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偵探 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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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鈎形物把它們給拽出來。
我試了好幾種方法，出于職業原因我不想告訴你。
你說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
我從大街上的門牌号入手。
比如，我沿着歐萊古爾大街和卡德納大街行走的時候就記下我經過的門牌号。
我右邊的是1，左邊的是2，我經過時迎面望着我的臉的人是X。
不管用。
我又在普林塞薩大街的一家酒吧裡自個兒玩起骰子來，在一個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時這家酒吧由一個阿根廷的朋友經營。
同樣不管用。
有時我又躲在床上，頭腦一片空白，在絕望中命令這些數字趕快回來，可我無法想像，呼喚不出數字1來，我在瘋狂中把它與現金和庇護所等同起來。
九十天後，我花了五萬五千比塞塔，下了龐大、徒勞的賭注後，終于赢了這次彩票。
我得換别的區住。
原因很簡單。
舊城的那些數字全用光了，至少對我來說如此，而且也到該動一動的時候了。
我開始在伊桑切一帶閑逛，那是一個陌生的小區，直到那時，我還不過是從加泰羅尼亞廣場瞥下它而已，從不敢穿過朗達大學的邊界，或者至少不會有意越過，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給這個小區的魔力，毫無戒備地走過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視下，毫無防備地，一句話，走過那個專門捕捉各種信息的家夥。
最初幾天，我頂多走到帕塞奧·德·加西亞，再走到巴爾梅斯，可是連續幾天後，我開始大膽地踏上那些支道，如迪普坦西奧、康塞約·西恩托、阿拉貢、巴倫西亞、馬爾洛卡、普羅文薩、羅塞倫、科西嘉等。
那些街道的秘密在于看上去令人迷惑，同時頃刻間又讓人覺得熟悉和舒适。
到達我步行的終點對角線街後，有時我會走一條直線，有時又走無窮無盡的之字形路線。
你能想像得出，我看上去不光茫然若失。
我的樣子簡直就像個瘋子。
幸運的是，那時巴塞羅那對自己的寬容精神引以為豪，現在依然如此。
我當然給自己買了新的行頭。
我當然瘋狂，但還沒有瘋狂到認為自己可以身穿散發着第五區一家出租樓臭氣的衣服而被人輕易放過。
我外出散步時經常穿一件休閑的白色襯衣，打一條帶哈佛标志的領帶，穿一件天藍色V形領汗衫，一條帶褶的黑褲子。
隻有那雙軟拖鞋是舊東西，因為散步的時候我對舒适的看重甚于優雅。
最初三天，什麼也沒有出現。
像人們常說的，那些數字明顯不在場。
但我心有不甘拒絕放棄我随機挑選的這個區域。
第四天，當我步行到巴爾梅斯時，我擡眼向天空望去，在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看到這麼一段銘文：“祈禱和工作。
”我不能很肯定地告訴你是什麼把我吸引到那個銘文上的，但我确實感覺到有點異樣。
我心裡有種預感。
我知道自己在接近那個誘惑我同時又折磨我的源頭，那個我懷着幾乎是病态的激情渴望的東西。
我步行過去時，看到尖塔的另一面寫着：“人生苦短。
”銘文旁邊的幾幅圖畫吸引住我的眼睛，讓我聯想到數學和幾何。
那好像在看着一個天使的臉龐。
從那時起，這個教堂就成了我漫遊和胡思亂想的核心，但我嚴禁自己進入其中。
一天早晨，如我所願，那些數字又回來了。
起先序列看似毫無意義，但沒多久我就發現了其中的邏輯。
那個秘密就要自動閃現了。
那個星期我玩了三次足球彩票（用了四組數字），還買了兩張樂透彩票，你能想像得出，我對自己的策略沒把握。
我赢了一次足彩，猜中十三個比分。
樂透彩票則徹底失敗。
第二個星期我又試了一次，這次我隻限于玩足彩。
這次十四個比分全中，帶回家一千五百萬。
生活迅速發生了改變！頃刻間，我擁有了自己做夢都想不到的金錢。
我在卡門大街上買了一個酒吧，然後把我母親和姐姐接來。
我沒有親自去接，因為我忽然間害怕起來。
如果飛機失事了怎麼辦？如果智利的士兵殺了我怎麼辦？其實，我甚至連離開艾梅麗亞的勇氣都沒有了，有一個星期我都沒出去。
我就坐在那裡，徒手徒腳地等待着，鎖上電話，很少講話，因為我怕會幹出什麼傻事，把我打進某家精神病院。
最後，我被自己喚起的某種力量弄得神神叨叨的。
母親的到來幫我放松了一些。
當你感覺沮喪的時候，沒有人能像母親那樣安撫你！另外，母親很快就跟出租房老闆情投意合了，等你知道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在吃烤餡餅和玉米派了，這是母親做的嬌慣我的東西。
她太擅長這個了，把所有躲藏在那兒的流浪者們都給慣壞了。
他們都是老好人，大部分吧，除了極個别壞種，都是些沉默寡言的家夥，工作挺賣力，總是拿一隻充滿嫉妒的眼睛盯着我。
但我是那種非常和藹可親的人！後來我開始做起生意。
在卡門街上開了酒吧後，又在馬爾洛卡街上開了家飯店，那是個很雅緻的地方，本地辦公室職員經常來吃早點和午飯。
過了陣子，我又開始轉而追求更大的利潤。
家裡人在這兒了，我不能繼續在出租房裡住了，我給自己在塞普爾維達和維拉多馬特買了套公寓，而且還搞了個大型暖屋派對。
我離開時出租房的女人們都哭了，我發表了一番演講，歡迎她們上我新家時她們又哭了。
母親簡直不敢相信。
眨眼的工夫好運連連！我姐姐就不同了。
既然錢這麼多，于是她的風度也跟從前不同了。
也許這些風度她早就有了，我沒注意到罷了。
我安排她在馬爾洛卡街上的那家飯店當收銀員，但幾個月後我面臨窘境，需要在當個毫無希望的勢利小人還是留住其他所有員工之間作出選擇，更糟糕的是，需要在我的大筆客戶份額之間作出選擇。
我隻好把她從那兒弄走，把她安排到魯納大街的一家美容院裡，離我們這兒很近，就在朗達·聖·安東尼奧的對面。
當然，我一直沒有松懈搜索那些數字，可是好像我一富有後它們就全沒了，我有錢，有事業，最重要的是我還有很多工作，所以我幾乎不覺得這有什麼損失，至少最初幾個月是這樣。
後來，各種事兒開始塵埃落定，興奮感逐漸淡化之後，我回到第五區的大街上，那裡人們在忙碌着真正的生死大業，我又開始想起那些數字來，我想出最瘋狂、最荒謬的假設，試圖解釋我呼喚到自己身上來的奇迹。
可是我的思慮太重了，那樣很不好。
有那麼幾個晚上的深夜，我承認，我開始自己吓唬起自己來，所以無論你想出什麼都不會離真實很遠。
我有這些想法時，我還害怕可能失去，揮霍然後失去自己赢得和通過辛苦工作得來的一切。
但我發誓，我更害怕的是追究自己幸運的本質。
跟一個善良的智利人一樣，出人頭地的欲望折磨着我，可是，跟昔日那個“太空飛鼠”一樣——說實話，我現在依然還是那個“太空飛鼠”——謹小慎微幫了我。
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總在對我說：不要誘惑命運之神，你這個幸運的雜種，開心地安于現狀吧。
一天晚上，我夢見了巴爾梅斯大街上的教堂，我看見那個小小的啟示，這次我想我明白了：“人生苦短，祈禱和工作。
”我們在這個世界待的時間不會很長。
我們得祈禱和工作，不要用足球彩票求取好運。
就這樣吧。
我醒來時很有把握自己已經悟到了教誨。
後來弗朗哥死了，經曆了一段過渡期，然後開始實行民主。
這個國家開始以有目共睹的速度發生改變了，速度之快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生活在民主中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
我開始申請成為西班牙公民，也被接受了，我開始去巴黎、倫敦、羅馬旅行。
主要是乘火車。
你去過倫敦嗎？所謂的穿越海底隧道簡直是個玩笑。
那根本不叫海峽，如果從遠處看的話。
我想，有點近似佩納斯海峽。
一天早晨，我在雅典醒來，看到帕台農神廟後眼裡淚水都湧出了。
沒有什麼比旅遊更能開闊視野的了。
同時還能培養你的品位。
我看到了以色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
我旅行完回來後從此對一個道理确信不疑：我們什麼都不是。
一天，一個新來的廚子到我馬爾洛卡街上的飯店工作。
她幹這份工作有點太年輕了，而且不怎麼在行，但我立刻就雇傭她了。
她名叫羅薩，接下來，我知道，我會跟她結婚。
我想給我第一個兒子取名叫考波裡坎，但最後卻叫成喬迪了。
第二個孩子是姑娘，我們管她叫莫茨爾拉特。
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就幸福得想哭。
女人們都很有意思：母親對我的婚事一直很擔心，最後卻和羅薩好得像母女似的。
現在，我的生活像他們說的那樣完美地步上軌道。
那波裡号和我到達巴塞羅那的最初幾天似乎已經十分遙遠——更别說我在拉希斯特納虛擲的青年時代了。
我有了家，有了兩個我鐘愛的孩子，有一個非常适合我的妻子（我抓住第一機會把她從飯店廚房撤下，因為一件好事你可以讓它好上加好），有健康、有金錢。
仔細想想，我簡直無所不有，可是，有時，晚上，我一個人待在飯店裡做賬，除了某個我信賴的服務員或者洗盤工，身邊沒有任何人，我看不見卻能聽到他在廚房賣力地幹活兒，開始洗最後一批髒盤子，這時會有一些奇怪的念頭襲上心來，那是些很典型的智利人的念頭，如果這樣說你聽得懂的話，這時，我總感覺好像想念着某種東西，我開始琢磨到底是什麼，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在頭腦中反複打轉之後，我得出的結論總是：我想念着那些數字，我想念那些數字在我眼簾後面閃爍的感覺，那感覺就像我在想念一個目标或者那個目标。
或者說總而言之是一件事，至少從我的角度而言：我想弄明白開啟了我的财富源泉的原因，那些很久沒有在我頭腦中閃光的數字，然後像接受一個人般接受那個現實。
就在這時，我做了一個夢，然後開始貪婪地讀起書來，不假思索不加鑒别，像個半瘋不狂的家夥，形形色色的什麼書都讀，從自己喜歡的曆史傳記到神秘玄學或者聶魯達的詩歌什麼書都讀。
這個夢非常簡單。
其實，它更像幾個單詞而不是一場夢，我從夢中聽到的單詞，那幾個單詞不是用我自己的聲音讀出的。
那幾個單詞是這樣的：她孵着幾千隻蛋。
你覺得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還夢到螞蟻或者蜜蜂。
但我知道那不是螞蟻或者蜜蜂。
那麼誰在孵着幾千個蛋呢？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她一個人在孵蛋，孵蛋的地方——如果我這樣說聽着有些學究氣的話我表示道歉——像在柏拉圖的洞穴裡，一種地獄或天堂般的地方，那裡隻有陰影（最近我在讀希臘哲學）。
她孵着幾千隻蛋，那個聲音說，我知道這聽着像是在說她孵着幾百萬個蛋。
這時我明白了我的運氣全在這裡，隐匿在某隻被遺棄——不過是被充滿希望地遺棄了，我是說，懷着希望——在柏拉圖洞穴裡的蛋裡。
這時我又覺得我可能永遠理解不了自己幸運的真正本質，那些像雨一般從天上灑落到我身上的錢是怎麼回事。
但是，跟一個善良的智利人一樣，我拒絕接受這點：認為其中定有我無法理解的東西，我開始讀書又讀書，有時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
我早早起來去開張酒吧，工作一整天，完全沉浸在真正的勤勉之中，一個人在巴塞羅那朝夕相處的那種勤勉之中（有時這有點令人着迷），我關了酒吧，然後開始清理賬目，做完賬後就開始讀書，很多次我都在椅子裡睡着了（就像智利人經常發生的那樣），然後清晨早早醒來，這時巴塞羅那的天空幾乎一派紫藍，幾乎是紫羅蘭色，這樣的天空讓你想歌唱、想喊叫，仰望會兒天空後，我就繼續讀書，絲毫不許自己休息，好像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但不肯在沒有弄清自己周圍、頭頂以及腳下發生的事情之前就這樣死去。
簡單說吧，我這樣累死累活地幹，但說實話，我卻一無所獲。
見到你不久，貝拉諾，我就給了你一份工作，那個洗碗工生病了，我得雇個替手。
我忘記是誰打發你到我這兒來的，也許是别的智利人。
正好這段時間，我在飯店要待到很晚，假裝整理賬目，其實是坐在椅子裡想入非非。
一天晚上，我過來跟你打招呼，還記得嗎？你的彬彬有禮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顯然，你讀過很多書，去過很多地方，你也經曆過艱難時日。
我們一拍即合，真不可思議，我向你敞開心扉時，我們見面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某種意義上，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向任何人敞開過心扉。
我向你講了我的足球彩票（這是常識），但我還告訴了你那些敲進我腦子裡的數字，我的最隐秘的秘密。
我邀請你上我們家，我在酒吧給了你一份穩定的工作。
你接受了邀請（我母親做了烤餡餅），可是為我工作你卻聽都不想聽。
你說你已經很久沒有在酒吧工作了，因為跟大衆打交道可是個不讨好的活兒，而且玉石俱焚的指數很高。
總之，雖然老闆和雇員之間總存在摩擦，我認為我們還是成了好朋友。
盡管你可能沒有意識到這點，這個時刻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從來沒有與那些數字那麼親近過，或者說至少沒有這麼有意識地親近過，從自己身上尋找它們而不是讓它們來找我。
你在金色号角酒吧的廚房裡洗盤子，貝拉諾，我就坐在門口附近的某張桌子旁邊，攤開賬本和小說，然後閉上眼睛。
知道你在這裡，我就不會那麼恐懼，我想。
也許這太傻了。
你聽說過複活島的理論嗎？根據這個理論，智利就是真正的複活島。
你知道：我們東臨安第斯山脈，北接阿塔卡馬沙漠，南瀕南極大陸，西臨太平洋。
我們出生在複活島上，我們的莫埃巨人石雕像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智利人，在迷茫地望着這個羅盤上的四個點。
一天晚上，你正在洗盤子，貝拉諾，我想像我還在那波裡号貨輪上。
你一定還記得那天晚上。
我感到自己快要死在那艘船的底艙裡了，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在最後的癫狂昏亂中，我夢見我來到巴塞羅那，我乘着那些閃光的數字大踏步而來，我夢見我賺了錢，多得足以把我全家人都接過來，我可以稍微放縱點，夢中還出現了我的妻子羅薩，我的孩子和我的酒吧，後來我想，既然夢得這麼鮮活生動，一定是因為我快要死了，快要死在那波裡号的底艙中，那個密不透風、發臭的底艙，我又開始自言自語說，睜開你的眼睛，安德烈斯，太空飛鼠，睜開你的眼睛！可我說這話是用了一種陌生的聲音，說實話，這聲音讓我害怕，我就是睜不開眼睛，可是，我那太空飛鼠的耳朵聽到了你的聲音，貝拉諾，你在我的酒吧廚房裡洗着碗，我對自己說，看在随便什麼的分上，安德烈斯，你不能就此打住，如果你要做夢，繼續做好了，你這雜種，如果不想再這麼夢下去，就睜開眼睛，别怕。
這時我睜開眼睛，回到金色号角酒吧，那些數字像放射物般在牆上咔咔作響，那是一長串沒有盡頭的數字群，好像一顆原子彈終于落在巴塞羅那。
如果我知道它們在那裡，我真該再閉會兒眼睛，可我卻睜開了眼睛，貝拉諾，我從椅子上起來，走進你幹活兒的廚房，我看見你時很想把整個故事講給你聽，記得嗎？我搖搖晃晃，汗流浃背，像一頭豬，沒有人會相信我的大腦運作空前地出色，比現在還好，也許這就是我什麼也不說的原因。
我給了你一份不錯的工作，我給你調好朗姆酒和可樂，把它帶給你，向你讨教對一些書的看法，可是我沒有告訴你過去發生的一切。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知道，也許我又會赢彩票，有點小運氣，可我沒有再玩。
她孵着幾千個蛋，那個聲音在我夢中說，其中一隻雞蛋掉到了我身上。
我赢的彩票已經夠多了。
生意也挺好。
現在你就要走了，如果你走的時候對我留下好印象，我會很高興。
也許會是個傷感的印象，但畢竟還是個好印象。
我要給你付最後一筆薪水了，我給你加了一個月的錢，或者兩次帶薪休假的錢。
什麼也别說，已經辦好了。
你曾聲稱自己沒有多大的耐心，可我認為你說錯了。
阿貝爾·羅梅洛，奧爾薩蒂咖啡店，沃吉哈赫街，盧森堡公園附近，巴黎，1989年9月。
那是在聖索沃爾街的維多咖啡店，1983年9月11日。
一群粗野的智利人聚會紀念那個陰郁的日子。
我們來了二三十人，在咖啡店裡四散開來，外面的桌邊還坐着一些人。
後來，有人，我不記得是誰了，開始談起邪惡來，談論起在我們頭頂上空展開黑色巨翅的犯罪。
拜托！那巨大的黑色翅膀！我們智利人顯然對此完全不知情。
這時，你能想像得來，爆發了一場争論，甚至面包片開始在桌子之間橫飛。
在這喧嚣聲中一個彼此都認識的朋友把我們介紹給大家。
也可能是我們自我介紹的，他好像認出了我。
你是作家嗎？他問。
不是，我說，我曾在古阿頓·荷馬薩巴爾手下當過警察，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清掃辦公室，擦洗窗戶。
這工作一定挺危險，他說。
對恐高症的人來說是很危險，我說，對别人來說主要是太枯燥。
後來我們就跟大夥一起聊了起來。
大家都在談論着邪惡、腐敗，我說過，朋友貝拉諾發表了兩三個相當中肯的評論。
我一言不發。
那天晚上，每個人都喝了很多葡萄酒，我們離開酒吧後，不知不覺，我跟他一起步行走了好幾個街區。
後來我說出在頭腦中萦繞了很久的一些想法。
貝拉諾，我說，問題的重點是要清楚邪惡（或者原罪、犯罪或者不管你叫它什麼）是随機的還是有目的的。
如果是有目的，我們就要與之鬥争，打敗它會很難，但我們仍然有機會取勝，這有點像兩個等量級的拳擊手之間的對抗。
然而，如果是随機的，我們就會有麻煩，我們隻好寄希望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話，讓他保佑我們。
說到底這才是本質。
19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你們說沒有什麼可神秘的是什麼意思？我問。
就是沒有神秘之處啊，阿馬德奧，他們說。
接着又問：你覺得這首詩有什麼意義嗎？沒有，我說，沒有任何意義。
那你幹嗎還說它是詩呢？噢，因為我記得塞薩雷亞說它是詩。
這是惟一的理由，就是因為我聽塞薩雷亞說它是詩。
如果那女人對我說，她裹在一隻購物袋裡的一塊屎是詩，我也會當真的，我說。
多時髦啊，那個智利人說，然後又談起一個名叫曼佐尼的人來。
阿萊桑德羅·曼佐尼[MightyMouse，美國1940—1960年的一部動畫卡通名稱。
]？我問，一邊回想着雷米吉奧·洛佩茲·瓦爾勒翻譯的《約婚夫婦》，那是個很正直的紳士，譯文于1930年左右在墨西哥發表，具體時間我說不準了，阿萊桑德羅·曼佐尼？可是他們說：皮埃羅·曼佐尼[皮埃羅·曼佐尼（PieroManzoni，1933—1963），意大利行為藝術家。
以1961年的作品《藝術家的糞便》（Merdad’Artista）著稱，他将自己的糞便放入九十個小盒子裡，并加以密封，每個盒子上都有獨一無二的編号及簽名。
在各大美術館展出，現收藏在紐約現代美術館。
]！那個“貧窮派”藝術家，曾把自己的屎裝在罐子裡。
噢，你知道的可真多。
藝術已經走向瘋狂，小夥子們，我說，他們說：藝術從來就是瘋狂的。
這時我好像在前屋的牆上看到了類似蟋蟀影子的東西，就在兩個小夥子的身後，兩邊都有，那影子從天花闆上滑落下來，似乎滑翔着越過牆紙溜進廚房，但最終卻紮到地闆上，我抹了下眼睛說，好吧，看看你們如何把這首詩給我徹底闡釋明白了，因為它已經讓我魂牽夢萦了五十多年，這個數字的誤差不超過一兩年。
兩個小夥子興高采烈地搓着手，這兩個小天使，然後走到我的椅子旁邊。
我們先從标題開始說起，其中一個說。
你覺得它是什麼意思？錫安，耶路撒冷的錫安山，我立刻說，也可能指瑞士的西昂城，德語稱之為西騰，位于瓦萊斯郡。
很好，阿馬德奧，他們說，顯然，你還是有過思考的。
你選擇哪個意思呢？錫安山，是嗎？我想是吧，我說。
很顯然，他們說。
我們現在來看詩的第一部分。
我們看到什麼呢？一條直線，上面有個四邊形，我說。
沒錯，那個智利人說，這個四邊形可以忽略不計，就當它不存在。
咱們隻看這條直線。
你看到了什麼呢？ 一條直線，我說。
還能看出别的什麼嗎，小夥子們？直線讓你聯想到什麼呢，阿馬德奧？地平線，我說。
桌子的邊沿，我說。
平靜，其中一個說。
沒錯，平靜、鎮定。
好了，那就是一條地平線和鎮定。
我們再來看詩的第二部分： 你看到了什麼，阿馬德奧？我想是一條波浪線吧，還可能看出是别的什麼？好，阿馬德奧，他們說，你現在看到的是一條波浪線。
剛才你看到的是一條直線，讓你聯想到鎮定，現在你看到了一條波浪線。
它還讓你聯想到鎮定嗎？我想不會，我說，忽然明白了他們的所指，他們想要我看到的東西。
這條波浪線讓你聯想到什麼？地平線上的小丘？大海、波浪？有可能，有可能。
預示着平靜将被打破？運動、變化？我說，地平線上的小丘。
也許是指波浪。
再來看詩歌的第三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一條鋸齒線，阿馬德奧，它可能像很多東西。
像鲨魚的牙齒嗎，小夥子們？地平線上的山峰？西部的馬德雷山脈？還真讓人想到很多東西。
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說：我小的時候，可能還不到六歲吧，經常夢見這三種線，直線、波浪線、鋸齒線。
不知為什麼，當時我睡在樓下，或者說至少是在樓梯旁邊天花闆很低的房間裡。
可能不在我自己家，也許我們隻是在那裡待很短一段時間，也許是在祖父家裡。
每天晚上，我睡着以後，就會夢見直線。
那麼遙遠那麼漂亮。
那種夢甚至很開心。
可是漸漸地，畫面開始發生變化了，直線變成波浪線。
後來我開始生病，高燒越來越厲害，最後竟然對外物沒有知覺了，沒有了穩定感，我使勁想重新夢回直線。
可是，十有八九，波浪線過後出來的是鋸齒線，對當時那種感覺最貼切的描述就是：我好像被撕裂開來，不是從外面而是從内部，那種撕裂從肚子開始，但很快頭腦裡面、喉嚨上都會有這種感覺，我逃脫疼痛的惟一辦法就是醒過來，可是醒過來并不容易。
這不奇怪嗎？我說。
沒錯，他們說，是挺奇怪。
真的很奇怪，我說。
有時我還尿床呢，其中一個說。
天哪，天哪，我說。
你現在明白了嗎？他們問。
嗯，說實話，不明白，小夥子們，我說。
這首詩是開個玩笑，他們說，這很容易看出來，阿馬德奧，你瞧：再給每個四邊形上加一隻帆船，就成這樣了： 現在我們看到什麼了呢？一隻船？我說。
完全正确，阿馬德奧，一隻船。
标題“錫安”這個詞背後藏着航海這個詞。
就是這樣，阿馬德奧，就這麼簡單，沒有别的含義，兩個小夥子說，我想說他們揭掉了我思想的重負，我就想說這個意思，或者“錫安”可能是“西蒙[原文Simón，拉丁美洲俚語中“對極了”的意思。
]”的前身，這個詞在過去的街頭俚語中指“對極了”，可我隻是說啊啊，然後夠着龍舌蘭的瓶子給自己滿上一杯，然後又滿上一杯。
這就是塞薩雷亞留下的全部東西，我想，一隻在平靜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隻在洶湧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隻在暴風雨中航行的小船。
我告訴你吧，我的頭腦立刻像一片暴風雨中的大海，我都聽不到兩個小夥子在說什麼了，隻能捕捉到片言隻語，一些前言不搭後語的詞句，那些東西也不難猜，我想可能是：魁劄爾科亞特爾[Quetzalcoatl，墨西哥阿茲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
]的船，某個男孩或女孩夜間發燒了，阿布船長[CaptainAhab，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著名小說《白鲸記》（MobyDick）中的主角。
]或者白鲸的大腦攝影圖，大海表面，鲨魚的地獄般的大嘴，沒有帆的一艘船，也可能是口棺材，四邊形的悖論，意識的矩形，愛因斯坦的不存在的矩形理論（在這個宇宙中矩形是不可思考的），阿方索·雷耶斯作品的一頁，詩歌的衰落。
後來，我又喝了杯龍舌蘭，再次滿上自己的杯子，也滿上他們的杯子，我說我們應該為塞薩雷亞喝一杯，我看着他們的眼睛，那兩個該死的小夥子如此開心，當我們的小船被狂風刮得七零八落時，我們三個舉起酒杯。
伊迪絲·奧斯特，坐在阿拉米達的一把條椅上，墨西哥城聯邦區，1990年5月。
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我隻見過他一次，那是在瑪麗亞·莫裡洛畫廊的外面，在索娜羅莎，上午十一點。
我出來到人行道上吸煙，他經過我時停下來打了聲招呼。
他穿過街說，我是阿圖羅·貝拉諾，克勞迪娅向我說起過你。
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我說。
我當時才十七歲，我喜歡讀詩，但沒有讀過他寫的詩。
他看上去氣色不好，好像熬了一個通宵，但很英俊。
我是說，當時在我看來他似乎很英俊，但對我沒有吸引力。
我喜歡的不是他這種類型。
他幹嗎要跟我說話呢？我好生奇怪。
為什麼他穿過街道時要在畫廊前停住呢？我覺得納悶。
畫廊裡沒人，我請他進去，但他說外面就挺好。
我們兩個站在那兒，我手裡拿着一支煙，他距離我隻有幾尺之遠，在塵霧中望着我。
我忘了當時都談什麼了。
我記得他請我去隔壁飯店喝咖啡，我說我不能離開畫廊。
他問我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
這是臨時的，我說，下周就要辭職了。
另外，給的錢特少。
你賣出不少畫了吧？他問。
還沒有呢，我回答，接着我們就告别了，他走了。
我覺得他對我沒有吸引力，盡管後來他告訴我，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刹那就喜歡上我了。
那時我挺胖，或者我認為自己挺胖，我是個極其神經質的家夥。
我經常夜裡哭喊，有一副鋼鐵般的意志。
我還過着雙重生活，或者一種看上去像雙重生活的生活。
一方面，我在哲學系讀書，打些像瑪麗亞畫廊那樣的零工。
另一方面，我又是個托洛茨基黨的鬥士，過着一種混亂的秘密生活，我很清楚這是自己的興趣使然，盡管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一天下午，我們向停在路上的小車散發宣傳冊，我忽然發現自己出現在媽媽開的克萊斯勒車前。
可憐的家夥，這一震驚差點要了她的命。
我緊張極了，把油印材料遞給她說讀讀這個，然後轉身就走，我走遠時聽到媽媽說，我們回家談一談。
我們經常在家裡談話。
無窮無盡的讨論最後以忠告結束，有醫學的、電影的、書籍的、金錢的，政治的，涉及方方面面。
幾年後我又見過阿圖羅·貝拉諾若幹次。
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還是1980年？我記日期不行。
那是在巴塞羅那。
地點我不會忘記。
我在那裡跟畫家亞伯拉罕·曼蘇爾住一起，他是我的夥伴、男朋友、朋友、資助人。
此前，我曾在意大利、倫敦、特拉維夫生活過。
一天，亞伯拉罕在墨西哥城給我打來電話，說他愛我，打算搬到巴塞羅那來，要我跟他一起住，當時我在羅馬，情況不是很好。
我告訴他可以。
我們本來安排在巴黎機場來個浪漫的會面，然後搭火車去巴塞羅那。
亞伯拉罕有一筆資助，或者類似的東西吧，也許父母認為讓他在歐洲待一段時間有好處，于是就給了他一筆錢。
這個我完全說不準。
對我來說亞伯拉罕的臉龐如同迷失在一片愈來愈大的雲霧中。
亞伯拉罕的情況不錯。
其實，他從來都比較走運。
他跟我完全是同齡（我們同年同月生），我來來回回折騰着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他對自己非常有把握，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強大，精力跟畢加索似的，他說，不過，有時也會悶悶不樂，或者生病，有什麼疼痛，他可以連續工作五個小時、八個小時，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
他是我第一個做愛的人。
當時我們都十六歲。
後來我們就斷斷續續地在一起，我們一直存在分歧，他從不支持我的政治戰鬥姿态，我不是說他是右翼，隻是說他對戰鬥姿态不感興趣，他也許沒有時間接觸這個，我還有别的情人，他開始跟一個叫諾拉·卡斯特羅·比倫費爾德的女孩約會，好像快要搬到一起住時分手了，我住過幾次醫院，我的身體有了點變化。
于是我搭火車去了巴黎，在飛機場等亞伯拉罕。
十個小時後，我發覺他沒有來，我哭着離開機場，但隻是後來才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哭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蒙帕那斯一家廉價旅館，花了好幾個小時深深地思索了一番自己的生活，身體實在不堪忍受時才停止思索，在床上躺下，盯着天花闆，後來我閉上眼睛試圖睡覺，但怎麼也辦不到，好幾天我都是那個樣子，睡不着，躲在旅館裡，隻在早上出去，幾乎什麼也不吃，也不洗臉梳頭，得了便秘，頭痛得要命，幾乎想要尋死了。
好不容易能睡着覺了。
後來我又夢見去巴塞羅那旅遊，這次旅程神秘而生死攸關，好像從零開始啟動了我的人生。
我醒來後付了賬單，搭上第一趟火車去了西班牙。
最初幾天，我住在卡普奇諾斯街上的一個出租房裡。
我心情不錯。
我買了一隻金絲雀，兩盆天竺葵，幾本書。
但我需要錢，隻好給媽媽打電話。
跟她聊天時才發現亞伯拉罕像瘋了似的在整個巴黎找我，家裡人以為我失蹤了。
媽媽問我是不是氣壞了。
我說在機場等了很長時間，被亞伯拉罕耍了。
沒有人耍你，親愛的，媽媽說，是你記錯日期了。
媽媽這樣說似乎有點奇怪。
聽上去像亞伯拉罕這個故事的官方版。
告訴我你在哪兒，亞伯拉罕馬上來找你，媽媽說。
我告訴了地址，又說給我寄點錢，就挂了。
兩天後亞伯拉罕出現在我的出租房。
我們見面時氛圍相當冰冷。
我以為他剛從巴黎來，可事實上他在巴塞羅那待的時間跟我一樣長了。
我們在巴裡·戈提克的一家飯店吃了飯，然後他帶我去住處，隻有幾個街區之遙，在聖豪梅廣場附近，是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墨西哥藝術商人索菲娅·特羅帕杜爾的公寓，亞伯拉罕可以在那裡願待多久就待多久，因為此人幾乎從不來巴塞羅那。
第二天我們就去拿我放在出租房的東西，我搬進公寓。
但我們之間仍然有一股冷淡感。
我忍受不了亞伯拉罕對巴黎失約的抱怨，也許錯誤在我，可我開始感覺跟他疏遠了，好像我答應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床共枕，看展覽、上博物館，跟巴塞羅那的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此外就沒别的了。
這樣過了幾個月。
一天，丹尼爾·格羅斯曼上巴塞羅那來了。
他知道阿圖羅·貝拉諾住哪兒，幾乎天天去找他。
一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了。
我們聊了聊。
他還清楚地記得我。
第二天我就又去他的住處了，不過這次是我一個人。
他帶我在一家便宜的飯店吃了飯，我們聊了好幾個小時。
我想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故事都給他講了。
他也說了不少，告訴我很多事兒，我現在都忘了，不過，主要還是我說。
從那以後我們每星期至少見兩次。
有一次我請他上家裡來，如果可以把特羅帕杜爾在巴塞羅那的房子稱為我的家的話，正要走時，亞伯拉罕回來了。
我看得出亞伯拉罕很是嫉妒。
他跟我們打了聲招呼，在我額上吻了一下，然後就關在畫室裡了，好像那樣就可以教訓阿圖羅一頓。
阿圖羅走了後我走進他的畫室，問他怎麼了。
他沒有回答，但那天晚上我們做愛時比平常激烈多了。
我想從此以後情況也許就不同了。
但是最後我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我忽然意識到我跟亞伯拉罕的關系完了。
我決定返回墨西哥學電影，重新上大學。
我對媽媽說了，第二天她就給我寄了一張到墨西哥城的機票。
我告訴阿圖羅我要走了時看到他眼睛裡有種傷感。
我想：他是惟一在乎我要走了的人。
有一次（但這是發生在我決定離開亞伯拉罕之前），我告訴他我是個舞者。
他以為我是在夜總會或者脫衣舞廳裡跳舞的。
我覺得有趣極了。
不是，我說，我倒希望自己是呢，不過我跳的是現代舞。
其實，我從未想像過自己在夜總會裡跳舞，忍受某個煩人的小會員，在那種讓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跟那些陰暗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阿圖羅有了那個錯誤想法，并且說出來後，我平生第一次想了想這種職業，這種職業舞者的生活圖景（想像的）似乎對我很有誘惑力，甚至有着緻命的誘惑力，不過後來我就沒再想，因為我的生活已夠複雜的了。
我在巴塞羅那還有兩個星期。
我每天都跟他見面。
我們經常深談，談的幾乎全跟我有關。
我談到自己的父母和他們婚姻的破裂，又談到我的祖父，那個墨西哥内衣大王，談到我母親，她繼承了祖父的基業，談到父親，他是學醫的，我很欽佩他。
我跟貝拉諾說了青春期時自己的體重問題（他難以置信，因為那時我其實相當消瘦），我在托洛茨基黨的戰鬥姿态，我結交的情人，我的精神分析。
一天早晨，我們去卡斯特戴菲爾斯的一個騎術學校，老闆是阿圖羅的一個朋友，他給我們分了兩匹馬，玩了一整天沒向我們收取丁點錢。
我在墨西哥城的一家俱樂部學過騎馬，貝拉諾小時候在智利南部自己學過。
我們先同步騎了若幹米，後來我說咱們還是比一比吧。
道路又直又窄，很快就開始爬坡了，兩邊全是松樹，接着又來到一個幹涸的河床上。
過了河是一條隧道，出了隧道就是大海。
我們騎得飛快。
剛開始他讓自己的馬跟我的馬齊頭并進，後來，不知忽發什麼奇想，我跟自己的馬融為一體，開始全力疾馳，把阿圖羅抛在後面。
那一瞬間，我就是死了也不在乎。
我知道，我老惦着一個事實：我還有很多事情沒告訴他，可能需要告訴他或者應當告訴他，我想如果我騎馬的時候死了，或者馬把我摔下來，或者松林裡的一根枝丫把我打到地上，阿圖羅将會知道我沒有告訴他的一切，無需從我的嘴裡聽到也将明白是怎麼回事。
可是當我跨過那道高坡把松樹林抛在後面時，我的死亡欲望卻化為快樂，為自己正在騎馬、正在飛奔而快樂，為風打到臉上的感覺而快樂。
過了會兒，我甚至都害怕跌下來，因為坡度比我想像的陡多了，後來我再也不想死了，這不是遊戲，我不想死，至少那個時刻我不想死，我開始放慢速度。
這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
我看見阿圖羅箭一般從我身邊越過，甚至都沒有稍頓片刻，我看見他沖我微笑，那樣子就像露齒嬉笑的貓，盡管掉了幾顆牙齒，這些牙齒曾經跟他一起過着瘋狂的生活，不過這沒有關系，他和馬像子彈般朝幹枯的河床沖去時，他的微笑還挂在那兒，他的速度快得讓我想到馬和騎手都會撞到滿是塵土的石頭上，想到等我向下走去，從摔倒後激起的塵霧裡穿過時，将會看到那匹摔斷腿的馬和旁邊滿頭是血的阿圖羅，他死了，眼睛還睜着，後來我很害怕，繼續抽着馬往前奔馳，朝那條河騎去，但起先我從塵土中什麼也看不見，等塵埃落定時，發現河床上既沒有馬也沒有騎手，什麼也沒有，隻聽到遠處高速路上有小車經過的聲音，隐蔽在一片樹林後面，陽光暴曬着河床上幹燥的石頭，一切都像一場魔術，我跟阿圖羅一起隻待了片刻，接着又剩我一個了，後來我真的恐懼起來，怕得不敢從馬上下來，不敢說一句話，隻是打量着四周，看不見他的任何蹤影，好像大地或空氣已将他吞噬，我差點要哭出來時又看見他了，在隧道口，在陰影中，像個邪惡的精靈般默默地望着我，我抽着馬向他奔去，我說你他媽的吓死我了，阿圖羅，你這個大變态，他憂傷地看着我，但接着又大笑起來，把那種憂傷掩藏起來，此刻，隻是在此刻，我才知道他愛上我了。
離開巴塞羅那的前夜我去看他。
我們聊到這次遠行。
他問我是否很能肯定自己的決定沒有錯。
我說我也說不準。
他問誰送我去機場。
我說是亞伯拉罕和一個朋友。
他說我不應該走。
沒有人像他這樣請求我不要走。
我說，如果他想跟我做愛（我說：你要想操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做。
這話聽着非常陳詞濫調。
如果你真想操，那我們現在就操好了。
現在？他說。
就現在，不等他說可不可以，我就脫了内衣，脫得赤條條的。
我們沒有做愛（也許不做愛就是我們的做愛方式），因為他硬不起來，但我們彼此相擁着，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和大腿之間撫摸着，他的手撫摸着我的小腹、我的乳房，我問他有什麼問題時，他說沒什麼，伊迪絲，我想他可能不喜歡我，那是我的過錯，他說不是，不是你的過錯，是我有問題，我興奮不起來，也許他說硬不起來什麼的。
後來他又說：别擔心。
我說：你不擔心，我就不擔心。
我告訴他，我已經快一年沒有來月經了，我身體有問題，我遭到過兩次強暴，我很憤怒，又很害怕，我想去拍電影，我有很多計劃，他聽我說話的時候不斷地撫摸着我的身體，望着我，我忽然覺得告訴他這一切顯得挺傻，我想睡了，跟他一起睡，在那個小屋地闆的席子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睡了很長時間，睡得很深沉很平靜，我醒來時晨光已經照進房間惟一的窗戶，遠處傳來收音機的聲音，那是一個準備去上班的工人的收音機，阿圖羅還在我旁邊睡着，微蜷着身子，毯子拉到肋部，我躺着看了他一會兒，想了想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會怎麼樣，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必須現實點，不要讓各種胡思亂想左右，我小心地從床上起來，然後就走了。
我回到墨西哥後的生活很悲慘。
最初我跟媽媽住在一起，後來我在科約阿坎街上租了一間小屋，開始去大學上課。
一天，我想到了阿圖羅，決定給他打電話。
我撥電話号碼時感覺都不能呼吸了，覺得自己快要死了。
一個聲音告訴我阿圖羅上班去了，要等到晚上九點才回來，西班牙時間。
我挂上電話後第一個沖動是上床睡覺。
可是幾乎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可能睡不着，于是我又開始讀書、打掃房間、清理廚房，還寫了一封信，想了些沒有意義的事情，這樣消磨到午夜，我又打了一次電話。
這次阿圖羅接了。
我們聊了差不多十五分鐘，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每星期互相打一次電話。
有時我在他上班的時候打過去，有時他打到我家裡來。
一天，我請他到墨西哥來跟我一起生活。
他說不允許他進入這個國家，墨西哥不會給他護照。
我說飛到危地馬拉去，我們在那裡見面，在那裡結婚，那時他就可以進入墨西哥了，沒問題。
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讨論這種可能性。
他去過危地馬拉，我沒去過。
有幾個晚上，我都夢到了危地馬拉。
一天下午，媽媽來看我，我犯了個錯誤把這個告訴她了。
我對她講了我的危地馬拉夢想，我跟阿圖羅的電話交談。
一切都毫無必要地變得複雜起來。
媽媽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問題，也許她都開始哭了，但我覺得她沒有哭，或者至少我記得沒有看到她臉上有淚水。
又一天下午，爸媽同時過來求我去一個著名專家那裡作個檢查。
我沒有選擇餘地就聽從了，因為他們給我出錢。
幸運的是，醫生說沒事兒。
伊迪絲完全康複了，他告訴爸媽。
但是，後來幾天，我又去看了另外兩個著名專家，他們的診斷不是很肯定。
朋友們都問我到底怎麼了。
我隻告訴過其中一位說我戀愛了，我愛人在歐洲，不能回墨西哥跟我一起生活。
我說到危地馬拉。
朋友說我回巴塞羅那去要更容易些。
這個我還真沒想到過，想到這點時覺得自己太傻了。
為什麼不回巴塞羅那呢？我請父母幫忙。
我弄到機票錢。
我跟阿圖羅說了，告訴他我要過來。
我到那裡後，他上機場來接。
不知為什麼，其實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接。
或許我希望來接的人更多些，不是阿圖羅一個，也許他可以帶些朋友來。
我在巴塞羅那的新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覺，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立刻明白那是阿圖羅一個老情人的聲音。
我管叫她聖特雷薩。
她比我大，也許至少有二十八歲了，人們說起過很多關于她的蠻橫故事。
我又聽到阿圖羅的聲音，輕聲說我在睡覺。
他們兩個繼續竊竊私語了幾分鐘。
後來阿圖羅問了她什麼，他的老情人說可以。
過了好大會兒，我才意識到阿圖羅在問她是不是想趁我睡覺的時候看看我。
聖特雷薩說可以。
我假裝睡着了。
那道把惟一的卧室跟起居室隔開的簾子被掀起，阿圖羅和聖特雷薩走進黑暗中。
我不想睜開眼睛。
後來，我問阿圖羅誰來房間了。
他說了聖特雷薩的名字，還給我看了她給我買的鮮花。
我想，如果你們彼此那麼相愛，就應該生活在一起。
說實話，我知道阿圖羅和聖特雷薩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
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對這點卻很有把握。
我絕對确信他愛着我。
我們剛生活在一起的那幾天并不順當。
他不習慣跟任何人共用那間小屋，我也不習慣過得這麼動蕩。
好在我們經常聊天，這幫我們順利地度過白天。
我們經常聊到精疲力竭，從起來的刹那到上床的刹那。
我們也做愛。
最初幾天做得既糟糕又拙劣，後來就一天勝似一天。
另外，我不喜歡他辛辛苦苦地弄我達到高潮的樣子。
我說，我隻想讓你自己好好地享受，如果你想高潮了就高潮，别等我。
後來他索性不高潮了（我想這可能怨我），我們可以徹夜做愛，他說喜歡那種不來的感覺，但過了幾天，他睾丸疼得很厲害，即便我不高潮，他也隻好結束了。
另一個麻煩是我的味道，我陰部的味道，我們做愛時散發出來的味道。
對此我總是慚愧難當。
當時，那股味道很沖，會彌漫到我們做愛的房間的各個角落。
阿圖羅的屋子特别狹小，我們做愛又很頻繁，我的味道不是待在卧室裡，而是滲透進和卧室隻有一簾之隔的起居室，然後再滲透進廚房，這個小房間連扇門都沒有。
最糟糕的是這所公寓在巴塞羅那的中心位置，在老城區，每天阿圖羅的朋友不事先打個電話就來看我們，大多數是智利人，但也有個别墨西哥人，丹尼爾就在其中，我搞不清是那些幾乎不認識我的智利人來時這味道讓我更尴尬，還是墨西哥人來時更尴尬，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我倆共同的朋友。
無論屬于哪種情況，我都讨厭自己的這股味道。
一天晚上，我問阿圖羅跟散發那種味道的女人睡過覺沒有。
他說沒有。
我開始哭起來。
阿圖羅又補充了一句，跟他睡覺的女人中從來不曾有自己如此深愛的。
我不相信。
我說他肯定跟聖特雷薩玩得很開心。
他說沒錯，在性方面是很開心，但他更愛我。
他又說他也愛聖特雷薩，但方式不同。
她其實很愛你的，他說。
所有那種愛讓我有種嘔吐的感覺。
我讓他答應，如果朋友過來，這股味道還沒消散的話，不許開門。
他說就是不再見任何人都無所謂，除了我。
當然，我認為他是在開玩笑。
後來我就不知道怎麼了。
我的情緒開始糟糕起來。
我們全靠他的工作收入過活，因為我絕不許媽媽寄錢。
我不想要那錢。
我開始在巴塞羅那找工作，最後教起了私人希伯來語課。
我的學生們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羅尼亞人，他們都在學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從中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簡直能把我吓壞。
他們一下課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裡喝着茶，給我講述那些結論。
晚上我經常跟阿圖羅聊我的學生。
有一回，阿圖羅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對耶稣的一則寓言有自己的見解，但要麼他沒有講好，要麼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講的時候我沒有太留心。
那時，我想阿圖羅和烏裡塞斯的關系可能完蛋了。
我在墨西哥見過三次烏裡塞斯，最後一次，我告訴他我要回巴塞羅那與阿圖羅一起生活了，他說我不該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會想念我。
起先，我沒明白他想說什麼，接着明白過來他愛上了我什麼的，我當着他的面大笑起來。
可阿圖羅是你的朋友啊！我說，然後開始哭了，等擡起頭看見烏裡塞斯時，發現他也哭了。
或許不是哭，我發覺他是努力想哭，強逼着自己流淚，而且一部分淚水已經湧上眼睛。
一直這麼孤獨，我該怎麼辦啊？他說。
當時那個場面顯得有些假。
我跟阿圖羅講起這事時，他笑了，說不相信，後來開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養的了。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到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羅那的那段時間，我偶爾會想起烏裡塞斯和他的眼淚，想到他說的自己在墨西哥會多麼孤獨。
一天晚上，我做了紅辣醬炖雞肉，我和阿圖羅開着窗戶吃飯，因為天太熱了，大概是盛夏季節，外面忽然傳來巨大的吵鬧聲，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場遊行中給掀翻了天，其實人們沒有抗議什麼，而是在慶賀一場足球賽的勝利。
我收拾好桌子，辣醬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鬧聲大得我們都聽不清自己的說話聲，我們隻好關了窗戶。
天很熱，辣醬的味道又很辛辣。
阿圖羅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潰了，我開始哭起來。
奇怪的是阿圖羅試圖摟住我時我怒從心起，開始沖他尖叫。
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卻吃驚地發現我竟然捶打起自己來。
我一個勁兒地說：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擊打着自己，直到阿圖羅抓住我的手。
後來，他說他擔心我會弄斷指頭或者傷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
我終于鎮定下來了，我們又去外面散步。
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幾百萬人。
大街小巷人潮泛濫。
我們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廢棄的錫罐，擋在路上，有些角落裡小孩們拼命地拍打着小車。
我們看到了很多旗子。
人們放聲大笑，驚奇地看着我，因為我走路時滿臉嚴肅的表情，推擠着從人群中穿過去，想找到點我渴望的新鮮空氣，但空氣早已消失，好像整個巴塞羅那變成一個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滿了影子、喊叫聲和足球贊歌的黑色篝火。
這時我聽到了警報的嗚嗚聲。
喊叫聲更大了。
還有摔瓶子的聲音。
我們開始跑起來。
我想就在這一刻我和阿圖羅之間的一切都結束了。
晚上，我們常常寫東西。
他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寫日記、詩歌和電影劇本。
我們寫東西的時候喜歡面對面坐着，不斷地喝茶。
我們寫作并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隻是想看看我們能走多遠。
不寫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沒完沒了地談論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時阿圖羅會給我講些在拉美遊擊戰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
我知道他們中有些人的名字，因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踏上過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們還繼續做愛，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遠一點，完全是出于無意識，沒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幹嗎。
跟亞伯拉罕在一起時或多或少已經出現過這種情況，隻不過現在情況更糟糕了，因為我一無所有。
一天晚上，我們做愛時我對他講了。
我說我覺得自己快要瘋了，這個病症已經伴随我很久了。
我說了很長時間。
他的反應讓我吃驚（這是他最後一次讓我吃驚）。
他說如果我瘋了，他也會瘋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瘋掉。
你想以身試法嗎？我問。
我沒有以身試法，他說。
我在黑暗中搜尋着他的眼睛，問他是不是當真。
當然是當真的了，他說，他把身體壓得離我更近些。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穩。
