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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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歹徒當時确實在現場，而且曾與跛腳男子有過肢體接觸。
當搜查員們在屋内尋找物證時，伯恩斯和斯金納來到了街上。
鄰居們大都見過那兩個歹徒，誰也沒說他們的好話，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後吵吵嚷嚷地回家，況且，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八月的一個中午會在什麼地方。
回到警署後，傑克·伯恩斯開始打電話。
他要求全面搜尋這兩個不見了的人。
他打了一個簡短的電話咨詢皇家倫敦醫院的急救外科醫師卡爾·貝特曼大夫，然後分别緻電了另三家醫院的急救室。
聖安妮路醫院的一位初級醫師為他帶來了好消息。
“明白了。
”伯恩斯擱下電話時喊了一聲。
一位優秀的偵探具有獵人的直覺，證據正慢慢拼湊到一起的良好感覺引起了腎上腺素的飙升。
他轉向斯金納警長。
“去聖安妮路。
找急救科的梅爾羅斯醫生做一份詳細的筆錄，再讓她簽個字。
帶一張馬克·普賴斯的照片去作辨認。
把昨天整個下午的急救醫療記錄本複印下來。
然後把所有這一切帶回來。
” “發生了什麼事情？”斯金納問，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說話的語氣。
“與普賴斯描述相符的一個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裡。
梅爾羅斯醫生發現他的鼻子傷了兩處。
在我們找到他時，那隻鼻子已經被重新矯正過并紮上了厚實的繃帶。
而梅爾羅斯會作出确鑿的指認。
” “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你猜猜。
剛好五點，昨天下午。
” “天堂路襲擊事件之後三個小時。
這案子我們快要得到結果了。
” “是的，小夥子，應該是的。
快去那裡吧。
” 斯金納離開後，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顧問團隊的警長打來的電話。
消息令人失望。
前一天太陽下山前，他們手腳并用爬遍了犯罪現場的每一寸土地，對那裡作了徹底的檢查。
他們已經爬進了每一個角落和裂口，檢查了每一條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塊污穢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溝。
他們已經搬移并倒空了能夠找到的僅有的五隻公用垃圾桶。
他們找到了一些使用過的安全套、肮髒的注射器和油膩的食品包裝袋等這種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
但他們沒有發現血迹，也沒有找到錢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隻偷來的錢包塞進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時再去檢查裡面的錢物。
現金他會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則扔在某個地方，但不會是青林園小區裡。
而且他居住在半英裡之外。
那是很大一片地方，會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條巷子、太多廢鐵桶。
錢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運的話——仍留在他的口袋裡。
他和普賴斯可不是參加《智多星》[《智多星》是英國BBC電視台的一檔老牌智力問答節目，自1972年開播以來長盛不衰。
]的料。
至于普賴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離開這個小區。
不管怎麼樣，一位優秀的目擊證人，以及襲擊之後三個小時在聖安妮路醫院治療鼻子創傷的證據，對于一天的偵查工作來說已經很不錯了。
他的下一個電話是貝特曼大夫打來的。
消息也有點讓人失望，但還不是災難性的。
他接到的最後一個電話則令人鼓舞。
那是庫爾特警長打來的，他對該地區比其他人都熟悉。
庫爾特在電話裡告訴他，科尼什和普賴斯正在達爾斯頓打桌球。
伯恩斯下樓梯時，盧克·斯金納剛好步入前廳。
他從聖安妮路醫院的梅爾羅斯醫生那裡獲得了一份完整的證詞，還有身份證明和醫療記錄的複印件，普賴斯是用真名挂号就醫的。
伯恩斯讓斯金納鎖上這些物證，然後與他一起坐車出發。
當警察抵達時，那兩個歹徒仍在玩桌球。
伯恩斯盡量長話短說，公事公辦。
他有一輛警用面包車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為後援，現在他們把守着所有的門窗。
打桌球的其他人隻是用幸災樂禍的神色注視着。
普賴斯用他那雙豬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塊石膏。
“馬克·普賴斯，昨天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參與了在埃德蒙頓對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惡性人身傷害。
我現在逮捕你。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後你要在法庭上據以陳述的問題，那麼對你的辯護是非常不利的。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将作為呈堂證供。
” 普賴斯慌亂地看了被視為主腦的科尼什一眼。
科尼什輕輕地搖了搖頭。
“滾開，該死的。
”普賴斯說。
他被轉過身來，扣上手铐後押解出去。
過了一會兒，科尼什也跟着出來了。
兩個人都被帶上了警方的面包車，與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這支小小的車隊回到了“多佛爾監獄”。
手續，總是需要辦理手續。
在返程的車上，伯恩斯請部隊醫療警官立即趕到警署。
他不想在以後受到投訴，指責警方粗暴地對待疑犯的鼻子。
而且他還需要一份血液樣本，以便與T恤衫上的血迹進行比對。
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證據。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樣送來的時候，他就右手拳頭詢問了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複，陷入了沉思。
這将是一個漫長的夜晚。
逮捕是在下午七點十五分，這給了他二十四個小時的時間。
此後，要麼他的上司能再給他十二個小時，要麼地方法官讓他延長二十四個小時。
作為一名實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須再寫一份報告，簽好名，附上連署人的姓名。
他需要醫療警官的證詞，以證明那兩個人的身體狀況都适合接受審問。
他還需要他們所有衣物和口袋裡的物品，以及他們的血樣。
盧克·斯金納一直像老鷹一般盯着那兩個人的舉動，确保自他們從桌球房被帶出後押上警車起，沒從口袋裡往外扔過東西。
但沒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現在就想要一位律師的請求。
在此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
其實，這個要求他不是說給警察，而是說給他的同謀聽的。
普賴斯清楚地聽明白了這話的意思。
辦理手續花了一個小時。
黃昏開始降臨。
醫療警官離開了，他留下了證詞，即這兩個人都适合受審，還有關于拘留時普賴斯鼻子的狀況。
兩個歹徒被分開囚禁起來，都穿上了紙質的連體囚服。
兩人都喝了茶，之後還會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
照規定來，一切都照着規定來。
伯恩斯把目光轉向了普賴斯。
“我想簡單了解一下案情，”普賴斯說，“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 科尼什也同樣。
他隻是微笑着堅持要律師來。
當班的律師是盧·斯萊德先生。
他的晚飯被耽擱了，但他堅持說要在上床就寝前會見他的當事人。
