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歌中的民族靈魂——讀《黃河東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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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之精氣，而合起來的總體上顯示民族魂靈的神采。
《黃河東流去》在這方面的成功有特别值得重視的理論意義。
毫無疑問，必須抛棄一個階級一個典型、一個時代一個代表的類型化理論，必須大力張揚塑造具有鮮明獨特個性的典型人物。
但是，這決不意味着可以減弱作家對生活的穿透力．降低人物形象的概括力。
成功的典型形象具有穿透力、概括力，這同抽象性、概念化以及簡單的人為的拼湊和集中并無必然的聯系。
當前文壇典型形象的鮮有，究其原因，與忽視藝術形象的個體和群體的概括力有很大關系。
《黃河東流去》在這裡表現了作者對現實和曆史思考的深廣度，以及在藝術創作中獨立的不同流俗的創造力。
它不僅超過了同類題材的其他文學作品，也遠遠超過以描寫中國農民的命運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大地》。
中國式的小說 李準自己說過：“《黃河東流去》是部中國式的小說，雖說，我也盡量攝取現代歐美文學創作的長處。
”這一在藝術上的總體追求，在小說中是達到了。
中國式的小說，就得有小說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是民族的。
小說的語言、結構和叙述方式，有着民族傳統的強烈色彩。
巨幅曆史畫卷、農民群像長卷、民族之魂寫照，這些已經顯示出《黃河東流去》作為“中國式小說”的基本特征。
但是，作為創作的總體追求，小說還有多方面的特色。
充分地反映出上述特征并且成為全書血肉的，是小說繪制了民族生活的大幅風俗畫卷。
這畫卷，既顯示了深遠的民族文化傳統，又能創造了彌漫全書的民族生活的氛圍。
作為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相對地說，農村保留得更多更充分些，黃河流域中原城鄉，從風物到風俗，以至農民的整個生活方式，幾乎處處保留和積澱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悠久曆史。
如同随處可見的秦磚漢瓦，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已經滲透進農民的潛意識層了，以至成為不知不覺的習慣和印記。
這些習慣和印記成為區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人群的顯著标志。
李準十分看重這一份文學寶藏。
在小說中．這份寶藏經過李準的開發成了色彩獨特的絢麗花朵。
不僅赤楊崗人在黃水到來前的農家日常生活習俗的靜态寫生，表現了大量的風俗細節，在赤楊崗人從家鄉逃難到洛陽、西安、威陽，一路上順手信筆畫了豐富的風物風俗速寫畫，中原城鄉的曆史沿革，美妙的神話傳說，以至農村生活的禁忌，農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都被繪入了黃河流域流動的風俗畫卷。
小說的風俗描寫還生動地體現在人物的活動背景和行為方式上。
最具民族性格特征的徐秋齋，這個鄉村落魄知識分子的觀念體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聲口，生動真切地顯示出人物的生活環境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獨特而又深邃的内涵。
這位老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是這樣鮮明和強烈，以至于可以作為一種中國人的代表和符号來看。
《黃河東流去》最堪稱作“中國式小說”的地方是它找到了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即通過解剖中國社會的細胞——家庭，通過研究中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來把握中國人獨特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形式，特有的倫理道德，人和人的關系，以至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和背上的沉重包袱。
這一點，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藝術體現。
《黃河東流去》展示了一個家庭序列，具體而細微地揭開了農民家庭的秘密。
在農民的草屋裡，甚至在黃水浩劫中臨時圍成的“新房”裡，在車站旁邊的難民茅棚裡，在私奔男女的途路中，都是那樣充分地顯示出缜密牢固的家庭結構，質樸而又豐富的感情聯系，毫不含糊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
僅以愛情方式為例，老一代的，如李麥與海青牛的，長松與楊杏的，王跑與老氣的，海老清與老伴的，固然是中國傳統式的；即使年輕一代的，包括梁晴與海天亮從兩小無猜到八年等待，愛愛的選擇，藍五與雪梅的私奔和殉情，春義和風英的離異方式，也都是深深打上傳統的愛情婚姻方式的烙印。
如果把這些置于同世界各民族的對比中來認識，那就是再鮮明不過的特點了。
隻要一窺這種家庭生活的天地，人們就會說：這是中國人！ 曆史畫卷、人物群像、民族靈魂、風俗畫卷，這一切的成功，實際上已經包容了并且賴于藝術表現上的獨創性。
《黃河東流去》在藝術上的民族特色是總體性的。
從文學繼承的淵源關系來講，說它筆法得益于紅樓，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
它的語言是文學性很強的語言。
叙述語言，見環境氣氛，不見人物性格。
人物對話，有個性特點。
筆法凝練，重在傳神，富有韻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濃的語言。
吸收大量口語，樸實生動，教授學者不覺其野，識字不多的不覺其文。
小說的章法，是根據表現對象所進行的創造，以各個家庭為獨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幹闆塊，七戶農民的逃難流浪史形成幾條線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斷，脈絡清楚，有頭有尾，最終以團圓結局。
這種組織情節結構的組織方式，顯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說的啟示和适應傳統審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說創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學的一貫主張。
但是，近年來，人們的興趣似乎更着重于對新手法的嘗試，而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鑒西方現代派。
引進、借鑒和求新都是無可非議的。
問題決定于表現對象的特點和作家的條件，也決定于讀者的審美需求。
李準所以把《黃河東流去》寫成一部中國式小說，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現對象、欣賞對象和自己以後的自覺地抉擇。