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離開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時我在電話局給媽媽打了個電話。
那時，阿圖羅和他的朋友們打國際長途從不付錢。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我隻知道他們的辦法不止一種，他們已經騙了電話局數千萬比塞塔了。
他們找個電話，接上幾條線就可以了，他們有連接器。
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這個了，把竅門傳了下來，其次是智利人。
我還沒碰到過一個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騙打電話，也許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個現代世界，也許因為那時生活在巴塞羅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錢，所以沒必要違法。
那些騙打的電話很容易通過附近拉的線識破，尤其是夜間。
最好和最壞的拉美人都擠在那些線上，包括年長的革命者和強奸犯，前政治犯和叫賣廉價珠寶的小販。
我看完電影在回來的路上看到這些電線時，比如，在拉馬爾萊拉斯廣場的電話亭附近，我會不寒而栗，開始顫抖，一種金屬的冰冷感像警棍般從我的脖頸後面竄到腳踝。
那些半熟少年、帶着還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婦、老人和女人們：午夜或者淩晨一點，等着某個陌生人結束通話，雖然聽不見但卻能猜到别人在說什麼，因為打電話的那個人要麼指手畫腳，要麼哭泣，要麼站在那裡長時間一句話也不說，隻是一個勁兒地點頭或者搖頭，這時他們會想些什麼呢？那些排隊的人在等什麼呢？他們隻希望快點輪到自己嗎，希望警察别出現嗎？就想這些嗎？無論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幹這種事。
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向她要了些錢。
一天下午，我告訴阿圖羅，我準備走了，我們不要在一起了。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我實在無法忍受。
我對你怎麼了？他問。
沒什麼，我這人經常對自己幹些可怕的事兒，我說。
我需要一個人待着。
最後我們互相沖對方大聲吵起來。
我搬到丹尼爾那裡。
有時阿圖羅會過來看看，我們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
媽媽把錢寄到後我就永遠離開那裡飛往羅馬了。
現在我也許應該說說我的小貓。
我們住在一起之前，阿圖羅的一個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給阿圖羅留下六隻小貓，是老貓剛生下來的。
她帶走了老貓，把小貓留給阿圖羅。
阿圖羅養了一陣子，那時它們還很幼小。
後來，他發覺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來了後，開始給這些小貓找主人。
大多數貓都被朋友帶走了，剩下一隻小灰貓誰也不願意要，我就要了，亞伯拉罕對這點特别煩，因為他怕貓會抓搔畫布。
我管小貓叫齊亞，是為了紀念一天下午我在羅馬看到的另外一隻小貓。
我離開那裡去墨西哥時，齊亞也跟我一起回國。
我再次回到巴塞羅那阿圖羅的公寓時，齊亞也跟着我。
我覺得她很喜歡坐飛機。
我跟丹尼爾·格羅斯曼一起住的時候，當然也帶着齊亞。
我搭飛機去羅馬時，把貓擱在草編袋裡放在我的膝蓋上。
小貓終于就要見到羅馬了，她就是從這個城市來的，至少從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羅馬的生活簡直是一場災難。
一切都糟糕透頂，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後來别人這樣告訴我，我還拒絕求助。
我隻有一個齊亞，我惟一關心的就是如何照顧齊亞，給她喂食。
我還真讀了很多東西，可我試着回想讀過什麼書時，一堵火熱、顫抖的牆擋住了思路。
也許讀過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許讀過加達的著作。
我忘了。
我已經讀過這兩位作家作品的西語版。
隻有丹尼爾一個人了解我的行蹤。
我收到過他的幾封信。
他在一封信裡告訴我，因為我的離去阿圖羅差點崩潰了，每次見到丹尼爾都要問起我。
别告訴他我的地址，我說，因為他會追我到羅馬的。
我不會給他的，丹尼爾會在下一封信中這樣說。
我還聽他說我父母很着急，不斷地往巴塞羅那打電話。
我說，别告訴他們我的地址，丹尼爾也答應不告訴。
他的信篇幅都很長。
我的信則很短，差不多總是發明信片。
我在羅馬的生活很短暫也很簡單。
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維雷的魯西街的一個出租房裡。
晚上，我回家後就帶上齊亞出去散步。
我們經常去聖埃吉迪奧教堂後面的一個公園，貓在樹林中漫遊時，我就打開一本書讀起來。
我讀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爾坎蒂或者切科·安傑奧列裡，或者奇諾·達·皮斯托亞，可是我隻記得自己讀的是一個火熱的簾子或者一個在羅馬黃昏的微風中飄揚的溫暖的簾子，讀的隻是花草、樹木以及腳步聲。
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
我就記得這些。
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鞋店老闆看到我上班時脖子上全是青色的傷痕，他伺候了我一個星期。
後來，他想跟我睡覺，我拒絕了。
一天，齊亞在公園裡走失了，不是聖埃吉迪奧教堂後面的那個公園，而是另一個公園，加裡鮑爾迪街上的那個公園，裡面沒有樹也沒有燈。
齊亞漫遊到很遠的地方，黑暗吞沒了她。
我一直找到早晨七點還沒有找到齊亞。
找到太陽升起人們開始陸續去上班。
那天我沒去鞋店。
我上了床，把被子拉到下巴倒頭就睡。
醒來後我又去找。
沒找到。
一天晚上我夢見阿圖羅。
我們兩個都待在一家寫字樓的頂層，那種用玻璃和鋼筋建造的大樓，我們打開一扇窗戶向下望着。
那是夜間。
我沒打算跳樓，可阿圖羅卻看着我說，你要跳下去，我也會跳下去的。
我想罵他白癡，但沒有那個勇氣羞辱他。
一天，我的房門開了，我看見媽媽和弟弟走進來，弟弟那時已經是以色列國防軍的一名士兵，長駐以色列。
他們立刻把我送進羅馬的一家醫院，兩天後我又飛回墨西哥。
後來我才得知，媽媽先是飛到巴塞羅那，設法從丹尼爾那裡弄到我在羅馬的地址，起先丹尼爾還不給他們呢。
到了墨西哥，我住進庫埃納瓦卡街上的一家私人醫院，醫生對我媽媽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配合，他們将束手無策。
那時我的體重是九十磅，幾乎不能走路。
後來我又搭飛機去了洛杉矶，住進那裡的一家醫院。
在那兒我遇到了柯勃醫生，慢慢成為朋友。
我的體重成了七十五磅，下午我經常看電視，大概就這樣。
媽媽住進洛杉矶城内第六大街的一家旅館，她每天都來看我。
一個月後我的體重又反彈了，回到九十磅。
媽媽很高興，決定回墨西哥城照看生意。
媽媽走了後，柯勃醫生和我成了朋友。
我們聊美食、鎮靜劑和别的毒品。
我們不怎麼談論書，因為柯勃醫生隻讀暢銷書。
我們也談電影。
他看過的電影比我多多了，他從1950年代就喜歡電影了。
下午我就打開電視找些電影來看，這樣過會兒就可以跟他讨論電影了，可是服的藥讓我看到中途就昏昏欲睡了。
我跟柯勃醫生聊天時，他經常給我講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我不曾見過的事情，但那時我往往連自己看到過的世事都忘光了。
我對那些電影的記憶很奇怪，影像和畫面通過我的醫生淳樸的激情的透鏡給過濾掉了。
媽媽經常周末過來。
她一般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墨西哥城。
有一次她告訴我，她考慮永久地搬到洛杉矶來住。
不是住在這個城市裡面，而是到周邊某個漂亮的地方，比如科羅納海灘或者拉古納海灘。
那工廠怎麼辦？我說。
祖父不會讓你賣掉它的。
墨西哥快要成地獄了，媽媽說，遲早得賣掉。
有時她會帶上一些我的朋友過來，是她邀請一起來的，因為醫生們包括柯勃醫生都說，見見我的“老夥計”對我的健康會有好處。
又一個星期六，她帶着一個我都不認識的家夥來了。
一天晚上我對媽媽說，你也應該帶些朋友來，學着怎麼過得更開心。
有時，我說出這種話的時候媽媽就笑了，好像不相信自己聽到的，有時會哭起來。
你沒有跟任何人約會過嗎？沒有男朋友嗎？我問媽媽。
她承認在墨西哥城見過一個人，一個像她一樣離了婚的男人或者鳏夫。
我不想太費勁講得過于明白。
我想我其實并不在乎。
四個月後我的體重回到一百零五磅，媽媽開始準備把我轉到一家墨西哥人開的診所。
那天，我走之前柯勃醫生來道别。
我把電話号碼給了他，讓他在适當的時候給我打電話。
我要他的電話号碼時，他說要搬家，所以不能給我。
我不相信，但也不能說他在騙人。
我們又回到墨西哥城。
這次我住進布宜諾斯艾利斯區裡的一家醫院。
我占了一個很大的房間，室内光線充足，從一扇窗戶望出去一個公園的全貌盡收眼底，還配了台有一百多個頻道的電視機。
早晨，我經常去那個公園讀小說。
下午，我就關在房間睡覺。
一天，從巴塞羅那回來不久的丹尼爾來看我。
他已經很長時間沒回墨西哥了，他得知我在醫院後就來看我了。
我問他我看上去怎麼樣。
他說挺好，但有些瘦。
我們倆都大笑起來。
這時大笑已經心無芥蒂了，這是個好兆頭。
他臨走前我問起阿圖羅的情況，丹尼爾說他已經不住在巴塞羅那了，至少他認為不在那裡了，不過，他們相互已經有段時間沒見面了。
一個月後，我的體重達到一百一十磅，我出院了。
然而，我生活上的變化并不大。
我跟媽媽住在一起，從不外出，不是因為不能而是不想。
媽媽把她的那輛舊車送給了我，一輛奔馳轎車，但我隻開過一次，那次還差點出了車禍。
任何一點小事都會讓我哭泣。
一幢遠處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車裡的人、每日新聞，都會讓我傷心。
一天晚上，亞伯拉罕從巴黎給我打來電話，他正在籌辦一個墨西哥青年畫家群體的展覽。
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沒配合。
他隻好聊起自己的繪畫，他取得的進步、成功。
我們說再見時，我發現自己在克制着盡量不要流出一滴淚。
不久，大約在我媽媽決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時，我的體重又開始掉了。
工廠還沒有賣掉，一天，我們乘飛機去了洛杉矶。
落戶在拉古納海灘。
最初的兩個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過的那家醫院裡度過，進行全面檢查，後來我又跟媽媽住進拉古納海灘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裡。
媽媽以前來過這裡，但是觀光旅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一陣子，我們經常很早出門去找别的可能會喜歡的地方。
我們去過達納角、聖克萊蒙特、聖奧諾弗雷，最後選中了一個叫錫爾弗拉多的小鎮，如同在電影中，在克利夫蘭國家森林公園的邊上，我們租了一個兩層的樓房，帶個院子，還買了一條警犬，媽媽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個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們在那裡生活了兩年。
其間，媽媽賣了祖父的工廠，我需要定期而且越來越頻繁地跟醫生們見面。
媽媽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
她回來後就帶些小說給我，她以為我會喜歡讀的墨西哥作家寫的小說，包括昔日鐘愛的作品或者何塞·奧古斯丁、古斯塔沃·薩因斯，甚至更年輕的作家的東西。
可是有一天，我發覺自己再也讀不下去了，漸漸地，這些用西班牙語寫的小說就被扔在一邊了。
很快，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媽媽開始帶着一個朋友出現了，那是一個工程師，名叫卡布雷拉，在瓜達拉亞拉一家建築公司工作。
這個工程師的妻子去世了，有兩個比我還大點的孩子，住在美國東海岸。
他和媽媽處得挺順利，看上去他們好像已經住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媽媽和我談起性。
我告訴她，我的性生活已經完了，跟媽媽讨論了很長時間後，她哭了，擁抱着我說，我是她的小姑娘，永遠不會扔下我。
另外，我們幾乎從不争吵。
我們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讀書、看電視（我們從不看電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裡看畫廊展覽、聽音樂。
在錫爾弗拉多，除了一對八十多歲的猶太夫婦，我們沒有朋友，他們是媽媽在超市認識的，反正她這樣告訴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們一次，一般都上他們家去，媽媽說，看望他們是我們的一個責任，因為老人可能随時會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個突然死去，另一個可能會束手無策，我挺懷疑這個，因為老人在“二戰”期間曾被關進德國一個集中營，對死亡早已司空見慣。
不過，幫助他們讓媽媽感到很開心，這對夫婦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們管我們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當時媽媽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兩位老人。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去他們家，令我驚訝的是我居然在他們家待了很長時間，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我準備了檸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給自個倒上威士忌，他們說，以他們這個年齡，這是最好的藥品。
我們聊到歐洲，對那裡他們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們也去過幾次。
但是，他們對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錯誤就是浮光掠影。
我記得，長談結束後，兩個老人看着我說，你顯然是墨西哥人。
我當然是墨西哥人，我說。
而且，他倆人都挺好，我開始更頻繁地去看望他們。
有時，他們感覺不舒服就會給我打電話，讓我在超市買些東西或者把他們的衣服帶到洗衣工那兒，或者到報攤給他們買份報紙來。
有時他們要《洛杉矶時報》，有時要一份本地的《錫爾弗拉多報》，有四頁的篇幅，裡面沒有任何有趣的東西。
他們喜歡勃拉姆斯，認為他既是一個夢想家，又是個理性主義者，老兩口很少看電視，我卻完全相反，我幾乎從不聽音樂，白天大部分時間都開着電視。
我們在那裡生活了一年多後，舒爾茨先生就死了，媽媽和我跟舒瓦茨夫人去參加在洛杉矶猶太人公墓裡舉行的葬禮。
我們堅持讓舒瓦茨夫人坐我們的小車去，但她拒絕了，那天早晨她跟在靈車後面，獨自坐一輛租來的轎車，至少媽媽和我認為那是租來的。
到公墓後，有個四十歲左右的家夥，穿着一身黑衣，頭臉刮得幹幹淨淨，走下車，扶着舒瓦茨夫人出來，像她的情人似的。
離去時，同樣的一幕又重演了：舒瓦茨夫人鑽進小車，那個秃頂男子也鑽進去，然後就走了，媽媽的那輛白色日産車緊跟後面。
到了錫爾弗拉多，那輛轎車在舒瓦茨家門口停住，秃頂男子幫着舒瓦茨夫人下了車，然後又回到車裡，很快車就開走了。
舒瓦茨夫人一個人站在荒涼的人行道上。
好在我們跟在她後面，媽媽說。
我們停住車，向她走去。
舒爾茨夫人似乎有些茫然若失，望着那輛轎車走過的街道。
我們扶她回到屋裡，媽媽給我們做了茶。
直到此刻，舒爾茨夫人才回過神來，可是嘬了一口茶後她就推開杯子，想喝威士忌。
媽媽瞧着我。
她的眼睛裡閃着一絲得意的光芒。
我問威士忌放在哪裡，然後給她倒了一杯。
加不加水呢？要純的，親愛的，舒瓦茨夫人說。
放不放冰呢？我聽到廚房裡傳來媽媽的聲音。
要純的！舒瓦茨夫人又重複了一遍。
從那以後，我們更親近了。
媽媽回墨西哥時我就整天待在舒瓦茨夫人家裡，有時我甚至還會在那裡過夜。
盡管舒瓦茨夫人從不吃晚餐，她也會準備好一份沙拉和烤牛排給我吃。
她坐在我旁邊，威士忌放在手邊，給我講她年輕時在歐洲的故事，她說，那時食品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
我們也經常聽聽唱片，議論會兒本地的新聞。
在舒瓦茨夫人孀居的漫長而平靜的一年裡，我認識了一個錫爾弗拉多的男子，是個管道工，我跟他睡了。
這經曆并不愉快。
管道工名叫約翰，他又想來看我。
我告訴他不要來了，一次就夠了。
我的拒絕他還不死心，開始每天給我打電話。
有一次，媽媽接的電話，他們互相責備了一陣。
一星期後，媽媽和我決定去墨西哥休假。
我們去了海灘，然後又回到墨西哥城。
我不知道媽媽腦子裡怎麼想的，覺得我應該見見亞伯拉罕。
一天晚上，他給我打來電話，我們約好第二天見面。
這時，亞伯拉罕已經永遠離開歐洲住在墨西哥城，他有間畫室。
他的事業似乎很順利。
畫室在科約阿坎，在他住的公寓附近，吃過晚飯後，他要我去看看他最近的畫作。
我說不上是否喜歡。
也許我對這些東西已經很冷淡。
這些畫布的尺寸都很大，非常像亞伯拉罕崇拜的一位加泰羅尼亞畫家的作品，或者他在巴塞羅那時欽佩的一位畫家，但說句公道話，這些作品中透着他自己的情感：以前是土黃色和土地色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黃色、紅色和藍色。
他還給我看了一組系列畫，我更喜歡那批東西。
我們又談到錢，或者他談到了錢，談到比索的不穩定，談到去加利福尼亞生活的可能性，談到我們再也沒見過的一些朋友。
忽然，亞伯拉罕向我問起阿圖羅·貝拉諾。
我頗感意外，因為他從來不問這麼直接的問題。
我說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知道，他說，想要我告訴你嗎？起先我想說不，但後來我告訴他說說看，我也想知道。
亞伯拉罕說，一天晚上，我在巴裡奧奇諾看見他了，他先是沒認出我。
他跟一個金發女人在一起。
看上去很開心。
我向他打了聲招呼，因為我們在一家吵吵鬧鬧的小酒吧裡，事實上我們就在同一張桌上（說到這兒亞伯拉罕笑了），要假裝沒看見他會顯得很傻。
他愣了下才認出我。
後來他靠過來一點，快把臉貼到我臉上了，我覺得他徹底醉了（我可能也醉了），他還問起你來着。
你說什麼了？我說你在美國，你挺好。
他說什麼了？我猜，他說了如釋重負之類的話，還說有時候還以為你死了。
就這些了。
他又掉過頭轉向那個金發女郎，過了會兒我就和朋友們走了。
十五天後，我們回到錫爾弗拉多。
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約翰，我告訴他，如果他還一個勁兒地給我打電話騷擾，我會殺了他，約翰道歉說他愛過我，但現在已經不愛了，也不會再給我打電話。
那段時間，我的體重維持在一百磅，既不減也不增，媽媽很高興。
她跟那個工程師的關系挺穩定，甚至開始談論結婚的事，盡管媽媽總是顯得并不着急。
她在拉古納海灘開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藝品商店，生意上賺的錢不多，但也不怎麼賠，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種社交生活的氛圍。
舒瓦茨先生死後一年，舒爾茨夫人又病了，必須住進洛杉矶的一家醫院。
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當時她正睡着。
醫院位于城中心的威爾什爾林蔭大道，離麥克阿瑟公園不遠。
媽媽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來。
可是車不好辦，如果媽媽走了我還留在這兒，誰帶我回錫爾弗拉多呢？在走廊裡商量了很長時間後，媽媽說她可以在晚上九、十點之間來接我，如果由于某種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誤了，她會打醫院的電話找我。
她走之前讓我答應不要走動。
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裡待了多長時間，我在醫院食堂吃過飯，跟一個護士聊了半天。
那個護士名叫羅薩裡奧·阿爾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
我問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麼樣，她說每天都不一樣，有時可能挺好，有時又很糟，不過要是不踏實工作，你怎麼出人頭地。
我問她，離開墨西哥多久了？很長時間了，她說，我沒有錢去緬懷故鄉。
後來我買了份報紙，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間。
我坐在窗戶旁邊，在報上尋找博物館和電影。
奧爾瓦萊多街的影院有一場電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電影了，奧爾瓦萊多街離醫院不遠。
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時又不想看了，然後繼續往前走去。
人人都說洛杉矶不是個适合散步的城市。
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倫西亞大街方向走去，然後又左轉，沿巴倫西亞大街折回威爾什爾林蔭大道，總共步行了兩個小時，從從容容，有時在某些乏味的建築物前停留片刻，有時又仔細觀察會兒往來的車流。
十點鐘時，媽媽從拉古納海灘回來，我們就走了。
第二次去看舒爾茨夫人時，她已經認不出我。
我問護士有人來看過她沒有。
護士說早上有個老婦人看過，我來時她剛走。
這次我是開那輛日産車來的，因為媽媽和那個剛到的工程師帶着他的車去拉古納海灘了。
據我聊過的那個護士說，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
我在醫院吃了飯，在病房裡坐了會兒，沉思默想，直到六點鐘。
後來我開上日産車繞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風。
前座置物盒裡有一張地圖，在轉動打火器的鑰匙之前，我仔細地研究了一番。
我發動車子離開醫院。
我知道我走過市政中心、音樂中心、桃樂絲音樂廳。
後來我又向回聲公園開去，在日落大道上彙到車流裡。
我不知道這樣行駛了多久。
我隻記得從來沒有離開過車，到比華利山後下101高速路，然後沿輔路蜿蜒而行，最後來到聖塔莫尼卡。
到了那兒，我又開到10号州際公路或者聖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後駛回城裡，然後上11号高速路，駛過威爾什爾林蔭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
我回到醫院後已是晚上十點，舒瓦茨夫人已經去世了。
我想問問她去世時是不是一個人，但決定還是什麼也别問的好。
她人已經不在房間，我在窗戶邊坐了會兒，喘着氣，平撫着聖塔莫尼卡之行帶來的緊張。
一個護士過來問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親屬，在這裡幹什麼。
我說是她的一個朋友，我隻想平靜一下，就這樣。
她問我平靜了沒有，我說好了。
後來我就起身走了。
我回到錫爾弗拉多時已經是淩晨三點。
一個月後，媽媽跟工程師結了婚，在拉古納海灘舉行婚禮，工程師的孩子們都到了，我的一個兄弟、媽媽在加利福尼亞認識的一些朋友也來了。
他們在錫爾弗拉多住了段時間，後來媽媽賣了拉古納海灘的手工藝品店，去瓜達拉亞拉住了。
有一度我不想離開錫爾弗拉多。
媽媽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寬敞多了，安靜多了，也冰涼多了。
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時間。
每天下午，我就開着日産車去鎮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讀已忘了情節的小說。
在酒吧碰到一個在森林服務處工作的家夥，我們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裡，認識些西班牙語單詞。
一天晚上，佩裡說我的陰部味道異常。
我沒有理他，他以為冒犯了我。
我冒犯你了嗎？他問，如果冒犯了，實在對不起。
我想的是别的事兒，别的臉龐（如果臉龐可以想的話），他并沒有冒犯到我。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都一個人待着。
我每個月去銀行兌換一次媽媽寄來的支票。
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清潔房屋，掃地、擦地，上超市買東西做飯，洗碗，修整小院。
我不給任何人打電話，我接到的惟一的電話也是媽媽打來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親或者某個兄弟打來的電話。
情緒不錯的時候，我會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時候就待在家裡，坐在窗邊讀書。
隻要擡起眼睛，從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蕩蕩的房子。
一天下午，一輛小車停在那幢房子前，一個穿着夾克打着領帶的男子從車裡出來。
他有鑰匙。
他走進屋去，十分鐘後又出來。
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親戚。
幾天後，又有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回來看房。
他們走了後，其中一個女人打出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此房出售。
後來，隔很多天才有人來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裡忙的時候，聽到有孩子們在喊叫，我看見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在一個曾來過那裡的女人的帶領下走進那幢房子。
我馬上明白了，他們可能要買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裡，還戴着手套，像個鹽柱似的站着，我想我離開這裡的時刻也到了。
那天晚上，聽着德彪西的音樂，想着墨西哥，後來，不知為什麼，我就想起了我的小貓齊亞，最後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讓她在墨西哥城給我找份工作，什麼都行。
我告訴她我可能很快就要離開這裡了。
一周後，媽媽和她的新任丈夫來到錫爾弗拉多，兩天後，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飛回墨西哥城。
我先在索娜羅莎的一家畫廊上班。
掙的錢不多，但工作不那麼辛苦。
後來我又去了一家叫經濟文化基礎出版社的英國哲學部工作，我的職業生涯終于安定下來。
費裡佩·穆勒，坐在馬托雷爾廣場的一把條椅上，巴塞羅那，1991年10月。
我幾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個故事是阿圖羅·貝拉諾講給我的，因為他是我們當中惟一喜歡讀科幻小說的人。
這篇小說的作者是西奧多·斯特金[西奧多·斯特金（TheodoreSturgeon，1919—1985），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
著有《夢見的寶石》（TheDreamingJewels）、《超人類》（MoreThanHuman）等。
曾獲得包括雨果獎、星雲獎等主要科幻小說獎項。
]，或者阿圖羅聲稱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圖羅本人。
西奧多·斯特金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這個故事，這個愛情故事，講述了一個非常富有、非常聰明的女孩的經曆，一天，她愛上了自己的園丁或者園丁的兒子或者一個年輕流浪漢，這個人恰好住在她擁有的一幢房子裡，然後成了她的園丁。
這個女孩不僅富有、聰明，而且固執任性，有點感情用事，一舉把這個男子引誘上床，根本不清楚為什麼，然後就瘋狂地喜歡上了他。
這個流浪漢絕對不及女孩聰明，連高中水平都沒有，但以其天使般的純潔彌補了這個不足，他也喜歡上這個女孩了，但自然不帶多少亂七八糟的東西。
在這場羅曼史的第一階段，他們住在女孩宮殿般的大廈裡，在那裡看藝術書，吃精美的佳肴，看老電影，白天大部分時候都用來做愛。
後來他們又在園丁的農舍裡住了段時間，然後又住到船上（也許是那種在法國的河流上巡航的小船，就像讓·維果的電影裡出現的那種），再後來他們騎着兩部哈雷摩托車在遼闊的美國大地漫遊，那是這個流浪漢珍藏了很久的夢想。
這個女孩享受着愛情的同時，事業繼續繁榮昌盛，因為以錢生錢，她一天比一天富有。
這個沒有什麼大本事的流浪漢非常正派，經常說服女孩獻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給優秀文藝創作者或者慈善事業（其實女孩經常通過律師和各種基金網絡來做這件事，但她沒有告訴流浪漢，隻是為了讓他覺得自己這樣做是聽了他的勸告），說完他就徹底忘了此事，因為歸根結底，流浪漢對于和他摯愛的人如影随形的巨額錢财的概念有些渾渾沌沌。
總之，有一段時間，幾個月，或許一兩年，這個身價百萬的女孩和她的情人幸福得不知怎麼說才好。
但是，有一天（或者一天晚上），流浪漢病倒了，雖然請來世界上最高明的醫生作診斷，但還是無可奈何。
他的健康被童年時的不快毀掉了，那是一種頑固的青春期瘟疫，他跟這個女孩度過的短暫時光僅僅讓那段焦慮的生活有所緩解或者甜美了一些。
雖然科學全力以赴了，但他還是得癌症死了。
有那麼幾天，這個女孩似乎失魂落魄。
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結交各種情人，在陰暗的追求中不可自拔。
但最後她還是回家了，而且，顯然，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魂不守舍，這時她很快決定實施一個計劃，某種程度上，這個計劃在流浪漢死之前已經在她頭腦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一隊科學家搬進那座大廈。
在很短的時間裡，這幢屋子做了雙重改造，把内部改造成一個高級實驗室，外面的草坪和園丁的小屋改造成一個伊甸園的複制品。
為了擋住一切陌生人的窺視，園地四周建了高牆。
然後科研工作開始了。
不久這些科學家在一個妓女的子宮裡克隆出那個流浪漢，這個妓女得到一筆慷慨的補償。
九個月後這個妓女生出一個男孩，把他轉交給那個女孩後就消失了。
這個男孩由那個女孩和一個專家小組撫養。
後來科學家們又在這個女孩的子宮裡克隆了一個女孩。
九個月後女孩生下一個孩子。
大廈裡的實驗室解散了，科學家們消失了，代之以老師、輔導專家，當這兩個孩子按照女孩制訂的計劃撫養時，他們将保持一定距離進行持續觀察，這一切安排妥當運作起來後，那個女孩就失蹤了。
她四處旅遊，參加各種社交聚會，一頭紮進各種曆險活動，四處尋獵情人：她的名字燦若星辰。
但每隔一段時間，她就秘密地回到大廈，觀察兩個孩子的成長，但不讓他們發現。
克隆流浪漢完全是她熱戀過的那個人的複制品，他的純潔和天真絲毫未損。
不同的是現在他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滿足，童年時代完全在一個又一個平靜的遊戲中度過，老師們把需要知道的全教給他。
那個克隆女孩完全是這個女孩的複制品，她的老師重複着同樣的成功、失敗和過去的行為。
當然，這個女孩從來沒有讓兩個孩子看見過自己，不過，那個克隆流浪漢，那個永不疲倦地玩耍的大膽孩子，透過大廈頂樓的花邊窗簾看到過她，而且還跑着跟蹤過她，但結果總是徒勞。
幾年過去，兩個孩子長大了，越來越分不開。
一天，那個女富豪生病了，不管什麼病吧，總之是一種緻命的病毒，癌症，經過一番純屬徒勞的象征性的掙紮之後，她屈服了，準備撒手人寰。
她還很年輕，隻有四十二歲。
她惟一的繼承人就是那兩個克隆人，她給他們準備好了一切，他們一結婚就可以繼承她的部分财産。
後來她死了，律師和科學家們為她哭得傷心極了。
她的員工讀完遺囑後開了個會，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有些非常天真而且與女富翁的内部圈子離得很遠的人問了些問題，作者猜測讀者也會問這些問題。
兩個克隆人不結婚怎麼辦？男孩女孩相愛，這點似乎無可置疑，但他們的愛永遠不逾越嚴格的兄妹關系怎麼辦？他們的生活會遭到破壞嗎？他們像兩個被判了刑的囚犯那樣生活在一起時會遭譴責嗎？ 争執和辯論爆發了。
道德和倫理問題出現了。
但是，那位最年長的律師和科學家很快就親自出來澄清了一切疑慮。
即便男孩女孩不同意結婚，即便他們不相愛，仍然會拿到應得的那筆錢，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選擇。
無論他們的關系如何發展，在一年之内，科學家将會在一個替代身體中再克隆出一個流浪漢，五年後又會複制出一個女富翁的克隆體。
當這兩個新的克隆人到二十三歲和十八歲時，無論他們之間是什麼關系——換句話說，無論他們是像兄妹還是情人般彼此愛着——科學家或者後繼的科學家們還會再克隆出兩個人來，這樣不斷地克隆下去，直到時間的盡頭，或者直到女富翁的巨大财富消耗殆盡。
這個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女富翁和流浪漢臉龐的側影映襯在夕陽、星辰以及無垠的太空中。
有點怪異吧？在某種意義上還很崇高，但還是很怪異。
像所有瘋狂的愛情一樣，你覺得呢？如果在無限之上添加無限，最後的結果還是無限。
如果把崇高與怪異混合在一起，最終的結果仍然是怪異。
對嗎？ 20 赫塞·倫多伊羅，特雷安諾浴場，羅馬，1992年10月。
我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律師。
“把羊交給狼[原文為拉丁文，本篇引号中的引用均為拉丁名言、諺語以及同時代名人的言論，為方便讀者閱讀現譯成中文。
（拉丁文中譯者：馬曉玲）]”或者“一支槳劃着水，另一支則刮着沙子”：這兩種說法對我比較公正。
可我更傾向于追随卡圖盧斯[卡圖盧斯（Catullus，公元前約87—公元前54），古羅馬詩人。
他傳下一百一十六首詩，包括神話詩、愛情詩等。
對後世詩人奧維德、莎士比亞等都有所影響。
]說的：“不要妄想和兩個人戰鬥。
”總有一天我的衆多優點會得到承認的。
那些日子我雲遊四方，什麼都想嘗試。
律師業務或者法學專家的工作讓我有了不菲的收入，因而我才可以投入大量時間經營高雅的詩歌藝術。
“沒人會調查别人的财産來源，但财産是必不可少之物。
”如果你想獻身某項極其隐秘的事業，這是一個基本真理：詩人經常被财富的景觀擾得眼花缭亂。
不過，我們還是言歸我所謂的各種嘗試吧。
最初，這些嘗試的内容不過是旅行和四處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潛意識裡最渴望到西班牙一遊。
這才是我渴望獲得的東西，正如不朽的賀拉斯所說。
很自然，我辦了一份雜志。
我是出資人又是編輯，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詩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石頭和草木都有諸多價值呢，但語言的價值更大。
” 我的刊物也是免稅的，就是說負擔較輕。
幹嗎要自尋煩惱呢？細節在詩歌中是無足輕重的。
我的原則，從來就是如維吉爾所說“讓我們詠唱更偉大的事物吧。
”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華，到本質。
我辦了份雜志，我還負責一家律師事務所，有很多專辦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律師和行家裡手，這是一家名副其實的事務所。
每到夏季我經常四處旅行。
生活很美好。
然而，有一天我心裡對自己說，赫塞，你去過世界各地：“新的生命從這裡開始”。
該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徑的時候了，盡管你不想成為但丁，該到踏上我們這個國家道路上的時候了，它們如此破敗不堪，飽受了如此漫長的痛苦，卻仍然鮮為人知。
我是一個行動家。
說到做到：我買了個旅行車就出發了。
你好！再見！我橫穿整個安達魯西亞。
格拉納達太美了，塞維利亞太可愛了，科多巴太崎岖了。
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
找不到對頭的路徑，我這個法學博士兼犯罪律師的心是不會安定下來的：所謂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術”，“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
一切都始于那個夏天。
我心裡不斷重複着甜美的賀拉斯的話：“說出去的話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
從法律的角度看，這種說法存在漏洞。
但對詩人而言卻并非如此。
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來時興奮不已，同時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離婚了。
沒有争吵，誰也沒有受到傷害，因為，幸運的是我們的女兒已經長大，有足夠的判斷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個。
留着托薩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說，就此結束了吧。
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讓人意外。
我們把剩下的事情交給幾個她信得過的律師去處理。
“在公共領域無重于法律者，在個人方面則以遺囑最可靠。
”盡管為什麼這樣說我也不知道。
意志跟離婚有什麼關系？我的噩夢正在将我擊敗。
無論如何，“我們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這意味着為了求得我們最渴望的寶貴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們都要做奴隸。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極。
感覺青春煥發：不再抽煙，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參加了三個法律會議，其中兩個是在古老的歐洲大都市舉行的。
我的雜志也沒有蕭條，恰恰相反，那些從我的慷慨饋贈中獲得活路的詩人，都獲得了明顯的關注。
如同西塞羅說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
後來，仿效一個顯然是自信得過了頭的先例，我決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詩集。
印制費很昂貴，共有四篇文章評論了這本書，除了一篇，其他幾篇的評價均屬負面。
我把一切都歸罪于西班牙和我的樂觀主義以及永遠不變的嫉妒法則。
“掀起仇恨猶如點燃烈焰一般。
” 夏天到來時我又上了旅行車，前往我先輩的大地漫遊，或者換句話說前往翠綠原始的加利西亞。
我的心緒極佳，淩晨四點鐘，嘴裡還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澀的葛維铎的詩。
一到加利西亞，我就開始漫遊它的酒莊，品嘗葡萄酒，跟當地的水手聊天，因為“從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窺見自然的偉大”。
後來我又進入山區，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堅強，我的感覺更加靈敏。
我一般住在營地，因為一個憲警軍官告誡我沿偏僻公路或者鄉間道路露宿非常危險，特别是夏天，因為經常會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參加聚會的人，沿着夜間霧蒙蒙的道路，從這個俱樂部遊曆到另一個俱樂部。
“愛冒險者将毀于此”，而且營地也不賴，在看地圖的時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這種地方我可能會發現、觀察到甚至可以分類的情感和熱情的價值。
正是在這裡的某個地方漫遊期間，發生了我如今視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
或者說至少隻是還原封不動地保留着我全部憂傷、失敗的故事中快樂和神秘的部分。
“世人中無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說。
而且：“幸福對于一個人而言是最好的，對人類的審判者則否。
”不過言歸正傳。
我說了，我來到盧戈省卡斯特羅維德附近一個營地，那是在遍地荊棘和灌木的山區。
我随時讀書、做筆記、積累着知識。
“閑暇而無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
”盡管這聽上去可能很誇張。
簡言之（而且說實話）：我已經無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進一片無疑會讓研究舊石器時代的曆史學家感興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繪的不幸發生了。
我看到一群野營者正在往山下走。
從他們臉上驚愕的表情看，無須多聰明也能斷定出什麼不祥的事兒了。
我向他們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訴我怎麼回事。
原來他們中一個人的孩子跌到山裡的峽谷、深坑或者裂縫裡了。
作為一個辦犯罪案件的律師，經驗告訴我，我們得盡快采取行動，“實事求是，勿講空話”。
于是，其中一半人繼續往營地趕時，我跟另一撥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們宣稱不幸發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縫深不見底。
一個營員說這兒叫魔鬼嘴。
另一個人說當地人聲稱這兒其實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問那個失蹤孩子叫什麼名字，一個營員說：埃裡法斯。
事情已經夠離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讓此事變得尤其不祥，因為裂縫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個名字這麼奇異的男孩。
真叫埃裡法斯嗎？我喃喃地問。
是叫這個名字，剛才講過話的一個人說。
别的人，多半是些沒有太多文化的辦公室工人和來自盧高省的政府職員，他們看着我一言不發。
我喜歡沉思默想，但也是個行動家。
“不進則退”，我記得。
我爬到裂縫的邊緣大聲喊着男孩的名字。
聽到的卻是可怕的回音：一聲喊叫，我的喊叫聲，從大地深處折了回來，發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響。
一陣冰涼的激靈穿過我的脊梁，但為了掩飾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訴夥伴們這個洞穴非常之深，建議不妨把我們所有人的皮帶系在一起，連成一條吊繩，讓我們中的某人，當然是分量最輕的那位了，往深坑裡吊進去幾尺。
我們開始合議起來。
大家吸着煙。
倒是沒人否決我的建議。
過了會兒，那幫剛才繼續朝營地走去的人帶着第一批幫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來了。
“熱情而勤奮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
我們把一個從卡斯特羅維德來的結實的年輕人用繩子最大限度地吊下去，讓五個壯實的年輕人拉住繩子的另一頭，他随身帶着一個手電筒開始往下降。
他很快就從視線裡消失了。
我們在上面大聲喊叫：看見什麼了？從深淵傳來細弱至極的回應：什麼也沒有！“堅韌戰勝一切”，我建議道。
我們不斷地喊話。
什麼也看不見了，甚至連手電的光也看不見了，但距離地面最近的深淵内壁有零星的短暫的燈光在閃爍，好像那個小夥子把手電舉過頭頂向上照射，想搞清他下去了有多深。
正當我們對燈光議論紛紛時，聽到一聲超人般的吼叫，我們全跑到洞穴邊緣。
怎麼回事？我們大喊。
這時又傳來一聲吼叫。
怎麼了？你看到什麼了？找到孩子了嗎？不見回答。
幾個女人開始祈禱。
我不知道自己對此該驚駭不已呢還是鎮定自若的好。
“一切皆充滿愚蠢”，如西塞羅所指出的。
這位探險者的一個親戚求我們把他拽上來。
那五個拉着繩子的人無能為力，我們隻好去幫他們。
底下又傳來幾聲喊叫。
最後，經過一番卓絕努力，我們設法把他弄到地面上。
那個年輕人還活着，隻是牛仔褲有些破爛，胳膊上有幾處擦傷，他好像還挺好的。
好像為了證實一下，有幾個女人還摸了摸他的雙腿。
骨頭沒有一點損傷。
你都看見什麼了？他的親戚問道。
他沒有回答而是用手捂住了臉。
這時本應由我來主導場面，但處在旁觀者的位置，怎麼說呢，這種偵探遊戲和無意義的舉動讓我很感興趣。
别的人還在不停問着那個問題，隻是問法略有不同。
我或許已經在大聲地背誦：“事故不會削弱一個人，隻會展示其本色。
”這個年輕小夥子顯然個性羸弱。
有人給了他一口幹邑白蘭地酒，他沒有拒絕，仿佛身家性命全賴于這口酒了。
你看見什麼了？大夥又問。
這時他才開始說話，但隻有他的親戚聽得清在說什麼。
這個親戚又問了一遍同樣的問題，似乎不敢相信他說的。
年輕人說：我看見魔鬼了。
從那一刻開始，援救小組開始迷茫和慌亂起來。
“有多少人頭就有多少主張”，有人說他們應該給營地的憲警打個電話，最好還是等人來救援。
有人詢問那男孩的情況，這個年輕小夥子是否瞥到過他哪怕一眼，或者下去後聽到他的聲音了沒有，回答一概是沒有。
大多數人問的主要還是那個魔鬼長什麼樣子，小夥子看到魔鬼的全身了還是隻看到臉，看上去像什麼，什麼膚色等等。
“提防流言”，我心裡對自己說，瞭望着鄉村周邊的風景。
後來那個營地門衛和一群女人跟着營地又一撥人過來了，這群人中就有失蹤男孩的母親，她還不知道出什麼事了，因為她剛才一直在看電視播出的知識競賽，她逢人就這麼說。
誰下去洞裡過了？那個門衛問。
沉默中有人指了指那個年輕人，他還在草地上躺着。
那個無助的母親走到洞穴口大聲叫着兒子的名字。
沒有任何反應。
她又叫了一遍。
後來洞穴裡傳來吼叫聲，好像那算是回應。
有人臉色開始變得慘白。
大多數人從洞口往回退卻，擔心裡面會忽然伸出一隻模模糊糊的手把他們拽進深淵。
不止一個人說裡面肯定有狼。
沒準是條野狗呢。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煤氣燈和手電跳着恐怖的舞蹈和山麓那道張開的口子争着成為目光焦點。
人們大笑着或者說着加利西亞語，這種語言就像我已切斷了與先人的聯系般早就從我身上連根拔掉，我已忘了它。
大家不停地用顫抖的手指着洞穴口。
憲警還沒有趕到。
現在迫切需要作出一個決定，但這裡一切都亂糟糟的。
後來我發現那個營地門衛腰上系了條繩子，我想他正準備吊下去。
坦白地說，他的行為令我欽佩，我過去向他祝賀。
赫塞·倫多伊羅，律師，詩人，我熱情地握住他的手時這樣自我介紹。
他望着我笑着，好像我們早就認識。
後來在大家的期待中，他開始沉入那個可怕的深穴。
說實話，我和很多聚集在那兒的人都擔心最壞的情況發生。
那個門衛沉降到繩子能夠達到的極限。
這時，我們都以為他會又爬上來，有那麼片刻，我想，他在下面使勁拽着繩索，我們在上面拉着，搜索工作在一連串不光彩的誤會和叫罵聲中擱置下來。
我盡量保持平心靜氣，“加一谷鹽”。
如果我以前沒有法庭工作的經驗的話，那些憤怒的人早把我頭朝下扔進洞穴了。
但是，最後，我還是控制住了。
我們費了不小的勁設法跟那個門衛溝通，破譯分析他在喊叫什麼。
他讓我們把繩子放下去。
我們照他說的做了。
