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偵探 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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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辭職了。
我開始在一所高中教書。
那簡直是一種巨大的解脫。
就像從上尉降到中尉？也許吧。
說不定降到了下士呢。
但我沒什麼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覺，反而覺得就是一個掏陰溝的、鏟垃圾的、一個從自己的集體走失或者分開了的倒班工人。
現在回想起來，從一種狀态向另一種狀态的轉變還真有點嚴峻、殘忍的味道，來得突然又無法挽救，當然了，這一切都是慢慢發生的。
我碰到一個百萬富翁，買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無趣而死亡的雜志，我又辦了其他雜志，還舉辦過不少展覽。
但沒有一個存活下來：語言比現實更真實。
其實，某一天，這一切終于都結束了，我隻剩下皮卡比亞的假畫，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東西。
有些沒工作的人會指責我不懂得珍惜幸福，雖然我什麼都有過。
我可以指責一個殺人犯殺了人，一個殺人犯可以指責自殺者的絕望或者行為令人匪夷所思。
事實上，某一天，這一切全結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
我不再買那麼多雜志和報紙了。
我不再舉辦展覽。
我開始在高中教美術，懷着謙卑和嚴肅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說得多麼了不起）懷着某種幽默感。
阿圖羅很久以前就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圖羅消失的原因。
一天他對我朋友氣急敗壞地發了一通脾氣，因為發現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說了些諸如你這個白癡，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嗎之類的話，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間的床頭話。
我不知道，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隻知道他走了，我好長時間沒有看到他了。
這顯然不是我的初衷。
我試圖攏住自己的朋友們。
我盡量對人和氣友好，盡量不要從喜劇陡然走向悲劇。
生活自會有很多妙招。
但是，有一天，阿圖羅還是消失了。
好幾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
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說：猜猜今天晚上誰給我打電話了。
我要這樣說就好了：阿圖羅·貝拉諾。
如果我馬上猜對的話可能會很好玩，可我卻說了别人的名字，然後就放棄不猜了。
她說出阿圖羅時我仍然很開心。
我們有多少年沒有見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憶了，但我還是記住了，一下子就說出口。
于是一天阿圖羅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給我打來電話，我過去看了他。
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幾乎是跑着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跑起來了，反正就跑起來了。
當時差不多是晚上十一點了，天氣很冷，到那兒後我看到了一個跟我一樣現在已經四十多歲的家夥，我向他走去時感覺就像《走下樓梯的裸女》，然而我沒有任何樓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後來我們又見過幾次面。
一天，他來到我的畫室。
我坐在那兒盯着一幅擺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畫布旁邊的小油畫。
阿圖羅看着這幅小畫和大畫問我畫的是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我問。
屍骨罐。
他說。
其實是屍骨罐。
那時，我幾乎不畫畫了，從未展示過自己的作品。
那些跟我在一起時還是上尉的人現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還有一個，我親愛的米格爾裡托，甚至都到了将軍或者元帥的頭銜。
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隻是因為迷茫而放棄了。
我還是個掏陰溝的。
我知道這本身可以有好多種解釋，大多數都很荒謬。
可我的情況一點都不荒謬。
我有理由感到開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斷地觀察着萬事萬物，我觀察自己在觀察着萬物，我讀書，我過着平靜的生活。
我的産量不大。
也許這很重要。
另一方面，阿圖羅的産量卻很大。
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時碰到他。
他正要上我家來。
你在幹嗎？他問。
你這不看見了嗎，我說，我放了幾件衣服要洗。
你家裡沒有洗衣機嗎？他問。
五年前就壞了，我說。
那天下午阿圖羅走進我們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機。
我做好茶水（這時的我幾乎戒酒了）然後看着他檢查洗衣機。
有那麼一個瞬間，我以為他會修好。
好像還不見得，但這已經讓我很開心了。
最後，我的洗衣機還是依舊壞着。
我又給他講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
考慮告訴他是因為我看見他眼睛老瞄着我的傷疤。
那次事故出在馬洛卡島。
是場車禍。
我差點失去了雙臂和下巴。
我身體其他部位都隻擦破了點皮。
這起事故挺離奇，你不覺得嗎？很離奇，阿圖羅說。
他告訴我，他也住過院，兩年裡住過六次。
在哪個國家？我問他。
就在這兒，他說，在希伯倫谷，再以前是在格羅納的約塞普·特魯埃塔。
那你幹嗎不告訴我們呢？我們可以來看你啊。
噢，沒什麼大不了的。
有一次，他問我是否沮喪過。
沒有，我說，有時我感覺像《走下樓梯的裸女》，跟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感覺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奧·德·格拉西亞大街散步時感覺卻沒那麼好，但大多數時候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有一天，在他最後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來說：有人打算寫一篇有關我的書的壞評論。
我給他倒了杯菊花茶，什麼也沒說，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講的時候，無論傷感的還是快樂的，最恰當的反應莫過于沉默了。
可是他也不說話，我們那樣默默地坐了會兒，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檸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煙。
我想我是為數不多還在抽這個牌子香煙的人，我是說我們這一代人中為數不多的人之一。
連阿圖羅現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煙草了。
過了會兒，完全是為了想講點什麼，我說：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羅那嗎？他搖搖頭。
他在巴塞羅那過夜時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雖然這麼說很俗氣），不會住我這兒。
但是，我們還會一起共進晚餐，有時三個人開着我朋友的車去兜風。
總之，我問他是否在巴塞羅那過夜時，他說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邊小鎮去，去那裡坐火車不到一個小時。
接着我們又不說話了，我開始想是什麼不好的評論，怎麼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
我就那麼等着，像《走下樓梯的裸女》那樣，跟人們想的恰恰相反，而這正是激發某種特别的批評反響的原因。
有一陣子，我隻聽到阿圖羅喝茶時發出的聲音，從街上傳來的悶鈍的聲音，電梯上來下去了幾次的聲音。
忽然，當我什麼也不去想，什麼也聽不見時，我聽到他又重複了一遍說一個評論家要糟踐他。
這實在沒什麼關系，我說。
這是一場危險的交易。
有關系，他說。
以前這種事兒對你來說這絕對沒什麼關系，我說。
現在對我有關系了，他說，我大概越來越中産階級化了吧。
他說自己上一本書跟這本新書有相似之處，都可歸入不可破譯的遊戲範疇。
我讀過他的那本書，挺喜歡，我不知道他的新書是講什麼的，所以我無話可說。
我隻好問：有什麼相似之處啊？遊戲，吉列姆，他說。
遊戲。
那個混賬《走下樓梯的裸女》，你的那些皮卡比亞的混賬僞作，全是遊戲而已。
到底出什麼事情了？我問。
事情就是，他說，那個評論家，一個叫伊内基·埃切瓦内的家夥是個大騙子。
他是個很差勁的評論家嗎？我說，不，他是個不錯的評論家，他說，至少不是一個差勁評論家，可他是個操蛋騙子。
你怎麼知道他要評論你那本還沒上市的新作呢？因為，前天，他說，我去出版社了，他跟公關部的頭兒打電話索要我的最新小說。
就因為這個嗎？我說。
我正好坐在那兒，公關部頭兒的對面，她說，你好，伊内基，真巧，阿圖羅·貝拉諾正好就在我對面坐着，那個雜種伊内基什麼也不說了。
他應該說什麼？至少打個招呼，阿圖羅說，因為他什麼也不說，你就認定他打算整你？我問。
再說了，他就是整你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呢？這沒關系！你瞧，阿圖羅說，伊内基最近在跟奧雷裡奧·巴卡，那個西班牙文人裡的加圖在打筆戰，你知道加圖嗎？我沒有讀過他的東西，但知道這個人，我說。
就是因為伊内基寫了篇巴卡一個朋友的著作的評論。
我不知道評論是否公正。
我沒讀過那本書。
我隻是确确切切地知道這個小說家讓巴卡出面捍衛他。
巴卡對那個評論家的攻擊簡直會讓人痛哭流涕。
可我沒有任何自以為是的強人來捍衛，一個都沒有，所以伊内基可以對我為所欲為。
連巴卡也不會捍衛我，因為我在自己的書裡嘲笑了他，不是馬上就出來的那本而是上一本書，不過我懷疑他讀過這本書沒有。
你嘲笑了巴卡？我隻是輕微地嘲笑了他一下，阿圖羅說，但我懷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注意到了這點。
我不屑認巴卡為大師，我承認，我覺得連我都忽視了讓朋友憂心忡忡的那段話。
沒錯，阿圖羅說。
行啊，就讓伊内基攻擊你好了，我說。
誰會在乎？這種事兒沒什麼要緊的。
你認識的人都會知道的。
我們都是快死之人了，想想來世吧。
可伊内基一定是想從别人身上獲得快感。
阿圖羅說。
他真有那麼邪惡嗎？我問。
不，不，他很好，阿圖羅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跟這沒關系，跟肌肉鍛煉有關，阿圖羅說。
大腦肌肉？我問。
某種肌肉吧，我就要成為他跟巴卡進行第二或者第八回合格鬥時訓練用的沙袋了，阿圖羅說。
我明白了，這是一場由來已久的戰鬥啊，我說。
那你怎麼辦呢？沒什麼，我就當沙袋好了，阿圖羅說。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想着各自的心事，這時電梯又開始上來下去，發出的聲音挺像我們沒有見面這些年的聲音。
我打算舉行一場決鬥向他挑戰，阿圖羅終于說。
你想做我的陪同嗎？這才是他要說的意思。
我感覺好像什麼人朝我胳膊上打了一針。
先是針刺，然後液體沒有進入動脈而是進入肌肉了，一股冰涼的液體讓我不寒而栗。
這個建議簡直是瘋了，而且毫無道理。
你不能因為一件别人還沒有做的事兒就向人家挑戰啊，我想。
但接着我又想生活（或者生活的幽靈）從來都沖着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兒向我們挑戰，有時甚至沖着我們想都沒有想過要做的事兒向我們挑戰。
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很快我卻想到也許來世《走下樓梯的裸女》或者《大玻璃》真的存在或者将會存在。
後來我又想：如果這篇評論不錯該怎麼辦呢？如果伊内基喜歡阿圖羅的小說該怎麼辦呢？組織一場決鬥向他挑戰，那豈不太不公平而且沒有必要了嗎？ 各種問題逐漸紛至沓來湧向頭腦，但我認為這個時候不能感情用事。
凡事都不能操之過急。
我們先讨論了武器的選擇。
我建議用充了紅色顔料的氣球。
或者來一場誇張的墨西哥大草帽之戰。
阿圖羅堅持要用匕首。
流了第一滴血就停戰怎麼樣？我提議。
阿圖羅非常不情願地接受了我的建議，但内心深處可能大大地松了口氣。
後來我們開始去找匕首。
我本來打算到一家旅遊商店去買，這家店從托雷多産的小刀到日本武士刀什麼都賣，但我們必須要說明刀劍的用途，我朋友說她故去的父親留下兩把劍，于是我們又去看了那劍，是一對真家夥。
擦得锃亮之後，我們決定就用它們了。
後來我們又開始找理想的地方。
我建議放在城堡公園，在半夜時分舉行，但阿圖羅更傾向于去裸體主義者聚集的海灘，位于巴塞羅那和他住的小鎮的途中。
後來我們搞到伊内基的電話号碼，給他打了電話。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相信這不是開玩笑。
阿圖羅跟他講了足有三遍。
最後伊内基同意了，讓我們告訴他日期和時間。
決鬥的那天下午，我們在聖波爾海濱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飯。
炸烏賊和蝦。
我的朋友（她就陪我們到這分上不打算出席決鬥）、阿圖羅和我。
我得說，這頓飯吃得略微有些沉悶，席間阿圖羅掏出一張飛機票給我們看。
我以為是去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在某種意義上阿圖羅要告别加泰羅尼亞和歐洲了。
但這張票卻是去達累斯薩拉姆的，中途在羅馬和開羅停留。
後來我覺得我的朋友已經徹底瘋了，如果評論家伊内基朝他腦袋上給一劍還殺不死他的話，他也會被非洲的黑蟻和紅蟻給吃了。
豪梅·普拉内利斯，薩拉姆博酒吧，托爾裡豪斯大街，巴塞羅那，1994年6月。
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伊内基·埃切瓦内打電話來，說他需要有個人陪同參加一場決鬥。
我還有點宿醉未醒，起先沒弄明白伊内基在說什麼，而且他幾乎從不給我打電話，特别是白天的這個點兒上。
他解釋完後我以為在開玩笑，我經常跟他在一起，人們總是拿我開玩笑，但我從不介意，伊内基有些怪怪的，雖然有點怪但卻很有魅力，是那種女人們真的覺得相貌英俊而男士覺得為人不錯的男人，不過稍微有些強勢，大家都暗暗地很欽佩他。
前不久，他跟馬德裡偉大的小說家奧雷裡奧·巴卡結上了仇怨，雖然巴卡雷霆萬鈞、呼風喚雨，肆無忌憚地辱罵他，伊内基還是從這種充滿敵意的交鋒中毫發未損地脫穎而出了，甚至可以說他被巴卡帶出了名。
好玩的是伊内基并沒有批評過巴卡，而是批評了巴卡的一個朋友，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他追随這位大人物會是什麼情景。
據我所知，巴卡是一個師法烏納穆諾的作家，當代絕無僅有，隻要一有機會，他就發表演講，充滿了廉價的道德化的東西，屬于典型的說教色彩濃郁、怒氣沖沖的西班牙式演講，而伊内基也是那種典型的挑釁型、魯莽的不顧一切的評論家，喜歡樹敵，習慣跳着腳叫罵。
他們的沖突是個時間問題。
或者說至少巴卡不得不與伊内基沖突，打電話約他，朝他腕子上來一掌什麼的。
私底下，他們都栖息在我們稱之為左派的那個日益式微的幽靈出沒之地。
所以，當伊内基向我說到決鬥時，我以為他真在開玩笑。
即便巴卡的激情徹底脫缰而出也未必如此汪洋恣肆，居然作家親自出馬以如此鬧劇的方式來伸張正義。
可伊内基說這事與此無關。
他的聲音聽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但他說這次情況不同，他必須接受這場挑戰（他會提到《走下樓梯的裸女》嗎？畢加索遇到這種事兒時會怎麼辦呢？）我應該跟他說定了，到底陪不陪他去，他沒有時間可浪費了，因為決鬥就在那天下午舉行。
除了答應我還能說什麼，我當然會去，告訴我時間地點吧，可是，伊内基挂了電話後我開始想，這樣幹也許是把自己攪進這堆嚴肅的狗屎堆裡了，我想，我生活多麼美好幸福，我像任何正常人那樣喜歡不時地開個不錯的玩笑，隻要不太過分，如此一來也許自尋煩惱踏上了永遠難以圓滿收場的混亂之旅。
關鍵是，我開始思來想去（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永遠不該也不會這樣做），得出的結論是，這事兒從一開始就太離奇了，伊内基居然打電話讓我做他決鬥的陪同，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們隻是在同一家報社工作，偶爾在賈迪内托或者薩拉姆博或者萊伊爾街上的那家酒吧碰個面，我們實在算不上大家所謂的那種朋友。
離決鬥還有幾個小時了，我給伊内基打電話看能否跟他同去，可是卻沒人接，顯然，他跟我打完電話就直接出門了，去撰寫最後那篇文章還是上最近的那家教堂了，我不知道，确認聯系不上他後，我給吉瑪·莫尼斯特羅爾打了個電話，那感覺就像我頭腦中的一盞燈熄滅了，如果有個女人陪着我，事情不至于變得太醜陋，當然我沒有把實情告訴吉瑪。
我說，吉瑪，寶貝，我需要你幫個忙，伊内基·埃切瓦内和我要去見個人，我們需要你陪我們一起去，吉瑪說什麼時候，我說就現在，寶貝，吉瑪說好吧，到科爾特·英格萊斯接我，差不多是這樣說的。
我挂了電話後想跟兩三個朋友聯系一下，因為我忽然發現自己有些過度緊張，但誰也不接電話。
五點三十分時我看見吉瑪抽着煙站在烏基諾納和鮑奧·克拉裡斯廣場的一個角落等着，我開着車來了一個漂亮大膽的掉頭動作，把這位大膽的記者接到副手座上。
幾百個司機沖我們按喇叭時我都能從反光鏡裡看見一個警察威脅性的身影，我踩了下油門，我們開始向A-19方向開去，朝馬雷斯梅方向開去。
當然，吉瑪問了，我把伊内基藏在哪兒了（此人對女人有一種奇妙的感染力，必須得承認），我隻好告訴她，伊内基在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酒吧等着我們，在聖波爾海濱之外，在一個小海灣附近，春夏季節那裡就成了裸體泳場。
餘下的那段路程花了不到二十分鐘（我的标緻牌小車像閃電般飛馳着），我一路上焦躁不安，聽着吉瑪講的各種故事，找不出恰當的時機告訴她我們去馬雷斯梅的真正原因。
好像還嫌不夠背運，我們又在聖波爾迷了路。
據當地人說，我們得走通往卡萊爾拉的那條路，但行駛四分之一英裡後在加油站左轉，仿佛在朝山區開去，然後再右轉，穿過一條隧道——什麼隧道呢？——再出來回到一條海濱路上，那兒矗立着一個叫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的酒吧，顯得孤單而荒涼。
我和吉瑪讨論争吵了半個小時。
我們終于找到了那個該死的酒吧。
我們到那兒時已經晚了，我閃念想到伊内基不會來了，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那輛紅色薩博汽車，事實上我看到的全部東西就是他的那輛紅色薩博，停在一片沙地和灌木上，接着又看到了那幢荒涼的屋子、酒吧肮髒的窗戶。
我把車停在伊内基的車旁，按了幾聲喇叭。
我和吉瑪一聲不吭，決定待在标緻裡。
很快我們就看見伊内基從酒吧的另一面繞了過來。
他沒有像我預料的那樣責備我來晚了，他看見吉瑪時好像也沒有生氣。
我問他的對手在哪裡，伊内基笑着聳聳肩。
後來我們三個向海灘走去。
吉瑪聽了我們來這兒的原因（伊内基向她作了解釋，講得清楚又很客觀，三言兩語，處理了我始終沒做成的一件事兒），她好像比剛才還要興奮，刹那間我确信最終一切都會很順利。
我們三個人大笑了好一陣。
沙灘上沒有一個人影。
他還沒來，我聽吉瑪說，我覺得她的口氣聽上去有一絲小小的失望。
有兩個人從海灘北頭的岩石中冒出。
我的心開始怦怦地跳起來。
我最近的一次打架鬥毆是在十一二歲。
從那時起我就盡量避免暴力行為。
他們來了，吉瑪說。
伊内基看看我又看看大海，直到此時我才覺得此情此景有一種令人絕望的荒謬感，而且其荒謬性與我在現場不無關系。
那兩個從岩石冒出來的人沿着海水邊緣向我們走來，他們終于在大約三百英尺遠的地方停住，近得我們完全能看清其中一位帶着一隻包裹，兩把劍的尖頭向外紮了出來。
吉瑪最好待在這兒，伊内基說。
等我們的這位夥伴抗議完後，我們兩個慢慢向那兩個瘋子走去。
你真的要把這場荒唐事進行到底嗎？我記得我們在沙地上走過去時我這樣問伊内基，那麼這場決鬥真的要發生而不是做做樣子？你選中我當這場瘋狂舉動的見證者嗎？就在此刻我才感覺到或者恍然大悟伊内基挑中我是因為他真正的朋友們（如果他有的話，也許赫爾迪·洛維特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一個）會拒絕無謂地參與這種荒唐事，他很清楚這點，誰都很清楚，除了我這個傻乎乎的家夥，我還想：天哪，這全是巴卡那雜種惹的禍，如果他不攻擊伊内基，就不會有這樁事發生，後來我就什麼也不想了，因為我們已經走到另外那兩個人跟前了，他們中的一位問：你們誰是伊内基·埃切瓦内？這時我望着伊内基的臉，忽然擔心他會說是我（處在我這樣的神經質狀态，我想像伊内基可能什麼都幹得出），但伊内基微笑着，好像很開心，說他就是，這時另外那個人看着我，自我介紹說：你好，我是吉列姆·皮納，陪同，我聽見自己在說：你好，我是豪梅·普拉内利斯，也是陪同，坦率地說我現在想起來簡直要吐了或者笑掉屁股，但當時隻覺得肚子裡有種刺痛感，渾身發冷，因為天忽然間冷了起來，隻有那麼幾絲夕陽照在海灘上，春天時人們來裸泳的海灘，照在小海灣、岩石水灣，那些隐蔽的海灣隻有沿着海岸經過的火車裡的旅客才會看到，旅客對這片景色往往都無動于衷，你會覺得充滿了民主和平民精神，在加利西亞，同樣是這群旅客，會讓火車停下來，爬下去把那些裸體主義者的卵蛋給割了，總之，這是我打招呼說你好我是陪同豪梅·普拉内利斯時心裡想到的一切。
後來這位吉列姆·皮納打開帶來的包裹，兩把劍都帶着尖兒，我想鋒刃似乎還在微微地閃閃發光呢，鋼的？青銅的？鐵的？我對劍一竅不通，但還不至于無知到認為那是塑料做的，後來我伸出手用指尖觸摸了下鋒刃，當然是金屬的，我再次看到寒光時把手抽了回去，那縷微弱的寒光，好像活了起來，至少伊内基的朋友們會這樣來描述，如果他有那個膽或者正氣請他們一塊兒來，而且如果他們來的話，我想他們不大可能來。
我覺得這純屬巧合，或者無論如何太像巧合了：太陽下到山的那一邊，劍光閃閃，最後，直到此刻，我才問（誰？我忘了，皮納，也許伊内基本人）他們是否當真，是不是非常渴望這場決鬥，我還大聲警告他們，雖然這聲音不是很沉着，說我可不怕麻煩叫警察。
後來的情景就模糊了。
皮納用馬洛卡語說了句什麼。
後來他讓伊内基挑一把劍。
伊内基從容不迫，将每一把都拿在手裡掂了掂，先看了一把，然後又看了另外一把，而且同時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他這輩子除了玩火槍手的遊戲外完全無所事事。
那兩把劍不再寒光閃閃。
另外那個家夥，那個表情憂傷的作家（可是這種憂傷沖誰而來，為什麼呢？如果那篇該死的冒犯别人的評論都還沒有發表的話？）在等着伊内基挑選。
天空一片白茫，一團濃霧正從山丘和田野漂向大海。
我的記憶有些淩亂。
我記得聽到吉瑪在大叫：上吧，伊内基，說着類似的話。
接着，我和皮納同步往後退去，跟他們拉開一定距離。
一波小浪打濕了我的褲腿。
我記得我朝下望着自己的軟皮鞋，嘴裡罵罵咧咧的。
我還記得當時有種下流、病态的感覺，因為鞋墊濕了，我走動時發出那種吱吱呀呀的聲音。
皮納向岩石方向退去。
吉瑪站起來向決鬥者走過去靠近些。
他們的劍開始碰撞起來了。
我記得我坐在一個土堆上，脫掉鞋子，用手絹小心地擦掉濕沙，然後又扔掉手絹，望着越來越暗淡的地平線，最後吉瑪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個手遞給我一個活生生的、濕漉漉的糙硬的東西，我好半天才回過神來搞清楚自己的手絹又回來了，像個詛咒般回到我身邊。
我記得我把手絹放到運動衫的一個口袋裡。
後來，吉瑪說伊内基玩起劍來像個行家，這場格鬥從一開始他就占了上風。
但我不這樣認為。
開始時他們勢均力敵。
伊内基的揮舞顯得有些怯怕。
他隻是在跟對手碰撞劍，而且不斷地往後退卻，是因為害怕或者在測試對手。
相反，他的對手的出擊卻越來越自信。
他還瞅準機會朝伊内基刺了一劍，這是開始決鬥以來的第一次，他緊緊握着劍，右腳和右臂往前沖，劍尖幾乎挨着伊内基的褲縫了。
這時伊内基好像才從這場愚蠢的迷夢中清醒過來，接着又掉入另一場危險千真萬确的夢中。
從那一刻起，他的腳步才開始變得更加靈動，動作更加迅捷，不斷地往後退卻，不是呈直線而是繞着圈兒往後退着，這樣我時而看到他的正面，時而看到他的側身，時而又看到他的後部。
别的觀衆在幹嗎來着？吉瑪坐在我身後的沙地上，不時地為伊内基加油鼓勁。
其間，皮納一直站着，遠離劍手們的活動圈，那表情看着仿佛對這種事兒習以為常，同時又好像睡思恹恹。
在理智清醒的刹那間，我堅信大家全瘋了。
但很快清醒的刹那又被超越清醒的超級刹那所取代（如果我可以這麼表述的話），我又想，這一場景不過是我們荒謬生活必然的邏輯結果。
它不是懲罰而是新的噱頭。
它讓大家瞥了一眼我們共同人性中的自我。
這不是我們毫無價值的負罪感的證據，而是我們奇妙而沒有意義的天真的标志。
然而肯定不是如此。
不是這樣。
我們是靜止的，他們在動着，海灘上的沙子也在動着，不是因為風的緣故，而是他們和我們的舉動造成的，我們的舉動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過是在觀看而已，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噱頭，超級清醒的時刻。
然後就什麼也不是。
我的記憶向來平庸，不能勝任記者工作的需要。
伊内基攻擊一下另外那個家夥，那個家夥又攻擊一下伊内基，我想沒準他們會這樣鬥上幾個鐘頭，直到手裡的劍沉得拿不起才會打住，我取出一支煙，沒帶火，我找遍所有的衣兜，然後起身向吉瑪走去，但又想到她很久以前便戒煙了，戒了有一年或者一萬年了。
我閃過一念考慮向皮納借個火，不過那樣做似乎有些過分。
我坐在吉瑪身邊看着決鬥士們。
他們還在做繞圈運動，但速度開始慢下來，我好像覺得他們開始互相搭話了，但海浪的聲音把他們說話的聲音給淹沒了。
我對吉瑪說，我覺得這完全是場鬧劇。
你徹底錯了，她回答。
她說她覺得這樣挺浪漫的。
那個吉瑪，真是個奇怪的女人。
我比剛才更想抽煙了。
遠處，皮納跟我們一樣在沙地上坐着，一绺深藍色的細煙從他的嘴中吐出。
我實在熬不住了。
我站起來向他走去。
繞了很長一段路，盡量走在決鬥者的活動範圍之外。
一個女人在一座小山丘那兒觀察着我們。
她斜靠在一輛小車的車頭上，雙手遮在眼睛上方。
我以為她在凝望大海，但接着我發覺她肯定在望着我們。
皮納一言不發把打火機遞給我。
我望着他的臉：他正哭着。
我本來還想跟他說點什麼，可看見他後忽然不想了。
我又回到吉瑪身邊，又看着山頂上那個形單影隻的女人，又看着伊内基和他的對手，他們已經不拿劍交手了，隻是移動着腳步，目光盯着對方。
我在吉瑪旁邊蹲下時，身體發出沙袋般的響聲，我看見伊内基有欠謹慎地或者不顧火槍手電影的告誡那樣把劍舉得更高一些，我看到對手的劍向他刺來，劍尖距離伊内基的心髒幾乎僅有一寸之差，我記得，盡管這不可能，我好像看見伊内基臉色霎時變得蒼白，我聽到吉瑪說了句我的天哪之類的話，我看見皮納把煙頭朝小山方向彈出很遠。
我看到山頭上什麼人也沒有了，那個女人或者那輛小車也不在了，這時另外那個家夥忽然收回劍尖，伊内基向前跨去，用平平的肩胛骨撞到他身上，我想這是用來報複剛才對手造成的驚怕，吉瑪歎了口氣，我也歎了口氣，向這個邪惡海灘髒乎乎的空氣中吐了幾個煙圈，這些煙圈還沒有來得及飄浮起來，立刻就被風掃掉了，伊内基和他的對手像兩個傻孩子般繼續鬥着。
23 伊内基·埃切瓦内，加迪内托酒吧，格拉納達·德爾·佩内德斯大街，巴塞羅那，1994年7月。
文學批評與作品一度并駕齊驅，後來批評沒落，讀者跟了上來。
這段旅程或長或短。
後來，讀者一個一個地死去，作品繼續孤獨地前行，盡管新的批評和新的讀者又沿着作品走過的路慢慢趕來。
後來批評也再度，讀者也再度死去，作品渾然不覺地走在遍地白骨的羊腸小道上繼續它的旅程，走向孤獨。
靠近作品，尾随其後，是某種死亡的征兆，但新批評和新讀者又不知疲倦地無情地譴責作品，而它們又被時間和速度吞沒。
最終，作品在大千世界的旅程注定要無可挽回地孤獨下去。
總有一天作品也會死亡，就像萬物都必然要死亡和走向終結一樣：太陽、地球、太陽系、銀河系以及人類記憶所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都不能例外。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将以悲劇結束。
奧雷裡奧·巴卡，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不僅在面對我自己，或者面對鏡子，面對死亡來臨之時，當然我希望它能慢點到來，而且面對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對我正在構建的平靜生活時，我也會承認：一、在斯大林統治下，我不會在古拉格集中營浪費青春，也不會在腦後挨一槍子兒了卻一生；二、在麥卡錫時代我不會丢掉工作也不會在加油站幫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時代，我可能會選擇流亡路線，在佛朗哥統治下，我不曾像許多鐵杆民主分子那樣，向國家元首或者聖女獻制過十四行詩，這一切都是事實。
當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願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将以悲喜劇結束。
佩雷·奧多内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過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們經常組織群衆抗議，來颠覆這個國家、改造它、放火焚燒它、掀起革命。
那時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實人家或者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庭。
他們一旦拿起筆，就排斥或者嘲諷那種地位：寫作是為了否定、為了放棄，有時是為了自殺。
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對抗。
如今，令人空前憂慮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們主要來自底層家庭，來自無産階級和流氓無産者家庭，他們傾向于把寫作當成一種向更高的社會階層爬升的工具，作為一種為自己開拓空間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徑。
我不是說他們受的教育不夠。
他們受的教育跟前輩作家一樣良好。
或許不相上下。
我也無意說他們工作不夠勤奮。
他們比前輩作家還要勤奮！但他們仍然很粗鄙。
他們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幫幾乎毫無二緻。
他們絕不譴責任何事物，或者隻譴責容易譴責的事物，他們小心翼翼地不去樹敵，或者從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當中選擇敵人。
他們會因憤怒和瘋狂的逼迫而自殺，但絕不會為了理想而自殺。
各種大門一點一點無情地向他們敞開了。
于是文學恢複了它本來的面目。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注定要以喜劇結束。
胡裡奧·馬爾蒂内斯·莫拉萊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想對你講講我參加圖書博覽會時詩人們得到的禮遇。
我是一個詩人。
我是一個作家。
我還為自己賺得了一個評論家的美名。
粗略估計，這裡有7×3=22個攤位，事實上比這個要多很多。
我們能得到的關注有限。
但我還是設法在這次博覽會的太陽下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抛在後面的都是破車，寫作的局限，3×3=9。
這已經不容易。
落在後面的是A和E，它們從一個我偶爾在夢萦中回去的陽台上吊下來流血過度而亡。
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知道監獄是很微妙的。
當然詩歌和監獄從來都是比鄰而居。
憂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
我是在做第七個夢呢，還是真的聽到公雞在博覽會的另一頭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公雞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顯示現在是正午時分。
我漫步穿過博覽會，跟同行們打着招呼，他們跟我一樣在夢遊。
夢遊×夢遊=文學天堂中的一座監獄。
遊啊。
遊啊。
詩人的禮遇：我們把這首聖歌聽成一種蒼白的審判。
我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盯着展出的書籍在衣兜深處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
7×1=8，當我從眼角瞥見那些年輕的讀者時心裡對自己說，我還看到一個無形的影像猶如一座緩慢的冰山般疊加到他們悠遠微笑的小臉上。
我們從那個挂着字母A和E的陽台下走過去，它們的血從我們的頭頂沖灌而下，徹底污染了我們。
然而這個陽台跟我們一樣蒼白無力，蒼白者永遠不會攻擊蒼白者。
與此同時，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那個陽台開始跟我們一道漫步了。
别的地方管這叫嗎啡。
我看見一個辦公室，我看見一台運轉的計算機，我看見一條孤獨的過道。
蒼白者×冰山=一條孤獨的走廊，這條走廊因我們的恐懼而有了些人氣，因為在走廊的博覽會市場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氣，他們不是找什麼書而是尋找某種确定性來填補我們确定性的缺失。
因此我們在絕望的谷底時刻來闡釋生命。
獸群。
絞刑吏。
手術刀在切割肉體。
A和E×圖書博覽會=其他肉體，輕盈若空氣，燦爛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
死亡似乎是一種令人滿意的回應，布朗修會說。
有31×31=962個充足的理由。
昨天我們在本城的祭壇上獻出一個年輕的南美作家。
當他的血滴到我們的野心的浮雕上時，我想的是自己的書和湮沒，最終，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一個作家，我們一旦功成名就，不應該始終拿着作家的派頭。
應該看上去像一個銀行家，一個在這個世界上無人照管長大的富人的孩子，一個數學教授，一個獄卒。
像一棵樹。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們還在漫步。
我們的樹木形狀×陽台的蒼白=我們的勝利走廊。
年輕人，又名讀者們，怎麼可能想不到我們是撒謊者呢？隻要看看我們就知道了！欺詐在我們的臉上閃閃發光！可他們就是想不到，我們可以這樣背誦而不受任何懲罰：8、5、9、8、4、15、7。
我們可以四處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個人都打招呼，他們中有司法人員、絞刑吏、慈善家和學生），我們贊美娘娘腔放縱異性戀，贊美陽痿男人的陽剛，贊美綠帽男子的無瑕榮譽。
不會有人呻吟着說：一點都不痛苦。
隻有當我們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個神秘時刻以不可理喻的決然給我們點亮的火光時，這裡隻有我們的夜晚般的寂靜。
我們都受命運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絲毫幹擾。
作家必須像審查員那樣，我們的前輩說，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頭上去。
作家必須像報紙的專欄作者那樣。
作家必須像侏儒那樣而且必須生存下去。
如果我們也不必讀書，我們的作品就會像懸在虛無中的一個點，一個意義省減到最小的曼陀羅，我們的沉默，我們用在死亡的遙遠一端晃蕩的一隻腳站立的确定性。
缤紛的幻覺。
缤紛的幻覺。
在已經遺失的過去的羊欄中，我們想充當獅子，其實隻是去了勢的貓。
去了勢的貓嫁給割了喉的貓。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終将以一道密碼寫成的題目結束。
巴勃羅·德爾·巴爾萊，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講講詩人們的禮遇。
有一度，我既沒有錢，也不像現在這樣有名：我沒有工作，名叫佩德羅·加西亞·費爾南德斯。
但我有才華而且人挺和氣。
我認識了一個女人。
我認識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隻有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愛上了我。
她在郵局工作。
每當我的朋友們問起我的女朋友幹什麼時，我就說她是郵局職員。
其實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這樣我就不用說她是個女郵遞員了。
我們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
我的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點才回家。
每當聽到門輕輕掩上（她以為我還睡着）發出的細微聲音時我就起床，開始寫東西。
我寫的全是陽春白雪的事物。
花園、遺失的城堡諸如此類的東西。
接着，疲憊了後我又開始讀書。
讀皮奧·巴羅亞、烏納穆諾、安東尼奧、曼努埃爾·馬查多、阿索林這些人的作品。
午飯時就出去上一家大夥都認識我的店裡就餐。
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寫的東西。
她下班回來後，我們就聊一會兒，可是一個文人和一個女郵遞員之間能說些什麼呢？我會談談我寫的東西，我計劃要寫的東西，一篇曼努埃爾·馬查多作品的評論，一首表現神聖精神的詩，一篇從烏納穆諾的作品中提取出來作為第一句話的随筆：西班牙也傷害了我。
她會聊些自己走過的街上發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
她會談郵票，有些品種還挺稀罕，談些在漫長的早晨送信過程中碰到的面孔。
然後，等我實在受不了時，我就說再見，然後出去逛馬德裡的酒吧。
有時我會參加一些書會，主要是沖着免費飲料和開胃食品而去，不為别的。
我會去美洲之屋，聽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們談天說地。
我會去雅典耀聽那些心滿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
然後我就去見些朋友，聊聊我們的作品或者去拜訪某位大師。
可是在這樣的文學閑聊的時候，我卻老能聽到女朋友悄悄地四處送信時敏感的鞋子發出的聲音，她背着黃袋子或者拖着黃色手推車，這取決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郵件，聽到這聲音後我就開始心猿意馬了，我的舌頭，幾秒鐘前還那麼犀利和靈巧，這時卻變得笨拙不堪，我開始陷入沉悶、無助的少言寡語狀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師把這當做我喜歡沉思默想、具有哲學氣質的證據。
有時，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會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區順便看看，重溫一遍她走過的路線，我會模仿她，學她的樣子，迅捷地來個士兵和幽靈般的正步走。
最後我都覺得自己快要吐了，滿臉淚水，靠住一棵樹，自問怎麼會跟這樣一個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從來不曾想出過任何答案，至少沒有想出過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
可事實上我沒有抛棄她。
我們一起住了很長時間。
有時，在我寫作放松的間歇，我就安慰自己說幸虧她不是個屠夫。
她要是個女警察的話我會更高興，主要因為那會顯得更時髦。
女警察要比女郵遞員略勝一籌。
接着我繼續寫作，不停地寫啊寫，進入一種憤怒或幾近崩潰的狀态，慢慢地我開始掌握了這個行當最基本的東西。
就這樣好多年過去了，期間我全是跟這個女朋友一起度過的。
終于，我獲得了馬德裡議會頒發的新聲獎，我發現自己一夜之間擁有了三百萬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報紙工作的機會。
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為我的書寫了一篇極盡溢美之詞的評論。
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銷售一空。
我上了兩次電視節目，不過我覺得其中一家讓我上節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
我開始着手寫第二部長篇了。
我抛棄了女朋友。
我告訴她我們兩個不合适，我不想傷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時可以來找我。
然後我把自己的書全收進紙箱，把衣服放進一隻皮箱就走了。
我忘了是哪位偉大作家說過，愛情隻會青睐赢家。
很快我就跟另外一個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爾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錢的公寓，在這裡我不僅快樂而且還多産。
我現任女朋友是學英國文學的，也寫詩。
我們大量的時間都在談論書。
她偶爾會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
我想我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人們看到我們時都點頭稱是。
我們用某種方式把樂觀主義和前程具體化了，這是一種既現實又深思熟慮的方式。
但是，有時晚上我在辦公室裡對自己的專欄文章做最後的潤色工作或者修改幾頁小說時，會聽到街上傳來腳步聲，我想幾乎可以發誓說，那絕對是女郵遞員在錯誤的時間出來送郵件了。
我走到陽台上觀望，可不見一個人影，也許會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個街角。
不會有錯。
街上就是沒一個人。
可是當我回到辦公桌前，又會聽到腳步聲，我又想到那是個女郵遞員出來幹活了，想到就算我不會看見，她也不至于選這麼一個可怕的時間出來活動。
這時我就停下專欄文章或某個章節的寫作，試着寫一首詩或者在晚上餘下的時間裡來寫日記，但卻辦不到。
那雙敏感的鞋子的聲音始終在我的頭腦中回蕩。
你幾乎聽不到，我知道怎麼趕走它：我站起來走進卧室，脫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尋找女朋友散發着甜美味道的肉體。
我來跟她做愛，時而溫柔備至時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會入睡，夢見自己被推薦進了研究院。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隻是這樣說說而已。
其實，有時倒夢見自己被推薦進了地獄。
有時什麼也夢不着。
有時夢見自己去了勢，夢見随着時間的流逝我的兩個小小的睾丸像沒有顔色的橄榄般在兩腿間長了出來，我既愛憐又害怕地撫弄着，對人秘而不宣。
晝日會驅走那些鬼魂。
當然這點我對誰都不說。
跟女郵遞員的關系讓我付出了做噩夢和幻聽的代價，我不那麼敏感就好了，相信不會屢屢想起她。
其實有時我迫不及待地想給她打電話，沿着她行走的路線跟蹤她，居然産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麼工作的念頭。
有時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區的某個酒吧跟她見個面，那個小區再也不屬于我了，然後問問她的生活近況：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過從馬來西亞或者坦桑尼亞寄來的信，是不是還跟從前一樣收到聖誕節獎金。
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滿足于聆聽她越來越微弱的腳步聲。
我滿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終将以一部恐怖片結束。
馬科·安東尼奧·帕拉西奧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也講講詩人的榮譽。
我十七歲時有一股想當作家的熾烈欲望。
我悄悄地作着準備。
可是我在悄悄準備的時候并沒有坐着無所事事地等待，因為我很清楚，我永遠不會無所事事就能出人頭地。
克制和某種迷人的魅力這是讓你如願以償的關鍵。
克制：每天至少寫作六個小時。
每天早上創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貪婪地閱讀。
魅力或者迷人：登門拜訪作家，或者去書會直接找他們，說他們最想聽的話。
他們絕對想聽的話。
同時要有耐心，因為這樣做不見得屢試不爽。
有些惡心鬼會拍拍你的脊背裝出跟你素不相識的樣子。
那裡也不乏冷酷、死硬、惡毒的雜種。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
你得有足夠的耐心，眼觀六路。
表現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戀們，但是要當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麼，否則到頭來從某個放蕩的老左派男同性戀那裡什麼都沒撈着還惹來一身騷。
女人的情況跟這個差不多：可能會幫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醜。
有時完全不值當。
最好的是年過五十的同性戀或者漸入老境的男作家，無論抓住什麼人，你一定要把關系跟他們弄近了。
一定要在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陰影中培植出一個花園來。
你得把他們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
這個效力是不言而喻的。
每次談話的時候必須引上三兩句。
一定要堅持不懈地引用！想聽什麼忠告嗎？永遠不要批評你導師的朋友們。
你導師的朋友神聖無比，一句有欠考慮的評論會把所有的前程都斷送在中途。
想聽什麼忠告嗎？要滿懷激情地痛恨外國作家。
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們，特别是美國、法國，或者英國作家。
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語言寫作的當代同行。
對他們的一番負面評論絕對會讓你交到很多朋友。
同時要閉緊嘴巴睜大眼睛。
給自己制訂一個明确的計劃。
早上寫、下午改、晚上讀，把别的時間都花在訓練交際手腕、秘密活動和提升魅力上。
十七歲時我想成為一個作家。
二十歲時我已出版了兩本書。
現在我已二十四歲，有時回顧過去讓我感到眼花缭亂。
我走得太遠了。
我已經出版了四本書，我過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說老實話，我的需求從來就不多，隻要一張桌子、一台電腦、幾本書就可以了）。
我給馬德裡一家右翼報紙寫每周專欄文章。
我現在忙着吹捧、咒罵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當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裡）。
有志寫作事業的年輕人視我為追随的楷模。
有人說我是進步版的奧雷裡奧·巴卡。
我不知道。
（西班牙同時傷害了我們，但此時我認為它對巴卡的傷害要更嚴重。
）那些年輕人也許是很真誠的，但也可能想讓我放松警戒，讓我失去把持。
如果是這樣，我不會讓他們的願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頑強工作，産量仍然很高，還在繼續培植朋友。
我甚至還不到三十歲，未來正在像玫瑰般綻放，而且還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見。
以喜劇開始者将以凱旋的征程結束，你不覺得嗎？ 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這個故事也從一場夢開始。
不到一年前，我經常步行去我們那裡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學咖啡館，在那裡跟各種作家交流我們摯愛的西班牙所面臨的種種困局。
在司空見慣的喧鬧聲中，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宣稱（不要指望這裡會衆口同聲）盡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不及其他幾本賣得好，但卻最有可讀性。
也許是這樣吧。
我自己并不關心市場。
不過，在贊美的紗窗後面，我卻瞥到一線陰影。
