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天，星期二
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闆看見了事件的全過程。
至少，他聲稱看到了。
當時他在店裡靠近櫥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讓陳列的商品看起來更怡人。
他擡起頭時，看見一個人正在過馬路。
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點跛，店主肯定很快就會把目光移開。
店老闆之後作證，當時街上沒有其他人。
那天天氣炎熱，空氣似乎凝固了，讓人感到悶熱難受。
在一層薄薄的灰雲籠罩下，這條名字極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涼、破敗，位于充斥着塗鴉、毫無生氣、滋生罪惡的一片住宅區的中心，玷污了萊頓、埃德蒙頓、達爾斯頓和托特納姆之間這一帶的風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開盤典禮上，青林園小區被譽為“為勞動人民提供的新型經濟适用型政府公房”。
光是小區的名字就夠讓人起疑的了。
這裡沒有青草、沒有樹林，且自中世紀起就沒有見到過果園。
實際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産主義的市政委員會規劃，并由那些其實喜歡住在鄉間小别墅裡的建築師們設計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後，青林園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環法自行車賽選手還要快。
到一九九六年，那些連接着陰森住宅區的擁擠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處都是污痕和尿漬，隻有到了晚上，這裡才顯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業工人和無業遊民在自己的地盤上徘徊漫遊，與當地的毒品販子進行肮髒的交易。
那些相當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們試圖保衛自己年輕歲月裡的舊品德，整日守在防盜門後，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團夥。
這個街區的樓房都有七層高，樓門前都有一條露天通道，兩頭都有一座油膩的樓梯井，樓房之間曾經是青草地。
幾輛鏽迹斑斑的廢棄汽車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橫跨公共娛樂廣場内的幾條小路上。
穿過這幾條狹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幾何時，這條購物街的商鋪也有過繁榮興旺的時期，但偷盜行竊、惡意毀壞，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種族歧視而滋生的欺淩行為，把店主們搞得筋疲力盡，大多數商店後來都關門停業了。
半數以上的店鋪門面上都覆蓋着被塗滿了塗鴉的膠合闆或卷簾門，少數仍在苦心經營的商店都裝上了護欄網。
街角上，維吉·帕特爾先生仍苦苦支撐着他的店面。
十歲那年，因為再也無法忍受伊迪·阿敏[伊迪·阿敏(1926—2003)：20世紀70年代的烏幹達前軍事獨裁者，曾任第三任烏幹達總統。
]的暴政統治，他跟随父母親從烏幹達移民到這裡。
英國接納了他們。
他十分感激，他熱愛他的第二祖國，遵紀守法，努力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九十年代道德水準的持續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塊地方被倫敦警察廳稱為東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裡去很不明智。
那個跛腳男子就是個陌生人。
在他距那個街角隻有十五碼距離時，兩個男人從兩家釘上了闆條的商店之間的一條水泥路面小巷裡冒了出來，走到他面前。
帕特爾先生僵住了，繼續注視着。
他們長得不一樣，但都來勢洶洶。
他對這兩種人都很了解。
其中一人很壯，剃了個光頭，長着張豬臉。
即使相隔三十碼距離，帕特爾先生也能夠看見他左耳垂上閃着光的耳環。
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褲和髒兮兮的T恤衫，碩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寬皮帶上。
他在陌生人面前擺好了四平八穩的架勢，陌生人沒有其他選擇，隻得停下腳步。
第二個人的身材較為苗條，穿着淡色斜紋褲和灰色的拉鍊開襟防風衣，長而油膩的頭發貼在耳後。
他溜到陌生人背後守着。
大個子舉起右拳，伸向将遭搶劫的那個人。
帕特爾先生看見拳頭上有金屬的反光。
他聽不見他們的交談，但他看到大個子嘴唇張合，在對陌生人講話。
在這種時候，被害人應該交出錢包、手表以及身上帶着的所有值錢物品。
運氣好的話，搶劫的人奪得戰利品後就會跑開，受害者說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傷。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會這麼做。
他在數量和重量上，都敵不過對手。
根據他的灰白頭發可以推斷，他已經人到中年，加上跛腳，他顯然無法行動自如。
但他反擊了。
帕特爾先生看見陌生人的右手從身側提上來了，動作相當快。
他似乎稍稍擺動了一下臀部，并轉動雙肩以增加打擊力度。
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個子的鼻梁上。
即使隔着玻璃牆，帕特爾先生也能聽到，原先如啞劇般的沉默被一聲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個子踉踉跄跄地向後退去，用雙手捂住臉。
帕特爾先生看見，那人的指縫間隐約淌着血。
後來在錄口供的時候，這位老闆不得不停頓一下，以便更仔細地回顧當時及之後發生的事。
長頭發從陌生人背後出手，一記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後又在中年人的腿凹這兒踹了一腳。
這就夠了。
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園住宅區，人們穿的鞋子，要麼是運動鞋(可以快速奔跑)，要麼就是皮靴(可以踢人)。
這兩個行兇者都穿着皮靴。
倒在人行道上的那個人像胎兒般蜷縮着身體以保護要害部位，但有四隻皮靴向他身上輪番踢來，那個一隻手仍捂着鼻子的大個子歹徒，還朝他的腦袋踢了上去。
據這位店主估計，他們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幾下，也許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動和翻滾。
長頭發彎腰拉開陌生人的夾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爾先生看見那隻手伸出來，拇指與食指間夾着一隻錢包。
然後那兩個人都直起身來，轉身跑回那條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區那迷宮般擁擠的小巷子裡。
在離開之前，大個子從牛仔褲裡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裡流出來的鮮血。
店老闆帕特爾先生看着他們消失，然後走到他放了部電話的櫃台後面。
他撥了999報警電話，因為女接線員堅稱，報警者表明身份後她才能召來應急服務機構，他便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完成這些手續後，帕特爾先生要求接線員派警察和救護車來。
然後，他回到了櫥窗前。
那人還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對面的人行道上。
沒人去照料他。
這裡不是人們喜歡湊熱鬧的那種街道。
帕特爾先生很想穿過馬路去提供幫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識，擔心在搬動那人時反而會幫倒忙，也擔心自己的小店，擔心歹徒會折返。
所以，他隻好原地等着。
警車首先抵達，花了不到四分鐘時間。
車内的兩名巡警在接到電話時，碰巧正在半英裡之内的公路上巡邏。