臨近九點時，他抵達了多佛爾街，見到了兩個當事人，并在會見室裡與他們二人待了半個小時。
當他出來時，他對伯恩斯說：“如果你願意，那麼你可以在有我在場的情況下審問他們了，偵緝督察。
但我不得不說，我的當事人不會招供。
他們否認這項指控。
他們說，事件發生時他們不在那裡。
” 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處理過類似的案子。
他已經聽取了當事人的陳述，并且一個字也不相信，但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願意這麼想的話，”伯恩斯說，“但這個案子很清楚，而且證據确鑿。
如果他們承認，我也許會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時把腦袋跌傷了。
根據他們的前科記錄……也許要在‘維爾’待上兩年吧。
”彭頓維爾監獄在當地被稱為“維爾”。
私下裡，伯恩斯知道那位傷者的身上多處被踢傷，而且斯萊德也意識到他知道了。
“該死的家夥，伯恩斯先生。
我也不相信他們的鬼話。
他們想否認。
根據規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證據。
” “會及時給你的，斯萊德先生。
我也需要及時得到不在場證明。
你跟我一樣清楚那些規定。
” “你能把他們拘押多長時間？”斯萊德問。
“到明天晚上七點十五分。
從我的上司那裡得到額外的十二小時還不夠，明天我肯定還要從地方法官那裡申請延續拘押，晚上最後的聽證會大約是下午五點左右。
” “我不會反對。
”斯萊德說。
他知道不應該浪費時間。
這是兩個歹徒，已經把人打得半死。
地方法官毫無疑問會同意延長拘押。
“至于審問，我想你們是堅持要進行的，但根據我的意見，他們是什麼也不會吐露的。
” “恐怕是這樣。
” “這樣的話，我們現在還是回家去吧。
明天上午九點鐘怎麼樣？” 這樣約定之後，斯萊德回家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裡過夜。
伯恩斯還有最後一通電話要打。
他接通了皇家倫敦醫院，找重症監護室的值班護士。
那個傷者也許，隻是也許，已經蘇醒過來了。
那天晚上，保羅·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
他為一位年輕的摩托車手動了手術，那人從阿奇韋山沖下來時似乎想打破陸上速度記錄。
這位神經外科醫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裡明白，摩托車手隻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在值班護士放下聽筒後，他接聽了伯恩斯的電話。
二十四小時的麻醉藥效已經過去了。
既然藥效過去了，他希望能見到蘇醒的迹象。
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個跛子傷者。
沒有變化。
監視器顯示了有規律的心跳，但血壓還是太高，這是大腦損傷的一種迹象。
根據格氏指數，傷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動，處于深度昏迷狀态。
“再觀察三十六小時，”他告訴值班護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夠脫離危險期，我星期六上午再來。
如果出現了恢複的迹象，我就不來了。
情況好轉時，你留個信息讓我知道，留在這裡也行，留到我家裡也行。
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點仍沒有變化，我就需要重新掃描拍片。
請為我做好預約。
” 第二天就這麼過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吃飽喝足後，在“多佛爾街監獄”的拘留室裡發出了如雷般的鼾聲。
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藍色燈光照明下的病房裡，他的身上連着三台監視儀器，他的思緒則漂到了遙遠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暫時抛開他腦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聖約翰林地的優雅住宅裡，開始觀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
盧克·斯金納警長及時趕上了與漢普斯特德學校戲劇系的一名漂亮學生的約會，他們是一個月前在戲院酒吧裡遇見的，當時他們都去聽了一場貝多芬音樂會。
這種(聽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約會的)情調是他在“多佛爾監獄”的食堂裡斷然不會提及的。
傑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鎮的家裡，給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為晚餐。
家裡空蕩蕩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兒子們能從他的家鄉德文郡薩爾科比度假歸來。
他曾指望能及時趕過去與他們一起度假。
八月份，他想，讨厭的八月份。
第三天，星期四 對普賴斯和科尼什的審問一無所獲。
這不是傑克·伯恩斯無能；他是一位老練而又經驗豐富的審訊官。
他知道普賴斯是兩個人裡比較笨的那個，于是先提審他。
審訊室裡，盧·斯萊德律師靜靜地坐在他的當事人旁邊，伯恩斯開始了。
“聽着，馬克，我們已經知道你有權保持沉默。
但這案子有一位目擊證人，他從頭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會出庭作證。
” 他等待着。
沒有回應。
“說明一下，我的當事人拒絕陳述。
”斯萊德律師輕聲說。
“那麼，他擊中了你的鼻梁，馬克。
砸破了你的鼻子。
怪不得你發火了。
為什麼老家夥會那麼做呢？” 普賴斯也許咕哝了一聲“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夥”。
那是陪審團所希望聽到的話。
他承認了自己在犯罪現場。
普賴斯瞪着雙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後還有你的血，馬克。
從受傷的鼻子上流下來的。
我們已經得到了血樣，小夥子。
” 他很仔細，沒說明血樣僅僅是從T恤衫上，而不是從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沒有說謊。
普賴斯朝斯萊德投去了驚慌的一瞥。
斯萊德也顯得焦慮不安。
私下裡，這位律師知道，如果在案發現場附近的人行道上發現了他當事人的血樣，通過DNA化驗證明是普賴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無法進行辯護了。
但如果有必要的話，他還有時間改為抗辯。
根據公開原則，他将堅持要求伯恩斯把獲得的全部證據呈交出來，并将延遲開庭預審。
所以他隻是搖搖頭，于是普賴斯繼續保持沉默。
伯恩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個被告身上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宣告結束。
“我要申請延長警方的拘押。
”普賴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後，他這麼告訴斯萊德，“今天下午四點如何？” 斯萊德點點頭。
他将會到場，但不會說什麼。
沒必要說。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聖安妮路安排兩隊人員供辨認。
如果我得到兩個結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後是拘押等待預審。
”他補充了一句。
斯萊德點頭後離去了。
在駕車返回自己辦公室的路上，斯萊德律師認為，事情并沒有照着他當事人的意願發展。
伯恩斯幹得很好：仔細、徹底，不會犯下辯方所指望的愚蠢錯誤。
私下裡，他也認為他的當事人絕對有罪。
他已經看過他們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會看到這些材料。
不管神秘的目擊者是誰，如果他是一個受尊敬的人，而且堅持他的證詞，那麼普賴斯和科尼什将會在鐵窗後面度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裡安排列隊辨認。