我經常得到同行的贊美，最年輕的那位甚至視我為偉人——同時他們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後我卻感覺到了某種莫可名狀的東西的氣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險，到底是什麼呢？我不知道。
一個月後，當時我在機場的登機廳，打算暫别我們可恨的西班牙若幹時日，這時三個年輕人向我走來，高大、瘦削、明媚，諱莫如深地告訴我，我的新作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說來這有點離奇，但他們絕對不是第一個對我說這種話的人。
我開始了漫遊的旅程。
中途在羅馬稍事逗留。
在免稅商店，一個看着饒有興緻的人老盯着我。
他叫赫爾曼·昆斯特，是個出公差的奧地利人（我沒有問他是幹什麼的），自稱對我最近發表的那本書迷戀不已。
他讀的是西班牙文版，因為據我所知目前該書還沒有被翻譯成德語。
他要我簽個名。
他的一番美言讓我無話可說。
到尼泊爾後，一個還不滿十五歲的侍童問我是不是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
我說是的，然後正要給他小費，這時小夥子聲稱是我作品的熱烈崇拜者，幾乎還沒有回過神來，我就已經在那本破損不堪的《公牛與天使之間》上簽了名，那是西班牙語第八版。
準确地說，出版于1986年。
不幸發生了一樁憾事，此事無足輕重卻未能讓我及時詢問那位年輕讀者借助什麼樣的命運輾轉，讓我的這本書到達他的手上。
那天晚上，我夢見了施洗者聖約翰。
這個無頭人影走到賓館床鋪前對我說：去尼泊爾吧，埃爾南多，一本輝煌的傑作将向你打開。
可我已經在尼泊爾了啊，我用夢裡那種迷迷糊糊的語調回答說。
可是聖約翰又重複了一遍：去尼泊爾吧，埃爾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這樣說，好像是我的文學代理人。
第二天早晨我就把這個夢給忘得一幹二淨。
在去加德滿都山區的路上，我跟一群來自我們備受攻擊的西班牙的遊客不期而遇。
他們認出了我（當然，我是獨自一人，在一塊石頭後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問答會的主角，那樣子好像我們在電視裡做節目似的。
我的故國同胞的求知欲極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
我簽了兩本書。
那天晚上，回到賓館後，我又夢見施洗者聖約翰。
不過這回情景有了顯著不同，一個影子陪着他，一個穿着壽衣的人，無頭人說話時它總是保持一定距離，聖約翰說的基本上還是昨晚的那句訓言。
他催促我趕緊訪問尼泊爾，并許諾會有一本偉大著作的美好獎賞，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價值。
我在東方漫遊期間，這些夢一夜又一夜地反複出現。
回到馬德裡，很不情願地參加了幾次無法推辭的訪談後，我搬到一個叫歐雷胡埃拉·德·阿甘達的小山村裡去住了，懷揣創作一部作品的堅定志向。
我又夢見了施洗者聖約翰。
埃爾南多，兄弟，太讓人受不了了，我在夢中這樣自言自語，隻有在嚴酷的逆境中磨砺過神經的人才會鼓起這樣的精神勇氣，我設法讓自己迅速醒來。
房間沉浸在卡斯蒂利亞夜晚濃郁的寂靜中。
我打開窗戶，呼吸着山裡純淨的空氣，已經毫不懷戀每天抽兩包煙的遙遠的過去，不過，刹那間我想我再也不想煙了。
我好像再也沒有時間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時間全用在整理資料、寫信、準備文章和演講稿上了，這是一個成功作家必須付出的乏味勞動，那種嫉妒心很強，抱怨不已，一本書賣不掉一千冊的作家是永遠理解不了這些東西的。
接着我跟往常一樣上了床，迅速入睡。
施洗者聖約翰從一片漆黑中再次現身，如同蘇巴朗筆下的繪畫，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
他點點頭說：我就要走了，埃爾南多，但你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裡。
我看着背景一點點亮起來，好像一陣微風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開那片迷霧和晦暗，不過應該說，還保留着一絲黎明的喪服色。
在這片背景上，在距離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堅硬的岩層旁邊，那個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
你是誰？我問。
我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想我幾乎要哭了起來，在沉睡中，在如此陰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動不已。
但是，我仍然強自鎮定，設法把那個問題又重複了一遍：你是誰？這時那個影子顫抖起來，或者說身體非常吝啬地動了動，搖落清晨的露水，或許那隻是我凝視的雙眼感覺到那是在顫抖，其實情況不是這樣，顫抖結束後，這個影子開始向我的床邊走來，雙腳似乎并沒有着地，但我能聽到石頭的聲音，石頭歡快地體會着腳底踩在它們的脊梁上時發出的鳴唱聲，這聲音忽然又變成一陣沙沙聲和叮當聲，随之又是一陣喃喃聲和輕語聲，仿佛那石頭是田野裡的草，雙腳是空氣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勁頭從床上坐起，用一隻手肘撐着身子問，你是誰，影子，你想要我幹什麼，你的披肩後面藏着什麼？影子繼續在鋪着石頭和灰燼色鵝卵石的田野上行走過來，直抵我的床邊，這時它停住腳步，石頭們不再歌唱或歎息或咕咕作響，一陣無邊的沉默降臨我的房間、山谷和山麓，我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勇敢點，埃爾南多，你做過的噩夢不少了，然後我又睜開眼睛。
這時那個影子摘掉披肩，或許那隻是條圍巾，聖母瑪麗亞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讓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裡西亞·費爾南德斯－加西亞·埃拉蘇裡斯說的那樣，他也有過各種類似的經驗，那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光，一種與晨光交融和諧的光。
我趁着還沒有被驚呆說：您想讓您卑賤的仆人做什麼呢，夫人？她說：埃爾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讓你寫一本書。
我們接下來的談話内容不能洩露。
但我都寫出來了。
我開始投入地幹起來，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個月後我就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放在我的編輯的桌上。
書名是《新時代與伊比利亞人的梯子》。
他們告訴我，今天，這本書賣了一千多本。
當然我沒有在所有的書上都簽名，因為我不是超人。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結束。
佩拉約·巴倫多埃，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還是從頭說起吧：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吸過毒，抗抑郁病的藥都從耳朵裡釋放出去了，在這個據說不錯的圖書展會上漫步，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在這裡擁有各種各樣的讀者，還有巴卡，加西亞·萊昂的直接對頭，但同樣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種讀者，連我的老朋友佩雷·奧多内斯也有一些讀者，甚至連我，為什麼要繞圈子呢，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連我都占據了若幹讀者份額，我的讀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頭腦中帶着小小的锂制炸彈的人，那百憂解藥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諾的湖泊，那羅弗諾爾的死海，被德拉基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們，那些以吸食我的瘋狂來滋養自己瘋狂的人們。
現在我跟我的護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護士，而是一個社會工作者，一個特殊教育教師，甚至是個律師。
總之我跟一個貌似我的護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從她給我服那些奇妙的藥片、那些在我的頭腦中炸開阻止我再幹任何瘋狂之事的炸彈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個護士的結論。
她走在我身邊，我要轉彎時她優雅的身影掃刷着我伸展開來的沉重影子。
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邊流動，可是你再瞧的時候它又極其開心。
我的影子就像第三個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
在那一刻，我挺高興能來這兒，高興極了，因為我的護士喜歡看到這麼多書彙聚在一起，而且喜歡跟所謂西班牙詩歌或者西班牙文學界這個最著名的瘋子并肩散步。
這時我發現自己喜歡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輕輕地哼唱。
她問我為什麼要笑，為什麼會唱，我就告訴她，我笑是因為整個這件事對我來說太可笑了，因為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聲稱是施洗者聖約翰或者聖羅耀拉或者聖埃斯克裡瓦太荒謬了，是因為所有這些作家為了得到承認和讀者，盤坐在他們各自的隔間裡，這些辛苦的搏鬥太可笑了。
她又望着我問為什麼哼唱，我告訴她那是我寫的詩，我唱的是我正在構思或者想回憶起來的詩。
這時我的護士微笑着點點頭對我的答複很滿意，就在這樣的時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際，碰碰撞撞開始隐隐約約危險起來（我們就在奧雷裡奧·巴卡的攤位附近，她告訴我），她的手開始尋找，然後輕易地找到我的手，我們手拉着手慢慢穿過耀眼的陽光和冰一般的陰涼地帶，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關鍵的是她的身體拖着我的身體。
雖然我沒有對她說實話（我微笑是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為不想祈禱或詛咒），我的解釋對我的護士來說簡直好極了，不僅贊美了她作為心理醫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贊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麗池公園燦爛陽光的渴望，她想快樂的頑強欲望。
這時我開始從貌似詩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來，如失業（我的護士剛剛從失業中獲救，得感謝我的瘋狂），還有消逝的光陰像隻紅氣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飄得越來越高最後讓我想哭想喊，這有點像代達羅斯哀傷伊卡洛斯的命運，而代達羅斯自己也在劫難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圖書博覽會上，試圖對護士似笑非笑一下，隻對她，可是她卻不看我，看見我的是我的讀者們，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殘殺的人，那些以我的瘋狂為食糧的人，那些最終會弄死我或者熄卻我的無限耐心的人，還有那些我的評論家們，他們想跟我合影但無法忍受連續八個多小時跟我在一起，還有那些作家兼電視主持人，那些熱愛着巴塞羅那、極度瘋狂同時又嚴肅地搖着腦袋的人。
她不會明白，她永遠不會明白，這個傻瓜，這個白癡，這個天真的人，這個遲來的女人，她對文學感興趣、對潛伏在肮髒或者純潔的書頁後面的地獄渾然不覺，她喜歡鮮花但卻沒有發現瓶底藏着一個惡魔，她在圖書博覽會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攝影者把相機對準我時她沖着他們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這個無知的人，這個無依無靠的人，這個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她會活得比我長，這是我惟一的安慰。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最後均以怅惘的挽歌結束。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95年9月。
這是個機場故事。
阿圖羅在巴塞羅那機場講給我聽的。
說的是兩個作家的故事。
結局有些模糊。
機場講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愛情故事，但這個不是愛情故事。
我想我應該見過這兩位作家。
至少阿圖羅見過。
在巴塞羅那、巴黎還是墨西哥見過？我不知道。
一個是秘魯人，另一個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絕對肯定他們是這兩個國家的人。
阿圖羅給我講這個故事時不僅說了他們是哪兒人，還告訴了他們的名字。
但我沒太在意。
我想，至少，我猜，他們跟我是同時代的人，也就是說出生于1950年代。
據阿圖羅說，他們的命運，這點我倒記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義。
那個秘魯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至少他的閱讀脈絡是：熟悉葛蘭西、盧卡斯、胡塞爾。
但也讀黑格爾、康德，以及希臘人的某些著作。
這個古巴人是個很快樂的講故事的高手。
這幾個字應該大寫才對：一個快樂的講故事的高手。
他不怎麼讀理論，主要讀長篇小說、詩歌、短篇。
這兩個人，秘魯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窮人家庭，一個是工人階級，另一個是農民。
兩個人都在幸福、快樂中長大，有一種快樂的天賦。
都有想要快樂的本能。
阿圖羅說這兩個人孩提時代可能都很漂亮。
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
當然，他們很早就發現了自己的文學天賦：那個秘魯人喜歡寫詩，那個古巴人喜歡寫小說。
兩個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樣。
後來，他們長大了，開始嘗到成功的激動：他們的書出版了，評論家們異口同聲地贊賞，被尊為這片大陸上頂尖的青年作家，一個在詩壇，另一個在小說界，雖然沒人說出口，但大家還在等待他們的代表作的問世。
可是，後來最優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優秀作家的履曆他們也經曆了一遍：青春、愛情和死亡的三位一體呈現在他們面前，仿佛過了一次主顯節。
這種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呢？最初，微妙得幾乎難以察覺：就像一塊玻璃壓在另一塊玻璃上輕輕移動那樣。
隻有不多的幾個朋友注意到了。
接着，他們幾乎無法逃遁地走向了災難或者深淵。
那個秘魯人拿到一筆資助離開首都利馬。
他在拉丁美洲漫遊了一段時間，很快又去了巴塞羅那，然後又去了巴黎。
我想，阿圖羅在墨西哥見過他，但是在巴塞羅那他們才親密起來。
那個時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隻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編輯和作家對他們的作品毫無興趣。
誰能說得上是為什麼呢？後來他們又去了巴黎，在那裡跟秘魯來的學生圈過從甚密。
據阿圖羅說，這個秘魯人一直都是共産主義者，不過是一個遊戲和不負責的共産主義者，一個沙龍共産主義者，但是他在巴黎設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馬裡亞特吉的化身，不是錘頭就是鐵鑽，我忘了是哪個，鞭笞浪迹拉美的紙老虎們。
為什麼貝拉諾認為對他的秘魯朋友來說這純屬遊戲呢？他的理由很充分：這個秘魯人今天可能寫幾頁極富煽動性的宣傳文章，第二天又寫一篇字迹潦草難辨的論帕斯的随筆，裡面充滿了對這位墨西哥詩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詞。
對于一個共産主義者來說，這顯然有失嚴肅性。
自相矛盾。
其實，這個秘魯人從來都無望成為一個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頹廢或者溢美帕斯詩歌的代言人，這沒什麼關系。
但他仍然是一個不錯的詩人，偶爾還很好。
詩風大膽新穎。
一天，這個秘魯人決定回到秘魯。
也許他覺得全新的馬裡亞特吉該到回歸故土的時刻了，或許他隻是想利用手中剩餘的資助金去某個更廉價的地方生活，不受幹擾地實施自己的新計劃。
可他并不走運。
幾乎剛踏上利馬機場“閃光道路”就興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
忽然，出現了一股需要承認的力量，這股力量在整個秘魯危險地蔓延開來。
顯然，這個秘魯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鄉小鎮寫東西了。
從那時起一切都開始亂套了。
秘魯作家們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憂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無法從用巴黎和巴塞羅那代替利馬中恢複過來的人，那裡隻有不蔑視他的詩歌的人才讨厭他是個修正主義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裡，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遊擊隊運動中的理論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屬實）。
換句話說，這個秘魯人忽然發現自己被擱淺在一個會被警察和“光輝道路組織[ShiningPath，秘魯遊擊隊組織。
]”都輕易暗殺掉的國家。
兩派這樣做都有充分的理由，兩派都覺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
從那一刻開始，他隻有竭盡全力把自己從無可挽回地逼近毀滅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還是長話短說：他無牽無挂地回來了。
這位過去欣賞“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萊瓦茨基夫人理論的信奉者。
他又重返天主教堂。
他成了約翰·保羅二世的狂熱追随者和政教分離神學理論令人頭疼的敵人。
不過警方并不相信他的這種改變，他仍然位列潛在的危險分子的名單。
另一方面，他的詩人朋友們，那些對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經不跟他說話了。
不久，妻子也離他而去。
但這個秘魯人堅決不改瘋狂，堅持不變立場，牢牢抓住不放。
當然他也沒有賺到任何錢。
他跟父親住在一起，靠父親養活。
父親去世後又靠母親養活。
當然，他一直沒有停止過寫作，不斷有大部頭的晦澀著作問世，其中偶爾穿插些精彩的逗人發笑的幽默片段。
若幹年後，他有時吹噓自己從1985年以來就不再有性事活動了。
另外，他幾乎喪失了任何羞恥感，冷靜或者謹慎的品質。
他贊美别人時經常太過火（明顯地過火，因為我們一直談論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時絕無荒謬感。
不過他仍然不時有漂亮的詩歌出手。
阿圖羅說：這個秘魯人相信美洲最偉大的詩人隻有兩個，就是他和惠特曼。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案例。
那個古巴人的故事則完全不同。
他是個同性戀，革命領袖們還沒有準備好要寬容同性戀，因此，他完成了兩部優秀長篇小說（也比較短）的短暫的輝煌期過後，不久便被拖進被說成一場革命的欺騙和瘋狂之中。
他們逐漸奪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資源。
他丢了工作，沒有人願意發表和出版他的作品。
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蹤，他的郵件被截留，最後他們把他投進監獄。
這些革命家似乎設定了兩個目标：治愈這個古巴人的同性戀，一旦治愈，又勸服他為國工作。
兩個目标都是開玩笑。
這個古巴人聲稱。
跟所有優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樣，他并不害怕警察、貧困和禁止發表作品。
他在這個島上曆經無數風險。
最終他活了下來，仍然才情未減。
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國。
他的書又開始出版了。
他開始更加勤奮地寫作，隻要有可能，可他與邁阿密頗不投緣。
他又去了紐約。
他得了艾滋病。
在古巴，人們都這樣說了：你瞧，如果他待在這兒，就不會死了。
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時間。
他最後那段日子頗為不易。
他想把正在寫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經幾乎不能打字。
但他最終還是寫完了。
有時他坐在紐約家裡的窗邊，思索自己能夠做什麼，最後又做了什麼。
他最後的日子充滿了孤獨、痛苦，對永遠失去的一切滿腔憤怒。
他不想死在醫院裡。
這就是我們等着把那個古巴人從西班牙永遠帶回來的飛機時阿圖羅告訴我的一切。
革命的夢想最終不過是一場狂熱的噩夢。
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訴他，這不是我們的錯。
他看着我，沒有說話。
後來他大笑起來。
他在我的臉頰每邊都吻了下後就走了。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最後均以一段喜劇的獨白結束，但我們已經笑不起來了。
24 克拉拉·卡貝薩，洪帝多公園，墨西哥城聯邦區，1995年10月。
我是奧克塔維奧·帕斯的秘書。
你無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
需要寫各種書信、尋找不知道放在哪兒的手稿、給雜志撰稿人打電話、查找除了一兩所北美大學還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經絕迹的書籍。
為奧克塔維奧先生工作了兩年後我患上了周期性頭疼症，經常從上午十一點開始疼到晚上六點才慢慢緩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
總體上，我還是更喜歡幹那些像家務活的工作，如準備早點或者幫助女傭做午飯。
我很享受這樣的工作，同時對我那備受折磨的頭腦來說也算是一種休息。
我通常早上七點左右到他家，那時交通還不太擁堵，或者至少沒有上班高峰時那麼可怕，我會準備好咖啡、茶水、橙汁、兩塊吐司、一頓簡單的早餐，然後把盤子端進奧克塔維奧先生的卧室說，奧克塔維奧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
但瑪麗亞·何塞夫人會第一個睜開眼睛，她醒來後總是那麼快活，她的聲音從黑暗中傳出來說：把早餐放在床頭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說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
然後我回廚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點差不多：咖啡、橙汁、兩塊吐司，或者兩片火腿，完了我就走進書房開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奧克塔維奧先生收到的信簡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類整理。
你可以想像得出，給他寫信的人來自世界各個角落，形形色色，有來自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英國、意大利、法國的年輕詩人。
我不是說奧克塔維奧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複，他可能隻回複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歸類，别問我為什麼，我更願意把它們都給扔掉。
好在歸檔辦法很簡單：我們按照國别挑出來，假如某個寫信人的國别不清楚（這種情況常發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寫的信上），我們就按語種分類。
有時我在翻檢郵件時會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搖滾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們是不是跟我一樣需要處理這麼多的信件呢。
也許吧，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收到這麼多語種的信。
有時奧克塔維奧先生還會收到中文寫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寫成。
如果碰到這種情況，我隻好把這些信另外放在一個分開的小堆裡，我們管它叫“邊緣地帶”，奧克塔維奧先生每周會翻檢一次。
他會說：克拉麗塔，帶上車，我們去找找老朋友納戈希羅。
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好的，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但拜訪活動可沒他說的那麼簡單。
首先，我會花一個早上的工夫打電話聯系這個納戈希羅，等終于聯系上他後我就說，納戈希羅先生，我們有點東西想讓你翻譯，然後我們說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約見。
有時我會把這些信件通過郵局或者郵遞員寄給他，但如果某件東西挺重要的話，對此我可以從奧克塔維奧先生臉上的表情判斷出來，我會親自送去，守在納戈希羅的旁邊等他給我一個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會把這個梗概速記在我的小小的筆記本上，随後再打印出來放在奧克塔維奧先生的辦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側，這樣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看一眼，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還有些奧克塔維奧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
這是件真的能把人氣死的工作，因為他每星期要寫大量的書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許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實在令人驚愕，因為你不禁要想問這個人怎麼會在這麼多不同的地方有這麼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張冠李戴，的裡雅斯特和悉尼，科爾多瓦和赫爾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爾托羅（巴拿馬），利摩日和新德裡、格拉斯哥和蒙特雷。
而且他對每個人都要勉勵幾句，或者寫個他經常咕哝的某個想法，以及我認為會讓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
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裡寫的内容，所以我隻能說他在信中談的東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詩歌裡寫的東西差不多：美好的東西、陰暗的事物，以及差異性，後者也是我經常思考的東西，我想就跟許多墨西哥知識分子一樣，但卻永遠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兒，也是我樂意為之的，就是充當看護，因為我正好學過些應急處理課程。
那時，奧克塔維奧先生也已經不能說是健康無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藥，因為他腦子裡總有許多别的事情，該到吃藥的時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藥方面可謂一團糟，這片應該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點服，無論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結束了這種混亂，因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時候仍然讓他服應該服的藥，像鐘表般精确。
為此，我在自己的住處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給他打電話，并且詢問女傭：奧克塔維奧先生吃了應該在八點鐘服的藥了嗎？女傭會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個塑料瓶裡放好的藥還在，我就告訴她：把藥給奧克塔維奧先生拿去，讓他吃了。
有時我會直接給夫人講而不通過女傭，但還是原話：奧克塔維奧先生吃藥了嗎？瑪麗亞·何塞夫人會大笑着說，噢，克拉麗薩，她有時叫我克拉麗薩，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天你會讓我嫉妒的，瑪麗亞·何塞夫人這樣說的時候我會有些臉色羞紅，我都擔心她會看見這種羞紅，你能想像得出嗎？好像我們在電話裡說話時她什麼都能看得見！但我還是繼續打電話堅持讓他準時吃藥，否則這些藥怎麼會對他有益呢？ 另外，我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讓奧克塔維奧先生記住日程安排，這裡充滿了各種社交約會，從派對、會議，到招待、藝術活動開幕式，再到生日聚會、榮譽博士學位的授予，什麼都有。
其實如果他事必躬親的話，這個可憐的人将寫不出一行詩了，更不用說散文。
所以我安排他的日程時，他和瑪麗亞·何塞夫人都會精挑細剔，反複推敲，取消很多活動，有時我會從自己恭候的一隅觀察他們，心想，這就對了，奧克塔維奧先生，用你的冷漠來懲罰他們。
接着，洪帝多公園時期來了，那個地方真是乏味至極，如果你想聽我說實話的話。
也許那裡曾經不錯過，但如今已成了小偷、強奸犯、醉鬼和妓女們聚集的叢林。
整個經過是這樣的。
一天早晨，我剛到奧克塔維奧先生家，甚至還不到八點鐘，我就發現他已經起床了，在廚房裡等着我。
他一看見我就說：我想等你來帶我去兜兜風，克拉麗塔，坐着你的車。
你覺得怎麼樣呢？好像我曾經拒絕過他的什麼請求似的。
我就說：告訴我，你想去哪兒，奧克塔維奧先生。
可是他什麼話也沒說就向我走來，我們來到外面。
他上了車在我旁邊坐好，順便說一下這是輛普通的大衆牌轎車，并不是很舒适。
我看見他坐在那裡心不在焉，心裡略感歉疚，覺得沒有給他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但我什麼也沒說，因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緻歉的話他會當成一種責備，因為畢竟是他給我付薪水，如果我沒有足夠的錢買一輛好車，有人會說這是他的過錯，而我做夢都不會想到這種事兒的。
所以我什麼也沒說，盡量把自己的想法成功地隐藏起來，然後發動起車。
我們先是随便上了幾條大街行駛。
後來我們繞過科約阿坎，最後拐入起義者大街。
到了洪帝多公園時，他讓我把車停在我能停靠的地方。
我們下了車，奧克塔維奧先生環顧了一番四周後走進公園，那時公園絲毫不擁擠，但也并不空曠。
也許公園讓他回憶起什麼了，我想。
我們越往深裡走，公園顯得越孤寂。
我注意到，由于漠然或懶惰或沒有資金或可恥的不負責任，公園完全處于令人震驚的荒蕪狀态。
我們走進公園深處在一把條椅上坐下時，奧克塔維奧先生仰望着樹頂或者天空，嘴裡喃喃地說着我聽不明白的話。
出來前我順手帶了藥和一小瓶水，因為該到他吃藥的時候了，我們坐下後，我就把藥給了他，奧克塔維奧先生望着我，好像我瘋了似的，但還是痛快地吞下藥片。
後來他說：你待在這兒别動，克拉麗塔，然後起身沿着一條落滿松葉針的小土路走去，我照他說的沒動。
坐在這裡真好，我得承認。
有時，在别的路上，我會看到抄近路的女傭以及早上不打算去上課的學生。
空氣清新宜人，那天的污染不太嚴重，我記得聽到一隻鳥兒反複地鳴叫着。
其間，奧克塔維奧先生一直在散步。
他散步的圈子範圍越來越大，有時會離開小徑踏入草坪，那些草被反複踩踏之後顯得病恹恹的，園丁們大概都不再照管它們了。
就在這時我看見了那個人。
他也在繞圈散步，他也是沿着那條小路，不過朝相反方向，這樣他必然會從奧克塔維奧先生身邊經過。
我的胸中仿佛突然湧起某種警覺。
我站起來，繃緊全身的肌肉以防必要時出面幹預，因為我正好跟武志健博士練過空手道和柔道。
他的真實名字叫耶稣·加西亞·佩德拉薩，是聯邦警察局的一名員工。
不過毫無必要如此：這人經過奧克塔維奧先生時甚至連頭都不擡一下。
我又坐回原位，我看到：奧克塔維奧先生經過那人時會站住，站在那兒若有所思，接着又繼續散步，但這回他不再像剛才那樣毫無目标或者無動于衷地運動，而是好像精心算計過跟那個陌生人的兩條軌道再次相交的時刻。
那個陌生人再次從他身邊經過時，奧克塔維奧先生轉過身站在那裡帶着由衷的好奇心盯着他。
這個陌生人也盯着奧克塔維奧先生，我都覺得他認出了奧克塔維奧，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因為每個人，我說是每個人時我是确指每個人，都知道奧克塔維奧是誰。
回家的路上，奧克塔維奧先生的情緒明顯有了變化。
他的眼睛格外明亮，興緻更加高昂，好像漫長的清晨散步給他補充了新的力量。
我記得在路上不知什麼時候他背誦起幾句優美的英語詩來，我問他是誰寫的，他說出一個人的名字，大概是個英國詩人的名字，我忘了，接着，好像為了換個話題，他問我剛才為什麼那麼緊張，我記得我先沒有回答，也許我隻是喊了聲噢，奧克塔維奧先生，後來我又說洪帝多公園非安甯之地，在這裡散步和思考還得擔心被地痞流氓打劫。
這時奧克塔裡奧先生望着我，用仿佛直接從一匹狼的内心發出的聲音說：不會有人襲擊我的，甚至共和國總統也不會。
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我都相信他了，琢磨着最好什麼也别說。
第二天，我到家時奧克塔維奧先生已經在等着我了。
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就出去了，我開着車，我有些犯糊塗，朝科約阿坎方向開去，但是奧克塔維奧先生注意到後告訴我朝洪帝多公園開，不要再耽誤了。
情況依舊。
奧克塔維奧先生讓我坐在一把條椅上别動，自己開始在昨天來過的同一地方繞圈散步。
之前，我把藥給了他，他痛快地吃了。
過了會兒，另外那個人也出現了，奧克塔維奧先生看見那人後情不自禁地從遠處望着我，好像在說：你瞧，克拉麗塔，我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
那個陌生人看看我又看看奧克塔維奧先生，有那麼瞬間我似乎覺得他在打招呼，他步履蹒跚，行動更加猶豫。
但他沒有像我開始擔心的那樣轉過身來，他和奧克塔維奧先生又分開了，擦身而過，每次經過時兩人都會把目光從地面上擡起來望望對方的臉，我發覺，第二次相遇時兩個人彼此都很警惕，但第三次相遇時都沉浸在各自的思考中，甚至交錯而過時都不互相看一眼。
我想就在此刻，我忽然覺得兩個人都不是在說話，我是說，誰也沒有咕哝着詞語，而是念叨着數字，就是說兩個人都在記什麼數，也許不是腳步數，而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兒，他們唠叨的更像随機數字，也許在作着加減或者乘除運算。
我們離開後，奧克塔維奧先生顯得很疲憊。
他目光閃爍，那雙漂亮的眼睛，可是他就像剛剛參加完長跑比賽下來。
我得承認，我立刻擔心起來，他真有個三長兩短責任可全在我。
我想像奧克塔維奧生生突發心髒病，想像他死了，又想像所有摯愛他的墨西哥作家（特别是詩人）在奧克塔維奧先生就診的醫院的會客室裡圍住我，帶着毫不掩飾的敵意盯着我問，究竟對墨西哥惟一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幹了什麼，奧克塔維奧先生怎麼會死在洪帝多公園，這種毫無詩意的地方，與我的老闆在這個城市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此遙遠。
我想像中不知如何解釋，隻好說明了真相，與此同時我又知道真相是沒法讓他們信服的，所以幹嗎勞神費舌呢，最好什麼也不要說，當我開着車沿着愈加令人不堪忍受的墨西哥城大街行駛時腦子裡想的就是這個，我在想像中把自己置身于各種充滿了責備和自責的情景，這時我聽到奧克塔維奧先生說我去一趟大學，克拉麗塔，我需要向一個朋友問點事兒。
這時奧克塔維奧先生氣色恢複如常，跟平時一樣鎮定自若，我仍然擺脫不掉那種惱人的擔憂，那種陰暗預兆的壓抑。
特别是那天下午五點，奧克塔維奧先生叫我去他的書房，讓我列一個1950年以來出生的墨西哥詩人的名單，說實話，這個要求不比許多其他要求更奇怪，可是，考慮到要投入的工作量之大，還是覺得相當煩人。
我想奧克塔維奧先生覺察到了我有多麼緊張，覺察到這個并不特别困難，因為我的雙手都在顫抖了。
我像一隻陷入暴風雨中的小鳥。
半個小時後他又叫我，我過去後他望着我，問我是否信任他。
這叫什麼話啊，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您怎麼會這麼想。
他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話，好像沒有聽見我說的。
當然信任了，我說，再沒有比我信任你的人了。
他說：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在這裡告訴你或者你看到的以及明天會看到的任何事情。
能答應嗎？我以母親的名義發誓，願她安息，我說。
這時他做了個手勢，像在驅趕蒼蠅似的，他說，我認識那家夥，真的嗎？我說。
他說：多年以前，克拉麗塔，一幫激進的左派瘋子想綁架我。
我真不敢相信，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又開始全身顫抖起來。
嗯，他們還真打算下手，他說，這是一個公衆人物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克拉麗塔，别發抖了，喝杯威士忌或者你喜歡的什麼飲料，但要鎮定。
那個人就是那幫恐怖分子中的一員嗎？我問。
我想是吧，他說。
他們究竟為什麼要綁架你，奧克塔維奧先生？我問。
我也百思不解，他說，也許他們覺得受辱了，因為我完全不把他們當回事。
這倒有可能，我說，很多人由于各種愚蠢的原因受不了那份怨氣。
但可能不是因為這個，也許隻是開個玩笑。
一個善意的玩笑。
我說。
無論如何，他們并沒有真正地試圖綁架我，他說，但他們大肆宣揚，所以我有所耳聞。
你知道後采取什麼措施了嗎？我問。
什麼也沒有，克拉麗塔，我一陣大笑，然後就把他們永遠忘了，他說。
第二天早晨，我們又去了洪帝多公園。
昨晚非常難受，無論如何睡不着，這種神經上的災難，即便讀阿馬多·内爾沃的作品也難以平撫（順便說一句，我沒有告訴過奧克塔維奧先生，我一直在讀阿馬多·内爾沃的作品，當然，我隻說在讀卡洛斯·佩利塞爾或者何塞·戈羅斯蒂薩的作品，可是請告訴我，你試圖放松或者如果幸運的話想要入睡之時，讀佩利塞爾或者戈羅斯蒂薩的東西有什麼用，其實這時最好什麼也不要讀，甚至阿馬多·内爾沃也不要讀，最好是看電視，節目越傻越好），我的眼睛下面有兩個很大的黑圈，化妝都難以掩蓋，連我的聲音都略微有些嘶啞，好像頭天晚上抽了一包煙，或者喝了很多酒。
但奧克塔維奧渾然不覺，他坐進小車，然後我們就出發去公園了，誰也不說一句話，好像我們對這件事早習以為常了，這種事兒簡直讓我瘋狂，那種人類對任何事物都能快速适應的本事簡直讓我瘋狂。
換句話說：如果我停下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理應如此，然後對自己說，我們隻去過洪帝多公園兩次，這是第三次，可我幾乎不能相信，因為我們好像已經來過很多次了，如果我承認我們隻到這個公園來過兩次，那會難以忍受，因為這讓我想尖叫，甚至開着小車去撞牆，所以我必須自己控制好，專心緻志地握好方向盤，不能再想洪帝多公園或者那個我們去了他也來的陌生人。
一句話，那天早晨我不僅形容憔悴，眼睛下面有兩道黑圈，而且還無緣無故地焦躁不安。
然而那天早晨發生的事兒卻大出我的意料。
到了洪帝多公園。
很多東西終于弄明白了。
我們走進公園，坐在那把常坐的條椅上，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可我覺得這棵樹跟墨西哥所有的樹一樣病恹恹的。
奧克塔維奧先生沒有照例把我一人撇在那把條椅上，而是問我是否完成了他昨天交辦的任務，我說完成了，奧克塔維奧先生，我列了一個人數龐大的名單，他微笑着問我是不是還記得名字，我盯着他好像在問是不是當真，然後從包裡取出那份名單給他看，他說：克拉麗塔，找找那孩子是誰。
他隻說了這麼一句。
我像個傻子似的站起來要等候那個陌生人，為了消磨時間，我開始散起步來，最後我竟然走上奧克塔維奧先生前兩天走過的那條路，後來我站住不動了，我不敢看他，我的目光盯住那個我想确定身份的陌生人會出現的地方。
那個陌生人來了，幾乎與他前兩次出現的時間一樣，他開始散步。
這時，我毫不遲疑地走過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我是烏裡塞斯·利馬，本能現實主義詩人，墨西哥絕無僅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詩人，說實話，我想說，他的名字并沒有讓我覺得似曾相識，但前天晚上，應奧克塔維奧先生之命，我查遍了近年但不是很晚近出版的十多部詩選，其中著名的薩爾科選集列了五百多個年輕詩人。
但他的名字還是聽着不怎麼耳熟。
我說：你認識坐在那兒的那位先生嗎？他說：認識。
我說：你想跟他一起坐會兒嗎？他聳聳肩或者做了一個類似的動作，我理解成同意，我們兩個同時向那把條椅走去，奧克塔維奧先生饒有興緻地目光追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
我走到他跟前時心想不妨作個正式介紹，我說：奧克塔維奧·帕斯，這是本能現實主義詩人烏裡塞斯·利馬。
奧克塔維奧先生一邊給利馬讓座一邊說：本能現實主義者，本能現實主義者（好像很熟悉這個名稱），不是那個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組織嗎？利馬在奧克塔維奧旁邊坐下歎了口氣或者嘴裡發出一個奇怪的聲音說，沒錯，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組織也叫這個名字。
他們望着對方，沉默了一分鐘左右。
說實話，這是非常痛苦的一分鐘。
遠處，越過幾叢灌木，我看到有兩個流浪漢在那兒。
我覺得自己有些緊張，這導緻我愚蠢地問奧克塔維奧這是個什麼組織，他是否認識那些人。
我可能還評論了一番天氣。
這時奧克塔維奧先生用那雙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說，克拉麗塔，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活動的那個時候，我可能還不到十歲，大概是1924年左右，是嗎？他面朝利馬說。
利馬說是的，差不多吧，1920年代，但他的口氣如此傷心，如此……激動或者動情，我都覺得這是我聽過的最傷心的聲音。
我都覺得自己要生病了。
奧克塔維奧先生的眼睛和那個陌生人的聲音、這個早晨和洪帝多公園，這是一個多麼破敗的地方啊，不是嗎？如此荒涼，所有這一切讓我内心深處感到刺痛，不知怎麼，我都無以言表。
我決定讓他們平靜地聊一聊，我離開他們有幾尺之遠，向最近的那把條椅走去，借口說我得看看明天的安排，我帶上從最近幾代詩人中整理出的名單，從頭到尾又浏覽了一遍，我敢說烏裡塞斯·利馬不在名單裡。
他們交談了多長時間？不太長。
從我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們談得很輕松、很鎮定、很文雅。
後來詩人烏裡塞斯·利馬起身握了下奧克塔維奧先生的手就走了。
我看着他向公園的一個出口走去。
我剛才看到的灌木叢中的流浪漢現在變成了三個，向我們走來。
我們走吧，克拉麗塔，我聽到奧克塔維奧先生說。
第二天，不出我所料，我們沒有再去公園。
奧克塔維奧先生十點鐘起來，着手寫一篇打算在他的下期雜志上發表的文章。
有時我很想問問他我們這三天來的小小曆險是怎麼回事，但内心（也許是我的常識）的某種東西讓我放棄了那個念頭。
事情該怎麼就怎麼，如果我，這惟一的見證者，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最好還是不知道的好。
大約一周後，奧克塔維奧先生和夫人一起去美國的一所大學舉辦系列講座，當然，我沒有陪他們去。
一天早晨，那時他們還沒有回來，我懷着希望和看到烏裡塞斯·利馬再次出現的心情去了一趟洪帝多公園。
這次惟一的不同是我沒有在大家視野可及的地方坐下，而是藏在幾叢灌木之後，但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奧克塔維奧先生和那個陌生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等待的最初幾分鐘，我的心跳個不停。
我冷得快要僵住了，但摸了摸臉頰後感覺自己的臉都快要爆炸了。
後來的結果很令人失望，但十點鐘左右離開公園時，我甚至可以說感覺很幸福。
不要問我為什麼，我不能告訴你。
瑪麗亞·特蕾薩·索爾索納·利伯特，赫爾迪健身中心，何塞普·塔拉德爾拉斯大街，馬爾格拉特，加泰羅尼亞，1995年12月。
這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但我想起它時卻不禁笑起來。
我需要在自己的公寓裡出租一間房，他是第一個找上門的人，可我對南美人不完全信任，他看上去好像人還不錯，我說可以租給他。
他給我預付了兩個月的租金，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
那時我參加加泰羅尼亞舉辦的每一場錦标賽和示範表演，還在塞壬酒吧當招待，酒吧在馬爾格拉特的旅遊區，在大海邊。
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是個作家，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在一家報社工作，那時我對記者特别感興趣。
我決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他住到我那裡的頭一個晚上，我就走到他房間門口，敲了敲門，邀請他跟我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飯。
佩佩在一家巴基斯坦人開的酒吧工作。
當然，我和佩佩從不去酒吧用餐，偶爾會吃點沙拉，但我們跟店主約翰先生是朋友，這會讓我們覺得備受禮遇。
那天晚上我發現他不是在報社工作，而是在寫長篇小說。
佩佩聽了很興奮，因為他是個偵探小說迷，他們有很多東西可聊。
其間，我吃着自己的沙拉觀察着他，當他說話或者聽佩佩講時我就揣摩他。
他胃口不錯，開始時彬彬有禮。
後來，你觀察得越久，就會發現越不對勁，事情的另一面逐漸顯露，就像水變淺時靠近海灘的魚逐漸滑落出來，你會發現污濁的東西（比水還污濁）迅速從你腿邊掠過。
第二天佩佩回巴塞羅那參加加泰羅尼亞奧林匹亞健美先生大賽，沒有回來。
當天早晨，很早，那個作家和我在起居室裡相遇，我正鍛煉呢。
我每天都鍛煉。
這是比賽旺季早晨做的第一項功課，因為當時我的時間很緊張，得充分利用白天的時間。
所以我就在起居室裡鍛煉了，在地闆上做俯卧撐，他走進來說早上好，特雷薩，然後就走進衛生間，我想我甚至都沒有應答他，或許含含糊糊地說了句什麼，我不習慣鍛煉的時候被打斷，後來我又聽到他的腳步聲，衛生間或者廚房門關上了，過了會兒我聽到他問我要不要來杯茶。
我說要，然後我們彼此凝視了片刻。
我想他從未遇到過我這樣一個女人。
你想鍛煉會兒嗎？我問。
當然，我這樣說純粹是為了想說點什麼。
他看上去氣色不佳，他已經在吸煙了。
如我所料，他說不想。
人們是非得住進醫院了才會關心自己的健康。
他把一杯茶放在桌上然後就關進自己的房間了。
過了會兒，我聽到他的打字機的聲音。
這是那天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六點鐘時又出現在起居室，而且說要給我做早餐。
我在白天早上的這個時候什麼也不吃什麼也不喝，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說不要會不好，所以讓他又給我沖了杯茶，我告訴他沖茶的時候可以找找櫥櫃裡的一瓶高效氨基酸纖體素，我昨晚應該用過的，但卻忘了。
什麼，我說，你沒見過像我這樣的女子嗎？沒有，他說，從來沒有。
他很誠實，但是那種誠實讓你不知道是被冒犯了呢還是受寵若驚。
那天下午，我輪班結束後去找他，說我們可以出去玩玩。
他說更想待在屋裡寫東西。
我會請你喝一杯的，我說。
他謝了謝說不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一起吃早餐。