他們都知道這個小區以及天堂路的位置。
春季種族騷亂時，他們也都在當班。
當警車“吱”的一聲停下，警笛聲漸漸減弱時，坐在副駕駛座的警察下車朝人行道上的那個人跑了過去。
另一名留在方向盤前，用無線電确認救護車已經出發。
帕特爾先生能夠看見，兩位警察都在查看街對面他的商店，核實撥打999報警電話的門牌号碼，但他們都沒有朝他走來。
這事可留待以後做。
當救護車閃爍着燈光、鳴着喇叭從街角轉過來時，警察們都把視線轉了過去。
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兩頭聚集起來，但人們都保持着距離，沒有走近。
警方之後會找他們要目擊者的證詞，但那無疑是浪費時間。
在青林園小區，人們隻看熱鬧，從來不幫助警方。
車上下來兩名專業而又經驗豐富的急救人員。
對他們來說，對警察也同樣，程序就是程序，必須照規矩辦。
“看起來他被搶劫了，還被打了一頓，”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員說，“好像被揍得挺厲害的。
” 急救人員點點頭，開始工作。
沒有外傷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
對遭受沖撞或重擊外傷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頸椎已經受損，再被外行人的胡亂搬動進一步傷害，很可能會當場死去。
這兩個人迅速給受害者安上一隻半硬質的護頸以防止脖子左右擺動。
下一步是把他擡上擔架，以固定頸椎和脊椎。
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
在此之後，才能把那人放到擔架車上，再擡上救護車。
急救人員動作麻利，效率很高。
不到五分鐘，他們就準備好可以出發了。
“我和你們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員說，“受害人也許要錄一份口供。
” 應急服務機構的專業人員都十分清楚誰幹什麼和為什麼。
這可以節省時間。
急救人員點點頭。
救護車是他的崗位，負責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
他已經明白傷員開口說話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隻是輕輕地說：“離得遠一點。
這可是個重傷員。
” 警員爬上救護車，坐在靠近駕駛室的安全隔闆那兒。
司機“砰”的關上車尾的門，跑向駕駛室。
他的同伴俯身查看擔架上的傷員。
高音喇叭一經拉響，那些瞪着雙眼的旁觀者便讓開一條路。
不消兩秒鐘，救護車就飛馳過天堂路，駛上交通堵塞的公路。
警員仍靜靜地坐在那兒，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員。
氣管，氣管必須暢通。
氣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會使病人窒息，緻死的速度幾乎與被子彈擊中一樣快。
急救員用一隻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個吸煙者體内會有的量，不過沒什麼血。
氣管暢通後，呼吸還是較淺，但足以維持生命。
安全起見，急救員把與氧氣袋連接的一隻氧氣面罩蓋在了腫脹的臉上。
快速的腫脹使他憂慮，這種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脈搏檢查：正常，但非常快，這是顱腦可能損傷了的另一種迹象。
人腦的意識狀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數來說，最高為十五。
完全清醒、意識清晰時是十五比十五。
指數表明，傷員現在的昏迷指數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斷下降。
數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倫敦醫院，”他高聲喊道，蓋過了救護車的警報聲，“急診室，還有神經外科。
” 司機點點頭。
其他轎車和卡車都已經靠邊停下了車，于是他闖紅燈穿過一個十字路口，然後轉向白教堂疾駛而去。
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倫敦醫院有一個設施先進的神經外科。
離救護車位置較近的那家醫院沒有神經外科，不過，如果需要神經外科治療，多開幾分鐘路程很有必要。
司機與控制中心通話，報出他在南托特納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預計抵達皇家倫敦醫院的時間，要求急診室的搶救小組做好準備。
坐在救護車裡的急救員是對的。
頭部重傷可能會出現的症狀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襲擊之後——是整個臉部和頭部的軟組織會迅速隆起，變成一張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腫脹的滴水嘴獸[滴水嘴獸：是西方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物上的雨漏，位于輸水管道噴口終端，一般是動物或鬼怪的模樣。
許多中世紀的大教堂上都有，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聖母院上的。
]的臉。
這個傷員還躺在人行道上時，面孔就已經開始發腫；當救護車駛入皇家倫敦醫院的急診室停車道時，他的臉已經腫得像一隻足球了。
救護車後門被迅速打開，擔架放下來，傳到了搶救小組的手中。
醫學顧問卡爾·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醫生：一位麻醉師，兩位初級醫生；另外還有三名護士。
他們圍住擔架，把傷員(仍躺在擔架上)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擔架車上推走了。
“擔架要還給我。
”急救員喊道，但沒人理他。
他不得不第二天再來取回擔架。
警察也跳下車來。
“我應該去哪裡？”他問道。
“去那裡，”急救員說，“但别擋路。
” 警員順從地點點頭，從旋轉門進去了。
他仍想着能從傷員這裡得到口供，但他唯一聽到的話來自一位高級護士。
“坐在這裡，”她說，“别礙事。
” 不到半個小時，天堂路已是人聲鼎沸。
在當地被稱為“多佛爾監獄”的多佛爾街警署派來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負責偵查工作。
案發現場的街道兩頭已經被條紋帶隔離開來，十幾名警察在那裡忙碌，集中查訪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層公寓。
案發現場對面的公寓樓尤其受重視，因為如果從那裡朝下看，也許能看到犯罪的全過程，但這工作收效甚微。
老百姓的反應從真誠的抱歉到斷然否認和勃然大怒。
挨家挨戶敲門查詢的工作還在繼續。
那位督察很快便緻電刑事調查局的同級警官，因為這顯然是偵緝人員的工作了。
在“多佛爾監獄”，正在食堂裡悠閑地喝茶飲酒的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被艾倫·帕菲特偵緝警司叫去，艾倫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搶劫案。
傑克聲稱正在處理一系列竊車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
他的申訴沒有成功。
人手緊張，沒有辦法。
八月，讨厭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興地離開了。
他與搭檔盧克·斯金納偵緝警長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顧問同時抵達現場。
警方搜查顧問團隊從事的是一份極不愉快的工作。
他們身穿厚厚的連體工作服，戴着防護手套，任務是在犯罪現場尋找線索。
但線索通常不是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裝袋，之後再去分揀、辨認。
這工作又髒又累，還得手腳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厭的場所爬着進行。
青林園就不是一個讨人喜歡的地方。
“他們偷走了一隻錢包，傑克，”已經與帕特爾先生談過話的那位督察說，“而且其中一名襲擊者的鼻子被打破了。
他逃跑時，撩起T恤衫用下擺捂住了臉。
也許有血灑到了地上。
” 伯恩斯點點頭。