新辦法是在市裡的不同地點進行辨認。
與“多佛爾監獄”最近的地點是在聖安妮路上，離梅爾羅斯醫生工作和普賴斯曾去治療過鼻子的那家醫院不遠。
這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方法。
每一個地點都配有最新的列隊平台、燈光和單面透視鏡用于辨認，證人不會被疑犯看見，不會發生疑犯用目光威脅證人保持沉默的事情。
這些場所還有一系列随時聽候召喚，外貌、膚色和身材、體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時間内組成一支供辨認的隊伍。
這些志願者每出場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鎊的報酬，在隊列中站立一會兒，然後就可以離開。
伯恩斯要求安排兩排人，并仔細說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時間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
盧克·斯金納留下來對付新聞媒體，因為伯恩斯對媒體頗為反感。
反正，斯金納能應付得更好。
他是那種相當稀有的人，是接受過公學教育的警察，在食堂裡飽經冷嘲熱諷，但在有些場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體詢問都要通過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
蘇格蘭場有一個新聞處，專門處理公衆事務；現在他們要求一份簡短的聲明。
這仍然是一個沒怎麼引起公衆興趣的案件，但重傷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從這個角度來陳述。
斯金納的問題在于，他沒有關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沒有圖片，因為傷者頭部腫大且裹着繃帶，無法為之畫像。
于是斯金納隻能求助于公衆，自星期二以來，在托特納姆或者埃德蒙頓地區，有沒有離家或離開工作單位後就此失蹤的人。
一個走路時明顯跛腳的男人，年齡在五十到五十五歲之間，一頭短短的灰發，中等身高，中等身材。
八月是一個沒什麼新聞的月份；媒體也許會發表這篇報道，但不會作為重點新聞。
但有一份報紙也許會對此大肆渲染，因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報社。
他與《埃德蒙頓和托特納姆快報》的一位記者一起吃了頓午飯。
這是覆蓋着與“多佛爾監獄”管轄範圍相同的本地報紙。
那位記者做了筆記并答應盡力去辦。
民事法庭也許會在夏天休庭度長假，但刑事法庭從來不會停止工作。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違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審理的，執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進行。
日常的許多工作是由非職業治安法官承擔的，他們不拿報酬，而是作為履行公民義務來工作的。
他們處理大量的輕量級違法事件——交通違章、簽發拘留令或搜查令、飲酒執照延長、小偷小摸和公共場所的打架鬥毆。
還有批準警方提出的延長拘留，以及還押監獄等待開庭的要求。
如果地方法庭遇到嚴重違法案件，現代的慣例是由一位領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師，來進行審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爾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職業治安法官負責的，庭長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長。
案件非常簡單，隻花了一點點時間。
審理結束後，普賴斯和科尼什被帶走，用車送回了多佛爾街。
傑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進行彙報。
“這件事你辦得怎麼樣了，傑克？”多佛爾街警署刑事調查局警司問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
開始時發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擊者聲稱從頭到尾看見了事件的全過程。
是馬路對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對指認身份毫不猶豫，并準備作證。
我還缺少從受害人那裡偷走的錢包，以及普賴斯和科尼什當時在現場的證據。
我已經知道了普賴斯鼻子受了傷，以及三個小時後在聖安妮路治療鼻子的情況。
這與證人的陳述完全相符。
” “那麼，你遇到了什麼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與惡棍聯系起來的錢包，需要取證工作加快速度，還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
他現在依然是一個UAM。
” “你準備指控他們嗎？” “如果帕特爾先生明天能在隊列中指認他們，我是想指控的，先生。
他們休想逃脫這個案子。
他們兩人都有罪。
” 艾倫·帕菲特點點頭。
“好吧，傑克。
我會盡量催促取證小組。
有情況随時告訴我和皇家檢察院。
” 在皇家倫敦醫院，黃昏又降臨了，但重症監護室裡的那個人沒能看見。
手術之後已經過去了四十八個小時；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動也不動。
他的思緒依然在某個遙遠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報紙上刊登了那篇報道，按盧克·斯金納的要求，安排在了一個較好的版面上：頭版第二條新聞。
記者為文章起了一個很好的标題：“警察詢問：神秘的跛腳男子——他是誰？”該報道還附有對襲擊事件的描述，并提及兩位當地人“在幫助警察查詢”。
這與醫院發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極度痛苦的人描述成為相當“舒适”，其實恰恰相反，而且人盡皆知。
記者詳細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體型、短短的灰白頭發以及明顯的跛腳，然後用黑體大寫字母的詢問作為結束：“有人見過這個跛足的男人嗎？”斯金納警長抓起一份報紙帶着去食堂吃早餐。
他對報道的内容相當滿意。
一條小小的側邊欄提及了對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長了二十四個小時。
十一點鐘，普賴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車去到聖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認場所。
伯恩斯和斯金納與帕特爾先生一行也随後抵達。
辨認安排了兩個隊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長相類似的群衆。
由于普賴斯鼻子的傷情，他所在隊列裡，其他八個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爾先生毫不猶豫。
在二十分鐘時間内，他成功指認了那兩個人，并再次确認，願意為自己的證詞出庭作證。
伯恩斯很高興。
兩個歹徒都沒有看見他，都沒有幫派同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帕特爾先生不會受到恫吓。
他們駕車把帕特爾送回他的小商店。
志願者們得到報酬後離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又被關進了囚室。
伯恩斯打算回去後對他們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納剛走進警署準備安排起訴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長叫住了他們。
“傑克，有人打電話找過你。
”他看了下記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 伯恩斯感到糊塗了。