我正在鍛煉，心裡納悶他上哪兒了，因為已經七點四十五分了，他還沒出來。
我開始鍛煉時，往往都讓自己想入非非。
一開始我會想些具體的事，比如工作、比賽之類，接着我的大腦就開始自行其是，會想到一年後我将在哪兒，有時會不知不覺地想起童年來。
那天早晨，我又想起馬諾利·薩拉伯特，她去任何地方無論幹嗎都會赢，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這點的，這時我忽然聽到他的門打開了，一會兒我聽見他的聲音在問我想不想喝茶。
當然想了，我說。
他把茶端過來時，我站起來，跟他一起在桌邊坐下。
那次我們可能聊了有兩個小時，一直聊到九點半，完了我隻好急匆匆地去酒吧上班，因為值班經理，也是我的一個朋友，要我去處理清潔女工的事兒。
我們無所不談。
我問他在寫什麼。
他說一本書。
我問他是不是愛情小說。
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
我又問了一遍，他說不知道。
夥計，我說，如果你不知道，誰他媽的會知道？也許這話是我到晚上才說的，當時我們兩個已經放松了許多。
總之，愛情是我喜歡談論的一個話題，我們一直談到我不得不走了。
我說我會告訴他一兩個愛情故事。
還說我跟那個叫納尼的家夥糾纏不清，那個格羅納的頂級健身教練，還說有了那次經驗後我都覺得有資格開一門課了。
他問我們分手多久了。
大約四個月吧，我說。
他離開你的嗎？他問。
是的，我承認，他抛棄了我。
可是現在你又在跟佩佩約會，他說。
我說佩佩是個好人，是個溫柔的可人兒，他連隻蒼蠅都不會傷害。
可這不是一回事，我說。
阿圖羅有個習慣，我說不上好還是壞。
他喜歡傾聽，但不選邊站。
人們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我喜歡這樣，即便我不同意這些意見。
一天下午，我邀請他上塞壬酒吧。
他說不喝酒，在酒吧裡會顯得傻乎乎地無所事事。
我會給你做花茶的，我說。
他不去，我也不再邀請。
我這人很外向也很随和，但不想招人煩。
可是，後來他又上那家酒吧了，我親自給他做了菊花茶。
從那天後他天天來酒吧。
另外一個女服務員羅茜塔以為我們之間有什麼關系了。
她說出來時惹得我直發笑。
我想了想這事兒，然後笑得更厲害了。
我和阿圖羅之間怎麼會有事兒！但是後來，我無緣無故地又想了一回，發現自己挺想成為他的女朋友。
那時我隻跟兩個南美人有過往來，這兩個人基本上都是傻蛋，我沒有絲毫的欲望再染指此事了。
我不認識任何小說家。
眼前這個家夥是南美人又是個作家，忽然我想做他的女朋友了。
而且，最好跟男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共用一套房子。
但這還不能說是我想成為他女朋友的真正理由。
我就是有這個感覺，我不會問自己這是為什麼。
他也需要一個女朋友，我立刻就看出這點了。
一天早晨我要他談談自己。
從來都是我在那裡說。
那次他什麼也沒告訴我，不過他說我可以随便問他我想問的一切。
我得知他一直住在馬爾格拉特，最近又放棄不住了。
他沒有說為什麼。
我得知他離婚了，還有個兒子。
他的兒子住在阿雷恩斯海濱。
他每周六去看一次兒子。
有時我們一起搭那次火車。
我去巴塞羅那看佩佩或者健身中心的朋友們，他去阿雷恩斯看兒子。
一天晚上，他在塞壬酒吧喝菊花茶的時候，我問他多大了。
四十多，他說，但看上去不像。
我猜頂多三十五歲，我也這樣說了。
後來，雖然他沒有問，我還是告訴他我多大了。
三十五歲。
然後他沖我微笑。
我一點都不喜歡那種微笑。
他看着我微笑的樣子好像帶着某種複雜心情或者滿不在乎的神氣。
總之，我不喜歡那種微笑。
我本質上是個鬥士。
我總是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态。
事情不見得必然會那麼糟糕或者無可作為。
那天晚上，看到那種微笑之後，不知為什麼，我說我沒有孩子，但很想要幾個孩子，我也沒有結過婚，也沒有多少錢，這個一目了然，可我認為生活是個漂亮的東西，一件美麗的事物，而且人應該生活得幸福。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講那種陳腐的套話。
我立刻後悔了。
自然，他一個勁兒地說當然當然，好像在跟一個笨蛋說話。
我們還是經常交談。
而且談得越來越多。
早晨吃飯的時候，晚上他完成了當天的任務去塞壬酒吧的時候，我們都在聊天。
或許那隻是出來休息一下，因為我想作家總在不停地寫着：我記得早晨四點鐘我在睡夢中還能聽到他的打字機的聲音。
我們無所不談。
有一次他看着我在舉重，問我為什麼要健身。
因為喜歡，我回答說。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問。
十五歲，我說。
是不是看上去很怪呢？不，他說，不過像你這樣的女孩還真不多。
我告訴你，有時他簡直能把我逼瘋。
我應該告訴他我是一個女人，不是一個女孩，但我卻說越來越多的女人在像我這樣做。
後來，不知為什麼，我告訴他兩年前的夏天，佩佩建議我們在格拉馬内特一家俱樂部表演。
他們給我們取了藝名。
他們管我叫參孫小姐。
我得在跳豔舞用的那種舞台上擺各種動作，還要舉重。
就這樣。
可我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不是參孫小姐，我是特雷薩·索爾索納·利伯特，就這樣。
但這是一次機會，給的報酬不菲，佩佩說給某些特殊愛好雜志尋找模特的家夥晚上可能随時出現。
最後誰也沒出現，或者出現了也沒人告訴我。
不過，這也算是份工作，我幹了。
這份工作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嗎？他問我。
噢，我說，然後想了想，我不喜歡他們給我取的藝名，我想如果有人想取個别的名字，她總有選擇的權利吧。
我永遠不會管自己叫參孫小姐的。
我也不把自己當成參孫小姐。
這是一個廉價、劣質的名字。
總之，我不會選它的。
你願意是什麼樣子的名字呢？金，我說。
學金·貝辛格的名字吧？他問。
我知道他會這麼說。
不，我說模仿金·奇澤夫斯基。
金·奇澤夫斯基是誰？這個行當的一個冠軍，我說。
那天夜裡晚些時候，我給他看了一本我收藏的影集，裡面有金·奇澤夫斯基和完至極的倫達·默瑞的照片，還有蘇·普萊斯、勞拉·克雷瓦爾勒、黛比·馬吉麗、蜜雪兒·拉拉貝特、娜塔麗亞·莫尼科韋内等人，後來我們又出去到馬爾格拉特一帶去散步。
沒有車真是太不方便了。
我們要有車的話就會去别的地方，比如去洛雷特的什麼俱樂部，我認識那個俱樂部的很多人。
噢，每個地方我都認識很多人。
我說過：我喜歡交際，我是個喜歡快樂的人，不在人群中你上哪兒尋找快樂去？于是我們就成了朋友。
用朋友一詞來描述我們的關系是挺準确的。
我們相互尊重，我們各有自己的生活，但每天卻花大量的時間促膝交談。
我的意思是聊天成了我們的習慣。
通常都是我起的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因為他是一個作家吧。
後來，更加民主了，他也會學我先開口。
我對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妻子離開了，他非常疼愛兒子，從前朋友很多，現在幾乎一個都沒了。
一天晚上，他告訴我跟安達盧西亞的一個女孩有了關系。
我耐心地聽他講完後告訴他，人生很漫長，這個世界上有的是女子。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觀點上出現重大分歧。
他說，不，對他來說沒有那麼多，然後他引用了一首詩，我請他把詩寫在我的記事本上，這樣我就可以記在心裡。
這首詩是一個法國人寫的。
好像說肉體是可悲的，還說他，寫這首詩的詩人，聲稱讀過所有的書。
我不知作何感想，我告訴他，我沒有讀過多少東西，但好像還是覺得不管誰，無論讀了多少東西，不可能把這個世界上每一本書都讀完。
書一定是很多了，我不是指每一本書，好的壞的，我是專指好書。
應該是成堆了！多得夠你每天花二十四個鐘頭讀了！更不要提那些壞書，因為壞書一定比好書還多，至少，像任何事物一樣，好的、有閱讀價值的書總是少數。
後來我們開始聊這個“可悲的肉體。
”他這是指什麼呢？難道說他已經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操過了？就像他把世界上每一本書都讀了，他也跟每個女人睡過覺了？抱歉，阿圖羅，這首詩完全是狗屎。
這兩種事都不可能發生。
他大笑起來，你看得出他覺得跟我說話挺好玩，他說這是有可能的。
不，不可能，我說，寫詩的這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
他也許什麼人都沒有睡過，我可以千真萬确地告訴你。
我相信他不可能讀過所有的書，像他吹牛說的那樣。
我還有話想說，可是要完成這樣的談話可真不容易，因為我總要從吧台後面出來招待客人。
我出去時阿圖羅就坐在一個凳子上，我會看到他的背影或者脖頸，可憐的家夥，我也會在放着瓶子的架子後面的鏡子裡尋找他的臉。
後來我的班結束了。
那天晚上，我淩晨三點才走，我們步行回家。
我建議上海濱大道的休閑俱樂部玩玩去，可他說太累了，我們就回家，在路上我問他，好像我已接受了他的說法，如果一個人讀完所有的書，睡了所有的人，當然是按這個法國詩人的說法，那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說旅行，去遠方，我說，噢，說到旅行，你甚至頂多能走到皮内達，他沒有回嘴。
真是怪極了，那天晚上後，我總忘不了那首詩。
我不是說老想着它，而是想了很多。
我仍然覺得它是狗屎垃圾，可還是難以從頭腦中清除。
一天晚上，乘阿圖羅沒有上塞壬酒吧來，我去了巴塞羅那。
有時我就會這樣：情不自禁。
第二天早上十點我又回來了，狀态差得令人恐怖。
我回家時他在自己屋裡，門緊閉着。
我上了床聽着他的打字機的聲音睡着了。
中午時他來敲我的門，我沒有應聲他就進來了，問我是不是挺好的。
你今天不上班嗎？他問。
去他媽的工作。
我來給你做杯茶吧，他說。
他還沒把茶端過來我就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太陽鏡，走進起居室坐下。
我以為我快要嘔吐了，但卻沒有。
我臉上有塊青傷，沒法掩飾，我等着他問怎麼回事。
但他什麼也沒問。
那回我沒有被酒吧除名還真是個奇迹。
那天晚上我想出去跟朋友們喝點，阿圖羅也去了。
我們來到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一家酒吧，後來還遇上其他一些朋友，我們還在布拉内斯和洛雷特聚了。
那天晚上的某個時候，我對阿圖羅說别再吊兒郎當了，要專心緻志地投身于自己熱愛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兒子和小說。
如果你最在乎這個的話，就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我說。
他既喜歡又不喜歡談到自己的兒子。
他讓我看了這個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五歲左右，看着挺像他爸爸的。
你這雜種真是太幸運了，我說。
沒錯，我是挺幸運，他說。
那幹嗎要分開呢，傻家夥？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險呢，你明知那樣不好？你幹嗎不安安心心地待下來、工作，跟兒子開心地生活，找個真正愛你的女人呢？真好玩：他沒有喝醉，可是卻裝成喝醉了的樣子，他說是别人的醉态對他的心理産生了影響。
沒準我也醉得很兇了，分辨不出醉了和不醉的區别。
你以前經常喝醉酒嗎？一天早上我問他。
當然了，他說，跟别人沒什麼兩樣，但我通常更喜歡清醒着。
我猜也是，我說。
一天晚上，我跟一個家夥吵了起來，是他先惹我的。
在塞壬酒吧。
那家夥特别粗魯，我說他想不想出去，有沒膽再說一遍剛才的話。
我沒注意到他那邊人不少。
這家夥跟着我出來，我來了個鎖臂把他摔在地上。
他的朋友們跟上來，但我的經理和阿圖羅讓他們别管閑事。
這時我什麼也沒看見，但看到阿圖羅和我的經理時，不知該怎麼樣想了，隻覺得解脫了，這是最重要的，我也有種被愛着、被擁抱和保護的感覺，我覺得别人在乎我，這讓我很開心。
當天夜裡晚些時候，正好佩佩又回來了，早上五點我們做愛了，那感覺真是太好了。
幸福極了。
我們在床上時，我閉上眼睛想着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暴力事件、美好的事物以及美好事物如何戰勝暴力，從而沒有引發更大的暴力，我是說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一直想着它們，還在佩佩的耳邊竊竊私語了些别的事兒，忽然砰地一下，我又開始想起阿圖羅來，我聽到了他打字機的聲音，但看不到現場的情景，沒有在心裡對自己說：“阿圖羅也挺好的，”沒有說：“我們大家都挺好的，這個世界還在運轉”，我說了，我沒有這樣去想，我開始想我這位室友和他的精神狀态，我決定幫助他。
第二天早晨，我和佩佩做力量練習時，阿圖羅在一旁看着我們，坐在他常坐的老地方，我繼續抨擊他。
我忘記對他說了些什麼。
也許說他應該休息一天，因為他的事兒自己說了算，去跟兒子玩上一天。
如果我這樣說了，我一定很堅持，最後讓阿圖羅自己都覺得有道理，佩佩說阿圖羅可以跟他一塊兒去，他捎上阿圖羅去阿雷恩斯。
那天晚上，阿圖羅沒有上塞壬酒吧來。
我淩晨三點回家時在路上碰到他在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一家公用電話亭打電話。
我遠遠就看見了他。
一群醉醺醺的遊人在他旁邊的電話亭附近晃悠，那個電話亭好像壞了。
一輛小車停在路邊，門開着，音樂一直放着，我靠過去時（我跟克麗斯蒂娜在一起），他的模樣看得更清了。
我還沒有來得及看清他的臉（他站在那兒後背對着我，擠在電話亭裡），我就感覺他在哭或者快要哭了。
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吸毒了嗎？我走在克麗斯蒂娜的前面急匆匆地向他走去時心裡這樣想着。
我走到他站的地方時那些遊客們古怪地望着我，刹那間我都以為那人可能壓根不是阿圖羅。
他穿一件夏威夷式襯衣，以前從未見他穿過。
我拍了下他的肩膀。
阿圖羅，我說，我還以為你今天晚住在阿雷恩斯呢。
他轉過身打了個招呼。
接着他挂了電話跟我和克麗斯蒂娜聊起來，她現在已經趕上我了。
我發現他忘了拿從投币口裡出來的零錢。
有一千五百比塞塔。
那天晚上，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問他，阿雷恩斯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他說挺好。
他妻子跟一個巴斯克人住在一起，似乎挺幸福，兒子也挺好。
别的呢？我問。
就這些了，他說。
那你在跟誰打電話？阿圖羅盯着我笑了。
那個混賬安達魯西亞女孩嗎？我說。
那個迷住你的婊子？沒錯，他說。
你在跟她說話嗎？隻說了一會兒，他說，那些英國佬喋喋不休，挺煩人的。
如果你不再跟她說話了，你究竟在那裡幹嗎，滞留在電話亭裡？我問，他聳了下肩膀。
他想了想，然後說打算再給她打一個。
可以在這兒打啊，我說。
不，他說，我的電話都是長途，那樣的話你的電話費支出可要大了。
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溫柔地告訴他。
不，他說，等電話費的單子出來時我已經在非洲了。
天哪，你真是個白癡，我說，繼續打吧，我去洗個澡，打完後告訴我一聲。
我記得我沖了個澡，然後全身塗上潤膚油，還抽空對着衛生間霧氣蒙蒙的鏡子做了幾個練習。
我出來時阿圖羅坐在桌邊，上面放着一杯菊花茶，一杯給我的牛奶，上面扣着盤子免得涼了。
你給她打電話了嗎？打了，他說。
怎麼樣？她挂了我的電話，他說。
這可是她的損失啊，我說。
他鼻子裡哼了聲。
為了換個話題我問他自己的書進展如何。
挺順利，他說。
我能看看嗎？我能去你屋裡看看嗎？他望着我說可以。
他的房間不幹淨，但也不是很髒。
床鋪沒有收拾，衣服扔在地闆上，幾本書胡亂撇着。
跟我的房間差不多。
他把打字機放在窗戶旁邊的一張小桌上。
我坐下來開始翻他的手稿。
當然他寫的東西我一點都看不懂，不過我也不指望看懂。
我知道人生的秘密不在書本裡。
但我也知道讀書有好處，會有啟迪教益，或者可以休閑放松：我們都同意這點。
他愛讀書，我愛讀雜志，比如《健身》、《健與美》、《健美》等。
後來他開始談起他的大情人來。
我這樣稱呼她的，為了逗他，你的大情人，一個他認識了很久的女孩，當時她才十八歲，不久前又見過她一次。
他每次回加泰羅尼亞都不順利。
第一次，他說，列車差點脫了軌。
第二次回來時病了，高燒達一百零四度，在車廂裡蜷縮成一團，大汗淋漓，裹了好幾條毛毯還蓋着外衣。
那女孩讓你上火車時知道你病了嗎？我看他的東西時一邊問，他的東西實在太少了。
她不愛你，阿圖羅，我想。
忘了她吧，我說。
我得走了，他說，我得去看兒子。
我想去見見他，我說。
我給你看過他的照片了，他說。
我就是不明白，我說。
你不明白什麼？他問。
我絕不會讓一個生了病的朋友帶着高燒上火車的，哪怕我沒有愛過他，哪怕我已不愛他了，我說。
首先，我會照顧他，保證他好了，至少好一點了，然後才會讓他走的。
有時我覺得特别内疚，我想，可是最奇怪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有這種感覺。
你是個好人，他說。
那你喜歡壞人嗎？我說。
第一次，她害怕過來跟我一起生活，他說，她才十八歲。
打住别講了，我說，否則你非把我氣死不可。
那個女孩是個膽小鬼，我想，他也是個傻瓜。
這裡我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他說。
你幹嗎說得這樣誇張？我愛她，他說。
别講了！我說，我不想再聽到這種謬論。
那天晚上我們談的主要還是那個混賬安達魯西亞女孩和阿圖羅的兒子。
你需要錢嗎？我問。
你離開這兒是因為沒錢嗎？因為你掙的錢不多嗎？我可以借你錢。
别付我這個月或者下個月的房租了。
等你有錢了再付吧。
你還有錢治病嗎？你要去看醫生嗎？你有錢給兒子買玩具嗎？我可以借你一筆。
我有個朋友在一家玩具店上班。
我有個朋友是一家門診的助理。
一切都有辦法解決。
第二天早上，他給我把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的故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
看上去他似乎徹夜未眠。
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他說。
為什麼會是最後一次？我說。
你要死了嗎，還是怎麼了？阿圖羅，有時你可真能把我逼瘋。
安達魯西亞女孩的故事很簡單。
他們是在那女孩十八歲時相識的。
這些我已經知道了。
後來她跟阿圖羅分手了，不過是在一封信裡說出來的，他覺得挺好玩，好像他們的關系沒有真正結束。
過段時間她常打電話過來。
這樣過了好幾年。
他們都有了自己的生活，都努力好好生活。
後來阿圖羅又認識了另一個女人，墜入情網，結了婚，有了一個孩子，然後又離婚了。
後來他就病了。
他差點死了：他的胰腺有問題，他的肝也壞了，還有結腸潰瘍。
一天他給那個女孩打了個電話。
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說過話，那天他可能情緒很糟糕，或者感覺挺傷心，他就打了個電話。
很多年過去了，這個女孩的電話号碼已經變了，他隻好四處查詢。
沒費多大工夫阿圖羅就找到了這個女孩的新電話号碼，他又跟這個女孩聯系上了。
這個婊子差不多還是他喜歡的老樣子，如果沒說錯的話。
他們又開始聯絡了。
好像時間并沒有流逝。
阿圖羅去了南方。
他的病情還在恢複當中，但他決定去看看那女孩。
這個女孩的情況基本上沒變化。
她的身體好好的，但阿圖羅到那兒時她正躺在床上，因為她頭腦裡亂得一團糟。
女孩說她快要瘋了：她經常看到很多老鼠，還聽到老鼠在撓房間的牆壁，她經常做噩夢，無法入睡，她不喜歡出門。
她也離婚了。
她的婚姻也是一場災難，她的情人們也如此。
他們設法相處了一個星期。
就是那次，在阿圖羅回加泰羅尼亞的路上，那趟泰爾戈列車差點脫軌了。
阿圖羅說，司機把車停在途中的某個地方，買了票的人都從火車上下來，沿着軌道步行，最後發現了一塊掉落的金屬闆，是從火車底部掉下來的零件。
我實在不明白他們怎麼沒有提前注意到這個故障。
不是阿圖羅沒有說明白，就是火車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喝醉了。
阿圖羅說，隻有阿圖羅自己下了那趟火車後繼續沿着鐵軌步行。
也許檢票員正在找從火車底部掉落的金屬闆或者金屬片，也許阿圖羅開始發神經了想着逃走。
後來災難到了：在加泰羅尼亞待了五天後，阿圖羅開始想着要回去了，或者覺得除了回去别無選擇。
那次他跟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至少每天要交談一次，有時多達七次。
他們總是争執不休。
有時又聲稱如何想念對方。
他在打電話上花的錢太多了。
最後，甚至還不到一個星期，他又搭上另一趟火車回去了。
無論阿圖羅如何粉飾，最後這一趟跟第一趟同樣悲慘，如果不是更嚴重的話。
他惟一确定的就是愛着這個操蛋的安達魯西亞女孩。
後來他就病了，回到加泰羅尼亞，或許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蹬了他，或許他實在忍受不了決定回來，反正就是這樣吧，但關鍵是，他病了，那女孩讓他帶着一百零四度的高燒上了火車，這種事我就是對自己最可恨的敵人也幹不出來，阿圖羅，我說，雖然我沒有任何敵人。
他說：我們隻好分開了，我們在漸漸地吞噬對方。
别給我講這一套，我說。
那女孩壓根就不喜歡你。
那個女孩腦子有毛病，你也差不多，可是她從來就沒有真心愛過你。
過了一天，我又在塞壬酒吧看到他了，我對他說：你兒子和你的身體怎麼樣了，關心關心你的兒子和自己的健康，别再整天弄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真是讓人難以置信，這麼聰明的一個家夥卻這麼傻。
後來我參加了一場健美比賽，在拉畢斯巴爾舉行的一場小型比賽，我得了亞軍，我高興得要命，而且我跟胡安馬·帕切科那小子勾搭上了，他是塞維利亞人，是舉辦這場比賽的俱樂部的保镖，過去也搞健美。
我回到馬爾格蘭特時，阿圖羅已經不在那裡。
我看到門上一張字條說他出去三天。
沒說去哪兒，但我猜他去看兒子了。
後來再琢磨這件事時，我才意識到看兒子用不了三天。
四天後他回來時顯得很開心，像我過去看見他的那個樣子。
我不想問他去哪兒了，他也沒告訴我。
一天他終于上塞壬酒吧來了，我們像早晨剛見面那樣聊起來。
他在酒吧一直待到打烊的時候，然後我們步行回家。
我很想說說話，我提出在一個朋友開的酒吧再喝上幾杯，但他更想回家。
不過，我們依然走得從容不迫。
晚上的那個時候，大街上幾乎沒有一個人，外面很舒服，微風從海上吹來，幾處還營業的地方飄來音樂。
我很想聊聊，我跟他講了胡安馬·帕切科。
你覺得怎麼樣？我說完後問。
這個名字不錯，他說。
他的真名叫胡安·曼努埃爾，我說。
我猜也是，他說。
我想我愛上他了，我說。
他點上一支煙，坐在街邊的一把條椅上。
我在他旁邊坐下說個不停。
這一瞬間我甚至理解了，或者自以為理解了，阿圖羅所有的錯亂之舉，他幹的以及将要幹的那些瘋狂的事兒。
那天晚上，我們看着大海和遠方的燈火以及小小的拖撈船時，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非洲了，我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幹，特别是去那麼遠的地方。
來一場暴風就好了，我說，别這樣說，他說，随時會下雨的。
我笑了。
最近幾天你幹嗎去了？我問他。
沒什麼，他說，思索，看電影。
看了什麼電影？《閃靈》，他說。
多可怕的片子啊，我說，我幾年前看過，後來都睡不着覺。
我也是幾年前看過，阿圖羅說，我也一夜未眠。
這是部了不起的影片，我說。
很好，他說。
我們又沉默了片刻。
沒有月亮，漁船上的燈火已經熄滅。
你還記得托倫斯正在寫的那部小說嗎？阿圖羅忽然問。
哪個托倫斯？我說。
就是電影裡的那個壞人，《閃靈》裡的，傑克·尼克爾森扮演的那個人。
沒錯，那婊子養的是在寫一部小說，我說，但事實上我幾乎想不起來了。
長達五百多頁，阿圖羅說，他都沖海灘吐了。
我沒見他吐過。
對不起，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了，他說。
别擔心，我說。
他寫了有五百多頁，他隻幹一件事兒，就是無窮無盡地反反複複隻寫一個句子，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大寫、小寫、加雙線、下劃線，永遠隻寫那一個句子，别的什麼也不寫。
這句子是什麼來着？你不記得了嗎？不記得了，我的記憶力實在太差勁了，我就記得那把斧頭，還有影片結束時那個男孩和媽媽得救了。
隻工作不會玩，聰明的孩子也會變傻，阿圖羅說。
他瘋了，我說，這時我不再看着大海了，轉過來面對着身邊的阿圖羅，他似乎要崩潰了。
那可能是一部挺好的小說，他說。
别吓唬我了，我說，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一個句子怎麼可能會是一部好小說呢？這明顯是對讀者不尊重嘛。
就算不勞神去買那本通篇就寫着“隻工作不會玩……”的書，生活照樣很爛。
就像我隻喝茶而不喝威士忌一樣，這個忠告很虛僞，但也挺粗鄙，你不覺得嗎？你的常識感真讓我覺得驚奇，特雷薩，他說。
你看過我寫的東西了嗎？他問。
沒有你的邀請我是不會去你房間的，我撒謊說。
後來他又給我講了一個夢，或許是第二天早上講的，看着我做每天的鍛煉時講的，他坐在桌邊，桌上放着他的菊花茶，臉上那表情好像一個星期沒睡過覺似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寓意吉祥的夢，所以還記得。
在這個夢裡阿圖羅變成一個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亞的邊村埋設越洋通訊電纜。
兩個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
阿圖羅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裝。
夢裡的他可能隻有十二歲，弟弟大約有六七歲的樣子。
媽媽遠遠地看着他們，但後來她就慢慢消失了。
隻剩下阿圖羅和弟弟在那裡，不過兩個人的皮帶上都插着那種寬寬的、短短的彎刀。
他們一起拖着電纜，看着像是手工藝品或者自制品。
他們還扛着一桶稠密的綠褐色的液體，那是要付給印尼士兵的錢。
他們等待的時候，阿圖羅的弟弟問他電纜有多少尺長。
不論尺，阿圖羅說，好幾裡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頭蓋的，就在海邊。
他們等待的時候，另一個阿拉伯人，那個年長些的家夥攔住他們的去路，阿圖羅的第一反應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罵他太粗魯，先檢查了下那把彎刀還在不在原位，那個年長些的阿拉伯人開始對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聽的人講一個故事時，阿圖羅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這個故事講的是在西西裡的一場聚會。
阿圖羅告訴我，他和弟弟聽了後很高興，也覺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個人在背誦一首詩。
西西裡有一座沙子冰山。
一群烏合之衆在一個安全距離外看着它，有兩個人是例外，第一個人爬上一個山頂，這塊冰山就是靠這個小山來平衡的，另一個人站在山腳下等着。
後來山頂上的那個人開始在地上走動或舞蹈或踩踏起來，這時冰山的表層開始松軟，巨大的沙塊滑落下來，朝底下的那人落去。
他動都沒有動一下。
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間，在最後緊要關頭，他朝旁邊一跳，人得救了。
這就是那個夢的内容。
印尼的天空幾乎是綠色的，西西裡的天空幾乎是白色的。
阿圖羅已經很久沒有講過這樣吉祥的夢了。
也許他夢到的印尼和西西裡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說，照我看，那個夢預示着你的運氣要發生變化了。
從現在開始，你會事事稱心如意。
你知道夢裡的那個小弟弟是誰嗎？讓我猜猜，他說。
那是你兒子！我說出來時阿圖羅笑了。
可是，幾天後，他又扯出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了。
我感覺又不好了，我說滾你的去。
現在想來真不應該，即便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責任，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堅持的東西。
我也許表面上對他挺惱火的，其實并沒有。
他也沒有沖我發火。
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裡來睡。
我記得這事兒，因為那天晚上胡安馬·帕切科第一次來看我。
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來馬爾格蘭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
我們走進我的房間試圖做愛。
可我做不了。
我試了好幾次，還是不行。
也許是因為胡安馬的肌肉的緣故，他離開健身中心這麼長時間，肌肉已經松軟。
無論是什麼原因，恐怕主要還是我的毛病。
我頻頻起來去廚房喝水。
有一次，不知為什麼，我走進阿圖羅的房間。
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機和一堆紙。
我飛快地翻看那疊稿紙時想起了《閃靈》，這讓我一激靈。
阿圖羅沒有瘋狂，我知道。
後來我又在房間轉悠起來，打開窗戶，在床上坐下，聽着過道裡的腳步聲。
胡安馬·帕切科的臉出現在門口。
他問我怎麼了。
沒什麼，挺好，我說，我在想心事，後來我看見了那幾隻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給了我四本書，我至今還沒有讀過。
一星期後我們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車站。
25 雅各布·烏倫達，切爾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這是一個說來挺沉重的故事。
它貌似輕松，可是稍微深入點表皮，你就會覺得這個故事絕不輕松。
所有關于那個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
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種炎熱的地方，每當我回到巴黎，好像還沉睡在夢中，我都醒不過來了，盡管你也許覺得恐懼對拉美人的影響，相對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論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裡碰到阿圖羅·貝拉諾的，在羅安達的郵局，在一個炎熱的午後，當時我沒什麼好幹的，除了花巨資往巴黎打電話。
他在發傳真的窗口，他跟那個派頭像經理的家夥讨價還價，後者想多收他錢，我向他伸出了援手。
純屬巧合，後來發現我們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們決定一起度過剩餘的時光。
也許是我提議的，我從來都是那種喜歡交際的人，喜歡聊天，想了解别人，我還算是個稱職的傾聽者，不過，有時我貌似在聽其實卻在想着自己的事兒。
我們很快就發現兩人之間有着比想像中還要多的共同點。
至少我意識到了這點，我猜阿圖羅也意識到了吧，我們沒有就此交換過意見，或者拍拍對方的肩膀。
我們的出生時間差不多，在需要的時候我們都别離了自己可敬的國家，我們都喜歡科塔薩爾，我們都喜歡博爾赫斯，我們都沒有多少錢，我們都會講很爛的葡萄牙語。
基本上，我們都是那種正處于深淵或者崩潰邊緣的狀态，你願意怎麼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個非洲國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頭的拉美人。
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務（我是供職于拉魯納公司的攝影師）後就返回巴黎，而可憐的貝拉諾完成工作後還想在這裡繼續逗留。
為什麼要留下來呢，夥計？那天晚上我找了個機會問他，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回歐洲呢？我都打算借錢給他買機票了，如果他沒錢的話，當然這種話也就是喝得爛醉時才會說，那裡的夜晚不僅有異國他鄉的味道而且還很輝煌，非常輝煌，輝煌得稍不留心它會把你吞沒，吞沒你以及你身邊的每一個人，但那種感覺你們不會明白的，你們這些從來沒有去過非洲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太明白了。
貝拉諾也很明白。
我們兩個都是自由職業者。
我在拉魯納工作，我說過了，貝拉諾是馬德裡一家報紙的特約記者，他們給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沒有。
盡管當時他沒有對我說為什麼不願意離開，我們還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最後被夜晚或者被困乏（這麼說，是因為真正的羅安達的困乏能讓你跌到帆布床下）帶到那個叫霍奧·阿爾維斯、足有兩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開的私人俱樂部裡去。
在那裡我們碰到了幾個熟人，有記者、攝影師、警察和皮條客，我們一個勁兒地說着話。
也許并沒有說。
也許我們在那裡就分開了，也許我在煙霧中看不見他了，就像為了工作要出來見那麼多人，跟那麼多人交談，然後大家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巴黎就不同了。
人們逐漸散去，越來越少，你完全有時間互相道個别，哪怕你不想道别。
在非洲就不是這樣了。
這裡人們一個勁兒地說話，向你傾訴他們的麻煩，完了就消失在煙霧中，就像那天晚上貝拉諾的消失，一點預兆都沒有。
你甚至永遠不會考慮在機場再次碰到X或者Y。
這種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說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
就這樣，那天晚上，貝拉諾消失後，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錢給他，我繼續喝酒、跳舞，後來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驚醒時（主要是害怕而非餘醉未醒的難受，因為我擔心會被搶，而不是不習慣待在類似霍奧·阿爾維斯的這種地方）已經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動腿腳時發現他也在院子裡，吸着煙等我。
沒錯，這是有點造作。
從那以後，我們每天都見面。
有時我會請他吃晚飯，有時他又請我吃晚飯。
飯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種饕餮之徒。
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點菊花茶，如果沒有菊花了就要些亞麻或者薄荷什麼的來泡花草茶，他從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
貝拉諾，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簡直像個移動藥店啊，他發出苦澀的大笑，好像在說别煩我了，烏倫達，我情緒不好。
至于女人，據我所知，他身邊沒有一個。
一天晚上，那個美國記者喬伊·拉德馬切爾邀請我們在鄰近的帕拉參加個舞會慶賀他在安哥拉出差結束。
舞會是在一家私宅後面一個擁擠的土院裡舉行的，最妙的是來了很多女孩。
跟那些時髦的人一樣，我們帶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貝拉諾，他是最後時刻才決定跟我們一起來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堅持要他來的。
我不想說他不跳舞，因為事實上他是跳的，可是我問他帶避孕套了沒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幾隻我帶的，他斷然打斷我：烏倫達，我不需要這種東西，或者說了具有類似效果的話，這讓我覺得他會僅限于跳舞。
我回巴黎後，他還留在羅安達，打算還往腹地深處再走走，那裡還滿是持槍荷彈、無法無天的匪幫。
我臨走之前兩個人最後聊了一次。
他的故事其實很難湊成一個整體。
一方面，我覺得生活對他已經沒有意義，感覺他領受這份工作是為了死得絢麗多彩，死得非同凡響，與這那庸常之輩和狗屎們有所不同。
我這一代人全都深受馬克思和蘭波的影響。
（我不是以此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在這裡不想評判任何人的閱讀習慣。
）另一方面，這點我也迷惑不解，他對自己又呵護有加。
他每天像舉行宗教儀式般服那些小藥片。
有一次我跟他去羅安達一家藥店找跟優思弗相當的什麼藥，那是一種熊脫氧膽酸藥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膽管功能，我是這樣理解的。
幹這種事兒時，貝拉諾的舉止好像健康對自己來說重要極了。
我看着他走進藥店，說着糟糕極了的葡萄牙語，目光掃視着貨架，先是以字母為序，接着就随意無序了，沒有找到可惡的熊脫氧膽酸，我們要離開時，我對他說，貝拉諾，别擔心（因為他的表情憂傷極了），我一到巴黎就給你寄些過來，他說：沒有處方你是拿不到藥的，我開始笑起來了，我想這人還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謀劃着去尋死。
然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他需要藥品這是不争的事實。
不光要優思弗，而且還要氨基水楊酸和奧美拉唑，前兩種必須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楊酸治結腸病，六片優思弗治硬化症。
沒有奧美拉唑關系不大，我吃不準他服這種藥是不是治十二指腸潰瘍或者胃潰瘍或者胃酸過多什麼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這種藥。
有趣的是，如果這樣能說得通的話，他又擔心得到藥品，擔心吃了什麼會引起胰腺病的發作（已經發作過三次了，當然是在歐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發作的話，可能必死無疑），我是說他其實很擔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們交談的時候，男人之間交談的時候，我猜你會這麼說，這的确聽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樣一場陰郁的談話叫什麼好呢？他暗示他去那裡是為了把自己給弄死，我想這跟他到那裡是殺死自己或者去自殺不是一回事，因為你不會辛辛苦苦地親自來做這件事兒，到頭來這樣做照樣很麻煩。
我回巴黎後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國人——講了，她問我貝拉諾長什麼樣，讓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絕對詳細，然後她說完全能夠理解。
你怎麼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
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二個晚上，我們躺在床上，關了燈，正是我會把一切都講給她聽的那種時候。
那藥呢，你買了嗎？西蒙娜問。
沒有，還沒買呢。
哦，明天一起來我就去買，然後立刻給他寄過去。
我會買的，我說，但我總覺得這事兒有點蹊跷。
在非洲，你經常會碰到各種離奇的事情。
你覺得有誰可能旅行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找死嗎？我問妻子。
這完全有可能，她說。
一個四十歲的男子也有可能嗎？我問。
如果他還具有冒險精神，那完全有可能。
我妻子說。
跟大多數比較實際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還有股浪漫氣質。
于是我給貝拉諾買了藥寄到羅安達，不久，我便收到一張表示感謝的明信片。
我估算，寄的藥可以讓他用上二十天。
這之後怎麼辦呢？我想他要麼返回歐洲，要麼死在安哥拉。
此事我隻能想到這一層。
幾個月後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與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兒，他隔段時間就來用一下酒店的傳真機。
我們非常熱情地問候了對方。
我問他是不是還在馬德裡那家報社工作，他說還在，又增加了幾家南美洲的雜志，這樣掙的錢會略微多點。
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時又窮得回不了加泰羅尼亞。
那天晚上我們在他住的屋裡（貝拉諾從來不像别的外國記者那樣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許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裡租間屋子或者一張床、一個角落）一起吃了晚飯。
我們聊起安哥拉。
他告訴我他去過萬博，漫遊過寬紮河，去過奎托誇納瓦累和威熱，他寫的文章裡已經好好地回顧過了，他是經過羅安達陸路去的，然後繼續走到基桑加尼，有時沿剛果河而上，有時沿險峻的森林山路，最後到達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
這片大地本身就會令此行幾乎不可能實現，更不要說還有政局的影響了。
他講完後，我都說不上該不該相信。
從表面上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另外，他又是半帶微笑說的，更讓你不禁想懷疑。
我問起他的健康狀況。
他說在安哥拉得腹瀉病倒了，但現在已經痊愈。
我說我的照片賣得越來越好。
如果他想要，我說，我想這次是當真的，我可以給他借點錢，但他聽都不聽。
後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問起他那場偉大的死亡探尋，他告訴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說我會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關重要的東西，明天就會逼近。
怎麼說呢，他變了。
有段時間他一連幾天不吃藥。
好像平心靜氣多了。
我看見他時也很開心。
因為他剛從巴塞羅那收到藥。
誰寄給你的？我問他，一個女人？不是，他說，一個朋友。
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們決鬥過一回。
打過架？我說。
不，是決鬥。
誰赢了？我不知道我們誰殺死了對方，貝拉諾說。
真是太離譜了，我說。
沒錯，他說。
其間，他顯然已經對自己周圍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開始裕如了，這點我是永遠辦不到的。
沒有人能辦得到，其實，除了大型媒體的記者，他們有雄厚的實力，鮮有自由職業者不結交的大量朋友，而隻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這種環境裡做到操縱自如。
從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時瘦了許多，其實已經皮包骨頭了，但看樣子卻顯得挺健康，沒有絲毫病态。
或許那隻是我的觀感，可能正在逐漸向死亡邊緣走去也沒準呢。
他的頭發更長了，可能是自己剪的。
他還穿着安哥拉時穿的衣服，但更髒了，而且快要破掉了。
他操着方言，我立刻聽了出來，屬于那種視性命如草芥的國家的語言，而交談——連同金錢——最終成為解決一切的關鍵。
第二天我去了難民營，回來時他已經走了。
到賓館後發現他給我留了張字條，祝我走運，并請我，如果不是太麻煩的話，回巴黎後給他寄些藥來。
他的地址寫在字條裡。
我去找他，他人已經不在了。
我把情況告訴妻子後她一點都不吃驚。
可是西蒙，我說，我再次見到他的機會可能是百萬分之一了。
這是有可能的，她就說了這麼一句。
第二天她問我打算給他寄還是不寄藥。
我已經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沒有待多久。
我又回到非洲，我堅信自己會碰到貝拉諾，但我們的路徑已經不再相交，但我還是向那些老資格的記者們打聽了他的情況，但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幾個認識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兒了。
下一程還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
你見到他了嗎？我回去後妻子總是這樣問我。
沒見到，我回答說。
也許他已經回巴塞羅那或者到家了。
也許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說。
可能吧，我說。
我們誰也不會知道。
最後在利比裡亞我總算見到他了。
你知道利比裡亞在哪兒嗎？沒錯，在非洲西海岸，大緻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間。
沒錯。
可你知道誰在統治這個國家嗎？左派還是右派？我敢打賭你不知道。
四月的時候，我乘一艘船從塞拉裡昂的自由城來到蒙羅維亞鎮。
那艘船是一個人權組織包租的，具體什麼機構我現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幾百名歐洲人，他們全在美國大使館等待着——那裡是蒙羅維亞鎮原則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據任何到過那裡或者掌握那裡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說。
這些知情人士原來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個古怪的英國黑人。
其他歐洲人，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早就撤離了，隻留下他們的秘書。
對一個拉美人來說，把美國大使館與安全聯系起來本身就有點古怪，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說辭，但時代已經變了，為什麼大使館就不該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終也要到那裡的。
然而，這些信息讓我覺得是一個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錯亂的确鑿信号。
一群利比裡亞士兵，沒一個超過二十歲的，護送我們來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層樓裡，那是老裡茲酒店或者老克裡倫酒店的利比裡亞翻版，現在由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國際記者組織經營。
這家酒店被稱作媒體記者中心，是首府為數不多還在營業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這得歸功于五名美國海軍人員的存在。
他們現在正在站崗，但大部分時間卻在後廊裡打發，跟美國電視台的記者們喝酒，為記者和他們雇的一幫去蒙羅維亞激戰區，或者很少但心血來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區，那些無名的村落（雖然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經有過大人、孩子和工作）時充當向導和保镖的年輕的曼丁哥士兵牽線搭橋，那些地方據道聽途說或者我們每晚從CNN上的報道看，幾乎是世界末日、人類的瘋狂、潛伏在每個心髒裡的惡魔的忠實寫照。
那個新聞中心還發揮着賓館的功能，這也就意味着我們到那兒的第一天需要登記。
輪到我登記時，我已經喝了威士忌跟兩個法國朋友聊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開始翻起登記簿找一個名字。
我毫不意外地發現了阿圖羅的名字。
他到那裡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是跟一群德國人同時到的，他們是兩男一女，都是法蘭克福一家報社的人員。
我想馬上跟他取得聯系，但卻找不到他。
一個墨西哥記者告訴我他已經有七天沒有出現在中心了。
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況，應該上美國大使館詢問。
我想起我們在安哥拉那場遙遠的談話，談到他對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卻那個願望了。
有人告訴我，那幾個德國人已經走了。
雖然有些不情願，但我心裡清楚别無選擇，隻好到大使館去找他了。
沒有一個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隻拍出幾張照片。
蒙羅維亞的街道、大使館的庭院、幾張面孔。
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個奧地利人，他認識一個離開前曾見過貝拉諾的德國人。
但是，這個德國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時光，沒辦法，隻有等了。
我記得開始跟幾個法國同事玩撲克時已經七點左右了，還記得我們都備好蠟燭以防日落時經常出現的斷電，或許别人告訴我們會斷電。
然而燈并沒有熄滅，玩家們很快陷入倦怠狀态了。
我記得大夥一起喝着酒一邊議論着盧旺達和紮伊爾以及我們在巴黎剛看過的電影。