警方搜查顧問們手腳并用地在發臭的水門汀路面上尋找物證，穿制服的警察們則努力在找其他的目擊證人。
這時，傑克·伯恩斯走進了維吉·帕特爾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員，”他自我介紹，并出示了證件，“這位是斯金納警官。
我想，你就是撥打999報警電話的人？” 帕特爾先生給傑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倫敦警察廳已經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爾監獄”。
在他的家鄉德文郡，人們随時随地願意盡力幫助警察，但倫敦東北地區則完全不同。
帕特爾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
帕特爾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幫助。
他的證詞詳細、清楚、準确。
在斯金納做的冗長筆錄中，他确切地解釋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襲擊者的衣着。
傑克·伯恩斯很喜歡這樣的人。
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頓地區發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維吉·帕特爾那樣的證人就好了。
當他在斯金納警長的手寫筆錄上簽名時，黃昏開始降臨青林園小區。
“如果你願意，先生，我想讓你到警署來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後這麼說，“你也許能指認這兩個人。
如果我們能夠确切知道應該找的是什麼人，那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 帕特爾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請你們諒解。
現在店裡就我一個人，而我晚上十點才關門。
但明天我弟弟會回來，他去度假了。
你們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節。
明天上午我可以出來。
” 伯恩斯想了一下。
明天上午十點半去法院，有個犯人要取保候審。
這事隻能交給斯金納了。
“上午十一點鐘怎麼樣？你認識多佛爾街警署嗎？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
”當他們穿過街道走向他們的車時，斯金納說：“這種事情不是經常能遇到的。
” “我喜歡這個人，”伯恩斯說，“當我們抓住那些狗雜種時，我們也許會有一個結果。
” 在驅車返回多佛爾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過無線電話了解到那個傷員被送到了何處，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
五分鐘之後，他們聯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東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裝袋送到警署，”他告訴年輕的警官，“還有身份證。
我們現在還是不清楚他的身份。
你拿到所有這些後，打電話過來，然後我們派人來接替你。
” 卡爾·貝特曼大夫并不關心躺在擔架車上的傷員的名字和地址，也不關心是誰把他打成了這個樣子。
他關心的是如何讓他活下來。
擔架車從停車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搶救小組立即開始工作。
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處受了傷，但規則很清楚：首先要對付緻命的，然後再治療其他。
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開始了搶救。
A是氣管(Airway)。
急救員做得很好。
盡管有一些輕微的喘息聲，但氣管是暢通的，頸部已經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
顧問醫生撕開傷員的外套和汗衫，用聽診器檢查胸部和背部。
他發現有兩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關節粉碎性骨折或嘴巴裡的牙齒缺損了一樣，都不會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邊。
盡管肋骨骨折，但傷員仍有規律地呼吸着。
如果傷員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術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倒是脈搏使他擔憂。
脈搏已經超過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
太快了：這是可能有内傷的一種症狀。
C是循環(Circulation)。
還不到一分鐘，貝特曼醫師就備妥了兩根靜脈留置針。
通過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驗。
接着，在其他檢驗的進行過程中，通過傷者的兩條手臂把一升晶體液輸入他體内。
D是傷殘(Disability)。
這方面情況不好。
傷者的臉和頭已經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數現在是六比十五，而且還在不斷下降，非常危險。
傷者的大腦受了重傷，卡爾·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謝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員，幸虧他多花了幾分鐘時間把傷員送到了設有神經外科的皇家倫敦醫院。
貝特曼大夫打電話給掃描室，告訴那裡的工作人員他馬上把傷員送過去。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他的同事——資深神經外科醫師保羅·威利斯大夫。
“我這裡有一個顱内積血的傷員，保羅。
格氏指數現在是五，而且還在下降。
” “拍完片子後立即送到我這裡來吧。
”神經外科醫生說。
當初被打倒在地時，那人穿着襪子、鞋子、内褲、領口敞着的襯衫，系有一條皮帶的長褲、夾克和一件輕便防水外套。
腰部以下的褲子和鞋襪不成問題，已經直接被脫掉。
為防止頸部和頭部的震動，外套、夾克和襯衫則被剪去了。
然後，所有這些衣物連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裝進塑料袋，交給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員。
不久，當接替警員抵達後，他帶上這些物品返回多佛爾街警署，呈交給一直等待着的傑克·伯恩斯。
頭部掃描證實了卡爾·貝特曼最為擔心的事情：傷員有腦出血。
血液正在壓迫大腦，這種壓力足以緻命，而且造成的傷害不可逆轉。
晚上八點十五分，這位傷員被送進了腦外科手術室。
掃描清楚顯示了顱内受壓迫的部位，主治醫師威利斯大夫根據掃描結果來尋找，他知道，從某個點進去可以徑直抵達出血處。
他在傷員的腦殼上鑽了三個小孔，然後按照标準腦外科手術的方法，用鋸子把孔連起來，鋸出一塊正三角形的顱骨。
移去這塊三角形的顱骨後，造成壓迫的積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顱腦的動脈血管裂口被結紮了起來。
血塊去除後，壓力随即消除，大腦又能充分地擴張至其原有的範圍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後，将頭皮縫合起來，随後紮上厚實的繃帶，直至兩者都自然結合并痊愈。
盡管傷勢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滿希望地認為手術很及時。
人體是一套很不可思議的古怪裝置。
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經受大面積創傷而存活。
當血腫被清除、大腦完全恢複其内腔尺寸後，病人可在幾天之内恢複知覺和神志。
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時内，由于麻醉藥仍未消退，沒人知道手術的效果。
到第二天如果還沒有恢複，人們就會有所擔心了。