看到剩餘的繩子吞進了深穴，就像一條老鼠尾巴落進蛇的嘴裡，很多人感覺心都快停止跳動了。
我們相告說門衛應該很清楚自己這樣做的後果。
忽然，夜色變得更暗，深穴變得更黑，如果有可能更黑的話，幾分鐘前還在洞口邊緣迅速張望的人已經失去耐心，撤離不看了，因為跌倒然後被裂縫吞沒的可能性跟偶爾犯個小罪一樣大。
裡面傳來的吼聲越來越微弱，好像那個魔鬼帶着兩個新鮮的捕獲品撤退到大地的深處。
不用說這個瘋狂的假設讓我們地面上的人有了放棄的借口。
“生命是短暫的，藝術是永恒的，機遇是會飛逝的，試驗是危險的，揭露是困難的。
”有人不斷地看手表，好像時間在這番曆險中起着多麼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煙，還有人關照着失蹤男孩幾位越來越微弱地歇斯底裡着的女性親屬。
還有人詛咒憲警太拖沓了。
忽然，正當我仰望星星的時候，忽然想到所有這一切跟我在薩拉曼卡大學還是個學法律的學生時讀過的皮奧·巴羅亞的一篇小說極其相似。
那篇小說的标題就叫《深穴》，寫一個放羊小男孩在深山失蹤的故事。
一個年輕人腰上系了根繩子下去搜尋那個放羊男孩，但惡魔的吼叫聲把他吓壞了，他沒找到小男孩又上來了，盡管看不到小男孩，但他痛苦的呻吟聲從外面聽得清清楚楚。
這篇小說以極其無奈的結局告終，恐懼戰勝了愛、責任，甚至血緣的紐帶。
聽完第一個救援的人結結巴巴地講述了一番洞裡的情景後，救援小組中沒人（需要交代的是這個小組由魯莽迷信的巴斯克牧羊人構成）敢下去了，他說看見了惡魔，或者感覺到了，聽到了惡魔，我忘了。
“狂怒總是充斥自身。
”最後，牧人們都回家了，包括那個男孩吓壞了的祖父，整個漫漫長夜（我想是個狂風大作之夜吧），大家就那樣聽着小男孩從洞穴裡發出的哭喊聲。
那是皮奧的小說。
這是一次青春的努力，我想，在這裡，他的精彩叙述并沒有展翅而飛。
但這個故事還是很不錯。
當我身後人類的激情在沸騰，我的眼睛在數着星星的時候，我心裡在想着這些：我身邊這個活生生的故事很像巴羅亞的小說，西班牙還是巴羅亞筆下的那個西班牙，換句話說不計其數的裂縫、洞穴仍然沒有被堵住，孩子們依然一不小心會掉進去，人們仍然吸着煙，麻木不仁得有點過分，憲警在需要的時候就是不肯露面。
後來，我們聽到一聲吼叫，這聲吼叫不是含含糊糊的那種，而是說着話語，好像在說，嗨，上邊的人，雜種們。
幾個異想天開的人卻說，那肯定是惡魔的聲音，胃口還沒滿足，想再帶走什麼人，我們别的人圍聚在深穴邊緣，看到了門衛的手電光，好像消失在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頭腦的黑暗中的螢火蟲微光一般，我們沖着那光問情況是不是還好，但燈光後面傳來的聲音隻說我挺好，我想把繩子給你們扔上去，我們幾乎聽不到有聲音順着深穴内壁傳上來，努力了幾番失敗後，這聲音說要不再扔一條繩子下來，片刻後我們把失蹤男孩拽了上來，他的腰上和腋下都系着繩子。
他的意外出現讓大家高興得報之以眼淚和笑聲的祝賀，我們把男孩身上的繩索解開，然後又把繩索扔下去，那個門衛也爬上來了，之後，現在想來我還挺滿意的，晚上舉辦了一個漫長的派對，“多少黑暗因我們的智慧而走向偉大的幸福”，一場山中的加利西亞人派對，因為露營的人都是加利西亞的公務員或者辦公室職員，我也得到了這些地方人們的歡呼禮遇，大夥都管那個門衛叫智利人，因為他就來自這個國家，他也是辛勞苦楚的加利西亞人的後代，他的姓貝拉諾就表明了這點。
我在那裡又多待了兩天，和那個門衛長談了幾次，主要是我可以跟他交流文學上的疑慮和探索心得。
後來我回到巴塞羅那，那是我最後一次跟他交談，直到兩年後他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才又見到他。
每次見他的情況都差不多，那次他來依然沒有錢，沒有工作，我凝視他良久，心裡琢磨着應該趕他走呢，“永别”，還是給他一文半分的，最後決定選擇後者，我告訴他，眼下隻能讓他在法學院院刊上寫幾篇書評，我負責編輯這個刊物的文學版，寫好後再來見面。
我給了他一本我的最新詩集，告訴他隻許評論詩歌，因為小說評論由我的同事豪梅·約塞普代勞了，他是離婚問題專家，資深的同性戀，在遠離大街的那些低級夜總會的凡夫走卒中被稱作小烈士，大概是考慮到他個頭矮小，相對他的厲害職業又顯得過于柔弱了。
我想這樣說大概不會離譜：我從他的臉上覺察出某種失望，也許因為他希望在我的法學雜志上發表作品，當時這個我還給他提供不起，因為入選作者的标準非常苛刻。
人脈都是靠時間積累的。
巴塞羅那文學界的精英，詩歌界的大腕，都想在我的刊物上露面，我不可能因為暑期的兩天友誼和基本上是泛泛的思想交流，一夜之間面皮軟下來。
“他認為獻祭是榮譽之舉。
” 不妨可以說，那是我跟阿圖羅·貝拉諾第二階段友誼的開始。
我每月見他一次，在我的辦公室，在那裡，我既要踐行文學上的道義，又要與形形色色的官司打交道，在那裡（不同時間）西班牙，甚至拉美最有涵養并且著名的作家、詩人前來拜訪，後者往往是遊覽這個城市時順便來這裡緻敬的。
有那麼幾次，我記得貝拉諾碰到幾個雜志的撰稿人和我的若幹客人，那幾次不期而遇令我頗為不滿。
然而，我徹底沉浸在工作和愉悅中，懶得跟他計較，我也沒注意到這幾次邂逅制造出的背景音，那聲音有點像一隊小車，一群摩托，賓館停車場上車輛的噪音，這聲音仿佛在說當心點，赫塞，好好過你的日子，照顧好你的身體，生命苦短，韶華易逝。
以我的無知，我沒有破譯出其中的含義或者認為這噪音是沖着他來的與我無關，那種逐漸逼近的厄運的噪音，消失在巴塞羅那無邊空曠中的噪音。
這些言語跟我無關，實際上，這些言語寫出來表達給我聽的時候，我想，有關的是他而不是我。
“機遇乃人生諸事之主宰。
” 說來，貝拉諾與這些作者們的邂逅也不乏妙趣。
有一次，我的一個小夥計（他後來放棄寫作，現在已成功地踏入政界）想揍他。
當然，這個夥計并不是當真，但也吃不準，關鍵是貝拉諾假裝沒注意到：我記得他問了些我的作者是否會空手道（他是黑帶級别）諸如此類的事兒，還聲稱自己有偏頭痛，拒絕打鬥。
碰到這樣的場合，我就尋開心。
我說：拜托，貝拉諾，捍衛你的觀點啊，争辯啊，支持這個文學大腕啊，“不是靠着欺騙”，他就說他頭疼了，然後大笑着讓我付他每月在法學期刊上發的文章的稿費，然後就夾着尾巴走了。
我本該懷疑他的那條尾巴。
我本該想想：他夾在大腿間的那條尾巴意味着什麼，“不以情緒，不以私利”。
我本該問問自己什麼動物才會有尾巴。
我本該查查有關的書籍和指南，我本該正确地辨認出那條毛茸茸的尾巴，卡斯特羅維德營地前門衛大腿間夾起的那條尾巴。
我卻沒有這樣做，我還繼續過着自己的日子。
“犯錯乃人之常情，惟邪惡者蓄意為之。
”一天，我上大女兒家，我聽到了某種噪音。
當然，我有一把家裡的鑰匙：那其實就是離婚前我們四個人，妻子、兩個女兒和我住過的公寓。
離婚後我在薩雷亞買了幢房子，妻子在莫林納廣場買了幢閣樓，她跟我的小女兒住一起，我決定把我們以前住的公寓送給大女兒，她本人跟我以及我的雜志的那位主要撰稿人一樣都是寫詩的。
我說了，我有一把鑰匙，但并不經常去公寓，要去的話多半也是拿本書什麼的，或者在那兒開雜志編輯部會。
我一進屋就聽到了那種噪音。
為了顯得與一個父親和現代男人的身份相符，我朝起居室偷偷打量過去時盡量顯得小心謹慎。
沒看見任何人。
那些噪音是從過道裡傳來的。
“想避免被激怒嗎？那就不要好奇。
”我心裡對自己重複了好幾遍。
我在自己昔日的公寓裡蹑手蹑腳地走來走去。
我走過女兒的房間，朝裡望了一眼：什麼人也沒有。
我踮着腳走來走去。
雖然已近中午，公寓裡光線仍然很暗淡。
我沒有開燈。
這時我才意識到那些噪聲是從我住過的那個房間裡傳來的，那間屋子正好還保留着我和妻子離去時的原貌。
我把門打開一半，看見大女兒在貝拉諾的懷裡。
隻消瞥一眼，他對我女兒幹出的行徑簡直讓我驚愕得無法描述。
貝拉諾在我的那張大床的廣闊空間來來回回地拽着她，騎在她身上，把她翻來滾去，兩個人都在兇神惡煞般地呻吟号叫，叽叽咕咕個不停，那猥亵的浪叫讓我直起雞皮疙瘩。
“愛神的千種模式”，我想起了奧維德，可是這聲音也太沖了。
我沒有跨過門檻，站在那裡呆住了，一言不語，好像被咒語鎮住，好像忽然間回到卡斯特羅維德營地，這個新來的加利西亞門衛再次深入到那個洞穴，我和那些辦公室職員再次來到那個地獄的嘴邊。
“重點在于知曉何時說話，何時沉默。
”我什麼也沒說。
我一言不發地順着原路走回去。
但我不能走得離公寓太遠，我女兒的公寓，我的腳步帶着我走進附近一家咖啡店，有人，幾乎可以肯定是它的新店主幹的，已經把這個店改造成一個非常時髦的地方，裡面擺着亮閃閃的塑料桌椅。
我在那兒要了杯咖啡，坐下來思索剛才發生的事情。
我女兒的幻影像一條搖搖晃晃不斷朝我走來的狗，每搖晃一下我就汗流浃背，好像發燒了，于是，我喝完咖啡後又要了杯幹邑白蘭地酒，想看看有什麼更厲害的東西能把我鎮住。
最後，喝到第三杯白蘭地時，我自己控制住了。
“酒後的話就像雨後的草。
” 然而，我内心醞釀的不是話語或者詩歌，甚至也不是一行整齊的句子，而是一種巨大的複仇欲望，那種報複的決心，那種讓那個三流的于連·索雷爾[JulienSorel，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的主人公。
]為自己的傲慢和惡毒付出代價的堅定決心。
“第一杯解渴，第二杯令心愉悅，第三杯是享受，第四杯就是瘋狂。
”第四杯會引來瘋狂，阿普列烏斯說，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那一刻我豁然開朗，這種豁然感現在似乎正向我逼近。
那個女服務員，一個跟我女兒年齡差不多的女孩，從吧台裡面觀察着我。
她對面有個女人在喝蘇打水，大概是個挨家串戶的民意調查員。
她們兩個在興高采烈地聊着天，女服務員一次又一次把目光向我這邊投來。
我擡了下手又要了第四杯酒。
我想說，這個女服務員面帶同情一點都不誇張。
我決定像隻蟑螂般踩死阿圖羅·貝拉諾。
連續兩個星期，我在匪夷所思的時刻搖搖晃晃地出現在自己的舊公寓，我女兒的家裡。
我碰到他們在一起總共有四次。
兩次在我卧室，一次在女兒房間，一次在主人衛生間。
最後這次我沒看見他們，卻聽到了聲音，不過，另外三次我都親眼目睹了他們可怕的猥亵行徑，放蕩至極，無恥之尤。
“愛和咳嗽都無法避免”，難道這就是他們相愛的感覺嗎？我不止一次地這樣問自己，特别是仿佛在某種神秘力量的驅使下，我有義務見證的那些說不出口的行徑結束之後，狂熱地從自己的公寓裡跑出來，我總是這樣問自己。
那就是貝拉諾對我女兒的愛嗎？那就是我女兒對那個于連·索雷爾的廉價仿冒品的愛嗎？“愛是嫉妒的交織”，我說或者喃喃自語着，這時我豁然明白，覺得自己的舉動更像個滿懷嫉妒的情人而非嚴厲的父親。
可我不是一個充滿妒意的情人。
那我到底是什麼感覺呢？“愛情使人瘋癫。
”情人，瘋子，柏拉圖式的愛人。
為了未雨綢缪，我決定先以自己的方式來個試探，給他們最後一個機會。
我害怕的事情終于來了，女兒愛上了這個智利人。
你能肯定嗎？我問她。
當然肯定了，她說。
你們兩個打算怎麼辦？什麼也不幹，爸爸，我女兒說，在這種事情上，她一點兒都不像我，事實上幾乎完全相反。
歸根結底她像媽媽那樣是個實用主義者。
不久，我又跟貝拉諾談了。
他像每個月那樣如期來到我辦公室，給法學院院刊送來一篇詩評，順便拿他的稿酬。
所以，貝拉諾，我讓他來到面前時說，我讓他坐在一把低椅子裡，他已經被我的各種證書的法律重壓以及裝飾着我那張五十平方英尺的結實的橡木桌子的偉大詩人的銀邊相框閃亮的重量徹底擊潰了。
我說，我想你也該來一次飛躍了。
他不解地望着我。
質的飛躍，我說。
我們兩個都沉默了片刻，後來我解釋了自己的意思。
我要他（這是我的希望，我說）由法學院院刊書評人轉為我的雜志的定期撰稿作者。
我記得他留下的惟一的評論隻有一個非常微弱的“哇”字。
你最終會明白，我說，這是我肩上的一個重大職責。
雜志的聲譽日盛一日。
撰稿人包括衆多著名西班牙和拉美詩人。
我想你已經讀過了，所以，你應該注意到我們發表過佩佩·德·迪奧、厄内斯蒂納·布斯卡爾勞和馬諾洛·卡西疊戈·希亞雷等人的東西，更不要提我們固定撰稿人團隊中的新銳了，如加布裡埃爾·卡塔魯納，他絕對有希望成為我們都期待的偉大的雙語詩人，還有拉斐爾·洛格羅諾，一個非常年輕但很有力量感的詩人，還有伊斯梅爾·塞維利亞，精緻而優美，還有埃塞基耶爾·巴倫西亞，既燃燒着熾烈的熱情又具有冷靜的知性，能寫出最狂熱的現代十四行詩的當代西班牙詩人，當然，最後需要特别一提的還有我們詩歌評論的兩位鬥士，幾乎從來都那麼冷酷無情的本尼·奧爾格西拉斯，以及奧托諾馬大學的教授、1950年代詩歌的研究專家托尼·梅利拉。
他們全都是人物，我最後總結說，我以他們為榮，他們的名字注定要在我國（你們稱之為祖國）文學功勳之列閃光，這個國家向你張開了雙臂，你将跟他們一道工作。
後來我就不說話了，我們凝視了對方一會兒，或者毋甯說主要是我凝視着他，從他臉上搜索着能透露出思想活動的蛛絲馬迹，貝拉諾看着我的那些照片，我的藝術品，我的證書，我的繪畫，我收藏的手铐和腳鐐，這些鐐铐大多數是1940年以前的東西（這一藏品經常激起客戶的興趣和輕微的恐懼感，我的法律界同仁則拿它們開些無聊的玩笑或者說三道四，前來拜訪我的詩人們則欣賞備至），打量着幾本放在辦公室、精心挑選的著作的書脊，大多是19世紀西班牙愛情小說的初版。
我說過，他的目光從我的藏品上溜過去，像隻高度緊張的小耗子。
你覺得怎麼樣？我大聲問。
這時他看着我，我忽然覺得我的問話像落在休耕多年的土壤上了。
貝拉諾問我打算給他多少錢。
我看着他沒有回答。
這個一心想發迹的人已經在計算他的進項了。
他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看着他，面上毫無表情。
他結結巴巴地問報酬是不是跟法學院的院刊一樣。
我歎了口氣。
“應對那些确定能夠為你服務的人有所要求。
”他凝視的目光完全像一隻驚恐的耗子。
我不付稿酬，我說。
隻有那些最偉大的人，聲名顯赫的人，具有影響力的人才會有稿酬。
目前，隻能給你布置些書評來寫寫。
這時他搖了搖頭，好像在背誦似的說：“公民們，首先要獲得金錢，其次是道德。
”完了，他說他會考慮的，然後就走了。
他關上門後，我用雙手捂住臉，保持這個動作待了會兒，想了想。
說句心裡話，我不想傷害他。
仿佛在沉睡，仿佛在做夢，仿佛重新發現了真正的自我：我成了一個巨人。
醒來後我步行到女兒家，準備來場父女間的長談。
我跟她可能已經有些時日沒有交談過了，沒有傾聽過她的害怕、她的關心、她的疑慮。
“父親的小懲對大錯誤是足夠的。
”那天晚上我們在普羅文薩大街一家不錯的飯店共進晚餐，但我們隻談文學，我心中的那個巨人開始完全遵照我的期望代我行事了：它氣質優雅，舒泰開心，善解人意，滿懷憧憬，熱愛生活。
第二天我去看小女兒，帶她上拉弗洛雷斯塔大街一個朋友家裡。
這個巨人開車時小心翼翼，不時妙語連珠。
分别時女兒在我臉頰上吻了吻。
這還隻是剛剛開始，但是在内心，在我頭腦燃燒的救生筏上，我已經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新态度取得療效了。
“人往往死于自己缺乏生存意志上。
”我愛女兒們，但我知道我瀕臨失去她們的邊緣。
我想，也許她們孤獨的時間太久了，跟媽媽一起度過的時間太久了，那個沉溺于肉體放縱的水性楊花的女人，現在這個巨人需要現形，說明他還活着，在惦念着她們，就是這樣。
我惱火（也許隻是遺憾）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居然沒有早點來做。
這段時間，這個巨人的出現不僅僅是幫我改善了跟女兒們的和睦關系。
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日常在公司跟客戶打交道時也有了顯著變化：這個巨人不再害怕任何東西，他大膽無畏，頃刻間就能冒出意想不到的策略，他可以閉着眼毫不畏懼地在棘手的法律難題中馳騁，沒有絲毫猶豫。
更不要說跟文人們打交道了。
這一切全仰仗那個巨人，我意識到這點時感到由衷地喜悅，它崇高、莊嚴、聲若洪鐘，肯定和否定永遠都那麼明确，它是生命之泉。
我不再窺探女兒和她那個倒黴的情人了。
“能恨，則恨，否則，愛之。
”而且我的權威全部分量在貝拉諾那兒頹然卸卻。
我又平心靜氣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期。
現在我又開始琢磨那些自己本該寫出來卻沒有去寫的詩歌，這讓我立刻既想笑又想哭。
不過，當時我并沒有一個勁兒地琢磨自己能寫出來的那些詩歌：我就那麼寫着，或者我認為我就那麼寫着。
那段時間我還出了一本書：我找到一家那年頭很有頭臉的出版社出了我的書。
當然，費用全由我自己掏了。
出版社隻負責印刷和發行。
“一個人有多忠心，主要看他有多少錢。
”那個巨人并不擔心錢。
相反，他賺錢飛快，又大肆揮霍，他無畏無懼又毫不羞恥地操縱着金錢，擺出巨人應有的派頭。
說到錢，我自然有許多難以磨滅的記憶。
那些記憶像雨中的醉漢或者雨中的病人般刻骨銘心。
有一度我的錢成為别人開玩笑和嘲弄的對象，我知道。
“銀子沒有金子貴重，金子沒有道德貴重。
”我知道，有一段時間，在雜志運營之初，我那些年輕的合作者都嘲笑我的錢的來曆。
據說，你用從奸商、貪污公款者、毒品販子、殺害婦女兒童的劊子手、洗錢者、腐敗的政客那裡得來的錢給詩人付稿酬。
我從不屈尊理睬這些诽謗。
“過多的謠言是因為人們無法否認它。
”總得有人要為殺人犯、詐騙犯、想離婚但不想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妻子的人辯護，總得有人出來為他們辯護啊。
我的公司就是為這些人提供辯護的，這個巨人為他們免除罪責，給他們一個公道的價格。
這就叫民主，你們這些傻瓜，我告訴他們，你們該到明白的時候了。
無論為好還是為壞。
我沒有用賺來的錢去買遊艇，而是辦了份雜志。
可我知道這筆錢讓巴塞羅那和馬德裡的某些年輕詩人感到良心不安，我要有閑暇工夫，我會悄無聲息地走到他們後面，用指尖輕輕戳一下他們的脊背，我的手指甲修得完美無比（現在不行了，因為我的指甲已經參差不齊），在他們的耳邊輕聲說：“沒有臭味。
”這筆錢的味道不難聞。
在巴塞羅那和馬德裡的便池裡掙的子兒味道不難聞。
在紮拉戈紮的廁所裡掙的錢不難聞。
在比爾堡的陰溝裡掙的錢不難聞。
就算有味道，那也是錢的味道。
它們散發的是巨人拿自己的錢經營自己夢寐以求的事業的味道。
到時候那些年輕詩人終将懂得這個道理并點頭稱許的，縱然不完全贊同我的話，縱然不理解我刻意要咚咚咚地敲進他們小小的榆木腦袋裡的精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訓誡的每個細節和标題。
如果誰不明白，我對此表示懷疑，等他們看到自己的作品發表了的時候，等他們聞到剛剛印出的紙頁散發出新鮮的味道的時候，等他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封面上或者目錄裡的時候，他們自會明白。
那時他們才會略微品嘗到一點金錢的真正滋味：就像權力，就像一個巨人優雅的風度。
那時玩笑就會減少，他們都成熟長大了，就會追随我。
除了阿圖羅·貝拉諾，所有的人都會追随我，他不追随我是出于那個自己莫可名狀的簡單原因。
“神強烈報複那些追趕驕傲的人。
”那些曾經追随我的人都開始了自己的文學事業，或者鞏固已經開始但還處于萌芽狀态的事業，阿圖羅·貝拉諾是例外，他把自己埋藏在一個萬物都已發臭的世界，一個萬物都散發着屎尿、腐爛、貧窮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個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在那裡惟一不發臭的就是我女兒的肉體。
我都不想動根指頭去結束他們那有悖自然的關系，但我會等待時機。
有一天我發現（不要問怎麼發現的，我忘了），連我的女兒，我美麗的大女兒，身上都開始散發出那個倒黴的卡斯特羅維德營地前門衛的味道。
她的嘴巴開始有味兒了。
那股味道已經滲透進那個可憐的營地前門衛住的公寓的牆壁。
我的女兒，我不許任何人質疑她的健康狀況，開始頻頻刷牙：起床後刷，上午刷，午飯後刷，下午四點鐘刷，七點鐘刷，晚飯後刷，上床前刷，但還是擺脫不掉那股味道，無法清除或者掩藏那個門衛散發出的味道，或者嗅着像個被逼到絕境的動物發出的味道，我女兒還在刷牙的間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來洗牙，但那股味道仍然頑固不去。
那股味道消失片刻後又會其不意地出現：淩晨四點鐘，在那個門衛的破爛大床上，當他在睡夢中轉向我女兒操她的時候。
這是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味道，在他的耐心和老練手法之下碎散出來，那是金錢的味道，那是詩歌的味道，甚至可能是愛情的味道。
我可憐的女兒。
那是我的智齒在作怪，她說。
我可憐的女兒。
那是我長出的最後一顆智齒。
這才是我嘴裡有股味道的原因，面對那個營地門衛日益強烈的冷漠，她常常這樣來給自己開脫。
她的智齒！“他從不說那是自然的情況，而說是另一種智慧。
”一天，我請她吃晚飯。
隻請你一個，我說，盡管那時她跟貝拉諾幾乎不見面了，但我還是講得很開：隻請你一個，寶貝。
我們一直散步到淩晨三點。
我聊到巨人正在照亮的那條道路，那條通向真正的文學的道路。
她說到自己的智齒，說到那顆正在長出的智齒在舌尖上積澱出的嶄新的語言。
不久，在一次文學聚會上，貌似無意而且好像是順便，我女兒說她跟貝拉諾徹底決裂了，而且經過深思熟慮，她不能忍受看到把貝拉諾納入雜志傑出評論家團隊後帶給他的誘人前景。
“真相的獲得并不是依靠時間累積的智慧。
” 寶貝太天真了！那一刻我多想告訴她，貝拉諾從來就沒有進入過這個團隊，隻要翻翻最新的十期雜志就一目了然。
但我什麼也沒說。
那個巨人擁抱了她，原諒了她。
生活還要繼續。
“時間飛逝，日日夜夜。
”于連·索雷爾已經死了。
大約在那段時間，阿圖羅·貝拉諾永遠走出我們的生活幾個月之後，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又一次聽到卡斯特羅維德營地的那個深穴的嘴裡傳出的吼叫聲。
“憤怒總是被自身左右”，如塞内加所說。
我醒來時渾身瑟瑟發抖。
我記得那是淩晨四點，我沒有繼續睡，而是從書房找來皮奧·巴羅亞那篇叫《深穴》的小說，完全不知為什麼要讀這篇小說。
太陽出來之前我已經讀了兩遍，第一遍讀得很慢，還籠罩在睡眠的迷霧中，第二遍讀得極快，又重溫了某些讓我茅塞頓開和不太理解的片段。
我眼裡滿含淚水，試着讀第三遍，但極度的疲憊向巨人襲來，我坐在書房的椅子裡睡着了。
我醒來時已是早上九點，全身的骨頭疼痛不已，我至少縮了十英寸。
我沖了個澡，抓起皮奧的書，就去了辦公室。
這裡，“未經過艱苦之努力便未能成就人生之偉大。
”處理了幾件急事後，我傳令不許任何人打擾我，然後再次沉浸到《深穴》的孤獨之中。
我讀完後閉上眼，想到了人的恐懼。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爬下去救那個男孩呢？我問自己。
為什麼連他的祖父都害怕呢？我質疑。
如果他們認為孩子已經死了，為什麼沒有人下去尋找孩子的屍體呢？我問。
真是該死！後來我合上書，像一頭困在籠子裡的獅子般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最後實在無法忍受了，倒在沙發上緊緊地蜷成一團，讓自己的律師之淚、詩人之淚、巨人之淚一下子傾瀉而出，混着熾烈的濁流傾瀉而出，我沒有因此而鎮定下來，反而把自己推向那個深穴之嘴，那個大張着的裂縫的邊緣，那條裂縫我看得越來越清楚，雖然我已淚水漣漣（好像給辦公室裡所有的東西都蒙上了一層紗布），我把這道裂縫——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這與我的心緒并不相投——與一張沒有牙的嘴，一張滿是牙的嘴，一種凝固的微笑，一個少女張開的陰門，一隻從大地深處探望着我的眼睛，聯系起來。
那隻眼睛，從某種黑暗的意義上而言，顯得天真無邪，因為我知道，它覺得沒人看得見自己，隻要它也看不見任何人——這當然很荒謬，因為不可避免：它那樣不停地注視時，巨人們或者像我這樣的前巨人們也在看着它。
我不知道那樣躺了有多久。
後來我起身走進衛生間洗了把臉，通知我的秘書取消當天的所有會客安排。
此後的幾個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場夢中，我一如既往，無論做什麼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經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開始喜歡從旁觀的立場審視自己，“考量自己”，憐憫自己，用最嚴厲的語言批評自己，嘲笑自己荒謬的循規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辭，我知道這些不會給我帶來任何實際的意義。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從前的那些雄心壯志何其徒勞，那些雄心壯志曾經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宮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學的懸崖邊緣旋舞。
“有時，眼淚擁有語言的重量。
”我覺得阿圖羅·貝拉諾在見到我的刹那間就看出了：我是一個可怕的詩人。
至少愛情方面還很正常，我是說還能提起興緻，但差不多已經品嘗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愛，我不想看着自己在當時結識的哪個女人無助的肉體上操動（可憐無辜的人啊！）。
我很快就擺脫了她。
我慢慢開始更喜歡在酒吧或者通宵夜總會裡撿來、讓我心旌搖蕩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無恥地炫耀我那個年邁巨人的權力。
有時，對不起這樣說，心想如果這樣的人是我女兒多好啊。
我不止一次在虛拟的情景中讓這一願望變成現實，我為此痛苦至極，有時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躍，盡管出于對鄰居的尊重，我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無論如何，“愛不喜無用之物”，我跟許多女人睡過覺，讓她們開心（我曾經把這種禮物獻給年輕的詩人們，現在開始送給那些輕浮放蕩的女孩了），而她們的開心又會延緩我不開心的到來，每當要睡覺和做夢，或者夢見自己在做夢，夢見從加利西亞的某個地方的某個洞穴的肚子裡傳出的哭喊聲，我就開始不開心了，而夢中的加利西亞本身就像一頭野獸的肚子，這頭野獸在燃燒的天空下痛苦地張着一個巨大的綠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遠不會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會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燒焦了的世界，有時還會夢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亞被殺了，有時它的殉難背景又在巴斯克的鄉下，在阿斯圖裡亞斯、阿拉貢、甚至安達魯西亞！我記得，夢中我來到巴塞羅那避難，那是一個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羅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瘋狂折騰，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難以恢複正常。
誰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問自己。
當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裡時，誰讓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們遭遇到的不可預料之事總是多于希望之事。
”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是那個巨人。
有一度，我嘗試就寝時不必睡着。
隻閉上一隻眼睛。
偷偷地溜進夢眠的後街。
可是任憑如何努力，我還是被帶到那個洞穴的唇邊，“沒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後站在那兒聽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發出的鼾聲，順着微風從街上飄進來的遙遠的噪聲，來自過去的沉悶的響聲，那些吓壞了的營員們毫無意義的說辭，那些圍着洞穴轉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們的腳步聲，那些宣告營地來了援救力量的聲音，一個母親的哭泣聲（有時它竟變成我母親的哭聲），我女兒含混不清的言語，那個門衛下去搜尋男孩時像斷頭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聲音。
一天，我決定去尋找貝拉諾。
我是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為了自己的健康。
1980年代，他的祖國大陸經曆的災難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絲痕迹地把他吞沒了。
那個正确時代或者民族的詩人們，那些也許知道自己生活在哪裡或者該幹什麼的詩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到我雜志的辦公室來，但事實上，随着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名字已經淹沒無聞。
“時間可以淹沒一切。
”那時已經我寬恕了他和我女兒的事，我在安普爾丹打聽一個地址，别人責備地看了我一眼。
那是一幢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人住過的房子。
在某個絕望到極點的夜晚，我甚至給卡斯特羅維德營地打了電話。
這家營地已經關閉。
過了些時日，我想我已經學會跟那個瘋狂巨人以及夜複一夜從洞穴裡傳來的嚎叫聲和平相處。
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參與了些許，得感謝那些放蕩女孩），在雜志的發展過程中，在因為我是一個加利西亞移民而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總是給予我某種官方榮譽時，我力求平心靜氣，如果不是平心靜氣，那就是心不在焉。
“你不喜歡的國家，你便不會把自己交給他。
”在跟詩人們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認可的過程中，我力求平心靜氣。
可我最終沒有找到這種境界。
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獨和敵意。
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們想得到天鵝絨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經五十開外了！），我找到的是來自卡斯特羅維德營地的職員，他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盯着我，面對那樁無法挽救的事件時恐懼萬分的加利西亞人，他們隻會讓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這場沖突的新雜志，它們的存在讓我的雜志處于永久的危險之中。
我在尋找心靈的甯靜，可是卻沒找到。
那時，我想，皮奧的小說我已爛熟于胸，“對書本亦應有所節制”，可我還是一無所悟。
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還在平庸的現實世界裡打發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毀滅之地。
我終于染上一種緻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
在為了重新赢得已經喪失的身份進行最後的搏擊時，我想确保讓他們把巴塞羅那城市獎頒發給我。
“多關注名譽，少關注品性。
”了解我健康狀況的人以為我這是想趁自己還活着的時候獲得死後才會得到的承認，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艱難的使命。
我隻想本色地而不想聽着深穴邊的動靜死去，加泰羅尼亞人隻懂得對他們路子的東西。
我立了份遺囑。
我把自己的世俗财産分給了家裡的女人和兩個我深愛的放蕩女孩，這筆财産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巨大。
我不願想像女兒們發現自己必須與兩個街頭女郎分享我的金錢時臉上露出的那副表情。
“一如吸食毒品。
”然後，我坐在黑洞洞的辦公室裡，看着柔弱的肉體和堅強的思想從我面前經過，仿佛出現在一幅立體畫中，仿佛彼此厭惡着對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見堅強的肉體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經過，這是另外一對夫婦，我看見他們在一個很像城堡公園（盡管有時它更像丘塞佩·加裡鮑爾迪廣場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園）的園子裡漫步，很疲憊但仍然堅持不懈，邁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籠罩着可怕的尊嚴的光環，堅強肉體和柔弱思想從右走向左，柔弱肉體和堅強思想從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過時他們會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來，打招呼是出于禮貌或者别的時候散步時認識了的緣故，那種相識可能很淺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說話吧，對話是打開任何大門的鑰匙，“話如泉湧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堅強思想隻是點點頭，也許他們的配偶隻是用眼皮鞠個躬（眼皮是不會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訴我，但他完全錯了，眼皮當然會鞠躬，眼皮還會下跪呢），驕傲得像母狗，柔弱肉體和強壯肉體，一起沉入命運的嚴峻考驗，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這樣講完全不知所雲，但是溫柔得像在山腰失蹤的母狗。
後來我住進巴塞羅那的一家醫院，再後來又轉到紐約的一家診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處加利西亞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種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羅馬去旅行，在那裡住進我朋友克勞迪奧·帕勒默·裡茲醫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業餘時間寫詩）的英倫醫院，經過數不清的化驗和侮辱（跟在巴塞羅那和紐約的遭遇一樣），診斷結果是我隻有幾天日子可活了。
“誰挖洞，誰便栽進去。
” 于是我就到這兒了，再沒有力量返回巴塞羅那，也沒有勇氣永遠地離開醫院，盡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齊出去，在羅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見識時很欣賞的月光，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那時我天真地以為這月光很開心、永遠不會迷茫，而今天我隻能用陣陣歇斯底裡的懷疑回憶了。
我的腳步引領着我，堅定有力，沿着克勞迪娅街走到羅馬競技場，然後沿着黃金宮大街走到梅塞納特街，然後向左轉，經過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諾浴場繼續走去，就在這裡我步入了地獄。
“走向了毀滅。
”這時我聽到好像從那個深穴的嘴裡放出的類似陣陣狂風的嚎叫聲，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蘊藏的語言含義，但一無所獲，任憑我如何努力。
有一天，我跟克勞迪奧談起這事兒。
醫生，我說，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幻覺。
你看見什麼了？這位詩人醫生問。
倒沒看見什麼，全是幻聽。
那你聽見什麼了？這位肅穆的西西裡後裔問，看上去心情明顯釋然。
嚎叫聲，我說。
嗯，考慮到你的健康狀況和敏感，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說屬于正常。
稍安勿躁。
無論如何，我沒有把自己經曆過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訴這個無動于衷的克勞迪奧。
“無知令人盲信，多識引發恐懼。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家裡人還不知道我的健康狀況。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我嚴禁家人來看望我。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絕對有把握自己不會死在他的醫院裡，會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諾公園裡，掩藏在灌木叢中。
我能拖着身子，我能憑着自己的力量來到我最後栖身、滿是樹葉的隐蔽之地嗎？别人，如羅馬的惡棍，羅馬的妓女，羅馬的精神變态狂，會在燃燒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屍體，湮沒他們的犯罪證據嗎？無論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園。
我知道這個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從黃金宮釋放出來并在整個羅馬彌漫開來的嚎叫聲收縮掉，那猶如一團不祥的黑雲的嚎叫聲，我知道這個巨人會說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這個孩子，我知道不會有人聽到他的懇求。
詩歌就到此為止吧，這個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惡毒皇後耶洗别[Jezebel，腓尼基的公主和以色列國王亞哈之妻，行為殘忍而放蕩。
]。
“聞起來有股燃燒燈油的味道[原文是Oletlucernam，指叙述起來冗長乏味。
]。
”現在還是講一兩個笑話的好，但此時此刻我隻能想到一個，隻能想到一個。
而且，還是一個加利西亞人的笑話。
也許你已經聽說過。
一個人行走在森林中。
比如我，走進一片像特雷安諾公園或者特雷安諾浴場這種地方，但面積比它們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過破壞。
這個人走進森林去散步，我也走進去散步，從這片森林穿越過去，途中我碰到五萬個加利西亞人，他們邊走邊哭。
我站住（一個和藹的巨人，一個最後一次顯得有趣的巨人）問他們為什麼要哭。
一個加利西亞人停下說：因為我們太孤獨了，我們迷失了方向。
21 丹尼爾·格羅斯曼，坐在阿拉米達的一把條椅上，墨西哥城聯邦區，1993年2月。
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的情況，打聽諾爾曼·博爾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裡，在做什麼。
他父母告訴我，他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書，他大量的時間都待在安格爾港附近租的一個地方，那裡沒有電話，他窩在裡面寫作、思考。
後來我又給其他朋友打了電話。
我詢問了許多事兒。
我常出去吃晚飯。
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勞迪娅的關系已經結束了。
現在諾爾曼一個人生活。
一天，我在一個畫家那裡見到克勞迪娅，我們三個人，克勞迪娅、諾爾曼和我，少年時代就認識這個畫家。
我推算，那時這個畫家頂多隻有十六歲。
那時我們都說他将來會很了不起。
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這是為了給我接風，為了歡迎我長久别離後又回到墨西哥，後來，我和克勞迪娅走到露台上，我們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
克勞迪娅還是那麼迷人。
還記得這個傻瓜怎麼經常發誓說他比帕倫還出色嗎？結果比奎瓦斯還差勁！我不知道克勞迪娅此話是否當真，她從來都不喜歡奎瓦斯，但她經常見這位畫家，亞伯拉罕·曼蘇爾，亞伯拉罕在墨西哥藝術界已經頗有名氣，他的畫遠售美國，但肯定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前途無量的孩子，那個我和克勞迪娅、諾爾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認識的孩子，想起他來我們都感覺有些微屈尊，因為那時他比我們還小兩三歲，那個年代，作為藝術家的化身或者藝術家的領頭人，差幾年時間是有區别的。
總之，克勞迪娅已經不再那樣看他了。
我也如此。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不指望他有什麼大出息了。
看他那圓圓胖胖的樣子，不就一個墨西哥猶太小矮個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錢罷了。
其實，他跟我這個高高瘦瘦的失業猶太人沒什麼兩樣，跟美豔奪目的阿根廷後裔、墨西哥猶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畫廊做公關的克勞迪娅沒什麼兩樣。
大家都大睜着眼睛，困鎖在一個黑暗的過道口，動也不動，就那麼等着而已。
當然這樣說也許稍嫌誇張了。
那天晚上，至少我沒有求全責備或者批評、取笑這位畫家，他好心好意邀請我吃晚飯，盡管請我過去純粹是為了炫耀，席間談論的全是他在達拉斯或者聖地亞哥舉辦的畫展，聽人說這些城市現在差不多已經屬于墨西哥了。
後來我和克勞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個律師，可能比她大十歲甚至十五歲，離過婚的，孩子已經上大學了，是一家德國公司駐墨西哥分部的頭兒，對一切都顯得憂心忡忡的。
我忘記克勞迪娅對他的昵稱了，不久，他們又分手了。
克勞迪娅過去就是這樣，現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沒一個能維持一年以上的。
我們其實很少交流。
我們從不說嚴肅的事兒，從不過問彼此本該過問的事兒。
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飯菜，吃得津津有味，這位畫家和他的朋友們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裡，我還記得克勞迪娅的笑臉、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離沒有我想的那麼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諸事都辦妥了。
沒過多長時間，我就去了趟安格爾港。
我是乘巴士去的，從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後又換另一條巴士路線到安格爾港，終于到那兒時我已很疲憊，渾身疼痛，隻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覺。
諾爾曼住在城鎮的邊緣，在一個叫拉洛馬的小區裡。
那是一幢兩層的樓房，基底是水泥塊，上面是木結構，屋頂鋪着瓦，帶一個長滿枝繁葉茂的九重葛的小院。
當然，諾爾曼沒想到我會來，但是我們相見時，我感覺他是惟一對我歸來覺得很開心的人。
自從踏進墨西哥城機場後一直想揮去的那種疏離感，随着巴士不斷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覺間淡化了，我釋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會改變。
可是，我還不清楚如果這些變化真的出現了，是好還是壞，但幾乎所有的改變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
諾爾曼的款待是那麼慷慨，我們在海邊泡了五天，在後廊挂在釘子上的吊床的陰涼中看書閱讀，吊床一點一點滑落下來，最後我們的脊背都觸着地闆了，我們喝了很多啤酒，繞着拉洛馬一個懸崖林立的地帶漫步了很長時間，有時還關進海濱森林邊的漁民小屋，盜賊随便一腳踢開道牆就能闖進那種小屋。
我們敢說這一腳能踏出一個洞或者讓整座小屋轟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盡管我隻是此刻才忽然想到這點，它讓我老覺得很好笑，倒不是因為不安全或者簡陋，而是因為某種隐隐約約的關心和預感，我也許沒說太清楚。
諾爾曼管這兒叫“度假勝地”，可在我逗留期間，沒見一個人影上這兒的海邊來遊泳。
那裡的水很硬。
白天其他時間我們都用來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國事，我們的角度雖然與衆不同，但在我們看來現實似乎同樣古怪，聊完後諾爾曼又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寫一篇論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學派》雜志上發表。
現在想來，我覺得其實我們沒有怎麼交談。
就是說我們很少談論自己。
某天晚上我可能談到過自己的情況。
我可能給他講了自己的經曆，在以色列和歐洲的生活，但我們從來沒有互相交流着那樣聊天。
我在那裡待到第六天後，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們出發去墨西哥城。
星期一諾爾曼得在大學上課，我得找工作。
我們開着諾爾曼的白色雷諾牌小車離開安格爾港，這輛小車隻有當他去瓦哈卡時才會使用，因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歡乘公交車四處漫遊。
我們談起尼采的《道德譜系》，諾爾曼每次重讀都會發現（令他感到沮喪）這位哲學家和很快掌握德國政權的納粹之間有着越來越多的共同點。
我們談論天氣，談論季節，我們談論我已經疏遠但還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聯系的人，我說會想念他們，而諾爾曼安慰我說我很快就會忘掉。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聊起了克勞迪娅。
我隻知道我之所以意識到這點，是因為後來我什麼也不說開始聽他講了。
他說他們之間的關系自從他開始在大學工作後很快就結束了，這個我已經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沒有大家預想的那麼嚴重。
你也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他說，我說是，我知道。
他又說從那時起他跟女人的關系就比較冷淡了。
說完他笑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大笑的樣子。
路上看不到一輛車，隻有樹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諾車從空氣中切穿過去的聲音。
他說他還跟女人睡覺，或者說他還喜歡跟女人睡覺，但在某種意義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多了。
都有什麼問題啊？我問。
多了，很多問題，諾爾曼說。
難道興奮不起來嗎？我問。
諾爾曼笑了。
是嗎，硬不起來嗎？我說。
這隻是一種症狀，他說，還算不上問題。
這等于回答了我的問題，你興奮不起來。
諾爾曼又笑了。
他把車窗降下來，風撲吹着他的頭發。
他的膚色曬得黝黑。
他好像還挺開心。
我們兩個都笑了。
有時我确實硬不起來，他說，不過“硬起”這算什麼話啊？不，是偶爾硬不起來，但那隻是一種症狀，有時連症狀都不是。
有時這不過是個玩笑，他說。
我問他這段時間是不是沒有找過任何人，這似乎是個自問自答的問題，諾爾曼說找過，在某種意義上找過，但他和這個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關系不要發展得太快了，這是一種建立在冰上的關系。
這女人是個離了婚的哲學教授，帶着兩個孩子，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我想像她長得很醜，或者至少沒有克勞迪娅漂亮。