他沒有訂購過鮮花。
不過話說回來，妻子珍妮再過一星期就要回來了。
一束鮮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氣氛。
好主意。
“是關于一位跛腳男人的。
”警長說。
伯恩斯拿起地址，與斯金納一起回到了車上。
阿米蒂奇小姐還有個孿生姐妹。
她們在上高街上開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擺放在店堂裡，另一半陳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對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業區的車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滾而來的汽車尾氣。
“也許是那個人，”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說，“他似乎與描述的相符。
你們說是星期二上午，對不對？” 伯恩斯督察與她确認，星期二上午沒錯。
“那人買了一束鮮花。
不是很貴的那種，實際上，差不多是店裡最便宜的花。
六枝法蘭西菊。
從樣子上來看，他沒有多少錢，真是個可憐的人。
現在報紙上說他被打傷了。
” “受了重傷，小姐。
他不能說話，處于昏迷狀态。
當時他是怎麼付費的？” “哦，他付的是現金。
” “是硬币嗎？從褲袋裡掏出來？” “不。
他拿出了一張五英鎊紙币。
從一隻錢包裡。
我記得當時他把錢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撿起來的，因為他腳不太利索。
” “是什麼樣子的錢包？” “便宜貨，塑料的，黑色。
然後我就還給他了。
” “你看見他把錢包放在哪裡了嗎？” “放進他的口袋裡了。
夾克衫口袋。
内袋。
” “你能讓我看一下法蘭西菊嗎？” 他們返回多佛爾街警署食堂吃午飯。
伯恩斯因為失望而顯得憂郁。
信用卡是會留下記錄的：姓名，還能從信用卡公司獲知地址或銀行賬号。
但是現金…… “在八月份的一個下午，手裡拿着一束鮮花？會去幹什麼呢？”他問斯金納。
“把花獻給女朋友？送給母親？” 兩個人都把盤子推到一邊，對着茶杯皺起了眉頭。
“先生？” 這是一聲羞怯的呼喚，來自于長餐桌的另一頭，是由一位剛從培訓學校畢業的非常年輕的女警官發出來的。
傑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頭看去。
“嗯？” “我有個想法。
請問你們是在談論那個跛腳男人嗎？” “是的。
我正需要别人能給個好主意。
你有什麼想法呢？” 她臉上一片绯紅。
年輕的新警察通常是不會去打斷資深刑警談話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個地方，那麼應該是走向前方五百碼遠的公路和公交車站。
而他身後五百碼處，有一個墓地。
”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他問那姑娘。
“檔案分類，先生。
” “那可以留着以後再做。
我們去墓地看一看。
來吧。
” 與往常一樣，斯金納開車。
出身當地的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幾百個墓穴。
墓地由當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
他們從一個角落開始，一排排墓碑逐個巡視。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姑娘先找到了。
當然，花已經凋謝了，但确實是法蘭西菊，在一潭污水中奄奄一息。
墓碑上顯示，裡面埋葬着梅維斯·瓊·霍爾的遺骨。
上面還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樣。
死者是一位老婦人，去世時已經七十歲，現在又過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
一九○六年八月。
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 “但她與跛腳男人是什麼關系呢？” “也許是他母親吧。
” “有可能。
那麼他也許是姓霍爾。
”伯恩斯說。
回去時，他們在經過阿米蒂奇的花店時停了下來。
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證實那些法蘭西菊應該是從她的店裡購買的。
回到多佛爾警署後，斯金納與失蹤人口調查局聯系，要求查找姓霍爾的人。
失蹤的霍爾有三個，但其中兩個是女的，另一個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這個家夥。
可為什麼沒人報告他的失蹤呢？”伯恩斯怒氣沖沖地說。
現在的挫折是一個接着一個。
那位聰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檔案室了。
伯恩斯和斯金納去了普賴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
這兩個歹徒已被正式起訴惡意傷害一個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
四點差一刻，兩位警察出發去海伯利科爾内法院。
法院的書記官長已經努力在最後一刻把這個案子排上了日程。
這一次，兩個歹徒不會返回到多佛爾街了。
照伯恩斯的意思，他們應該在一個星期的在押候審後，被關進一座真正的監獄。
很可能是彭頓維爾監獄。
法院裡的情況發生了變化。
這次他們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設在中央，面對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裡。
這次的地方法官是喬納森·斯坦，他是一位領薪的法官，經驗豐富，審案老練。
普賴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車抵達，但另有一輛标有“英國皇家監獄管理服務部”字樣的面包車候在一旁，準備把他們送進大牢。
盧·斯萊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邊，而檢察院方面，一位年輕的律師将提出候押申請。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當公訴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訴訟的，而且許多老派人都喜歡那種方式。
但後來，從初次出庭到最後的審判，所有的起訴事宜都移交給了統一的公訴機構：皇家檢察院。
他們的其中一項工作，是評估警方準備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審團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實際可能。
如果檢察院沒有認可，則案子就要被撤回。
已經有不止一個心懷不滿的刑警，在經過辛勤工作和艱苦努力之後，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卻遭撤回，因此，他們把皇家檢察院(CrownProsecutionService)的縮寫名字CPS戲稱為“罪犯保護院”(CriminalProtectionService)。
雙方的關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檢察院的一個大問題是經費不足、攤子太大、薪水不高。
可以預見，有時候該機構隻是被當作墊腳石，年輕人和經驗不足的生手在這裡幹了一陣子後，跳槽去民營的律師行掙大錢。
檢察官普拉芭妮·森德蘭小姐聰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裡蘭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
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這案子應該不成問題。
還押将是一個手續。
法官斯坦先生不會同意讓普賴斯和科尼什假釋的。
他們兩個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現在已經把他們傳喚到了面前。
還押期隻能有一個星期，所以在辯護方選定、準備和備妥之前，還會有幾次還押。
