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偵探 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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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出版過他的格言選的平裝本，當時可怕的特萊特洛爾科慘案還處于醞釀階段，順便說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羅雷斯·馬貢說過這話。
我們還出過一本他的篇幅不長的軍事傳記，是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寫的，賣得也不壞。
獨處讓我們變得更加堅強。
這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不過這是冰冷的慰藉，因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沒有人想接近我了。
那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不會，他現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職位比替我工作那會兒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們，昔日在我光彩榮耀時取暖的文人，沒有一個人來找我。
沒有人想跟一個活标靶并肩而行。
沒有人願意跟一個已經散發着腐肉臭氣的人并肩而行。
至少現在我明白了以前隻是隐隐約約直覺到的東西：每個出版商後面都有一個雇傭殺手跟着。
這個殺手可能很高貴，可能是個文盲，但卻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驅使。
有時——噢，這簡直是喜劇性的諷刺——那些利益，顯得如此虛榮和愚蠢，就是我們自己。
我對巴爾加斯毫無怨恨。
有時我想起他時還充滿了某種愛憐。
說心裡話，我不相信有人說我的公司敗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雜志上。
我知道自己的厄運源于别處。
當然，巴爾加斯以其罪惡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最終這不是他的過錯。
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情，我也不責備他。
有時，喝了很多酒時我發現自己在詛咒他，詛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們，詛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殺手們，甚至排字工人們，在榮耀或者默默無聞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釋然，不禁放聲大笑。
你還得活下去，這才是全部。
那天我從馬拉·森達酒吧出來，在路上碰到一個醉漢這樣告訴我。
文學不過是垃圾。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80年4月。
兩個月前，奧爾巴羅·達米安來看過我，說有事要告訴我。
那就告訴我吧，我說，請坐，我聽聽。
那個獎完了，他說。
什麼獎？我說。
勞拉·達米安青年詩人獎，他說。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我跟他相處得不錯。
為什麼會這樣，奧爾巴羅，我問，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沒錢了，他說，我什麼都沒有了。
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這樣說（我向來是一個堅定的反資本主義者），可我沒有說出來，因為這個可憐的人看上去疲憊不堪，容顔憂傷。
我們交談了很長時間。
我想我們聊了會兒天氣以及從精神病院望出去顯得還不錯的風景。
他說：今天好像挺熱的。
我說：是啊。
然後我們默默地坐在那裡，有時我一個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語，最後他會忽然說（例如）：瞧，蝴蝶。
我就說：是啊，這兒有很多蝴蝶。
我們這樣打發一會兒時間，聊天或者一起讀報（但在那個特殊的日子我們沒有讀報），奧爾巴羅·達米安說：我得告訴你。
我說：你得告訴我什麼，奧爾巴羅？他說：勞拉·達米安獎完蛋了。
我很想問他為什麼，為什麼要特意告訴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這裡，有很多事情要告訴我，盡管我實在無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種沖動，但我還是欣然接受了，因為聆聽沒有什麼壞處。
後來奧爾巴羅·達米安走了，二十天後我女兒來看我，她說，爸爸，我本來不想跟你說這個，但我想最好還是讓你知道吧。
我說：說吧，說吧，我洗耳恭聽。
她說：奧爾巴羅·達米安朝自己頭上開了一槍自殺了。
我說：奧爾巴羅怎麼會幹這種可怕的事啊？女兒說：他的生意壞透了，他崩潰了，他其實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我說：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來跟我一起過啊。
女兒笑了，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她離開時我開始想奧爾巴羅·達米安和勞拉·達迷安獎，這個獎已經完了，我還想到埃爾·雷普索的那些瘋子們，這裡誰也沒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災難的殘忍莫甚于此，這段時間我堅信不疑，一切将會變本加厲地惡化下去。
12 海米托·昆斯特，自家閣樓房間的床上，斯圖克街，維也納，1980年5月。
我跟朋友烏裡塞斯關在比爾舍巴的監獄裡，那兒是猶太人造原子彈的地方。
我什麼都知道，但又什麼都不知道。
我隻是在觀察，我還能怎麼樣呢？我從岩石堆裡觀察着，皮膚曬成黑紅色，最後又餓又渴，都支撐不住了，後來我使勁拖着身子走進那間沙漠咖啡店，要了一杯可樂和碎牛肉做的漢堡，但隻用牛肉做的漢堡并不好吃，我知道，而且這個世界上别的人都知道這點。
一天，我喝了五杯可樂，忽然感到惡心起來，好像太陽透進我的可樂裡，我渾然不覺地喝了。
我發燒了。
我撐不住了，但還得撐着。
我躲在一塊黃色石頭後面等着太陽下去，後來蜷縮成一個球睡着了。
我做了一夜的夢。
我想有人拿指頭戳着我。
但做夢不會出現指頭，隻有拳頭，看來一定是蠍子幹的了。
灼傷的地方還在發疼。
醒來時太陽還沒有升起。
我趁蠍子躲到石頭底下前找了半天。
一個都沒有捉到。
更有理由保持清醒和害怕。
我就在這麼做。
可後來我又不得不走開，因為我需要吃飯喝水。
于是我又起來，我得雙膝跪地才行，然後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但服務生什麼也不給我拿。
為什麼不給我拿我點的東西？我問他。
我不像别人那樣有錢嗎？他假裝沒聽見我的話，也許聽不見我說的，我這麼想。
也許因為在沙漠岩石和蠍子中長時間警惕觀望的緣故，我嗓子失聲了，現在我還真不能說話了，盡管我自己認為還能說話。
可是我聽到的不是我的聲音，又是誰的聲音呢？我想。
我怎麼會被震聾了還能聽見自己說話呢？我想。
後來他們讓我走開。
有人朝我腳下吐唾沫。
他們試圖激怒我。
我可不是輕易就能被激怒的。
我有經驗。
我不理他們說的那一套。
如果你不賣給我飯菜，阿拉伯人會賣的，我說，然後從容不迫地離開咖啡店。
我找到阿拉伯人開的店，花了好幾個小時。
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了。
最後，我不知不覺又回到了出發的地方，那塊黃石頭旁邊。
現在已經是晚上，天很冷，謝天謝地，可我睡不着，我很餓，水壺裡已經沒有一口水了。
該怎麼辦呢？我問自己。
我現在該怎麼辦啊，敬愛的聖母？遠處傳來猶太人造原子彈的機器發出的嗡嗡聲。
我醒來時餓得無法忍受。
比爾舍巴的猶太人還在他們的秘密設施中工作，可我不能一口面包都不吃老這樣監視着他們。
我全身都疼起來。
我的脖頸、手臂全曬黑了。
我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天沒有大便了。
可我居然還能走！我還能跳，還能像風車般活動胳膊！我起來時，我的影子也跟着起來（兩個我在跪着禱告），我又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
我想我開始唱起歌來。
我就是這樣。
我步行。
我唱歌。
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在監牢裡。
什麼人帶上我的背包，把它扔在我的睡袋旁邊。
我的一隻眼睛發疼，我的下巴發疼，我灼傷的地方發疼。
有人踢過我的肚子，我想，但肚子卻不疼。
水，我說。
監牢裡很黑。
我聽着猶太人的機器發出的聲音，可什麼也聽不到。
水，我說，我渴。
什麼東西在黑暗中移動。
蠍子？我想。
一隻大蠍子？我想。
一隻手抓住我的頸背。
這隻手用力拽着。
我感覺杯子邊沿到了嘴唇上，然後是水。
後來我就睡着了，夢見了維也納的河岸大道和阿斯本橋。
我睜開眼睛時看到烏裡塞斯在另一張床上。
他醒着，盯着天花闆沉思。
我用英語跟他打了個招呼。
早上好，我說。
早上好，他回答。
監獄裡給過你吃的了嗎？我問。
他們給了你吃的，他說。
我起來去找鞋子。
我本來是穿着鞋的，我決定在牢裡走一圈。
我決定探查一番。
天花闆黑糊糊的，被弄黑了。
有股潮濕或者發黴的味道。
或許二者兼有吧。
牆壁是白色的。
上面有很多題字，我看見了。
我左邊的牆上有很多圖畫，右邊的牆壁上寫着許多文字。
是古蘭經？留言？地下工廠的消息？後邊的牆上有一扇窗戶。
窗戶的另一面有一個小院。
院子的另一邊是沙漠。
第四面牆上有一道門。
這道門是用木栅條做的，穿過栅條是一道走廊。
走廊裡沒有一個人。
我掉過頭向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去。
我叫海米托，我說，我是維也納人。
他說他叫烏裡塞斯·利馬，墨西哥城人。
過了會兒，他們給我們送來早餐。
我們這是在哪兒啊？我問看守。
在工廠裡嗎？可是看守放下飯菜後就走了。
我把自己的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他的飯勻了一半給我，我也吃光了。
我好像吃一個早晨都不夠。
後來我又打量起牢房來。
我仔細研究了一番牆上的題字。
還有圖畫。
令人絕望。
破譯不了。
我從背包裡取出一支鋼筆，跪在右手的牆邊。
我畫了一個長着巨大陰莖的侏儒，又畫了一隻乳房，寫了幾個字：海米托·K。
後來我累了，回到自己的床上。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已經睡着了，我盡量别弄出聲音免得吵醒他。
我上了床後開始胡思亂想。
我想到那些猶太人造原子彈的地下工廠。
我想到一場足球比賽。
我想到一座大山。
那裡又冷又下着雪。
我想到那些蠍子。
我想到滿滿的一盤香腸。
我想到傑克街附近阿爾卑斯花園裡的那家教堂。
後來我就睡着了。
然後又醒來。
然後又睡着。
我一直睡到聽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聲音。
後來我又醒了。
一個看守把我們推搡到走廊裡。
我們來到院子。
我想太陽一下子認出了我。
我的骨頭開始疼起來。
但不是曬傷的地方在疼，我一邊散步，一邊做些鍛煉。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安靜地靠牆坐着，一動不動，我又是甩胳膊又是擡腿。
我聽到了笑聲。
幾個阿拉伯人，坐在地角大笑。
我沒有理睬他們，一二、一二、一二。
我活動着僵硬的關節，我又瞥了一眼那個陰暗的角落，發現那幾個阿拉伯人已經走了。
我蹲到地上。
我跪下來。
頃刻間我就想這樣待着。
在地上跪着。
後來我卻趴到地上做了五個俯卧撐。
我做了十個俯卧撐。
我做了十五個俯卧撐。
全身疼痛。
起來時發現幾個阿拉伯人挨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坐在地上。
我向他們走去。
慢慢地。
腦子裡琢磨着。
也許他們并不是想傷害他。
也許他們是在比爾舍巴迷了路的墨西哥人。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看到我時說：安靜會兒。
我心領神會。
我挨着他在地上坐下，背靠牆壁，我的藍眼睛一下子碰上了阿拉伯人的黑眼睛。
我開始驚慌起來。
我越來越驚慌，居然閉上了雙眼！我聽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着英語，但不明白在說什麼。
阿拉伯人也在講英語，我同樣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笑了。
阿拉伯人也笑了。
我明白他們笑的含義了，我不再緊張。
後來我就睡着了。
我醒來時那裡隻有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和我。
一個看守把我們領到牢房。
他們給我們送來吃的。
順便給我帶來兩片藥。
你發燒了，他們說。
我不想吃藥。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讓我把藥扔到洞裡去。
可是哪兒有洞啊？那就扔到水溝裡去，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怎麼知道水溝在哪兒啊？扔到庫房裡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扔在那張濕漉漉的桌子上的所有東西，無論多微小，都要登記，那該怎麼辦？我用手指把藥片撚碎，把粉末抛出窗戶。
我們想睡覺了。
我醒來時看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讀書。
我問他看什麼書。
《龐德詩選》。
給我讀點什麼吧，我說。
一句都不理解。
我不再求了。
他們來審問我。
他們看了看我的護照。
他們問了一些問題。
他們笑了。
我回牢房後又在地上做起俯卧撐。
三、九、十二。
後來我坐到地闆上，在我右邊的牆上畫了一個長着巨大陰莖的侏儒。
我畫完一個後又畫了一個。
接着我又在一個陰莖上畫點東西流出來。
我不想再畫了，開始研究别人的題字。
從左到右，從右到左。
我不懂阿拉伯語。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也不懂。
可是，我還是讀着。
我看到幾個單詞。
我使勁琢磨。
脖子上的曬傷開始疼起來。
詞語。
詞語。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給我遞上水。
我感覺他的手在我胳膊下面，拉我，拽我。
後來我又睡着了。
我醒來後看守帶我們去洗澡。
他給我們每人發了塊肥皂，讓我們去洗澡。
這個看守好像是烏裡塞斯的朋友。
他們一起時不說英語。
他們講西班牙語。
我小心翼翼地觀察着。
那些猶太人老想愚弄你。
我為這樣的監視感到内疚，可這是我的職責。
當什麼東西成為你的職責時，你就無可奈何了。
我洗臉的時候假裝閉上眼睛。
我假裝要跌倒。
我假裝鍛煉。
其實我隻做着一件事兒，那就是看一眼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陰莖。
他沒有做包皮切除。
我很抱歉犯了一個錯誤，抱歉懷疑他。
但我這樣做完全是不由自主。
那天晚上他們給我們送來湯。
炖蔬菜。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自己的飯菜分了一半給我。
你幹嗎不吃呢？我問。
這飯挺好的。
你應該自己吃。
你還要鍛煉身體。
我不餓，他說，你吃吧。
熄燈後，月亮溜進我們的牢房。
我向窗外望出去，小院那邊蜥蜴在沙漠裡歌唱。
那一小群黑黑的、焦躁不安的家夥。
比黑夜還漆黑。
它們也笑着。
我感覺腳上的雞眼發癢了。
别跟我搗亂，我心裡想。
第二天，吃過早飯後他們就釋放了我們。
說西班牙語的那個看守送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到車站搭乘去耶路撒冷的巴士。
他們一路聊着。
看守在講故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聽着，後來烏裡塞斯又講了一個，看守買了份檸檬冰淇淋給烏裡塞斯，給自己買了份橘子冰淇淋。
後來他看着我，問我要不要來份冰淇淋。
你想來份冰淇淋嗎？窮雜種？他問。
來份巧克力的，我說。
我拿到冰淇淋後在口袋裡摸索硬币。
我用左手在左口袋裡摸索着，然後又用右手在右口袋裡摸索。
我遞給他幾枚硬币。
這個猶太人盯着硬币。
太陽融化着他的橘子冰淇淋的尖頂。
我回到自己來的那條路。
我步行離開巴士車站。
我步行離開這條路和那個沙漠咖啡店。
離我的石頭還有些遠。
快點。
快點。
到那兒後，我靠在我的石頭上深深地呼了口氣。
我找了一番地圖和畫，什麼也沒找到。
隻有熱氣和蠍子在洞裡制造出的噪音。
嘶嘶響。
我蹲下跪在地上。
天空沒有一絲雲。
也沒有一隻鳥兒。
除了觀察我還能幹嗎呢？我藏在石頭中間，聽着比爾舍巴的各種聲音，但我隻聽到空氣的聲音，一絲灼燒我的面頰的熱塵的聲音。
後來我聽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喊我的聲音，海米托，海米托，你在哪兒，海米托？我知道我藏不住了。
我本來就不想藏。
我從岩石中走出來，一隻手提着背包，跟在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後面，他呼喚我踏上命運已經為我安排好了的那條小道。
我們走過很多村莊，很多空空如也的地方。
最後到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我給維也納發了封電報要錢。
我要求拿到我的錢，我繼承應得的錢。
我們四處乞讨。
在旅館前。
在遊人去的地方。
我們露宿街頭。
有時睡在教堂門口的路上。
我們喝亞美尼亞兄弟們給的湯，吃巴勒斯坦兄弟送的面包。
我給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講了我見到的那一幕。
講了猶太人的邪惡計劃。
他說：睡覺，海米托。
後來我的錢到了。
我們買了兩張飛機票，然後又一點錢都沒了。
這是我所有應得的錢。
撒謊。
我寫了張明信片從特拉維夫寄出去，要求把屬于我的錢全部給我。
我們乘飛機走了。
我從高空看着大海。
大海的表面就像魔術，我想。
這是惟一真正的幻景。
海市蜃樓，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到維也納時正趕上天下雨。
但我們可不是方糖！我們打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蘭德斯格裡切特路和裡切坦費爾街。
到了後，我朝出租車司機的頸背上擂了一拳，然後迅速離去。
我們先是沿着何塞夫斯塔德爾路迅速走了一段，然後又走斯特羅西、澤爾特、皮亞裡斯特、勒切費爾德、紐鮑、西本斯特等街道，來到斯圖克街，我住在那裡。
後來我們又爬了五層樓。
速度很快。
可我沒帶鑰匙，我把鑰匙丢在内格夫的屋子裡了。
别急，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看看口袋裡有沒有。
我們搜尋了一番。
一個接一個口袋。
沒有。
背包裡找。
沒有。
背包的衣服裡找。
沒有。
我的鑰匙丢在内格夫了。
這時我想起還有把備用鑰匙。
還有把備用鑰匙，我說，你知道在哪兒嗎？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
他吃力地喘着氣。
他癱在地闆上，背靠我的房門，我跪下。
後來我站起來想着那把備用鑰匙，向過道盡頭的窗戶走去。