他認為“我們文學‘倉庫’裡的精華既沒有用完，也沒有過時，中國的文學史是三四千年的曆史，可供我們吸取的營養太多了，我相信它會發出新的光輝。
”在文壇一片創新的聲浪中，他的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創
《黃河東流去》在這方面的成功有特别值得重視的理論意義。
毫無疑問，必須抛棄一個階級一個典型、一個時代一個代表的類型化理論，必須大力張揚塑造具有鮮明獨特個性的典型人物。
但是，這決不意味着可以減弱作家對生活的穿透力．降低人物形象的概括力。
成功的典型形象具有穿透力、概括力，這同抽象性、概念化以及簡單的人為的拼湊和集中并無必然的聯系。
當前文壇典型形象的鮮有，究其原因，與忽視藝術形象的個體和群體的概括力有很大關系。
《黃河東流去》在這裡表現了作者對現實和曆史思考的深廣度，以及在藝術創作中獨立的不同流俗的創造力。
它不僅超過了同類題材的其他文學作品，也遠遠超過以描寫中國農民的命運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的《大地》。
中國式的小說 李準自己說過：“《黃河東流去》是部中國式的小說，雖說，我也盡量攝取現代歐美文學創作的長處。
”這一在藝術上的總體追求，在小說中是達到了。
中國式的小說，就得有小說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
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是民族的。
小說的語言、結構和叙述方式，有着民族傳統的強烈色彩。
巨幅曆史畫卷、農民群像長卷、民族之魂寫照，這些已經顯示出《黃河東流去》作為“中國式小說”的基本特征。
但是，作為創作的總體追求，小說還有多方面的特色。
充分地反映出上述特征并且成為全書血肉的，是小說繪制了民族生活的大幅風俗畫卷。
這畫卷，既顯示了深遠的民族文化傳統，又能創造了彌漫全書的民族生活的氛圍。
作為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相對地說，農村保留得更多更充分些，黃河流域中原城鄉，從風物到風俗，以至農民的整個生活方式，幾乎處處保留和積澱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悠久曆史。
如同随處可見的秦磚漢瓦，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已經滲透進農民的潛意識層了，以至成為不知不覺的習慣和印記。
這些習慣和印記成為區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人群的顯著标志。
李準十分看重這一份文學寶藏。
在小說中．這份寶藏經過李準的開發成了色彩獨特的絢麗花朵。
不僅赤楊崗人在黃水到來前的農家日常生活習俗的靜态寫生，表現了大量的風俗細節，在赤楊崗人從家鄉逃難到洛陽、西安、威陽，一路上順手信筆畫了豐富的風物風俗速寫畫，中原城鄉的曆史沿革，美妙的神話傳說，以至農村生活的禁忌，農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都被繪入了黃河流域流動的風俗畫卷。
小說的風俗描寫還生動地體現在人物的活動背景和行為方式上。
最具民族性格特征的徐秋齋，這個鄉村落魄知識分子的觀念體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聲口，生動真切地顯示出人物的生活環境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獨特而又深邃的内涵。
這位老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是這樣鮮明和強烈，以至于可以作為一種中國人的代表和符号來看。
《黃河東流去》最堪稱作“中國式小說”的地方是它找到了認識中國的一把鑰匙，即通過解剖中國社會的細胞——家庭，通過研究中國農民家庭的形成和變化，來把握中國人獨特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形式，特有的倫理道德，人和人的關系，以至這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和背上的沉重包袱。
這一點，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藝術體現。
《黃河東流去》展示了一個家庭序列，具體而細微地揭開了農民家庭的秘密。
在農民的草屋裡，甚至在黃水浩劫中臨時圍成的“新房”裡，在車站旁邊的難民茅棚裡，在私奔男女的途路中，都是那樣充分地顯示出缜密牢固的家庭結構，質樸而又豐富的感情聯系，毫不含糊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
僅以愛情方式為例，老一代的，如李麥與海青牛的，長松與楊杏的，王跑與老氣的，海老清與老伴的，固然是中國傳統式的；即使年輕一代的，包括梁晴與海天亮從兩小無猜到八年等待，愛愛的選擇，藍五與雪梅的私奔和殉情，春義和風英的離異方式，也都是深深打上傳統的愛情婚姻方式的烙印。
如果把這些置于同世界各民族的對比中來認識，那就是再鮮明不過的特點了。
隻要一窺這種家庭生活的天地，人們就會說：這是中國人！ 曆史畫卷、人物群像、民族靈魂、風俗畫卷，這一切的成功，實際上已經包容了并且賴于藝術表現上的獨創性。
《黃河東流去》在藝術上的民族特色是總體性的。
從文學繼承的淵源關系來講，說它筆法得益于紅樓，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
它的語言是文學性很強的語言。
叙述語言，見環境氣氛，不見人物性格。
人物對話，有個性特點。
筆法凝練，重在傳神，富有韻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濃的語言。
吸收大量口語，樸實生動，教授學者不覺其野，識字不多的不覺其文。
小說的章法，是根據表現對象所進行的創造，以各個家庭為獨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幹闆塊，七戶農民的逃難流浪史形成幾條線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斷，脈絡清楚，有頭有尾，最終以團圓結局。
這種組織情節結構的組織方式，顯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說的啟示和适應傳統審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說創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學的一貫主張。
但是，近年來，人們的興趣似乎更着重于對新手法的嘗試，而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鑒西方現代派。
引進、借鑒和求新都是無可非議的。
問題決定于表現對象的特點和作家的條件，也決定于讀者的審美需求。
李準所以把《黃河東流去》寫成一部中國式小說，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現對象、欣賞對象和自己以後的自覺地抉擇。
他認為“我們文學‘倉庫’裡的精華既沒有用完，也沒有過時，中國的文學史是三四千年的曆史，可供我們吸取的營養太多了，我相信它會發出新的光輝。
”在文壇一片創新的聲浪中，他的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