後來他又談起孩子來，一般意義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爾港的孩子，問我覺得安格爾港的孩子怎麼樣，其實我絲毫不曾想過我們正抛在身後的這個鎮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說，我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這時諾爾曼盯着我說：每當想到他們，我就放不下。
就是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老萦繞着我。
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會出事的。
但我什麼也沒說。
我沒有說：當心點開，我沒有說：諾爾曼，然後呢？而是看着風景：樹木、雲朵、群山、連綿的山丘、回歸線，諾爾曼已經在說别的事兒了，克勞迪娅做過一個夢，什麼時候？不久前，一天克勞迪娅大清早來電話給他講這個夢。
這說明他們還是挺親密的朋友。
你知道夢見什麼了嗎？他問。
夥計，你為什麼要我替你解析這個夢呢？這個夢跟色彩有關，背景是一場戰役，一場逐漸平息的戰役，怎麼解釋都可以。
但諾爾曼卻說：她夢見了我們不曾有過的孩子。
去死吧，我說。
這就是這個夢的意思。
那麼照你說，這場逐漸平息的戰役就是你們還沒有生下來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諾爾曼說，那是一場影子戰鬥。
那顔色是怎麼回事呢？那是殘留物，諾爾曼說，一種劣質的殘留物的結晶。
後來我又想起那個畫家和他的抽象畫，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告訴諾爾曼（我肯定在安格爾港跟他讨論過這個）那個惡心鬼亞伯拉罕·曼蘇爾在各種小團體中玩得很開，我也許是想換個話題，也許因為當時隻能說這個，刹那間，我覺得說什麼都沒有意義，因為掌握話語主導權的是諾爾曼，我再說什麼都無法改變這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小車速度已經超過八十英裡，上了沙漠路。
你看到過他的畫嗎？諾爾曼問。
看過一點兒，我說。
你覺得怎麼樣？諾爾曼問，好像我們在安格爾港說過的一切都已忘記。
還不錯，我說。
克勞迪娅覺得怎麼樣呢？她沒有跟我說起過自己的想法，我說。
我們這樣聊了會兒。
諾爾曼開始談起墨西哥繪畫、公路狀況、大學政治、夢的解析、安格爾港的孩子們、尼采，我隔很長時間才插句單音節詞的評論，問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隻想盡快趕回墨西哥，這一輩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這時諾爾曼說：烏裡塞斯·利馬。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利馬嗎？我當然記得，怎麼會忘了他呢？諾爾曼說：最近我老想到他，聽上去好像烏裡塞斯·利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馬不過是個短暫的插曲，而且當時還是一個惱人的插曲呢。
諾爾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擠一下眼或者會心地看一看他，我卻隻說了句，看着路面，小心點，因為小車正向左邊偏過去，我們已經上了馬路牙子，但諾爾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盤，又把我們弄到公路中央，繼續向前奔馳，我又盯着他說：那時覺得怎麼樣呢，烏裡塞斯·利馬跟我們在特拉維夫度過的那些日子？諾爾曼說：你沒注意到有什麼異常嗎？有什麼非同尋常之處？這個極端正常的諾爾曼。
我說：一切都很正常！因為烏裡塞斯就是這樣的人，而且我們私下都希望他那樣呢。
諾爾曼不這樣想，他跟烏裡塞斯不是朋友，隻知道他的聲名，而我和克勞迪娅，當時我們想将來會成為作家，而且為了屬于那個本質上很可憐的團體，本能現實主義者，願意獻出一切。
青春就是一場騙局。
這時諾爾曼說：這跟本能現實主義毫無關系，傻蛋，你什麼都不明白。
我說，好吧，那跟什麼有關系？我松了口氣，諾爾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說：跟生活有關系，跟我們不知不覺失去的一切有關系，跟我們可以重新獲得的一切有關系。
我們能重新獲得什麼呢？我問。
我們失去的啊，諾爾曼說，我們可以原封不動地重新獲得它。
要理論起來很容易，但卻我打開窗戶，讓暖風吹拂着頭發。
樹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從路邊閃過。
我們能重新獲得什麼呢？我想，我忽然意識到我們的行駛速度越來越快，而直線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擔心，也許因為諾爾曼開車向來很小心，他還能講話，還能看着我，還能在置物盒裡找香煙點上，甚至不時地向後面瞥一眼，從不把腳從加速器上拿開。
我們可以重新回到我們那場遊戲，隻要我們願意，我聽到他說。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跟我們在特拉維夫待過的那些日子嗎？當然記得，我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來特拉維夫嗎？該死的烏裡塞斯，我當然知道：因為他愛着克勞迪娅，我說。
他瘋狂地愛着克勞迪娅，諾爾曼糾正我說，瘋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麼魔。
他什麼混賬事兒都不知道，我說，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幹嗎沒去自殺。
你錯了，諾爾曼說（其實他已經在喊叫了），你錯了，你錯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
那麼，他是沖克勞迪娅而來，他來找克勞迪娅，我說，這簡直太錯了。
沒錯，他是為克勞迪娅而來，諾爾曼大笑着說。
該死的克勞迪娅，你還記得她有多漂亮嗎？當然記得，我說。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在我們宿舍睡哪兒嗎？沙發上，我說。
睡在那個混賬沙發上！諾爾曼說。
那個浪漫愛情的本質所在。
門口那塊地方。
諾爾曼的地盤。
這時諾爾曼開始喃喃自語起來，輕微得在公路上呼嘯而過的小車制造出的噪聲和掠過我的胳膊攀到左臉的風發出的聲音的間歇，我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弄明白他的話意：有幾個晚上，他說，他老想哭。
什麼？我問。
有幾個晚上，我起來上衛生間，總是聽到他在抽泣。
烏裡塞斯？是啊，你沒有聽到過嗎？沒有，我說，我腦袋一挨枕頭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多好，諾爾曼說，話雖這麼說，可他的口氣似乎在暗示我那樣挺糟糕，夥計。
他為什麼哭呢？我問，不知道，諾爾曼說，我從沒問過，我正好去衛生間，經過起居室時聽到了他的聲音，就這樣，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沒準隻是抽搐，我聽到的可能是快感的聲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嗎？嗯，多少明白點吧，我說。
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諾爾曼說。
那幹嗎呢？可能睡着了吧，諾爾曼說，也許那是烏裡塞斯夢裡發出的聲音。
他在夢裡哭泣？你沒有在夢裡哭過嗎？諾爾曼問。
說實話，沒有。
我說。
最初幾個晚上，我真有點怕，諾爾曼說，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聽着他的聲音。
可是，一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忽然間我什麼都明白了。
明白什麼了？我問。
一切，最關鍵的東西，諾爾曼說，然後大笑起來。
明白烏裡塞斯正在夢見的東西嗎？不，不，諾爾曼說，小車向前沖去。
真是好蹊跷，這一沖讓我想起一個月後跟烏裡塞斯一塊兒來的那個奧地利巨人，我問諾爾曼：你還記得跟烏裡塞斯一塊兒來的朋友，那個奧地利孩子嗎？諾爾曼笑了，說當然記得，但不是那麼回事了，烏裡塞斯回到特拉維夫時已經變了，或者說還是同一個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觀察他，我注意到這點了，或許那個雜種烏裡塞斯不再自我放縱了，誰知道。
諾爾曼又說：剛開始就那樣了，當時他一個人睡在扶椅裡。
當時那樣，後來就不了。
當然，肯定是這樣，我說。
當時他還沒有跟那個奧地利人來呢。
他什麼也沒說起過？說什麼呢？諾爾曼問。
看在他媽的無論什麼的分上，什麼都可以，我說。
這時諾爾曼又笑了，說：烏裡塞斯哭泣是因為什麼都沒個結果，他知道還得重返以色列。
遙遙無期的返回？操他媽的遙遙無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勞迪娅已經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說。
不管克勞迪娅在哪兒生活，在以色列，諾爾曼說，還是在無論哪個混賬地方，不管你叫它什麼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國還是美國、地球，他都不在乎。
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沒有，我說，烏裡塞斯知道你和克勞迪娅的關系會結束嗎？然後他還會再試一試嗎？你什麼都沒明白。
我跟這個毫無關系，克勞迪娅也跟這毫無關系。
有時連那個雜種烏裡塞斯也與這個沒關系。
那些眼淚就足夠了。
我想你說得對，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
這時諾爾曼看着我，我敢說他臉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歲時一樣，我們在高中認識時的那副表情，那時他還很瘦削，長着鳥兒般的臉蛋，留着長頭發，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讓你頃刻間就喜歡上他，那是一種今天還在明天就會沒有的微笑。
就在這時那輛卡車莽撞地向我們沖來，諾爾曼突然轉變方向試圖躲過它，這時我們就飛起來了。
諾爾曼飛起來了，我飛起來了，玻璃飛起來了。
最後我們在該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來時已經躺在普埃布拉的醫院了，父母或者他們的影子在病房對面的牆上移動着。
後來克勞迪娅來了，吻了吻我的額頭，在床邊陪着坐了幾個小時，或許别人這樣告訴我她坐了幾個小時。
幾天後他們告訴我諾爾曼死了。
又過了一個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
常有我不認識的親戚和已經忘記的朋友來看望。
我不覺得煩擾，但還是決定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
我在安蘇雷斯區租了幢小房子，帶衛生間和廚房，還有一個大屋，我漸漸開始繞墨西哥城長途散步。
我一瘸一拐，有時還迷路，但步行對我有好處。
一天早上，我開始找工作了。
本來沒這個必要，父母說他們可以養着我，直到我的身體更結實。
我回大學找到諾爾曼的兩個朋友談了談。
他們見到我後好像挺驚訝，說諾爾曼是他們認識的最出色的人之一。
這兩個人都是哲學教授，庫奧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
我問他們諾爾曼怎麼看卡德拉斯。
支持他，他們說，盡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們所有的人一樣，但還是支持他的。
說實話，當時我覺得自己尋找的并不是諾爾曼的政治脈絡而是别的什麼，究竟是别的什麼連我自己都理不清楚。
我還跟克勞迪娅吃了幾次晚飯。
我想談談諾爾曼，想告訴她我和諾爾曼從安格爾港回來的路上說了些什麼，但克勞迪娅說，談這些東西讓她很傷心。
不過，她接着說，你住院的時候，不斷地複述着和諾爾曼的最後的談話。
我都說什麼了？無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會講的那種話，克勞迪娅說，有時你一遍又一遍地說着現場情景，有時又迅速轉變話題，讓人不知所雲。
任憑我如何努力，還是什麼也記不起來了。
一天晚上，我正睡覺時，諾爾曼出現在我眼前，讓我不要緊張，還說他很好。
後來，但我拿不準是在夢裡還是在尖叫中醒來後，我覺得諾爾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猶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學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天堂。
可那該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麼呢？幸福的僞裝？背後到底有何深意呢？不過是虛妄的姿态？背後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麼呢？不久，我開始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了。
一天晚上喝醉後，我想給在巴塞羅那的阿圖羅·貝拉諾打個電話。
我試打的那個号碼的電話裡有人告訴我這裡沒有住着這個名字的人。
我跟阿圖羅的朋友穆勒說起這事，他說阿圖羅在意大利了。
他在意大利幹嗎？我問。
不知道，穆勒說，工作吧，我想。
打完這個電話後我開始在墨西哥城找烏裡塞斯·利馬。
我知道我得找到他，問他諾爾曼在最後的談話中到底想說什麼。
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說起來簡單，真找起來可不容易。
我來回奔波了好幾個月，又是乘地鐵，又是擠公交，又是給我不認識也不想認識的人打電話。
我被搶劫了三次。
起先，沒有人聽說過也不想聽有關烏裡塞斯的任何事兒。
我聊過的人中有的說他已經淪為酒鬼和吸毒者了。
他已經淪為連最親密的朋友都感到震驚的惡棍。
有的人說，他已經結婚了，整天待在家裡。
有的說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個中國家庭的惟一繼承人，在墨西哥城擁有衆多連鎖咖啡店。
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喪。
一天，在一次聚會上，有人介紹我認識曾跟烏裡塞斯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女人。
不是那個中國女人，而是更早的一個。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
我們站在一個角落聊了會兒，她的朋友們都在吸可卡因，她說她有個兒子，但是跟另一個男人生的。
烏裡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兒子像父親一樣？大概是吧，她說。
對我的兒子像父親一樣，對我也像父親一樣。
我仔細看着她。
我懷疑她是在跟我開玩笑。
除了她的眼睛，她渾身上下都散發着一種無助感。
後來她開始聊起毒品，也許她覺得這是惟一有讨論價值的話題，我問她烏裡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
剛開始沒有，她說，隻是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後就開始吸了。
我問她烏裡塞斯寫不寫東西。
她沒有理我，也許不想回答。
我又問她是否知道怎麼才能找到烏裡塞斯，她說不清楚。
他大概已經死了吧，她說。
在這一刻，我才發覺這個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當厲害，我不知道還能跟她說什麼，我就想快點離開這兒把她忘了。
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為隻要有她在那裡，無論多久都讓人無法忍受）天亮聚會結束了。
後來我倆甚至一塊兒離開，步行了幾個街區，走到最近的地鐵站。
我們在塔庫巴亞上了車。
晚間那個時候乘地鐵的人個個都好像得了病。
她去了一個方向，我去了另一個方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
兩個小夥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
恩卡納西翁·古斯曼後來怎麼了？一個小夥子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這是我最不想聽到的問題，但又是惟一能讓我們的談話繼續下去的問題。
我回答得慢慢騰騰。
或許我先用心靈感應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個喝醉了的老人經常幹的那樣，接着我悍然張開自己的大嘴說：沒什麼，小夥子們。
她沒怎麼樣，跟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或者我甚至曼努埃爾一樣，沒怎麼樣。
生活把我們所有的人都遺棄在我們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棄的地方，然後就忘掉了我們，這本來也很正常。
恩卡納西翁結婚了。
她太漂亮了，很難以一個老處女終了一生。
一天下午，她出現在我們邂逅的咖啡店，邀請我們去參加婚禮時，我們都吃了一驚。
也許這種邀請隻是開個玩笑，她過來其實隻是為了炫耀。
當然，我們都祝賀了，說太棒了，恩卡納西翁，太讓人驚喜和意外了，後來我們沒有去參加她的婚禮，不過也許我們中有一兩個去了。
恩卡納西翁的婚禮對塞薩雷亞有什麼影響？我想是消極的吧，雖然你永遠搞不清對塞薩雷亞來說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興，肯定跟這個有關。
我們沒有發覺，可當時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懸崖的邊緣。
也許這樣說太過了。
那時我們都開始走下坡路了。
沒人想再攀回去，也許除了曼努埃爾，他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攀登，但此外沒有第二人了。
該死的生活是很苦澀的，不是嗎，小夥子們？我問。
他們說：我想是吧，阿馬德奧。
後來我又想起帕布裡托·萊斯卡諾，不久他也結婚了，我參加了他的婚禮（那是一種市民儀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親舉辦的那場盛宴，在一家會所舉辦的豪華宴請，這個會所已經不存在了，就在貝倫拱門附近，在德裡西亞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後都有婚禮樂手的表演和緻辭，我看見帕布裡托的前額被汗水浸得閃閃發亮，他朗誦了一首獻給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贊美詩，從那時起這個家就像自己的家，他開始朗讀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邊的塞薩雷亞，朝我們眨眨眼，好像在說别擔心，朋友們，你們永遠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許是我這樣想，盡管我可能想錯了。
帕布裡托的婚禮舉辦後沒幾天，塞薩雷亞就永遠離開墨西哥城了。
一天下午我們走出一家電影院時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實這純屬巧合，不是嗎？我出來時一個人，塞薩雷亞也是一個人，我們步行了一段路，聊了會兒電影。
什麼電影？我忘了，小夥子們，要是卓别林的東西的話也許會記得更清楚些，但确實記不得了。
隻記得我們都喜歡這部影片，能告訴你們的就這些了，還記得電影院在阿拉米達的對過，塞薩雷亞和我先是步行穿過阿拉米達，然後向城中心走去，我記得不知什麼時候我問起她的生活來，她說就要離開墨西哥城了。
後來我們又談到帕布裡托的婚禮，談話中又引出恩卡納西翁。
塞薩雷亞參加過她的婚禮，我問她怎麼樣，說說吧，她說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說了這些。
而且，跟所有的婚禮一樣也很傷感吧，我又補充了一句。
不，塞薩雷亞說，我這樣告訴兩個小夥子，婚禮并不讓人覺得傷感，阿馬德奧，她說，婚禮都是很幸福的。
可說實話我就對談論塞薩雷亞的情況感興趣，恩卡納西翁就免了吧。
雜志怎麼樣了？我問。
本能現實主義怎麼樣了？我問到這個時她笑了。
我還記得她的笑聲，小夥子們，我說，當時夜幕已經降臨墨西哥城，塞薩雷亞笑得像個鬼魂，就像她後來變成的失蹤者，那笑聲讓我的心髒都驚悸了，這笑聲讓我就想快點逃離她，同時又讓我明白了，絲毫不必懷疑，我無處可逃。
後來我又想起問她打算上哪兒去。
我以為她可能不願意講，塞薩雷亞就是這樣一個人，她不願意讓我知道。
可她居然告訴我了：去索諾拉，她本來就來自那片大地，她說了出來，就像别人告訴你幾點了或者說早上好那樣自然。
可是，為什麼去那裡呢，塞薩雷亞？我問，你沒想過，如果你現在走了，意味着要放棄自己的文學事業嗎？你想過索諾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嗎？你去那裡幹什麼啊？我問了些諸如此類的話。
小夥子們，一個人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時就會問這種問題。
我們一邊走着，塞薩雷亞一邊望着我，說她在這裡一無所有。
你瘋了嗎？我說。
你糊塗了嗎，塞薩雷亞？你在這裡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爾特别欣賞你，我也很欣賞你，吉爾曼和阿克萊斯也很欣賞你，沒有了你，将軍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是一個尖銳主義者，肉體和靈魂都是。
你可以幫助我們建造尖銳城，塞薩雷亞，我說。
這時她笑了，好像我在講一個精彩但她已經聽說過的笑話，她說一個星期前就辭了工作，無論如何她從來都是個本能現實主義者，不是尖銳主義者。
我也是，我說或者大叫着，我們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現實主義者而不是尖銳主義者，可這有什麼了不起呢？尖銳主義和本能現實主義不過是把我們領向我們真正想去的地方的兩副面具。
領向哪裡？她問。
領向現代化，塞薩雷亞，我說，領向該死的現代化。
這時，就在這時，我問她辭去“我的将軍”的工作是否屬實。
她說當然是真的了。
他怎麼說的？我問。
他幾乎瘋了，塞薩雷亞大笑着說。
然後呢？就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當真的，但如果他認為我還會回來，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為要不然他會很累的。
可憐的人，我說。
塞薩雷亞笑了。
你在索諾拉有親戚嗎？我問，沒有，我想沒有吧，她說。
那你怎麼辦？我說。
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薩雷亞說。
就是這樣了？我問。
這就是命運給你準備好的一切嗎？塞薩雷亞，我親愛的？我說，不過我也許沒有說親愛的，我可能隻是這樣想了。
塞薩雷亞看了我一眼，漫不經心地迅速一瞥，她說找個地方住下，找個地方工作，這是我們人類的共同命運。
說實話，你挺保守的，阿馬德奧，她說（但說得很憐惜）。
我們繼續那樣聊了會兒。
我們好像在争辯，但并沒有争什麼。
我們好像在互相責備，但沒有責備什麼。
忽然，就在我們走到從此要永遠分開的那條街上時，我試着想了想塞薩雷亞在索諾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來。
我看見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見了當時我想像中的沙漠，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那裡，小夥子們，我說，我隻是在電影或者電視裡看見過沙漠，但從未去過那裡，感謝上帝，我看見沙漠中一個點在沿着一條沒有盡頭的緞帶移動，這個點就是塞薩雷亞，這條緞帶就是一條通向一個無名城市或者鎮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隻憂傷的秃鷹般猛撲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塊岩石上，我看見塞薩雷亞繼續行走着，但已經跟我熟悉的塞薩雷亞不是一個人了，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一個在索諾拉沙漠的陽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說了或者試圖說再見，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本能現實主義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卻是一句可憐的咕哝聲，衷心祝福你好，親愛的塞薩雷亞，我試圖說，代表帕布裡托和曼努埃爾，代表阿克萊斯和無動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納西翁和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但出口的卻是一陣咯咯聲，好像我突然得了心髒病，當然蒼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後來我又看到了塞薩雷亞，走在我旁邊，依然那麼踏實自信、毅然決然、勇敢無畏，我說：塞薩雷亞，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腳下，她笑着說：阿馬德奧，我知道自己在幹嗎，然後我們又聊起政治，塞薩雷亞對這個話題的興趣已經越來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瘋狂，她在這個話題上常有逗人之見，比如會說，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紀再次出現，這是對任何人都沒有安撫作用的胡說八道，是吧？我們還談了文學、詩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聞，文學沙龍裡的流言蜚語，談到薩爾瓦多·諾沃正在寫的東西，談到鬥牛士和政客、合唱團女孩的報道，我們在這些話題上機智地保持着意見上的一緻，誰也不想細究，或者不想費勁細究。
後來塞薩雷亞站住了，好像忽然記起把什麼重要的事兒忘了，她一言不發，望着地面或者那時的過路行人，但卻視而不見，眉宇緊蹙，小夥子們，我說，這時她盯着我，起先也視而不見，後來才把神兒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說再見了，阿馬德奧。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活生生的人。
也許很灑脫。
于是一切都結束了。
22 蘇珊娜·普伊赫，約塞普·塔拉德爾拉斯大街，卡萊爾拉海濱，加泰羅尼亞，1994年6月。
他給我打來電話。
我已經好久沒跟他說過話了。
他說你可以去什麼什麼海灘，在什麼什麼日子，在什麼什麼時間。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我問。
你必須要去那兒，你必須得去，他說。
你是不是瘋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說。
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兒，他說，又重複了一遍那個海灘的名字、日期和時間。
你就不能上我家裡來嗎？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在這兒談談。
我不想談，他說，我再也不想談了，一切都結束了，再談已經沒有絲毫意義，他說。
我很想把電話挂了，但還是沒挂。
我剛吃過晚飯，正在看電視上放的一部電影，是法國片，記不清片名了，忘了導演或者演員是誰，隻記得是講一個歌手的故事，一個有點歇斯底裡的女孩，我想，她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一個倒黴的家夥。
我像往常那樣調低音量，跟他說話時目光依然盯着電視：房間、窗戶、電影裡出現的人臉，這些事物的出現完全沒有道理。
桌子已經清理幹淨，沙發上放了本書，那是晚上等我厭倦了電影上床後打算開始讀的一本小說。
你要過來嗎？他問。
為什麼過來啊？我說，其實我心裡在想着别的事兒，想着那個歌手何其頑固，想着她的眼淚，抑制不住湧出的眼淚、憤恨的眼淚，盡管我不知道這是否講得通。
因為一個人心懷憤恨是很難哭出來的，很難厭惡讓你哭泣的那個人的。
這樣你就可以見到我啊，他說。
最後時刻，最後一次，他還繼續堅持着。
你在聽嗎？我問。
有那麼片刻我以為他挂了電話。
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電話，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鎮子的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電話打的，從我這裡去那兒坐火車隻需二十分鐘，坐小車隻需十五分鐘，不知怎麼那天晚上我想起距離問題來了，但他應該沒有挂掉，因為我能聽到小車的聲音，除非我沒有把家裡全部窗戶都關嚴，聽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條街上的噪聲。
你在嗎？我說。
在聽着，他說，你過來嗎？這簡直太痛苦了！如果我們不想談什麼，你要我過去幹嗎啊？如果我們彼此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讓我過去幹嗎啊？我還真不知道，他說，我可能瘋了吧。
我也想到這個了隻是沒說出口。
你看到兒子了嗎？看到了，他說。
他怎麼樣啊？挺好，他說，長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說。
你為什麼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問這樣白癡的問題，他說。
我的意思是就算當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顧點你。
這話好像逗得他感覺挺好玩，我聽到他笑出聲了，他說妻子（沒有說前妻，而是說妻子）現在過得不錯，他不想壞了人家的事兒。
你還挺體貼人的，我說。
她這個人傷透了我的心，他說。
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當然這個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給我講了這個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動脈裡打一針安乃近，他原話就是這麼說的，“往動脈裡打一針”，不是靜脈注射，這本質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當然，我給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後就睡覺，但我們還是有很多時間可以聊天，說話的時間一晚比一晚長，就這樣他把整個故事都告訴了我。
當時我覺得那故事挺傷感的，并不是因為故事本身，而是他講故事的那種方式。
我忘記他在醫院住了多久，也許十天或者十二天，沒錯，我記得我們之間什麼也沒發生，有時我們會癡情地盯着對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護士應有的規矩，但也頂多如此。
我那時剛好跟一個實習醫師結束了某種關系（其實我覺得那連約會都談不上），可以說情緒正對頭，然而還是什麼也沒發生。
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後，有一次該我值班，我走進一個房間，發現他又在那裡了。
我想我可經了世面！我悄無聲息地向床鋪走去，居高臨下仔細看了看。
沒錯，是他。
我查了下病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醫護人員卻沒有給他插胃管。
我又回到那個房間（旁邊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續護理）時，他睜開眼睛打了聲招呼。
你好，蘇珊娜，他說。
他伸出手。
不知為什麼我就是沒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臉頰上吻了吻。
第二天早晨，另外那個人死了，我又回去了，這時他已經一個人用那間病房。
那天晚上我們做愛了。
他仍然有點虛弱，還在輸液，而且胰腺還疼着，我們還是做了，可是，後來，我開始覺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幾乎是犯罪的大意。
說實話，我在醫院從來沒感到如此開心過，至少自從我幹這份工作以來，而且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開心，什麼也無法跟我們做愛時的那種開心相比。
當然，我早知道他結婚了，而且有個兒子（他第一次住院時就親口告訴過我了），盡管我從未聽說他妻子來醫院探訪過，但是另外那個故事他大體上已經告訴過我了，那個“傷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個乏味俗氣的故事，可他已經忘了。
别的任何人（更有經驗，更現實）都知道我們不會長久，頂多維持到他出院前這段時間，可我的期望很高，根本不考慮那些障礙。
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跟一個大我很多（十六歲）的男人上了床，其實，我毫不介意，我還喜歡這樣呢，他在床上表現得很溫柔，很文雅，有時卻狂野得像徹底瘋掉了似的，我不介意說出來。
但随着時光流逝，那個醫院在他的記憶中逐漸淡漠，他好像更加心神不安，回來看我的間隔越來越長。
我說過，他跟我一樣住在一個海濱小鎮，坐火車隻需二十分鐘，坐小車隻需十五分鐘，有時他晚上到我住處來，待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因為他不喜歡來我這裡，有時我開着車徑直從自己家門前過去，直接開到他住的小鎮，那更像一次探訪獅穴之旅。
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但我知道。
他住在鎮子中心的一幢樓裡，後牆緊挨着一家電影院，所以，如果上映一部恐怖片或者電影的聲音很響時，你都能聽得見喊叫聲和廚房裡傳來的很大的回音，特别是如果這部電影你已經看過，你多少知道點情節，他們是不是抓到了兇手，好不容易才會盼到結束。
最後一場放映結束後屋裡便沉入深深的寂靜中，好像整幢樓忽然陷到一口礦井裡，隻不過這口井是液體的，一個地下水世界，因為很快我就開始聯想到魚，那些扁扁的、瞎了眼的深海魚。
再者，他的房間完全是一場災難：地闆肮髒不堪，起居室被一張巨大的鋪着紙張的桌子給占滿了，連放椅子的空間都沒有，就是這樣。
衛生間更恐怖（所有單身男人的衛生間都這樣子嗎？我希望不是），沒有洗衣機，床單質地粗劣，毛巾也一樣，廚房的抹布，他的衣服，基本上沒有一件不令人恐怖的，想想那時我們都開始約會了，如果我們真的有在約會的話，我告訴他把髒衣服帶到我家來，我扔進洗衣機洗好了，我有一台很不錯的洗衣機，他也不聽，說自己用手洗，有一次我們爬上屋頂，他住在二樓，這幢樓惟一的另一家住戶就是一樓的房東，三樓沒人住，可是，有那麼幾個晚上，我們做愛（或者操逼，其實這樣說更像）時我聽到了響動聲，好像三樓有人在移動椅子或者床鋪，或者從門口走到窗口，這個人從不打開窗戶，一定是風，誰都知道老房子裡經常會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在冬夜裡吱吱作響，總之我們爬上房頂，他讓我看了看洗滌槽，一個傷痕累累的水泥洗滌槽，好像什麼人，以前的房客在某個下午的絕望中朝它砸了一錘，他說他就是在這兒洗衣服的，當然是用手了，他不需要洗衣機，後來我們站在那裡望了會兒鎮上人家的屋頂，這個古老小鎮的屋頂總給人一種既危險但又好看的感覺，海水、海鷗、教堂的鐘塔，一切都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黃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閃耀的沙地。
後來，自不必說，我恢複了理智，意識到自己完全錯了。
你不能去愛一個不愛你的人，你不能完全為了性才跟一個人好。
我告訴他我們之間到此為止了，他也沒反對。
好像他早知道會這樣結束。
但我們還是朋友，有時，晚上我感到孤獨或者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開上車去找他。
我們共進晚餐，然後做愛，但我不會在他住處過夜的。
後來我又認識了别人，也沒太認真，後來也結束了。
我們争執過一回。
為什麼？忘了。
跟嫉妒沒關系，我記得很清楚。
他根本就不嫉妒。
他好幾天沒給我打電話，我也不去找他。
我給他寫過一封信。
我告訴他，該到長大的時候了，應該好自為之，他的健康狀況很不好（患有膽管硬化，肝髒指數非常高，潰瘍性結腸炎，剛得了甲狀腺功能亢進，牙齒還不時地疼痛！）他應該規規矩矩過日子，因為他還年輕，應該忘了那個“傷透他的心”的女人，應該買一台洗衣機。
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工夫寫了那封信，後來又撕了，然後開始哭起來。
沒多會兒我就接到了他最後那個電話。
你想見到我但不想跟我談談是嗎？我問。
沒錯，他說，沒錯，我們不用談，我隻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們也可以不見面。
你瘋了嗎？沒有，沒有，沒有，他說。
很簡單。
但也不是很簡單。
長話短說，他就想讓我看到他。
你不想看到我嗎？我問，不，我沒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劃好了，你可以把車停在加油站的彎道那裡，停在馬路牙子上面，你從那裡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從車裡出來。
你打算自殺嗎，阿圖羅？我問。
我聽到他笑了。
不會自殺，至少現在不會，他說。
你都幾乎聽不清他在說什麼。
我買好了一張去非洲的機票。
再過幾天我就要走了。
非洲，非洲的哪兒啊？我問。
坦桑尼亞，他說，我已經打過所有疫苗了。
你要去那裡嗎？他問，這簡直不知所雲，我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很明白啊！他說。
可我不懂，傻蛋，我說。
你隻要把車停在過了加油站後的第一個拐彎處等着就可以了。
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鐘吧，他說。
你到了，我自會告訴你，隻用五分鐘。
然後呢？我說。
然後再等十分鐘，然後就可以走了。
就這樣。
那非洲是怎麼回事？我說。
非洲是以後的事兒，他說（聲音聽上去跟平常沒什麼兩樣，尖細，帶點冷嘲熱諷的意味，但毫無發神經的迹象），那是将來的事兒。
将來？美好的将來。
你打算去那裡幹嗎？我問。
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
事情、任務、慣例，我想他說了這些吧，或者類似的話。
我挂上電話後不知道什麼最讓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請呢還是宣稱即将離開西班牙。
約定見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辦了。
上了那條公路，把車停到馬路邊上，在那兒整個海灣的風景差不多可以盡收眼底，海灘并不太大，每年夏天當地的裸體主義者便齊聚這裡。
我左側是一片連綿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時會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邊是鐵路，還有點灌木，然後，走過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灘了。
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兒時看不見一個人。
海灣的一頭是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酒吧，那是一幢塗成藍色的小木屋，裡面一個人影都沒有。
另一頭，岩石遮住若幹更小的海灣，公衆的目光更難看到，夏天大多數裸體主義者聚集在那裡。
我比指定到達時間提前了半個小時。
我不想從車裡出來。
但是等了十分鐘，抽了兩支煙後，覺得在裡面快要窒息了，這樣說絕不誇張。
我打開車門出來，一輛小車停在那家酒吧前面。
我仔細觀察着那輛小車：從裡面走出一個人，此人留着長長的直發，應該比較年輕，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沒有朝我這個方向看），走到酒吧後面便消失了。
不知為什麼我特别緊張。
我又回到車裡然後關上門。
我嚴肅地考慮要離開時，又一輛小車在酒吧門口停住。
一男一女下了車。
看到第一輛小車後，那個男子把手放到嘴邊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種，因為正在這時，一輛卡車駛過去，我就什麼也聽不見了。
那一男一女等了會兒後向海灘上一條小土路走去。
過了片刻先到的那個男子從我看不見的酒吧後面出來，朝那兩個男女走去。
他們可能互相認識，因為握了握手，那個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個男子。
後來，第二個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灘的某個地方，那個動作給我的感覺是來得極其緩慢。
又有兩個男子從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們沿着海浪吞沒線走來。
雖然離得很遠，我還是認出其中一個是阿圖羅，不知為什麼，我以最快的迅速從車裡出來，也許還想着親自走到海灘上，但馬上發現抵達那兒得穿過一個地下人行通道，繞一個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兒後他們可能早走了。
于是我就待在車邊觀察着。
阿圖羅和他的朋友走到海灘中間後站住。
從車裡出來的兩個男子向他們走去，阿圖羅的朋友把一個包裹撂在地上然後打開。
他站起來往後一退。
第一個來的男子走近包裹，從裡面取出什麼，又往後一退。
接着阿圖羅走近包裹，照前一個人的樣子取出自己的家夥。
這時阿圖羅和先來的那個男子手裡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長的東西。
第二個來的男子向第一個來的男子走過去說了句什麼。
第一個男子點點頭，第二個男子讓開一點，但有些生氣了，因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過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魚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後退。
第一個男子甚至都沒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氣地跟阿圖羅說着什麼，阿圖羅活動着左腳，仿佛在聽着，似乎要确認什麼，一張臉或者幾個數字，讓他覺得有意思，他把鞋尖紮在濕濕的沙地裡。
阿圖羅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後退了幾尺。
那個女的站起來向第二個來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
沙灘中間隻剩下阿圖羅和第一個來的男子。
後來他們舉起手裡拿的東西擊打對方。
第一眼瞥去我以為那是拐杖，後來我忍不住笑了，原來阿圖羅就讓我來看這個：這場惡作劇，古怪的惡作劇，但肯定是在惡作劇。
可我又疑窦叢生。
如果手裡拿的家夥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劍會怎麼樣呢？ 吉列姆·皮納，加斯帕爾·普赫爾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馬洛卡島，1994年6月。
我們是1977年認識的。
現在已過去很長時間了。
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時我經常每天早上買兩份報紙和幾本雜志。
我無所不讀。
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
我們經常見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盤。
我想我隻去過一次他住的地方。
我們經常一起出去吃飯。
由我付錢。
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
巴塞羅那有了許多改變。
建築沒有改觀，但巴塞羅那變了許多。
那時我每天都要畫畫，不像如今，但那時有着太多的派對，太多的聚會，太多的朋友。
生活讓人興奮不已。
那時，人人在辦雜志，我喜歡這點。
我在巴黎、紐約、維也納、倫敦，舉辦過幾次展覽。
阿圖羅有時會消失好長一段時間。
他喜歡我的雜志。
我送過他一些過期的，我也送過他一幅畫。
我送他的那幅畫是加過框裝裱了的，我知道他沒錢去裝裱。
什麼畫兒？我始終沒有完成的一幅油畫的草稿：《另一個阿維尼翁少女》。
我經常遇到對我作品感興趣的商人。
那段時間我臨摹了三幅皮卡比亞的東西。
非常漂亮。
我賣了兩幅，給自己留了一幅。
從臨摹僞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畢竟是一線之光，這是最重要的。
有了這筆錢後我買了幅康定斯基的畫，還有幾件貧窮派藝術的作品，也許同樣是外國人的。
有時我會搭飛機飛到馬洛卡島。
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長時間地在鄉下散步。
有時我隻是看看父親，他也畫畫，他帶上畫布和畫夾出去時，我的腦子裡會湧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頭，比如大海深處的死魚或者瀕臨死亡邊緣的魚。
接着我又會想些别的事兒。
那時，我在帕爾曼有個畫室。
我把畫搬來搬去。
我常常把它們從父母家帶到那個畫室，然後又從畫室帶到父母家。
後來我厭倦了，就飛回巴塞羅那。
阿圖羅經常來我家裡洗澡。
他住的地方顯然不能洗澡，他經常用我在卡多納廣場附近莫裡奈爾街上那幢屋子裡的淋浴室。
我們經常交談，但從不争論。
我給他看我的畫，他就說太奇妙了，我很喜歡，諸如此類的話。
這樣說我總覺得有壓力。
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還是覺得有壓力。
後來，他就不說話了，隻是一個勁地抽煙，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許做對了，也許意識到了什麼。
視覺藝術最終是不可理解的。
或者說太難以理解了，乃至沒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會接受顯而易見的解讀。
那時，阿圖羅有時也跟我的一個女朋友睡覺。
他不知道我們的關系。
就是說，他知道我們是朋友，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紹過她們，但不知道這人是我的一個女友。
他們過段時間就睡一次，比如一個月一次。
我覺得這挺好玩。
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很天真。
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亞大街，離我住處不遠，我有一把她房間的鑰匙，有時我早上八點去那裡，找些上課要用而忘了帶的東西，我會發現阿圖羅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