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一片内部水泥院子和柯爾成街上的屋頂。
我打開窗戶，雨打濕了我的臉。
外面有個小洞，鑰匙就在那兒。
我把手抽回來時手指上落了幾縷蜘蛛網。
我們在維也納住下來。
每天都下點小雨。
最初兩天我們足不出戶。
後來我開始出門。
但不是很頻繁。
隻是買些面包和咖啡。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睡在睡袋裡，不是讀書就是向窗外張望。
我們主要吃面包。
我們隻吃面包。
我餓得饑腸辘辘。
第三天晚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起來去洗臉，梳了梳頭發，然後我們就一起出去了。
在費加洛之屋前面，我湊到一個人跟前，朝他臉上揍了一拳。
我抓住這個人，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搜了他的口袋。
接着我們又沿格拉本購物區向前走去，消失在忙碌的小街上。
在貢薩加街的一個酒吧裡，我的朋友烏裡塞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芬達，在酒吧旁的亭子裡打了個電話，索要屬于我的那筆錢，法律上應該歸我擁有的那筆錢。
後來我們又想看看阿斯本橋的朋友們，可那兒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又步行回家。
第二天，我們買了些香腸、火腿、餡餅和面包。
我們每天都出去。
我們總是乘地鐵。
在羅索爾·蘭德站，我們碰到了烏多·莫爾勒。
他喝着一瓶啤酒，他盯着我，好像我是一隻蠍子。
這是誰啊，他說，指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他是一個朋友，我說。
你在哪兒遇到他的？烏多說。
在比爾舍巴，我說。
我們乘車去海裡根城，然後又經舒内爾巴恩到赫奈爾斯。
他是猶太人嗎？烏多問。
不是，他沒有割包皮，我說。
我們在雨中走着。
我們向一個叫魯迪的家夥的車庫走去。
烏多用德語跟我說着，但目光從不離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在步入一個陷阱，我停下來。
這時我才看清他們想殺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站住。
我說我忽然想起我們還有事要做。
什麼事？烏多說。
要緊事，我說。
買東西。
我們快到了，烏多說。
不去了。
我說。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隻要一分鐘就到了，烏多說。
不去了！我說。
雨水從我的額頭上流下來，鑽到眼睛裡。
我用舌尖舐着雨說，不去了。
接着我轉身告訴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跟我來，烏多開始跟上我們。
走吧，馬上就到了，跟我來，海米托，隻要一分鐘。
不！ 那星期我們把電視和我母親的鬧鐘給典當了。
我們在紐鮑路走進地鐵，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廣場步行了一段，最後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島站出來。
我們經常花好幾個小時望着那條河。
河流的表面。
有時我們看到河上漂着紙盒。
我的記憶回到可怕的過去。
有時我們在普拉特斯坦下車，在車站附近溜達會兒。
我們跟着人流行走。
我不會下手。
這樣太危險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不值得冒這個險。
我們總是饑腸辘辘。
有時我們一連幾天不出門。
我開始做俯卧撐：十、二十、三十。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望着，在睡袋裡動也不動，手握一本書。
但大多數時候我都在觀望窗外的風景，灰色的天空。
有時我很想念以色列。
一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畫畫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我：你在以色列都幹嗎了，海米托？我告訴了他。
研究，研究。
“研究”這個詞跟我畫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
你都幹什麼呢，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什麼也沒幹，他說。
雨停後我們又開始外出活動。
我們在市立公園站盯上一個人，開始跟蹤他。
到了約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抓住他的胳膊，這人正要看是誰抓住他時，我朝他脖子後面砸了一拳。
有時我們走進離家很近的紐鮑郵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去寄信。
回家的路上，經過倫勃朗戲院，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會花上五分鐘時間凝視一番。
有時我把他撇在劇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個電話。
答複照舊！他們還是不給我應得的那筆錢！回去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還在那裡望着劇院。
我長舒一口氣，然後我們回家吃飯。
有一次我們碰到我的三個朋友。
我們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廣場方向走去。
忽然，他們就出現在那兒了。
他們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現身。
追蹤者，打手。
他們向我打招呼。
他們叫着我的名字。
其中一個走到我面前。
那是岡瑟爾，最壯實的那個。
另一個走到我的左邊。
還有一個走在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右邊。
我們沒法走路了，我們可以轉身就跑，但卻無法向前移動。
好久不見了，海米托，岡瑟爾說。
好久不見了，海米托，他們齊聲說。
不！我們來不及了。
可我們無處可逃。
我們漫步。
我們行走。
我們要去見朱利斯警官。
他們問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懂不懂德語。
他知不知道那個秘密。
不懂德語，我說，他不知道任何秘密。
可是他很聰明，他們說。
他不聰明，我說，他人挺好，他隻知道睡覺、讀書，他從不鍛煉身體。
我們想離開。
沒什麼可說的！我們很忙！我說。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望着他們點點頭。
現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裡。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間，走來走去四處打量着一切。
他就是不想一動不動待着。
屋裡有很多畫。
岡瑟爾變得越來越緊張。
我們很忙，我們要走了！我說。
這時岡瑟爾抓住烏裡塞斯的肩膀，說你怎麼像隻螃蟹般急匆匆地走來走去。
别這樣！朱利斯說：老鼠緊張了。
我的好朋友走開了，岡瑟爾取出他的銅鍊子。
别碰他，我說，我在一周内就會拿到我繼承的錢。
岡瑟爾把他的銅鍊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推到一個角落。
後來我們談起宣傳來。
他們給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
我也在其中的一張照片裡，站在後排。
這是我，我說，這是張老照片了。
他們又給我看了幾幅新照片，新的文件。
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緩的斜坡。
我知道這個地方，我說。
當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說。
然後我們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
都是些老東西！沉默，狡猾。
我什麼也不說。
後來我們就走了，步行回家。
岡瑟爾和彼得跟我們同行了一會兒。
但我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始終沉默不語。
狡猾。
我們走啊走。
岡瑟爾和彼得去乘地鐵，我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繼續走啊走。
不說一句話。
回家前我們走進一家教堂。
柏格街上的那座烏爾裡奇克爾教堂。
我走進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跟在我後面，一直監視着我！ 我想做個禱告。
我試着不想那些照片。
那天晚上我們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到我的父親，我的朋友，我的旅行。
第二天，我們沒有出去。
但是第三天我們又出去了，因為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得去郵局，我們一出去就決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
你緊張了嗎，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不，不緊張，我說。
那你幹嗎老回頭看呢？你為什麼左顧右盼呢？保持警惕永遠沒有壞處，我說。
我們又身無分文。
我們在艾斯特哈茲公園盯上一個老人。
他正在喂鴿子，但鴿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
我走到這人的身後朝他腦袋給了一拳。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沒有找到一毛錢，隻有幾枚硬币、面包屑和一個錢夾。
錢夾裡有一張照片。
這個老人像是我父親，我說。
我們把錢夾扔進一個郵筒裡。
後來，我們兩天沒有出門，最後家裡隻剩面包屑了。
于是我們決定去拜訪朱利斯警官。
我們約他出來。
我們走進法沃裡坦街上的一家酒吧，聽他說話。
我望着桌子、桌面和灑在上面的可樂。
烏裡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講着英語，告訴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
我從桌上擡起眼睛時，看到岡瑟爾和彼得在門口附近。
我擠擠眼，他們就走了。
可是半個小時後他們又來到這我們這一桌坐下。
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聊了很久，告訴他我知道鄉下有一幢房子，那幢小木屋在一個到處是松樹的小山腳下。
我告訴他我再也不想見到我的朋友們了。
後來，我們又聊起以色列，聊起比爾舍巴的監獄、那片沙漠、那些黃色的岩石、隻在夜間出沒的蠍子，那時人類的眼睛就看不見它們了。
也許我們該回去看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猶太人絕對會殺了我的，我說。
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猶太人會殺了我的，我說。
後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一條髒毛巾搭在頭上，可是好像還望着窗外。
我坐在那裡看了他一會兒，琢磨着他怎麼知道猶太人不會對我怎麼樣。
我跪在地上雙臂交叉。
十、十五、二十。
我練煩了後又開始畫畫。
第二天我們又去了法沃裡坦路上的那家酒吧。
朱利斯警官和他的六個朋友在那裡。
我們在陶布斯圖蒙街站乘上地鐵，在普拉特斯坦出來。
我聽到有人在吼叫。
我們開始跑起來。
大汗淋漓。
第二天我的一個朋友一直觀察着我住的房子。
我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講了。
可他什麼也沒看見。
那天晚上我們梳了梳頭發，洗了洗臉，然後就出去了。
在法沃裡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跟我們聊起尊嚴、進化論、偉大的達爾文以及偉大的尼采。
他的話我都翻譯出來，這樣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就能聽得懂在說什麼，盡管我一點都不懂。
死人的禱詞，朱利斯說。
對健康的渴望。
危險的好處。
遺忘的頑固性。
精彩，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精彩，其他所有的人都說。
記憶的局限。
樹木的智慧。
寄生物的眼睛。
大地的靈性。
士兵的仁慈。
巨人的聰明。
意志的洞穴。
了不起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用德語說。
很獨特。
我們喝着酒。
我不想喝啤酒，但他們把一大杯啤酒放我面前說，喝，海米托，不會傷着你的。
我們又喝又唱。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用西班牙語唱了幾句，朋友們狼一般望着他，大笑起來。
他們并不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唱什麼！我也聽不懂！我們又喝又唱。
朱利斯警官一個勁兒地說着什麼尊嚴、榮譽、記憶。
他們倒上一杯又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
我用一隻眼睛望着在杯子裡顫抖的啤酒，另一隻眼睛觀察着我的朋友們。
他們都沒怎麼喝。
他們喝一杯的工夫，我要喝四杯。
喝，海米托，傷不着你的，他們說。
他們還買了酒請烏裡塞斯喝。
喝，小墨西哥人，他們說，傷不着你的。
我們不停地喝着。
歌唱着鄉下的那幢屋子，那幢在小山腳下的屋子。
朱利斯警官說：家啊，淳樸的大地，故鄉。
酒吧老闆過來跟我們一起喝。
我看見他朝岡瑟爾擠眼。
我看見岡瑟爾向他擠眼。
我發現他盡量不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坐的那個角落。
喝，海米托，他們對我說，傷不着你的。
朱利斯警官笑着，被恭維着，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當然，當然，這沒什麼，真的。
獨特性。
無情。
後來他又說什麼：高雅、責任、背叛、懲罰。
他們又開始恭維。
這次隻有不多的幾個人在微笑。
後來大家一起出去。
像一堆蝦。
像一隻鋼爪的手指。
像風中的一個燭台。
可是一到外面，我們就開始各奔東西。
團夥變得越來越小。
彼此離得越來越遠。
最後大家都相互看不見了。
我們這一夥裡有烏多和另外四個朋友。
我們朝貝爾維德雷走去。
沿着卡羅裡内街走了一段，然後又到了貝爾維德雷。
有人說話，有人沉默，甯肯看着腳下的地面。
手插在口袋裡。
衣領翻起。
我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你知道我們在這裡幹嗎嗎？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他慢慢明白了。
我們穿過尤金親王路，我問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明白什麼了。
他說，跟你知道的差不說，海米托，差不多。
其他人都聽不懂英語，即便有人懂也假裝不懂。
我們走進公園後我開始祈禱。
你在喃喃自語些什麼啊，海米托？烏多說，他就在我身邊。
沒有，沒有，沒有，我說，這時我們撥開的樹枝擦着我的臉和頭發。
我擡起頭，看不見一顆星星。
我們走進一片空地：這裡一切都呈深綠色，連烏多和我朋友們的影子都是。
我們安靜地站在那裡，我的腿矗立在那裡，燈光在樹木後面搖曳，顯得遙遠而超然。
我的朋友們從口袋裡取出銅鍊來。
我們站在那裡，沒有人說一句話！或許誰說了，我也沒有聽見。
但我認為沒有人說。
我們在一個隐秘的地方站住，沒有必要再說什麼！我覺得我們甚至都不互相看着對方了！我覺得都快要叫喊出來了！這時我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從夾克裡掏出什麼東西朝烏多沖去。
我也跟過去。
我抓住一個朋友的脖子，一拳砸向他的前額。
有人從後面打我。
一下，兩下，一下，兩下。
還有一個人在前面揍我。
我的嘴唇都嘗到了他的銅鍊的金屬味兒。
我設法摟住一個朋友的肩膀，然後以沖刺的速度甩開我背上的一個人。
我想我可能把什麼人的肋骨打斷了。
我感到一股熱浪沖來。
我聽到烏多在喊，大叫救命。
我打斷了誰的鼻子。
我們走，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四處找他，但看不見。
你在哪兒？我問。
這兒，海米托，這兒，别急。
我停手了。
空地草坪上有兩個人倒在那裡。
另一個人不在了。
我渾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
歇會兒，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跪下揮舞着胳膊。
我看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近地上的兩個人。
有那麼瞬間我以為他要割了他們的喉嚨。
他手裡還握着那把刀，我想讓上帝決定吧。
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并沒有舉起手中的武器打擊倒下的人。
他搜索了一遍他們的衣兜，摸了摸他們的脖子，把嘴貼近他們的耳朵說：我們可沒有犯下命案，海米托，我們可以走了。
我用一個朋友的襯衫擦淨臉上的鮮血。
我整理了下頭發。
我站起來。
我渾身是汗，像一頭豬。
我的腿沉得像頭大象的腿！可我還是跑啊跑，過了會兒才開始步行起來，終于從公園裡出來時，我甚至都歡呼起來。
我們沿着傑克街朝雷韋格方向走去。
然後又沿着馬羅卡内爾街走到音樂廳。
然後又沿着李斯特街走到洛斯雷格路。
我們在家裡獨自待了幾天。
但最後我們還是出去了。
一天下午我們看見了岡瑟爾。
他遠遠地看着我們，然後就走了。
我們沒有理睬他。
一天早上，我們又看見了兩個朋友。
他們在一個角落裡，一見到我們就走了。
一天下午，在卡特納爾路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從後面盯上了一個女人，然後向她湊過去。
我也看見她了，但沒有跟上她。
我跟她保持着三十英尺的距離，然後三十五英尺、五十英尺、七十五英尺的距離。
我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喊了一聲，把手搭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轉過身，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了聲對不起，那女人繼續走她的路。
我們每天都要去郵局。
我們散步走到艾斯特哈茲廣場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為止。
有時我的朋友們會跟在我們後面。
但總是保持一定距離！一天晚上，我們在舒德克街盯上一個男子，然後跟上他。
他走進公園。
這是一個老人，穿得衣冠楚楚。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到他旁邊。
我朝他脖頸後砸了一拳。
我們搜了他的衣兜。
那天晚上我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酒吧裡吃了飯。
後來我出去打了個電話。