然後是收監的過程，在指控證據全部呈交後，地方法官會把這兩個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審團出席審判。
到那時候，森
當搜查員們在屋内尋找物證時，伯恩斯和斯金納來到了街上。
鄰居們大都見過那兩個歹徒，誰也沒說他們的好話，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後吵吵嚷嚷地回家，況且，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八月的一個中午會在什麼地方。
回到警署後，傑克·伯恩斯開始打電話。
他要求全面搜尋這兩個不見了的人。
他打了一個簡短的電話咨詢皇家倫敦醫院的急救外科醫師卡爾·貝特曼大夫，然後分别緻電了另三家醫院的急救室。
聖安妮路醫院的一位初級醫師為他帶來了好消息。
“明白了。
”伯恩斯擱下電話時喊了一聲。
一位優秀的偵探具有獵人的直覺，證據正慢慢拼湊到一起的良好感覺引起了腎上腺素的飙升。
他轉向斯金納警長。
“去聖安妮路。
找急救科的梅爾羅斯醫生做一份詳細的筆錄，再讓她簽個字。
帶一張馬克·普賴斯的照片去作辨認。
把昨天整個下午的急救醫療記錄本複印下來。
然後把所有這一切帶回來。
” “發生了什麼事情？”斯金納問，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說話的語氣。
“與普賴斯描述相符的一個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裡。
梅爾羅斯醫生發現他的鼻子傷了兩處。
在我們找到他時，那隻鼻子已經被重新矯正過并紮上了厚實的繃帶。
而梅爾羅斯會作出确鑿的指認。
” “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 “你猜猜。
剛好五點，昨天下午。
” “天堂路襲擊事件之後三個小時。
這案子我們快要得到結果了。
” “是的，小夥子，應該是的。
快去那裡吧。
” 斯金納離開後，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顧問團隊的警長打來的電話。
消息令人失望。
前一天太陽下山前，他們手腳并用爬遍了犯罪現場的每一寸土地，對那裡作了徹底的檢查。
他們已經爬進了每一個角落和裂口，檢查了每一條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塊污穢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溝。
他們已經搬移并倒空了能夠找到的僅有的五隻公用垃圾桶。
他們找到了一些使用過的安全套、肮髒的注射器和油膩的食品包裝袋等這種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
但他們沒有發現血迹，也沒有找到錢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隻偷來的錢包塞進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時再去檢查裡面的錢物。
現金他會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則扔在某個地方，但不會是青林園小區裡。
而且他居住在半英裡之外。
那是很大一片地方，會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條巷子、太多廢鐵桶。
錢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運的話——仍留在他的口袋裡。
他和普賴斯可不是參加《智多星》[《智多星》是英國BBC電視台的一檔老牌智力問答節目，自1972年開播以來長盛不衰。
]的料。
至于普賴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離開這個小區。
不管怎麼樣，一位優秀的目擊證人，以及襲擊之後三個小時在聖安妮路醫院治療鼻子創傷的證據，對于一天的偵查工作來說已經很不錯了。
他的下一個電話是貝特曼大夫打來的。
消息也有點讓人失望，但還不是災難性的。
他接到的最後一個電話則令人鼓舞。
那是庫爾特警長打來的，他對該地區比其他人都熟悉。
庫爾特在電話裡告訴他，科尼什和普賴斯正在達爾斯頓打桌球。
伯恩斯下樓梯時，盧克·斯金納剛好步入前廳。
他從聖安妮路醫院的梅爾羅斯醫生那裡獲得了一份完整的證詞，還有身份證明和醫療記錄的複印件，普賴斯是用真名挂号就醫的。
伯恩斯讓斯金納鎖上這些物證，然後與他一起坐車出發。
當警察抵達時，那兩個歹徒仍在玩桌球。
伯恩斯盡量長話短說，公事公辦。
他有一輛警用面包車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為後援，現在他們把守着所有的門窗。
打桌球的其他人隻是用幸災樂禍的神色注視着。
普賴斯用他那雙豬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塊石膏。
“馬克·普賴斯，昨天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參與了在埃德蒙頓對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惡性人身傷害。
我現在逮捕你。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後你要在法庭上據以陳述的問題，那麼對你的辯護是非常不利的。
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将作為呈堂證供。
” 普賴斯慌亂地看了被視為主腦的科尼什一眼。
科尼什輕輕地搖了搖頭。
“滾開，該死的。
”普賴斯說。
他被轉過身來，扣上手铐後押解出去。
過了一會兒，科尼什也跟着出來了。
兩個人都被帶上了警方的面包車，與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這支小小的車隊回到了“多佛爾監獄”。
手續，總是需要辦理手續。
在返程的車上，伯恩斯請部隊醫療警官立即趕到警署。
他不想在以後受到投訴，指責警方粗暴地對待疑犯的鼻子。
而且他還需要一份血液樣本，以便與T恤衫上的血迹進行比對。
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證據。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樣送來的時候，他就右手拳頭詢問了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複，陷入了沉思。
這将是一個漫長的夜晚。
逮捕是在下午七點十五分，這給了他二十四個小時的時間。
此後，要麼他的上司能再給他十二個小時，要麼地方法官讓他延長二十四個小時。
作為一名實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須再寫一份報告，簽好名，附上連署人的姓名。
他需要醫療警官的證詞，以證明那兩個人的身體狀況都适合接受審問。
他還需要他們所有衣物和口袋裡的物品，以及他們的血樣。
盧克·斯金納一直像老鷹一般盯着那兩個人的舉動，确保自他們從桌球房被帶出後押上警車起，沒從口袋裡往外扔過東西。
但沒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現在就想要一位律師的請求。
在此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
其實，這個要求他不是說給警察，而是說給他的同謀聽的。
普賴斯清楚地聽明白了這話的意思。
辦理手續花了一個小時。
黃昏開始降臨。
醫療警官離開了，他留下了證詞，即這兩個人都适合受審，還有關于拘留時普賴斯鼻子的狀況。
兩個歹徒被分開囚禁起來，都穿上了紙質的連體囚服。
兩人都喝了茶，之後還會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
照規定來，一切都照着規定來。
伯恩斯把目光轉向了普賴斯。
“我想簡單了解一下案情，”普賴斯說，“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 科尼什也同樣。
他隻是微笑着堅持要律師來。
當班的律師是盧·斯萊德先生。
他的晚飯被耽擱了，但他堅持說要在上床就寝前會見他的當事人。
臨近九點時，他抵達了多佛爾街，見到了兩個當事人，并在會見室裡與他們二人待了半個小時。
當他出來時，他對伯恩斯說：“如果你願意，那麼你可以在有我在場的情況下審問他們了，偵緝督察。