他看着我，那樣子像在問自己這女孩是他的朋友還是女朋友？我覺得這挺有意思。
早上好，阿圖羅，我說，有時我強忍着不要笑出來。
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時間要比阿圖羅跟她睡的久。
麻煩。
生活中充滿了各種麻煩，但那時巴塞羅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煩也是驚奇的代名詞。
後來就開始覺醒了。
我在大學教書，在那兒過得很不如意。
我不想用理論術語闡釋自己的作品。
我在教課，我的同事們好像分成兩個截然分明的派系：騙子（平庸者和惡棍）以及那些不僅教學而且經常在工作以外的藝術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論其好壞。
忽然我發現自己兩個派系都不屬于
我試了好幾種方法，出于職業原因我不想告訴你。
你說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
我從大街上的門牌号入手。
比如，我沿着歐萊古爾大街和卡德納大街行走的時候就記下我經過的門牌号。
我右邊的是1，左邊的是2，我經過時迎面望着我的臉的人是X。
不管用。
我又在普林塞薩大街的一家酒吧裡自個兒玩起骰子來，在一個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時這家酒吧由一個阿根廷的朋友經營。
同樣不管用。
有時我又躲在床上，頭腦一片空白，在絕望中命令這些數字趕快回來，可我無法想像，呼喚不出數字1來，我在瘋狂中把它與現金和庇護所等同起來。
九十天後，我花了五萬五千比塞塔，下了龐大、徒勞的賭注後，終于赢了這次彩票。
我得換别的區住。
原因很簡單。
舊城的那些數字全用光了，至少對我來說如此，而且也到該動一動的時候了。
我開始在伊桑切一帶閑逛，那是一個陌生的小區，直到那時，我還不過是從加泰羅尼亞廣場瞥下它而已，從不敢穿過朗達大學的邊界，或者至少不會有意越過，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給這個小區的魔力，毫無戒備地走過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視下，毫無防備地，一句話，走過那個專門捕捉各種信息的家夥。
最初幾天，我頂多走到帕塞奧·德·加西亞，再走到巴爾梅斯，可是連續幾天後，我開始大膽地踏上那些支道，如迪普坦西奧、康塞約·西恩托、阿拉貢、巴倫西亞、馬爾洛卡、普羅文薩、羅塞倫、科西嘉等。
那些街道的秘密在于看上去令人迷惑，同時頃刻間又讓人覺得熟悉和舒适。
到達我步行的終點對角線街後，有時我會走一條直線，有時又走無窮無盡的之字形路線。
你能想像得出，我看上去不光茫然若失。
我的樣子簡直就像個瘋子。
幸運的是，那時巴塞羅那對自己的寬容精神引以為豪，現在依然如此。
我當然給自己買了新的行頭。
我當然瘋狂，但還沒有瘋狂到認為自己可以身穿散發着第五區一家出租樓臭氣的衣服而被人輕易放過。
我外出散步時經常穿一件休閑的白色襯衣，打一條帶哈佛标志的領帶，穿一件天藍色V形領汗衫，一條帶褶的黑褲子。
隻有那雙軟拖鞋是舊東西，因為散步的時候我對舒适的看重甚于優雅。
最初三天，什麼也沒有出現。
像人們常說的，那些數字明顯不在場。
但我心有不甘拒絕放棄我随機挑選的這個區域。
第四天，當我步行到巴爾梅斯時，我擡眼向天空望去，在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看到這麼一段銘文：“祈禱和工作。
”我不能很肯定地告訴你是什麼把我吸引到那個銘文上的，但我确實感覺到有點異樣。
我心裡有種預感。
我知道自己在接近那個誘惑我同時又折磨我的源頭，那個我懷着幾乎是病态的激情渴望的東西。
我步行過去時，看到尖塔的另一面寫着：“人生苦短。
”銘文旁邊的幾幅圖畫吸引住我的眼睛，讓我聯想到數學和幾何。
那好像在看着一個天使的臉龐。
從那時起，這個教堂就成了我漫遊和胡思亂想的核心，但我嚴禁自己進入其中。
一天早晨，如我所願，那些數字又回來了。
起先序列看似毫無意義，但沒多久我就發現了其中的邏輯。
那個秘密就要自動閃現了。
那個星期我玩了三次足球彩票（用了四組數字），還買了兩張樂透彩票，你能想像得出，我對自己的策略沒把握。
我赢了一次足彩，猜中十三個比分。
樂透彩票則徹底失敗。
第二個星期我又試了一次，這次我隻限于玩足彩。
這次十四個比分全中，帶回家一千五百萬。
生活迅速發生了改變！頃刻間，我擁有了自己做夢都想不到的金錢。
我在卡門大街上買了一個酒吧，然後把我母親和姐姐接來。
我沒有親自去接，因為我忽然間害怕起來。
如果飛機失事了怎麼辦？如果智利的士兵殺了我怎麼辦？其實，我甚至連離開艾梅麗亞的勇氣都沒有了，有一個星期我都沒出去。
我就坐在那裡，徒手徒腳地等待着，鎖上電話，很少講話，因為我怕會幹出什麼傻事，把我打進某家精神病院。
最後，我被自己喚起的某種力量弄得神神叨叨的。
母親的到來幫我放松了一些。
當你感覺沮喪的時候，沒有人能像母親那樣安撫你！另外，母親很快就跟出租房老闆情投意合了，等你知道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在吃烤餡餅和玉米派了，這是母親做的嬌慣我的東西。
她太擅長這個了，把所有躲藏在那兒的流浪者們都給慣壞了。
他們都是老好人，大部分吧，除了極個别壞種，都是些沉默寡言的家夥，工作挺賣力，總是拿一隻充滿嫉妒的眼睛盯着我。
但我是那種非常和藹可親的人！後來我開始做起生意。
在卡門街上開了酒吧後，又在馬爾洛卡街上開了家飯店，那是個很雅緻的地方，本地辦公室職員經常來吃早點和午飯。
過了陣子，我又開始轉而追求更大的利潤。
家裡人在這兒了，我不能繼續在出租房裡住了，我給自己在塞普爾維達和維拉多馬特買了套公寓，而且還搞了個大型暖屋派對。
我離開時出租房的女人們都哭了，我發表了一番演講，歡迎她們上我新家時她們又哭了。
母親簡直不敢相信。
眨眼的工夫好運連連！我姐姐就不同了。
既然錢這麼多，于是她的風度也跟從前不同了。
也許這些風度她早就有了，我沒注意到罷了。
我安排她在馬爾洛卡街上的那家飯店當收銀員，但幾個月後我面臨窘境，需要在當個毫無希望的勢利小人還是留住其他所有員工之間作出選擇，更糟糕的是，需要在我的大筆客戶份額之間作出選擇。
我隻好把她從那兒弄走，把她安排到魯納大街的一家美容院裡，離我們這兒很近，就在朗達·聖·安東尼奧的對面。
當然，我一直沒有松懈搜索那些數字，可是好像我一富有後它們就全沒了，我有錢，有事業，最重要的是我還有很多工作，所以我幾乎不覺得這有什麼損失，至少最初幾個月是這樣。
後來，各種事兒開始塵埃落定，興奮感逐漸淡化之後，我回到第五區的大街上，那裡人們在忙碌着真正的生死大業，我又開始想起那些數字來，我想出最瘋狂、最荒謬的假設，試圖解釋我呼喚到自己身上來的奇迹。
可是我的思慮太重了，那樣很不好。
有那麼幾個晚上的深夜，我承認，我開始自己吓唬起自己來，所以無論你想出什麼都不會離真實很遠。
我有這些想法時，我還害怕可能失去，揮霍然後失去自己赢得和通過辛苦工作得來的一切。
但我發誓，我更害怕的是追究自己幸運的本質。
跟一個善良的智利人一樣，出人頭地的欲望折磨着我，可是，跟昔日那個“太空飛鼠”一樣——說實話，我現在依然還是那個“太空飛鼠”——謹小慎微幫了我。
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總在對我說：不要誘惑命運之神，你這個幸運的雜種，開心地安于現狀吧。
一天晚上，我夢見了巴爾梅斯大街上的教堂，我看見那個小小的啟示，這次我想我明白了：“人生苦短，祈禱和工作。
”我們在這個世界待的時間不會很長。
我們得祈禱和工作，不要用足球彩票求取好運。
就這樣吧。
我醒來時很有把握自己已經悟到了教誨。
後來弗朗哥死了，經曆了一段過渡期，然後開始實行民主。
這個國家開始以有目共睹的速度發生改變了，速度之快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生活在民主中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
我開始申請成為西班牙公民，也被接受了，我開始去巴黎、倫敦、羅馬旅行。
主要是乘火車。
你去過倫敦嗎？所謂的穿越海底隧道簡直是個玩笑。
那根本不叫海峽，如果從遠處看的話。
我想，有點近似佩納斯海峽。
一天早晨，我在雅典醒來，看到帕台農神廟後眼裡淚水都湧出了。
沒有什麼比旅遊更能開闊視野的了。
同時還能培養你的品位。
我看到了以色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
我旅行完回來後從此對一個道理确信不疑：我們什麼都不是。
一天，一個新來的廚子到我馬爾洛卡街上的飯店工作。
她幹這份工作有點太年輕了，而且不怎麼在行，但我立刻就雇傭她了。
她名叫羅薩，接下來，我知道，我會跟她結婚。
我想給我第一個兒子取名叫考波裡坎，但最後卻叫成喬迪了。
第二個孩子是姑娘，我們管她叫莫茨爾拉特。
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就幸福得想哭。
女人們都很有意思：母親對我的婚事一直很擔心，最後卻和羅薩好得像母女似的。
現在，我的生活像他們說的那樣完美地步上軌道。
那波裡号和我到達巴塞羅那的最初幾天似乎已經十分遙遠——更别說我在拉希斯特納虛擲的青年時代了。
我有了家，有了兩個我鐘愛的孩子，有一個非常适合我的妻子（我抓住第一機會把她從飯店廚房撤下，因為一件好事你可以讓它好上加好），有健康、有金錢。
仔細想想，我簡直無所不有，可是，有時，晚上，我一個人待在飯店裡做賬，除了某個我信賴的服務員或者洗盤工，身邊沒有任何人，我看不見卻能聽到他在廚房賣力地幹活兒，開始洗最後一批髒盤子，這時會有一些奇怪的念頭襲上心來，那是些很典型的智利人的念頭，如果這樣說你聽得懂的話，這時，我總感覺好像想念着某種東西，我開始琢磨到底是什麼，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在頭腦中反複打轉之後，我得出的結論總是：我想念着那些數字，我想念那些數字在我眼簾後面閃爍的感覺，那感覺就像我在想念一個目标或者那個目标。
或者說總而言之是一件事，至少從我的角度而言：我想弄明白開啟了我的财富源泉的原因，那些很久沒有在我頭腦中閃光的數字，然後像接受一個人般接受那個現實。
就在這時，我做了一個夢，然後開始貪婪地讀起書來，不假思索不加鑒别，像個半瘋不狂的家夥，形形色色的什麼書都讀，從自己喜歡的曆史傳記到神秘玄學或者聶魯達的詩歌什麼書都讀。
這個夢非常簡單。
其實，它更像幾個單詞而不是一場夢，我從夢中聽到的單詞，那幾個單詞不是用我自己的聲音讀出的。
那幾個單詞是這樣的：她孵着幾千隻蛋。
你覺得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還夢到螞蟻或者蜜蜂。
但我知道那不是螞蟻或者蜜蜂。
那麼誰在孵着幾千個蛋呢？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她一個人在孵蛋，孵蛋的地方——如果我這樣說聽着有些學究氣的話我表示道歉——像在柏拉圖的洞穴裡，一種地獄或天堂般的地方，那裡隻有陰影（最近我在讀希臘哲學）。
她孵着幾千隻蛋，那個聲音說，我知道這聽着像是在說她孵着幾百萬個蛋。
這時我明白了我的運氣全在這裡，隐匿在某隻被遺棄——不過是被充滿希望地遺棄了，我是說，懷着希望——在柏拉圖洞穴裡的蛋裡。
這時我又覺得我可能永遠理解不了自己幸運的真正本質，那些像雨一般從天上灑落到我身上的錢是怎麼回事。
但是，跟一個善良的智利人一樣，我拒絕接受這點：認為其中定有我無法理解的東西，我開始讀書又讀書，有時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
我早早起來去開張酒吧，工作一整天，完全沉浸在真正的勤勉之中，一個人在巴塞羅那朝夕相處的那種勤勉之中（有時這有點令人着迷），我關了酒吧，然後開始清理賬目，做完賬後就開始讀書，很多次我都在椅子裡睡着了（就像智利人經常發生的那樣），然後清晨早早醒來，這時巴塞羅那的天空幾乎一派紫藍，幾乎是紫羅蘭色，這樣的天空讓你想歌唱、想喊叫，仰望會兒天空後，我就繼續讀書，絲毫不許自己休息，好像自己馬上就要死了，但不肯在沒有弄清自己周圍、頭頂以及腳下發生的事情之前就這樣死去。
簡單說吧，我這樣累死累活地幹，但說實話，我卻一無所獲。
見到你不久，貝拉諾，我就給了你一份工作，那個洗碗工生病了，我得雇個替手。
我忘記是誰打發你到我這兒來的，也許是别的智利人。
正好這段時間，我在飯店要待到很晚，假裝整理賬目，其實是坐在椅子裡想入非非。
一天晚上，我過來跟你打招呼，還記得嗎？你的彬彬有禮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顯然，你讀過很多書，去過很多地方，你也經曆過艱難時日。
我們一拍即合，真不可思議，我向你敞開心扉時，我們見面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在某種意義上，這麼多年來，我從未向任何人敞開過心扉。
我向你講了我的足球彩票（這是常識），但我還告訴了你那些敲進我腦子裡的數字，我的最隐秘的秘密。
我邀請你上我們家，我在酒吧給了你一份穩定的工作。
你接受了邀請（我母親做了烤餡餅），可是為我工作你卻聽都不想聽。
你說你已經很久沒有在酒吧工作了，因為跟大衆打交道可是個不讨好的活兒，而且玉石俱焚的指數很高。
總之，雖然老闆和雇員之間總存在摩擦，我認為我們還是成了好朋友。
盡管你可能沒有意識到這點，這個時刻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從來沒有與那些數字那麼親近過，或者說至少沒有這麼有意識地親近過，從自己身上尋找它們而不是讓它們來找我。
你在金色号角酒吧的廚房裡洗盤子，貝拉諾，我就坐在門口附近的某張桌子旁邊，攤開賬本和小說，然後閉上眼睛。
知道你在這裡，我就不會那麼恐懼，我想。
也許這太傻了。
你聽說過複活島的理論嗎？根據這個理論，智利就是真正的複活島。
你知道：我們東臨安第斯山脈，北接阿塔卡馬沙漠，南瀕南極大陸，西臨太平洋。
我們出生在複活島上，我們的莫埃巨人石雕像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智利人，在迷茫地望着這個羅盤上的四個點。
一天晚上，你正在洗盤子，貝拉諾，我想像我還在那波裡号貨輪上。
你一定還記得那天晚上。
我感到自己快要死在那艘船的底艙裡了，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在最後的癫狂昏亂中，我夢見我來到巴塞羅那，我乘着那些閃光的數字大踏步而來，我夢見我賺了錢，多得足以把我全家人都接過來，我可以稍微放縱點，夢中還出現了我的妻子羅薩，我的孩子和我的酒吧，後來我想，既然夢得這麼鮮活生動，一定是因為我快要死了，快要死在那波裡号的底艙中，那個密不透風、發臭的底艙，我又開始自言自語說，睜開你的眼睛，安德烈斯，太空飛鼠，睜開你的眼睛！可我說這話是用了一種陌生的聲音，說實話，這聲音讓我害怕，我就是睜不開眼睛，可是，我那太空飛鼠的耳朵聽到了你的聲音，貝拉諾，你在我的酒吧廚房裡洗着碗，我對自己說，看在随便什麼的分上，安德烈斯，你不能就此打住，如果你要做夢，繼續做好了，你這雜種，如果不想再這麼夢下去，就睜開眼睛，别怕。
這時我睜開眼睛，回到金色号角酒吧，那些數字像放射物般在牆上咔咔作響，那是一長串沒有盡頭的數字群，好像一顆原子彈終于落在巴塞羅那。
如果我知道它們在那裡，我真該再閉會兒眼睛，可我卻睜開了眼睛，貝拉諾，我從椅子上起來，走進你幹活兒的廚房，我看見你時很想把整個故事講給你聽，記得嗎？我搖搖晃晃，汗流浃背，像一頭豬，沒有人會相信我的大腦運作空前地出色，比現在還好，也許這就是我什麼也不說的原因。
我給了你一份不錯的工作，我給你調好朗姆酒和可樂，把它帶給你，向你讨教對一些書的看法，可是我沒有告訴你過去發生的一切。
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知道，也許我又會赢彩票，有點小運氣，可我沒有再玩。
她孵着幾千個蛋，那個聲音在我夢中說，其中一隻雞蛋掉到了我身上。
我赢的彩票已經夠多了。
生意也挺好。
現在你就要走了，如果你走的時候對我留下好印象，我會很高興。
也許會是個傷感的印象，但畢竟還是個好印象。
我要給你付最後一筆薪水了，我給你加了一個月的錢，或者兩次帶薪休假的錢。
什麼也别說，已經辦好了。
你曾聲稱自己沒有多大的耐心，可我認為你說錯了。
阿貝爾·羅梅洛，奧爾薩蒂咖啡店，沃吉哈赫街，盧森堡公園附近，巴黎，1989年9月。
那是在聖索沃爾街的維多咖啡店，1983年9月11日。
一群粗野的智利人聚會紀念那個陰郁的日子。
我們來了二三十人，在咖啡店裡四散開來，外面的桌邊還坐着一些人。
後來，有人，我不記得是誰了，開始談起邪惡來，談論起在我們頭頂上空展開黑色巨翅的犯罪。
拜托！那巨大的黑色翅膀！我們智利人顯然對此完全不知情。
這時，你能想像得來，爆發了一場争論，甚至面包片開始在桌子之間橫飛。
在這喧嚣聲中一個彼此都認識的朋友把我們介紹給大家。
也可能是我們自我介紹的，他好像認出了我。
你是作家嗎？他問。
不是，我說，我曾在古阿頓·荷馬薩巴爾手下當過警察，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清掃辦公室，擦洗窗戶。
這工作一定挺危險，他說。
對恐高症的人來說是很危險，我說，對别人來說主要是太枯燥。
後來我們就跟大夥一起聊了起來。
大家都在談論着邪惡、腐敗，我說過，朋友貝拉諾發表了兩三個相當中肯的評論。
我一言不發。
那天晚上，每個人都喝了很多葡萄酒，我們離開酒吧後，不知不覺，我跟他一起步行走了好幾個街區。
後來我說出在頭腦中萦繞了很久的一些想法。
貝拉諾，我說，問題的重點是要清楚邪惡（或者原罪、犯罪或者不管你叫它什麼）是随機的還是有目的的。
如果是有目的，我們就要與之鬥争，打敗它會很難，但我們仍然有機會取勝，這有點像兩個等量級的拳擊手之間的對抗。
然而，如果是随機的，我們就會有麻煩，我們隻好寄希望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話，讓他保佑我們。
說到底這才是本質。
19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你們說沒有什麼可神秘的是什麼意思？我問。
就是沒有神秘之處啊，阿馬德奧，他們說。
接着又問：你覺得這首詩有什麼意義嗎？沒有，我說，沒有任何意義。
那你幹嗎還說它是詩呢？噢，因為我記得塞薩雷亞說它是詩。
這是惟一的理由，就是因為我聽塞薩雷亞說它是詩。
如果那女人對我說，她裹在一隻購物袋裡的一塊屎是詩，我也會當真的，我說。
多時髦啊，那個智利人說，然後又談起一個名叫曼佐尼的人來。
阿萊桑德羅·曼佐尼[MightyMouse，美國1940—1960年的一部動畫卡通名稱。
]？我問，一邊回想着雷米吉奧·洛佩茲·瓦爾勒翻譯的《約婚夫婦》，那是個很正直的紳士，譯文于1930年左右在墨西哥發表，具體時間我說不準了，阿萊桑德羅·曼佐尼？可是他們說：皮埃羅·曼佐尼[皮埃羅·曼佐尼（PieroManzoni，1933—1963），意大利行為藝術家。
以1961年的作品《藝術家的糞便》（Merdad’Artista）著稱，他将自己的糞便放入九十個小盒子裡，并加以密封，每個盒子上都有獨一無二的編号及簽名。
在各大美術館展出，現收藏在紐約現代美術館。
]！那個“貧窮派”藝術家，曾把自己的屎裝在罐子裡。
噢，你知道的可真多。
藝術已經走向瘋狂，小夥子們，我說，他們說：藝術從來就是瘋狂的。
這時我好像在前屋的牆上看到了類似蟋蟀影子的東西，就在兩個小夥子的身後，兩邊都有，那影子從天花闆上滑落下來，似乎滑翔着越過牆紙溜進廚房，但最終卻紮到地闆上，我抹了下眼睛說，好吧，看看你們如何把這首詩給我徹底闡釋明白了，因為它已經讓我魂牽夢萦了五十多年，這個數字的誤差不超過一兩年。
兩個小夥子興高采烈地搓着手，這兩個小天使，然後走到我的椅子旁邊。
我們先從标題開始說起，其中一個說。
你覺得它是什麼意思？錫安，耶路撒冷的錫安山，我立刻說，也可能指瑞士的西昂城，德語稱之為西騰，位于瓦萊斯郡。
很好，阿馬德奧，他們說，顯然，你還是有過思考的。
你選擇哪個意思呢？錫安山，是嗎？我想是吧，我說。
很顯然，他們說。
我們現在來看詩的第一部分。
我們看到什麼呢？一條直線，上面有個四邊形，我說。
沒錯，那個智利人說，這個四邊形可以忽略不計，就當它不存在。
咱們隻看這條直線。
你看到了什麼呢？ 一條直線，我說。
還能看出别的什麼嗎，小夥子們？直線讓你聯想到什麼呢，阿馬德奧？地平線，我說。
桌子的邊沿，我說。
平靜，其中一個說。
沒錯，平靜、鎮定。
好了，那就是一條地平線和鎮定。
我們再來看詩的第二部分： 你看到了什麼，阿馬德奧？我想是一條波浪線吧，還可能看出是别的什麼？好，阿馬德奧，他們說，你現在看到的是一條波浪線。
剛才你看到的是一條直線，讓你聯想到鎮定，現在你看到了一條波浪線。
它還讓你聯想到鎮定嗎？我想不會，我說，忽然明白了他們的所指，他們想要我看到的東西。
這條波浪線讓你聯想到什麼？地平線上的小丘？大海、波浪？有可能，有可能。
預示着平靜将被打破？運動、變化？我說，地平線上的小丘。
也許是指波浪。
再來看詩歌的第三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一條鋸齒線，阿馬德奧，它可能像很多東西。
像鲨魚的牙齒嗎，小夥子們？地平線上的山峰？西部的馬德雷山脈？還真讓人想到很多東西。
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說：我小的時候，可能還不到六歲吧，經常夢見這三種線，直線、波浪線、鋸齒線。
不知為什麼，當時我睡在樓下，或者說至少是在樓梯旁邊天花闆很低的房間裡。
可能不在我自己家，也許我們隻是在那裡待很短一段時間，也許是在祖父家裡。
每天晚上，我睡着以後，就會夢見直線。
那麼遙遠那麼漂亮。
那種夢甚至很開心。
可是漸漸地，畫面開始發生變化了，直線變成波浪線。
後來我開始生病，高燒越來越厲害，最後竟然對外物沒有知覺了，沒有了穩定感，我使勁想重新夢回直線。
可是，十有八九，波浪線過後出來的是鋸齒線，對當時那種感覺最貼切的描述就是：我好像被撕裂開來，不是從外面而是從内部，那種撕裂從肚子開始，但很快頭腦裡面、喉嚨上都會有這種感覺，我逃脫疼痛的惟一辦法就是醒過來，可是醒過來并不容易。
這不奇怪嗎？我說。
沒錯，他們說，是挺奇怪。
真的很奇怪，我說。
有時我還尿床呢，其中一個說。
天哪，天哪，我說。
你現在明白了嗎？他們問。
嗯，說實話，不明白，小夥子們，我說。
這首詩是開個玩笑，他們說，這很容易看出來，阿馬德奧，你瞧：再給每個四邊形上加一隻帆船，就成這樣了： 現在我們看到什麼了呢？一隻船？我說。
完全正确，阿馬德奧，一隻船。
标題“錫安”這個詞背後藏着航海這個詞。
就是這樣，阿馬德奧，就這麼簡單，沒有别的含義，兩個小夥子說，我想說他們揭掉了我思想的重負，我就想說這個意思，或者“錫安”可能是“西蒙[原文Simón，拉丁美洲俚語中“對極了”的意思。
]”的前身，這個詞在過去的街頭俚語中指“對極了”，可我隻是說啊啊，然後夠着龍舌蘭的瓶子給自己滿上一杯，然後又滿上一杯。
這就是塞薩雷亞留下的全部東西，我想，一隻在平靜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隻在洶湧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隻在暴風雨中航行的小船。
我告訴你吧，我的頭腦立刻像一片暴風雨中的大海，我都聽不到兩個小夥子在說什麼了，隻能捕捉到片言隻語，一些前言不搭後語的詞句，那些東西也不難猜，我想可能是：魁劄爾科亞特爾[Quetzalcoatl，墨西哥阿茲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
]的船，某個男孩或女孩夜間發燒了，阿布船長[CaptainAhab，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著名小說《白鲸記》（MobyDick）中的主角。
]或者白鲸的大腦攝影圖，大海表面，鲨魚的地獄般的大嘴，沒有帆的一艘船，也可能是口棺材，四邊形的悖論，意識的矩形，愛因斯坦的不存在的矩形理論（在這個宇宙中矩形是不可思考的），阿方索·雷耶斯作品的一頁，詩歌的衰落。
後來，我又喝了杯龍舌蘭，再次滿上自己的杯子，也滿上他們的杯子，我說我們應該為塞薩雷亞喝一杯，我看着他們的眼睛，那兩個該死的小夥子如此開心，當我們的小船被狂風刮得七零八落時，我們三個舉起酒杯。
伊迪絲·奧斯特，坐在阿拉米達的一把條椅上，墨西哥城聯邦區，1990年5月。
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我隻見過他一次，那是在瑪麗亞·莫裡洛畫廊的外面，在索娜羅莎，上午十一點。
我出來到人行道上吸煙，他經過我時停下來打了聲招呼。
他穿過街說，我是阿圖羅·貝拉諾，克勞迪娅向我說起過你。
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我說。
我當時才十七歲，我喜歡讀詩，但沒有讀過他寫的詩。
他看上去氣色不好，好像熬了一個通宵，但很英俊。
我是說，當時在我看來他似乎很英俊，但對我沒有吸引力。
我喜歡的不是他這種類型。
他幹嗎要跟我說話呢？我好生奇怪。
為什麼他穿過街道時要在畫廊前停住呢？我覺得納悶。
畫廊裡沒人，我請他進去，但他說外面就挺好。
我們兩個站在那兒，我手裡拿着一支煙，他距離我隻有幾尺之遠，在塵霧中望着我。
我忘了當時都談什麼了。
我記得他請我去隔壁飯店喝咖啡，我說我不能離開畫廊。
他問我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
這是臨時的，我說，下周就要辭職了。
另外，給的錢特少。
你賣出不少畫了吧？他問。
還沒有呢，我回答，接着我們就告别了，他走了。
我覺得他對我沒有吸引力，盡管後來他告訴我，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刹那就喜歡上我了。
那時我挺胖，或者我認為自己挺胖，我是個極其神經質的家夥。
我經常夜裡哭喊，有一副鋼鐵般的意志。
我還過着雙重生活，或者一種看上去像雙重生活的生活。
一方面，我在哲學系讀書，打些像瑪麗亞畫廊那樣的零工。
另一方面，我又是個托洛茨基黨的鬥士，過着一種混亂的秘密生活，我很清楚這是自己的興趣使然，盡管我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一天下午，我們向停在路上的小車散發宣傳冊，我忽然發現自己出現在媽媽開的克萊斯勒車前。
可憐的家夥，這一震驚差點要了她的命。
我緊張極了，把油印材料遞給她說讀讀這個，然後轉身就走，我走遠時聽到媽媽說，我們回家談一談。
我們經常在家裡談話。
無窮無盡的讨論最後以忠告結束，有醫學的、電影的、書籍的、金錢的，政治的，涉及方方面面。
幾年後我又見過阿圖羅·貝拉諾若幹次。
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還是1980年？我記日期不行。
那是在巴塞羅那。
地點我不會忘記。
我在那裡跟畫家亞伯拉罕·曼蘇爾住一起，他是我的夥伴、男朋友、朋友、資助人。
此前，我曾在意大利、倫敦、特拉維夫生活過。
一天，亞伯拉罕在墨西哥城給我打來電話，說他愛我，打算搬到巴塞羅那來，要我跟他一起住，當時我在羅馬，情況不是很好。
我告訴他可以。
我們本來安排在巴黎機場來個浪漫的會面，然後搭火車去巴塞羅那。
亞伯拉罕有一筆資助，或者類似的東西吧，也許父母認為讓他在歐洲待一段時間有好處，于是就給了他一筆錢。
這個我完全說不準。
對我來說亞伯拉罕的臉龐如同迷失在一片愈來愈大的雲霧中。
亞伯拉罕的情況不錯。
其實，他從來都比較走運。
他跟我完全是同齡（我們同年同月生），我來來回回折騰着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他對自己非常有把握，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強大，精力跟畢加索似的，他說，不過，有時也會悶悶不樂，或者生病，有什麼疼痛，他可以連續工作五個小時、八個小時，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
他是我第一個做愛的人。
當時我們都十六歲。
後來我們就斷斷續續地在一起，我們一直存在分歧，他從不支持我的政治戰鬥姿态，我不是說他是右翼，隻是說他對戰鬥姿态不感興趣，他也許沒有時間接觸這個，我還有别的情人，他開始跟一個叫諾拉·卡斯特羅·比倫費爾德的女孩約會，好像快要搬到一起住時分手了，我住過幾次醫院，我的身體有了點變化。
于是我搭火車去了巴黎，在飛機場等亞伯拉罕。
十個小時後，我發覺他沒有來，我哭着離開機場，但隻是後來才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哭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蒙帕那斯一家廉價旅館，花了好幾個小時深深地思索了一番自己的生活，身體實在不堪忍受時才停止思索，在床上躺下，盯着天花闆，後來我閉上眼睛試圖睡覺，但怎麼也辦不到，好幾天我都是那個樣子，睡不着，躲在旅館裡，隻在早上出去，幾乎什麼也不吃，也不洗臉梳頭，得了便秘，頭痛得要命，幾乎想要尋死了。
好不容易能睡着覺了。
後來我又夢見去巴塞羅那旅遊，這次旅程神秘而生死攸關，好像從零開始啟動了我的人生。
我醒來後付了賬單，搭上第一趟火車去了西班牙。
最初幾天，我住在卡普奇諾斯街上的一個出租房裡。
我心情不錯。
我買了一隻金絲雀，兩盆天竺葵，幾本書。
但我需要錢，隻好給媽媽打電話。
跟她聊天時才發現亞伯拉罕像瘋了似的在整個巴黎找我，家裡人以為我失蹤了。
媽媽問我是不是氣壞了。
我說在機場等了很長時間，被亞伯拉罕耍了。
沒有人耍你，親愛的，媽媽說，是你記錯日期了。
媽媽這樣說似乎有點奇怪。
聽上去像亞伯拉罕這個故事的官方版。
告訴我你在哪兒，亞伯拉罕馬上來找你，媽媽說。
我告訴了地址，又說給我寄點錢，就挂了。
兩天後亞伯拉罕出現在我的出租房。
我們見面時氛圍相當冰冷。
我以為他剛從巴黎來，可事實上他在巴塞羅那待的時間跟我一樣長了。
我們在巴裡·戈提克的一家飯店吃了飯，然後他帶我去住處，隻有幾個街區之遙，在聖豪梅廣場附近，是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墨西哥藝術商人索菲娅·特羅帕杜爾的公寓，亞伯拉罕可以在那裡願待多久就待多久，因為此人幾乎從不來巴塞羅那。
第二天我們就去拿我放在出租房的東西，我搬進公寓。
但我們之間仍然有一股冷淡感。
我忍受不了亞伯拉罕對巴黎失約的抱怨，也許錯誤在我，可我開始感覺跟他疏遠了，好像我答應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床共枕，看展覽、上博物館，跟巴塞羅那的朋友們一起共進晚餐，此外就沒别的了。
這樣過了幾個月。
一天，丹尼爾·格羅斯曼上巴塞羅那來了。
他知道阿圖羅·貝拉諾住哪兒，幾乎天天去找他。
一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了。
我們聊了聊。
他還清楚地記得我。
第二天我就又去他的住處了，不過這次是我一個人。
他帶我在一家便宜的飯店吃了飯，我們聊了好幾個小時。
我想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故事都給他講了。
他也說了不少，告訴我很多事兒，我現在都忘了，不過，主要還是我說。
從那以後我們每星期至少見兩次。
有一次我請他上家裡來，如果可以把特羅帕杜爾在巴塞羅那的房子稱為我的家的話，正要走時，亞伯拉罕回來了。
我看得出亞伯拉罕很是嫉妒。
他跟我們打了聲招呼，在我額上吻了一下，然後就關在畫室裡了，好像那樣就可以教訓阿圖羅一頓。
阿圖羅走了後我走進他的畫室，問他怎麼了。
他沒有回答，但那天晚上我們做愛時比平常激烈多了。
我想從此以後情況也許就不同了。
但是最後我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我忽然意識到我跟亞伯拉罕的關系完了。
我決定返回墨西哥學電影，重新上大學。
我對媽媽說了，第二天她就給我寄了一張到墨西哥城的機票。
我告訴阿圖羅我要走了時看到他眼睛裡有種傷感。
我想：他是惟一在乎我要走了的人。
有一次（但這是發生在我決定離開亞伯拉罕之前），我告訴他我是個舞者。
他以為我是在夜總會或者脫衣舞廳裡跳舞的。
我覺得有趣極了。
不是，我說，我倒希望自己是呢，不過我跳的是現代舞。
其實，我從未想像過自己在夜總會裡跳舞，忍受某個煩人的小會員，在那種讓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跟那些陰暗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阿圖羅有了那個錯誤想法，并且說出來後，我平生第一次想了想這種職業，這種職業舞者的生活圖景（想像的）似乎對我很有誘惑力，甚至有着緻命的誘惑力，不過後來我就沒再想，因為我的生活已夠複雜的了。
我在巴塞羅那還有兩個星期。
我每天都跟他見面。
我們經常深談，談的幾乎全跟我有關。
我談到自己的父母和他們婚姻的破裂，又談到我的祖父，那個墨西哥内衣大王，談到我母親，她繼承了祖父的基業，談到父親，他是學醫的，我很欽佩他。
我跟貝拉諾說了青春期時自己的體重問題（他難以置信，因為那時我其實相當消瘦），我在托洛茨基黨的戰鬥姿态，我結交的情人，我的精神分析。
一天早晨，我們去卡斯特戴菲爾斯的一個騎術學校，老闆是阿圖羅的一個朋友，他給我們分了兩匹馬，玩了一整天沒向我們收取丁點錢。
我在墨西哥城的一家俱樂部學過騎馬，貝拉諾小時候在智利南部自己學過。
我們先同步騎了若幹米，後來我說咱們還是比一比吧。
道路又直又窄，很快就開始爬坡了，兩邊全是松樹，接着又來到一個幹涸的河床上。
過了河是一條隧道，出了隧道就是大海。
我們騎得飛快。
剛開始他讓自己的馬跟我的馬齊頭并進，後來，不知忽發什麼奇想，我跟自己的馬融為一體，開始全力疾馳，把阿圖羅抛在後面。
那一瞬間，我就是死了也不在乎。
我知道，我老惦着一個事實：我還有很多事情沒告訴他，可能需要告訴他或者應當告訴他，我想如果我騎馬的時候死了，或者馬把我摔下來，或者松林裡的一根枝丫把我打到地上，阿圖羅将會知道我沒有告訴他的一切，無需從我的嘴裡聽到也将明白是怎麼回事。
可是當我跨過那道高坡把松樹林抛在後面時，我的死亡欲望卻化為快樂，為自己正在騎馬、正在飛奔而快樂，為風打到臉上的感覺而快樂。
過了會兒，我甚至都害怕跌下來，因為坡度比我想像的陡多了，後來我再也不想死了，這不是遊戲，我不想死，至少那個時刻我不想死，我開始放慢速度。
這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
我看見阿圖羅箭一般從我身邊越過，甚至都沒有稍頓片刻，我看見他沖我微笑，那樣子就像露齒嬉笑的貓，盡管掉了幾顆牙齒，這些牙齒曾經跟他一起過着瘋狂的生活，不過這沒有關系，他和馬像子彈般朝幹枯的河床沖去時，他的微笑還挂在那兒，他的速度快得讓我想到馬和騎手都會撞到滿是塵土的石頭上，想到等我向下走去，從摔倒後激起的塵霧裡穿過時，将會看到那匹摔斷腿的馬和旁邊滿頭是血的阿圖羅，他死了，眼睛還睜着，後來我很害怕，繼續抽着馬往前奔馳，朝那條河騎去，但起先我從塵土中什麼也看不見，等塵埃落定時，發現河床上既沒有馬也沒有騎手，什麼也沒有，隻聽到遠處高速路上有小車經過的聲音，隐蔽在一片樹林後面，陽光暴曬着河床上幹燥的石頭，一切都像一場魔術，我跟阿圖羅一起隻待了片刻，接着又剩我一個了，後來我真的恐懼起來，怕得不敢從馬上下來，不敢說一句話，隻是打量着四周，看不見他的任何蹤影，好像大地或空氣已将他吞噬，我差點要哭出來時又看見他了，在隧道口，在陰影中，像個邪惡的精靈般默默地望着我，我抽着馬向他奔去，我說你他媽的吓死我了，阿圖羅，你這個大變态，他憂傷地看着我，但接着又大笑起來，把那種憂傷掩藏起來，此刻，隻是在此刻，我才知道他愛上我了。
離開巴塞羅那的前夜我去看他。
我們聊到這次遠行。
他問我是否很能肯定自己的決定沒有錯。
我說我也說不準。
他問誰送我去機場。
我說是亞伯拉罕和一個朋友。
他說我不應該走。
沒有人像他這樣請求我不要走。
我說，如果他想跟我做愛（我說：你要想操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做。
這話聽着非常陳詞濫調。
如果你真想操，那我們現在就操好了。
現在？他說。
就現在，不等他說可不可以，我就脫了内衣，脫得赤條條的。
我們沒有做愛（也許不做愛就是我們的做愛方式），因為他硬不起來，但我們彼此相擁着，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和大腿之間撫摸着，他的手撫摸着我的小腹、我的乳房，我問他有什麼問題時，他說沒什麼，伊迪絲，我想他可能不喜歡我，那是我的過錯，他說不是，不是你的過錯，是我有問題，我興奮不起來，也許他說硬不起來什麼的。
後來他又說：别擔心。
我說：你不擔心，我就不擔心。
我告訴他，我已經快一年沒有來月經了，我身體有問題，我遭到過兩次強暴，我很憤怒，又很害怕，我想去拍電影，我有很多計劃，他聽我說話的時候不斷地撫摸着我的身體，望着我，我忽然覺得告訴他這一切顯得挺傻，我想睡了，跟他一起睡，在那個小屋地闆的席子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睡了很長時間，睡得很深沉很平靜，我醒來時晨光已經照進房間惟一的窗戶，遠處傳來收音機的聲音，那是一個準備去上班的工人的收音機，阿圖羅還在我旁邊睡着，微蜷着身子，毯子拉到肋部，我躺着看了他一會兒，想了想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會怎麼樣，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必須現實點，不要讓各種胡思亂想左右，我小心地從床上起來，然後就走了。
我回到墨西哥後的生活很悲慘。
最初我跟媽媽住在一起，後來我在科約阿坎街上租了一間小屋，開始去大學上課。
一天，我想到了阿圖羅，決定給他打電話。
我撥電話号碼時感覺都不能呼吸了，覺得自己快要死了。
一個聲音告訴我阿圖羅上班去了，要等到晚上九點才回來，西班牙時間。
我挂上電話後第一個沖動是上床睡覺。
可是幾乎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可能睡不着，于是我又開始讀書、打掃房間、清理廚房，還寫了一封信，想了些沒有意義的事情，這樣消磨到午夜，我又打了一次電話。
這次阿圖羅接了。
我們聊了差不多十五分鐘，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每星期互相打一次電話。
有時我在他上班的時候打過去，有時他打到我家裡來。
一天，我請他到墨西哥來跟我一起生活。
他說不允許他進入這個國家，墨西哥不會給他護照。
我說飛到危地馬拉去，我們在那裡見面，在那裡結婚，那時他就可以進入墨西哥了，沒問題。
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讨論這種可能性。
他去過危地馬拉，我沒去過。
有幾個晚上，我都夢到了危地馬拉。
一天下午，媽媽來看我，我犯了個錯誤把這個告訴她了。
我對她講了我的危地馬拉夢想，我跟阿圖羅的電話交談。
一切都毫無必要地變得複雜起來。
媽媽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問題，也許她都開始哭了，但我覺得她沒有哭，或者至少我記得沒有看到她臉上有淚水。
又一天下午，爸媽同時過來求我去一個著名專家那裡作個檢查。
我沒有選擇餘地就聽從了，因為他們給我出錢。
幸運的是，醫生說沒事兒。
伊迪絲完全康複了，他告訴爸媽。
但是，後來幾天，我又去看了另外兩個著名專家，他們的診斷不是很肯定。
朋友們都問我到底怎麼了。
我隻告訴過其中一位說我戀愛了，我愛人在歐洲，不能回墨西哥跟我一起生活。
我說到危地馬拉。
朋友說我回巴塞羅那去要更容易些。
這個我還真沒想到過，想到這點時覺得自己太傻了。
為什麼不回巴塞羅那呢？我請父母幫忙。
我弄到機票錢。
我跟阿圖羅說了，告訴他我要過來。
我到那裡後，他上機場來接。
不知為什麼，其實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接。
或許我希望來接的人更多些，不是阿圖羅一個，也許他可以帶些朋友來。
我在巴塞羅那的新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覺，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立刻明白那是阿圖羅一個老情人的聲音。
我管叫她聖特雷薩。
她比我大，也許至少有二十八歲了，人們說起過很多關于她的蠻橫故事。
我又聽到阿圖羅的聲音，輕聲說我在睡覺。
他們兩個繼續竊竊私語了幾分鐘。
後來阿圖羅問了她什麼，他的老情人說可以。
過了好大會兒，我才意識到阿圖羅在問她是不是想趁我睡覺的時候看看我。
聖特雷薩說可以。
我假裝睡着了。
那道把惟一的卧室跟起居室隔開的簾子被掀起，阿圖羅和聖特雷薩走進黑暗中。
我不想睜開眼睛。
後來，我問阿圖羅誰來房間了。
他說了聖特雷薩的名字，還給我看了她給我買的鮮花。
我想，如果你們彼此那麼相愛，就應該生活在一起。
說實話，我知道阿圖羅和聖特雷薩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
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對這點卻很有把握。
我絕對确信他愛着我。
我們剛生活在一起的那幾天并不順當。
他不習慣跟任何人共用那間小屋，我也不習慣過得這麼動蕩。
好在我們經常聊天，這幫我們順利地度過白天。
我們經常聊到精疲力竭，從起來的刹那到上床的刹那。
我們也做愛。
最初幾天做得既糟糕又拙劣，後來就一天勝似一天。
另外，我不喜歡他辛辛苦苦地弄我達到高潮的樣子。
我說，我隻想讓你自己好好地享受，如果你想高潮了就高潮，别等我。
後來他索性不高潮了（我想這可能怨我），我們可以徹夜做愛，他說喜歡那種不來的感覺，但過了幾天，他睾丸疼得很厲害，即便我不高潮，他也隻好結束了。
另一個麻煩是我的味道，我陰部的味道，我們做愛時散發出來的味道。
對此我總是慚愧難當。
當時，那股味道很沖，會彌漫到我們做愛的房間的各個角落。
阿圖羅的屋子特别狹小，我們做愛又很頻繁，我的味道不是待在卧室裡，而是滲透進和卧室隻有一簾之隔的起居室，然後再滲透進廚房，這個小房間連扇門都沒有。
最糟糕的是這所公寓在巴塞羅那的中心位置，在老城區，每天阿圖羅的朋友不事先打個電話就來看我們，大多數是智利人，但也有個别墨西哥人，丹尼爾就在其中，我搞不清是那些幾乎不認識我的智利人來時這味道讓我更尴尬，還是墨西哥人來時更尴尬，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我倆共同的朋友。
無論屬于哪種情況，我都讨厭自己的這股味道。
一天晚上，我問阿圖羅跟散發那種味道的女人睡過覺沒有。
他說沒有。
我開始哭起來。
阿圖羅又補充了一句，跟他睡覺的女人中從來不曾有自己如此深愛的。
我不相信。
我說他肯定跟聖特雷薩玩得很開心。
他說沒錯，在性方面是很開心，但他更愛我。
他又說他也愛聖特雷薩，但方式不同。
她其實很愛你的，他說。
所有那種愛讓我有種嘔吐的感覺。
我讓他答應，如果朋友過來，這股味道還沒消散的話，不許開門。
他說就是不再見任何人都無所謂，除了我。
當然，我認為他是在開玩笑。
後來我就不知道怎麼了。
我的情緒開始糟糕起來。
我們全靠他的工作收入過活，因為我絕不許媽媽寄錢。
我不想要那錢。
我開始在巴塞羅那找工作，最後教起了私人希伯來語課。
我的學生們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羅尼亞人，他們都在學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從中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簡直能把我吓壞。
他們一下課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裡喝着茶，給我講述那些結論。
晚上我經常跟阿圖羅聊我的學生。
有一回，阿圖羅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對耶稣的一則寓言有自己的見解，但要麼他沒有講好，要麼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講的時候我沒有太留心。
那時，我想阿圖羅和烏裡塞斯的關系可能完蛋了。
我在墨西哥見過三次烏裡塞斯，最後一次，我告訴他我要回巴塞羅那與阿圖羅一起生活了，他說我不該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會想念我。
起先，我沒明白他想說什麼，接着明白過來他愛上了我什麼的，我當着他的面大笑起來。
可阿圖羅是你的朋友啊！我說，然後開始哭了，等擡起頭看見烏裡塞斯時，發現他也哭了。
或許不是哭，我發覺他是努力想哭，強逼着自己流淚，而且一部分淚水已經湧上眼睛。
一直這麼孤獨，我該怎麼辦啊？他說。
當時那個場面顯得有些假。
我跟阿圖羅講起這事時，他笑了，說不相信，後來開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養的了。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到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羅那的那段時間，我偶爾會想起烏裡塞斯和他的眼淚，想到他說的自己在墨西哥會多麼孤獨。
一天晚上，我做了紅辣醬炖雞肉，我和阿圖羅開着窗戶吃飯，因為天太熱了，大概是盛夏季節，外面忽然傳來巨大的吵鬧聲，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場遊行中給掀翻了天，其實人們沒有抗議什麼，而是在慶賀一場足球賽的勝利。
我收拾好桌子，辣醬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鬧聲大得我們都聽不清自己的說話聲，我們隻好關了窗戶。
天很熱，辣醬的味道又很辛辣。
阿圖羅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潰了，我開始哭起來。
奇怪的是阿圖羅試圖摟住我時我怒從心起，開始沖他尖叫。
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卻吃驚地發現我竟然捶打起自己來。
我一個勁兒地說：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擊打着自己，直到阿圖羅抓住我的手。
後來，他說他擔心我會弄斷指頭或者傷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
我終于鎮定下來了，我們又去外面散步。
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幾百萬人。
大街小巷人潮泛濫。
我們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廢棄的錫罐，擋在路上，有些角落裡小孩們拼命地拍打着小車。
我們看到了很多旗子。
人們放聲大笑，驚奇地看着我，因為我走路時滿臉嚴肅的表情，推擠着從人群中穿過去，想找到點我渴望的新鮮空氣，但空氣早已消失，好像整個巴塞羅那變成一個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滿了影子、喊叫聲和足球贊歌的黑色篝火。
這時我聽到了警報的嗚嗚聲。
喊叫聲更大了。
還有摔瓶子的聲音。
我們開始跑起來。
我想就在這一刻我和阿圖羅之間的一切都結束了。
晚上，我們常常寫東西。
他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寫日記、詩歌和電影劇本。
我們寫東西的時候喜歡面對面坐着，不斷地喝茶。
我們寫作并不是為了發表，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隻是想看看我們能走多遠。
不寫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沒完沒了地談論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時阿圖羅會給我講些在拉美遊擊戰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
我知道他們中有些人的名字，因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踏上過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們還繼續做愛，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遠一點，完全是出于無意識，沒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幹嗎。
跟亞伯拉罕在一起時或多或少已經出現過這種情況，隻不過現在情況更糟糕了，因為我一無所有。
一天晚上，我們做愛時我對他講了。
我說我覺得自己快要瘋了，這個病症已經伴随我很久了。
我說了很長時間。
他的反應讓我吃驚（這是他最後一次讓我吃驚）。
他說如果我瘋了，他也會瘋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瘋掉。
你想以身試法嗎？我問。
我沒有以身試法，他說。