我的遺産，我的錢，我說，電話那頭有人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時一個警察過來，把我們帶到班德街站。
他們去掉我們的手铐開始審訊。
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
我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他們帶我去牢房，烏裡塞斯不在那兒。
第二天我的律師來了。
我說，律師先生，你就像一尊遺棄在森林裡的塑像，他笑了。
他停住笑後說：從現在開始不能再開玩笑了，海米托。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哪兒？我說。
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師說。
他一個人嗎？我問。
當然，律師說，這時我不再顫抖了。
如果我的朋友烏裡塞斯是一個人的話，他就不會有事。
那天晚上我夢見一塊黃顔色的石頭和一塊黑顔色的石頭。
第二天我在院子裡看見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們散了會兒步。
他問我怎麼樣。
我說挺好，經常鍛煉，做俯卧撐、起蹲。
我在預演如何對付敵人。
别預演了。
你怎麼樣，我說。
挺好的，他說，他們對我還不錯，吃得也好，我說。
後來他們又審我了。
問題一個又一個。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
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他們說。
我就講了猶太人在比爾舍巴制造原子彈的事，講了隻在夜間才出來活動的蠍子。
他們說要給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後說：他們都死了。
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們說話了。
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的律師說：你不會有壞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壞事的，這是法律，你會到鄉下去生活。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呢？我問。
他可能要在這裡多待段時間。
直到他的問題解決了為止。
那天晚上我又夢見一塊白石頭和比爾舍巴的天空，迷離得像水晶球。
第二天我在院子裡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院子覆蓋着一層綠色薄膜，但我們都沒有在意。
我們都穿着新衣服。
我們可能是兄弟。
他說：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親就要起訴你。
你呢？我說。
我要回法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那個奧地利警察會給我買一張到邊境的票。
你什麼時候還回來？我問。
那得等到1984年以後了。
他說。
老大哥之年[這裡烏裡塞斯引用了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創造的一個詞。
]。
可是我們都沒有兄弟，我說。
看來不一定了，他說。
那魔鬼的唾沫是綠色的嗎？我忽然問。
可能吧，海米托，他說，但我猜可能是無色的。
後來他坐在地上，我開始鍛煉身體。
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撐，做起蹲。
我做完練習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已經站起來跟另一個犯人交談了。
刹那間我覺得我們像是在比爾舍巴，陰沉的天空完全像猶太工程師制造的魔術。
可是接着我開始抽起自己的臉來，自言自語說不對，我們這是在維也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長時間不回來，也許我很快就會見到父親。
我回到烏裡塞斯身邊時另外那個犯人已經走了。
我們聊了會兒。
他們過來要提他走，他說，多保重，保持好體型，海米托。
再見，我說。
此後我再沒見過他。
瑪麗亞·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2月。
烏裡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時，我正好剛搬到這裡。
我喜歡上一個在高中教數學的家夥。
最初我們之間的關系可是困難極了，因為他是結了婚的人，我想他絕對不會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給我家打來電話，讓我找個地方同居，他實在對妻子不堪忍受，他們快要分居了。
他有家室，有兩個孩子，他說妻子經常拿孩子來要挾。
這次談話并不讓人特别踏實——實際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還真開始尋地方了，我們兩個能住的地方，哪怕隻是臨時。
當然，錢是個問題。
他有工資，但得交孩子們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個月要付撫養、教育等各種費用。
我也沒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點錢是一個姨媽提供的學習舞蹈和繪畫的津貼，我還得厲行節約，還得向母親借，什麼都不能買太貴了。
三天後，郝奇特爾告訴我，她和雷克納住的那家旅館有間空房。
我立刻就搬進去了。
房子挺大的，帶一個衛生間和廚房，就在郝奇特爾和雷克納住的房間的正上方。
當天晚上數學老師就來看我了，我們做愛到天亮。
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沒有現身，我甚至試着給學校打了幾次電話，也找不到他。
兩天後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給的一切解釋。
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兩周的新生活大緻就是這樣。
數學老師每隔四天左右來一趟，我們一起待到天亮，然後開始新一天的工作。
之後他就又沒影兒了。
當然，我們在一起不純粹是做愛。
也聊天。
他給我講孩子們的事兒。
有一次，說到小女兒時他都哭了，後來，他說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
不明白什麼？我問。
他望着我，好像我的話挺傻，好像我還很年輕，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就沒回答。
此外，我的生活多少還是一如既往。
我還要去上課，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薪水悲慘）校對員的工作，還經常會朋友，繞着這個城市長距離步行。
郝奇特爾和我更親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現在成了鄰居。
晚上，數學老師不來的時候，我就下樓到她房間聊天或者逗那個小男孩兒。
雷克納幾乎從不在家（但至少他每晚還是回家的），我經常跟郝奇特爾聊在我們看來挺重要的一些事兒。
女人的事兒，有男人在場放不開說的話。
第一次聊天的主題自然是那個數學老師，以及他對我們新關系如何發展的奇談怪論。
郝奇特爾說，這家夥歸根結底是個沒有膽魄的變态狂，怕跟妻子分開。
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與他過于敏感有關，他不願毫無必要地傷害任何人，并不是真的害怕什麼。
私下，我很驚訝郝奇特爾堅決地站在我這一方而不是數學老師的妻子一方。
有時我們跟小弗蘭茲一起去公園。
一天晚上，數學老師來了，我請他們吃晚飯。
數學老師想單獨待一待，可郝奇特爾早就要我介紹認識一下他了，我想這是個絕好的機會。
這是我第一次在目前視為自己新家的地方吃晚飯，不過飯菜很簡單，備了大盤沙拉，外加幹酪和葡萄酒，雷克納和郝奇特爾準時來出席，郝奇特爾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
數學老師想盡量表現得不錯，我對此很滿意，但不知道是因為飯菜（那時我在節食）太簡陋還是葡萄酒太豐盛，這次晚餐非常失敗。
朋友們走了後，數學老師說他們是寄生蟲，說他們是那種讓這個社會癱瘓麻木、阻礙國家進步發展的東西。
我說我跟他們完全一樣，他說不對，我在學習、工作，沒有無所事事。
他們是詩人，我争辯說。
數學老師直視着我，嘴裡把“詩人”這個詞重複了好幾遍。
他們就是懶惰的笨蛋，他說，而且作為父母也不稱職。
哪個父母出去吃飯時把孩子單獨留在家裡不管？那天晚上，我們做愛的時候，我想到小弗蘭茲睡在樓下的房間，父母卻在我屋裡喝着酒吃着奶酪，感到有些空落和不負責任。
沒過多久，也許一兩天後吧，雷克納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回墨西哥了。
一天下午，我正看書，聽到郝奇特爾叫我，用掃帚敲擊着天花闆。
我把頭鑽出窗戶。
烏裡塞斯來了，郝奇特爾說，你要下來嗎？我下了樓。
果然是烏裡塞斯。
見到他後我并不特别激動。
他和貝拉諾對我的意義現在已經很遙遠了。
他聊了聊自己的旅行經曆。
我想他的描述中帶着太多的文學色彩。
他講述的時候我一邊逗着小弗蘭茲玩。
後來烏裡塞斯說他得走了，還要去看羅德裡格斯兄弟，又問我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
我和郝奇特爾望了望對方。
如果你想去的話，我可以照管孩子，我說。
我走之前，烏裡塞斯問了問安格麗卡的情況。
她在家裡，我說，你可以給她打電話。
說不上為什麼，我的态度總體上很排斥，他們走的時候，郝奇特爾朝我擠擠眼。
那天晚上數學老師沒有來。
我在自己屋裡給小弗蘭茲喂了吃的，然後帶他到樓下，給他穿上睡衣，弄他上床，他很快就睡着了。
我從書架上挑了本書開始在窗戶旁邊讀起來，望着從莫特斯大街上通過的小車的頭燈。
我邊讀邊沉思。
午夜時分，雷克納回家了。
他問我在這兒幹什麼，郝奇特爾上哪兒了。
我說去羅德裡格斯兄弟家參加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聚會了。
他看了看兒子，問我吃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
我忘吃了。
不過我讓孩子吃過飯了，我說。
雷克納打開冰箱，取出一隻小罐。
放在爐子上。
是米湯。
他問我想不想來點。
我實在不想回自己那孤單的屋子，我說來點兒吧。
我們說話時放低聲音，盡量别吵醒小弗蘭茲。
你的舞蹈學得怎麼樣了？他問。
你的繪畫學得怎麼樣了？雷克納隻來過我的房間一次，就是一起聚餐的那天晚上，他挺喜歡我的畫。
都還好吧，我說。
你寫的詩呢？我很長時間沒寫過了，我說。
我也沒有了，他說。
米湯的味道好極了。
我問郝奇特爾是不是經常這樣炖湯，經常吧，他說，這大概是家裡的傳統了。
我們默默地凝視了對方一會兒，又同時望着窗外，然後又望了望弗蘭茲的床和粉刷得很不均勻的牆壁。
雷克納開始說起烏裡塞斯和他回到墨西哥的事兒。
我的嘴和胃開始發燒，接着感覺臉也燒起來。
我以為他會永遠待在歐洲，我聽雷克納說。
不知道為什麼，這時我想起郝奇特爾的父親，我隻見過他一次，當時他正要離開這個房間。
我看見他時往後退了一步，因為我覺得這個男人的面目實在太猙獰了。
這是我父親，郝奇特爾說，她看見我臉上露出警覺的表情。
他向我點點頭，然後就走了。
本能現實主義已經死了，雷克納說，我們應該忘了它，弄點新的東西。
墨西哥超現實主義派，我嘴裡咕哝着說。
我想喝點什麼，我說。
我看見雷克納起來打開冰箱，那道黃光順着地闆鋪灑過來一直落到小弗蘭茲的床腳。
我看見了一隻球和幾雙小小的拖鞋，但鞋子又大得不像孩子穿的，我又想到郝奇特爾的腳，比我的小多了。
注意到烏裡塞斯有什麼新變化了嗎？雷克納說。
我喝了口冷水。
沒覺得，我說。
雷克納起來打開窗戶把香煙的霧氣放出去。
他舉止很瘋狂，雷克納說，好像腦子有些失神。
我聽到小弗蘭茲的床上傳來響動聲。
他睡着的時候還說話啊？我問。
不，那是外面的聲音。
燈熄了，我感覺雷克納的手摟住了我的腰，我沒有動。
他也沒有動。
過了會兒，他脫掉我的褲子，感覺他把陰莖放在我的屁股之間。
我們始終無語。
完事後，我們在桌邊坐下點上煙。
你會告訴郝奇特爾嗎？雷克納問。
你想讓我告訴她嗎？我說。
當然希望你别講出去，他說。
我早上兩點鐘才離去，這時郝奇特爾還沒有回家。
第二天，我上完繪畫課回來，郝奇特爾到房間來找我。
我跟她一起去了趟超市。
我們買東西的時候她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和潘喬·羅德裡格斯吵了一架。
本能現實主義已經死掉了，郝奇特爾說，要是你在那裡就……我告訴她，我再也不寫詩了，我也不想跟詩人們有任何關系。
我們回去後，郝奇特爾請我進屋去。
她還沒有收拾床鋪。
昨晚我和雷克納用過的碗碟也沒有洗，堆在洗滌槽裡與郝奇特爾和弗蘭茲中午用過的碗碟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數學老師也沒有來。
我拿公用電話給妹妹打了個電話。
其實，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不過需要跟什麼人傾訴一番。
我也不想再去郝奇特爾家了。
妹妹正要外出，被我逮住了。
她正要去劇院。
你需要什麼嗎？她問。
需要錢嗎？我們聊了會兒，趁着她還沒挂斷電話，我問她是不是知道烏裡塞斯回墨西哥了。
沒有聽說。
她也不關心。
我們說了再見就挂了。
接着我又給數學老師家裡打了個電話。
他妻子接的電話。
喂？她說。
我沒有說話。
回答啊？你這臭婊子，她說。
我輕輕地挂了電話回家。
兩天後，郝奇特爾告訴我卡塔麗娜·奧哈拉要辦一個晚會，到時可能所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者會歡聚一堂，看看有沒有可能再發起一個新的組織，辦一份雜志，策劃點新的活動。
她問我想不想去參加。
我說不想，可是，如果她去的話，我就得照顧弗蘭茲。
那天晚上我和雷克納又做愛了，很長時間，從那男孩睡着的時刻開始直到淩晨大約三點才結束，有那麼片刻，我都覺得他才是我真正愛的人，而不是那個傻瓜數學老師。
第二天，郝奇特爾給我講了聚會的情況。
簡直就像一場僵屍電影。
照她說，本能現實主義已經完蛋了，這太糟糕了，因為她現在寫的詩，她說，才是真正的本能現實主義的詩。
我聽着她不發一言。
後來我向她問起烏裡塞斯。
他現在成了老闆，郝奇特爾說，不過是自封的。
從那以後，就再沒有過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聚會，郝奇特爾再也不用讓我晚上看管兒子了。
我跟數學老師的關系也結束了，但偶爾還會同眠共枕，我還經常給他家裡打電話，主要是出于自虐吧，我想，或者更糟，是因為太無聊了。
可是，有一天，談完我們之間正在發生或者不再發生的所有的事兒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他離開時好像很釋然。
我想從莫特斯大街那間屋子搬走，回家跟母親住一起。
最後我決定還是别搬了，在這裡長久住下去好了。
13 拉斐爾·巴裡奧斯，坐在自家起居室，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1年3月。
你看過《逍遙騎士》嗎？沒錯，就是鄧尼斯·霍珀、彼得·方達和傑克·尼克遜主演的那部片子。
當時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歡它。
但是，在出國去歐洲之前，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尤其喜歡。
他們喜歡鄧尼斯和他的化身：兩個黑人，跑得很快，渾身是勁。
不是因為我排斥彼得·方達，而是利馬和貝拉諾兩個人都不喜歡他。
穆勒長得挺像彼得·方達。
另一方面，利馬和貝拉諾很像鄧尼斯，既讨厭又很誘人，我是說對我們這些熟悉他們、是他們的朋友的人而言讨厭和誘人。
這算不得對彼得·方達的評價。
我喜歡彼得·方達。
隻要他跟法蘭克·辛納屈的女兒和布魯斯·迪恩拍的電影在電視上播出，我都會看，哪怕得待到淩晨四點。
可這兩個人誰也不像他。
利馬和貝拉諾真正像的是鄧尼斯。
好像他們在刻意模仿他。
兩個鄧尼斯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
一個鄧尼斯先生從東頭旋繞到西頭，像一片濃黑的雲，最後（必然）在城市的另一頭消失得無蹤無影，消失在無路可走的那一頭。
有時我看着他們，即便我很喜歡他們，我也會想，這是什麼行為啊？這是什麼樣的詭計或集體自殺啊？一天晚上，臨近1976年元旦，在他們去索諾拉沙漠之前，我恍悟這是他們玩政治的方式，是那種不對我的路子而且也不理解的方式。
他們的手段可能不錯，可能糟糕，也許對了，也許錯了，但那就是他們玩政治或者用政治來影響現實的方式，如果我沒說明白，很抱歉。
最近我覺得自己有些犯糊塗。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廚房，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1年3月。
鄧尼斯·霍珀？政治？那個婊子養的！那個狗屁東西！那傻逼懂什麼政治啊？我就這樣說：搞政治吧，拉斐爾，搞點崇高的事業，該死的，你這個變态分子，那雜種簡直視我如糞土，如垃圾。
他好像從一個虛構的高度俯視着我，老說：冷靜點，芭芭拉，事情沒那麼簡單，然後就去睡覺了，我還得出去打工上學，那時我基本上整天都很忙，現在也很忙，往返大學去打工（我在雷斯頓街上一家餅店當服務員），我回家後拉斐爾已經睡了，碗碟還放在洗滌槽裡，地闆髒兮兮的，廚房裡到處是面包屑之類的東西（但卻不給我做飯，這個懶蛋！）整個家像口地窖，像是裝狒狒的袋子破了，最後隻好由我來收拾幹淨，打掃、做飯，然後出去買東西存進冰箱，拉斐爾醒來後我問他：寫什麼了嗎，拉斐爾？開始寫那部表現奇卡諾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國人或在美國講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人後裔。
]在聖地亞哥生活的長篇小說了嗎？拉斐爾望着我好像在我臉上看電視似的說：我寫了一首詩，芭芭拉。
我也就不較勁了，我說，好吧，惡心鬼，給我讀讀，拉斐爾打開兩瓶啤酒，給我一瓶（這雜種知道我不會喝啤酒），然後給我讀那首破詩。
可能是因為我還愛着他，那首詩居然惹得我哭了，我都幾乎沒有覺察到（要真這樣就好了），拉斐爾讀完後我的臉已經濕了，淚光閃閃，他向我靠過來些，我都能聞到他身上的氣味，散發着正宗的墨西哥人的味道，這個雜種，我們溫柔地相擁了一會兒，然後，不過也許是半個鐘頭後，我們開始做愛，拉斐爾對我說：我們吃點什麼呢，寶貝？我站起來，衣服也沒穿就走進廚房給他做雞蛋、火腿和鹹肉，我做飯時還想着文學和政治，回想起我和拉斐爾在墨西哥生活的時候，我們想去見一個古巴詩人，去看看他吧，拉斐爾，我說，你也算衆人之中的精英，那個同性戀男人不管是否情願，都得承認你的才華，拉斐爾說：可我是個本能現實主義者啊，芭芭拉，我說，别傻帽了，你這該死的傻蛋是本能現實主義，你他媽的一輩子哪怕直面一次現實行嗎，親愛的？我和拉斐爾就去見革命時期的那個偉大的抒情詩人，拉斐爾最痛恨的（也就是貝拉諾和利馬最痛恨的）墨西哥詩人大多數都來了，這挺有趣的，我們兩個人能通過氣味判斷出這個來，那個古巴人住的旅館房間散發出農民詩人的氣味，《無産階級海豚》雜志上的詩人們的氣味，韋爾托妻子的氣味，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的氣味，每隔兩周兌一張政府支票的惡劣的革命者氣味，但是，這隻是我心裡對自己說，對拉斐爾我盡量說：别搞糟了，别搞砸了，那個哈瓦那家夥對我們挺好的，雖然有些疲倦，有些憂郁，但基本上還是挺好的，拉斐爾談到墨西哥年輕詩人，但卻不提本能現實主義者（進去前我告訴他如果提及的話我會要了他的命），我甚至當場策劃了出版雜志的計劃，我說，聖地亞哥大學會出錢資助，這個古巴人對此興趣盎然，對拉斐爾的詩也興趣盎然，對我那個他媽的還不存在的雜志也興趣盎然，忽然，在我們的拜訪即将結束之際，這個已經睡思恹恹的古巴人忽然問起本能現實主義。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