但我不得不說，我的當事人不會招供。
他們否認這項指控。
他們說，事件發生時他們不在那裡。
” 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處理過類似的案子。
他已經聽取了當事人的陳述，并且一個字也不相信，但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願意這麼想的話，”伯恩斯說，“但這個案子很清楚，而且證據确鑿。
如果他們承認，我也許會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時把腦袋跌傷了。
根據他們的前科記錄……也許要在‘維爾’待上兩年吧。
”彭頓維爾監獄在當地被稱為“維爾”。
私下裡，伯恩斯知道那位傷者的身上多處被踢傷，而且斯萊德也意識到他知道了。
“該死的家夥，伯恩斯先生。
我也不相信他們的鬼話。
他們想否認。
根據規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證據。
” “會及時給你的，斯萊德先生。
我也需要及時得到不在場證明。
你跟我一樣清楚那些規定。
” “你能把他們拘押多長時間？”斯萊德問。
“到明天晚上七點十五分。
從我的上司那裡得到額外的十二小時還不夠，明天我肯定還要從地方法官那裡申請延續拘押，晚上最後的聽證會大約是下午五點左右。
” “我不會反對。
”斯萊德說。
他知道不應該浪費時間。
這是兩個歹徒，已經把人打得半死。
地方法官毫無疑問會同意延長拘押。
“至于審問，我想你們是堅持要進行的，但根據我的意見，他們是什麼也不會吐露的。
” “恐怕是這樣。
” “這樣的話，我們現在還是回家去吧。
明天上午九點鐘怎麼樣？” 這樣約定之後，斯萊德回家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裡過夜。
伯恩斯還有最後一通電話要打。
他接通了皇家倫敦醫院，找重症監護室的值班護士。
那個傷者也許，隻是也許，已經蘇醒過來了。
那天晚上，保羅·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
他為一位年輕的摩托車手動了手術，那人從阿奇韋山沖下來時似乎想打破陸上速度記錄。
這位神經外科醫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裡明白，摩托車手隻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在值班護士放下聽筒後，他接聽了伯恩斯的電話。
二十四小時的麻醉藥效已經過去了。
既然藥效過去了，他希望能見到蘇醒的迹象。
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個跛子傷者。
沒有變化。
監視器顯示了有規律的心跳，但血壓還是太高，這是大腦損傷的一種迹象。
根據格氏指數，傷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動，處于深度昏迷狀态。
“再觀察三十六小時，”他告訴值班護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夠脫離危險期，我星期六上午再來。
如果出現了恢複的迹象，我就不來了。
情況好轉時，你留個信息讓我知道，留在這裡也行，留到我家裡也行。
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點仍沒有變化，我就需要重新掃描拍片。
請為我做好預約。
” 第二天就這麼過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吃飽喝足後，在“多佛爾街監獄”的拘留室裡發出了如雷般的鼾聲。
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藍色燈光照明下的病房裡，他的身上連着三台監視儀器，他的思緒則漂到了遙遠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暫時抛開他腦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聖約翰林地的優雅住宅裡，開始觀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
盧克·斯金納警長及時趕上了與漢普斯特德學校戲劇系的一名漂亮學生的約會，他們是一個月前在戲院酒吧裡遇見的，當時他們都去聽了一場貝多芬音樂會。
這種(聽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約會的)情調是他在“多佛爾監獄”的食堂裡斷然不會提及的。
傑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鎮的家裡，給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為晚餐。
家裡空蕩蕩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兒子們能從他的家鄉德文郡薩爾科比度假歸來。
他曾指望能及時趕過去與他們一起度假。
八月份，他想，讨厭的八月份。
第三天，星期四 對普賴斯和科尼什的審問一無所獲。
這不是傑克·伯恩斯無能；他是一位老練而又經驗豐富的審訊官。
他知道普賴斯是兩個人裡比較笨的那個，于是先提審他。
審訊室裡，盧·斯萊德律師靜靜地坐在他的當事人旁邊，伯恩斯開始了。
“聽着，馬克，我們已經知道你有權保持沉默。
但這案子有一位目擊證人，他從頭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會出庭作證。
” 他等待着。
沒有回應。
“說明一下，我的當事人拒絕陳述。
”斯萊德律師輕聲說。
“那麼，他擊中了你的鼻梁，馬克。
砸破了你的鼻子。
怪不得你發火了。
為什麼老家夥會那麼做呢？” 普賴斯也許咕哝了一聲“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夥”。
那是陪審團所希望聽到的話。
他承認了自己在犯罪現場。
普賴斯瞪着雙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後還有你的血，馬克。
從受傷的鼻子上流下來的。
我們已經得到了血樣，小夥子。
” 他很仔細，沒說明血樣僅僅是從T恤衫上，而不是從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沒有說謊。
普賴斯朝斯萊德投去了驚慌的一瞥。
斯萊德也顯得焦慮不安。
私下裡，這位律師知道，如果在案發現場附近的人行道上發現了他當事人的血樣，通過DNA化驗證明是普賴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無法進行辯護了。
但如果有必要的話，他還有時間改為抗辯。
根據公開原則，他将堅持要求伯恩斯把獲得的全部證據呈交出來，并将延遲開庭預審。
所以他隻是搖搖頭，于是普賴斯繼續保持沉默。
伯恩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個被告身上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然後宣告結束。
“我要申請延長警方的拘押。
”普賴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後，他這麼告訴斯萊德，“今天下午四點如何？” 斯萊德點點頭。
他将會到場，但不會說什麼。
沒必要說。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聖安妮路安排兩隊人員供辨認。
如果我得到兩個結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後是拘押等待預審。
”他補充了一句。
斯萊德點頭後離去了。
在駕車返回自己辦公室的路上，斯萊德律師認為，事情并沒有照着他當事人的意願發展。
伯恩斯幹得很好：仔細、徹底，不會犯下辯方所指望的愚蠢錯誤。
私下裡，他也認為他的當事人絕對有罪。
他已經看過他們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會看到這些材料。
不管神秘的目擊者是誰，如果他是一個受尊敬的人，而且堅持他的證詞，那麼普賴斯和科尼什将會在鐵窗後面度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裡安排列隊辨認。
新辦法是在市裡的不同地點進行辨認。