我在黑暗中搜尋着他的眼睛，問他是不是當真。
當然是當真的了，他說，他把身體壓得離我更近些。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穩。
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離開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時我在電話局給媽媽打了個電話。
那時，阿圖羅和他的朋友們打國際長途從不付錢。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我隻知道他們的辦法不止一種，他們已經騙了電話局數千萬比塞塔了。
他們找個電話，接上幾條線就可以了，他們有連接器。
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這個了，把竅門傳了下來，其次是智利人。
我還沒碰到過一個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騙打電話，也許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應對這個現代世界，也許因為那時生活在巴塞羅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錢，所以沒必要違法。
那些騙打的電話很容易通過附近拉的線識破，尤其是夜間。
最好和最壞的拉美人都擠在那些線上，包括年長的革命者和強奸犯，前政治犯和叫賣廉價珠寶的小販。
我看完電影在回來的路上看到這些電線時，比如，在拉馬爾萊拉斯廣場的電話亭附近，我會不寒而栗，開始顫抖，一種金屬的冰冷感像警棍般從我的脖頸後面竄到腳踝。
那些半熟少年、帶着還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婦、老人和女人們：午夜或者淩晨一點，等着某個陌生人結束通話，雖然聽不見但卻能猜到别人在說什麼，因為打電話的那個人要麼指手畫腳，要麼哭泣，要麼站在那裡長時間一句話也不說，隻是一個勁兒地點頭或者搖頭，這時他們會想些什麼呢？那些排隊的人在等什麼呢？他們隻希望快點輪到自己嗎，希望警察别出現嗎？就想這些嗎？無論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幹這種事。
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向她要了些錢。
一天下午，我告訴阿圖羅，我準備走了，我們不要在一起了。
他問我為什麼。
我說我實在無法忍受。
我對你怎麼了？他問。
沒什麼，我這人經常對自己幹些可怕的事兒，我說。
我需要一個人待着。
最後我們互相沖對方大聲吵起來。
我搬到丹尼爾那裡。
有時阿圖羅會過來看看，我們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
媽媽把錢寄到後我就永遠離開那裡飛往羅馬了。
現在我也許應該說說我的小貓。
我們住在一起之前，阿圖羅的一個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給阿圖羅留下六隻小貓，是老貓剛生下來的。
她帶走了老貓，把小貓留給阿圖羅。
阿圖羅養了一陣子，那時它們還很幼小。
後來，他發覺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來了後，開始給這些小貓找主人。
大多數貓都被朋友帶走了，剩下一隻小灰貓誰也不願意要，我就要了，亞伯拉罕對這點特别煩，因為他怕貓會抓搔畫布。
我管小貓叫齊亞，是為了紀念一天下午我在羅馬看到的另外一隻小貓。
我離開那裡去墨西哥時，齊亞也跟我一起回國。
我再次回到巴塞羅那阿圖羅的公寓時，齊亞也跟着我。
我覺得她很喜歡坐飛機。
我跟丹尼爾·格羅斯曼一起住的時候，當然也帶着齊亞。
我搭飛機去羅馬時，把貓擱在草編袋裡放在我的膝蓋上。
小貓終于就要見到羅馬了，她就是從這個城市來的，至少從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羅馬的生活簡直是一場災難。
一切都糟糕透頂，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後來别人這樣告訴我，我還拒絕求助。
我隻有一個齊亞，我惟一關心的就是如何照顧齊亞，給她喂食。
我還真讀了很多東西，可我試着回想讀過什麼書時，一堵火熱、顫抖的牆擋住了思路。
也許讀過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許讀過加達的著作。
我忘了。
我已經讀過這兩位作家作品的西語版。
隻有丹尼爾一個人了解我的行蹤。
我收到過他的幾封信。
他在一封信裡告訴我，因為我的離去阿圖羅差點崩潰了，每次見到丹尼爾都要問起我。
别告訴他我的地址，我說，因為他會追我到羅馬的。
我不會給他的，丹尼爾會在下一封信中這樣說。
我還聽他說我父母很着急，不斷地往巴塞羅那打電話。
我說，别告訴他們我的地址，丹尼爾也答應不告訴。
他的信篇幅都很長。
我的信則很短，差不多總是發明信片。
我在羅馬的生活很短暫也很簡單。
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維雷的魯西街的一個出租房裡。
晚上，我回家後就帶上齊亞出去散步。
我們經常去聖埃吉迪奧教堂後面的一個公園，貓在樹林中漫遊時，我就打開一本書讀起來。
我讀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爾坎蒂或者切科·安傑奧列裡，或者奇諾·達·皮斯托亞，可是我隻記得自己讀的是一個火熱的簾子或者一個在羅馬黃昏的微風中飄揚的溫暖的簾子，讀的隻是花草、樹木以及腳步聲。
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
我就記得這些。
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鞋店老闆看到我上班時脖子上全是青色的傷痕，他伺候了我一個星期。
後來，他想跟我睡覺，我拒絕了。
一天，齊亞在公園裡走失了，不是聖埃吉迪奧教堂後面的那個公園，而是另一個公園，加裡鮑爾迪街上的那個公園，裡面沒有樹也沒有燈。
齊亞漫遊到很遠的地方，黑暗吞沒了她。
我一直找到早晨七點還沒有找到齊亞。
找到太陽升起人們開始陸續去上班。
那天我沒去鞋店。
我上了床，把被子拉到下巴倒頭就睡。
醒來後我又去找。
沒找到。
一天晚上我夢見阿圖羅。
我們兩個都待在一家寫字樓的頂層，那種用玻璃和鋼筋建造的大樓，我們打開一扇窗戶向下望着。
那是夜間。
我沒打算跳樓，可阿圖羅卻看着我說，你要跳下去，我也會跳下去的。
我想罵他白癡，但沒有那個勇氣羞辱他。
一天，我的房門開了，我看見媽媽和弟弟走進來，弟弟那時已經是以色列國防軍的一名士兵，長駐以色列。
他們立刻把我送進羅馬的一家醫院，兩天後我又飛回墨西哥。
後來我才得知，媽媽先是飛到巴塞羅那，設法從丹尼爾那裡弄到我在羅馬的地址，起先丹尼爾還不給他們呢。
到了墨西哥，我住進庫埃納瓦卡街上的一家私人醫院，醫生對我媽媽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配合，他們将束手無策。
那時我的體重是九十磅，幾乎不能走路。
後來我又搭飛機去了洛杉矶，住進那裡的一家醫院。
在那兒我遇到了柯勃醫生，慢慢成為朋友。
我的體重成了七十五磅，下午我經常看電視，大概就這樣。
媽媽住進洛杉矶城内第六大街的一家旅館，她每天都來看我。
一個月後我的體重又反彈了，回到九十磅。
媽媽很高興，決定回墨西哥城照看生意。
媽媽走了後，柯勃醫生和我成了朋友。
我們聊美食、鎮靜劑和别的毒品。
我們不怎麼談論書，因為柯勃醫生隻讀暢銷書。
我們也談電影。
他看過的電影比我多多了，他從1950年代就喜歡電影了。
下午我就打開電視找些電影來看，這樣過會兒就可以跟他讨論電影了，可是服的藥讓我看到中途就昏昏欲睡了。
我跟柯勃醫生聊天時，他經常給我講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我不曾見過的事情，但那時我往往連自己看到過的世事都忘光了。
我對那些電影的記憶很奇怪，影像和畫面通過我的醫生淳樸的激情的透鏡給過濾掉了。
媽媽經常周末過來。
她一般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墨西哥城。
有一次她告訴我，她考慮永久地搬到洛杉矶來住。
不是住在這個城市裡面，而是到周邊某個漂亮的地方，比如科羅納海灘或者拉古納海灘。
那工廠怎麼辦？我說。
祖父不會讓你賣掉它的。
墨西哥快要成地獄了，媽媽說，遲早得賣掉。
有時她會帶上一些我的朋友過來，是她邀請一起來的，因為醫生們包括柯勃醫生都說，見見我的“老夥計”對我的健康會有好處。
又一個星期六，她帶着一個我都不認識的家夥來了。
一天晚上我對媽媽說，你也應該帶些朋友來，學着怎麼過得更開心。
有時，我說出這種話的時候媽媽就笑了，好像不相信自己聽到的，有時會哭起來。
你沒有跟任何人約會過嗎？沒有男朋友嗎？我問媽媽。
她承認在墨西哥城見過一個人，一個像她一樣離了婚的男人或者鳏夫。
我不想太費勁講得過于明白。
我想我其實并不在乎。
四個月後我的體重回到一百零五磅，媽媽開始準備把我轉到一家墨西哥人開的診所。
那天，我走之前柯勃醫生來道别。
我把電話号碼給了他，讓他在适當的時候給我打電話。
我要他的電話号碼時，他說要搬家，所以不能給我。
我不相信，但也不能說他在騙人。
我們又回到墨西哥城。
這次我住進布宜諾斯艾利斯區裡的一家醫院。
我占了一個很大的房間，室内光線充足，從一扇窗戶望出去一個公園的全貌盡收眼底，還配了台有一百多個頻道的電視機。
早晨，我經常去那個公園讀小說。
下午，我就關在房間睡覺。
一天，從巴塞羅那回來不久的丹尼爾來看我。
他已經很長時間沒回墨西哥了，他得知我在醫院後就來看我了。
我問他我看上去怎麼樣。
他說挺好，但有些瘦。
我們倆都大笑起來。
這時大笑已經心無芥蒂了，這是個好兆頭。
他臨走前我問起阿圖羅的情況，丹尼爾說他已經不住在巴塞羅那了，至少他認為不在那裡了，不過，他們相互已經有段時間沒見面了。
一個月後，我的體重達到一百一十磅，我出院了。
然而，我生活上的變化并不大。
我跟媽媽住在一起，從不外出，不是因為不能而是不想。
媽媽把她的那輛舊車送給了我，一輛奔馳轎車，但我隻開過一次，那次還差點出了車禍。
任何一點小事都會讓我哭泣。
一幢遠處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車裡的人、每日新聞，都會讓我傷心。
一天晚上，亞伯拉罕從巴黎給我打來電話，他正在籌辦一個墨西哥青年畫家群體的展覽。
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沒配合。
他隻好聊起自己的繪畫，他取得的進步、成功。
我們說再見時，我發現自己在克制着盡量不要流出一滴淚。
不久，大約在我媽媽決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時，我的體重又開始掉了。
工廠還沒有賣掉，一天，我們乘飛機去了洛杉矶。
落戶在拉古納海灘。
最初的兩個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過的那家醫院裡度過，進行全面檢查，後來我又跟媽媽住進拉古納海灘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裡。
媽媽以前來過這裡，但是觀光旅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一陣子，我們經常很早出門去找别的可能會喜歡的地方。
我們去過達納角、聖克萊蒙特、聖奧諾弗雷，最後選中了一個叫錫爾弗拉多的小鎮，如同在電影中，在克利夫蘭國家森林公園的邊上，我們租了一個兩層的樓房，帶個院子，還買了一條警犬，媽媽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個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們在那裡生活了兩年。
其間，媽媽賣了祖父的工廠，我需要定期而且越來越頻繁地跟醫生們見面。
媽媽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
她回來後就帶些小說給我，她以為我會喜歡讀的墨西哥作家寫的小說，包括昔日鐘愛的作品或者何塞·奧古斯丁、古斯塔沃·薩因斯，甚至更年輕的作家的東西。
可是有一天，我發覺自己再也讀不下去了，漸漸地，這些用西班牙語寫的小說就被扔在一邊了。
很快，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媽媽開始帶着一個朋友出現了，那是一個工程師，名叫卡布雷拉，在瓜達拉亞拉一家建築公司工作。
這個工程師的妻子去世了，有兩個比我還大點的孩子，住在美國東海岸。
他和媽媽處得挺順利，看上去他們好像已經住在一起了。
一天晚上，媽媽和我談起性。
我告訴她，我的性生活已經完了，跟媽媽讨論了很長時間後，她哭了，擁抱着我說，我是她的小姑娘，永遠不會扔下我。
另外，我們幾乎從不争吵。
我們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讀書、看電視（我們從不看電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裡看畫廊展覽、聽音樂。
在錫爾弗拉多，除了一對八十多歲的猶太夫婦，我們沒有朋友，他們是媽媽在超市認識的，反正她這樣告訴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們一次，一般都上他們家去，媽媽說，看望他們是我們的一個責任，因為老人可能随時會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個突然死去，另一個可能會束手無策，我挺懷疑這個，因為老人在“二戰”期間曾被關進德國一個集中營，對死亡早已司空見慣。
不過，幫助他們讓媽媽感到很開心，這對夫婦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們管我們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當時媽媽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兩位老人。
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去他們家，令我驚訝的是我居然在他們家待了很長時間，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
我準備了檸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給自個倒上威士忌，他們說，以他們這個年齡，這是最好的藥品。
我們聊到歐洲，對那裡他們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們也去過幾次。
但是，他們對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錯誤就是浮光掠影。
我記得，長談結束後，兩個老人看着我說，你顯然是墨西哥人。
我當然是墨西哥人，我說。
而且，他倆人都挺好，我開始更頻繁地去看望他們。
有時，他們感覺不舒服就會給我打電話，讓我在超市買些東西或者把他們的衣服帶到洗衣工那兒，或者到報攤給他們買份報紙來。
有時他們要《洛杉矶時報》，有時要一份本地的《錫爾弗拉多報》，有四頁的篇幅，裡面沒有任何有趣的東西。
他們喜歡勃拉姆斯，認為他既是一個夢想家，又是個理性主義者，老兩口很少看電視，我卻完全相反，我幾乎從不聽音樂，白天大部分時間都開着電視。
我們在那裡生活了一年多後，舒爾茨先生就死了，媽媽和我跟舒瓦茨夫人去參加在洛杉矶猶太人公墓裡舉行的葬禮。
我們堅持讓舒瓦茨夫人坐我們的小車去，但她拒絕了，那天早晨她跟在靈車後面，獨自坐一輛租來的轎車，至少媽媽和我認為那是租來的。
到公墓後，有個四十歲左右的家夥，穿着一身黑衣，頭臉刮得幹幹淨淨，走下車，扶着舒瓦茨夫人出來，像她的情人似的。
離去時，同樣的一幕又重演了：舒瓦茨夫人鑽進小車，那個秃頂男子也鑽進去，然後就走了，媽媽的那輛白色日産車緊跟後面。
到了錫爾弗拉多，那輛轎車在舒瓦茨家門口停住，秃頂男子幫着舒瓦茨夫人下了車，然後又回到車裡，很快車就開走了。
舒瓦茨夫人一個人站在荒涼的人行道上。
好在我們跟在她後面，媽媽說。
我們停住車，向她走去。
舒爾茨夫人似乎有些茫然若失，望着那輛轎車走過的街道。
我們扶她回到屋裡，媽媽給我們做了茶。
直到此刻，舒爾茨夫人才回過神來，可是嘬了一口茶後她就推開杯子，想喝威士忌。
媽媽瞧着我。
她的眼睛裡閃着一絲得意的光芒。
我問威士忌放在哪裡，然後給她倒了一杯。
加不加水呢？要純的，親愛的，舒瓦茨夫人說。
放不放冰呢？我聽到廚房裡傳來媽媽的聲音。
要純的！舒瓦茨夫人又重複了一遍。
從那以後，我們更親近了。
媽媽回墨西哥時我就整天待在舒瓦茨夫人家裡，有時我甚至還會在那裡過夜。
盡管舒瓦茨夫人從不吃晚餐，她也會準備好一份沙拉和烤牛排給我吃。
她坐在我旁邊，威士忌放在手邊，給我講她年輕時在歐洲的故事，她說，那時食品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
我們也經常聽聽唱片，議論會兒本地的新聞。
在舒瓦茨夫人孀居的漫長而平靜的一年裡，我認識了一個錫爾弗拉多的男子，是個管道工，我跟他睡了。
這經曆并不愉快。
管道工名叫約翰，他又想來看我。
我告訴他不要來了，一次就夠了。
我的拒絕他還不死心，開始每天給我打電話。
有一次，媽媽接的電話，他們互相責備了一陣。
一星期後，媽媽和我決定去墨西哥休假。
我們去了海灘，然後又回到墨西哥城。
我不知道媽媽腦子裡怎麼想的，覺得我應該見見亞伯拉罕。
一天晚上，他給我打來電話，我們約好第二天見面。
這時，亞伯拉罕已經永遠離開歐洲住在墨西哥城，他有間畫室。
他的事業似乎很順利。
畫室在科約阿坎，在他住的公寓附近，吃過晚飯後，他要我去看看他最近的畫作。
我說不上是否喜歡。
也許我對這些東西已經很冷淡。
這些畫布的尺寸都很大，非常像亞伯拉罕崇拜的一位加泰羅尼亞畫家的作品，或者他在巴塞羅那時欽佩的一位畫家，但說句公道話，這些作品中透着他自己的情感：以前是土黃色和土地色調的地方，現在變成了黃色、紅色和藍色。
他還給我看了一組系列畫，我更喜歡那批東西。
我們又談到錢，或者他談到了錢，談到比索的不穩定，談到去加利福尼亞生活的可能性，談到我們再也沒見過的一些朋友。
忽然，亞伯拉罕向我問起阿圖羅·貝拉諾。
我頗感意外，因為他從來不問這麼直接的問題。
我說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知道，他說，想要我告訴你嗎？起先我想說不，但後來我告訴他說說看，我也想知道。
亞伯拉罕說，一天晚上，我在巴裡奧奇諾看見他了，他先是沒認出我。
他跟一個金發女人在一起。
看上去很開心。
我向他打了聲招呼，因為我們在一家吵吵鬧鬧的小酒吧裡，事實上我們就在同一張桌上（說到這兒亞伯拉罕笑了），要假裝沒看見他會顯得很傻。
他愣了下才認出我。
後來他靠過來一點，快把臉貼到我臉上了，我覺得他徹底醉了（我可能也醉了），他還問起你來着。
你說什麼了？我說你在美國，你挺好。
他說什麼了？我猜，他說了如釋重負之類的話，還說有時候還以為你死了。
就這些了。
他又掉過頭轉向那個金發女郎，過了會兒我就和朋友們走了。
十五天後，我們回到錫爾弗拉多。
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約翰，我告訴他，如果他還一個勁兒地給我打電話騷擾，我會殺了他，約翰道歉說他愛過我，但現在已經不愛了，也不會再給我打電話。
那段時間，我的體重維持在一百磅，既不減也不增，媽媽很高興。
她跟那個工程師的關系挺穩定，甚至開始談論結婚的事，盡管媽媽總是顯得并不着急。
她在拉古納海灘開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藝品商店，生意上賺的錢不多，但也不怎麼賠，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種社交生活的氛圍。
舒瓦茨先生死後一年，舒爾茨夫人又病了，必須住進洛杉矶的一家醫院。
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當時她正睡着。
醫院位于城中心的威爾什爾林蔭大道，離麥克阿瑟公園不遠。
媽媽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來。
可是車不好辦，如果媽媽走了我還留在這兒，誰帶我回錫爾弗拉多呢？在走廊裡商量了很長時間後，媽媽說她可以在晚上九、十點之間來接我，如果由于某種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誤了，她會打醫院的電話找我。
她走之前讓我答應不要走動。
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裡待了多長時間，我在醫院食堂吃過飯，跟一個護士聊了半天。
那個護士名叫羅薩裡奧·阿爾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
我問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麼樣，她說每天都不一樣，有時可能挺好，有時又很糟，不過要是不踏實工作，你怎麼出人頭地。
我問她，離開墨西哥多久了？很長時間了，她說，我沒有錢去緬懷故鄉。
後來我買了份報紙，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間。
我坐在窗戶旁邊，在報上尋找博物館和電影。
奧爾瓦萊多街的影院有一場電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電影了，奧爾瓦萊多街離醫院不遠。
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時又不想看了，然後繼續往前走去。
人人都說洛杉矶不是個适合散步的城市。
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倫西亞大街方向走去，然後又左轉，沿巴倫西亞大街折回威爾什爾林蔭大道，總共步行了兩個小時，從從容容，有時在某些乏味的建築物前停留片刻，有時又仔細觀察會兒往來的車流。
十點鐘時，媽媽從拉古納海灘回來，我們就走了。
第二次去看舒爾茨夫人時，她已經認不出我。
我問護士有人來看過她沒有。
護士說早上有個老婦人看過，我來時她剛走。
這次我是開那輛日産車來的，因為媽媽和那個剛到的工程師帶着他的車去拉古納海灘了。
據我聊過的那個護士說，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
我在醫院吃了飯，在病房裡坐了會兒，沉思默想，直到六點鐘。
後來我開上日産車繞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風。
前座置物盒裡有一張地圖，在轉動打火器的鑰匙之前，我仔細地研究了一番。
我發動車子離開醫院。
我知道我走過市政中心、音樂中心、桃樂絲音樂廳。
後來我又向回聲公園開去，在日落大道上彙到車流裡。
我不知道這樣行駛了多久。
我隻記得從來沒有離開過車，到比華利山後下101高速路，然後沿輔路蜿蜒而行，最後來到聖塔莫尼卡。
到了那兒，我又開到10号州際公路或者聖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後駛回城裡，然後上11号高速路，駛過威爾什爾林蔭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
我回到醫院後已是晚上十點，舒瓦茨夫人已經去世了。
我想問問她去世時是不是一個人，但決定還是什麼也别問的好。
她人已經不在房間，我在窗戶邊坐了會兒，喘着氣，平撫着聖塔莫尼卡之行帶來的緊張。
一個護士過來問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親屬，在這裡幹什麼。
我說是她的一個朋友，我隻想平靜一下，就這樣。
她問我平靜了沒有，我說好了。
後來我就起身走了。
我回到錫爾弗拉多時已經是淩晨三點。
一個月後，媽媽跟工程師結了婚，在拉古納海灘舉行婚禮，工程師的孩子們都到了，我的一個兄弟、媽媽在加利福尼亞認識的一些朋友也來了。
他們在錫爾弗拉多住了段時間，後來媽媽賣了拉古納海灘的手工藝品店，去瓜達拉亞拉住了。
有一度我不想離開錫爾弗拉多。
媽媽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寬敞多了，安靜多了，也冰涼多了。
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時間。
每天下午，我就開着日産車去鎮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讀已忘了情節的小說。
在酒吧碰到一個在森林服務處工作的家夥，我們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裡，認識些西班牙語單詞。
一天晚上，佩裡說我的陰部味道異常。
我沒有理他，他以為冒犯了我。
我冒犯你了嗎？他問，如果冒犯了，實在對不起。
我想的是别的事兒，别的臉龐（如果臉龐可以想的話），他并沒有冒犯到我。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都一個人待着。
我每個月去銀行兌換一次媽媽寄來的支票。
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清潔房屋，掃地、擦地，上超市買東西做飯，洗碗，修整小院。
我不給任何人打電話，我接到的惟一的電話也是媽媽打來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親或者某個兄弟打來的電話。
情緒不錯的時候，我會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時候就待在家裡，坐在窗邊讀書。
隻要擡起眼睛，從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蕩蕩的房子。
一天下午，一輛小車停在那幢房子前，一個穿着夾克打着領帶的男子從車裡出來。
他有鑰匙。
他走進屋去，十分鐘後又出來。
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親戚。
幾天後，又有兩個女的一個男的回來看房。
他們走了後，其中一個女人打出一塊牌子，上面寫着：此房出售。
後來，隔很多天才有人來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裡忙的時候，聽到有孩子們在喊叫，我看見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在一個曾來過那裡的女人的帶領下走進那幢房子。
我馬上明白了，他們可能要買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裡，還戴着手套，像個鹽柱似的站着，我想我離開這裡的時刻也到了。
那天晚上，聽着德彪西的音樂，想着墨西哥，後來，不知為什麼，我就想起了我的小貓齊亞，最後我給媽媽打了個電話，讓她在墨西哥城給我找份工作，什麼都行。
我告訴她我可能很快就要離開這裡了。
一周後，媽媽和她的新任丈夫來到錫爾弗拉多，兩天後，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飛回墨西哥城。
我先在索娜羅莎的一家畫廊上班。
掙的錢不多，但工作不那麼辛苦。
後來我又去了一家叫經濟文化基礎出版社的英國哲學部工作，我的職業生涯終于安定下來。
費裡佩·穆勒，坐在馬托雷爾廣場的一把條椅上，巴塞羅那，1991年10月。
我幾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個故事是阿圖羅·貝拉諾講給我的，因為他是我們當中惟一喜歡讀科幻小說的人。
這篇小說的作者是西奧多·斯特金[西奧多·斯特金（TheodoreSturgeon，1919—1985），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
著有《夢見的寶石》（TheDreamingJewels）、《超人類》（MoreThanHuman）等。
曾獲得包括雨果獎、星雲獎等主要科幻小說獎項。
]，或者阿圖羅聲稱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圖羅本人。
西奧多·斯特金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這個故事，這個愛情故事，講述了一個非常富有、非常聰明的女孩的經曆，一天，她愛上了自己的園丁或者園丁的兒子或者一個年輕流浪漢，這個人恰好住在她擁有的一幢房子裡，然後成了她的園丁。
這個女孩不僅富有、聰明，而且固執任性，有點感情用事，一舉把這個男子引誘上床，根本不清楚為什麼，然後就瘋狂地喜歡上了他。
這個流浪漢絕對不及女孩聰明，連高中水平都沒有，但以其天使般的純潔彌補了這個不足，他也喜歡上這個女孩了，但自然不帶多少亂七八糟的東西。
在這場羅曼史的第一階段，他們住在女孩宮殿般的大廈裡，在那裡看藝術書，吃精美的佳肴，看老電影，白天大部分時候都用來做愛。
後來他們又在園丁的農舍裡住了段時間，然後又住到船上（也許是那種在法國的河流上巡航的小船，就像讓·維果的電影裡出現的那種），再後來他們騎着兩部哈雷摩托車在遼闊的美國大地漫遊，那是這個流浪漢珍藏了很久的夢想。
這個女孩享受着愛情的同時，事業繼續繁榮昌盛，因為以錢生錢，她一天比一天富有。
這個沒有什麼大本事的流浪漢非常正派，經常說服女孩獻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給優秀文藝創作者或者慈善事業（其實女孩經常通過律師和各種基金網絡來做這件事，但她沒有告訴流浪漢，隻是為了讓他覺得自己這樣做是聽了他的勸告），說完他就徹底忘了此事，因為歸根結底，流浪漢對于和他摯愛的人如影随形的巨額錢财的概念有些渾渾沌沌。
總之，有一段時間，幾個月，或許一兩年，這個身價百萬的女孩和她的情人幸福得不知怎麼說才好。
但是，有一天（或者一天晚上），流浪漢病倒了，雖然請來世界上最高明的醫生作診斷，但還是無可奈何。
他的健康被童年時的不快毀掉了，那是一種頑固的青春期瘟疫，他跟這個女孩度過的短暫時光僅僅讓那段焦慮的生活有所緩解或者甜美了一些。
雖然科學全力以赴了，但他還是得癌症死了。
有那麼幾天，這個女孩似乎失魂落魄。
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結交各種情人，在陰暗的追求中不可自拔。
但最後她還是回家了，而且，顯然，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魂不守舍，這時她很快決定實施一個計劃，某種程度上，這個計劃在流浪漢死之前已經在她頭腦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一隊科學家搬進那座大廈。
在很短的時間裡，這幢屋子做了雙重改造，把内部改造成一個高級實驗室，外面的草坪和園丁的小屋改造成一個伊甸園的複制品。
為了擋住一切陌生人的窺視，園地四周建了高牆。
然後科研工作開始了。
不久這些科學家在一個妓女的子宮裡克隆出那個流浪漢，這個妓女得到一筆慷慨的補償。
九個月後這個妓女生出一個男孩，把他轉交給那個女孩後就消失了。
這個男孩由那個女孩和一個專家小組撫養。
後來科學家們又在這個女孩的子宮裡克隆了一個女孩。
九個月後女孩生下一個孩子。
大廈裡的實驗室解散了，科學家們消失了，代之以老師、輔導專家，當這兩個孩子按照女孩制訂的計劃撫養時，他們将保持一定距離進行持續觀察，這一切安排妥當運作起來後，那個女孩就失蹤了。
她四處旅遊，參加各種社交聚會，一頭紮進各種曆險活動，四處尋獵情人：她的名字燦若星辰。
但每隔一段時間，她就秘密地回到大廈，觀察兩個孩子的成長，但不讓他們發現。
克隆流浪漢完全是她熱戀過的那個人的複制品，他的純潔和天真絲毫未損。
不同的是現在他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滿足，童年時代完全在一個又一個平靜的遊戲中度過，老師們把需要知道的全教給他。
那個克隆女孩完全是這個女孩的複制品，她的老師重複着同樣的成功、失敗和過去的行為。
當然，這個女孩從來沒有讓兩個孩子看見過自己，不過，那個克隆流浪漢，那個永不疲倦地玩耍的大膽孩子，透過大廈頂樓的花邊窗簾看到過她，而且還跑着跟蹤過她，但結果總是徒勞。
幾年過去，兩個孩子長大了，越來越分不開。
一天，那個女富豪生病了，不管什麼病吧，總之是一種緻命的病毒，癌症，經過一番純屬徒勞的象征性的掙紮之後，她屈服了，準備撒手人寰。
她還很年輕，隻有四十二歲。
她惟一的繼承人就是那兩個克隆人，她給他們準備好了一切，他們一結婚就可以繼承她的部分财産。
後來她死了，律師和科學家們為她哭得傷心極了。
她的員工讀完遺囑後開了個會，這個故事就結束了。
有些非常天真而且與女富翁的内部圈子離得很遠的人問了些問題，作者猜測讀者也會問這些問題。
兩個克隆人不結婚怎麼辦？男孩女孩相愛，這點似乎無可置疑，但他們的愛永遠不逾越嚴格的兄妹關系怎麼辦？他們的生活會遭到破壞嗎？他們像兩個被判了刑的囚犯那樣生活在一起時會遭譴責嗎？ 争執和辯論爆發了。
道德和倫理問題出現了。
但是，那位最年長的律師和科學家很快就親自出來澄清了一切疑慮。
即便男孩女孩不同意結婚，即便他們不相愛，仍然會拿到應得的那筆錢，他們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選擇。
無論他們的關系如何發展，在一年之内，科學家将會在一個替代身體中再克隆出一個流浪漢，五年後又會複制出一個女富翁的克隆體。
當這兩個新的克隆人到二十三歲和十八歲時，無論他們之間是什麼關系——換句話說，無論他們是像兄妹還是情人般彼此愛着——科學家或者後繼的科學家們還會再克隆出兩個人來，這樣不斷地克隆下去，直到時間的盡頭，或者直到女富翁的巨大财富消耗殆盡。
這個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女富翁和流浪漢臉龐的側影映襯在夕陽、星辰以及無垠的太空中。
有點怪異吧？在某種意義上還很崇高，但還是很怪異。
像所有瘋狂的愛情一樣，你覺得呢？如果在無限之上添加無限，最後的結果還是無限。
如果把崇高與怪異混合在一起，最終的結果仍然是怪異。
對嗎？ 20 赫塞·倫多伊羅，特雷安諾浴場，羅馬，1992年10月。
我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律師。
“把羊交給狼[原文為拉丁文，本篇引号中的引用均為拉丁名言、諺語以及同時代名人的言論，為方便讀者閱讀現譯成中文。
（拉丁文中譯者：馬曉玲）]”或者“一支槳劃着水，另一支則刮着沙子”：這兩種說法對我比較公正。
可我更傾向于追随卡圖盧斯[卡圖盧斯（Catullus，公元前約87—公元前54），古羅馬詩人。
他傳下一百一十六首詩，包括神話詩、愛情詩等。
對後世詩人奧維德、莎士比亞等都有所影響。
]說的：“不要妄想和兩個人戰鬥。
”總有一天我的衆多優點會得到承認的。
那些日子我雲遊四方，什麼都想嘗試。
律師業務或者法學專家的工作讓我有了不菲的收入，因而我才可以投入大量時間經營高雅的詩歌藝術。
“沒人會調查别人的财産來源，但财産是必不可少之物。
”如果你想獻身某項極其隐秘的事業，這是一個基本真理：詩人經常被财富的景觀擾得眼花缭亂。
不過，我們還是言歸我所謂的各種嘗試吧。
最初，這些嘗試的内容不過是旅行和四處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潛意識裡最渴望到西班牙一遊。
這才是我渴望獲得的東西，正如不朽的賀拉斯所說。
很自然，我辦了一份雜志。
我是出資人又是編輯，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詩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石頭和草木都有諸多價值呢，但語言的價值更大。
” 我的刊物也是免稅的，就是說負擔較輕。
幹嗎要自尋煩惱呢？細節在詩歌中是無足輕重的。
我的原則，從來就是如維吉爾所說“讓我們詠唱更偉大的事物吧。
”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華，到本質。
我辦了份雜志，我還負責一家律師事務所，有很多專辦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律師和行家裡手，這是一家名副其實的事務所。
每到夏季我經常四處旅行。
生活很美好。
然而，有一天我心裡對自己說，赫塞，你去過世界各地：“新的生命從這裡開始”。
該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徑的時候了，盡管你不想成為但丁，該到踏上我們這個國家道路上的時候了，它們如此破敗不堪，飽受了如此漫長的痛苦，卻仍然鮮為人知。
我是一個行動家。
說到做到：我買了個旅行車就出發了。
你好！再見！我橫穿整個安達魯西亞。
格拉納達太美了，塞維利亞太可愛了，科多巴太崎岖了。
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
找不到對頭的路徑，我這個法學博士兼犯罪律師的心是不會安定下來的：所謂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術”，“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
一切都始于那個夏天。
我心裡不斷重複着甜美的賀拉斯的話：“說出去的話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
從法律的角度看，這種說法存在漏洞。
但對詩人而言卻并非如此。
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來時興奮不已，同時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離婚了。
沒有争吵，誰也沒有受到傷害，因為，幸運的是我們的女兒已經長大，有足夠的判斷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個。
留着托薩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說，就此結束了吧。
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讓人意外。
我們把剩下的事情交給幾個她信得過的律師去處理。
“在公共領域無重于法律者，在個人方面則以遺囑最可靠。
”盡管為什麼這樣說我也不知道。
意志跟離婚有什麼關系？我的噩夢正在将我擊敗。
無論如何，“我們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這意味着為了求得我們最渴望的寶貴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們都要做奴隸。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極。
感覺青春煥發：不再抽煙，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參加了三個法律會議，其中兩個是在古老的歐洲大都市舉行的。
我的雜志也沒有蕭條，恰恰相反，那些從我的慷慨饋贈中獲得活路的詩人，都獲得了明顯的關注。
如同西塞羅說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
後來，仿效一個顯然是自信得過了頭的先例，我決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詩集。
印制費很昂貴，共有四篇文章評論了這本書，除了一篇，其他幾篇的評價均屬負面。
我把一切都歸罪于西班牙和我的樂觀主義以及永遠不變的嫉妒法則。
“掀起仇恨猶如點燃烈焰一般。
” 夏天到來時我又上了旅行車，前往我先輩的大地漫遊，或者換句話說前往翠綠原始的加利西亞。
我的心緒極佳，淩晨四點鐘，嘴裡還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澀的葛維铎的詩。
一到加利西亞，我就開始漫遊它的酒莊，品嘗葡萄酒，跟當地的水手聊天，因為“從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窺見自然的偉大”。
後來我又進入山區，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堅強，我的感覺更加靈敏。
我一般住在營地，因為一個憲警軍官告誡我沿偏僻公路或者鄉間道路露宿非常危險，特别是夏天，因為經常會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參加聚會的人，沿着夜間霧蒙蒙的道路，從這個俱樂部遊曆到另一個俱樂部。
“愛冒險者将毀于此”，而且營地也不賴，在看地圖的時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這種地方我可能會發現、觀察到甚至可以分類的情感和熱情的價值。
正是在這裡的某個地方漫遊期間，發生了我如今視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
或者說至少隻是還原封不動地保留着我全部憂傷、失敗的故事中快樂和神秘的部分。
“世人中無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說。
而且：“幸福對于一個人而言是最好的，對人類的審判者則否。
”不過言歸正傳。
我說了，我來到盧戈省卡斯特羅維德附近一個營地，那是在遍地荊棘和灌木的山區。
我随時讀書、做筆記、積累着知識。
“閑暇而無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
”盡管這聽上去可能很誇張。
簡言之（而且說實話）：我已經無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進一片無疑會讓研究舊石器時代的曆史學家感興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繪的不幸發生了。
我看到一群野營者正在往山下走。
從他們臉上驚愕的表情看，無須多聰明也能斷定出什麼不祥的事兒了。
我向他們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訴我怎麼回事。
原來他們中一個人的孩子跌到山裡的峽谷、深坑或者裂縫裡了。
作為一個辦犯罪案件的律師，經驗告訴我，我們得盡快采取行動，“實事求是，勿講空話”。
于是，其中一半人繼續往營地趕時，我跟另一撥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們宣稱不幸發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縫深不見底。
一個營員說這兒叫魔鬼嘴。
另一個人說當地人聲稱這兒其實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問那個失蹤孩子叫什麼名字，一個營員說：埃裡法斯。
事情已經夠離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讓此事變得尤其不祥，因為裂縫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個名字這麼奇異的男孩。
真叫埃裡法斯嗎？我喃喃地問。
是叫這個名字，剛才講過話的一個人說。
别的人，多半是些沒有太多文化的辦公室工人和來自盧高省的政府職員，他們看着我一言不發。
我喜歡沉思默想，但也是個行動家。
“不進則退”，我記得。
我爬到裂縫的邊緣大聲喊着男孩的名字。
聽到的卻是可怕的回音：一聲喊叫，我的喊叫聲，從大地深處折了回來，發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響。
一陣冰涼的激靈穿過我的脊梁，但為了掩飾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訴夥伴們這個洞穴非常之深，建議不妨把我們所有人的皮帶系在一起，連成一條吊繩，讓我們中的某人，當然是分量最輕的那位了，往深坑裡吊進去幾尺。
我們開始合議起來。
大家吸着煙。
倒是沒人否決我的建議。
過了會兒，那幫剛才繼續朝營地走去的人帶着第一批幫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來了。
“熱情而勤奮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
我們把一個從卡斯特羅維德來的結實的年輕人用繩子最大限度地吊下去，讓五個壯實的年輕人拉住繩子的另一頭，他随身帶着一個手電筒開始往下降。
他很快就從視線裡消失了。
我們在上面大聲喊叫：看見什麼了？從深淵傳來細弱至極的回應：什麼也沒有！“堅韌戰勝一切”，我建議道。
我們不斷地喊話。
什麼也看不見了，甚至連手電的光也看不見了，但距離地面最近的深淵内壁有零星的短暫的燈光在閃爍，好像那個小夥子把手電舉過頭頂向上照射，想搞清他下去了有多深。
正當我們對燈光議論紛紛時，聽到一聲超人般的吼叫，我們全跑到洞穴邊緣。
怎麼回事？我們大喊。
這時又傳來一聲吼叫。
怎麼了？你看到什麼了？找到孩子了嗎？不見回答。
幾個女人開始祈禱。
我不知道自己對此該驚駭不已呢還是鎮定自若的好。
“一切皆充滿愚蠢”，如西塞羅所指出的。
這位探險者的一個親戚求我們把他拽上來。
那五個拉着繩子的人無能為力，我們隻好去幫他們。
底下又傳來幾聲喊叫。
最後，經過一番卓絕努力，我們設法把他弄到地面上。
那個年輕人還活着，隻是牛仔褲有些破爛，胳膊上有幾處擦傷，他好像還挺好的。
好像為了證實一下，有幾個女人還摸了摸他的雙腿。
骨頭沒有一點損傷。
你都看見什麼了？他的親戚問道。
他沒有回答而是用手捂住了臉。
這時本應由我來主導場面，但處在旁觀者的位置，怎麼說呢，這種偵探遊戲和無意義的舉動讓我很感興趣。
别的人還在不停問着那個問題，隻是問法略有不同。
我或許已經在大聲地背誦：“事故不會削弱一個人，隻會展示其本色。
”這個年輕小夥子顯然個性羸弱。
有人給了他一口幹邑白蘭地酒，他沒有拒絕，仿佛身家性命全賴于這口酒了。
你看見什麼了？大夥又問。
這時他才開始說話，但隻有他的親戚聽得清在說什麼。
這個親戚又問了一遍同樣的問題，似乎不敢相信他說的。
年輕人說：我看見魔鬼了。
從那一刻開始，援救小組開始迷茫和慌亂起來。
“有多少人頭就有多少主張”，有人說他們應該給營地的憲警打個電話，最好還是等人來救援。
有人詢問那男孩的情況，這個年輕小夥子是否瞥到過他哪怕一眼，或者下去後聽到他的聲音了沒有，回答一概是沒有。
大多數人問的主要還是那個魔鬼長什麼樣子，小夥子看到魔鬼的全身了還是隻看到臉，看上去像什麼，什麼膚色等等。
“提防流言”，我心裡對自己說，瞭望着鄉村周邊的風景。
後來那個營地門衛和一群女人跟着營地又一撥人過來了，這群人中就有失蹤男孩的母親，她還不知道出什麼事了，因為她剛才一直在看電視播出的知識競賽，她逢人就這麼說。
誰下去洞裡過了？那個門衛問。
沉默中有人指了指那個年輕人，他還在草地上躺着。
那個無助的母親走到洞穴口大聲叫着兒子的名字。
沒有任何反應。
她又叫了一遍。
後來洞穴裡傳來吼叫聲，好像那算是回應。
有人臉色開始變得慘白。
大多數人從洞口往回退卻，擔心裡面會忽然伸出一隻模模糊糊的手把他們拽進深淵。
不止一個人說裡面肯定有狼。
沒準是條野狗呢。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煤氣燈和手電跳着恐怖的舞蹈和山麓那道張開的口子争着成為目光焦點。
人們大笑着或者說着加利西亞語，這種語言就像我已切斷了與先人的聯系般早就從我身上連根拔掉，我已忘了它。
大家不停地用顫抖的手指着洞穴口。
憲警還沒有趕到。
現在迫切需要作出一個決定，但這裡一切都亂糟糟的。
後來我發現那個營地門衛腰上系了條繩子，我想他正準備吊下去。
坦白地說，他的行為令我欽佩，我過去向他祝賀。
赫塞·倫多伊羅，律師，詩人，我熱情地握住他的手時這樣自我介紹。
他望着我笑着，好像我們早就認識。
後來在大家的期待中，他開始沉入那個可怕的深穴。
說實話，我和很多聚集在那兒的人都擔心最壞的情況發生。
那個門衛沉降到繩子能夠達到的極限。
這時，我們都以為他會又爬上來，有那麼片刻，我想，他在下面使勁拽着繩索，我們在上面拉着，搜索工作在一連串不光彩的誤會和叫罵聲中擱置下來。
我盡量保持平心靜氣，“加一谷鹽”。
如果我以前沒有法庭工作的經驗的話，那些憤怒的人早把我頭朝下扔進洞穴了。
但是，最後，我還是控制住了。
我們費了不小的勁設法跟那個門衛溝通，破譯分析他在喊叫什麼。
他讓我們把繩子放下去。
我們照他說的做了。
看到剩餘的繩子吞進了深穴，就像一條老鼠尾巴落進蛇的嘴裡，很多人感覺心都快停止跳動了。
我們相告說門衛應該很清楚自己這樣做的後果。
忽然，夜色變得更暗，深穴變得更黑，如果有可能更黑的話，幾分鐘前還在洞口邊緣迅速張望的人已經失去耐心，撤離不看了，因為跌倒然後被裂縫吞沒的可能性跟偶爾犯個小罪一樣大。
裡面傳來的吼聲越來越微弱，好像那個魔鬼帶着兩個新鮮的捕獲品撤退到大地的深處。
不用說這個瘋狂的假設讓我們地面上的人有了放棄的借口。