那個混賬旅館的房間。
那具沉默又不友善的電梯。
那早先來的客人留下的氣味。
那個古巴人的眼睛，因為發困或者厭倦或者酒精的緣故已經閉上了。
他出其不意的言語，好像一個處于催眠狀态的人，一個被施了魔法的人發出的。
我不禁發出一聲細微的尖叫，雖然很細微，但卻像打了一槍。
可能是太緊張了，我告訴他們。
我們三個又沉默了片刻，那個古巴人一定在納悶這個歇斯底裡的外國佬究竟是什麼人，拉斐爾則在琢磨到底聊不聊這個團體，我心裡則一遍又一遍地說你這個傻逼婊子，總有一天你得縫住那張混賬嘴。
這時，當我想像自己坐在家裡的某個角落，嘴上生了個大瘡，一遍又一遍地讀着《烈火平原》[Elllanoenllamas，墨西哥著名小說家胡安·魯爾福（JuanRulfo，1918—1986）的小說。
]，我聽到拉斐爾在談論本能現實主義者，我聽到這個混賬古巴人一個又一個地提問題，我聽到拉斐爾在說着是的說着也許，談着共産主義陣痛的來臨，我聽到這個古巴人在發布宣言、告示、改革宣告，更大範圍的意識形态的肅清，這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張開嘴巴說那個時代已經結束，這時拉斐爾還在自言自語，好像他是個多好的詩人，接着拉斐爾說安靜點，芭芭拉，我說别對我說什麼安靜些，你這個流氓，那個古巴人說，噢，女人們都這樣，然後就想用他腐朽的、令人厭惡的大男子主義的胡言亂語插手幫腔。
我一個勁兒地說狗屁，狗屁，狗屁，我們想憑自己的本事在美洲之屋出版作品，這時那個古巴人極其嚴肅地望着我說，當然，美洲之屋從來都出版有獨特價值的作家的東西。
但要對他們的胃口，我說。
拉斐爾說，天哪，芭芭拉，這位大師會誤解的，我說這位混賬大師随他怎麼亂想都成，可過去的畢竟過去了，拉斐爾，你的未來才是你的未來，對嗎？這時這個古巴人甚至更加嚴肅地望着我，眼睛似乎在說：寶貝兒，如果我們在莫斯科，你會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但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這點）他仿佛在想，這有什麼關系，瘋狂就是瘋狂，悲傷也是如此，這天結束時，我們三個都成了美國人，成了凱列班[Caliban，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的半人半獸怪物。
]的孩子，迷失在美國的大荒野中，我覺得這很讓人感動：從那個權勢人物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絲理解的火花，一絲寬容的火花，他好像在說别往心裡去，芭芭拉，這些事情我全明白，接着，我像個白癡似的笑了，拉斐爾取出他的詩，五十張活頁紙，說這是我的詩，朋友，這個古巴人拿過他的詩還謝了他，然後馬上跟拉斐爾站起來，慢慢地移動着，猶如一道閃電或者兩道密不可分的閃電，或者一道閃電和它的影子，刹那間，我心想：一切都很順利，我希望一切都很順利，我看見自己在哈瓦那的海邊遊泳，看見拉斐爾在我身旁不遠處，對幾個美國記者說着什麼，幾個從紐約、舊金山來的人，談論着文學，談論着政治，在天堂的門口。
何塞·“佐皮洛秃鷹”·科林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3月。
這是那些遊手好閑之徒離政治最近的一次。
1975年左右，我在《國家報》工作的時候，有一次，阿圖羅·貝拉諾、烏裡塞斯·利馬和費裡佩·穆勒在那裡等着胡安·雷亞諾先生召見。
忽然，這個長得還不錯的金發女郎（我是鑒賞專家）走過來，她徑直從那群邋裡邋遢、像蒼蠅般擠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亞諾先生工作的那間小屋裡的詩人面前走過去。
當然，沒有一個人抱怨（他們可能沒錢，但卻很紳士，這些笨蛋，再者，他媽的他們能說什麼呢？），這個金發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辦公桌前，把一沓紙給了他，是譯文的稿子，我記得聽見她說了什麼（我的聽覺極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這樣的男人真是太少了，沖她露出燦爛的微笑說你好嗎，維羅妮卡（這個油腔滑調的西班牙雜種，他對待我們其他人的态度簡直視若糞土），你帶來什麼好東西了？這位維羅妮卡把譯文給了他，他們聊了會兒，事實上是維羅妮卡在對這個老頭說話，胡安不斷地點着頭，像被催眠了，後來這個金發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進包裡，啟動她的腳跟，消失在肮髒發黴的過道裡，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議論時，喬瓦尼先生又在那裡坐了會兒，顯得有點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對阿圖羅·貝拉諾一直很信賴，坐得離他最近，貝拉諾說，這是怎麼了，胡安，怎麼回事？雷亞諾仿佛如夢初醒或者從他媽的噩夢中驚醒，直視着貝拉諾說：你知道那女孩是誰嗎？他講着正宗的西班牙語，這可不是個好兆頭，因為雷亞諾的脾氣很壞，他一般講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語，個中原因誰也不知道，可憐的老家夥，歸根結底是個挺倒黴的人，可是他卻問，你知道那女孩是誰嗎，阿圖羅？貝拉諾說，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錯。
她是什麼人？托洛茨基的重孫女！雷亞諾先生說，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維多維奇的重孫維羅妮卡·沃爾科夫（會是孫女嗎，不，是重孫女，我想），後來，對不起，我總是忘了說到哪兒了，貝拉諾發火了，然後緊跟維羅妮卡快步走了，利馬緊跟在貝拉諾後面，穆勒那小子待了會兒領走他們的支票，然後像子彈般離去，雷亞諾瞧着他們消失在菲爾斯廳，然後仿佛啞然失笑，仿佛在說惡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戰，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長的流放歲月，也許他還想起自己是個共産戰士的年代，雖然那與托洛茨基重孫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亞諾先生，一個本質上多愁善感的家夥，一個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間，回到《國家報》文化副刊肮髒的編輯部，每個湧進這間沉悶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過道裡無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現實，我們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後來，我跟喬瓦尼先生聊了會兒一個畫家哥們兒的作品後就跟兩個在報社工作的家夥出去了，大家都準備要早早喝個痛快，我透過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們，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蘭特，但我記不得了。
維羅妮卡·沃爾科夫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追上她請她出去喝一杯。
我站在人行道上觀察了他們一會兒，這時跟我們一夥的别的幾個家夥在商量去哪兒。
他們似乎很開心，貝拉諾、利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孫女。
透過窗戶，我看見他們大笑着，看見他們對那裡欣賞備至，大笑着。
他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
那個叫沃爾科夫的女孩顯然是一種社會象征，而那些家夥都是等着進入萊庫姆貝裡或者惡魔島監獄的，這全寫在他們身上。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麼問題了，我發誓。
我的心腸挺軟，科林納家的人從來沒有這麼心軟的。
那幾個雜種在跟維羅妮卡·沃爾科夫笑着，但他們也在與列夫·托洛茨基笑着。
那可能是他們與布爾什維克們接觸距離最近的一次。
那可能是他們平生接觸到的最近的人。
我想到了伊凡·雷亞諾維奇先生，我覺得自己滿懷傷感，但也滿懷幸福，真該死。
這是《國家報》發薪日發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維羅妮卡·沃爾科夫，跟一個女性朋友和兩個男性朋友在一起，國際線出境口，墨西哥城聯邦區機場，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納先生說我永遠不會再見到那兩個智利人阿圖羅·貝拉諾和費裡佩·穆勒以及他們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烏裡塞斯·利馬，他錯了。
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實有待考證，發生在1975年，那麼大約一年後我又見到那幾個問題青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個清爽空曠的夜晚，甚至可以說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種年複一年讓墨西哥人和喜愛這個地方的外國遊客流連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覺得很興奮但确實又覺得很傷感的夜晚。
沒有多少可說的。
那是在雷福馬大街一家電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舉辦首映式，美國或歐洲的電影，我記不清了。
可能還是個墨西哥導演拍的。
我跟幾個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麼就看見他們了。
他們坐在樓梯上聊天。
他們也看見了我，但沒有過來打招呼。
其實他們就像幾個流浪漢，顯得非常紮眼，在電影院門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臉刮得幹幹淨淨的人中間，這些人上樓梯時，盡量靠邊走，好像擔心誰會伸手偷他們的東西。
至少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像吸了毒。
我想那個人就是貝拉諾。
我想，另一個是烏裡塞斯·利馬，他正在看書，在書邊上寫着什麼，獨自嘴裡輕哼着歌。
第三個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個兒很高，而且是金發，眼前的這個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認識我。
我沒有選擇隻好點頭以示回應，我趁朋友們心不在焉時走過去跟他們打了聲招呼。
烏裡塞斯·利馬回了句你好，不過他并沒有從樓梯上站起。
貝拉諾站了起來，像個機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樣子好像已經不認識我了。
第三個人說你是維羅妮卡·沃爾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個雜志上發表的幾首詩。
隻有他一個人想跟我說話。
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讓他又跟我談托洛茨基了，不過他沒有談托洛茨基，而是談起了詩歌，說跟一個共享的朋友（一個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個雜志上發了詩，然後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東西。
我正要走開時——我是那裡惟一跟他們待了片刻的人——貝拉諾仔細地看了看我，認出我是誰來。
噢，維羅妮卡·沃爾科夫，他說，臉上露出我覺得像是謎一般的微笑。
最近詩寫得怎麼樣？他說。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種愚蠢問題，就聳了下肩膀。
我聽到一個朋友在叫我，我說我得走了。
貝拉諾伸出手，我握了一下。
另外那個人在臉頰上吻了我一下。
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離開坐在樓梯上的朋友們加入我這一夥。
再見，維羅妮卡，他說。
烏裡塞斯·利馬還是沒有站起。
我就要進入影院時最後望了他們一眼。
這時來了第四個人，跟他們聊起來，我想那是畫家佩雷斯·卡馬戈，但也說不準，總之，他衣着光鮮，油頭粉面，好像有什麼事兒挺緊張的。
後來，我走出電影院時，看見佩雷斯·卡馬戈或者像他的那個人，但卻沒有看見另外那三個詩人，我推斷他們在樓梯上是等這個第四者，他們匆匆地見完面後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6月。
貝拉諾和利馬并不是革命者。
他們也不是作家。
有時寫點詩，但我并不認為他們是詩人。
他們經常賣毒品。
主要是大麻，不過他們還存了幾個玻璃罐，那種小小的嬰兒食品罐，裡面藏着一批貨，可是乍看上去顯得挺惡心的，像一小塊糞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裡漂着，最後我們對那些令人惡心的黃色粉末也習以為常了，這是我們經常購買的東西，從瓦哈卡、塔毛裡帕斯、韋拉克魯斯的拉華斯特卡或者波托西産的黃色粉末，總之不管哪兒産的吧。
我們在聚會或者在“小組會議”上讓這些毒品派上用場。
我們是些什麼人？像我這樣的畫家，像可憐的基姆·芬特（其實是他把利馬他們介紹給我的，千萬不要懷疑我們短時間内建立起的關系，或者至少我願意這麼認為）這樣的建築師。
事實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
我認識他們時（在可憐的基姆家），談的全是詩歌和繪畫。
我是指墨西哥詩歌和繪畫（還有别的嗎？）可是，很快，我們就聊起毒品來。
又從毒品聊到生意。
幾分鐘後，他們把我帶到公園裡，我來到一棵普通的樹下，挑揀他們帶的大麻。
上等貨嗎？絕對。
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長時間的那種。
我就這樣成了他們的客戶。
其間，我免費把他們介紹給各種畫家和搞建築的朋友，他們慢慢都成了利馬和貝拉諾的客戶。
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種進步，甚至讓人覺得輕松。
他們至少挺“清白”的，我想。
跟他們做買賣時你可以談藝術。
我們相信他們不會敲詐或者告發我們。
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麼狗屁都拿不出來。
他們比較謹慎（或許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準時，關系很多，你可以給他們打電話說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爾科極品，我要搞個驚喜派對，他們隻問你在哪兒、什麼時候，甚至都不提錢的事兒，當然，在這方面他們從不抱怨，他們提出要多少我們就給多少，我們也不還價，你不覺得這樣的客戶挺好嗎？一切都來得很順利。
當然，有時，我們也難免産生分歧。
主要問題在我們。
我們太輕信了，誰都知道這點，有些人最好敬而遠之。
最後，我們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風，比如每當有個聚會或者極其乏味的會議時，我們就邀請他們參加。
給他們灌酒喝，請他們告訴我們更多信息，告訴我們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東西具體從哪兒來，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問題都很坦率，絕對沒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們喝着我的酒，吃着我們的菜，但是——怎麼說好呢？——顯得漫不經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場又不在場，好像我們是些昆蟲或者他們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讓我們覺得應該繼續保持讓人舒服的距離，不需要半點親近、溫暖或者感情，即使我們經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時煩了他們，強迫他們聽我們的話，或者我們的意見，以及我們對他們的真實想法，也覺察到了這一點。
當然，我們從不把他們當真正的詩人看。
更不屑說是革命者了。
他們是推銷員，就是這樣。
比如，我們尊重奧克塔維奧·帕斯，他們卻極端，刻意不理睬。
這是無法接受的，你覺得呢？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說了些塔馬約的話，有點負面的東西，這成了一根導火線，我記不得當時的背景了，其實，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兒，也許在我家裡，也許不在，這并不重要，隻記得有人在談論塔馬約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們中一個贊美說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發着堅韌、力量和勇氣。
還說我們能成為他的同胞和同時代的人該有多麼幸運，這時利馬或者貝拉諾（他們兩個坐在一個角落裡，我記得是這樣，在一個角落裡等着要錢）說奎瓦斯的勇氣或者堅韌，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個了，全是騙人的，這個宣言令我們所有的人頓時一激靈，在我們中間激起一股冷冷的憤慨，但願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們真想把他們給活活地吃了。
我是說，有時聽他們說話挺有意思。
這兩個人簡直像從外星來的。
不過，他們讓人覺得舒服些時，當你逐漸了解他們或者更認真地聽他們講話時，他們的那種姿态更像傷感而非别的什麼，挺讓人煩。
他們當然不是詩人，也不是革命者。
我甚至都認為他們沒有性欲。
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隻想說他們好像對性沒有什麼興趣（他們惟一感興趣的是從我們手裡榨出錢來），對詩歌或者政治也沒有興趣，而且他們師法的似乎是年輕“左派”詩人的陳腐範式。
性确實激不起他們的興趣，這點我可以肯定。
我怎麼知道的？從一個朋友那裡聽到的，一個想跟他們中一位發生性關系的搞建築的朋友，也許是跟貝拉諾吧。
關鍵時刻，什麼也沒發生。
這兩個軟蛋。
14 雨果·蒙特羅，在馬拉·森達酒吧喝啤酒，彭薩多爾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2年5月。
有這麼一個免費的機會，我心想，幹嗎不把咱的哥們兒烏裡塞斯·利馬放進尼加拉瓜訪問團裡呢？出訪活動将在1月份成行，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新的一年也還不賴。