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藥水清洗雙手和雙臂之後，換掉衣服，回到了在倫敦郊外聖約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沒有。
”傑克·伯恩斯說，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個人物品。
後者包括半包香煙、半盒火柴、幾枚硬币，一塊髒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紅線的鑰匙，顯然是在某地的房門鑰匙。
這些物品是從褲袋裡取出來的。
夾克衫裡則一無所有。
不管那人還帶着其他什麼東西，肯定是放在了錢包裡。
“這是一個整潔的人，”斯金納說，他一直在查驗衣物，“皮鞋不值錢，而且修補過，但擦得很亮。
褲子也不值錢，已經穿舊了，但褲縫筆挺。
襯衣，領口和袖口已經起毛了，但也被燙過了。
這個人一貧如洗，但盡力保持着儀表的整潔。
”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褲子的後袋裡放着一張信用卡，或者是寫給他本人的一封信。
”伯恩斯說。
他在按要求填寫沒完沒了的表格，“目前，我隻得暫時稱他為UAM了。
” 美國人稱這種人為“約翰·多伊”，倫敦警察廳則稱之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AdultMan)。
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熱。
兩位刑警把文件資料櫃鎖上，在回家之前還有時間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裡之外，那個整潔的人仰面躺在皇家倫敦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内。
他的呼吸淺顯，但有規律，夜班護士每隔一段時間為他檢測脈搏，還是太快。
傑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麼人？”他自言自語地抱怨着。
“别擔心，夥計，我們很快就能查清楚。
”盧克·斯金納說。
但是他錯了。
第二天，星期三 對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來說，這是一個忙得焦頭爛額的日子。
這一天有兩項收獲、兩個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問題。
不過這在破案過程中也稀松平常。
如同聖誕老人送來的禮物那樣手到擒來的案子，刑警們極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歸功于帕特爾先生。
這位煙雜店老闆在十一點整來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幫助。
“我想讓你看一些照片。
”當他們在一個像是電視屏幕的東西前坐下來之後，伯恩斯說。
在他年輕的時候，刑事檔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夾在一大本或者好幾本相冊的塑料薄膜裡的。
伯恩斯仍喜歡這種老式的方法，因為證人可以前後翻動，直到他們作出選擇。
但這種過程現在已經電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現在了熒光屏上。
首先出現的是一百張照片，是警方認定的倫敦東北地區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
倒不是說僅限于這一百個，實際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從“多佛爾監獄”所熟悉的那些先開始。
維吉·帕特爾先生是刑警們夢寐以求的幫手。
當第二十八張面孔在屏幕上閃現時，他說：“這個。
” 他們凝視着的是一張殘忍的面龐，還含有相當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惡。
身材粗壯，剃着光頭，戴着耳環。
“你能肯定嗎？以前從沒見過他？比如說，以前從沒到過你的店裡？” “沒有，以前沒見過。
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個人。
” 圖片說明中顯示，該人叫馬克·普賴斯，下面還有他的身份證号碼。
當第七十七張面孔閃現時，帕特爾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認。
那人長着一張灰黃色的長臉，一頭直發垂在兩側的耳後，名叫哈利·科尼什。
帕特爾指認這兩張面孔時都毫不遲疑，對于其他面孔，他審視的時間都不超過一兩秒鐘。
伯恩斯關掉機器。
刑事檔案室會有那兩個人的全套檔案。
“當我追蹤并抓住這兩個人後，要請你來參加列隊辨認。
”伯恩斯說。
店老闆點點頭。
他很願意。
在他離去之後，盧克·斯金納評論說：“哇，夥計，這樣的人真是難得啊。
” 在等待刑事檔案室的電腦調出普賴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資料期間，傑克·伯恩斯把頭探進了刑事偵緝科的警衛室。
他要找的那個人俯身在一張寫字台上填寫表格。
“查利，能跟你說一句話嗎？” 查利·庫爾特比伯恩斯年長，但仍然是一名偵緝警長，他已經在“多佛爾監獄”幹了十五年。
對于當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兩個嗎？”他哼了一聲，“十足的畜生，傑克。
不是本地人，大約是三年前搬來的。
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
行兇搶劫、小偷小摸、打架鬥毆、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傷害什麼的。
兩人以前都蹲過牢。
怎麼了？” “這次是嚴重的人身傷害，”伯恩斯說，“昨天把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踢成了昏迷。
有他們的地址嗎？” “手頭上沒有，”庫爾特說，“最後聽說的是，他們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搶占來的空房裡。
” “不是在青林園裡嗎？” “應該不是。
那裡通常不是他們的地盤。
他們一定是偶然經過那裡。
” “他們背後有沒有幫派？” “沒有。
他們都是單幹的。
隻是會一起出沒。
” “是同性戀嗎？” “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估計不是。
科尼什曾犯過一次猥亵罪，對一個姑娘。
但後來讓他給逃脫了。
女的改變了主意。
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賴斯的恫吓。
” “吸毒嗎？” “這方面不知道。
更像是酒鬼。
酒吧鬥毆是他們的專長。
” 這時，庫爾特的電話響了，于是伯恩斯就走開了。
刑事檔案室的資料送過來了，上面記載着那兩個人的地址。
伯恩斯去見他的上司——艾倫·帕菲特警司，讓他批準自己的請求。
下午兩點鐘，地方法官對那處列名的房産簽發了搜查令。
兩位有持槍證的警官從槍械室裡領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納與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門用的沖擊錘，組成了一個十人搜查小組。
突擊搜查安排在下午三點。
那座房子既陳舊又破敗，一旦某個房地産商獲得了該地塊的開發權，肯定會把它拆掉。
在過渡時期，門窗封上了闆條，水電和煤氣也已經被切斷。
油漆斑駁的房門在輕推之後沒能推開，于是警官用沖擊錘把門鎖撞落，一行人跑上樓梯。
兩個歹徒各自住在樓上肮髒、簡陋的房間裡。
兩個人都不在家。
兩位武裝警官把手槍收進槍套。
搜查開始了。
搜查小組在尋找一切可疑物品。
錢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們可不客氣。
如果說他們到達時這裡還算一處花哨俗氣的搶占住房，那麼當他們離開時，它已經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溫馨的家了。
但他們隻獲得了一份戰利品。
那是團起來塞在舊沙發後面的一件污穢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漬。
它被裝進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記。