與“多佛爾監獄”最近的地點是在聖安妮路上，離梅爾羅斯醫生工作和普賴斯曾去治療過鼻子的那家醫院不遠。
這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方法。
每一個地點都配有最新的列隊平台、燈光和單面透視鏡用于辨認，證人不會被疑犯看見，不會發生疑犯用目光威脅證人保持沉默的事情。
這些場所還有一系列随時聽候召喚，外貌、膚色和身材、體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時間内組成一支供辨認的隊伍。
這些志願者每出場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鎊的報酬，在隊列中站立一會兒，然後就可以離開。
伯恩斯要求安排兩排人，并仔細說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時間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
盧克·斯金納留下來對付新聞媒體，因為伯恩斯對媒體頗為反感。
反正，斯金納能應付得更好。
他是那種相當稀有的人，是接受過公學教育的警察，在食堂裡飽經冷嘲熱諷，但在有些場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體詢問都要通過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
蘇格蘭場有一個新聞處，專門處理公衆事務；現在他們要求一份簡短的聲明。
這仍然是一個沒怎麼引起公衆興趣的案件，但重傷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從這個角度來陳述。
斯金納的問題在于，他沒有關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沒有圖片，因為傷者頭部腫大且裹着繃帶，無法為之畫像。
于是斯金納隻能求助于公衆，自星期二以來，在托特納姆或者埃德蒙頓地區，有沒有離家或離開工作單位後就此失蹤的人。
一個走路時明顯跛腳的男人，年齡在五十到五十五歲之間，一頭短短的灰發，中等身高，中等身材。
八月是一個沒什麼新聞的月份；媒體也許會發表這篇報道，但不會作為重點新聞。
但有一份報紙也許會對此大肆渲染，因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報社。
他與《埃德蒙頓和托特納姆快報》的一位記者一起吃了頓午飯。
這是覆蓋着與“多佛爾監獄”管轄範圍相同的本地報紙。
那位記者做了筆記并答應盡力去辦。
民事法庭也許會在夏天休庭度長假，但刑事法庭從來不會停止工作。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違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審理的，執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進行。
日常的許多工作是由非職業治安法官承擔的，他們不拿報酬，而是作為履行公民義務來工作的。
他們處理大量的輕量級違法事件——交通違章、簽發拘留令或搜查令、飲酒執照延長、小偷小摸和公共場所的打架鬥毆。
還有批準警方提出的延長拘留，以及還押監獄等待開庭的要求。
如果地方法庭遇到嚴重違法案件，現代的慣例是由一位領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師，來進行審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爾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職業治安法官負責的，庭長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長。
案件非常簡單，隻花了一點點時間。
審理結束後，普賴斯和科尼什被帶走，用車送回了多佛爾街。
傑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進行彙報。
“這件事你辦得怎麼樣了，傑克？”多佛爾街警署刑事調查局警司問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
開始時發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擊者聲稱從頭到尾看見了事件的全過程。
是馬路對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對指認身份毫不猶豫，并準備作證。
我還缺少從受害人那裡偷走的錢包，以及普賴斯和科尼什當時在現場的證據。
我已經知道了普賴斯鼻子受了傷，以及三個小時後在聖安妮路治療鼻子的情況。
這與證人的陳述完全相符。
” “那麼，你遇到了什麼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與惡棍聯系起來的錢包，需要取證工作加快速度，還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
他現在依然是一個UAM。
” “你準備指控他們嗎？” “如果帕特爾先生明天能在隊列中指認他們，我是想指控的，先生。
他們休想逃脫這個案子。
他們兩人都有罪。
” 艾倫·帕菲特點點頭。
“好吧，傑克。
我會盡量催促取證小組。
有情況随時告訴我和皇家檢察院。
” 在皇家倫敦醫院，黃昏又降臨了，但重症監護室裡的那個人沒能看見。
手術之後已經過去了四十八個小時；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動也不動。
他的思緒依然在某個遙遠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報紙上刊登了那篇報道，按盧克·斯金納的要求，安排在了一個較好的版面上：頭版第二條新聞。
記者為文章起了一個很好的标題：“警察詢問：神秘的跛腳男子——他是誰？”該報道還附有對襲擊事件的描述，并提及兩位當地人“在幫助警察查詢”。
這與醫院發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極度痛苦的人描述成為相當“舒适”，其實恰恰相反，而且人盡皆知。
記者詳細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體型、短短的灰白頭發以及明顯的跛腳，然後用黑體大寫字母的詢問作為結束：“有人見過這個跛足的男人嗎？”斯金納警長抓起一份報紙帶着去食堂吃早餐。
他對報道的内容相當滿意。
一條小小的側邊欄提及了對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長了二十四個小時。
十一點鐘，普賴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車去到聖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認場所。
伯恩斯和斯金納與帕特爾先生一行也随後抵達。
辨認安排了兩個隊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長相類似的群衆。
由于普賴斯鼻子的傷情，他所在隊列裡，其他八個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爾先生毫不猶豫。
在二十分鐘時間内，他成功指認了那兩個人，并再次确認，願意為自己的證詞出庭作證。
伯恩斯很高興。
兩個歹徒都沒有看見他，都沒有幫派同夥，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帕特爾先生不會受到恫吓。
他們駕車把帕特爾送回他的小商店。
志願者們得到報酬後離去了。
普賴斯和科尼什又被關進了囚室。
伯恩斯打算回去後對他們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納剛走進警署準備安排起訴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長叫住了他們。
“傑克，有人打電話找過你。
”他看了下記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 伯恩斯感到糊塗了。
他沒有訂購過鮮花。
不過話說回來，妻子珍妮再過一星期就要回來了。
一束鮮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氣氛。
好主意。