另外，我聽說利馬狀态不佳，我想，去這個革命國度來一次小小的戶外旅行會讓人的精神振作起來。
所以我沒有咨詢任何人就把有關證件辦妥了，把烏裡塞斯送上去馬那瓜的飛機。
當然，我不知道我這是在自找死路。
如果我早知道的話，絕不會讓烏裡塞斯·利馬離開墨西哥城，可有時我就喜歡那樣，很沖動，最終該來的東西還是會來，我們是命運手中的木偶，不是嗎？ 總之，我就這樣把烏裡塞斯·利馬弄上了飛機，在起飛前，我心裡甚至掠過一絲念頭，預感到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
我的老闆，詩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團的團長，他看到烏裡塞斯後臉色頓時很難看，把我叫到一邊。
那個白癡幹嗎在這裡呢，蒙特羅？他問。
他跟我們一起去馬那瓜啊，我回答。
我還是别複述阿拉莫後面說的話了，因為我實在不是個壞人。
可我又想：你要是不願帶他出來，你這個懶惰的雜種，幹嗎不親自過目一下邀請書呢？你幹嗎不辛苦點給每個應該來的人打打電話呢？阿拉莫本人還邀請了自己最好的哥們兒呢，所謂的農民詩人幫。
後來，他私自邀請了他喜歡的那些馬屁精們，還有那些重量級人物，或者說文學界的名人，全是他們各自墨西哥文學流派地方上的擁護者，但是，曆來如此，這個國家誰也沒有精英感，兩三個惡心鬼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來墊補缺額的人之一，或者像聶魯達說的那樣“把缺席的補上”。
這時我就想起了利馬。
我從一個消息靈通人士那兒聽說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過，我恰好屬于那種隻要有可能就會全力幫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這種性格，就是這樣。
現在，當然，我已經丢了工作，有時在情緒還不錯，在未消的殘酒中醒來，在某個預示着災難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實辦了件錯事，我要是請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話，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數時候我并不覺得歉疚。
我說了，我們一上飛機，阿拉莫就覺得烏裡塞斯非毀了我們這次的旅程不可，我說：别着急，先生，不會有事的，相信我，這時阿拉莫嚴厲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滿責備的眼神，如果這樣說聽上去不太荒謬的話，說：行吧，蒙特羅，出了事你負責，我們倒要看看你怎麼處理。
我說：我們墨西哥人會安然無恙的，老闆！請稍安勿躁。
什麼也别擔心。
那時我們已經在去馬那瓜的途中了，穿過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團的作家們都在喝酒，好像他們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誡過飛機會掉下去，我在過道來來回回上下活動，跟所有成員打着招呼，發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紙張，那是阿拉莫和農民詩人們為了聲援他們的姐妹國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說，我還改正了若幹錯誤），以便不熟悉這個宣言的人，這樣的人占大多數，能讀一讀，以便讓那些還沒有簽名同意的人，簽過名的人寥寥無幾，在“我們同意”欄下簽上他們的大名，或者換句話說在阿拉莫和幾個農民詩人，那天啟五騎士簽名的正下方簽上自己的大名。
後來，我收集欠缺的簽名時想到了烏裡塞斯·利馬。
我看見他蜷縮在座位上，耷拉着腦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無論什麼情況，他雙目緊閉，表情怪異，像正在做噩夢似的，我想。
我覺得這個時候這家夥這個樣子是沒法簽名的，刹那間，飛機開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壞的擔心似乎就要驗證了，這時我權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請他簽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計，畢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來的，他向來表現不佳，或許别人這樣說，這不表示他就得保證效忠某一夥人，但我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農民詩人會帶着一副巨大的眼鏡檢查“我們同意”欄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負責任的。
正如奧東所說，懷疑本身就盤踞在我頭腦中。
我走到烏裡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睜開眼睛，像個肉體中隐蔽機制被激活了的該死的機器人，他盯着我，裝出不認識但卻認出了我的樣子，如果我這樣說講得通的話（我想講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說，瞧，烏裡塞斯，還有個事兒需要辦一下，所有來的詩人都在這個聲稱顯示他們與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關系有多鐵的傻冒文件上簽了字，我就缺你的簽名了，如果你不想簽的話，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想我們會處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種能碎了我心髒的聲音說：我來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等明白了後便把宣言文本遞給他，我看着他，那句話怎麼說，埋頭閱讀。
差不多吧，我說：我馬上回來拿，烏裡塞斯，我要在飛機上轉悠會兒，不知道機長什麼時候可能需要我幫忙，這期間，你就坐這兒讀着，有的是時間，别有壓力，想簽就簽，不想就算了，說完我就起來回到飛機的前頭，是叫機首吧？總之，就是前頭部分，我還得花點工夫分發那份混賬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學精英（同行的還有幾個流亡墨西哥的外國作家：三個阿根廷人，一個智利人，一個危地馬拉人，兩個烏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個沒完，這時他們已經開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烏裡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簽過名的宣言，疊得整整齊齊，烏裡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兒，不過又閉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時又以極大的尊嚴忍受着痛苦。
這是我到馬那瓜之前見他的最後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幾天他幹嗎來着。
我隻知道他沒有參加任何一場朗誦會、聚會或者圓桌讨論會，我不時地想起他，他媽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場合。
如大夥所說，曆史的創造過程就像一場沒有盡頭的聚會。
埃内斯托·卡爾德納爾在文化部接見我們的那天，我記得去酒店房間找利馬，可他不在屋裡，前台的人告訴我，他已經好幾個晚上沒有回來了。
你能怎麼樣呢，我心裡對自己說，他一定是去外面縱情暢飲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麼朋友在一起，誰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個墨西哥代表團，不能整天去找烏裡塞斯·利馬，讓他參加這次活動，我已經仁至義盡了。
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這樣過去，如巴列霍所說，我記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說，蒙特羅，你那朋友他媽的上哪兒去了？我很久沒見到他了。
這時我心想：該死，真是的，不是嗎？烏裡塞斯失蹤了。
坦率地說，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回過神來，各種可怕和不那麼可怕的可能性的組合，發出沉悶的砰的一聲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來。
我想：他一定在什麼地方，盡管不能說我一秒鐘後就徹底忘了他，你可能會覺得我在搪塞這個問題。
可阿拉莫卻絕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與墨西哥詩人同行舉辦的一次晚餐會上，他又問我那該死的烏裡塞斯·利馬上哪兒去了。
好像還嫌事情不夠糟，卡爾德納爾的一個他媽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學習過，認識烏裡塞斯，他聽說烏裡塞斯也在代表團裡，堅持要見他，想跟這位本能現實主義之父寒暄一番，他說。
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頂的尼加拉瓜小矮個兒，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許幾年前我在貝拉斯美術館組織過他的一場朗誦會，我忘了，我感覺他有點半開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現實主義之父的那種口吻，好像在調侃烏裡塞斯，當着這些墨西哥詩人的面笑得很開心，我得說，詩人們都大笑起來，好像聽了一個笑話，連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與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覺得有必要笑。
各種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這種場合。
我終于擺脫所有那些煩人的雜種時已經過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來送回墨西哥城，說實話我忽然感覺很累，有些惡心，幾乎快要吐了，但還不至于，我決定在飯店的酒吧來點夜飲，在那裡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東西簡直就是毒藥，我不知道桑地諾解放陣線[Sandinistas，尼加拉瓜民族解放組織，1961年成立，主要在推翻索摩查獨裁政權，後成立桑地諾人民黨并多次成為執政黨。
]的人還在等什麼不去處理這些事情。
在飯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奧·蒙特蘇爾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來的，不過是危地馬拉人，另外，沒有危地馬拉代表團，再說他已經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
潘克拉希奧看見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發，後來靠過來說，蒙特羅，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臉，跟哪個女孩出什麼麻煩了嗎？他問。
我說，要是那樣就好了，潘克拉希奧先生，我就是太累了，無論怎麼說這個回答都很蹩腳，因為勞累要比因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這麼說的，潘克拉希奧大概注意到出什麼事兒了，因為我說話比平常語無倫次，他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驚呆了——穿過我們之間的空地，來了個優雅的跳躍，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
那究竟出什麼事兒了？他問。
我把代表團一個成員弄丢了，我說。
潘克拉希奧望着我，好像我的話很不好理解，然後又要了兩杯蘇格蘭威士忌酒。
我們兩個默默地在那裡坐了會兒，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馬那瓜城，說實話，這是最容易讓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說，這個城市恐怕隻有郵差可能不會迷路，其實墨西哥代表團已經迷過好多回路了，我發誓。
我想，這麼長時間來我第一次感覺舒服起來。
幾分鐘後，出現了一個小孩，一個實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徑直走向潘克拉希奧索要簽名。
他手裡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奧的書，已經磨損得很厲害了。
我聽到他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什麼，然後就走了。
潘克拉希奧用一種陰森恐怖的聲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
然後又說到一批剽竊他作品的人。
最後，又說到成群的批評家們。
他還提到加科莫·莫雷諾—裡斯奧，那個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顯然不是我們團的成員，但潘克拉希奧說出他的名字時，我感覺自己簡直太傻了，莫雷諾就在這裡，他剛走進酒吧，這完全不可能，因為盡管我們代表團有各種不足，卻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誰都知道莫雷諾是帕斯的追随者。
潘克拉希奧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諾在煞費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奧。
可是，莫雷諾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聲音，屬于那種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歐洲人，為了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強的虛假姿态。
因此，潘克拉希奧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奧說，是雷耶斯法定傳人的散文，如果他這麼說自己，就是順理成章的與莫雷諾這個冰冷的仿冒品為敵。
潘克拉希奧又說：那麼，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聲音吓了我一跳。
一個叫烏裡塞斯·利馬的，我說，感覺自己的皮膚開始起雞皮疙瘩。
噢，潘克拉希奧說。
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說，也許從第一天起就沒了，潘克拉希奧又不說話了。
他向值班經理打了個手勢，又要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畢竟，教育部買單。
不，不會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奧說，他是那種很安靜的人，但又是個敏銳的觀察家。
在這兒住下後第一天我在飯店見過他，第二天也看見過，說明那時他還沒有離開飯店，不過說真的，我想不起還在别的什麼地方見過他。
他是詩人嗎？當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說了。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第二天嗎？我問。
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奧說。
沒錯，是最後一次。
現在我該怎麼辦啊？我說。
不必粉飾，潘克拉希奧說，所有的詩人都會在某個時候失蹤的。
向警察報告說他失蹤了。
桑地諾解放陣線的警察，他指點得很具體。
可我沒那個膽量報警。
不管桑地諾還是索摩查，警察畢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為酒精還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沒有勇氣讓烏裡塞斯那樣顔面掃地後離開。
這是我後來挺後悔的一個決定，因為，第二天早晨，我們出發去機場之前，阿拉莫忽然想到把代表團全體成員在旅館大堂集合起來，想來個我們在馬那瓜停留的最後總結，但事實上是想在白天最後喝一頓。
當我們所有的人毫無疑問與尼加拉瓜人民結下牢不可破的友誼，就要上路去房間拿行李時，阿拉莫和另一個農民詩人過來問烏裡塞斯來了沒有。
我别無選擇，隻好告訴他沒有，除非在這個關鍵時刻烏裡塞斯正在房間睡覺。
現在就解決，阿拉莫說，他走進電梯，我和那幾個農民詩人跟在後面。
我們看到詩人奧雷裡奧·普萊德拉，一個優美的文體家，在烏裡塞斯·利馬的房間，他說的那些我都已經知道了，剛到的前兩天烏裡塞斯還在，後來就沒影了。
你為什麼不告訴雨果呢？阿拉莫大聲吼叫着。
這個詩人的解釋含含糊糊。
阿拉莫惱火極了。
奧雷裡奧·普萊德拉說不明白幹嗎怪他，當時他還得忍受烏裡塞斯徹夜的夢話，他覺得倒黴透了。
那個農民詩人在應該是混亂之源利馬睡覺的床上坐下，開始浏覽起一本文學雜志來。
過了會兒，我意識到另一個農民詩人的出現讓我們松了口氣，潘克拉希奧，405房間上演的這場戲劇的默默觀察者，站在他背後的門口。
當然，我立刻意識到，我已經從墨西哥代表團管理人的角色脫身了。
值此關鍵時刻，這個角色落到胡裡奧·拉巴卡的頭上了，這位農民詩人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開始以我從自己身上絕對體會不到的充沛幹勁接管了整個局面。
拉巴卡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報警，接着又在代表團裡召開了一個他所謂的“思想型作家們”，換句話說，就是經常寫社論、散文或者政治書的作家們（“創造型作家”則指詩人或者小說家，如潘克拉希奧，還有一類叫“頭腦發熱型作家”，如奧雷裡奧·普萊德拉這樣的新手和初學者，也許還包括烏裡塞斯·利馬本人在内，另有“創造兼思想型作家”，屬于人中之龍，這一類型中僅有兩個農民詩人入選，拉巴卡絕對算得上）參加的緊急會議，對因這次突發事件導緻或者形成的新局面以及事件本身進行了一番敏銳、坦率的評估之後，他們得出結論說，對代表團最有利的是堅持原計劃不變，換句話說萬勿拖延，即日回國，把利馬事件交由當局有關機構處理。
一個墨西哥詩人在尼加拉瓜失蹤可能會引發非同尋常的政治震蕩，但是，要記住，知道烏裡塞斯·利馬的人寥寥無幾，而且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中多半沒有跟他說過話，這樣緊張程度可以有所下降。
有人甚至提出他的失蹤可以忽略不計。
過了會兒，警察來了，我和阿拉莫、拉巴卡與其中一位自稱是探長而拉巴卡很快就稱之為“同志”的人聊了一陣子，拉巴卡“同志”這個“同志”那個地叫了半天，不過，像他這麼一個警察，其實太善良、太有同情心了，盡管他什麼也沒有對我們講，這是我們自己想到的。