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樣處理了。
如果取證科的人員能在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從受害人衣物上掉下來的織物纖維，那就能證明這
至少，他聲稱看到了。
當時他在店裡靠近櫥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讓陳列的商品看起來更怡人。
他擡起頭時，看見一個人正在過馬路。
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點跛，店主肯定很快就會把目光移開。
店老闆之後作證，當時街上沒有其他人。
那天天氣炎熱，空氣似乎凝固了，讓人感到悶熱難受。
在一層薄薄的灰雲籠罩下，這條名字極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涼、破敗，位于充斥着塗鴉、毫無生氣、滋生罪惡的一片住宅區的中心，玷污了萊頓、埃德蒙頓、達爾斯頓和托特納姆之間這一帶的風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開盤典禮上，青林園小區被譽為“為勞動人民提供的新型經濟适用型政府公房”。
光是小區的名字就夠讓人起疑的了。
這裡沒有青草、沒有樹林，且自中世紀起就沒有見到過果園。
實際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産主義的市政委員會規劃，并由那些其實喜歡住在鄉間小别墅裡的建築師們設計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後，青林園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環法自行車賽選手還要快。
到一九九六年，那些連接着陰森住宅區的擁擠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處都是污痕和尿漬，隻有到了晚上，這裡才顯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業工人和無業遊民在自己的地盤上徘徊漫遊，與當地的毒品販子進行肮髒的交易。
那些相當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們試圖保衛自己年輕歲月裡的舊品德，整日守在防盜門後，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團夥。
這個街區的樓房都有七層高，樓門前都有一條露天通道，兩頭都有一座油膩的樓梯井，樓房之間曾經是青草地。
幾輛鏽迹斑斑的廢棄汽車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橫跨公共娛樂廣場内的幾條小路上。
穿過這幾條狹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幾何時，這條購物街的商鋪也有過繁榮興旺的時期，但偷盜行竊、惡意毀壞，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種族歧視而滋生的欺淩行為，把店主們搞得筋疲力盡，大多數商店後來都關門停業了。
半數以上的店鋪門面上都覆蓋着被塗滿了塗鴉的膠合闆或卷簾門，少數仍在苦心經營的商店都裝上了護欄網。
街角上，維吉·帕特爾先生仍苦苦支撐着他的店面。
十歲那年，因為再也無法忍受伊迪·阿敏[伊迪·阿敏(1926—2003)：20世紀70年代的烏幹達前軍事獨裁者，曾任第三任烏幹達總統。
]的暴政統治，他跟随父母親從烏幹達移民到這裡。
英國接納了他們。
他十分感激，他熱愛他的第二祖國，遵紀守法，努力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九十年代道德水準的持續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塊地方被倫敦警察廳稱為東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裡去很不明智。
那個跛腳男子就是個陌生人。
在他距那個街角隻有十五碼距離時，兩個男人從兩家釘上了闆條的商店之間的一條水泥路面小巷裡冒了出來，走到他面前。
帕特爾先生僵住了，繼續注視着。
他們長得不一樣，但都來勢洶洶。
他對這兩種人都很了解。
其中一人很壯，剃了個光頭，長着張豬臉。
即使相隔三十碼距離，帕特爾先生也能夠看見他左耳垂上閃着光的耳環。
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褲和髒兮兮的T恤衫，碩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寬皮帶上。
他在陌生人面前擺好了四平八穩的架勢，陌生人沒有其他選擇，隻得停下腳步。
第二個人的身材較為苗條，穿着淡色斜紋褲和灰色的拉鍊開襟防風衣，長而油膩的頭發貼在耳後。
他溜到陌生人背後守着。
大個子舉起右拳，伸向将遭搶劫的那個人。
帕特爾先生看見拳頭上有金屬的反光。
他聽不見他們的交談，但他看到大個子嘴唇張合，在對陌生人講話。
在這種時候，被害人應該交出錢包、手表以及身上帶着的所有值錢物品。
運氣好的話，搶劫的人奪得戰利品後就會跑開，受害者說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傷。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會這麼做。
他在數量和重量上，都敵不過對手。
根據他的灰白頭發可以推斷，他已經人到中年，加上跛腳，他顯然無法行動自如。
但他反擊了。
帕特爾先生看見陌生人的右手從身側提上來了，動作相當快。
他似乎稍稍擺動了一下臀部，并轉動雙肩以增加打擊力度。
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個子的鼻梁上。
即使隔着玻璃牆，帕特爾先生也能聽到，原先如啞劇般的沉默被一聲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個子踉踉跄跄地向後退去，用雙手捂住臉。
帕特爾先生看見，那人的指縫間隐約淌着血。
後來在錄口供的時候，這位老闆不得不停頓一下，以便更仔細地回顧當時及之後發生的事。
長頭發從陌生人背後出手，一記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後又在中年人的腿凹這兒踹了一腳。
這就夠了。
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園住宅區，人們穿的鞋子，要麼是運動鞋(可以快速奔跑)，要麼就是皮靴(可以踢人)。
這兩個行兇者都穿着皮靴。
倒在人行道上的那個人像胎兒般蜷縮着身體以保護要害部位，但有四隻皮靴向他身上輪番踢來，那個一隻手仍捂着鼻子的大個子歹徒，還朝他的腦袋踢了上去。
據這位店主估計，他們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幾下，也許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動和翻滾。
長頭發彎腰拉開陌生人的夾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爾先生看見那隻手伸出來，拇指與食指間夾着一隻錢包。
然後那兩個人都直起身來，轉身跑回那條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區那迷宮般擁擠的小巷子裡。
在離開之前，大個子從牛仔褲裡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裡流出來的鮮血。
店老闆帕特爾先生看着他們消失，然後走到他放了部電話的櫃台後面。
他撥了999報警電話，因為女接線員堅稱，報警者表明身份後她才能召來應急服務機構，他便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完成這些手續後，帕特爾先生要求接線員派警察和救護車來。
然後，他回到了櫥窗前。
那人還是一動不動地躺在對面的人行道上。
沒人去照料他。
這裡不是人們喜歡湊熱鬧的那種街道。
帕特爾先生很想穿過馬路去提供幫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識，擔心在搬動那人時反而會幫倒忙，也擔心自己的小店，擔心歹徒會折返。
所以，他隻好原地等着。
警車首先抵達，花了不到四分鐘時間。
車内的兩名巡警在接到電話時，碰巧正在半英裡之内的公路上巡邏。
他們都知道這個小區以及天堂路的位置。
春季種族騷亂時，他們也都在當班。