“是關于一位跛腳男人的。
”警長說。
伯恩斯拿起地址，與斯金納一起回到了車上。
阿米蒂奇小姐還有個孿生姐妹。
她們在上高街上開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擺放在店堂裡，另一半陳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對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業區的車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滾而來的汽車尾氣。
“也許是那個人，”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說，“他似乎與描述的相符。
你們說是星期二上午，對不對？” 伯恩斯督察與她确認，星期二上午沒錯。
“那人買了一束鮮花。
不是很貴的那種，實際上，差不多是店裡最便宜的花。
六枝法蘭西菊。
從樣子上來看，他沒有多少錢，真是個可憐的人。
現在報紙上說他被打傷了。
” “受了重傷，小姐。
他不能說話，處于昏迷狀态。
當時他是怎麼付費的？” “哦，他付的是現金。
” “是硬币嗎？從褲袋裡掏出來？” “不。
他拿出了一張五英鎊紙币。
從一隻錢包裡。
我記得當時他把錢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撿起來的，因為他腳不太利索。
” “是什麼樣子的錢包？” “便宜貨，塑料的，黑色。
然後我就還給他了。
” “你看見他把錢包放在哪裡了嗎？” “放進他的口袋裡了。
夾克衫口袋。
内袋。
” “你能讓我看一下法蘭西菊嗎？” 他們返回多佛爾街警署食堂吃午飯。
伯恩斯因為失望而顯得憂郁。
信用卡是會留下記錄的：姓名，還能從信用卡公司獲知地址或銀行賬号。
但是現金…… “在八月份的一個下午，手裡拿着一束鮮花？會去幹什麼呢？”他問斯金納。
“把花獻給女朋友？送給母親？” 兩個人都把盤子推到一邊，對着茶杯皺起了眉頭。
“先生？” 這是一聲羞怯的呼喚，來自于長餐桌的另一頭，是由一位剛從培訓學校畢業的非常年輕的女警官發出來的。
傑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頭看去。
“嗯？” “我有個想法。
請問你們是在談論那個跛腳男人嗎？” “是的。
我正需要别人能給個好主意。
你有什麼想法呢？” 她臉上一片绯紅。
年輕的新警察通常是不會去打斷資深刑警談話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個地方，那麼應該是走向前方五百碼遠的公路和公交車站。
而他身後五百碼處，有一個墓地。
”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他問那姑娘。
“檔案分類，先生。
” “那可以留着以後再做。
我們去墓地看一看。
來吧。
” 與往常一樣，斯金納開車。
出身當地的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
那是一個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幾百個墓穴。
墓地由當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
他們從一個角落開始，一排排墓碑逐個巡視。
差不多一個小時後，姑娘先找到了。
當然，花已經凋謝了，但确實是法蘭西菊，在一潭污水中奄奄一息。
墓碑上顯示，裡面埋葬着梅維斯·瓊·霍爾的遺骨。
上面還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樣。
死者是一位老婦人，去世時已經七十歲，現在又過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
一九○六年八月。
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 “但她與跛腳男人是什麼關系呢？” “也許是他母親吧。
” “有可能。
那麼他也許是姓霍爾。
”伯恩斯說。
回去時，他們在經過阿米蒂奇的花店時停了下來。
維裡蒂·阿米蒂奇小姐證實那些法蘭西菊應該是從她的店裡購買的。
回到多佛爾警署後，斯金納與失蹤人口調查局聯系，要求查找姓霍爾的人。
失蹤的霍爾有三個，但其中兩個是女的，另一個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這個家夥。
可為什麼沒人報告他的失蹤呢？”伯恩斯怒氣沖沖地說。
現在的挫折是一個接着一個。
那位聰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檔案室了。
伯恩斯和斯金納去了普賴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
這兩個歹徒已被正式起訴惡意傷害一個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
四點差一刻，兩位警察出發去海伯利科爾内法院。
法院的書記官長已經努力在最後一刻把這個案子排上了日程。
這一次，兩個歹徒不會返回到多佛爾街了。
照伯恩斯的意思，他們應該在一個星期的在押候審後，被關進一座真正的監獄。
很可能是彭頓維爾監獄。
法院裡的情況發生了變化。
這次他們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設在中央，面對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裡。
這次的地方法官是喬納森·斯坦，他是一位領薪的法官，經驗豐富，審案老練。
普賴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車抵達，但另有一輛标有“英國皇家監獄管理服務部”字樣的面包車候在一旁，準備把他們送進大牢。
盧·斯萊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邊，而檢察院方面，一位年輕的律師将提出候押申請。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當公訴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訴訟的，而且許多老派人都喜歡那種方式。
但後來，從初次出庭到最後的審判，所有的起訴事宜都移交給了統一的公訴機構：皇家檢察院。
他們的其中一項工作，是評估警方準備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審團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實際可能。
如果檢察院沒有認可，則案子就要被撤回。
已經有不止一個心懷不滿的刑警，在經過辛勤工作和艱苦努力之後，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卻遭撤回，因此，他們把皇家檢察院(CrownProsecutionService)的縮寫名字CPS戲稱為“罪犯保護院”(CriminalProtectionService)。
雙方的關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檢察院的一個大問題是經費不足、攤子太大、薪水不高。
可以預見，有時候該機構隻是被當作墊腳石，年輕人和經驗不足的生手在這裡幹了一陣子後，跳槽去民營的律師行掙大錢。
檢察官普拉芭妮·森德蘭小姐聰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裡蘭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
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這案子應該不成問題。
還押将是一個手續。
法官斯坦先生不會同意讓普賴斯和科尼什假釋的。
他們兩個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現在已經把他們傳喚到了面前。
還押期隻能有一個星期，所以在辯護方選定、準備和備妥之前，還會有幾次還押。
然後是收監的過程，在指控證據全部呈交後，地方法官會把這兩個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審團出席審判。
到那時候，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