探長問到這位作家“同志”的習慣。
當然，我們告訴他，我們不熟悉烏裡塞斯的習慣。
他想了解烏裡塞斯有什麼“特點”或者“弱點”。
阿拉莫說誰也不知道，這個行當跟人性本身一樣紛繁複雜，我們都很清楚，人性就是弱點的大雜燴。
拉巴卡又複述了（以自己的方式）一遍阿拉莫的意思，說烏裡塞斯可能是個堕落分子，也可能不是。
什麼意義上的堕落啊？那個探長想知道。
這我還說不準，拉巴卡說。
說真的，我對他并不熟悉。
在飛機上我甚至都沒有看見過他。
他不是跟我們乘同一班飛機嗎？當然了，胡裡奧，阿拉莫說。
接着阿拉莫又把球扔給了我：你認識他，蒙特羅（話語中帶着強忍的憤怒），給我們講講，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馬上把這件事撇得幹幹淨淨的。
我又把整個經過複述了一番，從頭到尾，直到阿拉莫和拉巴卡聽得明顯乏味之極，而探長卻表現得饒有興緻。
我講完了，他說，噢，你們作家都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啊！他又想知道為什麼有些作家不想來馬那瓜觀光。
都屬于個人原因，拉巴卡說。
不是因為他們敵視我們的革命吧？你怎麼會這樣想呢，肯定不是，拉巴卡說。
哪些作家不肯來呢？探長問。
阿拉莫和拉巴卡對視了一眼，然後又瞧着我。
我張開大嘴跟他說了幾個名字。
噢，你知道，拉巴卡說，馬科·安東尼奧也被邀請了嗎？是啊，阿拉莫說，我想這個主意不錯。
為什麼不問問我的意見呢？拉巴卡說。
我跟埃米利奧說了，他說挺好，阿拉莫說，他很煩拉巴卡當着我的面質疑他的權威。
那麼，這個馬科·安東尼奧是什麼人呢？探長問。
一個詩人，阿拉莫有氣無力地說，什麼樣的詩人呢？探長想知道。
一個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拉莫說。
一個超現實主義者，一個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人，拉巴卡說得很具體。
一個抒情詩人，我說。
探長點了好幾下頭，仿佛在說我明白了，但我們都很清楚，他屁都不明白。
這位抒情詩人不想表達他對桑地諾革命的支持嗎？嗯，拉巴卡說，還不好這樣說。
他隻是來不了，我想，阿拉莫說。
但你認識馬科·安東尼奧，拉巴卡說，他第一次笑了起來。
阿拉莫拿出他的德裡卡多斯牌煙給大家發了一圈。
拉巴卡和我都拿到一支，但探長卻沒有要，而是點上一支古巴雪茄。
這煙比較沖，他說，話中帶明顯的諷刺意味。
他似乎想說：我們革命者抽更沖的煙，真正的男人抽的都是烈性煙，我們這些在客觀現實中下賭注的都抽最純正的煙草。
比德裡卡多斯牌煙還沖嗎？拉巴卡問。
這是黑色煙草，同志們，貨真價實的煙草。
阿拉莫笑了，氣喘籲籲地說：很難相信我們走失了一位詩人，其實他想說：你對煙草懂個什麼？你們這些愚蠢的雜種！你可以用你的古巴煙草親吻我的屁股，拉巴卡說，幾乎連一隻眼睛都沒有眨。
你說什麼，同志？探長問。
我是說我才不把古巴煙草當回事呢。
隻要德裡卡多斯煙點着了，其他煙都可以熄滅。
阿拉莫又笑了，探長似乎在憤怒得臉色煞白和表情茫然之間猶豫不定。
我以為，同志，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說。
那就對了，我知道，你聽懂我的意思了。
沒有人會瞧不起德裡卡多斯的，拉巴卡說。
噢，胡裡奧真是個壞小子，阿拉莫嘴裡喃喃地說，看着我想掩飾對探長幾乎壓抑不住的笑。
你有什麼根據這樣說？探長問，他一頭的霧水。
我發現事情的調子正在出現新的變化。
拉巴卡擡起一隻手，在離探長的鼻子幾寸遠的地方來回扇着，好像要抽他似的。
别把煙朝我臉上吹，夥計，他說，行嗎？這回探長真的臉色慘白了，好像自己抽的煙草的沖味讓他感到惡心。
他媽的，稍微尊重點，同志，你快要碰着我的鼻子了。
如果你叫它是鼻子的話，拉巴卡對阿拉莫說，簡直連眼都不眨。
你要是分不出一支德裡卡多斯的味道跟一捆粗俗的古巴煙草之間的區别，那你的鼻子就對不起你了，同志，這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退一步說，對一個抽煙的人或者警察就非同小可了。
你瞧，胡裡奧，德裡卡多斯就像煙草中的金發碧眼，阿拉莫說，他已經笑得撐不住了。
連卷煙紙的味道都挺美，拉巴卡說，這種煙紙隻能在中國的某些地方找到。
加上墨西哥，胡裡奧，阿拉莫說。
墨西哥當然有了，拉巴卡說。
探長極其憤恨地望了他們一眼，迅速把煙掐滅，聲音變了調說，他得去整理一個失蹤人員的報告，這項工作隻能在警察局裡處理。
他好像準備要把我們所有的人都給抓起來。
我們還等什麼呢，拉巴卡說，我們去警察局，同志。
蒙特羅，他在出去的路上對我說，替我給文化部長打個電話。
好的，胡裡奧，我說。
探長似乎猶豫了片刻。
拉巴卡和阿拉莫來到大堂。
探長盯着我，好像在詢問對策。
我用手腕比畫了下戴上手铐的樣子，可他不明白。
他臨走之前說了一句：他們會在十分鐘内回來。
我聳聳肩走了。
過了會兒，潘克拉希奧來了，穿着一件純白的哈瓦那衫，帶了隻查普特派克區吉甘特超市的塑料袋，裡面裝滿了書。
問題解決了嗎，蒙特羅，我的孩子？我親愛的朋友潘克拉希奧先生，我說，跟昨晚、前晚一個樣。
我們還是沒有找到可憐的烏裡塞斯·利馬，無論如何，把他拉到這兒來是我的過錯。
潘克拉希奧跟平時一樣，沒有作出絲毫的努力安慰我一下，我們兩個默默地坐了一會兒，他喝着倒數第二杯威士忌，我雙手抱頭，用一根草稈吸着台克利雞尾酒，徒勞地想像烏裡塞斯·利馬沒有錢沒有朋友，一個人待在那個備受重創的國家，這時我們聽到在附近房間像流浪狗或者受傷的鹦鹉似的流來竄去的代表團成員的喊叫聲。
你知道對文學來說最壞的事情是什麼嗎？潘克拉希奧問。
我知道，但假裝不知道。
什麼？我問。
跟作家成為朋友。
這樣的友誼雖然彌足珍貴，卻也會破壞你的批評感覺。
有一回，潘克拉希奧說，蒙特福特·托雷多把這個啞謎扔給我猜：一個詩人在一個即将毀滅的城市失蹤了，沒有錢，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人可投靠。
當然，他既不想也沒有打算投靠任何人。
他在這個城市和國家流浪了好幾天，什麼也不吃，或者吃得很少。
他甚至都不寫東西了。
或許在頭腦中繼續寫着：換句話說，他都出現幻覺了。
所有迹象表明死亡向他冉冉而至。
他的災難性失蹤已經預示了這一點。
然而，最後這個詩人并沒有死。
他是怎麼活下來的呢？聽上去好像是說博爾赫斯，但我并沒有告訴他。
作家同行已經把潘克拉希奧折磨得夠嗆了，說他用巧妙的手法從博爾赫斯這裡剽竊一點，然後又用拙劣的手法從别處剽竊一點，像洛佩茲·貝拉爾德說的那樣。
我就那麼聽着潘克拉希奧說，然後學他的樣子。
換句話說，我一直閉口不言。
這時一個家夥過來告訴我，帶我們去機場的那部廂型車已經停在酒店前了，我說好的，我們走吧，但我得先問問潘克拉希奧的答案，他已經從座椅上下來，面帶笑容看着我，好像我已經找到了那個啞謎的答案，但我顯然沒有找到或者想出、猜出，總之我徒勞無功，我說：你朋友問你的這個啞謎答案是什麼，潘克拉希奧先生？這時他看着我說：什麼朋友？我說，你的朋友，不管是誰，米格爾·安格爾·阿斯圖裡亞斯，說的關于詩人失而複活的啞謎。
噢，那個啊，他說，好像如夢初醒，其實我也不記得了，不過沒事，這個詩人沒有死，他失去了一切，但人沒有死。
“你所愛的都保留[引自龐德《比薩詩章》（PisanCantos）第81章。
]”，站在附近偷聽我們說話的一個人說，這是個淺色皮膚的家夥，身穿雙排扣西服，系着紅領帶，他是聖·路易斯·波托西的官方詩人，他在那裡，這句話就像手槍即将發射，或者已經發射出來似的，立刻引爆了巨大的騷亂，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作家開始互相在書上簽名，廂型車裡就更混亂了，所有出發和送行的人都上了車，空間更顯窄小，我們隻好又叫了三輛出租車提供額外支援。
不用說我是最後離開賓館的。
走之前，我打了幾個電話，給烏裡塞斯留了封信，以備他回來，當然這種可能性非常小。
我在信裡建議他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館，那兒會關照他返回墨西哥。
我又給警察局打了個電話，跟阿拉莫和拉巴卡說了話，他們向我保證在機場見面。
然後我帶上皮箱，叫了輛出租車離去。
15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1982年7月。
烏裡塞斯·利馬去馬那瓜時我去機場送行，一來我還是無法相信他被邀請了，二來那天早晨我沒有别的任何事兒可幹，他回來時我也去接了，沒有别的意思，就想看到他，然後我們可以痛快地大笑，可是隻見出訪歸來的作家們整整齊齊地排成兩列走出，卻不見他的影子（這是不會有錯的），雖然我看了又看。
阿拉莫和拉巴卡、帕迪爾拉和拜倫·赫爾南德斯、貝拉帕拉塔和我們的老熟人洛西亞科默、薩拉和女詩人卡門·普列托、危險的佩雷斯·赫爾南德斯和高尚的蒙特蘇爾都出來了，可就是沒有烏裡塞斯。
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可能在飛機上睡着了，他很快就會在兩個空乘的協助下走出飛機，古老地層般厚實的宿醉。
至少我願意這麼去想，因為要我恐慌起來過程是很慢的，但說實話，看見這群知識分子們筋疲力盡又心滿意足地回國的瞬間，我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雨果·蒙特羅給隊列押後，帶着好幾件沉重行李。
我記得我向他揮了揮手，但他沒有看見我，或者沒有認出我，或許假裝不想認出我。
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後，我看見了洛西亞科默，他似乎遲遲不想離開機場，我走過去跟他打了個招呼，盡量不要流露出我多麼擔憂。
他跟另外一個阿根廷人在一起，一個高大、肥實，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夥，我不認識。
他們在談錢的事。
或者說至少我聽到了幾次“美元”這個詞，後面帶着多個顫抖的驚歎号。
我打了聲招呼後，洛西亞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裝不記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這個無可逃避的現實。
我向他問了烏裡塞斯的情況。
他驚駭地看着我。
他的凝視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褲扣大開或者臉上長着一個膿瘡在機場大搖大擺地晃悠。
這時另外那個阿根廷人說話了。
他說：那個惡心鬼當我們是群白癡似的耍。
他是你的朋友嗎？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亞科默，他正在等候區找什麼人，我不知道該笑呢還是該嚴肅。
那個阿根廷人說：人要有點責任感（他在跟洛西亞科默說，甚至都不看着我）。
我要見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釘到牆上不可。
到底出什麼事兒了啊？我帶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裡咕哝着。
烏裡塞斯上哪兒了？那個阿根廷人說了句什麼文學流氓無産者。
你說什麼？我問。
這時洛西亞科默說話了，要把我們鎮下去，我想。
烏裡塞斯失蹤了，他說。
你說他失蹤是什麼意思？蒙特羅問，我們剛剛發現這事。
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搞清烏裡塞斯不是在回國途中失蹤的（我想像中看見他從座位上起來走進衛生間，把門鎖上，然後消失了）而是在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團出訪期間失蹤的。
整個經過就是這樣。
第二天，我到貝拉斯美術館去看蒙特羅，他告訴我因為烏裡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2年7月。
有人要給烏裡塞斯的母親打電話，要我說這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做的事兒，但哈辛托橫不下心告訴她兒子在尼加拉瓜失蹤了，不過，我說也許沒有那麼嚴重，你是了解烏裡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為人，可哈辛托說他失蹤了，事情就這樣結束，就像安布羅斯·比爾斯[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Bierce，1842—約1914），美國短篇小說家，報紙專欄作家，于1913年前往墨西哥後失蹤。
有人認為他在1914年及1916年間的墨西哥革命中被殺死。
]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戰的詩人以及普希金一樣，隻不過就普希金的情況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說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觀的存在，那個殺死普希金的法國人則相反，聖·彼得堡的雪就像烏裡塞斯·利馬身後留下的空白，我是說他的了無生氣，他的懶惰或者常識感的缺乏，這場決鬥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詩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詩歌，以代表團的形式，默默地見證了我們時代最優秀的一個詩人的死亡。
哈辛托這樣說，但他還是不想給烏裡塞斯的媽媽打電話，我說，我們不妨看看，我們來研究情況，這個女人才不關心自己的兒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羅斯·比爾斯呢。
我可以替她設身處境地想一想，我也是個母親，如果某一天哪個雜種殺了弗蘭茲（上帝不許的），我不會覺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個偉大的詩人死了，我會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麼文學，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點，因為我也是個母親，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後随之而來的那些無眠之夜、恐懼和擔憂。
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發誓，就是打電話給她，或者去衛星市看看她，給她講講我們所了解的她兒子的情況。
哈辛托說：她可能已經知道了，蒙特羅或許已經告訴她了。
我說：你怎麼就這樣肯定呢？這時哈辛托不說話了，我說：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呢，還沒有人說什麼，好像烏裡塞斯壓根就沒去過中美洲。
哈辛托說：那倒是。
我說：咱倆做不了什麼，因為沒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們會聽他媽的，他們會告訴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說，在她目前境況好些的時候，我們隻會讓她更加憂心忡忡，更加思來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會傷着你，他說，然後開始為弗蘭茲準備吃的，在屋裡走來走去。
無知者無害，生活在無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說：你說這種話的時候，還怎麼自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哈辛托，你還怎麼自稱是個詩人？你打算是要跟陳詞濫調來場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說，坦率地講他再也不可能發起一場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興緻，跟陳詞濫調作戰，也不是什麼壞主意，他還說，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蹤的是我，我如此憂心煩惱，他說，誰說烏裡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蹤了，他可能壓根就沒失蹤，他可能決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裡，因為，畢竟尼加拉瓜就像我們在1975年夢中向往的那樣，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去那個國家生活。
我又想起1975年來，那時弗蘭茲還沒有出生，我試着回想烏裡塞斯和阿圖羅·貝拉諾那時的樣子，可是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哈辛托的臉，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這讓我對他充滿了纏綿的感覺，讓我馬上就想擁抱他，就在這裡，擁抱他和弗蘭茲，告訴他倆，我很愛他們，可是馬上我又想起了烏裡塞斯的母親，我想誰也無權不告訴她兒子在哪兒，她已經很痛苦了，這個可憐的女人，我又堅持讓哈辛托給她打個電話，給她打個電話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況全告訴她，可哈辛托卻說，他沒有這個義務，他不是那種憑借不實傳聞妄加推測的人，我說：你跟弗蘭茲待會兒，我出去會兒馬上回來，他沒有吭聲，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開門，他說，至少盡量别大驚小怪。
我說：我隻想告訴她，她兒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爾·巴裡奧斯，家中衛生間，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2年9月。
我和哈辛托偶爾還有書信往來。
他告訴我烏裡塞斯失蹤了。
不過是在一封信裡說的。
他又從朋友埃弗倫·赫爾南德斯家裡給我打來電話，這意味着此事挺嚴重，或者至少他認為很嚴重。
埃弗倫是個年輕詩人，想師從本能現實主義者從事詩歌創作。
我不認識他。
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亞後出現的，但據哈辛托說，他的确是個不賴的作家。
我說，寄幾首他寫的詩過來，但哈辛托隻寄來幾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寫得好還是壞，他寫的是不是本能現實主義的風格，當然，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本能現實主義應該是什麼風格。
也許就是烏裡塞斯寫的那種。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墨西哥已經沒有人聽說過我們了，而且聽說過我們的也嘲笑我們（我們成為他們不想走的道路的典範），也許他們不完全是錯的。
所以，偶爾撞上一個年輕詩人寫或者想寫本能現實主義風格的詩總是件好事。
這位詩人的名字叫埃弗倫·赫爾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納用自己的電話，或者他父母家的電話，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失蹤了。
我聽完故事後說：他沒有失蹤，他隻是決定待在尼加拉瓜，這完全是兩碼事。
哈辛托說：如果他決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訴我們一聲啊，我去機場送過他，他沒有不回來的意思。
我說，冷靜點，哥們兒，你好像還不了解烏裡塞斯。
哈辛托說：他失蹤了，拉斐爾，相信我，他甚至都沒有告訴母親，你不知道她母親到貝拉斯美術館鬧成什麼樣了。