當警車“吱”的一聲停下，警笛聲漸漸減弱時，坐在副駕駛座的警察下車朝人行道上的那個人跑了過去。
另一名留在方向盤前，用無線電确認救護車已經出發。
帕特爾先生能夠看見，兩位警察都在查看街對面他的商店，核實撥打999報警電話的門牌号碼，但他們都沒有朝他走來。
這事可留待以後做。
當救護車閃爍着燈光、鳴着喇叭從街角轉過來時，警察們都把視線轉了過去。
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兩頭聚集起來，但人們都保持着距離，沒有走近。
警方之後會找他們要目擊者的證詞，但那無疑是浪費時間。
在青林園小區，人們隻看熱鬧，從來不幫助警方。
車上下來兩名專業而又經驗豐富的急救人員。
對他們來說，對警察也同樣，程序就是程序，必須照規矩辦。
“看起來他被搶劫了，還被打了一頓，”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員說，“好像被揍得挺厲害的。
” 急救人員點點頭，開始工作。
沒有外傷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
對遭受沖撞或重擊外傷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頸椎已經受損，再被外行人的胡亂搬動進一步傷害，很可能會當場死去。
這兩個人迅速給受害者安上一隻半硬質的護頸以防止脖子左右擺動。
下一步是把他擡上擔架，以固定頸椎和脊椎。
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
在此之後，才能把那人放到擔架車上，再擡上救護車。
急救人員動作麻利，效率很高。
不到五分鐘，他們就準備好可以出發了。
“我和你們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員說，“受害人也許要錄一份口供。
” 應急服務機構的專業人員都十分清楚誰幹什麼和為什麼。
這可以節省時間。
急救人員點點頭。
救護車是他的崗位，負責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
他已經明白傷員開口說話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隻是輕輕地說：“離得遠一點。
這可是個重傷員。
” 警員爬上救護車，坐在靠近駕駛室的安全隔闆那兒。
司機“砰”的關上車尾的門，跑向駕駛室。
他的同伴俯身查看擔架上的傷員。
高音喇叭一經拉響，那些瞪着雙眼的旁觀者便讓開一條路。
不消兩秒鐘，救護車就飛馳過天堂路，駛上交通堵塞的公路。
警員仍靜靜地坐在那兒，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員。
氣管，氣管必須暢通。
氣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會使病人窒息，緻死的速度幾乎與被子彈擊中一樣快。
急救員用一隻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個吸煙者體内會有的量，不過沒什麼血。
氣管暢通後，呼吸還是較淺，但足以維持生命。
安全起見，急救員把與氧氣袋連接的一隻氧氣面罩蓋在了腫脹的臉上。
快速的腫脹使他憂慮，這種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脈搏檢查：正常，但非常快，這是顱腦可能損傷了的另一種迹象。
人腦的意識狀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數來說，最高為十五。
完全清醒、意識清晰時是十五比十五。
指數表明，傷員現在的昏迷指數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斷下降。
數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倫敦醫院，”他高聲喊道，蓋過了救護車的警報聲，“急診室，還有神經外科。
” 司機點點頭。
其他轎車和卡車都已經靠邊停下了車，于是他闖紅燈穿過一個十字路口，然後轉向白教堂疾駛而去。
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倫敦醫院有一個設施先進的神經外科。
離救護車位置較近的那家醫院沒有神經外科，不過，如果需要神經外科治療，多開幾分鐘路程很有必要。
司機與控制中心通話，報出他在南托特納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預計抵達皇家倫敦醫院的時間，要求急診室的搶救小組做好準備。
坐在救護車裡的急救員是對的。
頭部重傷可能會出現的症狀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襲擊之後——是整個臉部和頭部的軟組織會迅速隆起，變成一張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腫脹的滴水嘴獸[滴水嘴獸：是西方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物上的雨漏，位于輸水管道噴口終端，一般是動物或鬼怪的模樣。
許多中世紀的大教堂上都有，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聖母院上的。
]的臉。
這個傷員還躺在人行道上時，面孔就已經開始發腫；當救護車駛入皇家倫敦醫院的急診室停車道時，他的臉已經腫得像一隻足球了。
救護車後門被迅速打開，擔架放下來，傳到了搶救小組的手中。
醫學顧問卡爾·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醫生：一位麻醉師，兩位初級醫生；另外還有三名護士。
他們圍住擔架，把傷員(仍躺在擔架上)轉移到他們自己的擔架車上推走了。
“擔架要還給我。
”急救員喊道，但沒人理他。
他不得不第二天再來取回擔架。
警察也跳下車來。
“我應該去哪裡？”他問道。
“去那裡，”急救員說，“但别擋路。
” 警員順從地點點頭，從旋轉門進去了。
他仍想着能從傷員這裡得到口供，但他唯一聽到的話來自一位高級護士。
“坐在這裡，”她說，“别礙事。
” 不到半個小時，天堂路已是人聲鼎沸。
在當地被稱為“多佛爾監獄”的多佛爾街警署派來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負責偵查工作。
案發現場的街道兩頭已經被條紋帶隔離開來，十幾名警察在那裡忙碌，集中查訪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層公寓。
案發現場對面的公寓樓尤其受重視，因為如果從那裡朝下看，也許能看到犯罪的全過程，但這工作收效甚微。
老百姓的反應從真誠的抱歉到斷然否認和勃然大怒。
挨家挨戶敲門查詢的工作還在繼續。
那位督察很快便緻電刑事調查局的同級警官，因為這顯然是偵緝人員的工作了。
在“多佛爾監獄”，正在食堂裡悠閑地喝茶飲酒的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被艾倫·帕菲特偵緝警司叫去，艾倫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搶劫案。
傑克聲稱正在處理一系列竊車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
他的申訴沒有成功。
人手緊張，沒有辦法。
八月，讨厭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興地離開了。
他與搭檔盧克·斯金納偵緝警長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顧問同時抵達現場。
警方搜查顧問團隊從事的是一份極不愉快的工作。
他們身穿厚厚的連體工作服，戴着防護手套，任務是在犯罪現場尋找線索。
但線索通常不是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裝袋，之後再去分揀、辨認。
這工作又髒又累，還得手腳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厭的場所爬着進行。
青林園就不是一個讨人喜歡的地方。
“他們偷走了一隻錢包，傑克，”已經與帕特爾先生談過話的那位督察說，“而且其中一名襲擊者的鼻子被打破了。
他逃跑時，撩起T恤衫用下擺捂住了臉。
也許有血灑到了地上。
” 伯恩斯點點頭。
警方搜查顧問們手腳并用地在發臭的水門汀路面上尋找物證，穿制服的警察們則努力在找其他的目擊證人。
這時，傑克·伯恩斯走進了維吉·帕特爾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員，”他自我介紹，并出示了證件，“這位是斯金納警官。