“生命是短暫的，藝術是永恒的，機遇是會飛逝的，試驗是危險的，揭露是困難的。
”有人不斷地看手表，好像時間在這番曆險中起着多麼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煙，還有人關照着失蹤男孩幾位越來越微弱地歇斯底裡着的女性親屬。
還有人詛咒憲警太拖沓了。
忽然，正當我仰望星星的時候，忽然想到所有這一切跟我在薩拉曼卡大學還是個學法律的學生時讀過的皮奧·巴羅亞的一篇小說極其相似。
那篇小說的标題就叫《深穴》，寫一個放羊小男孩在深山失蹤的故事。
一個年輕人腰上系了根繩子下去搜尋那個放羊男孩，但惡魔的吼叫聲把他吓壞了，他沒找到小男孩又上來了，盡管看不到小男孩，但他痛苦的呻吟聲從外面聽得清清楚楚。
這篇小說以極其無奈的結局告終，恐懼戰勝了愛、責任，甚至血緣的紐帶。
聽完第一個救援的人結結巴巴地講述了一番洞裡的情景後，救援小組中沒人（需要交代的是這個小組由魯莽迷信的巴斯克牧羊人構成）敢下去了，他說看見了惡魔，或者感覺到了，聽到了惡魔，我忘了。
“狂怒總是充斥自身。
”最後，牧人們都回家了，包括那個男孩吓壞了的祖父，整個漫漫長夜（我想是個狂風大作之夜吧），大家就那樣聽着小男孩從洞穴裡發出的哭喊聲。
那是皮奧的小說。
這是一次青春的努力，我想，在這裡，他的精彩叙述并沒有展翅而飛。
但這個故事還是很不錯。
當我身後人類的激情在沸騰，我的眼睛在數着星星的時候，我心裡在想着這些：我身邊這個活生生的故事很像巴羅亞的小說，西班牙還是巴羅亞筆下的那個西班牙，換句話說不計其數的裂縫、洞穴仍然沒有被堵住，孩子們依然一不小心會掉進去，人們仍然吸着煙，麻木不仁得有點過分，憲警在需要的時候就是不肯露面。
後來，我們聽到一聲吼叫，這聲吼叫不是含含糊糊的那種，而是說着話語，好像在說，嗨，上邊的人，雜種們。
幾個異想天開的人卻說，那肯定是惡魔的聲音，胃口還沒滿足，想再帶走什麼人，我們别的人圍聚在深穴邊緣，看到了門衛的手電光，好像消失在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頭腦的黑暗中的螢火蟲微光一般，我們沖着那光問情況是不是還好，但燈光後面傳來的聲音隻說我挺好，我想把繩子給你們扔上去，我們幾乎聽不到有聲音順着深穴内壁傳上來，努力了幾番失敗後，這聲音說要不再扔一條繩子下來，片刻後我們把失蹤男孩拽了上來，他的腰上和腋下都系着繩子。
他的意外出現讓大家高興得報之以眼淚和笑聲的祝賀，我們把男孩身上的繩索解開，然後又把繩索扔下去，那個門衛也爬上來了，之後，現在想來我還挺滿意的，晚上舉辦了一個漫長的派對，“多少黑暗因我們的智慧而走向偉大的幸福”，一場山中的加利西亞人派對，因為露營的人都是加利西亞的公務員或者辦公室職員，我也得到了這些地方人們的歡呼禮遇，大夥都管那個門衛叫智利人，因為他就來自這個國家，他也是辛勞苦楚的加利西亞人的後代，他的姓貝拉諾就表明了這點。
我在那裡又多待了兩天，和那個門衛長談了幾次，主要是我可以跟他交流文學上的疑慮和探索心得。
後來我回到巴塞羅那，那是我最後一次跟他交談，直到兩年後他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才又見到他。
每次見他的情況都差不多，那次他來依然沒有錢，沒有工作，我凝視他良久，心裡琢磨着應該趕他走呢，“永别”，還是給他一文半分的，最後決定選擇後者，我告訴他，眼下隻能讓他在法學院院刊上寫幾篇書評，我負責編輯這個刊物的文學版，寫好後再來見面。
我給了他一本我的最新詩集，告訴他隻許評論詩歌，因為小說評論由我的同事豪梅·約塞普代勞了，他是離婚問題專家，資深的同性戀，在遠離大街的那些低級夜總會的凡夫走卒中被稱作小烈士，大概是考慮到他個頭矮小，相對他的厲害職業又顯得過于柔弱了。
我想這樣說大概不會離譜：我從他的臉上覺察出某種失望，也許因為他希望在我的法學雜志上發表作品，當時這個我還給他提供不起，因為入選作者的标準非常苛刻。
人脈都是靠時間積累的。
巴塞羅那文學界的精英，詩歌界的大腕，都想在我的刊物上露面，我不可能因為暑期的兩天友誼和基本上是泛泛的思想交流，一夜之間面皮軟下來。
“他認為獻祭是榮譽之舉。
” 不妨可以說，那是我跟阿圖羅·貝拉諾第二階段友誼的開始。
我每月見他一次，在我的辦公室，在那裡，我既要踐行文學上的道義，又要與形形色色的官司打交道，在那裡（不同時間）西班牙，甚至拉美最有涵養并且著名的作家、詩人前來拜訪，後者往往是遊覽這個城市時順便來這裡緻敬的。
有那麼幾次，我記得貝拉諾碰到幾個雜志的撰稿人和我的若幹客人，那幾次不期而遇令我頗為不滿。
然而，我徹底沉浸在工作和愉悅中，懶得跟他計較，我也沒注意到這幾次邂逅制造出的背景音，那聲音有點像一隊小車，一群摩托，賓館停車場上車輛的噪音，這聲音仿佛在說當心點，赫塞，好好過你的日子，照顧好你的身體，生命苦短，韶華易逝。
以我的無知，我沒有破譯出其中的含義或者認為這噪音是沖着他來的與我無關，那種逐漸逼近的厄運的噪音，消失在巴塞羅那無邊空曠中的噪音。
這些言語跟我無關，實際上，這些言語寫出來表達給我聽的時候，我想，有關的是他而不是我。
“機遇乃人生諸事之主宰。
” 說來，貝拉諾與這些作者們的邂逅也不乏妙趣。
有一次，我的一個小夥計（他後來放棄寫作，現在已成功地踏入政界）想揍他。
當然，這個夥計并不是當真，但也吃不準，關鍵是貝拉諾假裝沒注意到：我記得他問了些我的作者是否會空手道（他是黑帶級别）諸如此類的事兒，還聲稱自己有偏頭痛，拒絕打鬥。
碰到這樣的場合，我就尋開心。
我說：拜托，貝拉諾，捍衛你的觀點啊，争辯啊，支持這個文學大腕啊，“不是靠着欺騙”，他就說他頭疼了，然後大笑着讓我付他每月在法學期刊上發的文章的稿費，然後就夾着尾巴走了。
我本該懷疑他的那條尾巴。
我本該想想：他夾在大腿間的那條尾巴意味着什麼，“不以情緒，不以私利”。
我本該問問自己什麼動物才會有尾巴。
我本該查查有關的書籍和指南，我本該正确地辨認出那條毛茸茸的尾巴，卡斯特羅維德營地前門衛大腿間夾起的那條尾巴。
我卻沒有這樣做，我還繼續過着自己的日子。
“犯錯乃人之常情，惟邪惡者蓄意為之。
”一天，我上大女兒家，我聽到了某種噪音。
當然，我有一把家裡的鑰匙：那其實就是離婚前我們四個人，妻子、兩個女兒和我住過的公寓。
離婚後我在薩雷亞買了幢房子，妻子在莫林納廣場買了幢閣樓，她跟我的小女兒住一起，我決定把我們以前住的公寓送給大女兒，她本人跟我以及我的雜志的那位主要撰稿人一樣都是寫詩的。
我說了，我有一把鑰匙，但并不經常去公寓，要去的話多半也是拿本書什麼的，或者在那兒開雜志編輯部會。
我一進屋就聽到了那種噪音。
為了顯得與一個父親和現代男人的身份相符，我朝起居室偷偷打量過去時盡量顯得小心謹慎。
沒看見任何人。
那些噪音是從過道裡傳來的。
“想避免被激怒嗎？那就不要好奇。
”我心裡對自己重複了好幾遍。
我在自己昔日的公寓裡蹑手蹑腳地走來走去。
我走過女兒的房間，朝裡望了一眼：什麼人也沒有。
我踮着腳走來走去。
雖然已近中午，公寓裡光線仍然很暗淡。
我沒有開燈。
這時我才意識到那些噪聲是從我住過的那個房間裡傳來的，那間屋子正好還保留着我和妻子離去時的原貌。
我把門打開一半，看見大女兒在貝拉諾的懷裡。
隻消瞥一眼，他對我女兒幹出的行徑簡直讓我驚愕得無法描述。
貝拉諾在我的那張大床的廣闊空間來來回回地拽着她，騎在她身上，把她翻來滾去，兩個人都在兇神惡煞般地呻吟号叫，叽叽咕咕個不停，那猥亵的浪叫讓我直起雞皮疙瘩。
“愛神的千種模式”，我想起了奧維德，可是這聲音也太沖了。
我沒有跨過門檻，站在那裡呆住了，一言不語，好像被咒語鎮住，好像忽然間回到卡斯特羅維德營地，這個新來的加利西亞門衛再次深入到那個洞穴，我和那些辦公室職員再次來到那個地獄的嘴邊。
“重點在于知曉何時說話，何時沉默。
”我什麼也沒說。
我一言不發地順着原路走回去。
但我不能走得離公寓太遠，我女兒的公寓，我的腳步帶着我走進附近一家咖啡店，有人，幾乎可以肯定是它的新店主幹的，已經把這個店改造成一個非常時髦的地方，裡面擺着亮閃閃的塑料桌椅。
我在那兒要了杯咖啡，坐下來思索剛才發生的事情。
我女兒的幻影像一條搖搖晃晃不斷朝我走來的狗，每搖晃一下我就汗流浃背，好像發燒了，于是，我喝完咖啡後又要了杯幹邑白蘭地酒，想看看有什麼更厲害的東西能把我鎮住。
最後，喝到第三杯白蘭地時，我自己控制住了。
“酒後的話就像雨後的草。
” 然而，我内心醞釀的不是話語或者詩歌，甚至也不是一行整齊的句子，而是一種巨大的複仇欲望，那種報複的決心，那種讓那個三流的于連·索雷爾[JulienSorel，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的主人公。
]為自己的傲慢和惡毒付出代價的堅定決心。
“第一杯解渴，第二杯令心愉悅，第三杯是享受，第四杯就是瘋狂。
”第四杯會引來瘋狂，阿普列烏斯說，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那一刻我豁然開朗，這種豁然感現在似乎正向我逼近。
那個女服務員，一個跟我女兒年齡差不多的女孩，從吧台裡面觀察着我。
她對面有個女人在喝蘇打水，大概是個挨家串戶的民意調查員。
她們兩個在興高采烈地聊着天，女服務員一次又一次把目光向我這邊投來。
我擡了下手又要了第四杯酒。
我想說，這個女服務員面帶同情一點都不誇張。
我決定像隻蟑螂般踩死阿圖羅·貝拉諾。
連續兩個星期，我在匪夷所思的時刻搖搖晃晃地出現在自己的舊公寓，我女兒的家裡。
我碰到他們在一起總共有四次。
兩次在我卧室，一次在女兒房間，一次在主人衛生間。
最後這次我沒看見他們，卻聽到了聲音，不過，另外三次我都親眼目睹了他們可怕的猥亵行徑，放蕩至極，無恥之尤。
“愛和咳嗽都無法避免”，難道這就是他們相愛的感覺嗎？我不止一次地這樣問自己，特别是仿佛在某種神秘力量的驅使下，我有義務見證的那些說不出口的行徑結束之後，狂熱地從自己的公寓裡跑出來，我總是這樣問自己。
那就是貝拉諾對我女兒的愛嗎？那就是我女兒對那個于連·索雷爾的廉價仿冒品的愛嗎？“愛是嫉妒的交織”，我說或者喃喃自語着，這時我豁然明白，覺得自己的舉動更像個滿懷嫉妒的情人而非嚴厲的父親。
可我不是一個充滿妒意的情人。
那我到底是什麼感覺呢？“愛情使人瘋癫。
”情人，瘋子，柏拉圖式的愛人。
為了未雨綢缪，我決定先以自己的方式來個試探，給他們最後一個機會。
我害怕的事情終于來了，女兒愛上了這個智利人。
你能肯定嗎？我問她。
當然肯定了，她說。
你們兩個打算怎麼辦？什麼也不幹，爸爸，我女兒說，在這種事情上，她一點兒都不像我，事實上幾乎完全相反。
歸根結底她像媽媽那樣是個實用主義者。
不久，我又跟貝拉諾談了。
他像每個月那樣如期來到我辦公室，給法學院院刊送來一篇詩評，順便拿他的稿酬。
所以，貝拉諾，我讓他來到面前時說，我讓他坐在一把低椅子裡，他已經被我的各種證書的法律重壓以及裝飾着我那張五十平方英尺的結實的橡木桌子的偉大詩人的銀邊相框閃亮的重量徹底擊潰了。
我說，我想你也該來一次飛躍了。
他不解地望着我。
質的飛躍，我說。
我們兩個都沉默了片刻，後來我解釋了自己的意思。
我要他（這是我的希望，我說）由法學院院刊書評人轉為我的雜志的定期撰稿作者。
我記得他留下的惟一的評論隻有一個非常微弱的“哇”字。
你最終會明白，我說，這是我肩上的一個重大職責。
雜志的聲譽日盛一日。
撰稿人包括衆多著名西班牙和拉美詩人。
我想你已經讀過了，所以，你應該注意到我們發表過佩佩·德·迪奧、厄内斯蒂納·布斯卡爾勞和馬諾洛·卡西疊戈·希亞雷等人的東西，更不要提我們固定撰稿人團隊中的新銳了，如加布裡埃爾·卡塔魯納，他絕對有希望成為我們都期待的偉大的雙語詩人，還有拉斐爾·洛格羅諾，一個非常年輕但很有力量感的詩人，還有伊斯梅爾·塞維利亞，精緻而優美，還有埃塞基耶爾·巴倫西亞，既燃燒着熾烈的熱情又具有冷靜的知性，能寫出最狂熱的現代十四行詩的當代西班牙詩人，當然，最後需要特别一提的還有我們詩歌評論的兩位鬥士，幾乎從來都那麼冷酷無情的本尼·奧爾格西拉斯，以及奧托諾馬大學的教授、1950年代詩歌的研究專家托尼·梅利拉。
他們全都是人物，我最後總結說，我以他們為榮，他們的名字注定要在我國（你們稱之為祖國）文學功勳之列閃光，這個國家向你張開了雙臂，你将跟他們一道工作。
後來我就不說話了，我們凝視了對方一會兒，或者毋甯說主要是我凝視着他，從他臉上搜索着能透露出思想活動的蛛絲馬迹，貝拉諾看着我的那些照片，我的藝術品，我的證書，我的繪畫，我收藏的手铐和腳鐐，這些鐐铐大多數是1940年以前的東西（這一藏品經常激起客戶的興趣和輕微的恐懼感，我的法律界同仁則拿它們開些無聊的玩笑或者說三道四，前來拜訪我的詩人們則欣賞備至），打量着幾本放在辦公室、精心挑選的著作的書脊，大多是19世紀西班牙愛情小說的初版。
我說過，他的目光從我的藏品上溜過去，像隻高度緊張的小耗子。
你覺得怎麼樣？我大聲問。
這時他看着我，我忽然覺得我的問話像落在休耕多年的土壤上了。
貝拉諾問我打算給他多少錢。
我看着他沒有回答。
這個一心想發迹的人已經在計算他的進項了。
他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看着他，面上毫無表情。
他結結巴巴地問報酬是不是跟法學院的院刊一樣。
我歎了口氣。
“應對那些确定能夠為你服務的人有所要求。
”他凝視的目光完全像一隻驚恐的耗子。
我不付稿酬，我說。
隻有那些最偉大的人，聲名顯赫的人，具有影響力的人才會有稿酬。
目前，隻能給你布置些書評來寫寫。
這時他搖了搖頭，好像在背誦似的說：“公民們，首先要獲得金錢，其次是道德。
”完了，他說他會考慮的，然後就走了。
他關上門後，我用雙手捂住臉，保持這個動作待了會兒，想了想。
說句心裡話，我不想傷害他。
仿佛在沉睡，仿佛在做夢，仿佛重新發現了真正的自我：我成了一個巨人。
醒來後我步行到女兒家，準備來場父女間的長談。
我跟她可能已經有些時日沒有交談過了，沒有傾聽過她的害怕、她的關心、她的疑慮。
“父親的小懲對大錯誤是足夠的。
”那天晚上我們在普羅文薩大街一家不錯的飯店共進晚餐，但我們隻談文學，我心中的那個巨人開始完全遵照我的期望代我行事了：它氣質優雅，舒泰開心，善解人意，滿懷憧憬，熱愛生活。
第二天我去看小女兒，帶她上拉弗洛雷斯塔大街一個朋友家裡。
這個巨人開車時小心翼翼，不時妙語連珠。
分别時女兒在我臉頰上吻了吻。
這還隻是剛剛開始，但是在内心，在我頭腦燃燒的救生筏上，我已經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新态度取得療效了。
“人往往死于自己缺乏生存意志上。
”我愛女兒們，但我知道我瀕臨失去她們的邊緣。
我想，也許她們孤獨的時間太久了，跟媽媽一起度過的時間太久了，那個沉溺于肉體放縱的水性楊花的女人，現在這個巨人需要現形，說明他還活着，在惦念着她們，就是這樣。
我惱火（也許隻是遺憾）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居然沒有早點來做。
這段時間，這個巨人的出現不僅僅是幫我改善了跟女兒們的和睦關系。
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日常在公司跟客戶打交道時也有了顯著變化：這個巨人不再害怕任何東西，他大膽無畏，頃刻間就能冒出意想不到的策略，他可以閉着眼毫不畏懼地在棘手的法律難題中馳騁，沒有絲毫猶豫。
更不要說跟文人們打交道了。
這一切全仰仗那個巨人，我意識到這點時感到由衷地喜悅，它崇高、莊嚴、聲若洪鐘，肯定和否定永遠都那麼明确，它是生命之泉。
我不再窺探女兒和她那個倒黴的情人了。
“能恨，則恨，否則，愛之。
”而且我的權威全部分量在貝拉諾那兒頹然卸卻。
我又平心靜氣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期。
現在我又開始琢磨那些自己本該寫出來卻沒有去寫的詩歌，這讓我立刻既想笑又想哭。
不過，當時我并沒有一個勁兒地琢磨自己能寫出來的那些詩歌：我就那麼寫着，或者我認為我就那麼寫着。
那段時間我還出了一本書：我找到一家那年頭很有頭臉的出版社出了我的書。
當然，費用全由我自己掏了。
出版社隻負責印刷和發行。
“一個人有多忠心，主要看他有多少錢。
”那個巨人并不擔心錢。
相反，他賺錢飛快，又大肆揮霍，他無畏無懼又毫不羞恥地操縱着金錢，擺出巨人應有的派頭。
說到錢，我自然有許多難以磨滅的記憶。
那些記憶像雨中的醉漢或者雨中的病人般刻骨銘心。
有一度我的錢成為别人開玩笑和嘲弄的對象，我知道。
“銀子沒有金子貴重，金子沒有道德貴重。
”我知道，有一段時間，在雜志運營之初，我那些年輕的合作者都嘲笑我的錢的來曆。
據說，你用從奸商、貪污公款者、毒品販子、殺害婦女兒童的劊子手、洗錢者、腐敗的政客那裡得來的錢給詩人付稿酬。
我從不屈尊理睬這些诽謗。
“過多的謠言是因為人們無法否認它。
”總得有人要為殺人犯、詐騙犯、想離婚但不想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妻子的人辯護，總得有人出來為他們辯護啊。
我的公司就是為這些人提供辯護的，這個巨人為他們免除罪責，給他們一個公道的價格。
這就叫民主，你們這些傻瓜，我告訴他們，你們該到明白的時候了。
無論為好還是為壞。
我沒有用賺來的錢去買遊艇，而是辦了份雜志。
可我知道這筆錢讓巴塞羅那和馬德裡的某些年輕詩人感到良心不安，我要有閑暇工夫，我會悄無聲息地走到他們後面，用指尖輕輕戳一下他們的脊背，我的手指甲修得完美無比（現在不行了，因為我的指甲已經參差不齊），在他們的耳邊輕聲說：“沒有臭味。
”這筆錢的味道不難聞。
在巴塞羅那和馬德裡的便池裡掙的子兒味道不難聞。
在紮拉戈紮的廁所裡掙的錢不難聞。
在比爾堡的陰溝裡掙的錢不難聞。
就算有味道，那也是錢的味道。
它們散發的是巨人拿自己的錢經營自己夢寐以求的事業的味道。
到時候那些年輕詩人終将懂得這個道理并點頭稱許的，縱然不完全贊同我的話，縱然不理解我刻意要咚咚咚地敲進他們小小的榆木腦袋裡的精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訓誡的每個細節和标題。
如果誰不明白，我對此表示懷疑，等他們看到自己的作品發表了的時候，等他們聞到剛剛印出的紙頁散發出新鮮的味道的時候，等他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封面上或者目錄裡的時候，他們自會明白。
那時他們才會略微品嘗到一點金錢的真正滋味：就像權力，就像一個巨人優雅的風度。
那時玩笑就會減少，他們都成熟長大了，就會追随我。
除了阿圖羅·貝拉諾，所有的人都會追随我，他不追随我是出于那個自己莫可名狀的簡單原因。
“神強烈報複那些追趕驕傲的人。
”那些曾經追随我的人都開始了自己的文學事業，或者鞏固已經開始但還處于萌芽狀态的事業，阿圖羅·貝拉諾是例外，他把自己埋藏在一個萬物都已發臭的世界，一個萬物都散發着屎尿、腐爛、貧窮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個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在那裡惟一不發臭的就是我女兒的肉體。
我都不想動根指頭去結束他們那有悖自然的關系，但我會等待時機。
有一天我發現（不要問怎麼發現的，我忘了），連我的女兒，我美麗的大女兒，身上都開始散發出那個倒黴的卡斯特羅維德營地前門衛的味道。
她的嘴巴開始有味兒了。
那股味道已經滲透進那個可憐的營地前門衛住的公寓的牆壁。
我的女兒，我不許任何人質疑她的健康狀況，開始頻頻刷牙：起床後刷，上午刷，午飯後刷，下午四點鐘刷，七點鐘刷，晚飯後刷，上床前刷，但還是擺脫不掉那股味道，無法清除或者掩藏那個門衛散發出的味道，或者嗅着像個被逼到絕境的動物發出的味道，我女兒還在刷牙的間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來洗牙，但那股味道仍然頑固不去。
那股味道消失片刻後又會其不意地出現：淩晨四點鐘，在那個門衛的破爛大床上，當他在睡夢中轉向我女兒操她的時候。
這是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味道，在他的耐心和老練手法之下碎散出來，那是金錢的味道，那是詩歌的味道，甚至可能是愛情的味道。
我可憐的女兒。
那是我的智齒在作怪，她說。
我可憐的女兒。
那是我長出的最後一顆智齒。
這才是我嘴裡有股味道的原因，面對那個營地門衛日益強烈的冷漠，她常常這樣來給自己開脫。
她的智齒！“他從不說那是自然的情況，而說是另一種智慧。
”一天，我請她吃晚飯。
隻請你一個，我說，盡管那時她跟貝拉諾幾乎不見面了，但我還是講得很開：隻請你一個，寶貝。
我們一直散步到淩晨三點。
我聊到巨人正在照亮的那條道路，那條通向真正的文學的道路。
她說到自己的智齒，說到那顆正在長出的智齒在舌尖上積澱出的嶄新的語言。
不久，在一次文學聚會上，貌似無意而且好像是順便，我女兒說她跟貝拉諾徹底決裂了，而且經過深思熟慮，她不能忍受看到把貝拉諾納入雜志傑出評論家團隊後帶給他的誘人前景。
“真相的獲得并不是依靠時間累積的智慧。
” 寶貝太天真了！那一刻我多想告訴她，貝拉諾從來就沒有進入過這個團隊，隻要翻翻最新的十期雜志就一目了然。
但我什麼也沒說。
那個巨人擁抱了她，原諒了她。
生活還要繼續。
“時間飛逝，日日夜夜。
”于連·索雷爾已經死了。
大約在那段時間，阿圖羅·貝拉諾永遠走出我們的生活幾個月之後，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又一次聽到卡斯特羅維德營地的那個深穴的嘴裡傳出的吼叫聲。
“憤怒總是被自身左右”，如塞内加所說。
我醒來時渾身瑟瑟發抖。
我記得那是淩晨四點，我沒有繼續睡，而是從書房找來皮奧·巴羅亞那篇叫《深穴》的小說，完全不知為什麼要讀這篇小說。
太陽出來之前我已經讀了兩遍，第一遍讀得很慢，還籠罩在睡眠的迷霧中，第二遍讀得極快，又重溫了某些讓我茅塞頓開和不太理解的片段。
我眼裡滿含淚水，試着讀第三遍，但極度的疲憊向巨人襲來，我坐在書房的椅子裡睡着了。
我醒來時已是早上九點，全身的骨頭疼痛不已，我至少縮了十英寸。
我沖了個澡，抓起皮奧的書，就去了辦公室。
這裡，“未經過艱苦之努力便未能成就人生之偉大。
”處理了幾件急事後，我傳令不許任何人打擾我，然後再次沉浸到《深穴》的孤獨之中。
我讀完後閉上眼，想到了人的恐懼。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爬下去救那個男孩呢？我問自己。
為什麼連他的祖父都害怕呢？我質疑。
如果他們認為孩子已經死了，為什麼沒有人下去尋找孩子的屍體呢？我問。
真是該死！後來我合上書，像一頭困在籠子裡的獅子般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最後實在無法忍受了，倒在沙發上緊緊地蜷成一團，讓自己的律師之淚、詩人之淚、巨人之淚一下子傾瀉而出，混着熾烈的濁流傾瀉而出，我沒有因此而鎮定下來，反而把自己推向那個深穴之嘴，那個大張着的裂縫的邊緣，那條裂縫我看得越來越清楚，雖然我已淚水漣漣（好像給辦公室裡所有的東西都蒙上了一層紗布），我把這道裂縫——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這與我的心緒并不相投——與一張沒有牙的嘴，一張滿是牙的嘴，一種凝固的微笑，一個少女張開的陰門，一隻從大地深處探望着我的眼睛，聯系起來。
那隻眼睛，從某種黑暗的意義上而言，顯得天真無邪，因為我知道，它覺得沒人看得見自己，隻要它也看不見任何人——這當然很荒謬，因為不可避免：它那樣不停地注視時，巨人們或者像我這樣的前巨人們也在看着它。
我不知道那樣躺了有多久。
後來我起身走進衛生間洗了把臉，通知我的秘書取消當天的所有會客安排。
此後的幾個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場夢中，我一如既往，無論做什麼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經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開始喜歡從旁觀的立場審視自己，“考量自己”，憐憫自己，用最嚴厲的語言批評自己，嘲笑自己荒謬的循規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辭，我知道這些不會給我帶來任何實際的意義。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從前的那些雄心壯志何其徒勞，那些雄心壯志曾經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宮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學的懸崖邊緣旋舞。
“有時，眼淚擁有語言的重量。
”我覺得阿圖羅·貝拉諾在見到我的刹那間就看出了：我是一個可怕的詩人。
至少愛情方面還很正常，我是說還能提起興緻，但差不多已經品嘗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愛，我不想看着自己在當時結識的哪個女人無助的肉體上操動（可憐無辜的人啊！）。
我很快就擺脫了她。
我慢慢開始更喜歡在酒吧或者通宵夜總會裡撿來、讓我心旌搖蕩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無恥地炫耀我那個年邁巨人的權力。
有時，對不起這樣說，心想如果這樣的人是我女兒多好啊。
我不止一次在虛拟的情景中讓這一願望變成現實，我為此痛苦至極，有時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躍，盡管出于對鄰居的尊重，我從來沒有這樣幹過。
無論如何，“愛不喜無用之物”，我跟許多女人睡過覺，讓她們開心（我曾經把這種禮物獻給年輕的詩人們，現在開始送給那些輕浮放蕩的女孩了），而她們的開心又會延緩我不開心的到來，每當要睡覺和做夢，或者夢見自己在做夢，夢見從加利西亞的某個地方的某個洞穴的肚子裡傳出的哭喊聲，我就開始不開心了，而夢中的加利西亞本身就像一頭野獸的肚子，這頭野獸在燃燒的天空下痛苦地張着一個巨大的綠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遠不會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會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燒焦了的世界，有時還會夢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亞被殺了，有時它的殉難背景又在巴斯克的鄉下，在阿斯圖裡亞斯、阿拉貢、甚至安達魯西亞！我記得，夢中我來到巴塞羅那避難，那是一個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羅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瘋狂折騰，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難以恢複正常。
誰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問自己。
當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裡時，誰讓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們遭遇到的不可預料之事總是多于希望之事。
”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是那個巨人。
有一度，我嘗試就寝時不必睡着。
隻閉上一隻眼睛。
偷偷地溜進夢眠的後街。
可是任憑如何努力，我還是被帶到那個洞穴的唇邊，“沒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後站在那兒聽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發出的鼾聲，順着微風從街上飄進來的遙遠的噪聲，來自過去的沉悶的響聲，那些吓壞了的營員們毫無意義的說辭，那些圍着洞穴轉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們的腳步聲，那些宣告營地來了援救力量的聲音，一個母親的哭泣聲（有時它竟變成我母親的哭聲），我女兒含混不清的言語，那個門衛下去搜尋男孩時像斷頭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聲音。
一天，我決定去尋找貝拉諾。
我是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為了自己的健康。
1980年代，他的祖國大陸經曆的災難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絲痕迹地把他吞沒了。
那個正确時代或者民族的詩人們，那些也許知道自己生活在哪裡或者該幹什麼的詩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到我雜志的辦公室來，但事實上，随着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名字已經淹沒無聞。
“時間可以淹沒一切。
”那時已經我寬恕了他和我女兒的事，我在安普爾丹打聽一個地址，别人責備地看了我一眼。
那是一幢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人住過的房子。
在某個絕望到極點的夜晚，我甚至給卡斯特羅維德營地打了電話。
這家營地已經關閉。
過了些時日，我想我已經學會跟那個瘋狂巨人以及夜複一夜從洞穴裡傳來的嚎叫聲和平相處。
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參與了些許，得感謝那些放蕩女孩），在雜志的發展過程中，在因為我是一個加利西亞移民而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總是給予我某種官方榮譽時，我力求平心靜氣，如果不是平心靜氣，那就是心不在焉。
“你不喜歡的國家，你便不會把自己交給他。
”在跟詩人們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認可的過程中，我力求平心靜氣。
可我最終沒有找到這種境界。
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獨和敵意。
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們想得到天鵝絨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經五十開外了！），我找到的是來自卡斯特羅維德營地的職員，他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盯着我，面對那樁無法挽救的事件時恐懼萬分的加利西亞人，他們隻會讓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這場沖突的新雜志，它們的存在讓我的雜志處于永久的危險之中。
我在尋找心靈的甯靜，可是卻沒找到。
那時，我想，皮奧的小說我已爛熟于胸，“對書本亦應有所節制”，可我還是一無所悟。
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還在平庸的現實世界裡打發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毀滅之地。
我終于染上一種緻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
在為了重新赢得已經喪失的身份進行最後的搏擊時，我想确保讓他們把巴塞羅那城市獎頒發給我。
“多關注名譽，少關注品性。
”了解我健康狀況的人以為我這是想趁自己還活着的時候獲得死後才會得到的承認，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艱難的使命。
我隻想本色地而不想聽着深穴邊的動靜死去，加泰羅尼亞人隻懂得對他們路子的東西。
我立了份遺囑。
我把自己的世俗财産分給了家裡的女人和兩個我深愛的放蕩女孩，這筆财産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巨大。
我不願想像女兒們發現自己必須與兩個街頭女郎分享我的金錢時臉上露出的那副表情。
“一如吸食毒品。
”然後，我坐在黑洞洞的辦公室裡，看着柔弱的肉體和堅強的思想從我面前經過，仿佛出現在一幅立體畫中，仿佛彼此厭惡着對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見堅強的肉體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經過，這是另外一對夫婦，我看見他們在一個很像城堡公園（盡管有時它更像丘塞佩·加裡鮑爾迪廣場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園）的園子裡漫步，很疲憊但仍然堅持不懈，邁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籠罩着可怕的尊嚴的光環，堅強肉體和柔弱思想從右走向左，柔弱肉體和堅強思想從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過時他們會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來，打招呼是出于禮貌或者别的時候散步時認識了的緣故，那種相識可能很淺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說話吧，對話是打開任何大門的鑰匙，“話如泉湧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堅強思想隻是點點頭，也許他們的配偶隻是用眼皮鞠個躬（眼皮是不會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訴我，但他完全錯了，眼皮當然會鞠躬，眼皮還會下跪呢），驕傲得像母狗，柔弱肉體和強壯肉體，一起沉入命運的嚴峻考驗，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這樣講完全不知所雲，但是溫柔得像在山腰失蹤的母狗。
後來我住進巴塞羅那的一家醫院，再後來又轉到紐約的一家診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處加利西亞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種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羅馬去旅行，在那裡住進我朋友克勞迪奧·帕勒默·裡茲醫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業餘時間寫詩）的英倫醫院，經過數不清的化驗和侮辱（跟在巴塞羅那和紐約的遭遇一樣），診斷結果是我隻有幾天日子可活了。
“誰挖洞，誰便栽進去。
” 于是我就到這兒了，再沒有力量返回巴塞羅那，也沒有勇氣永遠地離開醫院，盡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齊出去，在羅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見識時很欣賞的月光，那已經是遙遠的過去，那時我天真地以為這月光很開心、永遠不會迷茫，而今天我隻能用陣陣歇斯底裡的懷疑回憶了。
我的腳步引領着我，堅定有力，沿着克勞迪娅街走到羅馬競技場，然後沿着黃金宮大街走到梅塞納特街，然後向左轉，經過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諾浴場繼續走去，就在這裡我步入了地獄。
“走向了毀滅。
”這時我聽到好像從那個深穴的嘴裡放出的類似陣陣狂風的嚎叫聲，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蘊藏的語言含義，但一無所獲，任憑我如何努力。
有一天，我跟克勞迪奧談起這事兒。
醫生，我說，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幻覺。
你看見什麼了？這位詩人醫生問。
倒沒看見什麼，全是幻聽。
那你聽見什麼了？這位肅穆的西西裡後裔問，看上去心情明顯釋然。
嚎叫聲，我說。
嗯，考慮到你的健康狀況和敏感，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說屬于正常。
稍安勿躁。
無論如何，我沒有把自己經曆過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訴這個無動于衷的克勞迪奧。
“無知令人盲信，多識引發恐懼。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家裡人還不知道我的健康狀況。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我嚴禁家人來看望我。
比如：我沒有告訴他絕對有把握自己不會死在他的醫院裡，會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諾公園裡，掩藏在灌木叢中。
我能拖着身子，我能憑着自己的力量來到我最後栖身、滿是樹葉的隐蔽之地嗎？别人，如羅馬的惡棍，羅馬的妓女，羅馬的精神變态狂，會在燃燒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屍體，湮沒他們的犯罪證據嗎？無論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園。
我知道這個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從黃金宮釋放出來并在整個羅馬彌漫開來的嚎叫聲收縮掉，那猶如一團不祥的黑雲的嚎叫聲，我知道這個巨人會說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這個孩子，我知道不會有人聽到他的懇求。
詩歌就到此為止吧，這個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惡毒皇後耶洗别[Jezebel，腓尼基的公主和以色列國王亞哈之妻，行為殘忍而放蕩。
]。
“聞起來有股燃燒燈油的味道[原文是Oletlucernam，指叙述起來冗長乏味。
]。
”現在還是講一兩個笑話的好，但此時此刻我隻能想到一個，隻能想到一個。
而且，還是一個加利西亞人的笑話。
也許你已經聽說過。
一個人行走在森林中。
比如我，走進一片像特雷安諾公園或者特雷安諾浴場這種地方，但面積比它們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過破壞。
這個人走進森林去散步，我也走進去散步，從這片森林穿越過去，途中我碰到五萬個加利西亞人，他們邊走邊哭。
我站住（一個和藹的巨人，一個最後一次顯得有趣的巨人）問他們為什麼要哭。
一個加利西亞人停下說：因為我們太孤獨了，我們迷失了方向。
21 丹尼爾·格羅斯曼，坐在阿拉米達的一把條椅上，墨西哥城聯邦區，1993年2月。
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見過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的情況，打聽諾爾曼·博爾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裡，在做什麼。
他父母告訴我，他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教書，他大量的時間都待在安格爾港附近租的一個地方，那裡沒有電話，他窩在裡面寫作、思考。
後來我又給其他朋友打了電話。
我詢問了許多事兒。
我常出去吃晚飯。
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勞迪娅的關系已經結束了。
現在諾爾曼一個人生活。
一天，我在一個畫家那裡見到克勞迪娅，我們三個人，克勞迪娅、諾爾曼和我，少年時代就認識這個畫家。
我推算，那時這個畫家頂多隻有十六歲。
那時我們都說他将來會很了不起。
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這是為了給我接風，為了歡迎我長久别離後又回到墨西哥，後來，我和克勞迪娅走到露台上，我們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
克勞迪娅還是那麼迷人。
還記得這個傻瓜怎麼經常發誓說他比帕倫還出色嗎？結果比奎瓦斯還差勁！我不知道克勞迪娅此話是否當真，她從來都不喜歡奎瓦斯，但她經常見這位畫家，亞伯拉罕·曼蘇爾，亞伯拉罕在墨西哥藝術界已經頗有名氣，他的畫遠售美國，但肯定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前途無量的孩子，那個我和克勞迪娅、諾爾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認識的孩子，想起他來我們都感覺有些微屈尊，因為那時他比我們還小兩三歲，那個年代，作為藝術家的化身或者藝術家的領頭人，差幾年時間是有區别的。
總之，克勞迪娅已經不再那樣看他了。
我也如此。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不指望他有什麼大出息了。
看他那圓圓胖胖的樣子，不就一個墨西哥猶太小矮個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錢罷了。
其實，他跟我這個高高瘦瘦的失業猶太人沒什麼兩樣，跟美豔奪目的阿根廷後裔、墨西哥猶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畫廊做公關的克勞迪娅沒什麼兩樣。
大家都大睜着眼睛，困鎖在一個黑暗的過道口，動也不動，就那麼等着而已。
當然這樣說也許稍嫌誇張了。
那天晚上，至少我沒有求全責備或者批評、取笑這位畫家，他好心好意邀請我吃晚飯，盡管請我過去純粹是為了炫耀，席間談論的全是他在達拉斯或者聖地亞哥舉辦的畫展，聽人說這些城市現在差不多已經屬于墨西哥了。
後來我和克勞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個律師，可能比她大十歲甚至十五歲，離過婚的，孩子已經上大學了，是一家德國公司駐墨西哥分部的頭兒，對一切都顯得憂心忡忡的。
我忘記克勞迪娅對他的昵稱了，不久，他們又分手了。
克勞迪娅過去就是這樣，現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沒一個能維持一年以上的。
我們其實很少交流。
我們從不說嚴肅的事兒，從不過問彼此本該過問的事兒。
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飯菜，吃得津津有味，這位畫家和他的朋友們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裡，我還記得克勞迪娅的笑臉、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離沒有我想的那麼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諸事都辦妥了。
沒過多長時間，我就去了趟安格爾港。
我是乘巴士去的，從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後又換另一條巴士路線到安格爾港，終于到那兒時我已很疲憊，渾身疼痛，隻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覺。
諾爾曼住在城鎮的邊緣，在一個叫拉洛馬的小區裡。
那是一幢兩層的樓房，基底是水泥塊，上面是木結構，屋頂鋪着瓦，帶一個長滿枝繁葉茂的九重葛的小院。
當然，諾爾曼沒想到我會來，但是我們相見時，我感覺他是惟一對我歸來覺得很開心的人。
自從踏進墨西哥城機場後一直想揮去的那種疏離感，随着巴士不斷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覺間淡化了，我釋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會改變。
可是，我還不清楚如果這些變化真的出現了，是好還是壞，但幾乎所有的改變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
諾爾曼的款待是那麼慷慨，我們在海邊泡了五天，在後廊挂在釘子上的吊床的陰涼中看書閱讀，吊床一點一點滑落下來，最後我們的脊背都觸着地闆了，我們喝了很多啤酒，繞着拉洛馬一個懸崖林立的地帶漫步了很長時間，有時還關進海濱森林邊的漁民小屋，盜賊随便一腳踢開道牆就能闖進那種小屋。
我們敢說這一腳能踏出一個洞或者讓整座小屋轟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盡管我隻是此刻才忽然想到這點，它讓我老覺得很好笑，倒不是因為不安全或者簡陋，而是因為某種隐隐約約的關心和預感，我也許沒說太清楚。
諾爾曼管這兒叫“度假勝地”，可在我逗留期間，沒見一個人影上這兒的海邊來遊泳。
那裡的水很硬。
白天其他時間我們都用來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國事，我們的角度雖然與衆不同，但在我們看來現實似乎同樣古怪，聊完後諾爾曼又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寫一篇論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學派》雜志上發表。
現在想來，我覺得其實我們沒有怎麼交談。
就是說我們很少談論自己。
某天晚上我可能談到過自己的情況。
我可能給他講了自己的經曆，在以色列和歐洲的生活，但我們從來沒有互相交流着那樣聊天。
我在那裡待到第六天後，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們出發去墨西哥城。
星期一諾爾曼得在大學上課，我得找工作。
我們開着諾爾曼的白色雷諾牌小車離開安格爾港，這輛小車隻有當他去瓦哈卡時才會使用，因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歡乘公交車四處漫遊。
我們談起尼采的《道德譜系》，諾爾曼每次重讀都會發現（令他感到沮喪）這位哲學家和很快掌握德國政權的納粹之間有着越來越多的共同點。
我們談論天氣，談論季節，我們談論我已經疏遠但還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聯系的人，我說會想念他們，而諾爾曼安慰我說我很快就會忘掉。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聊起了克勞迪娅。
我隻知道我之所以意識到這點，是因為後來我什麼也不說開始聽他講了。
他說他們之間的關系自從他開始在大學工作後很快就結束了，這個我已經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沒有大家預想的那麼嚴重。
你也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他說，我說是，我知道。
他又說從那時起他跟女人的關系就比較冷淡了。
說完他笑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大笑的樣子。
路上看不到一輛車，隻有樹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諾車從空氣中切穿過去的聲音。
他說他還跟女人睡覺，或者說他還喜歡跟女人睡覺，但在某種意義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多了。
都有什麼問題啊？我問。
多了，很多問題，諾爾曼說。
難道興奮不起來嗎？我問。
諾爾曼笑了。
是嗎，硬不起來嗎？我說。
這隻是一種症狀，他說，還算不上問題。
這等于回答了我的問題，你興奮不起來。
諾爾曼又笑了。
他把車窗降下來，風撲吹着他的頭發。
他的膚色曬得黝黑。
他好像還挺開心。
我們兩個都笑了。
有時我确實硬不起來，他說，不過“硬起”這算什麼話啊？不，是偶爾硬不起來，但那隻是一種症狀，有時連症狀都不是。
有時這不過是個玩笑，他說。
我問他這段時間是不是沒有找過任何人，這似乎是個自問自答的問題，諾爾曼說找過，在某種意義上找過，但他和這個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關系不要發展得太快了，這是一種建立在冰上的關系。
這女人是個離了婚的哲學教授，帶着兩個孩子，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我想像她長得很醜，或者至少沒有克勞迪娅漂亮。
後來他又談起孩子來，一般意義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爾港的孩子，問我覺得安格爾港的孩子怎麼樣，其實我絲毫不曾想過我們正抛在身後的這個鎮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說，我甚至都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這時諾爾曼盯着我說：每當想到他們，我就放不下。
就是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老萦繞着我。