我說：天哪，哈辛托說：她認為那些農民詩人殺了自己的兒子。
我說：太牛了。
哈辛托說：你說得對。
隻要有人碰了一個母親的孩子，她會變成個獅子。
至少郝奇特爾是這樣說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廚房，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2年10月。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很凄慘，可是當拉斐爾聽到烏裡塞斯出訪尼加拉瓜未歸時變得加倍凄慘。
一天，我說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拉斐爾什麼也不想幹。
他不工作，不寫作，不幫我收拾屋子，不買東西，他就會沖澡（沒有别的原因，拉斐爾是很幹淨的，跟所有那些混賬墨西哥人沒什麼兩樣），看電視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區那幫混賬奇卡諾人踢足球。
我回到家裡時，往往發現他早已在門口，坐在台階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國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們，這幫腦癱青少年吹牛，他們管他叫詩人哥們兒（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爾待到我做他媽的晚飯才走。
拉斐爾跟他們說再見，他們必然會說，詩人哥們兒，再見，詩人哥們兒，我們明天回來看你，詩人哥們兒，這時他才會進家門。
我氣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氣，絕對很憤怒，我真想給他那可惡的煎雞蛋裡下毒，可我還是克制住了。
我要再看看。
我心裡經常對自己說，他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
問題是，我知道，這個低潮期持續得太久了，準确地說，已經有四年了，盡管有很多瞬間還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時候更多，我的耐心幾乎快要到極限了。
但我還在努力，我有時問他，你的日子過得如何（這個問題真蠢），他會說（他還能說什麼？）挺好，不錯，還行。
我就問：你都跟這些孩子聊些什麼？他就說：給他們講故事，給他們傳授人生的經驗教訓。
這時，電視開着，我們誰也不說話，專心吃着我們的煎雞蛋、我們的筍片、我們的西紅柿片，我想你能談什麼人生的教訓，你這個可憐的雜種，你這個可憐的變态狂，你何曾懂得過人生的教訓，你這個可悲的吸血鬼，你這個可悲的失敗者，你這個混賬惡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還在一座橋下面睡覺呢。
但我什麼也沒說，隻是望着他，就這樣。
但是似乎連我瞥他幾眼都會讓他不高興。
他說：你看什麼啊，白人姑娘，你想幹嗎？這時我就強擠出一絲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開始刷盤子。
16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真好，這兩個小夥子不着急回去。
我在一張小桌上擺好快餐，我們打開紅辣椒罐頭，我給大家分了牙簽，我們倒上龍舌蘭酒，然後幾個人的目光相遇了。
我們說到哪兒了，小夥子們？我問道，他們說：講到聖疊戈·卡瓦哈爾将軍的全身像，這位藝術贊助者和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老闆，外面，大街上警報開始呼嘯起來，先是警車的尖叫聲，接着又傳來救護車的警報聲。
我想到了死者和傷者，心裡想那可能是“我的将軍”，突然死了，受傷了，跟塞薩雷亞成了一片空白一樣，我成了一個醉醺醺、容易激動的老人。
後來我對兩個小夥子講，老闆這個詞隻是說說而已，你們要熟悉塞薩雷亞的話，就會知道她一輩子從來沒有過什麼老闆，也不曾從事過什麼所謂的穩定工作。
我說過，塞薩雷亞是一個速記員。
她就幹這個，她是個不錯的秘書，可是，她的個性，也許還可以稱之為她的怪癖，蓋過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為曼努埃爾替她在“我的将軍”那裡找了份活兒，可憐的塞薩雷亞将在墨西哥城邪惡的底層随波逐流。
後來我又問他們，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誠實地）沒有聽說過疊戈·卡瓦哈爾将軍。
他們說沒有，阿馬德奧，從來沒有說過，他是幹嗎的？奧夫雷貢派還是卡薩蘭派？是普魯塔科·埃利亞斯·卡列斯将軍的人還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憂傷的聲音說，但同時又是奧夫雷貢的人。
世上沒有那麼純粹的事兒，孩子們，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軍”忽然間成了一個傷員、死人，但他很勇敢。
我開始聊起曼努埃爾給我們描述前衛城市也就是“尖銳城”的規劃的那天晚上的事兒來，我們聽了曼努埃爾的話後大笑，認為這簡直是開玩笑，其實這不是開玩笑，不是，“尖銳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徑上是可行的）曼努埃爾打算在一個将軍的幫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疊戈将軍将協助我們建造，他說，後來我們有人問他媽的這人是誰（像這兩個小夥子那天晚上在這裡問我的那樣），曼努埃爾就給我們講了将軍的故事，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這是一個在我們的革命中奮戰并為自己掙得英名的故事，這些人赤裸裸地走進曆史的旋風，穿着閃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來，就像“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那樣，他進去時還是文盲，出來時已經堅信畢加索和馬裡内蒂是預言家，他說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預言家，那些永遠說不清的事物，小夥子們，不過我們對自己的任何事情從來都說不太清楚。
一天下午，我們去辦公室拜訪将軍。
這是塞薩雷亞加入尖銳主義組織前不久。
起先将軍待我們有些冷淡，始終保持着某種距離。
他也不起來歡迎我們，曼努埃爾介紹我們大家時，他幾乎一言不發。
但他把我們每個人逐個凝視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們的思想和靈魂。
我想：曼努埃爾怎麼會跟這樣一個人成為朋友的？因為隻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軍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經受過洗禮的其他戰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強勢、嚴肅、多疑、兇悍，就是說你不會把他與詩歌聯系起來，當然，我很清楚，有強勢、嚴肅、多疑甚至兇悍的詩人，比如迪亞茲·米龍，不過别讓我又開始說起他們來，有時我情不自禁地覺得那些詩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異，或者至少我想說他們都喝着同一個槽裡的水。
但那時我還年輕，很年輕，而且很理想主義，也就是說我還很純，那種東西讓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說立刻就喜歡上了疊戈·卡瓦哈爾将軍。
後來發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後一切都變了。
當将軍用凝視的目光把我們刺了一遍，坐在那裡耐心地聽完曼努埃爾的開場白後，顯得既疲倦又警覺，他傳來一個警衛，一個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龍舌蘭、面包和幹酪。
全部的東西就這些了，将軍就是揮舞着這把魔杖赢得了我們的心。
我這樣說聽上去有些傻，連我自己都覺得挺傻，可當時，隻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們别不好意思，然後把椅子拉過來，将軍便徹底解除了我們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見，你不難想像，我們所有的人圍着那張桌子開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來，後者，據“我的将軍”說，是法國習慣，這時曼努埃爾又在這裡（随處）附和将軍了，當然，這是一種法國習慣，這種習慣在坦普爾大道外帶壁爐的人家，以及聖德尼斯街一帶很常見，曼努埃爾和“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開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幹酪，巴黎人喝的龍舌蘭，你幾乎難以置信他們喝的東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場附近的巴黎人喝的東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樣，或許我這麼認為，他們說的一切都發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從來沒有發生在某條特定的街道或者一個特定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後來才發現，曼努埃爾壓根就沒有去過這個陽光之城，“我的将軍”也沒有去過，可我不知道為什麼，兩個人都對那個遙遠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滿目的大都市表現得那麼迷戀或者充滿激情。
既然我們說到這點了，那我就不妨交個底：我和曼努埃爾的友誼漸行漸遠之後，一天早晨，我在報上看到他要去歐洲了。
文章說詩人曼努埃爾将離開韋拉克魯斯去阿弗爾。
報上沒有說這位尖銳主義之父就要去歐洲，或者這位墨西哥先鋒派的重要詩人要去舊世界了，而隻說到詩人曼努埃爾。
也許都沒有說是詩人，可能隻是說曼努埃爾先生、學者，要去一個法國港口，在那裡将繼續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車、馬車！），擔任墨西哥駐羅馬大使館領事或者副領事或者文化專員的職務。
嗯。
我的記憶力已無法同昔日同比。
有些事情我已經忘了，我得承認。
但是，那天早晨，我讀了幾句後才明白曼努埃爾終于就要見到巴黎了，我很高興，我感覺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種快樂，雖然曼努埃爾再也不把我當朋友看了，雖然尖銳主義已經死亡，雖然生活極大地改變了我們，我們在街上已經不容易認得出對方。
我想了想曼努埃爾，想了想巴黎，我從未去過巴黎，但夢中去過一兩次，我仿佛覺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們辯白，而且，以某種隐晦的方式還我們以公道。
當然，“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從未離開過墨西哥。
他于1930年被殺害，在一次至今還籠罩在神秘中的伏擊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紅與黑”的妓院後院，當時這個妓院位于哥斯達黎加大街，離這兒隻有幾個街區，它的後台是内務部一個大佬，或許隻是據說如此。
死于這場火并的有“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他的一個警衛、三個來自杜蘭戈州的槍手、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據說後者是個來自西班牙、名噪一時的妓女。
我參加了将軍的葬禮，在從公墓出來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蘇比德。
據李斯特（當時也去歐洲旅行過）說，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們給“我的将軍”設了一個陷阱，這與報紙上的說法完全相反，新聞報道傾向于認為，妓院發生了一場小型戰鬥或者上演了一場與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
據李斯特說，他本人與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軍”喜歡去那間最偏僻的房間搞女人，那間屋子不是很大，好處是在這幢樓的後面，遠離喧鬧，在院子的噴泉附近。
辦完事後，“我的将軍”喜歡走出去到小院裡吸支煙，想着性交後的悲哀，折磨人的肉體煩惱，想着自己還沒有讀過的書。
李斯特說，殺手們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間的過道裡，他們控制了院子的每個角落。
這意味着他們非常熟悉“我的将軍”的習慣。
他們等啊等，等着“我的将軍”操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這是業餘愛好型妓女，或許這是我的理解，因為她有很多引退的機會，她完全可以選擇自由。
離奇的事情發生了。
據說，那次風流快活漫長而細緻，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們想讓羅薩裡奧和“我的将軍”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後的男歡女愛，或者至少讓他們代表墨西哥人最後在地球上待一待。
幾個小時過去了，薩羅裡奧和“我的将軍”幹着如今的年輕人或者并不那麼年輕的人稱為打蛋、騎馬、撲騰、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滾或者繞跑道數周的情趣遊戲，然而這次長跑卻永遠地将他們送進了天堂。
其間，殺手們一直等待着，都已經等得厭煩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将軍”，這位習慣的動物，手槍插在皮帶上或者擱在口袋裡，或者就别在褲子和肚子之間走進院子。
當“我的将軍”終于走出來吸煙，這時射殺開始了。
據李斯特說，“我的将軍”的警衛已經在毫無招架之力的情況下被宰了，所以當這場舞蹈開始時，力量對比是三比一，殺手的優勢是乘其不備。
但“我的将軍”是個純粹的男人，他的反應仍然極佳，事情辦得并沒有那麼順利。
最初幾槍讓他吃了一驚，但他還是膽氣十足拔槍還擊。
據李斯特說，“我的将軍”本來完全可以把他們逼向絕路，因為，如果說殺手們占據了一個難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軍藏匿的噴泉背後這個位置同樣有利，雙方都不敢率先動手。
然而，這時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卻從房間走出，她被外面的響聲驚了出來，一顆子彈随即要了她的命。
後來的局勢就不清楚了：“我的将軍”也許跑過去幫她，把她轉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識到她已經死了，憤怒蓋過了良好的判斷力，他站起來提着燃燒的槍向殺手撲過去。
這是昔日墨西哥将軍們赴死的經典方式，小夥子們，我說，你們覺得怎麼樣呢？他們說：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阿馬德奧，這聽着像是一場電影。
我又想起“尖銳城”，想到它的博物館、酒吧、露天劇院和報紙，它的學校、收留漫遊詩人的宿舍，博爾赫斯、特裡斯坦·特薩拉、維多夫羅和安德烈·布勒東睡覺的地方。
我仿佛又看見“我的将軍”在跟我們聊天。
我看見他在制訂方案，看見他站在窗戶旁邊喝酒，看見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爾寫的一封推薦信走進來的塞薩雷亞，看見他在讀塔布拉達的一本小書，也許那本書裡就有塔布拉達的詩句：“在可怕的天空下/為了守望那顆孤單的星星/夜莺在歌唱。
”我說，小夥子們，這句詩好像在說，我看見了我們的掙紮和夢想在同樣的失敗中糾纏在一起，那個失敗被稱為歡樂。
華金·芬特，弗塔萊薩精神病院，特拉爾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處在那些一貧如洗的瘋子們的包圍之中，所以幾乎沒有人來看我了。
但我的心理分析醫生說，我在一天天地好起來。
我的醫生名叫何塞·曼努埃爾。
我覺得這個名字不錯。
我說不錯後他笑了。
這個名字很浪漫，我說，是個會讓任何女孩都愛上你的名字。
真遺憾，每次我女兒過來他幾乎總不在這兒，因為探訪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這兩天我的醫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個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
我告訴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兒，一定會愛上她的。
噢，華金先生，他說。
可我仍然堅持不放：你要是看見她，會像隻受傷的鳥兒般跌倒在她腳邊，何塞·曼努埃爾，而且你會對很多不明白的事兒恍然大悟。
比如什麼事兒呢？他問，盡量裝出貌似漫不經心的樣子，好像彬彬有禮而又無動于衷，可我心裡清楚得很，他非常感興趣。
比如什麼？接着我不說了。
有時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
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禱。
這所監舍的各種院子非常适合沉默。
有正方形的，有六邊形的，好像是偉大的加拉比托設計的，所有的院子以一個空間有三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大院為中心，周邊圈着一條不知名的街道，有當地的巴士通過，到處是工人和遊手好閑之徒，隻會睜大眼睛盯着穿着醫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瘋子們在院子裡晃悠，後者是剛到不久的，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說合适的制服了，因為這兒很少有人能穿上那麼合适的衣服。
這個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盡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時心想這些瘋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讓人不堪忍受，我猶豫再三才鼓起勇氣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識到如果在弗塔萊薩有任何地方能讓聲音像受驚的兔子一樣迅速彈開，那就是這處被無名街高高的籬笆保護起來的大院子，外面的人們都乘車經過，安全地坐在車裡，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見，但偶爾有些瘋子的糊塗家屬或者不肯走正門的人在籬笆外待那麼片刻，然後繼續趕路。
在那個院子遙遠的盡頭，在大樓附近，擺着幾張桌子，瘋子們一般在那兒跟前來探視的家人待上幾分鐘，家人帶來香蕉、蘋果或者橘子。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待很長時間，因為太陽出來後這裡會燥熱得不堪忍受，刮風的時候，沒有家屬探視的瘋子們會躲在屋檐下。
