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告訴讀者一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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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記
一
《黃河東流去》這部小說，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寫完。
這中間經曆了五年時間。
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于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
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
因此，我把創作的進程放慢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
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
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
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曆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
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
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
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裡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裡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系在一起的。
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産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
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系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
農民的家庭關系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
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說《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說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
她說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裡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說她找到了“了解中國的鑰匙”。
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
隻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
但是，由于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
在這場“浩劫”裡，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紮過來了。
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
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迹來看，她已經經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曆史。
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系在一起。
也就是說“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
“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
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缜密的狀況。
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再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
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須式”的圖畫。
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
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
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
墳墓也是“人參根須式”的輩數分明。
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鳏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産生道德的基礎”。
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
“不了解中國農民就無法了解中國。
”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
這中間經曆了五年時間。
其中原因，一是中間我寫了幾部電影；二是由于身體不好，還有一個潛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
當我開掘到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道德、品質、智慧和創造力這個主題時，我發現這個礦井不單是儲藏有煤，它還有金、銀、銅、鐵、錫，甚至還有鈾。
因此，我把創作的進程放慢了。
這部小說的故事，寫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扒開了滔滔黃河，“以水代兵”想以此來抵擋日本侵略軍。
結果卻淹沒了河南、江蘇、安徽三個省四十多個縣，一千多萬人遭災，一百多萬人喪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
而受難的人，極大部分是農民。
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我不想過多地評判肇事者的責任。
不管蔣介石也好，東條英機也罷，曆史已經對他們作出了最公正的審判。
我寫的主要是這場浩劫的受害者——“難民”。
因此，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本描寫“難民”的小說。
在當今世界上．難民問題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難民的人數是相當驚人的。
不管是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難民，還是四處流亡的阿富汗難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帳篷裡的難民，還是在泰國邊境棚戶裡的柬埔寨難民，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沒有“家”了。
幾千年來，農民總是和他們的“家”聯系在一起的。
他們的土地、茅屋、農具和牲畜，構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從而産生了他們特有的倫理和道德。
但是，當他們的田園被淹沒，家庭被破壞，變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時候，他們會怎樣呢?他們的倫理觀，道德觀，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後，他們的家庭，人和人的關系會有些什麼變化呢?本書就是希圖從這一方面，給讀者介紹一些真實生活。
長期以來，我是寫中國農民問題的小說的。
農民的家庭關系的變化，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問題。
五十年代，我寫了小說《李雙雙小傳》，當時，一個日本評論家松崗洋子女士，讀了小說後，特意到河南鄭州去找我。
她說她對我寫的中國茅屋裡的農民家庭生活極有興趣，還說她找到了“了解中國的鑰匙”。
當時，我對她提出來的一些問題的回答，是非常粗淺的。
隻是介紹了一些農民的風俗和習慣。
但是，由于她的重視，也引起了我對農民的家庭問題的思考。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這種思考更加深了。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場“浩劫”。
在這場“浩劫”裡，我們的國家被弄得遍體鱗傷，但畢竟也掙紮過來了。
由此，我想到了造成這些劫數的根源；即我們這個古老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襲的沉重包袱。
作為社會的細胞——家庭，我覺得中國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備了。
如果從“仰韶文化”的後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遺迹來看，她已經經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曆史。
中國的“國家”一詞，就是把“國”和“家”聯系在一起。
也就是說“國”是個“大家”，“家”是個“小家”。
“國”是由無數個“家”組成的。
從中國的住房建築和親屬的稱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組織的嚴格和缜密的狀況。
祖父母必須住面南堂房，窯洞則是正面中間的窯洞，父輩居住在廂房，孫輩則住再靠下邊的廈房和偏房。
她總是呈現出一副“人參根須式”的圖畫。
另外，稱呼也是極為繁雜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還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幾十種之多。
還有一點有趣的是，中國農民沒有死後要進“天堂”的觀念，他們不相信另外有一個“天堂”，但他們卻頑固地相信陰間有他另一個“家”。
中國農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陽宅”，把墳墓叫“陰宅”。
墳墓也是“人參根須式”的輩數分明。
在習俗中不但有“合葬”，還有結“鬼親”的，為的是不讓陰間的親屬獨身鳏居。
我一直認為，“倫理是産生道德的基礎”。
長期以來，這些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道德觀念。
“不了解中國農民就無法了解中國。
”如果用這個概念來推理和引申，那麼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