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歌中的民族靈魂——讀《黃河東流去》

關燈
的李麥那麼“高”,那麼“神”,那麼“潑”了,有時顯得粗魯,有時顯得缺少主意,不少場合沒有處于中心地位。

    但是,英雄氣少了,革命家的言詞少了,領袖味少了,屬于一個勞動婦女固有的本份的東西倒多了。

    作為一個血肉之軀活起來了。

    李麥給讀者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親切。

    她不是在演戲,而是在生活了。

    一種從生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質樸感染着讀者。

     李麥身上還有一種奪人眼目的東西打動着讀者。

    這就是那種在死亡線上掙紮的難民們最可寶貴的品格:剛強。

    這表現在,第一,她有着絕處求生的生活能力。

    她能在大家感到絕望的境遇中找到活路。

    在尋母口難民們生計無着,她領着各家婦女給客店拆被子使大家的鍋竈冒出了煙;在西安街頭,她又承攬一宗手工活,一個冬天奇迹般地收入幾百元,顧住了幾個人。

    在黃泛區的水窩子裡,她和宋敏一起熬了五年,不僅學會赤手捉魚,而且種的糧食還可以支援遊擊隊。

     第二,她有強者的精神氣質。

    她不信神,不信命,信自己。

    她的人生信條是“再困難也要活下去”。

    她的人生哲學是:“關天關地一個人來在世上,就要剛強地活下去!天不轉地轉,山不轉路轉,光景總有轉變的時候。

    人一輩子長着哩,日子比樹葉還稠,總有轉好年景的時候。

    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難也要活下去!”日子“即使像一根帶刺的樹枝也要捋到頭"。

    她敢同财主當面鑼對面鼓地講理,她敢向官府抗争,面對黃水滔滔,她精神不散架,需要的時候,她敢于“豁出命來"。

     第三,她具有一些大膽的超越農民傳統舊觀念舊意識的識見。

    在離開鄉村土地到城市尋找務農以外的謀生手段上,在婚姻家庭問題上,在女性貞操觀念上,在鄉土意識上,她敢于直面人生現實境遇扔掉狹隘的“面子觀”。

    這些在當時特殊的生活境遇下為了生存而“自發地”生長出來的“現代意識”,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

     這一切,就使得這位在黃河岸邊中原農村的土壤中生長的,在長期的流浪生活中磨煉出來的勤勞質樸而又豪爽剛強,有氣魄而又有識見的勞動婦女,在新文學史上的婦女形象序列中,成為又一個“這個”。

    同時,也是李準創作中引人注目的勞動婦女形象序列中,具有較高思想價值又頗具立體感的一個。

     在這幅農民群像長卷中,最有藝術光彩的是鄉村知識分子徐秋齋。

    這個人物形象既與作家的人格理想有“宿緣”,又是作家深存着的審美理想的體現。

    作家的筆一觸到他就有出神入化的妙文出現。

     這是一位落魄秀才,是傳統的儒家文化和民間文化哺育的,在飽經滄桑窮困潦倒的困窘中磨煉出來的,農民文化的集中體現者。

     他有那樣古怪的六不像的外表:山羊胡子刀條臉,一個大長鼻子,兩隻明亮好鬥的眼睛,戴個舊的黑絨瓜皮帽,還穿着翠藍布破長大褂,扣子上還系了個鲨魚皮舊眼鏡盒,眼鏡盒下邊還搭拉個黃穗子。

    不像農,不像工,不像商,不像兵,不像财主.也不像窮人。

    而他的語言作派也往往是文白相間、古今混雜、雅俗并存。

    他愛吃嘴,要面子,怕官怕事,但在骨子裡卻有一股正直之氣,心中有一副俠膽義腸,腦子裡頗有幾分謀略。

    在難民流浪生活中,他是為人排憂解難的“智多星”,蔭護患難情侶的人道主義者,傳遞民族優良道德情操火把的“教師"。

     這位天底下獨一無二的人物的智慧風貌、人道主義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情操,可以說體現了中國北方鄉村的文化傳統、文化背景和文化道德水準。

    這是《黃河東流去》奉獻給文學人物畫廊中一個不和誰重複的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物。

     在《黃河東流去》中,個性鮮明的人物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個群體。

    除了徐秋齋的機智,李麥的剛強,其他如海老清的倔強,海長松的厚重,王跑的狡黠,陳柱子的精明,藍五的純情,雪梅的癡情,鳳英的要強,春義的固執,等等,既有把他們個人之間互相區别開來的各自獨特的性格,又都帶有中原農民式的共同的“侉味”,與具有類似性格特征的燕趙農民、關東大漢、南方村民、西部老鄉區别了開來,在語氣聲口、行為方式上,以至情感方式心理特征上鮮明地區别了開來。

     這裡提到的“侉子性格”,是李準追求具有更大概括性的群體性格的創造性嘗試。

     李準認為,難民中的許多故事“都體現了中原一帶的‘侉味’”。

    他進一步解釋道:“一般人管河南農民叫‘侉子’,‘侉’是什麼東西?我理解是既渾厚善良,又機智狡狯,看去外表笨拙,内裡卻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卻非常豪爽。

    我想這大約是黃河給予他們的性格。

    ”李準在“侉子性格”中看到了勞動人民人性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也看到了勞動人民人性中的弱點和局限性。

    在小說中,他通過鮮明的富有立體感的藝術形象表明“侉子性格”是由傳統文化的長期積澱,具有自然陶冶的地域性特征,和社會生活的磨煉所造成。

    它既是勞動農民精神美的結晶,也有曆史的精神負擔的積累;既是勞動群衆富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造成許多生活悲劇的性格因素。

    比如王跑,趕腳一節和石頭夢一場,活現出他的機智狡狯,同時,他的不看大局的小聰明,小精細,小幽默,隻想發财的昏頭昏腦,也暴露無遺;可荒村捉魚一節,又把他頑強的生活能力富有詩意地表現了出來。

     再如四圈這個“渾小子”,為海騾子拉包車,居然做起“中将夢”,撞起“桃花運”來,這是近乎卑賤的;但他冒險給李麥捎信讓鄉親們西逃以免被抓當勞工,後來又傾其所有贖回鄉親小響,節骨跟上,又顯露出善良和豪爽之氣。

     這種“侉味”也許最突出地表現在海老清、海長松、海春義這些最地道本份的農民身上。

    他們既表現了最充分的渾厚善良、刻苦勤勞,同時也充分地表現了因缺乏識見而形成的狹隘、保守以至愚昧。

    這是一群在家鄉的小河溝裡長大的魚,一旦到了社會的大海裡,反而不敢遊了。

    當離開了故鄉和土地以後,當生活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