那個德國人午夜才回來，那時我獨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裡茲酒店的大廳裡待着，擔任門衛和值班經理的年輕的雇傭兵（可是在誰出錢的軍隊裡呢？）吉米告訴我，海爾·林克，那個攝影師正往自己房間走去。
我在樓梯追上他。
林克隻能講點最簡單的英語，一句法語都聽不懂，他的形象正派端莊。
我設法讓他明白我在探聽朋友阿圖羅·貝拉諾的消息時，他禮貌地請（盡管他做出的各種表情已經多少有些讓人理解了要傳達的信息）我在大廳或者酒吧等他，讓我知道他需要沖個澡，很快就會下來。
他去了大約二十多分鐘，再次回來時滿身的潤膚油和消毒劑的味道。
我們聊了很長時間，全憑興之所至。
林克不喝酒，他說因此才注意到阿圖羅·貝拉諾，因為那時新聞中心聚集了很多記者，比現在多多了，他們每天晚上在房間裡喝得酩酊大醉，包括一些著名的談話主持人，這些人應該檢點行為，做出表率，林克說，最後卻索性在陽台上吐了。
阿圖羅·貝拉諾不喝酒，他們這才有機會交談過一次。
林克回憶說他在中心隻待了三天，每天早上出去，正午或者黃昏回來。
有一次，不過這次是跟兩個美國人結伴，他出去了一夜，打算采訪喬治·金賽，羅斯福·約翰遜最年輕也是最血腥的将軍，克萊恩族人，但陪同他們的向導卻是一個曼丁哥人，這人毫無道理地恐懼不已，在蒙羅維亞東部地區抛下他們不管了，他們花了整整一夜工夫才返回賓館。
林克說，第二天，阿圖羅·貝拉諾睡到很晚才起來，兩天後他又跟那兩個美國人離開蒙羅維亞準備去采訪金賽。
本來他們打算向北方去。
貝拉諾臨走之前，林克給過他一小包柏林一家自然産品公司造的止咳液——至少我覺得他想表達這個意思。
從那以後林克就再沒見過他。
我問他那兩個美國人叫什麼名字。
他隻知道一個叫雷·帕斯特爾。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請他再說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這個德國人很嚴肅。
再說，他已經很累，早就開不起玩笑了。
他回去睡覺前從牛仔褲後兜裡取出一小片紙，在上面給我寫下幾個字：雷·帕斯特爾。
我想他應該是紐約人，他說。
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國大使館，打算離開利比裡亞，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沒有雷·帕斯特爾的消息，可是這裡一派混亂，再堅持下去似乎毫無意義。
我離開時，林克正在大使館的花園裡拍照。
我給他拍了一張，他也給我拍了一張。
我拍的照片裡，林克手拿相機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麼發光的東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從鏡頭裡移開。
他表情平靜，憂傷而平靜。
在他給我拍的照片裡，我的尼康相機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機（我想）。
我可能笑了，還做出表示勝利的V字手勢。
三天後，我該動身離開了，可我已經走不出去。
大使館的一位官員告訴我，表面上，形勢在趨于好轉，但是交通混亂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卻成反比關系。
我離開了大使館，根本就不相信這一套。
我在四處活動的幾百名滞留者中尋找林克但沒有發現他。
我碰到一群新來的記者，他們剛到自由城，有幾個人，天知道是怎麼回事，乘直升機從象牙海岸的某個地方來到蒙羅維亞。
大多數人跟我一樣已經正在考慮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館看看有沒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這時正好無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東西都寫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們幾個人去内陸走一走。
當然，大多數人都拒絕了這個建議。
《巴黎賽事》雜志的一個法國人同意去。
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
這次行程由在新聞中心廚房工作的一個家夥組織，他除了想賺筆錢，還想去看看自己的家鄉，他已經有六個月沒有回去了，雖然離蒙羅維亞隻有十五或者二十英裡。
旅行期間（我們坐上一輛破敗的雪佛蘭，由廚師的朋友駕駛，備有一把突擊步槍和兩顆手榴彈），廚師告訴我他是馬諾族人，妻子是奇歐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機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萊恩族的敵人，他詛咒克萊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
混蛋，這個法國人說，我們應該回去，可行程已經過半，我和那個意大利人都很開心，想把最後剩餘的膠卷都給消耗完了。
就這樣，沒有經過任何檢查站，我們通過了薩默斯小鎮、托馬斯河小村，聖保羅河不時地出現在我們左邊，有時又從視野裡消失了。
路況很差。
道路時而從森林中穿過，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膠種植園，時而又沿着平原展開。
在這樣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會有坡度平緩的山丘從南邊升起。
我們隻穿越過一次河流，那是聖保羅河的一條支脈，從一座非常好的木橋上通過，朝照相機的眼睛自動呈現出的惟一的東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綠甚或奇異外說不上該怎麼形容，不知為什麼這讓我聯想起孩提時代的科連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時也沒有少說話，我對路易說：這裡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語說的，這是我們三個人的通用語言，《巴黎賽事》的那家夥看着我說，但願隻是看着像阿根廷，這實在讓我沮喪，因為我都不是沖他說的，我說了嗎？他是什麼意思呢？是說阿根廷比利比裡亞還要野蠻和更加危險嗎？是說如果利比裡亞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話，我們現在早就沒命了嗎？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他的這句話徹底掃了我的興，我真想跟他理論個水落石出，但經驗告訴我，這種争論你最終會一無所獲，再說這個法國人對我們多數人決定不回去已經搞得很惱火了，他也需要找個機會出口氣，不會隻滿足于不停地抱怨隻想賺幾個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憐的黑人。
所以我假裝沒聽見，但心裡卻詛咒他這個猴子操的家夥，我不停地跟路易說話，說來道去，我忘了說到什麼時候才打住，總之是解釋了比如樹的名稱之類的東西，我覺得它們跟科連特斯的樹一樣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樣，當然肯定跟科連特斯的樹不是一回事。
從路易的笑聲和我們的夥伴們偶爾發出的笑聲判斷，我猜我如此熱情洋溢突現出自己多麼有才華，或者至少顯得比真實的我更有才華，甚至更風趣，有種輕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圍，當然不包括那個法國人讓－皮埃爾，他越來越悶悶不樂，我們把跟科連特斯的樹如出一轍的樹木抛在了後面，開始進入一片沒有大樹的光秃地帶，隻看到些零星的灌木叢，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隻孤獨的鳥兒打破，這隻鳥叫啊叫，卻得不到任何回音，後來我們開始緊張起來，路易和我，可是這會兒我們離目标已經那麼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們隻有繼續前進。
那個村子映入眼簾後，槍聲很快響起來。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槍手，射擊持續了不到一分鐘，但是等我們從彎道拐過去及時地來到黑溪鎮時，我的朋友路易已經死了。
新聞中心廚房工作的那個家夥的胳膊開始流血，他輕輕呻吟着，蜷縮在旅客座下。
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蘭的車闆上。
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做了什麼：我試圖救活路易，給他做了嘴對嘴的急救，然後又做了常規的救命搶救，最後那個法國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顫抖的髒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陽穴，那裡有一個橄榄大小的洞。
這時我才意識到路易死了，後來再沒有聽到槍聲，寂靜隻有被雪佛蘭行駛時沖開的空氣以及輪胎碾過通向小鎮的路上的石頭和沙子發出的聲音打斷。
我們在貌似黑溪鎮主廣場的地方停下。
向導轉過身說要去看看家人。
他受傷的胳膊上纏繞着一條用自己的襯衣做成的繃帶。
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機給包紮的，可我幾乎想像不出來是什麼時候包紮的，除非他們的時間感忽然與我們的斷裂了。
向導走後不久，那兒出現了四個老人，他們顯然是被雪佛蘭的聲音吸引過來的。
幾個老人一聲不吭地站在那兒盯着我們，躲在廢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
他們顯得很瘦，走動時帶着病人特有的謹慎，其中一個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賽和羅斯福·約翰遜的克萊恩族遊擊人員，不過這個老頭兒顯然不是遊擊隊的人。
他們跟我們一樣仿佛如夢初醒。
司機看見了他們，但坐在方向盤後面沒動，他大汗淋漓，抽着煙，偶爾瞥一眼手表。
過了會兒，他打開車門，向老人們打了個手勢，他們在屋檐的保護下毫無反應，動都沒動，接着司機走出小車，開始檢查發動機。
他回到車上後作了很多讓人不明白的解釋，好像這車是我們的。
他說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網眼似的洞。
法國人聳了聳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邊。
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發作了，但他故作鎮定。
我從内心很感謝他這樣做，我最讨厭歇斯底裡的法國人了。
後來一個青春少女出現了，她張望着我們，沒有停就走了過去。
我們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廣場的一條狹窄的街道。
她走了後四周陷入絕對的寂靜之中，必須使勁聽才會聽到類似陽光打在小車頂上的聲音。
沒有一絲微風。
我們被騙了，那個法國人說，他說得很客氣，于是我就說，射擊已經停了很長時間，也許隻是幾個人伏擊我們，也許是幾個土匪跟我們一樣被吓着了。
真是混蛋，法國人說，這個村子都是空的。
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廣場上沒有别人，覺得這很不正常，這個法國人也許說對了。
我心裡湧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憤怒。
我下了車沖着最近的一堵牆撒了很長一泡尿。
我又走到雪佛蘭前，看了眼發動機，看不出任何有礙我們離開這裡原路返回的毛病。
我給可憐的路易拍了幾張照片。
法國人和司機無言地瞧着我。
後來，讓－皮埃爾好像經過深思熟慮，請求我也給他拍一張。
我痛快地拍了。
我給他和司機拍了張，然後又讓司機給我和讓－皮埃爾拍了張，後來我又請讓－皮埃爾給我和路易拍了張，但他卻拒絕了，說覺得這樣太病态了，我們之間正要萌芽的友誼再次破碎。
我想我可能沖着他叫罵起來。
我想他也沖我叫罵了。
我們兩個回到雪佛蘭裡，讓－皮埃爾坐在司機旁邊，我坐在路易旁邊。
我們在那裡大概停留了一個多小時。
這期間，讓－皮埃爾和我說了好幾次别管那個廚子了，得馬上逃離那兒，可司機不聽。
在等待過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會兒，但畢竟還是睡了會兒，我可能夢見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
這疼痛比這個意大利人确鑿無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
我醒來時渾身是汗，我看見讓－皮埃爾頭靠在司機肩膀上睡着了，司機已經在抽另一支煙了，直視着前方荒涼的廣場上陰郁的黃色，步槍橫放在膝蓋上。
我們的向導終于來了。
他旁邊走着一個幹瘦的女人，我們乍一看差點當成了他母親，最後發現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八歲左右的男孩，穿着紅襯衫藍短褲。
我們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讓－皮埃爾說，大家都上來，座位就不夠了。
我們争執了幾分鐘。
向導和司機站在讓－皮埃爾一方，最後我也屈從了。
我把路易的相機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騰空了。
我和司機把他從車裡擡出來放在像是一個茅草棚的東西下面。
向導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語說了句什麼。
這是她第一次開口，讓－皮埃爾轉過身來望着她，請廚子翻譯。
廚子起先不太願意，後來他說老婆說最好把屍體放在廣場上的某個人家裡。
為什麼？讓－皮埃爾和我同時問道。
這個女人顯得那麼沉默和恬靜，雖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種雍容大度的氣質，也許隻是那一刻我們感覺如此吧。
因為狗會吃了他，這個女人說，手指着停放屍體的地方。
讓－皮埃爾和我面面相觑然後笑了，是啊，法國人說，我們怎麼沒想到呢，這很有可能。
我們又把路易的屍體擡起來，等司機踢開看上去已經脆弱不堪的屋門後，我們把屍體搬進一間地上塞滿東西的房間。
屋裡堆滿了席子和空紙箱，味道簡直沒法聞，我們放下那個意大利人後就立刻跑了出來。
司機發動好小車後我們全都颠了起來，除了那幾個老人，他們還在屋檐下望着我們。
我們上哪兒去呢？讓－皮埃爾問。
司機做了個動作好像是說别打擾他，或者在說他也不知道。
我們要走另外一條路，向導說。
這時我才注意到那個男孩：他胳膊摟着爸爸的腿睡着了。
我們去他們說的地方吧，我對讓－皮埃爾說。
小車在那個小鎮荒涼的街上行駛了會兒。
我們離開廣場後走上一條筆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蘭慢慢向前移動着，幾乎要刮着房子的牆壁、茅草屋頂的前檐了，最後，我們進入一片開闊地，那兒有個巨大的隻有一層的鋅皮貨棚，大得像間倉庫。
貨棚側面寫着幾個字“澤－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紅顔色的字母寫成，下面是：“玩具工廠，黑溪和布朗斯威爾”。
這個破敗的小鎮叫布朗斯威爾，不是黑溪，我聽讓－皮埃爾說。
司機、向導和我一直盯着貨棚糾正了他。
這個小鎮就叫黑溪，布朗斯威爾也許在更東一點，讓－皮埃爾也沒有更好的理由堅持說我們就是在布朗斯威爾而不是黑溪，這是個問題。
雪佛蘭穿過開闊地進入一條穿過密林的公路。
現在我們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對讓－皮埃爾說，徒勞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隻是語無倫次地評論了句我們剛剛經過的玩具廠，算是回答。
整個行程持續了隻有十五分鐘。
雪佛蘭停頓了三次，司機說，憑這發動機，這算很幸運了，本來我們連布朗斯威爾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話。
後來我們很快發現，布朗斯威爾在一塊空地上，不足三十戶人家。
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後就到了布朗斯威爾。
跟黑溪一樣，這個小鎮也是一片荒蕪。
雪佛蘭的擋風闆上寫着“新聞”字樣，引起僅剩的若幹居民的注意，他們從長長的猶如廠房、算是鎮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門口向我們招着手。
兩個武裝人員出現在門檻上沖我們喊話。
小車在幾百尺遠的地方停住，司機和向導下車去交涉。
他們朝那幢房子走去時我想起讓－皮埃爾對我說過，如果我們想救自己就應該跑進樹林裡去。
我問廚子的女人那是什麼人。
她說是曼丁哥人。
男孩頭枕着媽媽的腿睡着，一線細細的涎水從嘴唇間流出來。
我告訴讓－皮埃爾，我們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這個法國人諷刺地回應了一句。
但是從外表上，我看到那種鎮定（一股暖流般的鎮定）把他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都舒展開來了。
我記得這個情景，這讓我感覺很不好，但這時我也挺高興。
向導和司機跟那幾個陌生人笑着。
當向導和司機在剛才那兩個人的陪同下向小車走過來時，又有三個人從長房子裡出來，也是武裝到牙齒，站在那裡盯着我們。
遠處傳來幾聲槍響，讓－皮埃爾和我馬上低下腦袋。
後來我們擡起頭，走出小車去迎接他們，其中一個黑人跟我打了聲招呼，另外一個人幾乎不看我，忙着揭開雪佛蘭的車蓋檢查已經修不好的壞死了的發動機，這時我才覺得他們不是要殺了我們，我向長房子望去，看到六七個武裝人員，有兩個白人向我們走來。
其中一個留着小胡子，拿着兩部用像槍套般的袋子裝着的照相機，也是個攝影師同行，這是很顯然的，但那一瞬間，由于他還在遠處，我沒有認出這個大家無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說像這個行當裡所有的人一樣，我隻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卻從未見過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沒見過。
另外一個人是阿圖羅·貝拉諾。
我是雅各布·烏倫達，我說，聲音有些發顫，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我。
他還記得我。
他怎麼會不記得呢？可事隔很久了，我拿不準他還記得什麼事兒，更不要說我了。
我的意思絕不是說他變了。
其實他一點都沒變。
他還是我在羅安達和基加利認識的那個人。
也許倒是我變了，我不知道，可問題是我覺得一切都跟從前不同了，包括貝拉諾和他的記憶力。
刹那間我的神經差點出賣了我。
我想貝拉諾注意到了，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叫出我的名字。
我們握了握手。
我驚恐地發現自己手上沾滿了血。
我同樣懷着幾乎是恐懼的感覺注意到，貝拉諾的手卻完美無瑕。
我向他介紹了讓－皮埃爾，他又把我介紹給那位攝影師。
這是埃米利奧·洛佩茲·洛博，馬德裡的大牌攝影師，攝影界現存的傳奇人物。
我不知道讓－皮埃爾是否聽說過他（讓－皮埃爾·博伊林，《巴黎賽事》的，讓－皮埃爾說，連根頭發都沒動，這可能說明他還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分量，或者表示在這種氛圍裡他才不在乎遇見一個大人物呢），但我聽說過他，我是個攝影師，對我們來說，他就像唐·德裡羅之于作家，是一個奇才，一個封面特寫的追獵者，一個冒險家，一個獲得過各種歐洲獎、用相機拍攝下人類的各種愚蠢和魯莽行為的人。
輪到我握他的手時，我說：雅各布·烏倫達，拉魯納公司的。
洛佩茲·洛博笑了。
他很瘦，大約四十歲的樣子，跟我們幾個年齡相仿，他好像喝醉了，或者精疲力竭，或者快要散架了，或者三者同時兼備。
士兵和平民都集中在那個長房子裡。
乍看上去，很難區别出他們誰是士兵誰是平民。
屋裡彌漫的氣味既苦又甜，還發潮，那是一種充滿期待和疲憊的味道。
我的第一反應是出去到外面吸一口新鮮空氣，但貝拉諾告誡我最好不要頻頻暴露自己，因為這兒有些克萊恩狙擊手駐紮在山頭上，會打掉你的腦袋的。
我們還算幸運，他們不再整天監視而且槍法也不是很好，不過這點是我後來才得知的。
那幢房子裡有兩個長長的房間，隻擺着三排風格迥異的架子，有鐵的，也有木的，全都空空蕩蕩。
地闆上滿是塵土。
貝拉諾向我們介紹了下我們目前的處境。
據士兵們說，克萊恩族正在包圍布朗斯威爾，在黑溪襲擊我們的人是金賽将軍的先頭部隊，金賽正在布置他的人襲擊卡卡塔族和哈貝爾族，然後向還控制在羅斯福·約翰遜手中的蒙羅維亞的鄰近地區進軍，這些士兵正計劃明天早晨離開這裡去托馬斯河，據他們說，那兒由泰勒手下一個叫蒂姆·厄裡的将軍駐守。
我和貝拉諾都一緻認為，士兵們的這個計劃純屬絕望之舉，毫無意義。
如果金賽真的要在這一地區重新集結他的人馬，曼丁哥的士兵就絕無生還機會。
那些平民似乎受一個女人的領導，這在非洲是罕見的，他們已經制定出一個更好的方案。
有些人打算留在布朗斯威爾等待觀察事态的發展。
别的大隊人馬打算在這個曼丁哥女人的帶領下向東北方向前進，穿過聖保羅河，進入布雷爾威爾公路。
這個方案，也就是平民方案，不是很冒險，然而我在蒙羅維亞常聽到在布雷爾威爾和波普魯之間的路段上常有酣戰殺戮。
但是死亡地帶在最東面，更靠近波普魯而不是布雷爾威爾。
聽完他們的介紹，貝拉諾、讓－皮埃爾和我決定随他們走。
貝拉諾說，如果我們能到布雷爾威爾的話就可以得救，穿過十裡地的古老的橡膠種植園，前方等待我們的是熱帶雨林，那就用不着過河了，但當我們走完這段雨林上了公路後，到布雷爾威爾就隻有五裡地了，然後，沿一條肯定還在泰勒的士兵手中的公路去蒙羅維亞就隻有十五裡遠了。
明天早上，等曼丁哥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開拔，去面對确鑿無疑的死亡之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
我先跟貝拉諾聊了會兒，後來又跟我們的向導談了陣子，最後又找貝拉諾和洛佩茲聊了。
這時大約已經是十到十一點之間，已經很難在屋裡四處轉悠了，整個屋子陷入絕對的漆黑之中，隻有吸着煙驅散恐懼和昏睡的人的煙頭發出的亮光偶爾會打破一下這種漆黑。
門口過道上有兩個士兵蹲在那裡警戒的影子，我走到跟前時他們連頭都沒有轉一下。
我還看了看星星和山頭的輪廓線，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來。
大概是因為我把這個國家與自己的童年聯系起來了。
後來我又回到屋裡，沿着架子摸索着往前走去，可我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這時大約已經十二點，我點上一支香煙，準備睡覺。
我知道自己心裡很高興（或者我知道我覺得自己很高興），因為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回蒙羅維亞了。
我知道自己很高興是因為正在經曆一場冒險而且覺得自己還活着。
我開始思念妻子和家，開始想起貝拉諾，他的氣色太好了，他的狀态好像也極佳，比在安哥拉時好多了，那時他還想尋死呢，比在基加利的時候也好多了，那時他已經不想尋死了，但還不願離開這片上帝遺棄的大陸，我抽完那支煙後又取出一支，其實這已經是最後一支，為了給自己提點精神，我甚至開始輕輕地對着自己或者在頭腦中哼起歌來，那是阿塔華爾帕·尤潘克寫的歌，我的天哪，阿塔華爾帕·尤潘克，直到此刻，我才發覺自己緊張極了，意識到如果我要想睡着了，得需要跟人聊聊，這時我起身瞎走了幾步，先是死一般的寂靜（刹那間我想到我們所有的人都必死無疑，支撐我們的僅僅是一種幻覺，我有強烈的沖動想從這個散發着惡臭的房子的大門裡沖出去），後來我聽到了鼾聲，還有那些醒着的人在用奇歐或者馬諾語、曼丁哥或克萊恩語、英語和西班牙語說着話，發出細微的咕哝聲。
這時在我聽來所有的語言都顯得那麼令人讨厭。
我知道，現在這樣說挺傻的。
所有那些語言，所有那些呢喃聲，都不過是将我們的身份保留到某個不确定時間長度的替代形式而已。
最終，事實卻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在我聽來好像那麼令人生厭，也許是因為我以某種荒謬的方式迷失在那兩間長房子的某個地方，迷失在我不熟悉的地帶，迷失在一個我不熟悉的國家，一片我不熟悉的大陸，在一個陌生、被拉長了的星球上，或許是我因為知道我應該睡會兒但卻辦不到。
後來我摸索着牆壁，在地闆上坐下來，睜大眼睛一個勁兒地想看清什麼，接着我蜷縮在地闆上雙眼緊閉，向上帝祈禱（我并不相信它的存在），祈願我不要生病，因為明天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後來我就睡着了。
我醒來時可能快到淩晨四點了。
離我幾尺遠的地方，貝拉諾和洛佩茲·洛博還在說話。
我看着他們香煙上閃爍的火光，我的第一個沖動就是起來走到他們那兒去。
我想借此舒緩第二天可能面臨的不确定，我想跟這兩個我從香煙後面瞥見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過去或者用雙膝蹭過去都可以。
可我沒有這樣做。
他們說話的那種語氣，他們的影子的角度傳達出的某種信息，攔住了我，那兩個影子時而擠在一起、然後蹲下，如同在打架，時而又裂成碎片、散了開來，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體已經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裝睡着了，其實在聆聽着他們的談話。
洛佩茲和貝拉諾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
轉述他們的談話内容，在某種程度上必然會丢掉我聽他們談話時感覺到的東西。
他們先是談論着這樣那樣的人物，說着一些不知所雲的東西，那聲音聽着就像兩個密謀者或者角鬥士發出的。
說話的聲音很輕，幾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見都完全一緻，但貝拉諾的話語處于強勢地位，他的說法（我隻聽到若幹片段，仿佛他們說的話有一半被長房子裡的某種聲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設置的屏障攔掉了）很有挑戰意味，而且挺生硬，說什麼被人叫洛佩茲·洛博是不可原諒的，被人叫貝拉諾是不可原諒的，但我可能記錯了，意思可能壓根不是這樣。
後來他們又談起别的事兒來：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書的名字。
貝拉諾說：我們都害怕失敗。
然後他就不說話了，這時我意識到洛佩茲·洛博幾乎什麼也沒說，而貝拉諾說得太多了。
我刹那間以為他們就要睡着了，我也裝出睡了的樣子。
這時我全身的骨頭都開始疼起來。
白晝洶湧而至。
這時我又聽到了他們的說話聲。
剛開始我什麼也聽不明白，也許是因為換了個姿勢或者他們的聲音太輕了。
我翻了下身子。
他們中一個人在抽煙。
我又聽出了貝拉諾的聲音。
他說他到非洲後也想尋死。
他講了安哥拉和盧旺達的故事，那些我已經知道了，那些故事這兒的人多少都知道。
後來洛佩茲·洛博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他問（我聽得清清楚楚）當時為什麼想死。
我沒有聽清貝拉諾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沒有多少新意，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已經知道了。
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這樣。
後來我又聽到貝拉諾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敗，在笑自己和别的什麼，嘲笑那些我一無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
洛佩茲·洛博沒有笑。
我想他說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類的話。
接着兩個人都默不作聲了。
後來，我說不上過了多久，我聽到洛佩茲·洛博的聲音，可能是在問時間。
現在幾點了？我旁邊有人動起來。
有人在睡夢中焦躁不安地動彈着，洛佩茲·洛博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句什麼話，好像又在問時間，但這次我敢肯定他在問别的事。
貝拉諾說現在是早晨四點。
這時我無奈地認了，自己是睡不着了。
後來洛佩茲·洛博開始說話了，他的演說一直持續到天亮，偶爾被我聽不清的貝拉諾的問詢所打斷。
他說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妻子，跟貝拉諾一樣，跟所有的人一樣，有一幢房子和一些書。
後來他又說了些什麼我沒聽清。
也許是在談論幸福。
他提到街道、地鐵站、電話号碼。
好像他一直在找什麼人。
後來又是沉默。
有人咳嗽。
洛佩茲·洛博又重複了一遍說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孩子。
過着一種總體上還算滿意的生活。
諸如此類的話。
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動主義和青春，那個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誼。
他成為攝影師純屬偶然。
他不把自己的聲名或者特權或者别的任何東西看得多麼重要。
他結了婚後才開始戀愛。
他的生活是那種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
一天，他和妻子無意中發現大兒子生病了。
他是個很聰明的男孩，洛佩茲·洛博說。
他病得很重，是一種熱病，當然，洛佩茲·洛博覺得孩子可能是從他身上感染的。
而且，做過有關的化驗後，醫生沒有從洛佩茲·洛博的血液中查出這種病的絲毫蹤迹。
有一度，洛佩茲·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尋找這種病的攜帶者，同樣一無所獲。
最後，他開始舉止失常。
他和妻子變賣了馬德裡的房子去美國生活，帶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
那個男孩的住院費相當昂貴，治療過程很漫長，洛佩茲·洛博隻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幹些自由職業的活兒。
他去過很多地方，他說，但最後總要回到紐約。
有時孩子的情況好一些，好像快要戰勝疾病了，有時又毫無起色甚至繼續惡化。
有時洛佩茲·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間的一把椅子裡，夢到兩個兒子，看到他們的臉挨在一起微笑着，顯得那麼無助，後來，不知為什麼，他覺得，他，洛佩茲·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個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學校。
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個阿拉伯國家的簽證時接到電話說那個生病孩子的情況惡化了。
他放下手頭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紐約的飛機。
到醫院後一切似乎淹沒在某種邪惡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
三天後孩子死了。
他親自處理了火化後事，因為妻子徹底崩潰了。
直到此刻，洛佩茲·洛博的描述還是不太清楚。
後來隻聽到單個的句子和一個又一個場景。
我試圖把它們串起來。
男孩死的當天或者過了一天，洛佩茲·洛博妻子的父母就到紐約了。
一天下午，他們争論起來。
他們坐在百老彙一家旅館的酒吧裡，在81大街附近，大家齊聚一堂，有嶽父母，小兒子，妻子，洛佩茲·洛博開始哭着說他很愛兩個孩子，大兒子的死是他的過錯。
不過他可能什麼也沒說，也沒争論，所有這一切隻是發生在洛佩茲·洛博的頭腦中。
後來洛佩茲·洛博喝得大醉，把孩子的骨灰放在紐約城的地鐵車裡，然後就回巴黎了，沒有向任何人打聲招呼。
一個月後，他妻子回到馬德裡提出離婚。
洛佩茲·洛博在文件上簽了字，心想這一切猶如一場夢。
過了很久，我聽貝拉諾的聲音在問“那場悲劇”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覺得那聲音像是一個智利農民發出的。
兩個月以前，洛佩茲·洛博說。
後來貝拉諾又問起他另一個孩子，健康的那個，後來怎麼了。
跟他媽媽一起生活，洛佩茲·洛博說。
這時我已經分辨得出他們靠牆坐着的輪廓了。
兩個人都吸着煙，都顯得極為疲憊，不過産生這個印象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很疲憊了。
洛佩茲·洛博什麼也不說了。
隻有貝拉諾還在講，跟剛開始那樣，令人意外的是他講起自己的故事來，一個不知所雲的故事，講過一遍又一遍了，每次講的都有所不同，都要少一點内容，最後他隻說了一句：我想死，但發現不死更好些。
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洛佩茲·洛博打算明天跟着士兵而不是平民們同行，貝拉諾不想讓他一個人去死。
我想我可能終于睡着了。
至少，我覺得睡了片刻。
醒來後新一天的光線開始透進屋子。
我聽着鼾聲、歎息聲和呓語聲。
後來我看見士兵們已經準備出發。
洛佩茲·洛博和貝拉諾跟他們在一起。
我起了床，告訴貝拉諾别去了。
貝拉諾聳聳肩。
洛佩茲·洛博的表情一點都不消極。
他知道自己這是去死，現在他很鎮定，我想。
這時貝拉諾的臉看着像個瘋子的臉：幾秒鐘間，可怕的恐懼和強烈的幸福感在臉上同時掠過。
我抓住他的胳膊，不假思索就拉他到外面去散步。
這是一個燦爛的早晨，那種彌漫着飄渺藍色的早晨，藍得讓你身上直起雞皮疙瘩。
洛佩茲·洛博和士兵們看着我們走過去一言不發。
貝拉諾面帶微笑。
我記得我們向那輛沒用了的雪佛蘭走去，我說了好幾遍，說他計劃要幹的事兒完全是瘋狂之舉。
我聽到你們昨晚的談話了，我承認，所有這一切都讓我覺得你的朋友瘋了。
貝拉諾沒有打斷我：他望着前方的森林和布朗斯威爾周圍的山，頻頻點頭。
我們走到雪佛蘭跟前時，我想起了狙擊手，覺得有種恐慌的激動感。
這似乎挺荒謬。
我打開車門，我們鑽進車裡。
貝拉諾注意到了浸透進布料的路易的血，但什麼也沒說，我覺得這時作解釋很不合适。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
我雙手捂住臉。
後來貝拉諾問我注意到了沒有，這些士兵多麼年輕啊。
他們都是些混賬孩子，我說，他們像玩兒似的互相殘殺。
畢竟，這也有好處，貝拉諾說，望着窗外沉浸在霧氣和陽光中的森林。
我問他為什麼要跟洛佩茲·洛博一起去。
這樣他就不孤獨了，他回答說。
這些我都已經知道了，我希望有一個不同的答案，某種結論性的回答，但我也沒再問。
我感到很傷心。
我還想說點别的什麼，但卻不知道說什麼好。
後來我們又從車裡出來向長房子走去。
貝拉諾取出自己的東西，然後就跟士兵和那個西班牙攝影師走了。
我陪他走到門口。
讓－皮埃爾在我旁邊，迷惑不解地看着貝拉諾。
士兵們開始準備出發，我們就在那裡向他道了别。
讓－皮埃爾握了握他的手，我擁抱了他。
洛佩茲徑直朝前走去，讓－皮埃爾和我感覺他不想跟我們說再見。
這時貝拉諾開始跑起來，好像在最後關頭覺得部隊會撇下他。
他追上洛佩茲·洛博，我感覺他們好像開始說話了，好像在笑，好像要去遠遊，後來他們穿過這片空地，消失在灌木叢中。
我們返回蒙羅維亞的旅程中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很漫長很艱辛，但沒有碰到雙方任何陣營的士兵。
我們在黃昏時到達布雷爾威爾。
我們在那裡跟同行的大部分人告過别，第二天一輛某人道組織派出的大篷車把我們接回蒙羅維亞。
讓－皮埃爾不到一天的工夫就離開了利比裡亞。
我在那裡待了兩個多星期。
那個廚師和他的妻子、兒子搬進了新聞中心，我跟那孩子後來關系處得挺好。
那女人幹些收拾床鋪和掃地的活兒，有時我從自己房間的窗戶望出去，看到那男孩在跟其他孩子或者守衛賓館的士兵們一起玩兒。
我再也沒有見到過那個司機，不過他到蒙羅維亞時還活着，這多少令人欣慰。
不用說，我在那裡接下來試圖尋找貝拉諾，想搞清在布朗斯威爾——黑溪——托馬斯河地區都發生了什麼，但始終沒有得到過明明白白的答案。
有人說那片地區現在由金賽的武裝排控制，又有人說一個十九歲的将軍，我想他的名字叫萊博将軍，領導的部隊設法重新确定泰勒對卡卡塔和蒙羅維亞之間所有地區的控制，包括布朗斯威爾和黑溪。
但我始終未能搞清這是真是假。
一天，我去聽在美國大使館附近一個地方舉辦的演講。
演講者是一個叫威爾曼将軍的人，他試圖以自己的觀點解釋國家當前面臨的形勢。
最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提問。
大家都離去或者懶得提那些我們也知道毫無意義的問題時，我問了他有關金賽将軍、萊博将軍、布朗斯威爾、黑溪鎮、西班牙攝影師埃米利奧·洛佩茲·洛博以及智利記者阿圖羅·貝拉諾的有關情況。
威爾曼将軍在回答之前望了我好一陣子（不過，他對誰都這樣看好一陣子，也許他是近視，不知道在哪兒能弄副眼鏡）。
他盡量想三言兩語講完，說根據他獲得的情報，金賽将軍已經死了一周。
萊博的部隊打死了他。
反過來，萊博将軍也死了，他死于蒙羅維亞東部地區一群公路劫匪之手。
至于黑溪，他說：“和平統治着黑溪。
”講得清清楚楚。
他還沒有聽到布朗斯威爾的結局，但他假裝不是那麼回事。
兩天後，我離開了利比裡亞，從此再沒有回去過。
26 埃内斯托·加西亞·格拉哈萊斯，帕楚卡大學，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萬分謙卑地說，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現實主義者的惟一的專家，如果再誇張點，在世界範圍也屬獨一無二。
老天惠顧，我打算出一本有關他們的著作。
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訴我，大學出版社可能會出這本著作。
當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從未聽說過這些本能現實主義者們。
說心裡話，他更喜歡出一本關于墨西哥現代主義者的專著或者帕楚卡傑出詩人曼努埃爾·佩雷斯·加拉維托作品的注釋本。
可是經過堅定不移的努力，我設法說服他，研究我們現代詩歌中某些最極端的流派沒什麼錯。
其間，我将把帕楚卡帶到21世紀的門口。
沒錯，你可以說我是最早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絕對的權威，但還不能完全這麼講。
我可能是惟一關注這個領域的人。
幾乎沒有人還想得起本能現實主義者們了。
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死了。
有些人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命運，但有些人還活着。
比如哈辛托·雷克納，現在是電影評論家，負責帕楚卡電影協會。
他是這個群體中第一個引起我興趣的人。
瑪麗亞·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
她一直未婚。
她還經常寫，但從不發表。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死了。
郝琪特·加西亞在墨西哥城的某些報章雜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
我想她已經不寫詩了。
拉斐爾·巴裡奧斯已在美國失蹤。
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在那裡。
安格麗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詩集，隻有三十頁，這本書不錯，版型優美。
盧西歐斯·思肯已經死了。
潘喬·羅德裡格斯已死。
艾瑪·門德斯自殺了。
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搞政治去了。
我聽說費裡佩·穆勒還在巴塞羅那，結了婚，有一個孩子。
他好像過得挺幸福。
這裡的兄弟們經常發表他寫的詩。
烏裡塞斯·利馬還住在墨西哥城。
上次休假我還去看過他。
他可是一個真正的奇迹。
說實話，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
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時間裡，他都喊我教授。
可是，夥計，我對他說，我比你還年輕啊，你幹嗎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說什麼，他回答時都言必稱教授。
真特别。
阿圖羅·貝拉諾的情況我一無所知。
沒有，我從來沒有見到過貝拉諾。
沒錯，見到過幾個。
我從未見過穆勒、潘喬·羅德裡格斯、盧西歐斯·思肯。
也沒見過拉斐爾·巴裡奧斯。
胡安·加西亞·馬德羅？沒有，這個名字一點都不熟悉。
他從來就不屬于這個團夥。
我當然确信。
夥計，如果我是以這個課題的權威專家的身份這樣對你講，那是因為本來就應該這樣講。
他們全都那麼年輕。
我有他們出的雜志，他們的小冊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資料。
有個十七歲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亞·馬德羅。
讓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
他隻在一本墨西哥城發行的小雜志上發表過一首詩，那份雜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隻出了這一期。
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貝拉諾和穆勒一樣，是移民的兒子。
沒有，據我所知，這位布斯塔曼特再沒有寫過詩。
但他屬于這一夥。
墨西哥城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沒錯，因為1920年代還出現過另外一個本能現實主義組織。
北方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你不知道這個？噢，他們存在過。
不過說來已經沒有資料可研究了。
不，這不是巧合。
更像是一種緻敬。
一種姿态。
一種回應。
誰知道。
總之，這裡迷宮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
我限定自己隻研究手裡現有的素材，讓讀者和學者自己去下結論。
我想我的這本小書會表現不俗。
最不濟，我将把帕楚卡領進摩登時代。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小夥子們，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說。
現在，我們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黃花，也許現在還有人想起她，可那時大家都忘了她，後來他們也開始忘了自己，當你忘了朋友的時候，也就開始忘了自己。
我是例外。
也許這隻是我現在的感覺。
我還收藏着她的雜志，她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
也許我的生活适合如此。
跟許多墨西哥人一樣，我也放棄了詩歌。
跟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一樣，當那一時刻來臨時，我也不再寫作、不再讀詩。
從那時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進。
我什麼都幹過，我幹過我能幹的一切。
一天，我發現自己在聖托·多明戈廣場的拱廊下開始幹起寫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書的工作來了。
這是一份跟其他活兒沒什麼兩樣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幹過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發覺自己可能會永遠在那兒幹下去，離不開打字機、鋼筆、白紙。
這是一份不賴的工作。
有時我甚至會發笑。
我什麼都寫，從情書到申請、訴訟書、财産申明、絕望者寄給國家監獄的申請什麼都有。
這讓我有時間與同事們交流，那些跟我一樣頑強的書寫員（我們是一種瀕危物種），同時也有工夫閱讀我們文壇的最新奇作。
墨西哥詩歌已毫無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們最有文化修養的一位詩人認為“pensil.orido”是一種彩色鉛筆，不是花園，或者布滿各種鮮花的場所，甚至是一片綠洲。
“Pensil”還有垂挂、懸挂、垂吊的意思。
你們明白了嗎，小夥子們，我說，你們明白了嗎，或者我說到點子上了嗎？兩個小夥子面面相觑說，是的。
但他們可能不是說“明白了”。
後來我再沒聽到過塞薩雷亞的消息。
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個來自索諾拉的老人成了朋友。
這個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約、卡納内、諾加萊斯，我問他是否聽說過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他說沒有。
我忘了對他說了什麼，但他感覺我在談論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兒。
他這樣說時，我覺得我其實并不了解塞薩雷亞。
現在，小夥子們，你們對我講了馬普萊斯·阿爾塞說她的那些話。
或許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萊斯說的，這都無關緊要。
是誰給了你們我的地址？我問。
李斯特或者阿克萊斯或許曼努埃爾，這都無關緊要。
兩個小夥子望着我，他們可能并沒有看着我。
天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傳來的喧嚣開始進入公寓，這時我看見一個小夥子坐在沙發上睡着了，但還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個已經在翻閱塞薩雷亞的雜志，不過那樣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
這時我說，小夥子們，好像新的一天來了，好像太陽升起了。
睡着的那位張着大嘴說是啊，阿馬德奧。
醒着的那位沒有理我，還在翻着雜志，嘴角半帶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個剛剛離去的女孩，眼睛還掃描着墨西哥現存的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惟一的那首詩。
因為疲憊和酒精的緣故，我的腦子有點眩暈，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說話。
我說：你會表演口技嗎，小夥子？正睡覺的那個說不會，阿馬德奧，或許他說的是“錯了”，阿馬德奧，或者說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許他說“不會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沒有機會，或許他就說不是。
醒着的那個看着我，手裡抓着雜志，好像擔心什麼人會把它從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繼續讀雜志，這時，我想塞薩雷亞·蒂納赫羅那本破爛雜志裡好像真有什麼可讀的。
我放低目光點點頭。
别不好意思了，阿馬德奧，其中一個說。
我不想看着他們。
可我卻看了。
我看着這兩個小夥子，一個醒着，另一個睡着，睡着的那個說别擔心，阿馬德奧，我們會替你找着塞薩雷亞的，哪怕要翻開北方的每一塊石頭。
我使勁睜大眼睛盯着他們說：我不擔心，小夥子們，别因為我而去這樣做。
睡着的那個說：這不麻煩，阿馬德奧，這是一種快樂。
我堅持說：别因為我而去這樣做。
睡覺的那個笑了或者喉嚨裡發出某種可能是笑聲的聲音，一種咕哝聲，一個撲哧聲，或許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說：我們不是為你而做，阿馬德奧，我們是為墨西哥、為拉丁美洲、為第三世界、為我們的女朋友而做，因為我們想做。
他們在開玩笑吧？不是開玩笑？這時睡覺的那位開始奇怪地呼吸起來，好像在用自己的骨頭呼吸，他說，我們馬上就去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我們馬上就去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作品。
這時我感覺打了個冷戰，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還在研究塞薩雷亞·蒂納赫羅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詩，我對他說：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麼不對勁了。
正在讀雜志的這位擡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戶後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戶的另一邊，他說：别緊張，沒事。
