般的力氣,不經常打架鬥毆的話,他會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覺。

     腦外科醫生保羅·威利斯大夫作證完畢後離開了證人席。

    他沒有遇到範西塔特的詢問,但聖安妮路醫院的梅爾羅斯大夫就不同了。

     “告訴我,梅爾羅斯醫生,在那個星期二下午五點至五點半,當你檢查普賴斯先生的鼻子時,鼻孔裡有沒有血?” “有,出血了。

    ” “已結塊還是仍是液态?” “兩者都有。

    鼻孔底部附近有血塊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 “而且你發現鼻梁有兩處骨折,軟骨被推向了一側?” “是的。

    ” “所以你矯正鼻骨、矯正鼻梁并把鼻子固定住,為的是讓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這麼做了。

    ” “假如傷員在去醫院之前,曾經不顧疼痛,愚蠢地試圖自行矯正鼻子,那是否會引起新的出血?” “會的。

    ” “那樣的話,在看到那個鼻子時,你能說它是幾個小時之前遭受的損傷?” “數個小時之前,當然了。

    ” “嗯,是三個小時?十個小時?還是更長時間?” “這很難說。

    說不準确。

    ” “那我給你一種可能性。

    星期一晚上,一個年輕人出門去,在酒吧裡喝得爛醉,在回家路上想在水溝裡小便。

    結果他被一塊不平整的街沿石絆了一下,臉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邊的一輛建築工程卡車的後闆上,因此摔破了鼻子。

    那樣的話,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見的損傷?頭天晚上的?” “有可能。

    ” “嗯,梅爾羅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嗎?” “是的。

    ” “謝謝你,大夫。

    沒有其他問題了。

    ” 範西塔特現在是在對喬納森·斯坦法官說話,照本宣科,但清楚響亮。

    他說的是:這就是我的當事人所講述的确切情況,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們雙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的。

     在法庭後方,傑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

    梅爾羅斯為什麼不堅持那損傷不可能在治療的四個小時之前造成?這沒人知道。

    認真誠實的醫生真是讨厭。

     保羅·芬奇先生是取證室的頭頭。

    他不是警官,因為多年來倫敦警察廳都根據合同讓平民科學家承擔司法取證工作。

     “你從被告合住的那套公寓裡收集了大量衣物?”範西塔特問道。

     “是的,我收集了。

    ” “還有受害人遭襲擊時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 “是的。

    ” “而且你應用最先進的技術對每一件物品進行了檢查,為的是想在一處衣物裡發現來自于另一處衣物的任何纖維?” “是的。

    ” “那麼有沒有這種痕迹?” “沒有。

    ” “你還收到了一件沾有幹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 “還有來自我的當事人普賴斯先生的一份血樣?” “是的。

    ” “它們是否相符?” “是的。

    ” “T恤衫上是否還有其他人的血液?” “沒有。

    ” “你是否收到來自天堂路地段人行道或者青林園小區的血樣?” “沒有。

    ” “你是否收到來自法羅路上的一輛建築工程卡車下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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