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會出事的。
但我什麼也沒說。
我沒有說：當心點開，我沒有說：諾爾曼，然後呢？而是看着風景：樹木、雲朵、群山、連綿的山丘、回歸線，諾爾曼已經在說别的事兒了，克勞迪娅做過一個夢，什麼時候？不久前，一天克勞迪娅大清早來電話給他講這個夢。
這說明他們還是挺親密的朋友。
你知道夢見什麼了嗎？他問。
夥計，你為什麼要我替你解析這個夢呢？這個夢跟色彩有關，背景是一場戰役，一場逐漸平息的戰役，怎麼解釋都可以。
但諾爾曼卻說：她夢見了我們不曾有過的孩子。
去死吧，我說。
這就是這個夢的意思。
那麼照你說，這場逐漸平息的戰役就是你們還沒有生下來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諾爾曼說，那是一場影子戰鬥。
那顔色是怎麼回事呢？那是殘留物，諾爾曼說，一種劣質的殘留物的結晶。
後來我又想起那個畫家和他的抽象畫，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告訴諾爾曼（我肯定在安格爾港跟他讨論過這個）那個惡心鬼亞伯拉罕·曼蘇爾在各種小團體中玩得很開，我也許是想換個話題，也許因為當時隻能說這個，刹那間，我覺得說什麼都沒有意義，因為掌握話語主導權的是諾爾曼，我再說什麼都無法改變這個不可逆轉的事實，小車速度已經超過八十英裡，上了沙漠路。
你看到過他的畫嗎？諾爾曼問。
看過一點兒，我說。
你覺得怎麼樣？諾爾曼問，好像我們在安格爾港說過的一切都已忘記。
還不錯，我說。
克勞迪娅覺得怎麼樣呢？她沒有跟我說起過自己的想法，我說。
我們這樣聊了會兒。
諾爾曼開始談起墨西哥繪畫、公路狀況、大學政治、夢的解析、安格爾港的孩子們、尼采，我隔很長時間才插句單音節詞的評論，問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隻想盡快趕回墨西哥，這一輩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這時諾爾曼說：烏裡塞斯·利馬。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利馬嗎？我當然記得，怎麼會忘了他呢？諾爾曼說：最近我老想到他，聽上去好像烏裡塞斯·利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馬不過是個短暫的插曲，而且當時還是一個惱人的插曲呢。
諾爾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擠一下眼或者會心地看一看他，我卻隻說了句，看着路面，小心點，因為小車正向左邊偏過去，我們已經上了馬路牙子，但諾爾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盤，又把我們弄到公路中央，繼續向前奔馳，我又盯着他說：那時覺得怎麼樣呢，烏裡塞斯·利馬跟我們在特拉維夫度過的那些日子？諾爾曼說：你沒注意到有什麼異常嗎？有什麼非同尋常之處？這個極端正常的諾爾曼。
我說：一切都很正常！因為烏裡塞斯就是這樣的人，而且我們私下都希望他那樣呢。
諾爾曼不這樣想，他跟烏裡塞斯不是朋友，隻知道他的聲名，而我和克勞迪娅，當時我們想将來會成為作家，而且為了屬于那個本質上很可憐的團體，本能現實主義者，願意獻出一切。
青春就是一場騙局。
這時諾爾曼說：這跟本能現實主義毫無關系，傻蛋，你什麼都不明白。
我說，好吧，那跟什麼有關系？我松了口氣，諾爾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說：跟生活有關系，跟我們不知不覺失去的一切有關系，跟我們可以重新獲得的一切有關系。
我們能重新獲得什麼呢？我問。
我們失去的啊，諾爾曼說，我們可以原封不動地重新獲得它。
要理論起來很容易，但卻我打開窗戶，讓暖風吹拂着頭發。
樹木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從路邊閃過。
我們能重新獲得什麼呢？我想，我忽然意識到我們的行駛速度越來越快，而直線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擔心，也許因為諾爾曼開車向來很小心，他還能講話，還能看着我，還能在置物盒裡找香煙點上，甚至不時地向後面瞥一眼，從不把腳從加速器上拿開。
我們可以重新回到我們那場遊戲，隻要我們願意，我聽到他說。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跟我們在特拉維夫待過的那些日子嗎？當然記得，我說。
你知道他為什麼來特拉維夫嗎？該死的烏裡塞斯，我當然知道：因為他愛着克勞迪娅，我說。
他瘋狂地愛着克勞迪娅，諾爾曼糾正我說，瘋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麼魔。
他什麼混賬事兒都不知道，我說，其實我都不知道他幹嗎沒去自殺。
你錯了，諾爾曼說（其實他已經在喊叫了），你錯了，你錯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
那麼，他是沖克勞迪娅而來，他來找克勞迪娅，我說，這簡直太錯了。
沒錯，他是為克勞迪娅而來，諾爾曼大笑着說。
該死的克勞迪娅，你還記得她有多漂亮嗎？當然記得，我說。
你還記得烏裡塞斯在我們宿舍睡哪兒嗎？沙發上，我說。
睡在那個混賬沙發上！諾爾曼說。
那個浪漫愛情的本質所在。
門口那塊地方。
諾爾曼的地盤。
這時諾爾曼開始喃喃自語起來，輕微得在公路上呼嘯而過的小車制造出的噪聲和掠過我的胳膊攀到左臉的風發出的聲音的間歇，我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弄明白他的話意：有幾個晚上，他說，他老想哭。
什麼？我問。
有幾個晚上，我起來上衛生間，總是聽到他在抽泣。
烏裡塞斯？是啊，你沒有聽到過嗎？沒有，我說，我腦袋一挨枕頭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多好，諾爾曼說，話雖這麼說，可他的口氣似乎在暗示我那樣挺糟糕，夥計。
他為什麼哭呢？我問，不知道，諾爾曼說，我從沒問過，我正好去衛生間，經過起居室時聽到了他的聲音，就這樣，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沒準隻是抽搐，我聽到的可能是快感的聲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嗎？嗯，多少明白點吧，我說。
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諾爾曼說。
那幹嗎呢？可能睡着了吧，諾爾曼說，也許那是烏裡塞斯夢裡發出的聲音。
他在夢裡哭泣？你沒有在夢裡哭過嗎？諾爾曼問。
說實話，沒有。
我說。
最初幾個晚上，我真有點怕，諾爾曼說，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聽着他的聲音。
可是，一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忽然間我什麼都明白了。
明白什麼了？我問。
一切，最關鍵的東西，諾爾曼說，然後大笑起來。
明白烏裡塞斯正在夢見的東西嗎？不，不，諾爾曼說，小車向前沖去。
真是好蹊跷，這一沖讓我想起一個月後跟烏裡塞斯一塊兒來的那個奧地利巨人，我問諾爾曼：你還記得跟烏裡塞斯一塊兒來的朋友，那個奧地利孩子嗎？諾爾曼笑了，說當然記得，但不是那麼回事了，烏裡塞斯回到特拉維夫時已經變了，或者說還是同一個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觀察他，我注意到這點了，或許那個雜種烏裡塞斯不再自我放縱了，誰知道。
諾爾曼又說：剛開始就那樣了，當時他一個人睡在扶椅裡。
當時那樣，後來就不了。
當然，肯定是這樣，我說。
當時他還沒有跟那個奧地利人來呢。
他什麼也沒說起過？說什麼呢？諾爾曼問。
看在他媽的無論什麼的分上，什麼都可以，我說。
這時諾爾曼又笑了，說：烏裡塞斯哭泣是因為什麼都沒個結果，他知道還得重返以色列。
遙遙無期的返回？操他媽的遙遙無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勞迪娅已經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說。
不管克勞迪娅在哪兒生活，在以色列，諾爾曼說，還是在無論哪個混賬地方，不管你叫它什麼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國還是美國、地球，他都不在乎。
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沒有，我說，烏裡塞斯知道你和克勞迪娅的關系會結束嗎？然後他還會再試一試嗎？你什麼都沒明白。
我跟這個毫無關系，克勞迪娅也跟這毫無關系。
有時連那個雜種烏裡塞斯也與這個沒關系。
那些眼淚就足夠了。
我想你說得對，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
這時諾爾曼看着我，我敢說他臉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歲時一樣，我們在高中認識時的那副表情，那時他還很瘦削，長着鳥兒般的臉蛋，留着長頭發，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讓你頃刻間就喜歡上他，那是一種今天還在明天就會沒有的微笑。
就在這時那輛卡車莽撞地向我們沖來，諾爾曼突然轉變方向試圖躲過它，這時我們就飛起來了。
諾爾曼飛起來了，我飛起來了，玻璃飛起來了。
最後我們在該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來時已經躺在普埃布拉的醫院了，父母或者他們的影子在病房對面的牆上移動着。
後來克勞迪娅來了，吻了吻我的額頭，在床邊陪着坐了幾個小時，或許别人這樣告訴我她坐了幾個小時。
幾天後他們告訴我諾爾曼死了。
又過了一個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
常有我不認識的親戚和已經忘記的朋友來看望。
我不覺得煩擾，但還是決定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
我在安蘇雷斯區租了幢小房子，帶衛生間和廚房，還有一個大屋，我漸漸開始繞墨西哥城長途散步。
我一瘸一拐，有時還迷路，但步行對我有好處。
一天早上，我開始找工作了。
本來沒這個必要，父母說他們可以養着我，直到我的身體更結實。
我回大學找到諾爾曼的兩個朋友談了談。
他們見到我後好像挺驚訝，說諾爾曼是他們認識的最出色的人之一。
這兩個人都是哲學教授，庫奧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
我問他們諾爾曼怎麼看卡德拉斯。
支持他，他們說，盡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們所有的人一樣，但還是支持他的。
說實話，當時我覺得自己尋找的并不是諾爾曼的政治脈絡而是别的什麼，究竟是别的什麼連我自己都理不清楚。
我還跟克勞迪娅吃了幾次晚飯。
我想談談諾爾曼，想告訴她我和諾爾曼從安格爾港回來的路上說了些什麼，但克勞迪娅說，談這些東西讓她很傷心。
不過，她接着說，你住院的時候，不斷地複述着和諾爾曼的最後的談話。
我都說什麼了？無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會講的那種話，克勞迪娅說，有時你一遍又一遍地說着現場情景，有時又迅速轉變話題，讓人不知所雲。
任憑我如何努力，還是什麼也記不起來了。
一天晚上，我正睡覺時，諾爾曼出現在我眼前，讓我不要緊張，還說他很好。
後來，但我拿不準是在夢裡還是在尖叫中醒來後，我覺得諾爾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猶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學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天堂。
可那該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麼呢？幸福的僞裝？背後到底有何深意呢？不過是虛妄的姿态？背後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麼呢？不久，我開始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了。
一天晚上喝醉後，我想給在巴塞羅那的阿圖羅·貝拉諾打個電話。
我試打的那個号碼的電話裡有人告訴我這裡沒有住着這個名字的人。
我跟阿圖羅的朋友穆勒說起這事，他說阿圖羅在意大利了。
他在意大利幹嗎？我問。
不知道，穆勒說，工作吧，我想。
打完這個電話後我開始在墨西哥城找烏裡塞斯·利馬。
我知道我得找到他，問他諾爾曼在最後的談話中到底想說什麼。
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說起來簡單，真找起來可不容易。
我來回奔波了好幾個月，又是乘地鐵，又是擠公交，又是給我不認識也不想認識的人打電話。
我被搶劫了三次。
起先，沒有人聽說過也不想聽有關烏裡塞斯的任何事兒。
我聊過的人中有的說他已經淪為酒鬼和吸毒者了。
他已經淪為連最親密的朋友都感到震驚的惡棍。
有的人說，他已經結婚了，整天待在家裡。
有的說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個中國家庭的惟一繼承人，在墨西哥城擁有衆多連鎖咖啡店。
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喪。
一天，在一次聚會上，有人介紹我認識曾跟烏裡塞斯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女人。
不是那個中國女人，而是更早的一個。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
我們站在一個角落聊了會兒，她的朋友們都在吸可卡因，她說她有個兒子，但是跟另一個男人生的。
烏裡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兒子像父親一樣？大概是吧，她說。
對我的兒子像父親一樣，對我也像父親一樣。
我仔細看着她。
我懷疑她是在跟我開玩笑。
除了她的眼睛，她渾身上下都散發着一種無助感。
後來她開始聊起毒品，也許她覺得這是惟一有讨論價值的話題，我問她烏裡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
剛開始沒有，她說，隻是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後就開始吸了。
我問她烏裡塞斯寫不寫東西。
她沒有理我，也許不想回答。
我又問她是否知道怎麼才能找到烏裡塞斯，她說不清楚。
他大概已經死了吧，她說。
在這一刻，我才發覺這個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當厲害，我不知道還能跟她說什麼，我就想快點離開這兒把她忘了。
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為隻要有她在那裡，無論多久都讓人無法忍受）天亮聚會結束了。
後來我倆甚至一塊兒離開，步行了幾個街區，走到最近的地鐵站。
我們在塔庫巴亞上了車。
晚間那個時候乘地鐵的人個個都好像得了病。
她去了一個方向，我去了另一個方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們默默地坐了會兒。
兩個小夥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
恩卡納西翁·古斯曼後來怎麼了？一個小夥子忽然問了這麼一句。
這是我最不想聽到的問題，但又是惟一能讓我們的談話繼續下去的問題。
我回答得慢慢騰騰。
或許我先用心靈感應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個喝醉了的老人經常幹的那樣，接着我悍然張開自己的大嘴說：沒什麼，小夥子們。
她沒怎麼樣，跟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或者我甚至曼努埃爾一樣，沒怎麼樣。
生活把我們所有的人都遺棄在我們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棄的地方，然後就忘掉了我們，這本來也很正常。
恩卡納西翁結婚了。
她太漂亮了，很難以一個老處女終了一生。
一天下午，她出現在我們邂逅的咖啡店，邀請我們去參加婚禮時，我們都吃了一驚。
也許這種邀請隻是開個玩笑，她過來其實隻是為了炫耀。
當然，我們都祝賀了，說太棒了，恩卡納西翁，太讓人驚喜和意外了，後來我們沒有去參加她的婚禮，不過也許我們中有一兩個去了。
恩卡納西翁的婚禮對塞薩雷亞有什麼影響？我想是消極的吧，雖然你永遠搞不清對塞薩雷亞來說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興，肯定跟這個有關。
我們沒有發覺，可當時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懸崖的邊緣。
也許這樣說太過了。
那時我們都開始走下坡路了。
沒人想再攀回去，也許除了曼努埃爾，他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攀登，但此外沒有第二人了。
該死的生活是很苦澀的，不是嗎，小夥子們？我問。
他們說：我想是吧，阿馬德奧。
後來我又想起帕布裡托·萊斯卡諾，不久他也結婚了，我參加了他的婚禮（那是一種市民儀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親舉辦的那場盛宴，在一家會所舉辦的豪華宴請，這個會所已經不存在了，就在貝倫拱門附近，在德裡西亞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後都有婚禮樂手的表演和緻辭，我看見帕布裡托的前額被汗水浸得閃閃發亮，他朗誦了一首獻給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贊美詩，從那時起這個家就像自己的家，他開始朗讀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邊的塞薩雷亞，朝我們眨眨眼，好像在說别擔心，朋友們，你們永遠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許是我這樣想，盡管我可能想錯了。
帕布裡托的婚禮舉辦後沒幾天，塞薩雷亞就永遠離開墨西哥城了。
一天下午我們走出一家電影院時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實這純屬巧合，不是嗎？我出來時一個人，塞薩雷亞也是一個人，我們步行了一段路，聊了會兒電影。
什麼電影？我忘了，小夥子們，要是卓别林的東西的話也許會記得更清楚些，但确實記不得了。
隻記得我們都喜歡這部影片，能告訴你們的就這些了，還記得電影院在阿拉米達的對過，塞薩雷亞和我先是步行穿過阿拉米達，然後向城中心走去，我記得不知什麼時候我問起她的生活來，她說就要離開墨西哥城了。
後來我們又談到帕布裡托的婚禮，談話中又引出恩卡納西翁。
塞薩雷亞參加過她的婚禮，我問她怎麼樣，說說吧，她說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說了這些。
而且，跟所有的婚禮一樣也很傷感吧，我又補充了一句。
不，塞薩雷亞說，我這樣告訴兩個小夥子，婚禮并不讓人覺得傷感，阿馬德奧，她說，婚禮都是很幸福的。
可說實話我就對談論塞薩雷亞的情況感興趣，恩卡納西翁就免了吧。
雜志怎麼樣了？我問。
本能現實主義怎麼樣了？我問到這個時她笑了。
我還記得她的笑聲，小夥子們，我說，當時夜幕已經降臨墨西哥城，塞薩雷亞笑得像個鬼魂，就像她後來變成的失蹤者，那笑聲讓我的心髒都驚悸了，這笑聲讓我就想快點逃離她，同時又讓我明白了，絲毫不必懷疑，我無處可逃。
後來我又想起問她打算上哪兒去。
我以為她可能不願意講，塞薩雷亞就是這樣一個人，她不願意讓我知道。
可她居然告訴我了：去索諾拉，她本來就來自那片大地，她說了出來，就像别人告訴你幾點了或者說早上好那樣自然。
可是，為什麼去那裡呢，塞薩雷亞？我問，你沒想過，如果你現在走了，意味着要放棄自己的文學事業嗎？你想過索諾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嗎？你去那裡幹什麼啊？我問了些諸如此類的話。
小夥子們，一個人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時就會問這種問題。
我們一邊走着，塞薩雷亞一邊望着我，說她在這裡一無所有。
你瘋了嗎？我說。
你糊塗了嗎，塞薩雷亞？你在這裡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爾特别欣賞你，我也很欣賞你，吉爾曼和阿克萊斯也很欣賞你，沒有了你，将軍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是一個尖銳主義者，肉體和靈魂都是。
你可以幫助我們建造尖銳城，塞薩雷亞，我說。
這時她笑了，好像我在講一個精彩但她已經聽說過的笑話，她說一個星期前就辭了工作，無論如何她從來都是個本能現實主義者，不是尖銳主義者。
我也是，我說或者大叫着，我們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現實主義者而不是尖銳主義者，可這有什麼了不起呢？尖銳主義和本能現實主義不過是把我們領向我們真正想去的地方的兩副面具。
領向哪裡？她問。
領向現代化，塞薩雷亞，我說，領向該死的現代化。
這時，就在這時，我問她辭去“我的将軍”的工作是否屬實。
她說當然是真的了。
他怎麼說的？我問。
他幾乎瘋了，塞薩雷亞大笑着說。
然後呢？就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當真的，但如果他認為我還會回來，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為要不然他會很累的。
可憐的人，我說。
塞薩雷亞笑了。
你在索諾拉有親戚嗎？我問，沒有，我想沒有吧，她說。
那你怎麼辦？我說。
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薩雷亞說。
就是這樣了？我問。
這就是命運給你準備好的一切嗎？塞薩雷亞，我親愛的？我說，不過我也許沒有說親愛的，我可能隻是這樣想了。
塞薩雷亞看了我一眼，漫不經心地迅速一瞥，她說找個地方住下，找個地方工作，這是我們人類的共同命運。
說實話，你挺保守的，阿馬德奧，她說（但說得很憐惜）。
我們繼續那樣聊了會兒。
我們好像在争辯，但并沒有争什麼。
我們好像在互相責備，但沒有責備什麼。
忽然，就在我們走到從此要永遠分開的那條街上時，我試着想了想塞薩雷亞在索諾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來。
我看見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見了當時我想像中的沙漠，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那裡，小夥子們，我說，我隻是在電影或者電視裡看見過沙漠，但從未去過那裡，感謝上帝，我看見沙漠中一個點在沿着一條沒有盡頭的緞帶移動，這個點就是塞薩雷亞，這條緞帶就是一條通向一個無名城市或者鎮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隻憂傷的秃鷹般猛撲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塊岩石上，我看見塞薩雷亞繼續行走着，但已經跟我熟悉的塞薩雷亞不是一個人了，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一個在索諾拉沙漠的陽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說了或者試圖說再見，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本能現實主義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卻是一句可憐的咕哝聲，衷心祝福你好，親愛的塞薩雷亞，我試圖說，代表帕布裡托和曼努埃爾，代表阿克萊斯和無動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納西翁和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但出口的卻是一陣咯咯聲，好像我突然得了心髒病，當然蒼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後來我又看到了塞薩雷亞，走在我旁邊，依然那麼踏實自信、毅然決然、勇敢無畏，我說：塞薩雷亞，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腳下，她笑着說：阿馬德奧，我知道自己在幹嗎，然後我們又聊起政治，塞薩雷亞對這個話題的興趣已經越來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瘋狂，她在這個話題上常有逗人之見，比如會說，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紀再次出現，這是對任何人都沒有安撫作用的胡說八道，是吧？我們還談了文學、詩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聞，文學沙龍裡的流言蜚語，談到薩爾瓦多·諾沃正在寫的東西，談到鬥牛士和政客、合唱團女孩的報道，我們在這些話題上機智地保持着意見上的一緻，誰也不想細究，或者不想費勁細究。
後來塞薩雷亞站住了，好像忽然記起把什麼重要的事兒忘了，她一言不發，望着地面或者那時的過路行人，但卻視而不見，眉宇緊蹙，小夥子們，我說，這時她盯着我，起先也視而不見，後來才把神兒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說再見了，阿馬德奧。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活生生的人。
也許很灑脫。
于是一切都結束了。
22 蘇珊娜·普伊赫，約塞普·塔拉德爾拉斯大街，卡萊爾拉海濱，加泰羅尼亞，1994年6月。
他給我打來電話。
我已經好久沒跟他說過話了。
他說你可以去什麼什麼海灘，在什麼什麼日子，在什麼什麼時間。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我問。
你必須要去那兒，你必須得去，他說。
你是不是瘋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說。
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兒，他說，又重複了一遍那個海灘的名字、日期和時間。
你就不能上我家裡來嗎？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在這兒談談。
我不想談，他說，我再也不想談了，一切都結束了，再談已經沒有絲毫意義，他說。
我很想把電話挂了，但還是沒挂。
我剛吃過晚飯，正在看電視上放的一部電影，是法國片，記不清片名了，忘了導演或者演員是誰，隻記得是講一個歌手的故事，一個有點歇斯底裡的女孩，我想，她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一個倒黴的家夥。
我像往常那樣調低音量，跟他說話時目光依然盯着電視：房間、窗戶、電影裡出現的人臉，這些事物的出現完全沒有道理。
桌子已經清理幹淨，沙發上放了本書，那是晚上等我厭倦了電影上床後打算開始讀的一本小說。
你要過來嗎？他問。
為什麼過來啊？我說，其實我心裡在想着别的事兒，想着那個歌手何其頑固，想着她的眼淚，抑制不住湧出的眼淚、憤恨的眼淚，盡管我不知道這是否講得通。
因為一個人心懷憤恨是很難哭出來的，很難厭惡讓你哭泣的那個人的。
這樣你就可以見到我啊，他說。
最後時刻，最後一次，他還繼續堅持着。
你在聽嗎？我問。
有那麼片刻我以為他挂了電話。
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電話，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鎮子的帕塞奧·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電話打的，從我這裡去那兒坐火車隻需二十分鐘，坐小車隻需十五分鐘，不知怎麼那天晚上我想起距離問題來了，但他應該沒有挂掉，因為我能聽到小車的聲音，除非我沒有把家裡全部窗戶都關嚴，聽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條街上的噪聲。
你在嗎？我說。
在聽着，他說，你過來嗎？這簡直太痛苦了！如果我們不想談什麼，你要我過去幹嗎啊？如果我們彼此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讓我過去幹嗎啊？我還真不知道，他說，我可能瘋了吧。
我也想到這個了隻是沒說出口。
你看到兒子了嗎？看到了，他說。
他怎麼樣啊？挺好，他說，長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
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說。
你為什麼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問這樣白癡的問題，他說。
我的意思是就算當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顧點你。
這話好像逗得他感覺挺好玩，我聽到他笑出聲了，他說妻子（沒有說前妻，而是說妻子）現在過得不錯，他不想壞了人家的事兒。
你還挺體貼人的，我說。
她這個人傷透了我的心，他說。
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當然這個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給我講了這個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動脈裡打一針安乃近，他原話就是這麼說的，“往動脈裡打一針”，不是靜脈注射，這本質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當然，我給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後就睡覺，但我們還是有很多時間可以聊天，說話的時間一晚比一晚長，就這樣他把整個故事都告訴了我。
當時我覺得那故事挺傷感的，并不是因為故事本身，而是他講故事的那種方式。
我忘記他在醫院住了多久，也許十天或者十二天，沒錯，我記得我們之間什麼也沒發生，有時我們會癡情地盯着對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護士應有的規矩，但也頂多如此。
我那時剛好跟一個實習醫師結束了某種關系（其實我覺得那連約會都談不上），可以說情緒正對頭，然而還是什麼也沒發生。
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後，有一次該我值班，我走進一個房間，發現他又在那裡了。
我想我可經了世面！我悄無聲息地向床鋪走去，居高臨下仔細看了看。
沒錯，是他。
我查了下病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醫護人員卻沒有給他插胃管。
我又回到那個房間（旁邊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續護理）時，他睜開眼睛打了聲招呼。
你好，蘇珊娜，他說。
他伸出手。
不知為什麼我就是沒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臉頰上吻了吻。
第二天早晨，另外那個人死了，我又回去了，這時他已經一個人用那間病房。
那天晚上我們做愛了。
他仍然有點虛弱，還在輸液，而且胰腺還疼着，我們還是做了，可是，後來，我開始覺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幾乎是犯罪的大意。
說實話，我在醫院從來沒感到如此開心過，至少自從我幹這份工作以來，而且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開心，什麼也無法跟我們做愛時的那種開心相比。
當然，我早知道他結婚了，而且有個兒子（他第一次住院時就親口告訴過我了），盡管我從未聽說他妻子來醫院探訪過，但是另外那個故事他大體上已經告訴過我了，那個“傷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個乏味俗氣的故事，可他已經忘了。
别的任何人（更有經驗，更現實）都知道我們不會長久，頂多維持到他出院前這段時間，可我的期望很高，根本不考慮那些障礙。
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跟一個大我很多（十六歲）的男人上了床，其實，我毫不介意，我還喜歡這樣呢，他在床上表現得很溫柔，很文雅，有時卻狂野得像徹底瘋掉了似的，我不介意說出來。
但随着時光流逝，那個醫院在他的記憶中逐漸淡漠，他好像更加心神不安，回來看我的間隔越來越長。
我說過，他跟我一樣住在一個海濱小鎮，坐火車隻需二十分鐘，坐小車隻需十五分鐘，有時他晚上到我住處來，待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因為他不喜歡來我這裡，有時我開着車徑直從自己家門前過去，直接開到他住的小鎮，那更像一次探訪獅穴之旅。
他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但我知道。
他住在鎮子中心的一幢樓裡，後牆緊挨着一家電影院，所以，如果上映一部恐怖片或者電影的聲音很響時，你都能聽得見喊叫聲和廚房裡傳來的很大的回音，特别是如果這部電影你已經看過，你多少知道點情節，他們是不是抓到了兇手，好不容易才會盼到結束。
最後一場放映結束後屋裡便沉入深深的寂靜中，好像整幢樓忽然陷到一口礦井裡，隻不過這口井是液體的，一個地下水世界，因為很快我就開始聯想到魚，那些扁扁的、瞎了眼的深海魚。
再者，他的房間完全是一場災難：地闆肮髒不堪，起居室被一張巨大的鋪着紙張的桌子給占滿了，連放椅子的空間都沒有，就是這樣。
衛生間更恐怖（所有單身男人的衛生間都這樣子嗎？我希望不是），沒有洗衣機，床單質地粗劣，毛巾也一樣，廚房的抹布，他的衣服，基本上沒有一件不令人恐怖的，想想那時我們都開始約會了，如果我們真的有在約會的話，我告訴他把髒衣服帶到我家來，我扔進洗衣機洗好了，我有一台很不錯的洗衣機，他也不聽，說自己用手洗，有一次我們爬上屋頂，他住在二樓，這幢樓惟一的另一家住戶就是一樓的房東，三樓沒人住，可是，有那麼幾個晚上，我們做愛（或者操逼，其實這樣說更像）時我聽到了響動聲，好像三樓有人在移動椅子或者床鋪，或者從門口走到窗口，這個人從不打開窗戶，一定是風，誰都知道老房子裡經常會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在冬夜裡吱吱作響，總之我們爬上房頂，他讓我看了看洗滌槽，一個傷痕累累的水泥洗滌槽，好像什麼人，以前的房客在某個下午的絕望中朝它砸了一錘，他說他就是在這兒洗衣服的，當然是用手了，他不需要洗衣機，後來我們站在那裡望了會兒鎮上人家的屋頂，這個古老小鎮的屋頂總給人一種既危險但又好看的感覺，海水、海鷗、教堂的鐘塔，一切都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黃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閃耀的沙地。
後來，自不必說，我恢複了理智，意識到自己完全錯了。
你不能去愛一個不愛你的人，你不能完全為了性才跟一個人好。
我告訴他我們之間到此為止了，他也沒反對。
好像他早知道會這樣結束。
但我們還是朋友，有時，晚上我感到孤獨或者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開上車去找他。
我們共進晚餐，然後做愛，但我不會在他住處過夜的。
後來我又認識了别人，也沒太認真，後來也結束了。
我們争執過一回。
為什麼？忘了。
跟嫉妒沒關系，我記得很清楚。
他根本就不嫉妒。
他好幾天沒給我打電話，我也不去找他。
我給他寫過一封信。
我告訴他，該到長大的時候了，應該好自為之，他的健康狀況很不好（患有膽管硬化，肝髒指數非常高，潰瘍性結腸炎，剛得了甲狀腺功能亢進，牙齒還不時地疼痛！）他應該規規矩矩過日子，因為他還年輕，應該忘了那個“傷透他的心”的女人，應該買一台洗衣機。
我花了整整一個下午的工夫寫了那封信，後來又撕了，然後開始哭起來。
沒多會兒我就接到了他最後那個電話。
你想見到我但不想跟我談談是嗎？我問。
沒錯，他說，沒錯，我們不用談，我隻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們也可以不見面。
你瘋了嗎？沒有，沒有，沒有，他說。
很簡單。
但也不是很簡單。
長話短說，他就想讓我看到他。
你不想看到我嗎？我問，不，我沒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劃好了，你可以把車停在加油站的彎道那裡，停在馬路牙子上面，你從那裡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從車裡出來。
你打算自殺嗎，阿圖羅？我問。
我聽到他笑了。
不會自殺，至少現在不會，他說。
你都幾乎聽不清他在說什麼。
我買好了一張去非洲的機票。
再過幾天我就要走了。
非洲，非洲的哪兒啊？我問。
坦桑尼亞，他說，我已經打過所有疫苗了。
你要去那裡嗎？他問，這簡直不知所雲，我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很明白啊！他說。
可我不懂，傻蛋，我說。
你隻要把車停在過了加油站後的第一個拐彎處等着就可以了。
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鐘吧，他說。
你到了，我自會告訴你，隻用五分鐘。
然後呢？我說。
然後再等十分鐘，然後就可以走了。
就這樣。
那非洲是怎麼回事？我說。
非洲是以後的事兒，他說（聲音聽上去跟平常沒什麼兩樣，尖細，帶點冷嘲熱諷的意味，但毫無發神經的迹象），那是将來的事兒。
将來？美好的将來。
你打算去那裡幹嗎？我問。
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
事情、任務、慣例，我想他說了這些吧，或者類似的話。
我挂上電話後不知道什麼最讓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請呢還是宣稱即将離開西班牙。
約定見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辦了。
上了那條公路，把車停到馬路邊上，在那兒整個海灣的風景差不多可以盡收眼底，海灘并不太大，每年夏天當地的裸體主義者便齊聚這裡。
我左側是一片連綿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時會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邊是鐵路，還有點灌木，然後，走過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灘了。
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兒時看不見一個人。
海灣的一頭是卡拉馬雷斯·費裡塞斯酒吧，那是一幢塗成藍色的小木屋，裡面一個人影都沒有。
另一頭，岩石遮住若幹更小的海灣，公衆的目光更難看到，夏天大多數裸體主義者聚集在那裡。
我比指定到達時間提前了半個小時。
我不想從車裡出來。
但是等了十分鐘，抽了兩支煙後，覺得在裡面快要窒息了，這樣說絕不誇張。
我打開車門出來，一輛小車停在那家酒吧前面。
我仔細觀察着那輛小車：從裡面走出一個人，此人留着長長的直發，應該比較年輕，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沒有朝我這個方向看），走到酒吧後面便消失了。
不知為什麼我特别緊張。
我又回到車裡然後關上門。
我嚴肅地考慮要離開時，又一輛小車在酒吧門口停住。
一男一女下了車。
看到第一輛小車後，那個男子把手放到嘴邊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種，因為正在這時，一輛卡車駛過去，我就什麼也聽不見了。
那一男一女等了會兒後向海灘上一條小土路走去。
過了片刻先到的那個男子從我看不見的酒吧後面出來，朝那兩個男女走去。
他們可能互相認識，因為握了握手，那個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個男子。
後來，第二個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灘的某個地方，那個動作給我的感覺是來得極其緩慢。
又有兩個男子從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們沿着海浪吞沒線走來。
雖然離得很遠，我還是認出其中一個是阿圖羅，不知為什麼，我以最快的迅速從車裡出來，也許還想着親自走到海灘上，但馬上發現抵達那兒得穿過一個地下人行通道，繞一個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兒後他們可能早走了。
于是我就待在車邊觀察着。
阿圖羅和他的朋友走到海灘中間後站住。
從車裡出來的兩個男子向他們走去，阿圖羅的朋友把一個包裹撂在地上然後打開。
他站起來往後一退。
第一個來的男子走近包裹，從裡面取出什麼，又往後一退。
接着阿圖羅走近包裹，照前一個人的樣子取出自己的家夥。
這時阿圖羅和先來的那個男子手裡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長的東西。
第二個來的男子向第一個來的男子走過去說了句什麼。
第一個男子點點頭，第二個男子讓開一點，但有些生氣了，因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過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魚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後退。
第一個男子甚至都沒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氣地跟阿圖羅說着什麼，阿圖羅活動着左腳，仿佛在聽着，似乎要确認什麼，一張臉或者幾個數字，讓他覺得有意思，他把鞋尖紮在濕濕的沙地裡。
阿圖羅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後退了幾尺。
那個女的站起來向第二個來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
沙灘中間隻剩下阿圖羅和第一個來的男子。
後來他們舉起手裡拿的東西擊打對方。
第一眼瞥去我以為那是拐杖，後來我忍不住笑了，原來阿圖羅就讓我來看這個：這場惡作劇，古怪的惡作劇，但肯定是在惡作劇。
可我又疑窦叢生。
如果手裡拿的家夥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劍會怎麼樣呢？ 吉列姆·皮納，加斯帕爾·普赫爾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馬洛卡島，1994年6月。
我們是1977年認識的。
現在已過去很長時間了。
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時我經常每天早上買兩份報紙和幾本雜志。
我無所不讀。
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
我們經常見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盤。
我想我隻去過一次他住的地方。
我們經常一起出去吃飯。
由我付錢。
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
巴塞羅那有了許多改變。
建築沒有改觀，但巴塞羅那變了許多。
那時我每天都要畫畫，不像如今，但那時有着太多的派對，太多的聚會，太多的朋友。
生活讓人興奮不已。
那時，人人在辦雜志，我喜歡這點。
我在巴黎、紐約、維也納、倫敦，舉辦過幾次展覽。
阿圖羅有時會消失好長一段時間。
他喜歡我的雜志。
我送過他一些過期的，我也送過他一幅畫。
我送他的那幅畫是加過框裝裱了的，我知道他沒錢去裝裱。
什麼畫兒？我始終沒有完成的一幅油畫的草稿：《另一個阿維尼翁少女》。
我經常遇到對我作品感興趣的商人。
那段時間我臨摹了三幅皮卡比亞的東西。
非常漂亮。
我賣了兩幅，給自己留了一幅。
從臨摹僞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畢竟是一線之光，這是最重要的。
有了這筆錢後我買了幅康定斯基的畫，還有幾件貧窮派藝術的作品，也許同樣是外國人的。
有時我會搭飛機飛到馬洛卡島。
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長時間地在鄉下散步。
有時我隻是看看父親，他也畫畫，他帶上畫布和畫夾出去時，我的腦子裡會湧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頭，比如大海深處的死魚或者瀕臨死亡邊緣的魚。
接着我又會想些别的事兒。
那時，我在帕爾曼有個畫室。
我把畫搬來搬去。
我常常把它們從父母家帶到那個畫室，然後又從畫室帶到父母家。
後來我厭倦了，就飛回巴塞羅那。
阿圖羅經常來我家裡洗澡。
他住的地方顯然不能洗澡，他經常用我在卡多納廣場附近莫裡奈爾街上那幢屋子裡的淋浴室。
我們經常交談，但從不争論。
我給他看我的畫，他就說太奇妙了，我很喜歡，諸如此類的話。
這樣說我總覺得有壓力。
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還是覺得有壓力。
後來，他就不說話了，隻是一個勁地抽煙，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許做對了，也許意識到了什麼。
視覺藝術最終是不可理解的。
或者說太難以理解了，乃至沒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會接受顯而易見的解讀。
那時，阿圖羅有時也跟我的一個女朋友睡覺。
他不知道我們的關系。
就是說，他知道我們是朋友，他怎麼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紹過她們，但不知道這人是我的一個女友。
他們過段時間就睡一次，比如一個月一次。
我覺得這挺好玩。
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很天真。
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亞大街，離我住處不遠，我有一把她房間的鑰匙，有時我早上八點去那裡，找些上課要用而忘了帶的東西，我會發現阿圖羅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
他看着我，那樣子像在問自己這女孩是他的朋友還是女朋友？我覺得這挺有意思。
早上好，阿圖羅，我說，有時我強忍着不要笑出來。
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時間要比阿圖羅跟她睡的久。
麻煩。
生活中充滿了各種麻煩，但那時巴塞羅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煩也是驚奇的代名詞。
後來就開始覺醒了。
我在大學教書，在那兒過得很不如意。
我不想用理論術語闡釋自己的作品。
我在教課，我的同事們好像分成兩個截然分明的派系：騙子（平庸者和惡棍）以及那些不僅教學而且經常在工作以外的藝術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論其好壞。
忽然我發現自己兩個派系都不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