該死的神經質的小夥子們！好像誰在睡夢中呓語沒什麼了不起！好像誰在睡夢中發誓也沒關系！這時我又望着前屋的牆壁、我的書、我的照片、天花闆上的污迹，然後又望着他們，我好像是透過一扇窗戶看他們的，其中一個睜着眼，另外一個閉着眼，但兩人都看着什麼，在看着外面？在看着裡面？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他們的臉色變得蒼白起來，好像到了北極，我把這話對他們講了，睡着的那個很響地喘息着說：更像北極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馬德奧，他這樣說，我問：小夥子們，你們覺得冷嗎？這是一個象征性的問題，或者實在的問題，因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馬去給他們煮咖啡，但歸根結底這本質上是一個象征性的問題，如果他們冷了，就會躲開窗戶，我又說：小夥子們，這樣做值得嗎？這樣做值得嗎？這樣做值得嗎？睡覺的那個說“西蒙奈爾”。
我站起來（我全身的骨頭都咔嗒咔嗒地響動着）走到餐室桌子旁邊的窗戶前，打開它，接着，我又走到該去的地方，準确地說，走到前屋的窗戶那兒，打開它，然後又慢吞吞地走到開關前，把燈熄了。
我開始在一所高中教書。
那簡直是一種巨大的解脫。
就像從上尉降到中尉？也許吧。
說不定降到了下士呢。
但我沒什麼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覺，反而覺得就是一個掏陰溝的、鏟垃圾的、一個從自己的集體走失或者分開了的倒班工人。
現在回想起來，從一種狀态向另一種狀态的轉變還真有點嚴峻、殘忍的味道，來得突然又無法挽救，當然了，這一切都是慢慢發生的。
我碰到一個百萬富翁，買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無趣而死亡的雜志，我又辦了其他雜志，還舉辦過不少展覽。
但沒有一個存活下來：語言比現實更真實。
其實，某一天，這一切終于都結束了，我隻剩下皮卡比亞的假畫，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東西。
有些沒工作的人會指責我不懂得珍惜幸福，雖然我什麼都有過。
我可以指責一個殺人犯殺了人，一個殺人犯可以指責自殺者的絕望或者行為令人匪夷所思。
事實上，某一天，這一切全結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
我不再買那麼多雜志和報紙了。
我不再舉辦展覽。
我開始在高中教美術，懷着謙卑和嚴肅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說得多麼了不起）懷着某種幽默感。
阿圖羅很久以前就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圖羅消失的原因。
一天他對我朋友氣急敗壞地發了一通脾氣，因為發現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說了些諸如你這個白癡，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嗎之類的話，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間的床頭話。
我不知道，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隻知道他走了，我好長時間沒有看到他了。
這顯然不是我的初衷。
我試圖攏住自己的朋友們。
我盡量對人和氣友好，盡量不要從喜劇陡然走向悲劇。
生活自會有很多妙招。
但是，有一天，阿圖羅還是消失了。
好幾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
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說：猜猜今天晚上誰給我打電話了。
我要這樣說就好了：阿圖羅·貝拉諾。
如果我馬上猜對的話可能會很好玩，可我卻說了别人的名字，然後就放棄不猜了。
她說出阿圖羅時我仍然很開心。
我們有多少年沒有見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憶了，但我還是記住了，一下子就說出口。
于是一天阿圖羅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給我打來電話，我過去看了他。
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幾乎是跑着去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跑起來了，反正就跑起來了。
當時差不多是晚上十一點了，天氣很冷，到那兒後我看到了一個跟我一樣現在已經四十多歲的家夥，我向他走去時感覺就像《走下樓梯的裸女》，然而我沒有任何樓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樣。
後來我們又見過幾次面。
一天，他來到我的畫室。
我坐在那兒盯着一幅擺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畫布旁邊的小油畫。
阿圖羅看着這幅小畫和大畫問我畫的是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我問。
屍骨罐。
他說。
其實是屍骨罐。
那時，我幾乎不畫畫了，從未展示過自己的作品。
那些跟我在一起時還是上尉的人現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還有一個，我親愛的米格爾裡托，甚至都到了将軍或者元帥的頭銜。
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隻是因為迷茫而放棄了。
我還是個掏陰溝的。
我知道這本身可以有好多種解釋，大多數都很荒謬。
可我的情況一點都不荒謬。
我有理由感到開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斷地觀察着萬事萬物，我觀察自己在觀察着萬物，我讀書，我過着平靜的生活。
我的産量不大。
也許這很重要。
另一方面，阿圖羅的産量卻很大。
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時碰到他。
他正要上我家來。
你在幹嗎？他問。
你這不看見了嗎，我說，我放了幾件衣服要洗。
你家裡沒有洗衣機嗎？他問。
五年前就壞了，我說。
那天下午阿圖羅走進我們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機。
我做好茶水（這時的我幾乎戒酒了）然後看着他檢查洗衣機。
有那麼一個瞬間，我以為他會修好。
好像還不見得，但這已經讓我很開心了。
最後，我的洗衣機還是依舊壞着。
我又給他講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
考慮告訴他是因為我看見他眼睛老瞄着我的傷疤。
那次事故出在馬洛卡島。
是場車禍。
我差點失去了雙臂和下巴。
我身體其他部位都隻擦破了點皮。
這起事故挺離奇，你不覺得嗎？很離奇，阿圖羅說。
他告訴我，他也住過院，兩年裡住過六次。
在哪個國家？我問他。
就在這兒，他說，在希伯倫谷，再以前是在格羅納的約塞普·特魯埃塔。
那你幹嗎不告訴我們呢？我們可以來看你啊。
噢，沒什麼大不了的。
有一次，他問我是否沮喪過。
沒有，我說，有時我感覺像《走下樓梯的裸女》，跟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感覺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奧·德·格拉西亞大街散步時感覺卻沒那麼好，但大多數時候我還是覺得很開心。
有一天，在他最後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來說：有人打算寫一篇有關我的書的壞評論。
我給他倒了杯菊花茶，什麼也沒說，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講的時候，無論傷感的還是快樂的，最恰當的反應莫過于沉默了。
可是他也不說話，我們那樣默默地坐了會兒，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檸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煙。
我想我是為數不多還在抽這個牌子香煙的人，我是說我們這一代人中為數不多的人之一。
連阿圖羅現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煙草了。
過了會兒，完全是為了想講點什麼，我說：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羅那嗎？他搖搖頭。
他在巴塞羅那過夜時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雖然這麼說很俗氣），不會住我這兒。
但是，我們還會一起共進晚餐，有時三個人開着我朋友的車去兜風。
總之，我問他是否在巴塞羅那過夜時，他說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邊小鎮去，去那裡坐火車不到一個小時。
接着我們又不說話了，我開始想是什麼不好的評論，怎麼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
我就那麼等着，像《走下樓梯的裸女》那樣，跟人們想的恰恰相反，而這正是激發某種特别的批評反響的原因。
有一陣子，我隻聽到阿圖羅喝茶時發出的聲音，從街上傳來的悶鈍的聲音，電梯上來下去了幾次的聲音。
忽然，當我什麼也不去想，什麼也聽不見時，我聽到他又重複了一遍說一個評論家要糟踐他。
這實在沒什麼關系，我說。
這是一場危險的交易。
有關系，他說。
以前這種事兒對你來說這絕對沒什麼關系，我說。
現在對我有關系了，他說，我大概越來越中産階級化了吧。
他說自己上一本書跟這本新書有相似之處，都可歸入不可破譯的遊戲範疇。
我讀過他的那本書，挺喜歡，我不知道他的新書是講什麼的，所以我無話可說。
我隻好問：有什麼相似之處啊？遊戲，吉列姆，他說。
遊戲。
那個混賬《走下樓梯的裸女》，你的那些皮卡比亞的混賬僞作，全是遊戲而已。
到底出什麼事情了？我問。
事情就是，他說，那個評論家，一個叫伊内基·埃切瓦内的家夥是個大騙子。
他是個很差勁的評論家嗎？我說，不，他是個不錯的評論家，他說，至少不是一個差勁評論家，可他是個操蛋騙子。
你怎麼知道他要評論你那本還沒上市的新作呢？因為，前天，他說，我去出版社了，他跟公關部的頭兒打電話索要我的最新小說。
就因為這個嗎？我說。
我正好坐在那兒，公關部頭兒的對面，她說，你好，伊内基，真巧，阿圖羅·貝拉諾正好就在我對面坐着，那個雜種伊内基什麼也不說了。
他應該說什麼？至少打個招呼，阿圖羅說，因為他什麼也不說，你就認定他打算整你？我問。
再說了，他就是整你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呢？這沒關系！你瞧，阿圖羅說，伊内基最近在跟奧雷裡奧·巴卡，那個西班牙文人裡的加圖在打筆戰，你知道加圖嗎？我沒有讀過他的東西，但知道這個人，我說。
就是因為伊内基寫了篇巴卡一個朋友的著作的評論。
我不知道評論是否公正。
我沒讀過那本書。
我隻是确确切切地知道這個小說家讓巴卡出面捍衛他。
巴卡對那個評論家的攻擊簡直會讓人痛哭流涕。
可我沒有任何自以為是的強人來捍衛，一個都沒有，所以伊内基可以對我為所欲為。
連巴卡也不會捍衛我，因為我在自己的書裡嘲笑了他，不是馬上就出來的那本而是上一本書，不過我懷疑他讀過這本書沒有。
你嘲笑了巴卡？我隻是輕微地嘲笑了他一下，阿圖羅說，但我懷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注意到了這點。
我不屑認巴卡為大師，我承認，我覺得連我都忽視了讓朋友憂心忡忡的那段話。
沒錯，阿圖羅說。
行啊，就讓伊内基攻擊你好了，我說。
誰會在乎？這種事兒沒什麼要緊的。
你認識的人都會知道的。
我們都是快死之人了，想想來世吧。
可伊内基一定是想從别人身上獲得快感。
阿圖羅說。
他真有那麼邪惡嗎？我問。
不，不，他很好，阿圖羅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跟這沒關系，跟肌肉鍛煉有關，阿圖羅說。
大腦肌肉？我問。
某種肌肉吧，我就要成為他跟巴卡進行第二或者第八回合格鬥時訓練用的沙袋了，阿圖羅說。
我明白了，這是一場由來已久的戰鬥啊，我說。
那你怎麼辦呢？沒什麼，我就當沙袋好了，阿圖羅說。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想着各自的心事，這時電梯又開始上來下去，發出的聲音挺像我們沒有見面這些年的聲音。
我打算舉行一場決鬥向他挑戰，阿圖羅終于說。
你想做我的陪同嗎？這才是他要說的意思。
我感覺好像什麼人朝我胳膊上打了一針。
先是針刺，然後液體沒有進入動脈而是進入肌肉了，一股冰涼的液體讓我不寒而栗。
這個建議簡直是瘋了，而且毫無道理。
你不能因為一件别人還沒有做的事兒就向人家挑戰啊，我想。
但接着我又想生活（或者生活的幽靈）從來都沖着我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兒向我們挑戰，有時甚至沖着我們想都沒有想過要做的事兒向我們挑戰。
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很快我卻想到也許來世《走下樓梯的裸女》或者《大玻璃》真的存在或者将會存在。
後來我又想：如果這篇評論不錯該怎麼辦呢？如果伊内基喜歡阿圖羅的小說該怎麼辦呢？組織一場決鬥向他挑戰，那豈不太不公平而且沒有必要了嗎？ 各種問題逐漸紛至沓來湧向頭腦，但我認為這個時候不能感情用事。
凡事都不能操之過急。
我們先讨論了武器的選擇。
我建議用充了紅色顔料的氣球。
或者來一場誇張的墨西哥大草帽之戰。
阿圖羅堅持要用匕首。
流了第一滴血就停戰怎麼樣？我提議。
阿圖羅非常不情願地接受了我的建議，但内心深處可能大大地松了口氣。
後來我們開始去找匕首。
我本來打算到一家旅遊商店去買，這家店從托雷多産的小刀到日本武士刀什麼都賣，但我們必須要說明刀劍的用途，我朋友說她故去的父親留下兩把劍，于是我們又去看了那劍，是一對真家夥。
擦得锃亮之後，我們決定就用它們了。
後來我們又開始找理想的地方。
我建議放在城堡公園，在半夜時分舉行，但阿圖羅更傾向于去裸體主義者聚集的海灘，位于巴塞羅那和他住的小鎮的途中。
後來我們搞到伊内基的電話号碼，給他打了電話。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相信這不是開玩笑。
阿圖羅跟他講了足有三遍。
最後伊内基同意了，讓我們告訴他日期和時間。
決鬥的那天下午，我們在聖波爾海濱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飯。
炸烏賊和蝦。
我的朋友（她就陪我們到這分上不打算出席決鬥）、阿圖羅和我。
我得說，這頓飯吃得略微有些沉悶，席間阿圖羅掏出一張飛機票給我們看。
我以為是去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在某種意義上阿圖羅要告别加泰羅尼亞和歐洲了。
但這張票卻是去達累斯薩拉姆的，中途在羅馬和開羅停留。
後來我覺得我的朋友已經徹底瘋了，如果評論家伊内基朝他腦袋上給一劍還殺不死他的話，他也會被非洲的黑蟻和紅蟻給吃了。
豪梅·普拉内利斯，薩拉姆博酒吧，托爾裡豪斯大街，巴塞羅那，1994年6月。
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伊内基·埃切瓦内打電話來，說他需要有個人陪同參加一場決鬥。
我還有點宿醉未醒，起先沒弄明白伊内基在說什麼，而且他幾乎從不給我打電話，特别是白天的這個點兒上。
他解釋完後我以為在開玩笑，我經常跟他在一起，人們總是拿我開玩笑，但我從不介意，伊内基有些怪怪的，雖然有點怪但卻很有魅力，是那種女人們真的覺得相貌英俊而男士覺得為人不錯的男人，不過稍微有些強勢，大家都暗暗地很欽佩他。
前不久，他跟馬德裡偉大的小說家奧雷裡奧·巴卡結上了仇怨，雖然巴卡雷霆萬鈞、呼風喚雨，肆無忌憚地辱罵他，伊内基還是從這種充滿敵意的交鋒中毫發未損地脫穎而出了，甚至可以說他被巴卡帶出了名。
好玩的是伊内基并沒有批評過巴卡，而是批評了巴卡的一個朋友，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他追随這位大人物會是什麼情景。
據我所知，巴卡是一個師法烏納穆諾的作家，當代絕無僅有，隻要一有機會，他就發表演講，充滿了廉價的道德化的東西，屬于典型的說教色彩濃郁、怒氣沖沖的西班牙式演講，而伊内基也是那種典型的挑釁型、魯莽的不顧一切的評論家，喜歡樹敵，習慣跳着腳叫罵。
他們的沖突是個時間問題。
或者說至少巴卡不得不與伊内基沖突，打電話約他，朝他腕子上來一掌什麼的。
私底下，他們都栖息在我們稱之為左派的那個日益式微的幽靈出沒之地。
所以，當伊内基向我說到決鬥時，我以為他真在開玩笑。
即便巴卡的激情徹底脫缰而出也未必如此汪洋恣肆，居然作家親自出馬以如此鬧劇的方式來伸張正義。
可伊内基說這事與此無關。
他的聲音聽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但他說這次情況不同，他必須接受這場挑戰（他會提到《走下樓梯的裸女》嗎？畢加索遇到這種事兒時會怎麼辦呢？）我應該跟他說定了，到底陪不陪他去，他沒有時間可浪費了，因為決鬥就在那天下午舉行。
除了答應我還能說什麼，我當然會去，告訴我時間地點吧，可是，伊内基挂了電話後我開始想，這樣幹也許是把自己攪進這堆嚴肅的狗屎堆裡了，我想，我生活多麼美好幸福，我像任何正常人那樣喜歡不時地開個不錯的玩笑，隻要不太過分，如此一來也許自尋煩惱踏上了永遠難以圓滿收場的混亂之旅。
關鍵是，我開始思來想去（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永遠不該也不會這樣做），得出的結論是，這事兒從一開始就太離奇了，伊内基居然打電話讓我做他決鬥的陪同，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們隻是在同一家報社工作，偶爾在賈迪内托或者薩拉姆博或者萊伊爾街上的那家酒吧碰個面，我們實在算不上大家所謂的那種朋友。
離決鬥還有幾個小時了，我給伊内基打電話看能否跟他同去，可是卻沒人接，顯然，他跟我打完電話就直接出門了，去撰寫最後那篇文章還是上最近的那家教堂了，我不知道，确認聯系不上他後，我給吉瑪·莫尼斯特羅爾打了個電話，那感覺就像我頭腦中的一盞燈熄滅了，如果有個女人陪着我，事情不至于變得太醜陋，當然我沒有把實情告訴吉瑪。
我說，吉瑪，寶貝，我需要你幫個忙，伊内基·埃切瓦内和我要去見個人，我們需要你陪我們一起去，吉瑪說什麼時候，我說就現在，寶貝，吉瑪說好吧，到科爾特·英格萊斯接我，差不多是這樣說的。
我挂了電話後想跟兩三個朋友聯系一下，因為我忽然發現自己有些過度緊張，但誰也不接電話。
五點三十分時我看見吉瑪抽着煙站在烏基諾納和鮑奧·克拉裡斯廣場的一個角落等着，我開着車來了一個漂亮大膽的掉頭動作，把這位大膽的記者接到副手座上。
幾百個司機沖我們按喇叭時我都能從反光鏡裡看見一個警察威脅性的身影，我踩了下油門，我們開始向A-19方向開去，朝馬雷斯梅方向開去。
當然，吉瑪問了，我把伊内基藏在哪兒了（此人對女人有一種奇妙的感染力，必須得承認），我隻好告訴她，伊内基在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酒吧等着我們，在聖波爾海濱之外，在一個小海灣附近，春夏季節那裡就成了裸體泳場。
餘下的那段路程花了不到二十分鐘（我的标緻牌小車像閃電般飛馳着），我一路上焦躁不安，聽着吉瑪講的各種故事，找不出恰當的時機告訴她我們去馬雷斯梅的真正原因。
好像還嫌不夠背運，我們又在聖波爾迷了路。
據當地人說，我們得走通往卡萊爾拉的那條路，但行駛四分之一英裡後在加油站左轉，仿佛在朝山區開去，然後再右轉，穿過一條隧道——什麼隧道呢？——再出來回到一條海濱路上，那兒矗立着一個叫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的酒吧，顯得孤單而荒涼。
我和吉瑪讨論争吵了半個小時。
我們終于找到了那個該死的酒吧。
我們到那兒時已經晚了，我閃念想到伊内基不會來了，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那輛紅色薩博汽車，事實上我看到的全部東西就是他的那輛紅色薩博，停在一片沙地和灌木上，接着又看到了那幢荒涼的屋子、酒吧肮髒的窗戶。
我把車停在伊内基的車旁，按了幾聲喇叭。
我和吉瑪一聲不吭，決定待在标緻裡。
很快我們就看見伊内基從酒吧的另一面繞了過來。
他沒有像我預料的那樣責備我來晚了，他看見吉瑪時好像也沒有生氣。
我問他的對手在哪裡，伊内基笑着聳聳肩。
後來我們三個向海灘走去。
吉瑪聽了我們來這兒的原因（伊内基向她作了解釋，講得清楚又很客觀，三言兩語，處理了我始終沒做成的一件事兒），她好像比剛才還要興奮，刹那間我确信最終一切都會很順利。
我們三個人大笑了好一陣。
沙灘上沒有一個人影。
他還沒來，我聽吉瑪說，我覺得她的口氣聽上去有一絲小小的失望。
有兩個人從海灘北頭的岩石中冒出。
我的心開始怦怦地跳起來。
我最近的一次打架鬥毆是在十一二歲。
從那時起我就盡量避免暴力行為。
他們來了，吉瑪說。
伊内基看看我又看看大海，直到此時我才覺得此情此景有一種令人絕望的荒謬感，而且其荒謬性與我在現場不無關系。
那兩個從岩石冒出來的人沿着海水邊緣向我們走來，他們終于在大約三百英尺遠的地方停住，近得我們完全能看清其中一位帶着一隻包裹，兩把劍的尖頭向外紮了出來。
吉瑪最好待在這兒，伊内基說。
等我們的這位夥伴抗議完後，我們兩個慢慢向那兩個瘋子走去。
你真的要把這場荒唐事進行到底嗎？我記得我們在沙地上走過去時我這樣問伊内基，那麼這場決鬥真的要發生而不是做做樣子？你選中我當這場瘋狂舉動的見證者嗎？就在此刻我才感覺到或者恍然大悟伊内基挑中我是因為他真正的朋友們（如果他有的話，也許赫爾迪·洛維特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一個）會拒絕無謂地參與這種荒唐事，他很清楚這點，誰都很清楚，除了我這個傻乎乎的家夥，我還想：天哪，這全是巴卡那雜種惹的禍，如果他不攻擊伊内基，就不會有這樁事發生，後來我就什麼也不想了，因為我們已經走到另外那兩個人跟前了，他們中的一位問：你們誰是伊内基·埃切瓦内？這時我望着伊内基的臉，忽然擔心他會說是我（處在我這樣的神經質狀态，我想像伊内基可能什麼都幹得出），但伊内基微笑着，好像很開心，說他就是，這時另外那個人看着我，自我介紹說：你好，我是吉列姆·皮納，陪同，我聽見自己在說：你好，我是豪梅·普拉内利斯，也是陪同，坦率地說我現在想起來簡直要吐了或者笑掉屁股，但當時隻覺得肚子裡有種刺痛感，渾身發冷，因為天忽然間冷了起來，隻有那麼幾絲夕陽照在海灘上，春天時人們來裸泳的海灘，照在小海灣、岩石水灣，那些隐蔽的海灣隻有沿着海岸經過的火車裡的旅客才會看到，旅客對這片景色往往都無動于衷，你會覺得充滿了民主和平民精神，在加利西亞，同樣是這群旅客，會讓火車停下來，爬下去把那些裸體主義者的卵蛋給割了，總之，這是我打招呼說你好我是陪同豪梅·普拉内利斯時心裡想到的一切。
後來這位吉列姆·皮納打開帶來的包裹，兩把劍都帶着尖兒，我想鋒刃似乎還在微微地閃閃發光呢，鋼的？青銅的？鐵的？我對劍一竅不通，但還不至于無知到認為那是塑料做的，後來我伸出手用指尖觸摸了下鋒刃，當然是金屬的，我再次看到寒光時把手抽了回去，那縷微弱的寒光，好像活了起來，至少伊内基的朋友們會這樣來描述，如果他有那個膽或者正氣請他們一塊兒來，而且如果他們來的話，我想他們不大可能來。
我覺得這純屬巧合，或者無論如何太像巧合了：太陽下到山的那一邊，劍光閃閃，最後，直到此刻，我才問（誰？我忘了，皮納，也許伊内基本人）他們是否當真，是不是非常渴望這場決鬥，我還大聲警告他們，雖然這聲音不是很沉着，說我可不怕麻煩叫警察。
後來的情景就模糊了。
皮納用馬洛卡語說了句什麼。
後來他讓伊内基挑一把劍。
伊内基從容不迫，将每一把都拿在手裡掂了掂，先看了一把，然後又看了另外一把，而且同時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他這輩子除了玩火槍手的遊戲外完全無所事事。
那兩把劍不再寒光閃閃。
另外那個家夥，那個表情憂傷的作家（可是這種憂傷沖誰而來，為什麼呢？如果那篇該死的冒犯别人的評論都還沒有發表的話？）在等着伊内基挑選。
天空一片白茫，一團濃霧正從山丘和田野漂向大海。
我的記憶有些淩亂。
我記得聽到吉瑪在大叫：上吧，伊内基，說着類似的話。
接着，我和皮納同步往後退去，跟他們拉開一定距離。
一波小浪打濕了我的褲腿。
我記得我朝下望着自己的軟皮鞋，嘴裡罵罵咧咧的。
我還記得當時有種下流、病态的感覺，因為鞋墊濕了，我走動時發出那種吱吱呀呀的聲音。
皮納向岩石方向退去。
吉瑪站起來向決鬥者走過去靠近些。
他們的劍開始碰撞起來了。
我記得我坐在一個土堆上，脫掉鞋子，用手絹小心地擦掉濕沙，然後又扔掉手絹，望着越來越暗淡的地平線，最後吉瑪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個手遞給我一個活生生的、濕漉漉的糙硬的東西，我好半天才回過神來搞清楚自己的手絹又回來了，像個詛咒般回到我身邊。
我記得我把手絹放到運動衫的一個口袋裡。
後來，吉瑪說伊内基玩起劍來像個行家，這場格鬥從一開始他就占了上風。
但我不這樣認為。
開始時他們勢均力敵。
伊内基的揮舞顯得有些怯怕。
他隻是在跟對手碰撞劍，而且不斷地往後退卻，是因為害怕或者在測試對手。
相反，他的對手的出擊卻越來越自信。
他還瞅準機會朝伊内基刺了一劍，這是開始決鬥以來的第一次，他緊緊握着劍，右腳和右臂往前沖，劍尖幾乎挨着伊内基的褲縫了。
這時伊内基好像才從這場愚蠢的迷夢中清醒過來，接着又掉入另一場危險千真萬确的夢中。
從那一刻起，他的腳步才開始變得更加靈動，動作更加迅捷，不斷地往後退卻，不是呈直線而是繞着圈兒往後退着，這樣我時而看到他的正面，時而看到他的側身，時而又看到他的後部。
别的觀衆在幹嗎來着？吉瑪坐在我身後的沙地上，不時地為伊内基加油鼓勁。
其間，皮納一直站着，遠離劍手們的活動圈，那表情看着仿佛對這種事兒習以為常，同時又好像睡思恹恹。
在理智清醒的刹那間，我堅信大家全瘋了。
但很快清醒的刹那又被超越清醒的超級刹那所取代（如果我可以這麼表述的話），我又想，這一場景不過是我們荒謬生活必然的邏輯結果。
它不是懲罰而是新的噱頭。
它讓大家瞥了一眼我們共同人性中的自我。
這不是我們毫無價值的負罪感的證據，而是我們奇妙而沒有意義的天真的标志。
然而肯定不是如此。
不是這樣。
我們是靜止的，他們在動着，海灘上的沙子也在動着，不是因為風的緣故，而是他們和我們的舉動造成的，我們的舉動沒有任何意義，我們不過是在觀看而已，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噱頭，超級清醒的時刻。
然後就什麼也不是。
我的記憶向來平庸，不能勝任記者工作的需要。
伊内基攻擊一下另外那個家夥，那個家夥又攻擊一下伊内基，我想沒準他們會這樣鬥上幾個鐘頭，直到手裡的劍沉得拿不起才會打住，我取出一支煙，沒帶火，我找遍所有的衣兜，然後起身向吉瑪走去，但又想到她很久以前便戒煙了，戒了有一年或者一萬年了。
我閃過一念考慮向皮納借個火，不過那樣做似乎有些過分。
我坐在吉瑪身邊看着決鬥士們。
他們還在做繞圈運動，但速度開始慢下來，我好像覺得他們開始互相搭話了，但海浪的聲音把他們說話的聲音給淹沒了。
我對吉瑪說，我覺得這完全是場鬧劇。
你徹底錯了，她回答。
她說她覺得這樣挺浪漫的。
那個吉瑪，真是個奇怪的女人。
我比剛才更想抽煙了。
遠處，皮納跟我們一樣在沙地上坐着，一绺深藍色的細煙從他的嘴中吐出。
我實在熬不住了。
我站起來向他走去。
繞了很長一段路，盡量走在決鬥者的活動範圍之外。
一個女人在一座小山丘那兒觀察着我們。
她斜靠在一輛小車的車頭上，雙手遮在眼睛上方。
我以為她在凝望大海，但接着我發覺她肯定在望着我們。
皮納一言不發把打火機遞給我。
我望着他的臉：他正哭着。
我本來還想跟他說點什麼，可看見他後忽然不想了。
我又回到吉瑪身邊，又看着山頂上那個形單影隻的女人，又看着伊内基和他的對手，他們已經不拿劍交手了，隻是移動着腳步，目光盯着對方。
我在吉瑪旁邊蹲下時，身體發出沙袋般的響聲，我看見伊内基有欠謹慎地或者不顧火槍手電影的告誡那樣把劍舉得更高一些，我看到對手的劍向他刺來，劍尖距離伊内基的心髒幾乎僅有一寸之差，我記得，盡管這不可能，我好像看見伊内基臉色霎時變得蒼白，我聽到吉瑪說了句我的天哪之類的話，我看見皮納把煙頭朝小山方向彈出很遠。
我看到山頭上什麼人也沒有了，那個女人或者那輛小車也不在了，這時另外那個家夥忽然收回劍尖，伊内基向前跨去，用平平的肩胛骨撞到他身上，我想這是用來報複剛才對手造成的驚怕，吉瑪歎了口氣，我也歎了口氣，向這個邪惡海灘髒乎乎的空氣中吐了幾個煙圈，這些煙圈還沒有來得及飄浮起來，立刻就被風掃掉了，伊内基和他的對手像兩個傻孩子般繼續鬥着。
23 伊内基·埃切瓦内，加迪内托酒吧，格拉納達·德爾·佩内德斯大街，巴塞羅那，1994年7月。
文學批評與作品一度并駕齊驅，後來批評沒落，讀者跟了上來。
這段旅程或長或短。
後來，讀者一個一個地死去，作品繼續孤獨地前行，盡管新的批評和新的讀者又沿着作品走過的路慢慢趕來。
後來批評也再度，讀者也再度死去，作品渾然不覺地走在遍地白骨的羊腸小道上繼續它的旅程，走向孤獨。
靠近作品，尾随其後，是某種死亡的征兆，但新批評和新讀者又不知疲倦地無情地譴責作品，而它們又被時間和速度吞沒。
最終，作品在大千世界的旅程注定要無可挽回地孤獨下去。
總有一天作品也會死亡，就像萬物都必然要死亡和走向終結一樣：太陽、地球、太陽系、銀河系以及人類記憶所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都不能例外。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将以悲劇結束。
奧雷裡奧·巴卡，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不僅在面對我自己，或者面對鏡子，面對死亡來臨之時，當然我希望它能慢點到來，而且面對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對我正在構建的平靜生活時，我也會承認：一、在斯大林統治下，我不會在古拉格集中營浪費青春，也不會在腦後挨一槍子兒了卻一生；二、在麥卡錫時代我不會丢掉工作也不會在加油站幫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時代，我可能會選擇流亡路線，在佛朗哥統治下，我不曾像許多鐵杆民主分子那樣，向國家元首或者聖女獻制過十四行詩，這一切都是事實。
當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願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将以悲喜劇結束。
佩雷·奧多内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過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們經常組織群衆抗議，來颠覆這個國家、改造它、放火焚燒它、掀起革命。
那時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實人家或者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庭。
他們一旦拿起筆，就排斥或者嘲諷那種地位：寫作是為了否定、為了放棄，有時是為了自殺。
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對抗。
如今，令人空前憂慮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們主要來自底層家庭，來自無産階級和流氓無産者家庭，他們傾向于把寫作當成一種向更高的社會階層爬升的工具，作為一種為自己開拓空間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徑。
我不是說他們受的教育不夠。
他們受的教育跟前輩作家一樣良好。
或許不相上下。
我也無意說他們工作不夠勤奮。
他們比前輩作家還要勤奮！但他們仍然很粗鄙。
他們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幫幾乎毫無二緻。
他們絕不譴責任何事物，或者隻譴責容易譴責的事物，他們小心翼翼地不去樹敵，或者從毫無還手之力的人當中選擇敵人。
他們會因憤怒和瘋狂的逼迫而自殺，但絕不會為了理想而自殺。
各種大門一點一點無情地向他們敞開了。
于是文學恢複了它本來的面目。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注定要以喜劇結束。
胡裡奧·馬爾蒂内斯·莫拉萊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想對你講講我參加圖書博覽會時詩人們得到的禮遇。
我是一個詩人。
我是一個作家。
我還為自己賺得了一個評論家的美名。
粗略估計，這裡有7×3=22個攤位，事實上比這個要多很多。
我們能得到的關注有限。
但我還是設法在這次博覽會的太陽下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抛在後面的都是破車，寫作的局限，3×3=9。
這已經不容易。
落在後面的是A和E，它們從一個我偶爾在夢萦中回去的陽台上吊下來流血過度而亡。
我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知道監獄是很微妙的。
當然詩歌和監獄從來都是比鄰而居。
憂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
我是在做第七個夢呢，還是真的聽到公雞在博覽會的另一頭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公雞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顯示現在是正午時分。
我漫步穿過博覽會，跟同行們打着招呼，他們跟我一樣在夢遊。
夢遊×夢遊=文學天堂中的一座監獄。
遊啊。
遊啊。
詩人的禮遇：我們把這首聖歌聽成一種蒼白的審判。
我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盯着展出的書籍在衣兜深處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
7×1=8，當我從眼角瞥見那些年輕的讀者時心裡對自己說，我還看到一個無形的影像猶如一座緩慢的冰山般疊加到他們悠遠微笑的小臉上。
我們從那個挂着字母A和E的陽台下走過去，它們的血從我們的頭頂沖灌而下，徹底污染了我們。
然而這個陽台跟我們一樣蒼白無力，蒼白者永遠不會攻擊蒼白者。
與此同時，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那個陽台開始跟我們一道漫步了。
别的地方管這叫嗎啡。
我看見一個辦公室，我看見一台運轉的計算機，我看見一條孤獨的過道。
蒼白者×冰山=一條孤獨的走廊，這條走廊因我們的恐懼而有了些人氣，因為在走廊的博覽會市場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氣，他們不是找什麼書而是尋找某種确定性來填補我們确定性的缺失。
因此我們在絕望的谷底時刻來闡釋生命。
獸群。
絞刑吏。
手術刀在切割肉體。
A和E×圖書博覽會=其他肉體，輕盈若空氣，燦爛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
死亡似乎是一種令人滿意的回應，布朗修會說。
有31×31=962個充足的理由。
昨天我們在本城的祭壇上獻出一個年輕的南美作家。
當他的血滴到我們的野心的浮雕上時，我想的是自己的書和湮沒，最終，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一個作家，我們一旦功成名就，不應該始終拿着作家的派頭。
應該看上去像一個銀行家，一個在這個世界上無人照管長大的富人的孩子，一個數學教授，一個獄卒。
像一棵樹。
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們還在漫步。
我們的樹木形狀×陽台的蒼白=我們的勝利走廊。
年輕人，又名讀者們，怎麼可能想不到我們是撒謊者呢？隻要看看我們就知道了！欺詐在我們的臉上閃閃發光！可他們就是想不到，我們可以這樣背誦而不受任何懲罰：8、5、9、8、4、15、7。
我們可以四處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個人都打招呼，他們中有司法人員、絞刑吏、慈善家和學生），我們贊美娘娘腔放縱異性戀，贊美陽痿男人的陽剛，贊美綠帽男子的無瑕榮譽。
不會有人呻吟着說：一點都不痛苦。
隻有當我們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個神秘時刻以不可理喻的決然給我們點亮的火光時，這裡隻有我們的夜晚般的寂靜。
我們都受命運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絲毫幹擾。
作家必須像審查員那樣，我們的前輩說，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頭上去。
作家必須像報紙的專欄作者那樣。
作家必須像侏儒那樣而且必須生存下去。
如果我們也不必讀書，我們的作品就會像懸在虛無中的一個點，一個意義省減到最小的曼陀羅，我們的沉默，我們用在死亡的遙遠一端晃蕩的一隻腳站立的确定性。
缤紛的幻覺。
缤紛的幻覺。
在已經遺失的過去的羊欄中，我們想充當獅子，其實隻是去了勢的貓。
去了勢的貓嫁給割了喉的貓。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終将以一道密碼寫成的題目結束。
巴勃羅·德爾·巴爾萊，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講講詩人們的禮遇。
有一度，我既沒有錢，也不像現在這樣有名：我沒有工作，名叫佩德羅·加西亞·費爾南德斯。
但我有才華而且人挺和氣。
我認識了一個女人。
我認識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隻有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愛上了我。
她在郵局工作。
每當我的朋友們問起我的女朋友幹什麼時，我就說她是郵局職員。
其實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這樣我就不用說她是個女郵遞員了。
我們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
我的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點才回家。
每當聽到門輕輕掩上（她以為我還睡着）發出的細微聲音時我就起床，開始寫東西。
我寫的全是陽春白雪的事物。
花園、遺失的城堡諸如此類的東西。
接着，疲憊了後我又開始讀書。
讀皮奧·巴羅亞、烏納穆諾、安東尼奧、曼努埃爾·馬查多、阿索林這些人的作品。
午飯時就出去上一家大夥都認識我的店裡就餐。
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寫的東西。
她下班回來後，我們就聊一會兒，可是一個文人和一個女郵遞員之間能說些什麼呢？我會談談我寫的東西，我計劃要寫的東西，一篇曼努埃爾·馬查多作品的評論，一首表現神聖精神的詩，一篇從烏納穆諾的作品中提取出來作為第一句話的随筆：西班牙也傷害了我。
她會聊些自己走過的街上發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
她會談郵票，有些品種還挺稀罕，談些在漫長的早晨送信過程中碰到的面孔。
然後，等我實在受不了時，我就說再見，然後出去逛馬德裡的酒吧。
有時我會參加一些書會，主要是沖着免費飲料和開胃食品而去，不為别的。
我會去美洲之屋，聽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們談天說地。
我會去雅典耀聽那些心滿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
然後我就去見些朋友，聊聊我們的作品或者去拜訪某位大師。
可是在這樣的文學閑聊的時候，我卻老能聽到女朋友悄悄地四處送信時敏感的鞋子發出的聲音，她背着黃袋子或者拖着黃色手推車，這取決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郵件，聽到這聲音後我就開始心猿意馬了，我的舌頭，幾秒鐘前還那麼犀利和靈巧，這時卻變得笨拙不堪，我開始陷入沉悶、無助的少言寡語狀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師把這當做我喜歡沉思默想、具有哲學氣質的證據。
有時，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會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區順便看看，重溫一遍她走過的路線，我會模仿她，學她的樣子，迅捷地來個士兵和幽靈般的正步走。
最後我都覺得自己快要吐了，滿臉淚水，靠住一棵樹，自問怎麼會跟這樣一個女人生活在一起。
我從來不曾想出過任何答案，至少沒有想出過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
可事實上我沒有抛棄她。
我們一起住了很長時間。
有時，在我寫作放松的間歇，我就安慰自己說幸虧她不是個屠夫。
她要是個女警察的話我會更高興，主要因為那會顯得更時髦。
女警察要比女郵遞員略勝一籌。
接着我繼續寫作，不停地寫啊寫，進入一種憤怒或幾近崩潰的狀态，慢慢地我開始掌握了這個行當最基本的東西。
就這樣好多年過去了，期間我全是跟這個女朋友一起度過的。
終于，我獲得了馬德裡議會頒發的新聲獎，我發現自己一夜之間擁有了三百萬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報紙工作的機會。
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為我的書寫了一篇極盡溢美之詞的評論。
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銷售一空。
我上了兩次電視節目，不過我覺得其中一家讓我上節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
我開始着手寫第二部長篇了。
我抛棄了女朋友。
我告訴她我們兩個不合适，我不想傷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時可以來找我。
然後我把自己的書全收進紙箱，把衣服放進一隻皮箱就走了。
我忘了是哪位偉大作家說過，愛情隻會青睐赢家。
很快我就跟另外一個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爾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錢的公寓，在這裡我不僅快樂而且還多産。
我現任女朋友是學英國文學的，也寫詩。
我們大量的時間都在談論書。
她偶爾會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
我想我們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人們看到我們時都點頭稱是。
我們用某種方式把樂觀主義和前程具體化了，這是一種既現實又深思熟慮的方式。
但是，有時晚上我在辦公室裡對自己的專欄文章做最後的潤色工作或者修改幾頁小說時，會聽到街上傳來腳步聲，我想幾乎可以發誓說，那絕對是女郵遞員在錯誤的時間出來送郵件了。
我走到陽台上觀望，可不見一個人影，也許會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個街角。
不會有錯。
街上就是沒一個人。
可是當我回到辦公桌前，又會聽到腳步聲，我又想到那是個女郵遞員出來幹活了，想到就算我不會看見，她也不至于選這麼一個可怕的時間出來活動。
這時我就停下專欄文章或某個章節的寫作，試着寫一首詩或者在晚上餘下的時間裡來寫日記，但卻辦不到。
那雙敏感的鞋子的聲音始終在我的頭腦中回蕩。
你幾乎聽不到，我知道怎麼趕走它：我站起來走進卧室，脫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尋找女朋友散發着甜美味道的肉體。
我來跟她做愛，時而溫柔備至時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會入睡，夢見自己被推薦進了研究院。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隻是這樣說說而已。
其實，有時倒夢見自己被推薦進了地獄。
有時什麼也夢不着。
有時夢見自己去了勢，夢見随着時間的流逝我的兩個小小的睾丸像沒有顔色的橄榄般在兩腿間長了出來，我既愛憐又害怕地撫弄着，對人秘而不宣。
晝日會驅走那些鬼魂。
當然這點我對誰都不說。
跟女郵遞員的關系讓我付出了做噩夢和幻聽的代價，我不那麼敏感就好了，相信不會屢屢想起她。
其實有時我迫不及待地想給她打電話，沿着她行走的路線跟蹤她，居然産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麼工作的念頭。
有時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區的某個酒吧跟她見個面，那個小區再也不屬于我了，然後問問她的生活近況：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過從馬來西亞或者坦桑尼亞寄來的信，是不是還跟從前一樣收到聖誕節獎金。
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滿足于聆聽她越來越微弱的腳步聲。
我滿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終将以一部恐怖片結束。
馬科·安東尼奧·帕拉西奧斯，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我也講講詩人的榮譽。
我十七歲時有一股想當作家的熾烈欲望。
我悄悄地作着準備。
可是我在悄悄準備的時候并沒有坐着無所事事地等待，因為我很清楚，我永遠不會無所事事就能出人頭地。
克制和某種迷人的魅力這是讓你如願以償的關鍵。
克制：每天至少寫作六個小時。
每天早上創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貪婪地閱讀。
魅力或者迷人：登門拜訪作家，或者去書會直接找他們，說他們最想聽的話。
他們絕對想聽的話。
同時要有耐心，因為這樣做不見得屢試不爽。
有些惡心鬼會拍拍你的脊背裝出跟你素不相識的樣子。
那裡也不乏冷酷、死硬、惡毒的雜種。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
你得有足夠的耐心，眼觀六路。
表現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戀們，但是要當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麼，否則到頭來從某個放蕩的老左派男同性戀那裡什麼都沒撈着還惹來一身騷。
女人的情況跟這個差不多：可能會幫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醜。
有時完全不值當。
最好的是年過五十的同性戀或者漸入老境的男作家，無論抓住什麼人，你一定要把關系跟他們弄近了。
一定要在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陰影中培植出一個花園來。
你得把他們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
這個效力是不言而喻的。
每次談話的時候必須引上三兩句。
一定要堅持不懈地引用！想聽什麼忠告嗎？永遠不要批評你導師的朋友們。
你導師的朋友神聖無比，一句有欠考慮的評論會把所有的前程都斷送在中途。
想聽什麼忠告嗎？要滿懷激情地痛恨外國作家。
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們，特别是美國、法國，或者英國作家。
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語言寫作的當代同行。
對他們的一番負面評論絕對會讓你交到很多朋友。
同時要閉緊嘴巴睜大眼睛。
給自己制訂一個明确的計劃。
早上寫、下午改、晚上讀，把别的時間都花在訓練交際手腕、秘密活動和提升魅力上。
十七歲時我想成為一個作家。
二十歲時我已出版了兩本書。
現在我已二十四歲，有時回顧過去讓我感到眼花缭亂。
我走得太遠了。
我已經出版了四本書，我過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說老實話，我的需求從來就不多，隻要一張桌子、一台電腦、幾本書就可以了）。
我給馬德裡一家右翼報紙寫每周專欄文章。
我現在忙着吹捧、咒罵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當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裡）。
有志寫作事業的年輕人視我為追随的楷模。
有人說我是進步版的奧雷裡奧·巴卡。
我不知道。
（西班牙同時傷害了我們，但此時我認為它對巴卡的傷害要更嚴重。
）那些年輕人也許是很真誠的，但也可能想讓我放松警戒，讓我失去把持。
如果是這樣，我不會讓他們的願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頑強工作，産量仍然很高，還在繼續培植朋友。
我甚至還不到三十歲，未來正在像玫瑰般綻放，而且還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見。
以喜劇開始者将以凱旋的征程結束，你不覺得嗎？ 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這個故事也從一場夢開始。
不到一年前，我經常步行去我們那裡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學咖啡館，在那裡跟各種作家交流我們摯愛的西班牙所面臨的種種困局。
在司空見慣的喧鬧聲中，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宣稱（不要指望這裡會衆口同聲）盡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不及其他幾本賣得好，但卻最有可讀性。
也許是這樣吧。
我自己并不關心市場。
不過，在贊美的紗窗後面，我卻瞥到一線陰影。