我想，你就是撥打999報警電話的人？” 帕特爾先生給傑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倫敦警察廳已經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爾監獄”。
在他的家鄉德文郡，人們随時随地願意盡力幫助警察，但倫敦東北地區則完全不同。
帕特爾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
帕特爾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幫助。
他的證詞詳細、清楚、準确。
在斯金納做的冗長筆錄中，他确切地解釋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襲擊者的衣着。
傑克·伯恩斯很喜歡這樣的人。
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頓地區發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維吉·帕特爾那樣的證人就好了。
當他在斯金納警長的手寫筆錄上簽名時，黃昏開始降臨青林園小區。
“如果你願意，先生，我想讓你到警署來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後這麼說，“你也許能指認這兩個人。
如果我們能夠确切知道應該找的是什麼人，那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 帕特爾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請你們諒解。
現在店裡就我一個人，而我晚上十點才關門。
但明天我弟弟會回來，他去度假了。
你們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節。
明天上午我可以出來。
” 伯恩斯想了一下。
明天上午十點半去法院，有個犯人要取保候審。
這事隻能交給斯金納了。
“上午十一點鐘怎麼樣？你認識多佛爾街警署嗎？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
”當他們穿過街道走向他們的車時，斯金納說：“這種事情不是經常能遇到的。
” “我喜歡這個人，”伯恩斯說，“當我們抓住那些狗雜種時，我們也許會有一個結果。
” 在驅車返回多佛爾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過無線電話了解到那個傷員被送到了何處，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
五分鐘之後，他們聯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東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裝袋送到警署，”他告訴年輕的警官，“還有身份證。
我們現在還是不清楚他的身份。
你拿到所有這些後，打電話過來，然後我們派人來接替你。
” 卡爾·貝特曼大夫并不關心躺在擔架車上的傷員的名字和地址，也不關心是誰把他打成了這個樣子。
他關心的是如何讓他活下來。
擔架車從停車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搶救小組立即開始工作。
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處受了傷，但規則很清楚：首先要對付緻命的，然後再治療其他。
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開始了搶救。
A是氣管(Airway)。
急救員做得很好。
盡管有一些輕微的喘息聲，但氣管是暢通的，頸部已經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
顧問醫生撕開傷員的外套和汗衫，用聽診器檢查胸部和背部。
他發現有兩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關節粉碎性骨折或嘴巴裡的牙齒缺損了一樣，都不會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邊。
盡管肋骨骨折，但傷員仍有規律地呼吸着。
如果傷員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術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倒是脈搏使他擔憂。
脈搏已經超過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
太快了：這是可能有内傷的一種症狀。
C是循環(Circulation)。
還不到一分鐘，貝特曼醫師就備妥了兩根靜脈留置針。
通過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驗。
接着，在其他檢驗的進行過程中，通過傷者的兩條手臂把一升晶體液輸入他體内。
D是傷殘(Disability)。
這方面情況不好。
傷者的臉和頭已經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數現在是六比十五，而且還在不斷下降，非常危險。
傷者的大腦受了重傷，卡爾·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謝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員，幸虧他多花了幾分鐘時間把傷員送到了設有神經外科的皇家倫敦醫院。
貝特曼大夫打電話給掃描室，告訴那裡的工作人員他馬上把傷員送過去。
然後，他又打電話給他的同事——資深神經外科醫師保羅·威利斯大夫。
“我這裡有一個顱内積血的傷員，保羅。
格氏指數現在是五，而且還在下降。
” “拍完片子後立即送到我這裡來吧。
”神經外科醫生說。
當初被打倒在地時，那人穿着襪子、鞋子、内褲、領口敞着的襯衫，系有一條皮帶的長褲、夾克和一件輕便防水外套。
腰部以下的褲子和鞋襪不成問題，已經直接被脫掉。
為防止頸部和頭部的震動，外套、夾克和襯衫則被剪去了。
然後，所有這些衣物連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裝進塑料袋，交給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員。
不久，當接替警員抵達後，他帶上這些物品返回多佛爾街警署，呈交給一直等待着的傑克·伯恩斯。
頭部掃描證實了卡爾·貝特曼最為擔心的事情：傷員有腦出血。
血液正在壓迫大腦，這種壓力足以緻命，而且造成的傷害不可逆轉。
晚上八點十五分，這位傷員被送進了腦外科手術室。
掃描清楚顯示了顱内受壓迫的部位，主治醫師威利斯大夫根據掃描結果來尋找，他知道，從某個點進去可以徑直抵達出血處。
他在傷員的腦殼上鑽了三個小孔，然後按照标準腦外科手術的方法，用鋸子把孔連起來，鋸出一塊正三角形的顱骨。
移去這塊三角形的顱骨後，造成壓迫的積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顱腦的動脈血管裂口被結紮了起來。
血塊去除後，壓力随即消除，大腦又能充分地擴張至其原有的範圍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後，将頭皮縫合起來，随後紮上厚實的繃帶，直至兩者都自然結合并痊愈。
盡管傷勢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滿希望地認為手術很及時。
人體是一套很不可思議的古怪裝置。
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經受大面積創傷而存活。
當血腫被清除、大腦完全恢複其内腔尺寸後，病人可在幾天之内恢複知覺和神志。
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時内，由于麻醉藥仍未消退，沒人知道手術的效果。
到第二天如果還沒有恢複，人們就會有所擔心了。
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藥水清洗雙手和雙臂之後，換掉衣服，回到了在倫敦郊外聖約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沒有。
”傑克·伯恩斯說，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個人物品。
後者包括半包香煙、半盒火柴、幾枚硬币，一塊髒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紅線的鑰匙，顯然是在某地的房門鑰匙。
這些物品是從褲袋裡取出來的。
夾克衫裡則一無所有。
不管那人還帶着其他什麼東西，肯定是放在了錢包裡。
“這是一個整潔的人，”斯金納說，他一直在查驗衣物，“皮鞋不值錢，而且修補過，但擦得很亮。
褲子也不值錢，已經穿舊了，但褲縫筆挺。
襯衣，領口和袖口已經起毛了，但也被燙過了。
這個人一貧如洗，但盡力保持着儀表的整潔。
”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褲子的後袋裡放着一張信用卡，或者是寫給他本人的一封信。
”伯恩斯說。
他在按要求填寫沒完沒了的表格，“目前，我隻得暫時稱他為UAM了。
” 美國人稱這種人為“約翰·多伊”，倫敦警察廳則稱之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AdultMan)。
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熱。
兩位刑警把文件資料櫃鎖上，在回家之前還有時間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裡之外，那個整潔的人仰面躺在皇家倫敦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内。
他的呼吸淺顯，但有規律，夜班護士每隔一段時間為他檢測脈搏，還是太快。
傑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麼人？”他自言自語地抱怨着。
“别擔心，夥計，我們很快就能查清楚。
”盧克·斯金納說。
但是他錯了。
第二天，星期三 對傑克·伯恩斯偵緝督察來說，這是一個忙得焦頭爛額的日子。
這一天有兩項收獲、兩個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問題。
不過這在破案過程中也稀松平常。
如同聖誕老人送來的禮物那樣手到擒來的案子，刑警們極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歸功于帕特爾先生。
這位煙雜店老闆在十一點整來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幫助。
“我想讓你看一些照片。
”當他們在一個像是電視屏幕的東西前坐下來之後，伯恩斯說。
在他年輕的時候，刑事檔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夾在一大本或者好幾本相冊的塑料薄膜裡的。
伯恩斯仍喜歡這種老式的方法，因為證人可以前後翻動，直到他們作出選擇。
但這種過程現在已經電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現在了熒光屏上。
首先出現的是一百張照片，是警方認定的倫敦東北地區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
倒不是說僅限于這一百個，實際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從“多佛爾監獄”所熟悉的那些先開始。
維吉·帕特爾先生是刑警們夢寐以求的幫手。
當第二十八張面孔在屏幕上閃現時，他說：“這個。
” 他們凝視着的是一張殘忍的面龐，還含有相當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惡。
身材粗壯，剃着光頭，戴着耳環。
“你能肯定嗎？以前從沒見過他？比如說，以前從沒到過你的店裡？” “沒有，以前沒見過。
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個人。
” 圖片說明中顯示，該人叫馬克·普賴斯，下面還有他的身份證号碼。
當第七十七張面孔閃現時，帕特爾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認。
那人長着一張灰黃色的長臉，一頭直發垂在兩側的耳後，名叫哈利·科尼什。
帕特爾指認這兩張面孔時都毫不遲疑，對于其他面孔，他審視的時間都不超過一兩秒鐘。
伯恩斯關掉機器。
刑事檔案室會有那兩個人的全套檔案。
“當我追蹤并抓住這兩個人後，要請你來參加列隊辨認。
”伯恩斯說。
店老闆點點頭。
他很願意。
在他離去之後，盧克·斯金納評論說：“哇，夥計，這樣的人真是難得啊。
” 在等待刑事檔案室的電腦調出普賴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資料期間，傑克·伯恩斯把頭探進了刑事偵緝科的警衛室。
他要找的那個人俯身在一張寫字台上填寫表格。
“查利，能跟你說一句話嗎？” 查利·庫爾特比伯恩斯年長，但仍然是一名偵緝警長，他已經在“多佛爾監獄”幹了十五年。
對于當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兩個嗎？”他哼了一聲，“十足的畜生，傑克。
不是本地人，大約是三年前搬來的。
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
行兇搶劫、小偷小摸、打架鬥毆、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傷害什麼的。
兩人以前都蹲過牢。
怎麼了？” “這次是嚴重的人身傷害，”伯恩斯說，“昨天把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踢成了昏迷。
有他們的地址嗎？” “手頭上沒有，”庫爾特說，“最後聽說的是，他們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搶占來的空房裡。
” “不是在青林園裡嗎？” “應該不是。
那裡通常不是他們的地盤。
他們一定是偶然經過那裡。
” “他們背後有沒有幫派？” “沒有。
他們都是單幹的。
隻是會一起出沒。
” “是同性戀嗎？” “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估計不是。
科尼什曾犯過一次猥亵罪，對一個姑娘。
但後來讓他給逃脫了。
女的改變了主意。
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賴斯的恫吓。
” “吸毒嗎？” “這方面不知道。
更像是酒鬼。
酒吧鬥毆是他們的專長。
” 這時，庫爾特的電話響了，于是伯恩斯就走開了。
刑事檔案室的資料送過來了，上面記載着那兩個人的地址。
伯恩斯去見他的上司——艾倫·帕菲特警司，讓他批準自己的請求。
下午兩點鐘，地方法官對那處列名的房産簽發了搜查令。
兩位有持槍證的警官從槍械室裡領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納與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門用的沖擊錘，組成了一個十人搜查小組。
突擊搜查安排在下午三點。
那座房子既陳舊又破敗，一旦某個房地産商獲得了該地塊的開發權，肯定會把它拆掉。
在過渡時期，門窗封上了闆條，水電和煤氣也已經被切斷。
油漆斑駁的房門在輕推之後沒能推開，于是警官用沖擊錘把門鎖撞落，一行人跑上樓梯。
兩個歹徒各自住在樓上肮髒、簡陋的房間裡。
兩個人都不在家。
兩位武裝警官把手槍收進槍套。
搜查開始了。
搜查小組在尋找一切可疑物品。
錢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們可不客氣。
如果說他們到達時這裡還算一處花哨俗氣的搶占住房，那麼當他們離開時，它已經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溫馨的家了。
但他們隻獲得了一份戰利品。
那是團起來塞在舊沙發後面的一件污穢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漬。
它被裝進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記。
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樣處理了。
如果取證科的人員能在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從受害人衣物上掉下來的織物纖維，那就能證明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