我經常得到同行的贊美，最年輕的那位甚至視我為偉人——同時他們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後我卻感覺到了某種莫可名狀的東西的氣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險，到底是什麼呢？我不知道。
一個月後，當時我在機場的登機廳，打算暫别我們可恨的西班牙若幹時日，這時三個年輕人向我走來，高大、瘦削、明媚，諱莫如深地告訴我，我的新作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說來這有點離奇，但他們絕對不是第一個對我說這種話的人。
我開始了漫遊的旅程。
中途在羅馬稍事逗留。
在免稅商店，一個看着饒有興緻的人老盯着我。
他叫赫爾曼·昆斯特，是個出公差的奧地利人（我沒有問他是幹什麼的），自稱對我最近發表的那本書迷戀不已。
他讀的是西班牙文版，因為據我所知目前該書還沒有被翻譯成德語。
他要我簽個名。
他的一番美言讓我無話可說。
到尼泊爾後，一個還不滿十五歲的侍童問我是不是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
我說是的，然後正要給他小費，這時小夥子聲稱是我作品的熱烈崇拜者，幾乎還沒有回過神來，我就已經在那本破損不堪的《公牛與天使之間》上簽了名，那是西班牙語第八版。
準确地說，出版于1986年。
不幸發生了一樁憾事，此事無足輕重卻未能讓我及時詢問那位年輕讀者借助什麼樣的命運輾轉，讓我的這本書到達他的手上。
那天晚上，我夢見了施洗者聖約翰。
這個無頭人影走到賓館床鋪前對我說：去尼泊爾吧，埃爾南多，一本輝煌的傑作将向你打開。
可我已經在尼泊爾了啊，我用夢裡那種迷迷糊糊的語調回答說。
可是聖約翰又重複了一遍：去尼泊爾吧，埃爾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這樣說，好像是我的文學代理人。
第二天早晨我就把這個夢給忘得一幹二淨。
在去加德滿都山區的路上，我跟一群來自我們備受攻擊的西班牙的遊客不期而遇。
他們認出了我（當然，我是獨自一人，在一塊石頭後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問答會的主角，那樣子好像我們在電視裡做節目似的。
我的故國同胞的求知欲極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
我簽了兩本書。
那天晚上，回到賓館後，我又夢見施洗者聖約翰。
不過這回情景有了顯著不同，一個影子陪着他，一個穿着壽衣的人，無頭人說話時它總是保持一定距離，聖約翰說的基本上還是昨晚的那句訓言。
他催促我趕緊訪問尼泊爾，并許諾會有一本偉大著作的美好獎賞，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價值。
我在東方漫遊期間，這些夢一夜又一夜地反複出現。
回到馬德裡，很不情願地參加了幾次無法推辭的訪談後，我搬到一個叫歐雷胡埃拉·德·阿甘達的小山村裡去住了，懷揣創作一部作品的堅定志向。
我又夢見了施洗者聖約翰。
埃爾南多，兄弟，太讓人受不了了，我在夢中這樣自言自語，隻有在嚴酷的逆境中磨砺過神經的人才會鼓起這樣的精神勇氣，我設法讓自己迅速醒來。
房間沉浸在卡斯蒂利亞夜晚濃郁的寂靜中。
我打開窗戶，呼吸着山裡純淨的空氣，已經毫不懷戀每天抽兩包煙的遙遠的過去，不過，刹那間我想我再也不想煙了。
我好像再也沒有時間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時間全用在整理資料、寫信、準備文章和演講稿上了，這是一個成功作家必須付出的乏味勞動，那種嫉妒心很強，抱怨不已，一本書賣不掉一千冊的作家是永遠理解不了這些東西的。
接着我跟往常一樣上了床，迅速入睡。
施洗者聖約翰從一片漆黑中再次現身，如同蘇巴朗筆下的繪畫，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
他點點頭說：我就要走了，埃爾南多，但你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裡。
我看着背景一點點亮起來，好像一陣微風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開那片迷霧和晦暗，不過應該說，還保留着一絲黎明的喪服色。
在這片背景上，在距離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堅硬的岩層旁邊，那個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
你是誰？我問。
我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想我幾乎要哭了起來，在沉睡中，在如此陰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動不已。
但是，我仍然強自鎮定，設法把那個問題又重複了一遍：你是誰？這時那個影子顫抖起來，或者說身體非常吝啬地動了動，搖落清晨的露水，或許那隻是我凝視的雙眼感覺到那是在顫抖，其實情況不是這樣，顫抖結束後，這個影子開始向我的床邊走來，雙腳似乎并沒有着地，但我能聽到石頭的聲音，石頭歡快地體會着腳底踩在它們的脊梁上時發出的鳴唱聲，這聲音忽然又變成一陣沙沙聲和叮當聲，随之又是一陣喃喃聲和輕語聲，仿佛那石頭是田野裡的草，雙腳是空氣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勁頭從床上坐起，用一隻手肘撐着身子問，你是誰，影子，你想要我幹什麼，你的披肩後面藏着什麼？影子繼續在鋪着石頭和灰燼色鵝卵石的田野上行走過來，直抵我的床邊，這時它停住腳步，石頭們不再歌唱或歎息或咕咕作響，一陣無邊的沉默降臨我的房間、山谷和山麓，我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勇敢點，埃爾南多，你做過的噩夢不少了，然後我又睜開眼睛。
這時那個影子摘掉披肩，或許那隻是條圍巾，聖母瑪麗亞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讓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裡西亞·費爾南德斯－加西亞·埃拉蘇裡斯說的那樣，他也有過各種類似的經驗，那是一種賞心悅目的光，一種與晨光交融和諧的光。
我趁着還沒有被驚呆說：您想讓您卑賤的仆人做什麼呢，夫人？她說：埃爾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讓你寫一本書。
我們接下來的談話内容不能洩露。
但我都寫出來了。
我開始投入地幹起來，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個月後我就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放在我的編輯的桌上。
書名是《新時代與伊比利亞人的梯子》。
他們告訴我，今天，這本書賣了一千多本。
當然我沒有在所有的書上都簽名，因為我不是超人。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結束。
佩拉約·巴倫多埃，圖書博覽會，馬德裡，1994年7月。
還是從頭說起吧：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吸過毒，抗抑郁病的藥都從耳朵裡釋放出去了，在這個據說不錯的圖書展會上漫步，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在這裡擁有各種各樣的讀者，還有巴卡，加西亞·萊昂的直接對頭，但同樣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種讀者，連我的老朋友佩雷·奧多内斯也有一些讀者，甚至連我，為什麼要繞圈子呢，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呢，連我都占據了若幹讀者份額，我的讀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頭腦中帶着小小的锂制炸彈的人，那百憂解藥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諾的湖泊，那羅弗諾爾的死海，被德拉基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們，那些以吸食我的瘋狂來滋養自己瘋狂的人們。
現在我跟我的護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護士，而是一個社會工作者，一個特殊教育教師，甚至是個律師。
總之我跟一個貌似我的護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從她給我服那些奇妙的藥片、那些在我的頭腦中炸開阻止我再幹任何瘋狂之事的炸彈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個護士的結論。
她走在我身邊，我要轉彎時她優雅的身影掃刷着我伸展開來的沉重影子。
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邊流動，可是你再瞧的時候它又極其開心。
我的影子就像第三個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
在那一刻，我挺高興能來這兒，高興極了，因為我的護士喜歡看到這麼多書彙聚在一起，而且喜歡跟所謂西班牙詩歌或者西班牙文學界這個最著名的瘋子并肩散步。
這時我發現自己喜歡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輕輕地哼唱。
她問我為什麼要笑，為什麼會唱，我就告訴她，我笑是因為整個這件事對我來說太可笑了，因為埃爾南多·加西亞·萊昂聲稱是施洗者聖約翰或者聖羅耀拉或者聖埃斯克裡瓦太荒謬了，是因為所有這些作家為了得到承認和讀者，盤坐在他們各自的隔間裡，這些辛苦的搏鬥太可笑了。
她又望着我問為什麼哼唱，我告訴她那是我寫的詩，我唱的是我正在構思或者想回憶起來的詩。
這時我的護士微笑着點點頭對我的答複很滿意，就在這樣的時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際，碰碰撞撞開始隐隐約約危險起來（我們就在奧雷裡奧·巴卡的攤位附近，她告訴我），她的手開始尋找，然後輕易地找到我的手，我們手拉着手慢慢穿過耀眼的陽光和冰一般的陰涼地帶，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關鍵的是她的身體拖着我的身體。
雖然我沒有對她說實話（我微笑是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為不想祈禱或詛咒），我的解釋對我的護士來說簡直好極了，不僅贊美了她作為心理醫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贊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麗池公園燦爛陽光的渴望，她想快樂的頑強欲望。
這時我開始從貌似詩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來，如失業（我的護士剛剛從失業中獲救，得感謝我的瘋狂），還有消逝的光陰像隻紅氣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飄得越來越高最後讓我想哭想喊，這有點像代達羅斯哀傷伊卡洛斯的命運，而代達羅斯自己也在劫難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圖書博覽會上，試圖對護士似笑非笑一下，隻對她，可是她卻不看我，看見我的是我的讀者們，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殘殺的人，那些以我的瘋狂為食糧的人，那些最終會弄死我或者熄卻我的無限耐心的人，還有那些我的評論家們，他們想跟我合影但無法忍受連續八個多小時跟我在一起，還有那些作家兼電視主持人，那些熱愛着巴塞羅那、極度瘋狂同時又嚴肅地搖着腦袋的人。
她不會明白，她永遠不會明白，這個傻瓜，這個白癡，這個天真的人，這個遲來的女人，她對文學感興趣、對潛伏在肮髒或者純潔的書頁後面的地獄渾然不覺，她喜歡鮮花但卻沒有發現瓶底藏着一個惡魔，她在圖書博覽會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攝影者把相機對準我時她沖着他們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這個無知的人，這個無依無靠的人，這個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她會活得比我長，這是我惟一的安慰。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最後均以怅惘的挽歌結束。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95年9月。
這是個機場故事。
阿圖羅在巴塞羅那機場講給我聽的。
說的是兩個作家的故事。
結局有些模糊。
機場講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愛情故事，但這個不是愛情故事。
我想我應該見過這兩位作家。
至少阿圖羅見過。
在巴塞羅那、巴黎還是墨西哥見過？我不知道。
一個是秘魯人，另一個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絕對肯定他們是這兩個國家的人。
阿圖羅給我講這個故事時不僅說了他們是哪兒人，還告訴了他們的名字。
但我沒太在意。
我想，至少，我猜，他們跟我是同時代的人，也就是說出生于1950年代。
據阿圖羅說，他們的命運，這點我倒記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義。
那個秘魯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或者至少他的閱讀脈絡是：熟悉葛蘭西、盧卡斯、胡塞爾。
但也讀黑格爾、康德，以及希臘人的某些著作。
這個古巴人是個很快樂的講故事的高手。
這幾個字應該大寫才對：一個快樂的講故事的高手。
他不怎麼讀理論，主要讀長篇小說、詩歌、短篇。
這兩個人，秘魯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窮人家庭，一個是工人階級，另一個是農民。
兩個人都在幸福、快樂中長大，有一種快樂的天賦。
都有想要快樂的本能。
阿圖羅說這兩個人孩提時代可能都很漂亮。
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
當然，他們很早就發現了自己的文學天賦：那個秘魯人喜歡寫詩，那個古巴人喜歡寫小說。
兩個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樣。
後來，他們長大了，開始嘗到成功的激動：他們的書出版了，評論家們異口同聲地贊賞，被尊為這片大陸上頂尖的青年作家，一個在詩壇，另一個在小說界，雖然沒人說出口，但大家還在等待他們的代表作的問世。
可是，後來最優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優秀作家的履曆他們也經曆了一遍：青春、愛情和死亡的三位一體呈現在他們面前，仿佛過了一次主顯節。
這種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呢？最初，微妙得幾乎難以察覺：就像一塊玻璃壓在另一塊玻璃上輕輕移動那樣。
隻有不多的幾個朋友注意到了。
接着，他們幾乎無法逃遁地走向了災難或者深淵。
那個秘魯人拿到一筆資助離開首都利馬。
他在拉丁美洲漫遊了一段時間，很快又去了巴塞羅那，然後又去了巴黎。
我想，阿圖羅在墨西哥見過他，但是在巴塞羅那他們才親密起來。
那個時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隻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編輯和作家對他們的作品毫無興趣。
誰能說得上是為什麼呢？後來他們又去了巴黎，在那裡跟秘魯來的學生圈過從甚密。
據阿圖羅說，這個秘魯人一直都是共産主義者，不過是一個遊戲和不負責的共産主義者，一個沙龍共産主義者，但是他在巴黎設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馬裡亞特吉的化身，不是錘頭就是鐵鑽，我忘了是哪個，鞭笞浪迹拉美的紙老虎們。
為什麼貝拉諾認為對他的秘魯朋友來說這純屬遊戲呢？他的理由很充分：這個秘魯人今天可能寫幾頁極富煽動性的宣傳文章，第二天又寫一篇字迹潦草難辨的論帕斯的随筆，裡面充滿了對這位墨西哥詩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詞。
對于一個共産主義者來說，這顯然有失嚴肅性。
自相矛盾。
其實，這個秘魯人從來都無望成為一個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頹廢或者溢美帕斯詩歌的代言人，這沒什麼關系。
但他仍然是一個不錯的詩人，偶爾還很好。
詩風大膽新穎。
一天，這個秘魯人決定回到秘魯。
也許他覺得全新的馬裡亞特吉該到回歸故土的時刻了，或許他隻是想利用手中剩餘的資助金去某個更廉價的地方生活，不受幹擾地實施自己的新計劃。
可他并不走運。
幾乎剛踏上利馬機場“閃光道路”就興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
忽然，出現了一股需要承認的力量，這股力量在整個秘魯危險地蔓延開來。
顯然，這個秘魯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鄉小鎮寫東西了。
從那時起一切都開始亂套了。
秘魯作家們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憂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無法從用巴黎和巴塞羅那代替利馬中恢複過來的人，那裡隻有不蔑視他的詩歌的人才讨厭他是個修正主義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裡，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遊擊隊運動中的理論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屬實）。
換句話說，這個秘魯人忽然發現自己被擱淺在一個會被警察和“光輝道路組織[ShiningPath，秘魯遊擊隊組織。
]”都輕易暗殺掉的國家。
兩派這樣做都有充分的理由，兩派都覺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
從那一刻開始，他隻有竭盡全力把自己從無可挽回地逼近毀滅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還是長話短說：他無牽無挂地回來了。
這位過去欣賞“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萊瓦茨基夫人理論的信奉者。
他又重返天主教堂。
他成了約翰·保羅二世的狂熱追随者和政教分離神學理論令人頭疼的敵人。
不過警方并不相信他的這種改變，他仍然位列潛在的危險分子的名單。
另一方面，他的詩人朋友們，那些對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經不跟他說話了。
不久，妻子也離他而去。
但這個秘魯人堅決不改瘋狂，堅持不變立場，牢牢抓住不放。
當然他也沒有賺到任何錢。
他跟父親住在一起，靠父親養活。
父親去世後又靠母親養活。
當然，他一直沒有停止過寫作，不斷有大部頭的晦澀著作問世，其中偶爾穿插些精彩的逗人發笑的幽默片段。
若幹年後，他有時吹噓自己從1985年以來就不再有性事活動了。
另外，他幾乎喪失了任何羞恥感，冷靜或者謹慎的品質。
他贊美别人時經常太過火（明顯地過火，因為我們一直談論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時絕無荒謬感。
不過他仍然不時有漂亮的詩歌出手。
阿圖羅說：這個秘魯人相信美洲最偉大的詩人隻有兩個，就是他和惠特曼。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案例。
那個古巴人的故事則完全不同。
他是個同性戀，革命領袖們還沒有準備好要寬容同性戀，因此，他完成了兩部優秀長篇小說（也比較短）的短暫的輝煌期過後，不久便被拖進被說成一場革命的欺騙和瘋狂之中。
他們逐漸奪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資源。
他丢了工作，沒有人願意發表和出版他的作品。
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蹤，他的郵件被截留，最後他們把他投進監獄。
這些革命家似乎設定了兩個目标：治愈這個古巴人的同性戀，一旦治愈，又勸服他為國工作。
兩個目标都是開玩笑。
這個古巴人聲稱。
跟所有優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樣，他并不害怕警察、貧困和禁止發表作品。
他在這個島上曆經無數風險。
最終他活了下來，仍然才情未減。
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國。
他的書又開始出版了。
他開始更加勤奮地寫作，隻要有可能，可他與邁阿密頗不投緣。
他又去了紐約。
他得了艾滋病。
在古巴，人們都這樣說了：你瞧，如果他待在這兒，就不會死了。
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時間。
他最後那段日子頗為不易。
他想把正在寫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經幾乎不能打字。
但他最終還是寫完了。
有時他坐在紐約家裡的窗邊，思索自己能夠做什麼，最後又做了什麼。
他最後的日子充滿了孤獨、痛苦，對永遠失去的一切滿腔憤怒。
他不想死在醫院裡。
這就是我們等着把那個古巴人從西班牙永遠帶回來的飛機時阿圖羅告訴我的一切。
革命的夢想最終不過是一場狂熱的噩夢。
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訴他，這不是我們的錯。
他看着我，沒有說話。
後來他大笑起來。
他在我的臉頰每邊都吻了下後就走了。
一切以喜劇開始者最後均以一段喜劇的獨白結束，但我們已經笑不起來了。
24 克拉拉·卡貝薩，洪帝多公園，墨西哥城聯邦區，1995年10月。
我是奧克塔維奧·帕斯的秘書。
你無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
需要寫各種書信、尋找不知道放在哪兒的手稿、給雜志撰稿人打電話、查找除了一兩所北美大學還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經絕迹的書籍。
為奧克塔維奧先生工作了兩年後我患上了周期性頭疼症，經常從上午十一點開始疼到晚上六點才慢慢緩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
總體上，我還是更喜歡幹那些像家務活的工作，如準備早點或者幫助女傭做午飯。
我很享受這樣的工作，同時對我那備受折磨的頭腦來說也算是一種休息。
我通常早上七點左右到他家，那時交通還不太擁堵，或者至少沒有上班高峰時那麼可怕，我會準備好咖啡、茶水、橙汁、兩塊吐司、一頓簡單的早餐，然後把盤子端進奧克塔維奧先生的卧室說，奧克塔維奧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
但瑪麗亞·何塞夫人會第一個睜開眼睛，她醒來後總是那麼快活，她的聲音從黑暗中傳出來說：把早餐放在床頭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說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
然後我回廚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點差不多：咖啡、橙汁、兩塊吐司，或者兩片火腿，完了我就走進書房開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奧克塔維奧先生收到的信簡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類整理。
你可以想像得出，給他寫信的人來自世界各個角落，形形色色，有來自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英國、意大利、法國的年輕詩人。
我不是說奧克塔維奧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複，他可能隻回複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歸類，别問我為什麼，我更願意把它們都給扔掉。
好在歸檔辦法很簡單：我們按照國别挑出來，假如某個寫信人的國别不清楚（這種情況常發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寫的信上），我們就按語種分類。
有時我在翻檢郵件時會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搖滾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們是不是跟我一樣需要處理這麼多的信件呢。
也許吧，但我相信他們不會收到這麼多語種的信。
有時奧克塔維奧先生還會收到中文寫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寫成。
如果碰到這種情況，我隻好把這些信另外放在一個分開的小堆裡，我們管它叫“邊緣地帶”，奧克塔維奧先生每周會翻檢一次。
他會說：克拉麗塔，帶上車，我們去找找老朋友納戈希羅。
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好的，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但拜訪活動可沒他說的那麼簡單。
首先，我會花一個早上的工夫打電話聯系這個納戈希羅，等終于聯系上他後我就說，納戈希羅先生，我們有點東西想讓你翻譯，然後我們說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約見。
有時我會把這些信件通過郵局或者郵遞員寄給他，但如果某件東西挺重要的話，對此我可以從奧克塔維奧先生臉上的表情判斷出來，我會親自送去，守在納戈希羅的旁邊等他給我一個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會把這個梗概速記在我的小小的筆記本上，随後再打印出來放在奧克塔維奧先生的辦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側，這樣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看一眼，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還有些奧克塔維奧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
這是件真的能把人氣死的工作，因為他每星期要寫大量的書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許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實在令人驚愕，因為你不禁要想問這個人怎麼會在這麼多不同的地方有這麼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張冠李戴，的裡雅斯特和悉尼，科爾多瓦和赫爾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爾托羅（巴拿馬），利摩日和新德裡、格拉斯哥和蒙特雷。
而且他對每個人都要勉勵幾句，或者寫個他經常咕哝的某個想法，以及我認為會讓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
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裡寫的内容，所以我隻能說他在信中談的東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詩歌裡寫的東西差不多：美好的東西、陰暗的事物，以及差異性，後者也是我經常思考的東西，我想就跟許多墨西哥知識分子一樣，但卻永遠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兒，也是我樂意為之的，就是充當看護，因為我正好學過些應急處理課程。
那時，奧克塔維奧先生也已經不能說是健康無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藥，因為他腦子裡總有許多别的事情，該到吃藥的時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藥方面可謂一團糟，這片應該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點服，無論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結束了這種混亂，因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時候仍然讓他服應該服的藥，像鐘表般精确。
為此，我在自己的住處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給他打電話，并且詢問女傭：奧克塔維奧先生吃了應該在八點鐘服的藥了嗎？女傭會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個塑料瓶裡放好的藥還在，我就告訴她：把藥給奧克塔維奧先生拿去，讓他吃了。
有時我會直接給夫人講而不通過女傭，但還是原話：奧克塔維奧先生吃藥了嗎？瑪麗亞·何塞夫人會大笑着說，噢，克拉麗薩，她有時叫我克拉麗薩，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有一天你會讓我嫉妒的，瑪麗亞·何塞夫人這樣說的時候我會有些臉色羞紅，我都擔心她會看見這種羞紅，你能想像得出嗎？好像我們在電話裡說話時她什麼都能看得見！但我還是繼續打電話堅持讓他準時吃藥，否則這些藥怎麼會對他有益呢？ 另外，我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讓奧克塔維奧先生記住日程安排，這裡充滿了各種社交約會，從派對、會議，到招待、藝術活動開幕式，再到生日聚會、榮譽博士學位的授予，什麼都有。
其實如果他事必躬親的話，這個可憐的人将寫不出一行詩了，更不用說散文。
所以我安排他的日程時，他和瑪麗亞·何塞夫人都會精挑細剔，反複推敲，取消很多活動，有時我會從自己恭候的一隅觀察他們，心想，這就對了，奧克塔維奧先生，用你的冷漠來懲罰他們。
接着，洪帝多公園時期來了，那個地方真是乏味至極，如果你想聽我說實話的話。
也許那裡曾經不錯過，但如今已成了小偷、強奸犯、醉鬼和妓女們聚集的叢林。
整個經過是這樣的。
一天早晨，我剛到奧克塔維奧先生家，甚至還不到八點鐘，我就發現他已經起床了，在廚房裡等着我。
他一看見我就說：我想等你來帶我去兜兜風，克拉麗塔，坐着你的車。
你覺得怎麼樣呢？好像我曾經拒絕過他的什麼請求似的。
我就說：告訴我，你想去哪兒，奧克塔維奧先生。
可是他什麼話也沒說就向我走來，我們來到外面。
他上了車在我旁邊坐好，順便說一下這是輛普通的大衆牌轎車，并不是很舒适。
我看見他坐在那裡心不在焉，心裡略感歉疚，覺得沒有給他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但我什麼也沒說，因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緻歉的話他會當成一種責備，因為畢竟是他給我付薪水，如果我沒有足夠的錢買一輛好車，有人會說這是他的過錯，而我做夢都不會想到這種事兒的。
所以我什麼也沒說，盡量把自己的想法成功地隐藏起來，然後發動起車。
我們先是随便上了幾條大街行駛。
後來我們繞過科約阿坎，最後拐入起義者大街。
到了洪帝多公園時，他讓我把車停在我能停靠的地方。
我們下了車，奧克塔維奧先生環顧了一番四周後走進公園，那時公園絲毫不擁擠，但也并不空曠。
也許公園讓他回憶起什麼了，我想。
我們越往深裡走，公園顯得越孤寂。
我注意到，由于漠然或懶惰或沒有資金或可恥的不負責任，公園完全處于令人震驚的荒蕪狀态。
我們走進公園深處在一把條椅上坐下時，奧克塔維奧先生仰望着樹頂或者天空，嘴裡喃喃地說着我聽不明白的話。
出來前我順手帶了藥和一小瓶水，因為該到他吃藥的時候了，我們坐下後，我就把藥給了他，奧克塔維奧先生望着我，好像我瘋了似的，但還是痛快地吞下藥片。
後來他說：你待在這兒别動，克拉麗塔，然後起身沿着一條落滿松葉針的小土路走去，我照他說的沒動。
坐在這裡真好，我得承認。
有時，在别的路上，我會看到抄近路的女傭以及早上不打算去上課的學生。
空氣清新宜人，那天的污染不太嚴重，我記得聽到一隻鳥兒反複地鳴叫着。
其間，奧克塔維奧先生一直在散步。
他散步的圈子範圍越來越大，有時會離開小徑踏入草坪，那些草被反複踩踏之後顯得病恹恹的，園丁們大概都不再照管它們了。
就在這時我看見了那個人。
他也在繞圈散步，他也是沿着那條小路，不過朝相反方向，這樣他必然會從奧克塔維奧先生身邊經過。
我的胸中仿佛突然湧起某種警覺。
我站起來，繃緊全身的肌肉以防必要時出面幹預，因為我正好跟武志健博士練過空手道和柔道。
他的真實名字叫耶稣·加西亞·佩德拉薩，是聯邦警察局的一名員工。
不過毫無必要如此：這人經過奧克塔維奧先生時甚至連頭都不擡一下。
我又坐回原位，我看到：奧克塔維奧先生經過那人時會站住，站在那兒若有所思，接着又繼續散步，但這回他不再像剛才那樣毫無目标或者無動于衷地運動，而是好像精心算計過跟那個陌生人的兩條軌道再次相交的時刻。
那個陌生人再次從他身邊經過時，奧克塔維奧先生轉過身站在那裡帶着由衷的好奇心盯着他。
這個陌生人也盯着奧克塔維奧先生，我都覺得他認出了奧克塔維奧，這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因為每個人，我說是每個人時我是确指每個人，都知道奧克塔維奧是誰。
回家的路上，奧克塔維奧先生的情緒明顯有了變化。
他的眼睛格外明亮，興緻更加高昂，好像漫長的清晨散步給他補充了新的力量。
我記得在路上不知什麼時候他背誦起幾句優美的英語詩來，我問他是誰寫的，他說出一個人的名字，大概是個英國詩人的名字，我忘了，接着，好像為了換個話題，他問我剛才為什麼那麼緊張，我記得我先沒有回答，也許我隻是喊了聲噢，奧克塔維奧先生，後來我又說洪帝多公園非安甯之地，在這裡散步和思考還得擔心被地痞流氓打劫。
這時奧克塔裡奧先生望着我，用仿佛直接從一匹狼的内心發出的聲音說：不會有人襲擊我的，甚至共和國總統也不會。
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我都相信他了，琢磨着最好什麼也别說。
第二天，我到家時奧克塔維奧先生已經在等着我了。
我們一句話也沒說就出去了，我開着車，我有些犯糊塗，朝科約阿坎方向開去，但是奧克塔維奧先生注意到後告訴我朝洪帝多公園開，不要再耽誤了。
情況依舊。
奧克塔維奧先生讓我坐在一把條椅上别動，自己開始在昨天來過的同一地方繞圈散步。
之前，我把藥給了他，他痛快地吃了。
過了會兒，另外那個人也出現了，奧克塔維奧先生看見那人後情不自禁地從遠處望着我，好像在說：你瞧，克拉麗塔，我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
那個陌生人看看我又看看奧克塔維奧先生，有那麼瞬間我似乎覺得他在打招呼，他步履蹒跚，行動更加猶豫。
但他沒有像我開始擔心的那樣轉過身來，他和奧克塔維奧先生又分開了，擦身而過，每次經過時兩人都會把目光從地面上擡起來望望對方的臉，我發覺，第二次相遇時兩個人彼此都很警惕，但第三次相遇時都沉浸在各自的思考中，甚至交錯而過時都不互相看一眼。
我想就在此刻，我忽然覺得兩個人都不是在說話，我是說，誰也沒有咕哝着詞語，而是念叨着數字，就是說兩個人都在記什麼數，也許不是腳步數，而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兒，他們唠叨的更像随機數字，也許在作着加減或者乘除運算。
我們離開後，奧克塔維奧先生顯得很疲憊。
他目光閃爍，那雙漂亮的眼睛，可是他就像剛剛參加完長跑比賽下來。
我得承認，我立刻擔心起來，他真有個三長兩短責任可全在我。
我想像奧克塔維奧生生突發心髒病，想像他死了，又想像所有摯愛他的墨西哥作家（特别是詩人）在奧克塔維奧先生就診的醫院的會客室裡圍住我，帶着毫不掩飾的敵意盯着我問，究竟對墨西哥惟一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幹了什麼，奧克塔維奧先生怎麼會死在洪帝多公園，這種毫無詩意的地方，與我的老闆在這個城市經常出沒的地方如此遙遠。
我想像中不知如何解釋，隻好說明了真相，與此同時我又知道真相是沒法讓他們信服的，所以幹嗎勞神費舌呢，最好什麼也不要說，當我開着車沿着愈加令人不堪忍受的墨西哥城大街行駛時腦子裡想的就是這個，我在想像中把自己置身于各種充滿了責備和自責的情景，這時我聽到奧克塔維奧先生說我去一趟大學，克拉麗塔，我需要向一個朋友問點事兒。
這時奧克塔維奧先生氣色恢複如常，跟平時一樣鎮定自若，我仍然擺脫不掉那種惱人的擔憂，那種陰暗預兆的壓抑。
特别是那天下午五點，奧克塔維奧先生叫我去他的書房，讓我列一個1950年以來出生的墨西哥詩人的名單，說實話，這個要求不比許多其他要求更奇怪，可是，考慮到要投入的工作量之大，還是覺得相當煩人。
我想奧克塔維奧先生覺察到了我有多麼緊張，覺察到這個并不特别困難，因為我的雙手都在顫抖了。
我像一隻陷入暴風雨中的小鳥。
半個小時後他又叫我，我過去後他望着我，問我是否信任他。
這叫什麼話啊，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您怎麼會這麼想。
他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話，好像沒有聽見我說的。
當然信任了，我說，再沒有比我信任你的人了。
他說：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在這裡告訴你或者你看到的以及明天會看到的任何事情。
能答應嗎？我以母親的名義發誓，願她安息，我說。
這時他做了個手勢，像在驅趕蒼蠅似的，他說，我認識那家夥，真的嗎？我說。
他說：多年以前，克拉麗塔，一幫激進的左派瘋子想綁架我。
我真不敢相信，奧克塔維奧先生，我說，又開始全身顫抖起來。
嗯，他們還真打算下手，他說，這是一個公衆人物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克拉麗塔，别發抖了，喝杯威士忌或者你喜歡的什麼飲料，但要鎮定。
那個人就是那幫恐怖分子中的一員嗎？我問。
我想是吧，他說。
他們究竟為什麼要綁架你，奧克塔維奧先生？我問。
我也百思不解，他說，也許他們覺得受辱了，因為我完全不把他們當回事。
這倒有可能，我說，很多人由于各種愚蠢的原因受不了那份怨氣。
但可能不是因為這個，也許隻是開個玩笑。
一個善意的玩笑。
我說。
無論如何，他們并沒有真正地試圖綁架我，他說，但他們大肆宣揚，所以我有所耳聞。
你知道後采取什麼措施了嗎？我問。
什麼也沒有，克拉麗塔，我一陣大笑，然後就把他們永遠忘了，他說。
第二天早晨，我們又去了洪帝多公園。
昨晚非常難受，無論如何睡不着，這種神經上的災難，即便讀阿馬多·内爾沃的作品也難以平撫（順便說一句，我沒有告訴過奧克塔維奧先生，我一直在讀阿馬多·内爾沃的作品，當然，我隻說在讀卡洛斯·佩利塞爾或者何塞·戈羅斯蒂薩的作品，可是請告訴我，你試圖放松或者如果幸運的話想要入睡之時，讀佩利塞爾或者戈羅斯蒂薩的東西有什麼用，其實這時最好什麼也不要讀，甚至阿馬多·内爾沃也不要讀，最好是看電視，節目越傻越好），我的眼睛下面有兩個很大的黑圈，化妝都難以掩蓋，連我的聲音都略微有些嘶啞，好像頭天晚上抽了一包煙，或者喝了很多酒。
但奧克塔維奧渾然不覺，他坐進小車，然後我們就出發去公園了，誰也不說一句話，好像我們對這件事早習以為常了，這種事兒簡直讓我瘋狂，那種人類對任何事物都能快速适應的本事簡直讓我瘋狂。
換句話說：如果我停下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理應如此，然後對自己說，我們隻去過洪帝多公園兩次，這是第三次，可我幾乎不能相信，因為我們好像已經來過很多次了，如果我承認我們隻到這個公園來過兩次，那會難以忍受，因為這讓我想尖叫，甚至開着小車去撞牆，所以我必須自己控制好，專心緻志地握好方向盤，不能再想洪帝多公園或者那個我們去了他也來的陌生人。
一句話，那天早晨我不僅形容憔悴，眼睛下面有兩道黑圈，而且還無緣無故地焦躁不安。
然而那天早晨發生的事兒卻大出我的意料。
到了洪帝多公園。
很多東西終于弄明白了。
我們走進公園，坐在那把常坐的條椅上，在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可我覺得這棵樹跟墨西哥所有的樹一樣病恹恹的。
奧克塔維奧先生沒有照例把我一人撇在那把條椅上，而是問我是否完成了他昨天交辦的任務，我說完成了，奧克塔維奧先生，我列了一個人數龐大的名單，他微笑着問我是不是還記得名字，我盯着他好像在問是不是當真，然後從包裡取出那份名單給他看，他說：克拉麗塔，找找那孩子是誰。
他隻說了這麼一句。
我像個傻子似的站起來要等候那個陌生人，為了消磨時間，我開始散起步來，最後我竟然走上奧克塔維奧先生前兩天走過的那條路，後來我站住不動了，我不敢看他，我的目光盯住那個我想确定身份的陌生人會出現的地方。
那個陌生人來了，幾乎與他前兩次出現的時間一樣，他開始散步。
這時，我毫不遲疑地走過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我是烏裡塞斯·利馬，本能現實主義詩人，墨西哥絕無僅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詩人，說實話，我想說，他的名字并沒有讓我覺得似曾相識，但前天晚上，應奧克塔維奧先生之命，我查遍了近年但不是很晚近出版的十多部詩選，其中著名的薩爾科選集列了五百多個年輕詩人。
但他的名字還是聽着不怎麼耳熟。
我說：你認識坐在那兒的那位先生嗎？他說：認識。
我說：你想跟他一起坐會兒嗎？他聳聳肩或者做了一個類似的動作，我理解成同意，我們兩個同時向那把條椅走去，奧克塔維奧先生饒有興緻地目光追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
我走到他跟前時心想不妨作個正式介紹，我說：奧克塔維奧·帕斯，這是本能現實主義詩人烏裡塞斯·利馬。
奧克塔維奧先生一邊給利馬讓座一邊說：本能現實主義者，本能現實主義者（好像很熟悉這個名稱），不是那個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組織嗎？利馬在奧克塔維奧旁邊坐下歎了口氣或者嘴裡發出一個奇怪的聲音說，沒錯，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組織也叫這個名字。
他們望着對方，沉默了一分鐘左右。
說實話，這是非常痛苦的一分鐘。
遠處，越過幾叢灌木，我看到有兩個流浪漢在那兒。
我覺得自己有些緊張，這導緻我愚蠢地問奧克塔維奧這是個什麼組織，他是否認識那些人。
我可能還評論了一番天氣。
這時奧克塔維奧先生用那雙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說，克拉麗塔，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活動的那個時候，我可能還不到十歲，大概是1924年左右，是嗎？他面朝利馬說。
利馬說是的，差不多吧，1920年代，但他的口氣如此傷心，如此……激動或者動情，我都覺得這是我聽過的最傷心的聲音。
我都覺得自己要生病了。
奧克塔維奧先生的眼睛和那個陌生人的聲音、這個早晨和洪帝多公園，這是一個多麼破敗的地方啊，不是嗎？如此荒涼，所有這一切讓我内心深處感到刺痛，不知怎麼，我都無以言表。
我決定讓他們平靜地聊一聊，我離開他們有幾尺之遠，向最近的那把條椅走去，借口說我得看看明天的安排，我帶上從最近幾代詩人中整理出的名單，從頭到尾又浏覽了一遍，我敢說烏裡塞斯·利馬不在名單裡。
他們交談了多長時間？不太長。
從我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們談得很輕松、很鎮定、很文雅。
後來詩人烏裡塞斯·利馬起身握了下奧克塔維奧先生的手就走了。
我看着他向公園的一個出口走去。
我剛才看到的灌木叢中的流浪漢現在變成了三個，向我們走來。
我們走吧，克拉麗塔，我聽到奧克塔維奧先生說。
第二天，不出我所料，我們沒有再去公園。
奧克塔維奧先生十點鐘起來，着手寫一篇打算在他的下期雜志上發表的文章。
有時我很想問問他我們這三天來的小小曆險是怎麼回事，但内心（也許是我的常識）的某種東西讓我放棄了那個念頭。
事情該怎麼就怎麼，如果我，這惟一的見證者，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最好還是不知道的好。
大約一周後，奧克塔維奧先生和夫人一起去美國的一所大學舉辦系列講座，當然，我沒有陪他們去。
一天早晨，那時他們還沒有回來，我懷着希望和看到烏裡塞斯·利馬再次出現的心情去了一趟洪帝多公園。
這次惟一的不同是我沒有在大家視野可及的地方坐下，而是藏在幾叢灌木之後，但卻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奧克塔維奧先生和那個陌生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等待的最初幾分鐘，我的心跳個不停。
我冷得快要僵住了，但摸了摸臉頰後感覺自己的臉都快要爆炸了。
後來的結果很令人失望，但十點鐘左右離開公園時，我甚至可以說感覺很幸福。
不要問我為什麼，我不能告訴你。
瑪麗亞·特蕾薩·索爾索納·利伯特，赫爾迪健身中心，何塞普·塔拉德爾拉斯大街，馬爾格拉特，加泰羅尼亞，1995年12月。
這是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但我想起它時卻不禁笑起來。
我需要在自己的公寓裡出租一間房，他是第一個找上門的人，可我對南美人不完全信任，他看上去好像人還不錯，我說可以租給他。
他給我預付了兩個月的租金，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
那時我參加加泰羅尼亞舉辦的每一場錦标賽和示範表演，還在塞壬酒吧當招待，酒吧在馬爾格拉特的旅遊區，在大海邊。
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是個作家，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在一家報社工作，那時我對記者特别感興趣。
我決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他住到我那裡的頭一個晚上，我就走到他房間門口，敲了敲門，邀請他跟我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飯。
佩佩在一家巴基斯坦人開的酒吧工作。
當然，我和佩佩從不去酒吧用餐，偶爾會吃點沙拉，但我們跟店主約翰先生是朋友，這會讓我們覺得備受禮遇。
那天晚上我發現他不是在報社工作，而是在寫長篇小說。
佩佩聽了很興奮，因為他是個偵探小說迷，他們有很多東西可聊。
其間，我吃着自己的沙拉觀察着他，當他說話或者聽佩佩講時我就揣摩他。
他胃口不錯，開始時彬彬有禮。
後來，你觀察得越久，就會發現越不對勁，事情的另一面逐漸顯露，就像水變淺時靠近海灘的魚逐漸滑落出來，你會發現污濁的東西（比水還污濁）迅速從你腿邊掠過。
第二天佩佩回巴塞羅那參加加泰羅尼亞奧林匹亞健美先生大賽，沒有回來。
當天早晨，很早，那個作家和我在起居室裡相遇，我正鍛煉呢。
我每天都鍛煉。
這是比賽旺季早晨做的第一項功課，因為當時我的時間很緊張，得充分利用白天的時間。
所以我就在起居室裡鍛煉了，在地闆上做俯卧撐，他走進來說早上好，特雷薩，然後就走進衛生間，我想我甚至都沒有應答他，或許含含糊糊地說了句什麼，我不習慣鍛煉的時候被打斷，後來我又聽到他的腳步聲，衛生間或者廚房門關上了，過了會兒我聽到他問我要不要來杯茶。
我說要，然後我們彼此凝視了片刻。
我想他從未遇到過我這樣一個女人。
你想鍛煉會兒嗎？我問。
當然，我這樣說純粹是為了想說點什麼。
他看上去氣色不佳，他已經在吸煙了。
如我所料，他說不想。
人們是非得住進醫院了才會關心自己的健康。
他把一杯茶放在桌上然後就關進自己的房間了。
過了會兒，我聽到他的打字機的聲音。
這是那天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六點鐘時又出現在起居室，而且說要給我做早餐。
我在白天早上的這個時候什麼也不吃什麼也不喝，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說不要會不好，所以讓他又給我沖了杯茶，我告訴他沖茶的時候可以找找櫥櫃裡的一瓶高效氨基酸纖體素，我昨晚應該用過的，但卻忘了。
什麼，我說，你沒見過像我這樣的女子嗎？沒有，他說，從來沒有。
他很誠實，但是那種誠實讓你不知道是被冒犯了呢還是受寵若驚。
那天下午，我輪班結束後去找他，說我們可以出去玩玩。
他說更想待在屋裡寫東西。
我會請你喝一杯的，我說。
他謝了謝說不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一起吃早餐。
我正在鍛煉，心裡納悶他上哪兒了，因為已經七點四十五分了，他還沒出來。
我開始鍛煉時，往往都讓自己想入非非。
一開始我會想些具體的事，比如工作、比賽之類，接着我的大腦就開始自行其是，會想到一年後我将在哪兒，有時會不知不覺地想起童年來。
那天早晨，我又想起馬諾利·薩拉伯特，她去任何地方無論幹嗎都會赢，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這點的，這時我忽然聽到他的門打開了，一會兒我聽見他的聲音在問我想不想喝茶。
當然想了，我說。
他把茶端過來時，我站起來，跟他一起在桌邊坐下。
那次我們可能聊了有兩個小時，一直聊到九點半，完了我隻好急匆匆地去酒吧上班，因為值班經理，也是我的一個朋友，要我去處理清潔女工的事兒。
我們無所不談。
我問他在寫什麼。
他說一本書。
我問他是不是愛情小說。
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
我又問了一遍，他說不知道。
夥計，我說，如果你不知道，誰他媽的會知道？也許這話是我到晚上才說的，當時我們兩個已經放松了許多。
總之，愛情是我喜歡談論的一個話題，我們一直談到我不得不走了。
我說我會告訴他一兩個愛情故事。
還說我跟那個叫納尼的家夥糾纏不清，那個格羅納的頂級健身教練，還說有了那次經驗後我都覺得有資格開一門課了。
他問我們分手多久了。
大約四個月吧，我說。
他離開你的嗎？他問。
是的，我承認，他抛棄了我。
可是現在你又在跟佩佩約會，他說。
我說佩佩是個好人，是個溫柔的可人兒，他連隻蒼蠅都不會傷害。
可這不是一回事，我說。
阿圖羅有個習慣，我說不上好還是壞。
他喜歡傾聽，但不選邊站。
人們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時我喜歡這樣，即便我不同意這些意見。
一天下午，我邀請他上塞壬酒吧。
他說不喝酒，在酒吧裡會顯得傻乎乎地無所事事。
我會給你做花茶的，我說。
他不去，我也不再邀請。
我這人很外向也很随和，但不想招人煩。
可是，後來他又上那家酒吧了，我親自給他做了菊花茶。
從那天後他天天來酒吧。
另外一個女服務員羅茜塔以為我們之間有什麼關系了。
她說出來時惹得我直發笑。
我想了想這事兒，然後笑得更厲害了。
我和阿圖羅之間怎麼會有事兒！但是後來，我無緣無故地又想了一回，發現自己挺想成為他的女朋友。
那時我隻跟兩個南美人有過往來，這兩個人基本上都是傻蛋，我沒有絲毫的欲望再染指此事了。
我不認識任何小說家。
眼前這個家夥是南美人又是個作家，忽然我想做他的女朋友了。
而且，最好跟男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共用一套房子。
但這還不能說是我想成為他女朋友的真正理由。
我就是有這個感覺，我不會問自己這是為什麼。
他也需要一個女朋友，我立刻就看出這點了。
一天早晨我要他談談自己。
從來都是我在那裡說。
那次他什麼也沒告訴我，不過他說我可以随便問他我想問的一切。
我得知他一直住在馬爾格拉特，最近又放棄不住了。
他沒有說為什麼。
我得知他離婚了，還有個兒子。
他的兒子住在阿雷恩斯海濱。
他每周六去看一次兒子。
有時我們一起搭那次火車。
我去巴塞羅那看佩佩或者健身中心的朋友們，他去阿雷恩斯看兒子。
一天晚上，他在塞壬酒吧喝菊花茶的時候，我問他多大了。
四十多，他說，但看上去不像。
我猜頂多三十五歲，我也這樣說了。
後來，雖然他沒有問，我還是告訴他我多大了。
三十五歲。
然後他沖我微笑。
我一點都不喜歡那種微笑。
他看着我微笑的樣子好像帶着某種複雜心情或者滿不在乎的神氣。
總之，我不喜歡那種微笑。
我本質上是個鬥士。
我總是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态。
事情不見得必然會那麼糟糕或者無可作為。
那天晚上，看到那種微笑之後，不知為什麼，我說我沒有孩子，但很想要幾個孩子，我也沒有結過婚，也沒有多少錢，這個一目了然，可我認為生活是個漂亮的東西，一件美麗的事物，而且人應該生活得幸福。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講那種陳腐的套話。
我立刻後悔了。
自然，他一個勁兒地說當然當然，好像在跟一個笨蛋說話。
我們還是經常交談。
而且談得越來越多。
早晨吃飯的時候，晚上他完成了當天的任務去塞壬酒吧的時候，我們都在聊天。
或許那隻是出來休息一下，因為我想作家總在不停地寫着：我記得早晨四點鐘我在睡夢中還能聽到他的打字機的聲音。
我們無所不談。
有一次他看着我在舉重，問我為什麼要健身。
因為喜歡，我回答說。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問。
十五歲，我說。
是不是看上去很怪呢？不，他說，不過像你這樣的女孩還真不多。
我告訴你，有時他簡直能把我逼瘋。
我應該告訴他我是一個女人，不是一個女孩，但我卻說越來越多的女人在像我這樣做。
後來，不知為什麼，我告訴他兩年前的夏天，佩佩建議我們在格拉馬内特一家俱樂部表演。
他們給我們取了藝名。
他們管我叫參孫小姐。
我得在跳豔舞用的那種舞台上擺各種動作，還要舉重。
就這樣。
可我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不是參孫小姐，我是特雷薩·索爾索納·利伯特，就這樣。
但這是一次機會，給的報酬不菲，佩佩說給某些特殊愛好雜志尋找模特的家夥晚上可能随時出現。
最後誰也沒出現，或者出現了也沒人告訴我。
不過，這也算是份工作，我幹了。
這份工作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嗎？他問我。
噢，我說，然後想了想，我不喜歡他們給我取的藝名，我想如果有人想取個别的名字，她總有選擇的權利吧。
我永遠不會管自己叫參孫小姐的。
我也不把自己當成參孫小姐。
這是一個廉價、劣質的名字。
總之，我不會選它的。
你願意是什麼樣子的名字呢？金，我說。
學金·貝辛格的名字吧？他問。
我知道他會這麼說。
不，我說模仿金·奇澤夫斯基。
金·奇澤夫斯基是誰？這個行當的一個冠軍，我說。
那天夜裡晚些時候，我給他看了一本我收藏的影集，裡面有金·奇澤夫斯基和完至極的倫達·默瑞的照片，還有蘇·普萊斯、勞拉·克雷瓦爾勒、黛比·馬吉麗、蜜雪兒·拉拉貝特、娜塔麗亞·莫尼科韋内等人，後來我們又出去到馬爾格拉特一帶去散步。
沒有車真是太不方便了。
我們要有車的話就會去别的地方，比如去洛雷特的什麼俱樂部，我認識那個俱樂部的很多人。
噢，每個地方我都認識很多人。
我說過：我喜歡交際，我是個喜歡快樂的人，不在人群中你上哪兒尋找快樂去？于是我們就成了朋友。
用朋友一詞來描述我們的關系是挺準确的。
我們相互尊重，我們各有自己的生活，但每天卻花大量的時間促膝交談。
我的意思是聊天成了我們的習慣。
通常都是我起的頭，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因為他是一個作家吧。
後來，更加民主了，他也會學我先開口。
我對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妻子離開了，他非常疼愛兒子，從前朋友很多，現在幾乎一個都沒了。
一天晚上，他告訴我跟安達盧西亞的一個女孩有了關系。
我耐心地聽他講完後告訴他，人生很漫長，這個世界上有的是女子。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觀點上出現重大分歧。
他說，不，對他來說沒有那麼多，然後他引用了一首詩，我請他把詩寫在我的記事本上，這樣我就可以記在心裡。
這首詩是一個法國人寫的。
好像說肉體是可悲的，還說他，寫這首詩的詩人，聲稱讀過所有的書。
我不知作何感想，我告訴他，我沒有讀過多少東西，但好像還是覺得不管誰，無論讀了多少東西，不可能把這個世界上每一本書都讀完。
書一定是很多了，我不是指每一本書，好的壞的，我是專指好書。
應該是成堆了！多得夠你每天花二十四個鐘頭讀了！更不要提那些壞書，因為壞書一定比好書還多，至少，像任何事物一樣，好的、有閱讀價值的書總是少數。
後來我們開始聊這個“可悲的肉體。
”他這是指什麼呢？難道說他已經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操過了？就像他把世界上每一本書都讀了，他也跟每個女人睡過覺了？抱歉，阿圖羅，這首詩完全是狗屎。
這兩種事都不可能發生。
他大笑起來，你看得出他覺得跟我說話挺好玩，他說這是有可能的。
不，不可能，我說，寫詩的這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
他也許什麼人都沒有睡過，我可以千真萬确地告訴你。
我相信他不可能讀過所有的書，像他吹牛說的那樣。
我還有話想說，可是要完成這樣的談話可真不容易，因為我總要從吧台後面出來招待客人。
我出去時阿圖羅就坐在一個凳子上，我會看到他的背影或者脖頸，可憐的家夥，我也會在放着瓶子的架子後面的鏡子裡尋找他的臉。
後來我的班結束了。
那天晚上，我淩晨三點才走，我們步行回家。
我建議上海濱大道的休閑俱樂部玩玩去，可他說太累了，我們就回家，在路上我問他，好像我已接受了他的說法，如果一個人讀完所有的書，睡了所有的人，當然是按這個法國詩人的說法，那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說旅行，去遠方，我說，噢，說到旅行，你甚至頂多能走到皮内達，他沒有回嘴。
真是怪極了，那天晚上後，我總忘不了那首詩。
我不是說老想着它，而是想了很多。
我仍然覺得它是狗屎垃圾，可還是難以從頭腦中清除。
一天晚上，乘阿圖羅沒有上塞壬酒吧來，我去了巴塞羅那。
有時我就會這樣：情不自禁。
第二天早上十點我又回來了，狀态差得令人恐怖。
我回家時他在自己屋裡，門緊閉着。
我上了床聽着他的打字機的聲音睡着了。
中午時他來敲我的門，我沒有應聲他就進來了，問我是不是挺好的。
你今天不上班嗎？他問。
去他媽的工作。
我來給你做杯茶吧，他說。
他還沒把茶端過來我就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太陽鏡，走進起居室坐下。
我以為我快要嘔吐了，但卻沒有。
我臉上有塊青傷，沒法掩飾，我等着他問怎麼回事。
但他什麼也沒問。
那回我沒有被酒吧除名還真是個奇迹。
那天晚上我想出去跟朋友們喝點，阿圖羅也去了。
我們來到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一家酒吧，後來還遇上其他一些朋友，我們還在布拉内斯和洛雷特聚了。
那天晚上的某個時候，我對阿圖羅說别再吊兒郎當了，要專心緻志地投身于自己熱愛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兒子和小說。
如果你最在乎這個的話，就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我說。
他既喜歡又不喜歡談到自己的兒子。
他讓我看了這個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五歲左右，看着挺像他爸爸的。
你這雜種真是太幸運了，我說。
沒錯，我是挺幸運，他說。
那幹嗎要分開呢，傻家夥？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險呢，你明知那樣不好？你幹嗎不安安心心地待下來、工作，跟兒子開心地生活，找個真正愛你的女人呢？真好玩：他沒有喝醉，可是卻裝成喝醉了的樣子，他說是别人的醉态對他的心理産生了影響。
沒準我也醉得很兇了，分辨不出醉了和不醉的區别。
你以前經常喝醉酒嗎？一天早上我問他。
當然了，他說，跟别人沒什麼兩樣，但我通常更喜歡清醒着。
我猜也是，我說。
一天晚上，我跟一個家夥吵了起來，是他先惹我的。
在塞壬酒吧。
那家夥特别粗魯，我說他想不想出去，有沒膽再說一遍剛才的話。
我沒注意到他那邊人不少。
這家夥跟着我出來，我來了個鎖臂把他摔在地上。
他的朋友們跟上來，但我的經理和阿圖羅讓他們别管閑事。
這時我什麼也沒看見，但看到阿圖羅和我的經理時，不知該怎麼樣想了，隻覺得解脫了，這是最重要的，我也有種被愛着、被擁抱和保護的感覺，我覺得别人在乎我，這讓我很開心。
當天夜裡晚些時候，正好佩佩又回來了，早上五點我們做愛了，那感覺真是太好了。
幸福極了。
我們在床上時，我閉上眼睛想着那天晚上發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暴力事件、美好的事物以及美好事物如何戰勝暴力，從而沒有引發更大的暴力，我是說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一直想着它們，還在佩佩的耳邊竊竊私語了些别的事兒，忽然砰地一下，我又開始想起阿圖羅來，我聽到了他打字機的聲音，但看不到現場的情景，沒有在心裡對自己說：“阿圖羅也挺好的，”沒有說：“我們大家都挺好的，這個世界還在運轉”，我說了，我沒有這樣去想，我開始想我這位室友和他的精神狀态，我決定幫助他。
第二天早晨，我和佩佩做力量練習時，阿圖羅在一旁看着我們，坐在他常坐的老地方，我繼續抨擊他。
我忘記對他說了些什麼。
也許說他應該休息一天，因為他的事兒自己說了算，去跟兒子玩上一天。
如果我這樣說了，我一定很堅持，最後讓阿圖羅自己都覺得有道理，佩佩說阿圖羅可以跟他一塊兒去，他捎上阿圖羅去阿雷恩斯。
那天晚上，阿圖羅沒有上塞壬酒吧來。
我淩晨三點回家時在路上碰到他在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一家公用電話亭打電話。
我遠遠就看見了他。
一群醉醺醺的遊人在他旁邊的電話亭附近晃悠，那個電話亭好像壞了。
一輛小車停在路邊，門開着，音樂一直放着，我靠過去時（我跟克麗斯蒂娜在一起），他的模樣看得更清了。
我還沒有來得及看清他的臉（他站在那兒後背對着我，擠在電話亭裡），我就感覺他在哭或者快要哭了。
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吸毒了嗎？我走在克麗斯蒂娜的前面急匆匆地向他走去時心裡這樣想着。
我走到他站的地方時那些遊客們古怪地望着我，刹那間我都以為那人可能壓根不是阿圖羅。
他穿一件夏威夷式襯衣，以前從未見他穿過。
我拍了下他的肩膀。
阿圖羅，我說，我還以為你今天晚住在阿雷恩斯呢。
他轉過身打了個招呼。
接着他挂了電話跟我和克麗斯蒂娜聊起來，她現在已經趕上我了。
我發現他忘了拿從投币口裡出來的零錢。
有一千五百比塞塔。
那天晚上，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問他，阿雷恩斯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他說挺好。
他妻子跟一個巴斯克人住在一起，似乎挺幸福，兒子也挺好。
别的呢？我問。
就這些了，他說。
那你在跟誰打電話？阿圖羅盯着我笑了。
那個混賬安達魯西亞女孩嗎？我說。
那個迷住你的婊子？沒錯，他說。
你在跟她說話嗎？隻說了一會兒，他說，那些英國佬喋喋不休，挺煩人的。
如果你不再跟她說話了，你究竟在那裡幹嗎，滞留在電話亭裡？我問，他聳了下肩膀。
他想了想，然後說打算再給她打一個。
可以在這兒打啊，我說。
不，他說，我的電話都是長途，那樣的話你的電話費支出可要大了。
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溫柔地告訴他。
不，他說，等電話費的單子出來時我已經在非洲了。
天哪，你真是個白癡，我說，繼續打吧，我去洗個澡，打完後告訴我一聲。
我記得我沖了個澡，然後全身塗上潤膚油，還抽空對着衛生間霧氣蒙蒙的鏡子做了幾個練習。
我出來時阿圖羅坐在桌邊，上面放着一杯菊花茶，一杯給我的牛奶，上面扣着盤子免得涼了。
你給她打電話了嗎？打了，他說。
怎麼樣？她挂了我的電話，他說。
這可是她的損失啊，我說。
他鼻子裡哼了聲。
為了換個話題我問他自己的書進展如何。
挺順利，他說。
我能看看嗎？我能去你屋裡看看嗎？他望着我說可以。
他的房間不幹淨，但也不是很髒。
床鋪沒有收拾，衣服扔在地闆上，幾本書胡亂撇着。
跟我的房間差不多。
他把打字機放在窗戶旁邊的一張小桌上。
我坐下來開始翻他的手稿。
當然他寫的東西我一點都看不懂，不過我也不指望看懂。
我知道人生的秘密不在書本裡。
但我也知道讀書有好處，會有啟迪教益，或者可以休閑放松：我們都同意這點。
他愛讀書，我愛讀雜志，比如《健身》、《健與美》、《健美》等。
後來他開始談起他的大情人來。
我這樣稱呼她的，為了逗他，你的大情人，一個他認識了很久的女孩，當時她才十八歲，不久前又見過她一次。
他每次回加泰羅尼亞都不順利。
第一次，他說，列車差點脫了軌。
第二次回來時病了，高燒達一百零四度，在車廂裡蜷縮成一團，大汗淋漓，裹了好幾條毛毯還蓋着外衣。
那女孩讓你上火車時知道你病了嗎？我看他的東西時一邊問，他的東西實在太少了。
她不愛你，阿圖羅，我想。
忘了她吧，我說。
我得走了，他說，我得去看兒子。
我想去見見他，我說。
我給你看過他的照片了，他說。
我就是不明白，我說。
你不明白什麼？他問。
我絕不會讓一個生了病的朋友帶着高燒上火車的，哪怕我沒有愛過他，哪怕我已不愛他了，我說。
首先，我會照顧他，保證他好了，至少好一點了，然後才會讓他走的。
有時我覺得特别内疚，我想，可是最奇怪的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有這種感覺。
你是個好人，他說。
那你喜歡壞人嗎？我說。
第一次，她害怕過來跟我一起生活，他說，她才十八歲。
打住别講了，我說，否則你非把我氣死不可。
那個女孩是個膽小鬼，我想，他也是個傻瓜。
這裡我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他說。
你幹嗎說得這樣誇張？我愛她，他說。
别講了！我說，我不想再聽到這種謬論。
那天晚上我們談的主要還是那個混賬安達魯西亞女孩和阿圖羅的兒子。
你需要錢嗎？我問。
你離開這兒是因為沒錢嗎？因為你掙的錢不多嗎？我可以借你錢。
别付我這個月或者下個月的房租了。
等你有錢了再付吧。
你還有錢治病嗎？你要去看醫生嗎？你有錢給兒子買玩具嗎？我可以借你一筆。
我有個朋友在一家玩具店上班。
我有個朋友是一家門診的助理。
一切都有辦法解決。
第二天早上，他給我把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的故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
看上去他似乎徹夜未眠。
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他說。
為什麼會是最後一次？我說。
你要死了嗎，還是怎麼了？阿圖羅，有時你可真能把我逼瘋。
安達魯西亞女孩的故事很簡單。
他們是在那女孩十八歲時相識的。
這些我已經知道了。
後來她跟阿圖羅分手了，不過是在一封信裡說出來的，他覺得挺好玩，好像他們的關系沒有真正結束。
過段時間她常打電話過來。
這樣過了好幾年。
他們都有了自己的生活，都努力好好生活。
後來阿圖羅又認識了另一個女人，墜入情網，結了婚，有了一個孩子，然後又離婚了。
後來他就病了。
他差點死了：他的胰腺有問題，他的肝也壞了，還有結腸潰瘍。
一天他給那個女孩打了個電話。
他們已經很久沒有說過話，那天他可能情緒很糟糕，或者感覺挺傷心，他就打了個電話。
很多年過去了，這個女孩的電話号碼已經變了，他隻好四處查詢。
沒費多大工夫阿圖羅就找到了這個女孩的新電話号碼，他又跟這個女孩聯系上了。
這個婊子差不多還是他喜歡的老樣子，如果沒說錯的話。
他們又開始聯絡了。
好像時間并沒有流逝。
阿圖羅去了南方。
他的病情還在恢複當中，但他決定去看看那女孩。
這個女孩的情況基本上沒變化。
她的身體好好的，但阿圖羅到那兒時她正躺在床上，因為她頭腦裡亂得一團糟。
女孩說她快要瘋了：她經常看到很多老鼠，還聽到老鼠在撓房間的牆壁，她經常做噩夢，無法入睡，她不喜歡出門。
她也離婚了。
她的婚姻也是一場災難，她的情人們也如此。
他們設法相處了一個星期。
就是那次，在阿圖羅回加泰羅尼亞的路上，那趟泰爾戈列車差點脫軌了。
阿圖羅說，司機把車停在途中的某個地方，買了票的人都從火車上下來，沿着軌道步行，最後發現了一塊掉落的金屬闆，是從火車底部掉下來的零件。
我實在不明白他們怎麼沒有提前注意到這個故障。
不是阿圖羅沒有說明白，就是火車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喝醉了。
阿圖羅說，隻有阿圖羅自己下了那趟火車後繼續沿着鐵軌步行。
也許檢票員正在找從火車底部掉落的金屬闆或者金屬片，也許阿圖羅開始發神經了想着逃走。
後來災難到了：在加泰羅尼亞待了五天後，阿圖羅開始想着要回去了，或者覺得除了回去别無選擇。
那次他跟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至少每天要交談一次，有時多達七次。
他們總是争執不休。
有時又聲稱如何想念對方。
他在打電話上花的錢太多了。
最後，甚至還不到一個星期，他又搭上另一趟火車回去了。
無論阿圖羅如何粉飾，最後這一趟跟第一趟同樣悲慘，如果不是更嚴重的話。
他惟一确定的就是愛着這個操蛋的安達魯西亞女孩。
後來他就病了，回到加泰羅尼亞，或許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蹬了他，或許他實在忍受不了決定回來，反正就是這樣吧，但關鍵是，他病了，那女孩讓他帶着一百零四度的高燒上了火車，這種事我就是對自己最可恨的敵人也幹不出來，阿圖羅，我說，雖然我沒有任何敵人。
他說：我們隻好分開了，我們在漸漸地吞噬對方。
别給我講這一套，我說。
那女孩壓根就不喜歡你。
那個女孩腦子有毛病，你也差不多，可是她從來就沒有真心愛過你。
過了一天，我又在塞壬酒吧看到他了，我對他說：你兒子和你的身體怎麼樣了，關心關心你的兒子和自己的健康，别再整天弄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了。
真是讓人難以置信，這麼聰明的一個家夥卻這麼傻。
後來我參加了一場健美比賽，在拉畢斯巴爾舉行的一場小型比賽，我得了亞軍，我高興得要命，而且我跟胡安馬·帕切科那小子勾搭上了，他是塞維利亞人，是舉辦這場比賽的俱樂部的保镖，過去也搞健美。
我回到馬爾格蘭特時，阿圖羅已經不在那裡。
我看到門上一張字條說他出去三天。
沒說去哪兒，但我猜他去看兒子了。
後來再琢磨這件事時，我才意識到看兒子用不了三天。
四天後他回來時顯得很開心，像我過去看見他的那個樣子。
我不想問他去哪兒了，他也沒告訴我。
一天他終于上塞壬酒吧來了，我們像早晨剛見面那樣聊起來。
他在酒吧一直待到打烊的時候，然後我們步行回家。
我很想說說話，我提出在一個朋友開的酒吧再喝上幾杯，但他更想回家。
不過，我們依然走得從容不迫。
晚上的那個時候，大街上幾乎沒有一個人，外面很舒服，微風從海上吹來，幾處還營業的地方飄來音樂。
我很想聊聊，我跟他講了胡安馬·帕切科。
你覺得怎麼樣？我說完後問。
這個名字不錯，他說。
他的真名叫胡安·曼努埃爾，我說。
我猜也是，他說。
我想我愛上他了，我說。
他點上一支煙，坐在街邊的一把條椅上。
我在他旁邊坐下說個不停。
這一瞬間我甚至理解了，或者自以為理解了，阿圖羅所有的錯亂之舉，他幹的以及将要幹的那些瘋狂的事兒。
那天晚上，我們看着大海和遠方的燈火以及小小的拖撈船時，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非洲了，我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幹，特别是去那麼遠的地方。
來一場暴風就好了，我說，别這樣說，他說，随時會下雨的。
我笑了。
最近幾天你幹嗎去了？我問他。
沒什麼，他說，思索，看電影。
看了什麼電影？《閃靈》，他說。
多可怕的片子啊，我說，我幾年前看過，後來都睡不着覺。
我也是幾年前看過，阿圖羅說，我也一夜未眠。
這是部了不起的影片，我說。
很好，他說。
我們又沉默了片刻。
沒有月亮，漁船上的燈火已經熄滅。
你還記得托倫斯正在寫的那部小說嗎？阿圖羅忽然問。
哪個托倫斯？我說。
就是電影裡的那個壞人，《閃靈》裡的，傑克·尼克爾森扮演的那個人。
沒錯，那婊子養的是在寫一部小說，我說，但事實上我幾乎想不起來了。
長達五百多頁，阿圖羅說，他都沖海灘吐了。
我沒見他吐過。
對不起，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了，他說。
别擔心，我說。
他寫了有五百多頁，他隻幹一件事兒，就是無窮無盡地反反複複隻寫一個句子，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大寫、小寫、加雙線、下劃線，永遠隻寫那一個句子，别的什麼也不寫。
這句子是什麼來着？你不記得了嗎？不記得了，我的記憶力實在太差勁了，我就記得那把斧頭，還有影片結束時那個男孩和媽媽得救了。
隻工作不會玩，聰明的孩子也會變傻，阿圖羅說。
他瘋了，我說，這時我不再看着大海了，轉過來面對着身邊的阿圖羅，他似乎要崩潰了。
那可能是一部挺好的小說，他說。
别吓唬我了，我說，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一個句子怎麼可能會是一部好小說呢？這明顯是對讀者不尊重嘛。
就算不勞神去買那本通篇就寫着“隻工作不會玩……”的書，生活照樣很爛。
就像我隻喝茶而不喝威士忌一樣，這個忠告很虛僞，但也挺粗鄙，你不覺得嗎？你的常識感真讓我覺得驚奇，特雷薩，他說。
你看過我寫的東西了嗎？他問。
沒有你的邀請我是不會去你房間的，我撒謊說。
後來他又給我講了一個夢，或許是第二天早上講的，看着我做每天的鍛煉時講的，他坐在桌邊，桌上放着他的菊花茶，臉上那表情好像一個星期沒睡過覺似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寓意吉祥的夢，所以還記得。
在這個夢裡阿圖羅變成一個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亞的邊村埋設越洋通訊電纜。
兩個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
阿圖羅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裝。
夢裡的他可能隻有十二歲，弟弟大約有六七歲的樣子。
媽媽遠遠地看着他們，但後來她就慢慢消失了。
隻剩下阿圖羅和弟弟在那裡，不過兩個人的皮帶上都插着那種寬寬的、短短的彎刀。
他們一起拖着電纜，看着像是手工藝品或者自制品。
他們還扛着一桶稠密的綠褐色的液體，那是要付給印尼士兵的錢。
他們等待的時候，阿圖羅的弟弟問他電纜有多少尺長。
不論尺，阿圖羅說，好幾裡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頭蓋的，就在海邊。
他們等待的時候，另一個阿拉伯人，那個年長些的家夥攔住他們的去路，阿圖羅的第一反應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罵他太粗魯，先檢查了下那把彎刀還在不在原位，那個年長些的阿拉伯人開始對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聽的人講一個故事時，阿圖羅很快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這個故事講的是在西西裡的一場聚會。
阿圖羅告訴我，他和弟弟聽了後很高興，也覺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個人在背誦一首詩。
西西裡有一座沙子冰山。
一群烏合之衆在一個安全距離外看着它，有兩個人是例外，第一個人爬上一個山頂，這塊冰山就是靠這個小山來平衡的，另一個人站在山腳下等着。
後來山頂上的那個人開始在地上走動或舞蹈或踩踏起來，這時冰山的表層開始松軟，巨大的沙塊滑落下來，朝底下的那人落去。
他動都沒有動一下。
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間，在最後緊要關頭，他朝旁邊一跳，人得救了。
這就是那個夢的内容。
印尼的天空幾乎是綠色的，西西裡的天空幾乎是白色的。
阿圖羅已經很久沒有講過這樣吉祥的夢了。
也許他夢到的印尼和西西裡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說，照我看，那個夢預示着你的運氣要發生變化了。
從現在開始，你會事事稱心如意。
你知道夢裡的那個小弟弟是誰嗎？讓我猜猜，他說。
那是你兒子！我說出來時阿圖羅笑了。
可是，幾天後，他又扯出那個安達魯西亞女孩了。
我感覺又不好了，我說滾你的去。
現在想來真不應該，即便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責任，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堅持的東西。
我也許表面上對他挺惱火的，其實并沒有。
他也沒有沖我發火。
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家裡來睡。
我記得這事兒，因為那天晚上胡安馬·帕切科第一次來看我。
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來馬爾格蘭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
我們走進我的房間試圖做愛。
可我做不了。
我試了好幾次，還是不行。
也許是因為胡安馬的肌肉的緣故，他離開健身中心這麼長時間，肌肉已經松軟。
無論是什麼原因，恐怕主要還是我的毛病。
我頻頻起來去廚房喝水。
有一次，不知為什麼，我走進阿圖羅的房間。
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機和一堆紙。
我飛快地翻看那疊稿紙時想起了《閃靈》，這讓我一激靈。
阿圖羅沒有瘋狂，我知道。
後來我又在房間轉悠起來，打開窗戶，在床上坐下，聽着過道裡的腳步聲。
胡安馬·帕切科的臉出現在門口。
他問我怎麼了。
沒什麼，挺好，我說，我在想心事，後來我看見了那幾隻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給了我四本書，我至今還沒有讀過。
一星期後我們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車站。
25 雅各布·烏倫達，切爾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這是一個說來挺沉重的故事。
它貌似輕松，可是稍微深入點表皮，你就會覺得這個故事絕不輕松。
所有關于那個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
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種炎熱的地方，每當我回到巴黎，好像還沉睡在夢中，我都醒不過來了，盡管你也許覺得恐懼對拉美人的影響，相對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論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裡碰到阿圖羅·貝拉諾的，在羅安達的郵局，在一個炎熱的午後，當時我沒什麼好幹的，除了花巨資往巴黎打電話。
他在發傳真的窗口，他跟那個派頭像經理的家夥讨價還價，後者想多收他錢，我向他伸出了援手。
純屬巧合，後來發現我們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們決定一起度過剩餘的時光。
也許是我提議的，我從來都是那種喜歡交際的人，喜歡聊天，想了解别人，我還算是個稱職的傾聽者，不過，有時我貌似在聽其實卻在想着自己的事兒。
我們很快就發現兩人之間有着比想像中還要多的共同點。
至少我意識到了這點，我猜阿圖羅也意識到了吧，我們沒有就此交換過意見，或者拍拍對方的肩膀。
我們的出生時間差不多，在需要的時候我們都别離了自己可敬的國家，我們都喜歡科塔薩爾，我們都喜歡博爾赫斯，我們都沒有多少錢，我們都會講很爛的葡萄牙語。
基本上，我們都是那種正處于深淵或者崩潰邊緣的狀态，你願意怎麼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個非洲國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頭的拉美人。
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務（我是供職于拉魯納公司的攝影師）後就返回巴黎，而可憐的貝拉諾完成工作後還想在這裡繼續逗留。
為什麼要留下來呢，夥計？那天晚上我找了個機會問他，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回歐洲呢？我都打算借錢給他買機票了，如果他沒錢的話，當然這種話也就是喝得爛醉時才會說，那裡的夜晚不僅有異國他鄉的味道而且還很輝煌，非常輝煌，輝煌得稍不留心它會把你吞沒，吞沒你以及你身邊的每一個人，但那種感覺你們不會明白的，你們這些從來沒有去過非洲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我太明白了。
貝拉諾也很明白。
我們兩個都是自由職業者。
我在拉魯納工作，我說過了，貝拉諾是馬德裡一家報紙的特約記者，他們給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沒有。
盡管當時他沒有對我說為什麼不願意離開，我們還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最後被夜晚或者被困乏（這麼說，是因為真正的羅安達的困乏能讓你跌到帆布床下）帶到那個叫霍奧·阿爾維斯、足有兩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開的私人俱樂部裡去。
在那裡我們碰到了幾個熟人，有記者、攝影師、警察和皮條客，我們一個勁兒地說着話。
也許并沒有說。
也許我們在那裡就分開了，也許我在煙霧中看不見他了，就像為了工作要出來見那麼多人，跟那麼多人交談，然後大家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巴黎就不同了。
人們逐漸散去，越來越少，你完全有時間互相道個别，哪怕你不想道别。
在非洲就不是這樣了。
這裡人們一個勁兒地說話，向你傾訴他們的麻煩，完了就消失在煙霧中，就像那天晚上貝拉諾的消失，一點預兆都沒有。
你甚至永遠不會考慮在機場再次碰到X或者Y。
這種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說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
就這樣，那天晚上，貝拉諾消失後，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錢給他，我繼續喝酒、跳舞，後來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驚醒時（主要是害怕而非餘醉未醒的難受，因為我擔心會被搶，而不是不習慣待在類似霍奧·阿爾維斯的這種地方）已經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動腿腳時發現他也在院子裡，吸着煙等我。
沒錯，這是有點造作。
從那以後，我們每天都見面。
有時我會請他吃晚飯，有時他又請我吃晚飯。
飯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種饕餮之徒。
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點菊花茶，如果沒有菊花了就要些亞麻或者薄荷什麼的來泡花草茶，他從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
貝拉諾，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簡直像個移動藥店啊，他發出苦澀的大笑，好像在說别煩我了，烏倫達，我情緒不好。
至于女人，據我所知，他身邊沒有一個。
一天晚上，那個美國記者喬伊·拉德馬切爾邀請我們在鄰近的帕拉參加個舞會慶賀他在安哥拉出差結束。
舞會是在一家私宅後面一個擁擠的土院裡舉行的，最妙的是來了很多女孩。
跟那些時髦的人一樣，我們帶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貝拉諾，他是最後時刻才決定跟我們一起來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堅持要他來的。
我不想說他不跳舞，因為事實上他是跳的，可是我問他帶避孕套了沒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幾隻我帶的，他斷然打斷我：烏倫達，我不需要這種東西，或者說了具有類似效果的話，這讓我覺得他會僅限于跳舞。
我回巴黎後，他還留在羅安達，打算還往腹地深處再走走，那裡還滿是持槍荷彈、無法無天的匪幫。
我臨走之前兩個人最後聊了一次。
他的故事其實很難湊成一個整體。
一方面，我覺得生活對他已經沒有意義，感覺他領受這份工作是為了死得絢麗多彩，死得非同凡響，與這那庸常之輩和狗屎們有所不同。
我這一代人全都深受馬克思和蘭波的影響。
（我不是以此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在這裡不想評判任何人的閱讀習慣。
）另一方面，這點我也迷惑不解，他對自己又呵護有加。
他每天像舉行宗教儀式般服那些小藥片。
有一次我跟他去羅安達一家藥店找跟優思弗相當的什麼藥，那是一種熊脫氧膽酸藥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膽管功能，我是這樣理解的。
幹這種事兒時，貝拉諾的舉止好像健康對自己來說重要極了。
我看着他走進藥店，說着糟糕極了的葡萄牙語，目光掃視着貨架，先是以字母為序，接着就随意無序了，沒有找到可惡的熊脫氧膽酸，我們要離開時，我對他說，貝拉諾，别擔心（因為他的表情憂傷極了），我一到巴黎就給你寄些過來，他說：沒有處方你是拿不到藥的，我開始笑起來了，我想這人還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謀劃着去尋死。
然而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他需要藥品這是不争的事實。
不光要優思弗，而且還要氨基水楊酸和奧美拉唑，前兩種必須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楊酸治結腸病，六片優思弗治硬化症。
沒有奧美拉唑關系不大，我吃不準他服這種藥是不是治十二指腸潰瘍或者胃潰瘍或者胃酸過多什麼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這種藥。
有趣的是，如果這樣能說得通的話，他又擔心得到藥品，擔心吃了什麼會引起胰腺病的發作（已經發作過三次了，當然是在歐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發作的話，可能必死無疑），我是說他其實很擔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們交談的時候，男人之間交談的時候，我猜你會這麼說，這的确聽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樣一場陰郁的談話叫什麼好呢？他暗示他去那裡是為了把自己給弄死，我想這跟他到那裡是殺死自己或者去自殺不是一回事，因為你不會辛辛苦苦地親自來做這件事兒，到頭來這樣做照樣很麻煩。
我回巴黎後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國人——講了，她問我貝拉諾長什麼樣，讓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絕對詳細，然後她說完全能夠理解。
你怎麼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
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二個晚上，我們躺在床上，關了燈，正是我會把一切都講給她聽的那種時候。
那藥呢，你買了嗎？西蒙娜問。
沒有，還沒買呢。
哦，明天一起來我就去買，然後立刻給他寄過去。
我會買的，我說，但我總覺得這事兒有點蹊跷。
在非洲，你經常會碰到各種離奇的事情。
你覺得有誰可能旅行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找死嗎？我問妻子。
這完全有可能，她說。
一個四十歲的男子也有可能嗎？我問。
如果他還具有冒險精神，那完全有可能。
我妻子說。
跟大多數比較實際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還有股浪漫氣質。
于是我給貝拉諾買了藥寄到羅安達，不久，我便收到一張表示感謝的明信片。
我估算，寄的藥可以讓他用上二十天。
這之後怎麼辦呢？我想他要麼返回歐洲，要麼死在安哥拉。
此事我隻能想到這一層。
幾個月後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與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兒，他隔段時間就來用一下酒店的傳真機。
我們非常熱情地問候了對方。
我問他是不是還在馬德裡那家報社工作，他說還在，又增加了幾家南美洲的雜志，這樣掙的錢會略微多點。
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時又窮得回不了加泰羅尼亞。
那天晚上我們在他住的屋裡（貝拉諾從來不像别的外國記者那樣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許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裡租間屋子或者一張床、一個角落）一起吃了晚飯。
我們聊起安哥拉。
他告訴我他去過萬博，漫遊過寬紮河，去過奎托誇納瓦累和威熱，他寫的文章裡已經好好地回顧過了，他是經過羅安達陸路去的，然後繼續走到基桑加尼，有時沿剛果河而上，有時沿險峻的森林山路，最後到達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
這片大地本身就會令此行幾乎不可能實現，更不要說還有政局的影響了。
他講完後，我都說不上該不該相信。
從表面上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另外，他又是半帶微笑說的，更讓你不禁想懷疑。
我問起他的健康狀況。
他說在安哥拉得腹瀉病倒了，但現在已經痊愈。
我說我的照片賣得越來越好。
如果他想要，我說，我想這次是當真的，我可以給他借點錢，但他聽都不聽。
後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問起他那場偉大的死亡探尋，他告訴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說我會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關重要的東西，明天就會逼近。
怎麼說呢，他變了。
有段時間他一連幾天不吃藥。
好像平心靜氣多了。
我看見他時也很開心。
因為他剛從巴塞羅那收到藥。
誰寄給你的？我問他，一個女人？不是，他說，一個朋友。
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們決鬥過一回。
打過架？我說。
不，是決鬥。
誰赢了？我不知道我們誰殺死了對方，貝拉諾說。
真是太離譜了，我說。
沒錯，他說。
其間，他顯然已經對自己周圍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開始裕如了，這點我是永遠辦不到的。
沒有人能辦得到，其實，除了大型媒體的記者，他們有雄厚的實力，鮮有自由職業者不結交的大量朋友，而隻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這種環境裡做到操縱自如。
從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時瘦了許多，其實已經皮包骨頭了，但看樣子卻顯得挺健康，沒有絲毫病态。
或許那隻是我的觀感，可能正在逐漸向死亡邊緣走去也沒準呢。
他的頭發更長了，可能是自己剪的。
他還穿着安哥拉時穿的衣服，但更髒了，而且快要破掉了。
他操着方言，我立刻聽了出來，屬于那種視性命如草芥的國家的語言，而交談——連同金錢——最終成為解決一切的關鍵。
第二天我去了難民營，回來時他已經走了。
到賓館後發現他給我留了張字條，祝我走運，并請我，如果不是太麻煩的話，回巴黎後給他寄些藥來。
他的地址寫在字條裡。
我去找他，他人已經不在了。
我把情況告訴妻子後她一點都不吃驚。
可是西蒙，我說，我再次見到他的機會可能是百萬分之一了。
這是有可能的，她就說了這麼一句。
第二天她問我打算給他寄還是不寄藥。
我已經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沒有待多久。
我又回到非洲，我堅信自己會碰到貝拉諾，但我們的路徑已經不再相交，但我還是向那些老資格的記者們打聽了他的情況，但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幾個認識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兒了。
下一程還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
你見到他了嗎？我回去後妻子總是這樣問我。
沒見到，我回答說。
也許他已經回巴塞羅那或者到家了。
也許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說。
可能吧，我說。
我們誰也不會知道。
最後在利比裡亞我總算見到他了。
你知道利比裡亞在哪兒嗎？沒錯，在非洲西海岸，大緻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間。
沒錯。
可你知道誰在統治這個國家嗎？左派還是右派？我敢打賭你不知道。
四月的時候，我乘一艘船從塞拉裡昂的自由城來到蒙羅維亞鎮。
那艘船是一個人權組織包租的，具體什麼機構我現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幾百名歐洲人，他們全在美國大使館等待着——那裡是蒙羅維亞鎮原則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據任何到過那裡或者掌握那裡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說。
這些知情人士原來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個古怪的英國黑人。
其他歐洲人，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早就撤離了，隻留下他們的秘書。
對一個拉美人來說，把美國大使館與安全聯系起來本身就有點古怪，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說辭，但時代已經變了，為什麼大使館就不該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終也要到那裡的。
然而，這些信息讓我覺得是一個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錯亂的确鑿信号。
一群利比裡亞士兵，沒一個超過二十歲的，護送我們來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層樓裡，那是老裡茲酒店或者老克裡倫酒店的利比裡亞翻版，現在由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國際記者組織經營。
這家酒店被稱作媒體記者中心，是首府為數不多還在營業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這得歸功于五名美國海軍人員的存在。
他們現在正在站崗，但大部分時間卻在後廊裡打發，跟美國電視台的記者們喝酒，為記者和他們雇的一幫去蒙羅維亞激戰區，或者很少但心血來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區，那些無名的村落（雖然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經有過大人、孩子和工作）時充當向導和保镖的年輕的曼丁哥士兵牽線搭橋，那些地方據道聽途說或者我們每晚從CNN上的報道看，幾乎是世界末日、人類的瘋狂、潛伏在每個心髒裡的惡魔的忠實寫照。
那個新聞中心還發揮着賓館的功能，這也就意味着我們到那兒的第一天需要登記。
輪到我登記時，我已經喝了威士忌跟兩個法國朋友聊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開始翻起登記簿找一個名字。
我毫不意外地發現了阿圖羅的名字。
他到那裡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是跟一群德國人同時到的，他們是兩男一女，都是法蘭克福一家報社的人員。
我想馬上跟他取得聯系，但卻找不到他。
一個墨西哥記者告訴我他已經有七天沒有出現在中心了。
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況，應該上美國大使館詢問。
我想起我們在安哥拉那場遙遠的談話，談到他對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卻那個願望了。
有人告訴我，那幾個德國人已經走了。
雖然有些不情願，但我心裡清楚别無選擇，隻好到大使館去找他了。
沒有一個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隻拍出幾張照片。
蒙羅維亞的街道、大使館的庭院、幾張面孔。
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個奧地利人，他認識一個離開前曾見過貝拉諾的德國人。
但是，這個德國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時光，沒辦法，隻有等了。
我記得開始跟幾個法國同事玩撲克時已經七點左右了，還記得我們都備好蠟燭以防日落時經常出現的斷電，或許别人告訴我們會斷電。
然而燈并沒有熄滅，玩家們很快陷入倦怠狀态了。
我記得大夥一起喝着酒一邊議論着盧旺達和紮伊爾以及我們在巴黎剛看過的電影。
那個德國人午夜才回來，那時我獨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裡茲酒店的大廳裡待着，擔任門衛和值班經理的年輕的雇傭兵（可是在誰出錢的軍隊裡呢？）吉米告訴我，海爾·林克，那個攝影師正往自己房間走去。
我在樓梯追上他。
林克隻能講點最簡單的英語，一句法語都聽不懂，他的形象正派端莊。
我設法讓他明白我在探聽朋友阿圖羅·貝拉諾的消息時，他禮貌地請（盡管他做出的各種表情已經多少有些讓人理解了要傳達的信息）我在大廳或者酒吧等他，讓我知道他需要沖個澡，很快就會下來。
他去了大約二十多分鐘，再次回來時滿身的潤膚油和消毒劑的味道。
我們聊了很長時間，全憑興之所至。
林克不喝酒，他說因此才注意到阿圖羅·貝拉諾，因為那時新聞中心聚集了很多記者，比現在多多了，他們每天晚上在房間裡喝得酩酊大醉，包括一些著名的談話主持人，這些人應該檢點行為，做出表率，林克說，最後卻索性在陽台上吐了。
阿圖羅·貝拉諾不喝酒，他們這才有機會交談過一次。
林克回憶說他在中心隻待了三天，每天早上出去，正午或者黃昏回來。
有一次，不過這次是跟兩個美國人結伴，他出去了一夜，打算采訪喬治·金賽，羅斯福·約翰遜最年輕也是最血腥的将軍，克萊恩族人，但陪同他們的向導卻是一個曼丁哥人，這人毫無道理地恐懼不已，在蒙羅維亞東部地區抛下他們不管了，他們花了整整一夜工夫才返回賓館。
林克說，第二天，阿圖羅·貝拉諾睡到很晚才起來，兩天後他又跟那兩個美國人離開蒙羅維亞準備去采訪金賽。
本來他們打算向北方去。
貝拉諾臨走之前，林克給過他一小包柏林一家自然産品公司造的止咳液——至少我覺得他想表達這個意思。
從那以後林克就再沒見過他。
我問他那兩個美國人叫什麼名字。
他隻知道一個叫雷·帕斯特爾。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請他再說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這個德國人很嚴肅。
再說，他已經很累，早就開不起玩笑了。
他回去睡覺前從牛仔褲後兜裡取出一小片紙，在上面給我寫下幾個字：雷·帕斯特爾。
我想他應該是紐約人，他說。
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國大使館，打算離開利比裡亞，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沒有雷·帕斯特爾的消息，可是這裡一派混亂，再堅持下去似乎毫無意義。
我離開時，林克正在大使館的花園裡拍照。
我給他拍了一張，他也給我拍了一張。
我拍的照片裡，林克手拿相機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麼發光的東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從鏡頭裡移開。
他表情平靜，憂傷而平靜。
在他給我拍的照片裡，我的尼康相機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機（我想）。
我可能笑了，還做出表示勝利的V字手勢。
三天後，我該動身離開了，可我已經走不出去。
大使館的一位官員告訴我，表面上，形勢在趨于好轉，但是交通混亂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卻成反比關系。
我離開了大使館，根本就不相信這一套。
我在四處活動的幾百名滞留者中尋找林克但沒有發現他。
我碰到一群新來的記者，他們剛到自由城，有幾個人，天知道是怎麼回事，乘直升機從象牙海岸的某個地方來到蒙羅維亞。
大多數人跟我一樣已經正在考慮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館看看有沒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這時正好無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東西都寫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們幾個人去内陸走一走。
當然，大多數人都拒絕了這個建議。
《巴黎賽事》雜志的一個法國人同意去。
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
這次行程由在新聞中心廚房工作的一個家夥組織，他除了想賺筆錢，還想去看看自己的家鄉，他已經有六個月沒有回去了，雖然離蒙羅維亞隻有十五或者二十英裡。
旅行期間（我們坐上一輛破敗的雪佛蘭，由廚師的朋友駕駛，備有一把突擊步槍和兩顆手榴彈），廚師告訴我他是馬諾族人，妻子是奇歐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機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萊恩族的敵人，他詛咒克萊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
混蛋，這個法國人說，我們應該回去，可行程已經過半，我和那個意大利人都很開心，想把最後剩餘的膠卷都給消耗完了。
就這樣，沒有經過任何檢查站，我們通過了薩默斯小鎮、托馬斯河小村，聖保羅河不時地出現在我們左邊，有時又從視野裡消失了。
路況很差。
道路時而從森林中穿過，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膠種植園，時而又沿着平原展開。
在這樣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會有坡度平緩的山丘從南邊升起。
我們隻穿越過一次河流，那是聖保羅河的一條支脈，從一座非常好的木橋上通過，朝照相機的眼睛自動呈現出的惟一的東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綠甚或奇異外說不上該怎麼形容，不知為什麼這讓我聯想起孩提時代的科連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時也沒有少說話，我對路易說：這裡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語說的，這是我們三個人的通用語言，《巴黎賽事》的那家夥看着我說，但願隻是看着像阿根廷，這實在讓我沮喪，因為我都不是沖他說的，我說了嗎？他是什麼意思呢？是說阿根廷比利比裡亞還要野蠻和更加危險嗎？是說如果利比裡亞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話，我們現在早就沒命了嗎？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他的這句話徹底掃了我的興，我真想跟他理論個水落石出，但經驗告訴我，這種争論你最終會一無所獲，再說這個法國人對我們多數人決定不回去已經搞得很惱火了，他也需要找個機會出口氣，不會隻滿足于不停地抱怨隻想賺幾個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憐的黑人。
所以我假裝沒聽見，但心裡卻詛咒他這個猴子操的家夥，我不停地跟路易說話，說來道去，我忘了說到什麼時候才打住，總之是解釋了比如樹的名稱之類的東西，我覺得它們跟科連特斯的樹一樣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樣，當然肯定跟科連特斯的樹不是一回事。
從路易的笑聲和我們的夥伴們偶爾發出的笑聲判斷，我猜我如此熱情洋溢突現出自己多麼有才華，或者至少顯得比真實的我更有才華，甚至更風趣，有種輕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圍，當然不包括那個法國人讓－皮埃爾，他越來越悶悶不樂，我們把跟科連特斯的樹如出一轍的樹木抛在了後面，開始進入一片沒有大樹的光秃地帶，隻看到些零星的灌木叢，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隻孤獨的鳥兒打破，這隻鳥叫啊叫，卻得不到任何回音，後來我們開始緊張起來，路易和我，可是這會兒我們離目标已經那麼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們隻有繼續前進。
那個村子映入眼簾後，槍聲很快響起來。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槍手，射擊持續了不到一分鐘，但是等我們從彎道拐過去及時地來到黑溪鎮時，我的朋友路易已經死了。
新聞中心廚房工作的那個家夥的胳膊開始流血，他輕輕呻吟着，蜷縮在旅客座下。
我們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蘭的車闆上。
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做了什麼：我試圖救活路易，給他做了嘴對嘴的急救，然後又做了常規的救命搶救，最後那個法國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顫抖的髒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陽穴，那裡有一個橄榄大小的洞。
這時我才意識到路易死了，後來再沒有聽到槍聲，寂靜隻有被雪佛蘭行駛時沖開的空氣以及輪胎碾過通向小鎮的路上的石頭和沙子發出的聲音打斷。
我們在貌似黑溪鎮主廣場的地方停下。
向導轉過身說要去看看家人。
他受傷的胳膊上纏繞着一條用自己的襯衣做成的繃帶。
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機給包紮的，可我幾乎想像不出來是什麼時候包紮的，除非他們的時間感忽然與我們的斷裂了。
向導走後不久，那兒出現了四個老人，他們顯然是被雪佛蘭的聲音吸引過來的。
幾個老人一聲不吭地站在那兒盯着我們，躲在廢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
他們顯得很瘦，走動時帶着病人特有的謹慎，其中一個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賽和羅斯福·約翰遜的克萊恩族遊擊人員，不過這個老頭兒顯然不是遊擊隊的人。
他們跟我們一樣仿佛如夢初醒。
司機看見了他們，但坐在方向盤後面沒動，他大汗淋漓，抽着煙，偶爾瞥一眼手表。
過了會兒，他打開車門，向老人們打了個手勢，他們在屋檐的保護下毫無反應，動都沒動，接着司機走出小車，開始檢查發動機。
他回到車上後作了很多讓人不明白的解釋，好像這車是我們的。
他說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網眼似的洞。
法國人聳了聳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邊。
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發作了，但他故作鎮定。
我從内心很感謝他這樣做，我最讨厭歇斯底裡的法國人了。
後來一個青春少女出現了，她張望着我們，沒有停就走了過去。
我們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廣場的一條狹窄的街道。
她走了後四周陷入絕對的寂靜之中，必須使勁聽才會聽到類似陽光打在小車頂上的聲音。
沒有一絲微風。
我們被騙了，那個法國人說，他說得很客氣，于是我就說，射擊已經停了很長時間，也許隻是幾個人伏擊我們，也許是幾個土匪跟我們一樣被吓着了。
真是混蛋，法國人說，這個村子都是空的。
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廣場上沒有别人，覺得這很不正常，這個法國人也許說對了。
我心裡湧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憤怒。
我下了車沖着最近的一堵牆撒了很長一泡尿。
我又走到雪佛蘭前，看了眼發動機，看不出任何有礙我們離開這裡原路返回的毛病。
我給可憐的路易拍了幾張照片。
法國人和司機無言地瞧着我。
後來，讓－皮埃爾好像經過深思熟慮，請求我也給他拍一張。
我痛快地拍了。
我給他和司機拍了張，然後又讓司機給我和讓－皮埃爾拍了張，後來我又請讓－皮埃爾給我和路易拍了張，但他卻拒絕了，說覺得這樣太病态了，我們之間正要萌芽的友誼再次破碎。
我想我可能沖着他叫罵起來。
我想他也沖我叫罵了。
我們兩個回到雪佛蘭裡，讓－皮埃爾坐在司機旁邊，我坐在路易旁邊。
我們在那裡大概停留了一個多小時。
這期間，讓－皮埃爾和我說了好幾次别管那個廚子了，得馬上逃離那兒，可司機不聽。
在等待過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會兒，但畢竟還是睡了會兒，我可能夢見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
這疼痛比這個意大利人确鑿無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
我醒來時渾身是汗，我看見讓－皮埃爾頭靠在司機肩膀上睡着了，司機已經在抽另一支煙了，直視着前方荒涼的廣場上陰郁的黃色，步槍橫放在膝蓋上。
我們的向導終于來了。
他旁邊走着一個幹瘦的女人，我們乍一看差點當成了他母親，最後發現是他老婆，還有一個八歲左右的男孩，穿着紅襯衫藍短褲。
我們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讓－皮埃爾說，大家都上來，座位就不夠了。
我們争執了幾分鐘。
向導和司機站在讓－皮埃爾一方，最後我也屈從了。
我把路易的相機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騰空了。
我和司機把他從車裡擡出來放在像是一個茅草棚的東西下面。
向導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語說了句什麼。
這是她第一次開口，讓－皮埃爾轉過身來望着她，請廚子翻譯。
廚子起先不太願意，後來他說老婆說最好把屍體放在廣場上的某個人家裡。
為什麼？讓－皮埃爾和我同時問道。
這個女人顯得那麼沉默和恬靜，雖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種雍容大度的氣質，也許隻是那一刻我們感覺如此吧。
因為狗會吃了他，這個女人說，手指着停放屍體的地方。
讓－皮埃爾和我面面相觑然後笑了，是啊，法國人說，我們怎麼沒想到呢，這很有可能。
我們又把路易的屍體擡起來，等司機踢開看上去已經脆弱不堪的屋門後，我們把屍體搬進一間地上塞滿東西的房間。
屋裡堆滿了席子和空紙箱，味道簡直沒法聞，我們放下那個意大利人後就立刻跑了出來。
司機發動好小車後我們全都颠了起來，除了那幾個老人，他們還在屋檐下望着我們。
我們上哪兒去呢？讓－皮埃爾問。
司機做了個動作好像是說别打擾他，或者在說他也不知道。
我們要走另外一條路，向導說。
這時我才注意到那個男孩：他胳膊摟着爸爸的腿睡着了。
我們去他們說的地方吧，我對讓－皮埃爾說。
小車在那個小鎮荒涼的街上行駛了會兒。
我們離開廣場後走上一條筆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蘭慢慢向前移動着，幾乎要刮着房子的牆壁、茅草屋頂的前檐了，最後，我們進入一片開闊地，那兒有個巨大的隻有一層的鋅皮貨棚，大得像間倉庫。
貨棚側面寫着幾個字“澤－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紅顔色的字母寫成，下面是：“玩具工廠，黑溪和布朗斯威爾”。
這個破敗的小鎮叫布朗斯威爾，不是黑溪，我聽讓－皮埃爾說。
司機、向導和我一直盯着貨棚糾正了他。
這個小鎮就叫黑溪，布朗斯威爾也許在更東一點，讓－皮埃爾也沒有更好的理由堅持說我們就是在布朗斯威爾而不是黑溪，這是個問題。
雪佛蘭穿過開闊地進入一條穿過密林的公路。
現在我們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對讓－皮埃爾說，徒勞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隻是語無倫次地評論了句我們剛剛經過的玩具廠，算是回答。
整個行程持續了隻有十五分鐘。
雪佛蘭停頓了三次，司機說，憑這發動機，這算很幸運了，本來我們連布朗斯威爾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話。
後來我們很快發現，布朗斯威爾在一塊空地上，不足三十戶人家。
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後就到了布朗斯威爾。
跟黑溪一樣，這個小鎮也是一片荒蕪。
雪佛蘭的擋風闆上寫着“新聞”字樣，引起僅剩的若幹居民的注意，他們從長長的猶如廠房、算是鎮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門口向我們招着手。
兩個武裝人員出現在門檻上沖我們喊話。
小車在幾百尺遠的地方停住，司機和向導下車去交涉。
他們朝那幢房子走去時我想起讓－皮埃爾對我說過，如果我們想救自己就應該跑進樹林裡去。
我問廚子的女人那是什麼人。
她說是曼丁哥人。
男孩頭枕着媽媽的腿睡着，一線細細的涎水從嘴唇間流出來。
我告訴讓－皮埃爾，我們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這個法國人諷刺地回應了一句。
但是從外表上，我看到那種鎮定（一股暖流般的鎮定）把他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都舒展開來了。
我記得這個情景，這讓我感覺很不好，但這時我也挺高興。
向導和司機跟那幾個陌生人笑着。
當向導和司機在剛才那兩個人的陪同下向小車走過來時，又有三個人從長房子裡出來，也是武裝到牙齒，站在那裡盯着我們。
遠處傳來幾聲槍響，讓－皮埃爾和我馬上低下腦袋。
後來我們擡起頭，走出小車去迎接他們，其中一個黑人跟我打了聲招呼，另外一個人幾乎不看我，忙着揭開雪佛蘭的車蓋檢查已經修不好的壞死了的發動機，這時我才覺得他們不是要殺了我們，我向長房子望去，看到六七個武裝人員，有兩個白人向我們走來。
其中一個留着小胡子，拿着兩部用像槍套般的袋子裝着的照相機，也是個攝影師同行，這是很顯然的，但那一瞬間，由于他還在遠處，我沒有認出這個大家無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說像這個行當裡所有的人一樣，我隻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卻從未見過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沒見過。
另外一個人是阿圖羅·貝拉諾。
我是雅各布·烏倫達，我說，聲音有些發顫，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我。
他還記得我。
他怎麼會不記得呢？可事隔很久了，我拿不準他還記得什麼事兒，更不要說我了。
我的意思絕不是說他變了。
其實他一點都沒變。
他還是我在羅安達和基加利認識的那個人。
也許倒是我變了，我不知道，可問題是我覺得一切都跟從前不同了，包括貝拉諾和他的記憶力。
刹那間我的神經差點出賣了我。
我想貝拉諾注意到了，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叫出我的名字。
我們握了握手。
我驚恐地發現自己手上沾滿了血。
我同樣懷着幾乎是恐懼的感覺注意到，貝拉諾的手卻完美無瑕。
我向他介紹了讓－皮埃爾，他又把我介紹給那位攝影師。
這是埃米利奧·洛佩茲·洛博，馬德裡的大牌攝影師，攝影界現存的傳奇人物。
我不知道讓－皮埃爾是否聽說過他（讓－皮埃爾·博伊林，《巴黎賽事》的，讓－皮埃爾說，連根頭發都沒動，這可能說明他還不知道這個名字的分量，或者表示在這種氛圍裡他才不在乎遇見一個大人物呢），但我聽說過他，我是個攝影師，對我們來說，他就像唐·德裡羅之于作家，是一個奇才，一個封面特寫的追獵者，一個冒險家，一個獲得過各種歐洲獎、用相機拍攝下人類的各種愚蠢和魯莽行為的人。
輪到我握他的手時，我說：雅各布·烏倫達，拉魯納公司的。
洛佩茲·洛博笑了。
他很瘦，大約四十歲的樣子，跟我們幾個年齡相仿，他好像喝醉了，或者精疲力竭，或者快要散架了，或者三者同時兼備。
士兵和平民都集中在那個長房子裡。
乍看上去，很難區别出他們誰是士兵誰是平民。
屋裡彌漫的氣味既苦又甜，還發潮，那是一種充滿期待和疲憊的味道。
我的第一反應是出去到外面吸一口新鮮空氣，但貝拉諾告誡我最好不要頻頻暴露自己，因為這兒有些克萊恩狙擊手駐紮在山頭上，會打掉你的腦袋的。
我們還算幸運，他們不再整天監視而且槍法也不是很好，不過這點是我後來才得知的。
那幢房子裡有兩個長長的房間，隻擺着三排風格迥異的架子，有鐵的，也有木的，全都空空蕩蕩。
地闆上滿是塵土。
貝拉諾向我們介紹了下我們目前的處境。
據士兵們說，克萊恩族正在包圍布朗斯威爾，在黑溪襲擊我們的人是金賽将軍的先頭部隊，金賽正在布置他的人襲擊卡卡塔族和哈貝爾族，然後向還控制在羅斯福·約翰遜手中的蒙羅維亞的鄰近地區進軍，這些士兵正計劃明天早晨離開這裡去托馬斯河，據他們說，那兒由泰勒手下一個叫蒂姆·厄裡的将軍駐守。
我和貝拉諾都一緻認為，士兵們的這個計劃純屬絕望之舉，毫無意義。
如果金賽真的要在這一地區重新集結他的人馬，曼丁哥的士兵就絕無生還機會。
那些平民似乎受一個女人的領導，這在非洲是罕見的，他們已經制定出一個更好的方案。
有些人打算留在布朗斯威爾等待觀察事态的發展。
别的大隊人馬打算在這個曼丁哥女人的帶領下向東北方向前進，穿過聖保羅河，進入布雷爾威爾公路。
這個方案，也就是平民方案，不是很冒險，然而我在蒙羅維亞常聽到在布雷爾威爾和波普魯之間的路段上常有酣戰殺戮。
但是死亡地帶在最東面，更靠近波普魯而不是布雷爾威爾。
聽完他們的介紹，貝拉諾、讓－皮埃爾和我決定随他們走。
貝拉諾說，如果我們能到布雷爾威爾的話就可以得救，穿過十裡地的古老的橡膠種植園，前方等待我們的是熱帶雨林，那就用不着過河了，但當我們走完這段雨林上了公路後，到布雷爾威爾就隻有五裡地了，然後，沿一條肯定還在泰勒的士兵手中的公路去蒙羅維亞就隻有十五裡遠了。
明天早上，等曼丁哥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開拔，去面對确鑿無疑的死亡之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那天晚上我徹夜未眠。
我先跟貝拉諾聊了會兒，後來又跟我們的向導談了陣子，最後又找貝拉諾和洛佩茲聊了。
這時大約已經是十到十一點之間，已經很難在屋裡四處轉悠了，整個屋子陷入絕對的漆黑之中，隻有吸着煙驅散恐懼和昏睡的人的煙頭發出的亮光偶爾會打破一下這種漆黑。
門口過道上有兩個士兵蹲在那裡警戒的影子，我走到跟前時他們連頭都沒有轉一下。
我還看了看星星和山頭的輪廓線，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來。
大概是因為我把這個國家與自己的童年聯系起來了。
後來我又回到屋裡，沿着架子摸索着往前走去，可我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這時大約已經十二點，我點上一支香煙，準備睡覺。
我知道自己心裡很高興（或者我知道我覺得自己很高興），因為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回蒙羅維亞了。
我知道自己很高興是因為正在經曆一場冒險而且覺得自己還活着。
我開始思念妻子和家，開始想起貝拉諾，他的氣色太好了，他的狀态好像也極佳，比在安哥拉時好多了，那時他還想尋死呢，比在基加利的時候也好多了，那時他已經不想尋死了，但還不願離開這片上帝遺棄的大陸，我抽完那支煙後又取出一支，其實這已經是最後一支，為了給自己提點精神，我甚至開始輕輕地對着自己或者在頭腦中哼起歌來，那是阿塔華爾帕·尤潘克寫的歌，我的天哪，阿塔華爾帕·尤潘克，直到此刻，我才發覺自己緊張極了，意識到如果我要想睡着了，得需要跟人聊聊，這時我起身瞎走了幾步，先是死一般的寂靜（刹那間我想到我們所有的人都必死無疑，支撐我們的僅僅是一種幻覺，我有強烈的沖動想從這個散發着惡臭的房子的大門裡沖出去），後來我聽到了鼾聲，還有那些醒着的人在用奇歐或者馬諾語、曼丁哥或克萊恩語、英語和西班牙語說着話，發出細微的咕哝聲。
這時在我聽來所有的語言都顯得那麼令人讨厭。
我知道，現在這樣說挺傻的。
所有那些語言，所有那些呢喃聲，都不過是将我們的身份保留到某個不确定時間長度的替代形式而已。
最終，事實卻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在我聽來好像那麼令人生厭，也許是因為我以某種荒謬的方式迷失在那兩間長房子的某個地方，迷失在我不熟悉的地帶，迷失在一個我不熟悉的國家，一片我不熟悉的大陸，在一個陌生、被拉長了的星球上，或許是我因為知道我應該睡會兒但卻辦不到。
後來我摸索着牆壁，在地闆上坐下來，睜大眼睛一個勁兒地想看清什麼，接着我蜷縮在地闆上雙眼緊閉，向上帝祈禱（我并不相信它的存在），祈願我不要生病，因為明天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後來我就睡着了。
我醒來時可能快到淩晨四點了。
離我幾尺遠的地方，貝拉諾和洛佩茲·洛博還在說話。
我看着他們香煙上閃爍的火光，我的第一個沖動就是起來走到他們那兒去。
我想借此舒緩第二天可能面臨的不确定，我想跟這兩個我從香煙後面瞥見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過去或者用雙膝蹭過去都可以。
可我沒有這樣做。
他們說話的那種語氣，他們的影子的角度傳達出的某種信息，攔住了我，那兩個影子時而擠在一起、然後蹲下，如同在打架，時而又裂成碎片、散了開來，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體已經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裝睡着了，其實在聆聽着他們的談話。
洛佩茲和貝拉諾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
轉述他們的談話内容，在某種程度上必然會丢掉我聽他們談話時感覺到的東西。
他們先是談論着這樣那樣的人物，說着一些不知所雲的東西，那聲音聽着就像兩個密謀者或者角鬥士發出的。
說話的聲音很輕，幾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見都完全一緻，但貝拉諾的話語處于強勢地位，他的說法（我隻聽到若幹片段，仿佛他們說的話有一半被長房子裡的某種聲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設置的屏障攔掉了）很有挑戰意味，而且挺生硬，說什麼被人叫洛佩茲·洛博是不可原諒的，被人叫貝拉諾是不可原諒的，但我可能記錯了，意思可能壓根不是這樣。
後來他們又談起别的事兒來：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書的名字。
貝拉諾說：我們都害怕失敗。
然後他就不說話了，這時我意識到洛佩茲·洛博幾乎什麼也沒說，而貝拉諾說得太多了。
我刹那間以為他們就要睡着了，我也裝出睡了的樣子。
這時我全身的骨頭都開始疼起來。
白晝洶湧而至。
這時我又聽到了他們的說話聲。
剛開始我什麼也聽不明白，也許是因為換了個姿勢或者他們的聲音太輕了。
我翻了下身子。
他們中一個人在抽煙。
我又聽出了貝拉諾的聲音。
他說他到非洲後也想尋死。
他講了安哥拉和盧旺達的故事，那些我已經知道了，那些故事這兒的人多少都知道。
後來洛佩茲·洛博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他問（我聽得清清楚楚）當時為什麼想死。
我沒有聽清貝拉諾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沒有多少新意，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已經知道了。
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這樣。
後來我又聽到貝拉諾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敗，在笑自己和别的什麼，嘲笑那些我一無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
洛佩茲·洛博沒有笑。
我想他說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類的話。
接着兩個人都默不作聲了。
後來，我說不上過了多久，我聽到洛佩茲·洛博的聲音，可能是在問時間。
現在幾點了？我旁邊有人動起來。
有人在睡夢中焦躁不安地動彈着，洛佩茲·洛博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句什麼話，好像又在問時間，但這次我敢肯定他在問别的事。
貝拉諾說現在是早晨四點。
這時我無奈地認了，自己是睡不着了。
後來洛佩茲·洛博開始說話了，他的演說一直持續到天亮，偶爾被我聽不清的貝拉諾的問詢所打斷。
他說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妻子，跟貝拉諾一樣，跟所有的人一樣，有一幢房子和一些書。
後來他又說了些什麼我沒聽清。
也許是在談論幸福。
他提到街道、地鐵站、電話号碼。
好像他一直在找什麼人。
後來又是沉默。
有人咳嗽。
洛佩茲·洛博又重複了一遍說他有一個妻子兩個孩子。
過着一種總體上還算滿意的生活。
諸如此類的話。
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動主義和青春，那個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誼。
他成為攝影師純屬偶然。
他不把自己的聲名或者特權或者别的任何東西看得多麼重要。
他結了婚後才開始戀愛。
他的生活是那種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
一天，他和妻子無意中發現大兒子生病了。
他是個很聰明的男孩，洛佩茲·洛博說。
他病得很重，是一種熱病，當然，洛佩茲·洛博覺得孩子可能是從他身上感染的。
而且，做過有關的化驗後，醫生沒有從洛佩茲·洛博的血液中查出這種病的絲毫蹤迹。
有一度，洛佩茲·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尋找這種病的攜帶者，同樣一無所獲。
最後，他開始舉止失常。
他和妻子變賣了馬德裡的房子去美國生活，帶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
那個男孩的住院費相當昂貴，治療過程很漫長，洛佩茲·洛博隻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幹些自由職業的活兒。
他去過很多地方，他說，但最後總要回到紐約。
有時孩子的情況好一些，好像快要戰勝疾病了，有時又毫無起色甚至繼續惡化。
有時洛佩茲·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間的一把椅子裡，夢到兩個兒子，看到他們的臉挨在一起微笑着，顯得那麼無助，後來，不知為什麼，他覺得，他，洛佩茲·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
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個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學校。
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個阿拉伯國家的簽證時接到電話說那個生病孩子的情況惡化了。
他放下手頭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紐約的飛機。
到醫院後一切似乎淹沒在某種邪惡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
三天後孩子死了。
他親自處理了火化後事，因為妻子徹底崩潰了。
直到此刻，洛佩茲·洛博的描述還是不太清楚。
後來隻聽到單個的句子和一個又一個場景。
我試圖把它們串起來。
男孩死的當天或者過了一天，洛佩茲·洛博妻子的父母就到紐約了。
一天下午，他們争論起來。
他們坐在百老彙一家旅館的酒吧裡，在81大街附近，大家齊聚一堂，有嶽父母，小兒子，妻子，洛佩茲·洛博開始哭着說他很愛兩個孩子，大兒子的死是他的過錯。
不過他可能什麼也沒說，也沒争論，所有這一切隻是發生在洛佩茲·洛博的頭腦中。
後來洛佩茲·洛博喝得大醉，把孩子的骨灰放在紐約城的地鐵車裡，然後就回巴黎了，沒有向任何人打聲招呼。
一個月後，他妻子回到馬德裡提出離婚。
洛佩茲·洛博在文件上簽了字，心想這一切猶如一場夢。
過了很久，我聽貝拉諾的聲音在問“那場悲劇”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覺得那聲音像是一個智利農民發出的。
兩個月以前，洛佩茲·洛博說。
後來貝拉諾又問起他另一個孩子，健康的那個，後來怎麼了。
跟他媽媽一起生活，洛佩茲·洛博說。
這時我已經分辨得出他們靠牆坐着的輪廓了。
兩個人都吸着煙，都顯得極為疲憊，不過産生這個印象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很疲憊了。
洛佩茲·洛博什麼也不說了。
隻有貝拉諾還在講，跟剛開始那樣，令人意外的是他講起自己的故事來，一個不知所雲的故事，講過一遍又一遍了，每次講的都有所不同，都要少一點内容，最後他隻說了一句：我想死，但發現不死更好些。
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洛佩茲·洛博打算明天跟着士兵而不是平民們同行，貝拉諾不想讓他一個人去死。
我想我可能終于睡着了。
至少，我覺得睡了片刻。
醒來後新一天的光線開始透進屋子。
我聽着鼾聲、歎息聲和呓語聲。
後來我看見士兵們已經準備出發。
洛佩茲·洛博和貝拉諾跟他們在一起。
我起了床，告訴貝拉諾别去了。
貝拉諾聳聳肩。
洛佩茲·洛博的表情一點都不消極。
他知道自己這是去死，現在他很鎮定，我想。
這時貝拉諾的臉看着像個瘋子的臉：幾秒鐘間，可怕的恐懼和強烈的幸福感在臉上同時掠過。
我抓住他的胳膊，不假思索就拉他到外面去散步。
這是一個燦爛的早晨，那種彌漫着飄渺藍色的早晨，藍得讓你身上直起雞皮疙瘩。
洛佩茲·洛博和士兵們看着我們走過去一言不發。
貝拉諾面帶微笑。
我記得我們向那輛沒用了的雪佛蘭走去，我說了好幾遍，說他計劃要幹的事兒完全是瘋狂之舉。
我聽到你們昨晚的談話了，我承認，所有這一切都讓我覺得你的朋友瘋了。
貝拉諾沒有打斷我：他望着前方的森林和布朗斯威爾周圍的山，頻頻點頭。
我們走到雪佛蘭跟前時，我想起了狙擊手，覺得有種恐慌的激動感。
這似乎挺荒謬。
我打開車門，我們鑽進車裡。
貝拉諾注意到了浸透進布料的路易的血，但什麼也沒說，我覺得這時作解釋很不合适。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
我雙手捂住臉。
後來貝拉諾問我注意到了沒有，這些士兵多麼年輕啊。
他們都是些混賬孩子，我說，他們像玩兒似的互相殘殺。
畢竟，這也有好處，貝拉諾說，望着窗外沉浸在霧氣和陽光中的森林。
我問他為什麼要跟洛佩茲·洛博一起去。
這樣他就不孤獨了，他回答說。
這些我都已經知道了，我希望有一個不同的答案，某種結論性的回答，但我也沒再問。
我感到很傷心。
我還想說點别的什麼，但卻不知道說什麼好。
後來我們又從車裡出來向長房子走去。
貝拉諾取出自己的東西，然後就跟士兵和那個西班牙攝影師走了。
我陪他走到門口。
讓－皮埃爾在我旁邊，迷惑不解地看着貝拉諾。
士兵們開始準備出發，我們就在那裡向他道了别。
讓－皮埃爾握了握他的手，我擁抱了他。
洛佩茲徑直朝前走去，讓－皮埃爾和我感覺他不想跟我們說再見。
這時貝拉諾開始跑起來，好像在最後關頭覺得部隊會撇下他。
他追上洛佩茲·洛博，我感覺他們好像開始說話了，好像在笑，好像要去遠遊，後來他們穿過這片空地，消失在灌木叢中。
我們返回蒙羅維亞的旅程中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
很漫長很艱辛，但沒有碰到雙方任何陣營的士兵。
我們在黃昏時到達布雷爾威爾。
我們在那裡跟同行的大部分人告過别，第二天一輛某人道組織派出的大篷車把我們接回蒙羅維亞。
讓－皮埃爾不到一天的工夫就離開了利比裡亞。
我在那裡待了兩個多星期。
那個廚師和他的妻子、兒子搬進了新聞中心，我跟那孩子後來關系處得挺好。
那女人幹些收拾床鋪和掃地的活兒，有時我從自己房間的窗戶望出去，看到那男孩在跟其他孩子或者守衛賓館的士兵們一起玩兒。
我再也沒有見到過那個司機，不過他到蒙羅維亞時還活着，這多少令人欣慰。
不用說，我在那裡接下來試圖尋找貝拉諾，想搞清在布朗斯威爾——黑溪——托馬斯河地區都發生了什麼，但始終沒有得到過明明白白的答案。
有人說那片地區現在由金賽的武裝排控制，又有人說一個十九歲的将軍，我想他的名字叫萊博将軍，領導的部隊設法重新确定泰勒對卡卡塔和蒙羅維亞之間所有地區的控制，包括布朗斯威爾和黑溪。
但我始終未能搞清這是真是假。
一天，我去聽在美國大使館附近一個地方舉辦的演講。
演講者是一個叫威爾曼将軍的人，他試圖以自己的觀點解釋國家當前面臨的形勢。
最後，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提問。
大家都離去或者懶得提那些我們也知道毫無意義的問題時，我問了他有關金賽将軍、萊博将軍、布朗斯威爾、黑溪鎮、西班牙攝影師埃米利奧·洛佩茲·洛博以及智利記者阿圖羅·貝拉諾的有關情況。
威爾曼将軍在回答之前望了我好一陣子（不過，他對誰都這樣看好一陣子，也許他是近視，不知道在哪兒能弄副眼鏡）。
他盡量想三言兩語講完，說根據他獲得的情報，金賽将軍已經死了一周。
萊博的部隊打死了他。
反過來，萊博将軍也死了，他死于蒙羅維亞東部地區一群公路劫匪之手。
至于黑溪，他說：“和平統治着黑溪。
”講得清清楚楚。
他還沒有聽到布朗斯威爾的結局，但他假裝不是那麼回事。
兩天後，我離開了利比裡亞，從此再沒有回去過。
26 埃内斯托·加西亞·格拉哈萊斯，帕楚卡大學，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萬分謙卑地說，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現實主義者的惟一的專家，如果再誇張點，在世界範圍也屬獨一無二。
老天惠顧，我打算出一本有關他們的著作。
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訴我，大學出版社可能會出這本著作。
當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從未聽說過這些本能現實主義者們。
說心裡話，他更喜歡出一本關于墨西哥現代主義者的專著或者帕楚卡傑出詩人曼努埃爾·佩雷斯·加拉維托作品的注釋本。
可是經過堅定不移的努力，我設法說服他，研究我們現代詩歌中某些最極端的流派沒什麼錯。
其間，我将把帕楚卡帶到21世紀的門口。
沒錯，你可以說我是最早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絕對的權威，但還不能完全這麼講。
我可能是惟一關注這個領域的人。
幾乎沒有人還想得起本能現實主義者們了。
他們中很多人已經死了。
有些人失蹤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命運，但有些人還活着。
比如哈辛托·雷克納，現在是電影評論家，負責帕楚卡電影協會。
他是這個群體中第一個引起我興趣的人。
瑪麗亞·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
她一直未婚。
她還經常寫，但從不發表。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死了。
郝琪特·加西亞在墨西哥城的某些報章雜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
我想她已經不寫詩了。
拉斐爾·巴裡奧斯已在美國失蹤。
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在那裡。
安格麗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詩集，隻有三十頁，這本書不錯，版型優美。
盧西歐斯·思肯已經死了。
潘喬·羅德裡格斯已死。
艾瑪·門德斯自殺了。
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搞政治去了。
我聽說費裡佩·穆勒還在巴塞羅那，結了婚，有一個孩子。
他好像過得挺幸福。
這裡的兄弟們經常發表他寫的詩。
烏裡塞斯·利馬還住在墨西哥城。
上次休假我還去看過他。
他可是一個真正的奇迹。
說實話，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
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時間裡，他都喊我教授。
可是，夥計，我對他說，我比你還年輕啊，你幹嗎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說什麼，他回答時都言必稱教授。
真特别。
阿圖羅·貝拉諾的情況我一無所知。
沒有，我從來沒有見到過貝拉諾。
沒錯，見到過幾個。
我從未見過穆勒、潘喬·羅德裡格斯、盧西歐斯·思肯。
也沒見過拉斐爾·巴裡奧斯。
胡安·加西亞·馬德羅？沒有，這個名字一點都不熟悉。
他從來就不屬于這個團夥。
我當然确信。
夥計，如果我是以這個課題的權威專家的身份這樣對你講，那是因為本來就應該這樣講。
他們全都那麼年輕。
我有他們出的雜志，他們的小冊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資料。
有個十七歲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亞·馬德羅。
讓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
他隻在一本墨西哥城發行的小雜志上發表過一首詩，那份雜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隻出了這一期。
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貝拉諾和穆勒一樣，是移民的兒子。
沒有，據我所知，這位布斯塔曼特再沒有寫過詩。
但他屬于這一夥。
墨西哥城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沒錯，因為1920年代還出現過另外一個本能現實主義組織。
北方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你不知道這個？噢，他們存在過。
不過說來已經沒有資料可研究了。
不，這不是巧合。
更像是一種緻敬。
一種姿态。
一種回應。
誰知道。
總之，這裡迷宮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
我限定自己隻研究手裡現有的素材，讓讀者和學者自己去下結論。
我想我的這本小書會表現不俗。
最不濟，我将把帕楚卡領進摩登時代。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小夥子們，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說。
現在，我們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黃花，也許現在還有人想起她，可那時大家都忘了她，後來他們也開始忘了自己，當你忘了朋友的時候，也就開始忘了自己。
我是例外。
也許這隻是我現在的感覺。
我還收藏着她的雜志，她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
也許我的生活适合如此。
跟許多墨西哥人一樣，我也放棄了詩歌。
跟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一樣，當那一時刻來臨時，我也不再寫作、不再讀詩。
從那時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進。
我什麼都幹過，我幹過我能幹的一切。
一天，我發現自己在聖托·多明戈廣場的拱廊下開始幹起寫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書的工作來了。
這是一份跟其他活兒沒什麼兩樣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幹過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發覺自己可能會永遠在那兒幹下去，離不開打字機、鋼筆、白紙。
這是一份不賴的工作。
有時我甚至會發笑。
我什麼都寫，從情書到申請、訴訟書、财産申明、絕望者寄給國家監獄的申請什麼都有。
這讓我有時間與同事們交流，那些跟我一樣頑強的書寫員（我們是一種瀕危物種），同時也有工夫閱讀我們文壇的最新奇作。
墨西哥詩歌已毫無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們最有文化修養的一位詩人認為“pensil.orido”是一種彩色鉛筆，不是花園，或者布滿各種鮮花的場所，甚至是一片綠洲。
“Pensil”還有垂挂、懸挂、垂吊的意思。
你們明白了嗎，小夥子們，我說，你們明白了嗎，或者我說到點子上了嗎？兩個小夥子面面相觑說，是的。
但他們可能不是說“明白了”。
後來我再沒聽到過塞薩雷亞的消息。
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個來自索諾拉的老人成了朋友。
這個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約、卡納内、諾加萊斯，我問他是否聽說過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他說沒有。
我忘了對他說了什麼，但他感覺我在談論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兒。
他這樣說時，我覺得我其實并不了解塞薩雷亞。
現在，小夥子們，你們對我講了馬普萊斯·阿爾塞說她的那些話。
或許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萊斯說的，這都無關緊要。
是誰給了你們我的地址？我問。
李斯特或者阿克萊斯或許曼努埃爾，這都無關緊要。
兩個小夥子望着我，他們可能并沒有看着我。
天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傳來的喧嚣開始進入公寓，這時我看見一個小夥子坐在沙發上睡着了，但還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個已經在翻閱塞薩雷亞的雜志，不過那樣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
這時我說，小夥子們，好像新的一天來了，好像太陽升起了。
睡着的那位張着大嘴說是啊，阿馬德奧。
醒着的那位沒有理我，還在翻着雜志，嘴角半帶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個剛剛離去的女孩，眼睛還掃描着墨西哥現存的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惟一的那首詩。
因為疲憊和酒精的緣故，我的腦子有點眩暈，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說話。
我說：你會表演口技嗎，小夥子？正睡覺的那個說不會，阿馬德奧，或許他說的是“錯了”，阿馬德奧，或者說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許他說“不會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沒有機會，或許他就說不是。
醒着的那個看着我，手裡抓着雜志，好像擔心什麼人會把它從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繼續讀雜志，這時，我想塞薩雷亞·蒂納赫羅那本破爛雜志裡好像真有什麼可讀的。
我放低目光點點頭。
别不好意思了，阿馬德奧，其中一個說。
我不想看着他們。
可我卻看了。
我看着這兩個小夥子，一個醒着，另一個睡着，睡着的那個說别擔心，阿馬德奧，我們會替你找着塞薩雷亞的，哪怕要翻開北方的每一塊石頭。
我使勁睜大眼睛盯着他們說：我不擔心，小夥子們，别因為我而去這樣做。
睡着的那個說：這不麻煩，阿馬德奧，這是一種快樂。
我堅持說：别因為我而去這樣做。
睡覺的那個笑了或者喉嚨裡發出某種可能是笑聲的聲音，一種咕哝聲，一個撲哧聲，或許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說：我們不是為你而做，阿馬德奧，我們是為墨西哥、為拉丁美洲、為第三世界、為我們的女朋友而做，因為我們想做。
他們在開玩笑吧？不是開玩笑？這時睡覺的那位開始奇怪地呼吸起來，好像在用自己的骨頭呼吸，他說，我們馬上就去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我們馬上就去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作品。
這時我感覺打了個冷戰，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還在研究塞薩雷亞·蒂納赫羅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詩，我對他說：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麼不對勁了。
正在讀雜志的這位擡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戶後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戶的另一邊，他說：别緊張，沒事。
該死的神經質的小夥子們！好像誰在睡夢中呓語沒什麼了不起！好像誰在睡夢中發誓也沒關系！這時我又望着前屋的牆壁、我的書、我的照片、天花闆上的污迹，然後又望着他們，我好像是透過一扇窗戶看他們的，其中一個睜着眼，另外一個閉着眼，但兩人都看着什麼，在看着外面？在看着裡面？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他們的臉色變得蒼白起來，好像到了北極，我把這話對他們講了，睡着的那個很響地喘息着說：更像北極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馬德奧，他這樣說，我問：小夥子們，你們覺得冷嗎？這是一個象征性的問題，或者實在的問題，因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馬去給他們煮咖啡，但歸根結底這本質上是一個象征性的問題，如果他們冷了，就會躲開窗戶，我又說：小夥子們，這樣做值得嗎？這樣做值得嗎？這樣做值得嗎？睡覺的那個說“西蒙奈爾”。
我站起來（我全身的骨頭都咔嗒咔嗒地響動着）走到餐室桌子旁邊的窗戶前，打開它，接着，我又走到該去的地方，準确地說，走到前屋的窗戶那兒，打開它，然後又慢吞吞地走到開關前，把燈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