我女兒來探視時我就告訴她，我們在會客室見面，或者來到一個六邊形的院子裡，盡管我知道她覺得那個會客室和小院讓人焦慮而且很邪惡。
然而，我不想讓女兒看到（我的心理醫生說，這是一個信号，表明我毫無疑問在康複當中）大院子裡發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現在甯肯秘而不宣的事情。
總之，我得小心翼翼，絕不能放松警惕。
有一天（一個月前），女兒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失蹤了。
我知道，我說。
你怎麼知道的啊？她說。
噢，親愛的，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我說。
可是報紙上根本就沒登過這個消息！她說。
那麼，可能是我夢到的吧，我說。
我沒有說是兩個星期前大院子裡一個瘋子告訴我的。
一個瘋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
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許叫耶稣，但我甯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這隻是題外話，而且會破壞那個大院子裡的寂靜），這個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來，因為在院子裡，我們都向對方走過去然後又退回來，我們那些還渾渾噩噩以及恢複得不錯的人，他從我身邊經過時嘟嘟囔囔地說：烏裡塞斯失蹤了。
第二天我又見到他（也許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腳步，非常耐心，慢得讓街上巴士裡的人看到時還以為我們凝固不動，其實我們在移動着，我絕不懷疑我們在移動，他看見我時嘴唇開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發送緊急信息，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聽到了同樣的話：烏裡塞斯失蹤了。
直到此刻我才意識到他是在說烏裡塞斯·利馬，我們年輕的本能現實主義詩人，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是1976年剛剛開始沒幾分鐘，他坐在我那部閃亮的英帕拉轎車的方向盤後面，我意識到黑雲再次蓋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雲之上，團團烏雲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議，嚴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點，用僞裝和沉默把自己掩護起來。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4年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時，父親告訴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煩就告訴他，他會來擺平一切。
有時父親會望着弗蘭茲說：他居然是個金發小子，納悶（我相信他在納悶，雖然從來沒有說出口）這孩子的頭發最後怎麼會是這種顔色，我們家所有的人頭發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
父親很溺愛弗蘭茲。
我的金發小子哎，他常說，我的金發小子上哪兒去了？弗蘭茲也很愛他。
父親經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過來，帶上弗蘭茲出去散步。
他們回來後我就給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靜地坐在桌邊，不是望着弗蘭茲就是讀報，然後就走了。
我想他覺得弗蘭茲不是哈辛托的兒子，有時這讓我稍感惱火，有時我又覺得挺好笑。
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點阻礙也沒有，所以沒有什麼可對父親說的了。
即便有什麼我可能什麼也不會告訴他。
哈辛托每隔兩周來看看弗蘭茲。
有時他接走孩子又送回來，然後就走了，我們幾乎不說話，有時送孩子回來時又待那麼一會兒，他會問問我的生活情況，我也會問問他，我們也許會聊到淩晨兩三點鐘，談談遇到的事，讀過的書。
我覺得哈辛托害怕父親，所以不經常回來，怕撞上他。
哈辛托不知道，那時我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而且凄慘得不可能傷害任何人了。
但父親聲名極佳，雖然沒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兒工作，他的表情不會有錯，仿佛說我在幹秘密警察的活兒，所以當心點，我是一個墨西哥警察，當心點。
如果說他形容枯槁，那是因為生病了，或者說如果他行動更遲緩了，而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隻能讓他顯得更具威脅性。
一天晚上，他留下來吃晚飯。
我的情緒非常好，我很想跟父親一起吃飯，看着他，看着弗蘭茲，我想看着他們在一起，說話。
我現在想不起來做了什麼，我敢肯定，是很簡單的一頓飯。
吃飯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當了警察。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嚴肅，隻是忽然覺得從來沒有問起過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時間問的話，可能一切都晚了。
他說不知道。
你沒想過幹别的嗎？我說。
當個農民，他說，我笑了，但他走了後我又不禁琢磨起這事兒來，我的好興緻慢慢地沒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瑪麗亞。
她還住在樓上，但不斷地換男朋友（有時晚上我都能聽到她的聲音，天花闆好像是紙糊的），自從跟數學老師斷了後，她一直獨居，這種狀态（當然是指獨居了）給她帶來不小的變化。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十八歲起我就一個人住着。
但是，回想起來，其實我從來沒有獨居過，因為我先是跟哈辛托，現在又跟弗蘭茲一起住。
也許我說的是獨立生活，沒有家庭的那種。
總之，瑪麗亞和我變成了更親近的朋友。
或者說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因為在此之前，我們還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們的友誼建立在另一個人而非我們自己的基礎之上。
我和哈辛托分開後，我開始沉浸在詩歌中。
我開始讀詩、寫詩，好像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兒。
以前，我寫過幾首小詩，我總以為自己讀了不少東西，但當哈辛托走了後，我又開始真正地閱讀和寫作了。
我的時間并不太多，我總是抽時間。
那段時間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連鎖店做收銀員的工作，這得感謝父親，他的一個朋友的朋友在聖拉斐爾小區的吉甘特店裡當經理，父親讓自己的這個朋友說的情。
瑪麗亞在國立貝拉斯美術學院的某個辦公室做秘書。
白天，弗蘭茲去上學，一個賺點零花錢的十五歲的女孩會替我接走他，帶他上公園或者在家裡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來。
晚上，吃過飯後，瑪麗亞就下樓到我房間來，或者我上樓去給她讀讀我當天寫的詩，在吉甘特店裡或者給弗蘭茲熱飯的時候寫的詩，或者頭一天晚上我看着弗蘭茲睡覺的時候寫的詩。
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時候養成了看電視的壞習慣。
現在有重大新聞的時候我隻是開着它，我隻想了解事件進展如何，有時連這個都不想知道。
我說過了，我在桌邊坐下，那張桌子已經搬到窗邊，開始讀書寫詩，直到困倦地閉上眼睛。
我經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詩。
跟哈辛托見面後，他會讀讀那些詩，給我提些意見，但我真正的讀者是瑪麗亞。
最後，我把這些詩全打印出來，放進一個文件夾，它一天天地厚起來，我覺得滿意和開心，因為它就像一個具體的證據，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勞的。
哈辛托走了很長時間之後，我才跟另外一個男人睡了，除了弗蘭茲，我惟一的激情就是詩歌。
我跟瑪麗亞完全相反，她已經不寫東西，每周都帶個新的情人過來。
我見到過其中的三個或四個。
有時我會說：你看中那家夥什麼了，他不适合你，如果事兒不順遂，他會揍你的，可瑪麗亞說她知道如何應付，其實也是如此，但我不止一次被那叫罵聲吓得跑上樓到她房間，告訴她的情人最好立刻走人，否則我給父親打電話，他可是個秘密警察，接着這人會表現出真的很抱歉的樣子。
操他媽的警察婊子，我記得有一個人在街道中間沖我們大喊，我和瑪麗亞在玻璃這邊同時哈哈大笑。
不過大多數時候，她不會碰到什麼嚴重的麻煩。
詩歌上的麻煩是另一回事，你為什麼不寫了呢？我有一次問她，聽到的回答是不想寫了，就這樣，她就是沒感覺了。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一間黑糊糊的書房裡，克拉維奧托大街，科約阿坎小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84年2月。
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阿爾韋托·莫爾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度過了這輩子最糟糕的一個晚上。
起先，我以為他在說某一場狂野派對，接着他開始結結巴巴、猶猶豫豫起來，我從他的話語中聽出弦外之音。
到底怎麼了？我問。
我過了一個可怕之夜，阿爾韋托說，你真是無法想像。
頃刻間，我以為他快要哭了，可是，還沒等他再說什麼，我忽然覺得哭的應該是我，哭泣的注定将是我。
到底怎麼了？我問。
你的朋友，阿爾韋托說，給朱麗亞帶來麻煩了。
盧西歐斯·思肯？我問。
沒錯，阿爾韋托，我不知道。
到底怎麼了？我問。
我一晚上沒睡覺，朱麗亞也一晚上沒睡覺，十點鐘的時候，昨晚十點鐘，她給我打來電話，說警察上她住處了，她不想讓我父母知道，阿爾韋托說。
然後呢？我問。
這個國家他媽的簡直亂得一團糟，阿爾韋托說。
警察根本不幹自己分内的事兒，醫院、停屍房、殡儀館都不幹自己該幹的。
那個家夥身上有朱麗亞的地址，警察發神經居然審了她三個多小時。
後來呢？我說，最糟糕的是，阿爾韋托說，後來朱麗亞要去看他，她簡直瘋了，那些該死的警察起先想逮捕她，說可以親自帶她一程去停屍間，他們也許盤算着找個黑巷子強奸她，可朱麗亞簡直瘋了，誰的勸都不聽，我過去時她正要自己去呢，我帶着律師（你認識的塞爾吉奧·加西亞·富恩特斯）去了，我說你不能單獨去任何地方。
警察們惱火極了，又開始審問她。
他們想知道的基本上是死者的名字。
這時我想到了你，我想你也許知道他的真名，但是，當然了，我什麼也沒說。
朱麗亞也同時想到了這點，但那姑娘是個野東西，她想說什麼就說出來了。
我想警察不會來找你。
接下來呢？我問。
警察走了後朱麗亞睡不着，我們三個人都在那兒，朱麗亞、加西亞·富恩特斯和我，走遍了警察局和停屍房，以便确認你朋友的屍體。
最後，多虧加西亞·富恩特斯的一個朋友，我們在卡門内斯警察局找到他。
朱麗亞立刻認出他，盡管他的臉有一半被打掉了。
然後呢？我問。
别着急，阿爾韋托說。
加西亞·富思特斯的朋友告訴我們，警察在特拉爾内潘特拉的一次槍戰中打死了他。
警察跟着幾個緝毒刑警，在去特拉爾内潘特拉的路上掌握到一個出租房的地址，他們到那兒時房子裡的人正在火拼，警察就把他們所有的人都殺了，你的朋友也在裡面。
最可怕的是，他們确認盧西歐斯·思肯的身份時，隻從他身上找到了朱麗亞的地址。
他沒有任何檔案記錄，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惟一的線索是我姐姐的地址。
好像别的罪犯都有名有姓。
後來呢？我問。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朱麗亞也忘了，她開始哭起來，她找到了屍體，說這個人叫盧西歐斯·思肯，她當場就在停屍房裡尖叫起來讓誰都聽得見，加西亞·富恩特斯扶着她的肩膀，攬着她，你知道加西亞·富恩特斯一直挺喜歡朱麗亞，後來我也去認屍了，感覺實在不舒服，我可以告訴你，他絕對不是盧西歐斯的樣子了，因為，雖然沒有死去多久，可皮膚已經發灰，全身到處是傷痕，好像被暴打過，從脖頸到裆部有一片很大的傷疤，但他面容表情很平靜，當然死者的平靜并不是真正的平靜，其實什麼也說明不了，隻不過是一具沒有記憶的死肉而已。
後來呢？我問。
我們離開警察局時已經是早上七點了。
他們問我們是不是想自己處理屍體。
我說不想，他們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他畢竟隻不過是我姐姐時斷時續的一個情人，後來加西亞·富恩特斯給一個警察塞了點什麼讓他們保證不要再來騷擾朱麗亞。
後來，吃早飯時，我問朱麗亞多久見一次這家夥，她說思肯跟我生活了一段後又來找她了。
可是他怎麼找到你的呢？我問她。
好像是從你的通訊錄中找到電話号碼的。
朱麗亞并不知道思肯在販毒。
她還以為思肯靠空氣活着呢，靠從像你或者她那樣的人接濟的錢活着呢。
你跟這樣的人攪和在一起，最後難免會弄髒手的，我說，朱麗亞開始哭起來，加西亞·富恩特斯叫我别再添亂了，現在事情全都過去了。
後來呢？我問。
什麼事兒也沒有了。
都過去了，阿爾韋托說，可我沒有睡一會兒覺，白天也休息不了，因為我們在辦公室忙得應接不暇。
17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5年9月。
在馬那瓜失蹤了兩年後，烏裡塞斯·利馬回到了墨西哥。
從那以後沒有多少人看到過他，如果有人看到了，那幾乎純屬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個人和詩人，他已經死了。
我看見過他幾次，第一次是在馬德羅大街上碰到了，第二次是去他的住處看他。
他住在格雷羅小區的一個出租房裡。
他隻是去那裡睡覺。
他靠賣大麻為生。
他沒有多少錢，不多的一點錢也給了跟他同居的那個女人。
她叫洛拉，帶着一個兒子。
這個洛拉厲害極了：她是南方人，來自恰帕斯，或者危地馬拉，喜歡跳舞，穿得像個朋客，她的情緒總是很糟。
但那個孩子挺不錯，烏裡塞斯好像挺喜歡讨好他。
一天，我問他這兩年一直在哪兒。
他說沿着一條連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河流漫遊。
據我所知，壓根就不存在這麼一條河。
可他告訴我，他沿着這條河漫遊，可以說對它的枝枝杈杈了如指掌。
這條河兩岸全是樹木或者沙地，或者一段樹木一段沙地。
這是一條失業者的永恒之流，窮苦的人、挨餓的人、吸毒的人、痛苦的人的永恒之流。
一條他漂蕩了十二個月的烏雲之河，他在那裡發現了不計其數的島嶼和邊區村落，但并不是所有的島上都有人家居住，有時他很想待下來在某個島上永遠住下去，或者老死在那裡。
他探訪過的所有這些島嶼中，有兩個最有特點。
昔日之島，他說，那裡隻有過去的時間，居民們都無精打采或者不怎麼開心，但是，在那裡，幻覺的分量沉重得讓整個島嶼每天都一點一點地向河裡下沉。
另外一個就是未來之島。
那裡的時間隻有未來，居民們都是計劃家和奮鬥者，到頭來他們很可能會吃掉彼此，烏裡塞斯說。
此後，過了很長時間，我又見到了他。
我一直想打進不同的圈子，我有了别的興趣，我得去找工作，我得給郝奇特爾一點錢，我也有了别的朋友。
華金·芬特，弗塔萊薩精神病院，特拉爾内潘特拉，墨西哥城聯邦區，1985年9月。
地震的那天我又看見了勞拉·達米安。
我已經很久沒有産生過這種幻覺了。
我能看到事物，看到思想，最主要的是，我能看到痛苦，但我卻看不到勞拉·達米安，她的模糊身影，她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嘴唇，總是說一切都好，但事實恰恰相反。
我猜她是指在墨西哥挺好，或者在墨西哥的家裡挺好，在墨西哥人的頭腦中一切都挺好。
産生這個幻覺的責任可能在鎮靜劑，但在弗塔萊薩醫院，為了省錢，他們隻給每個病号一片或兩片，而且那時隻給最重的神經錯亂者。
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鎮靜劑。
問題是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過她了，當大地開始搖晃時，我看見了她。
災難結束後我知道一切都很好。
或者說也許災難到來的瞬間，為了幸免于死，一切忽然間自動變好了。
幾天後，女兒來看我。
你聽說地震了嗎？她問。
當然聽說了，我說。
死了很多人嗎？沒有，沒有那麼多，我女兒說，但也挺多的。
我們的很多朋友都死了嗎？沒有，據我所知，女兒說。
我們現有的朋友中沒有幾個需要墨西哥大地震的協助好走向死亡之路，我說。
有時，我覺得你真的瘋了，女兒說。
我沒有瘋，我說，隻是有些糊塗。
可是你糊塗的時間也太長了，女兒說。
時間隻是一種幻覺，我說，我想起那些很長時間沒有見過的人，甚至從未見過的人。
我會把你從這裡弄出去，如果我能夠的話，女兒說。
不用着急，我說，我又想到了過去以來朝着我們直撲而來的墨西哥地震，踩着乞丐的腳，把人們直接送往來世或者墨西哥的虛無。
如果我說了算，我今天就把你從這兒接走，女兒說。
别擔心，我說，也許你自己的問題還不少呢。
女兒直勾勾地盯着我，什麼也不說。
地震期間，醫院的患者都從床上跌了下來，那些被捆住的病人，我說，病房裡沒有一個人照管，護士都跑到大路上了，有些還回市裡去看家裡出事兒了沒有。
那幾個小時，瘋子們随心所欲地幹了些自己想幹的事兒。
他們都幹嗎呢？女兒問。
也沒怎麼。
有些開始祈禱，有些走到院子裡，大多數繼續在床上或者地闆上睡覺。
真幸運，我女兒說。
你在幹什麼呢？我禮貌性地問了一句。
沒幹什麼，我來到樓下一個朋友家，我們三個人待在一起。
都有誰？我問。
我的朋友，她的兒子和我。
我們的朋友中沒有人死掉吧？沒有，我的女兒說。
你肯定嗎？絕對肯定。
我們就完全不同了，我說。
為什麼？我女兒說。
因為沒有離開弗塔萊薩醫院，我知道，不止一個朋友可能在地震中撞死了。
沒有死人，我女兒說。
沒關系，沒關系，我說。
我們沉默了片刻，望着醫院的瘋子們，他們像小鳥、六翼天使、小天使那樣漫步着，他們的頭發上都粘着屎幹掉後的硬殼。
太令人絕望了，我女兒說，或許我自以為聽到她這樣說。
我記得她開始哭起來，但我盡量不去理睬，我設法不要管。
你還記得勞拉·達米安嗎？我問。
我幾乎不認識她，女兒說，你也差不多不認識她。
我跟她父親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說。
一個瘋子跪下來在一扇金屬門邊嘔吐起來。
你是在勞拉死了後才跟她父親成為朋友的，我女兒說。
不，我說，在那場悲劇發生之前我就跟奧爾巴羅·達米安是朋友。
噢，我女兒說，咱們别争論這個了。
後來她又跟我聊了會兒城裡還在進行的救援工作，那些她即将參加，或者參加過或者想參加（或者從某個距離旁觀）的工作，她還告訴我她母親在考慮永遠離開墨西哥城。
我一下子來了興趣。
去哪兒？我說。
去普埃布拉，我女兒說。
我本來想問問她們打算怎麼處理我，但是琢磨起普埃布拉讓我忘了問。
後來我女兒就走了，我又獨自跟勞拉·達米安在一起了，跟勞拉和醫院的這些瘋子們在一起，她的聲音，她看不見的嘴唇告訴我别擔心，還說如果我的妻子去了普埃布拉，她會待在我身邊，而且不會有人把我弄出精神病院，如果有一天誰這樣幹了，她會跟我一起出去。
噢，勞拉，我歎了口氣。
這時勞拉問我，假裝不知道的樣子，墨西哥年輕詩人們的境況，還問我女兒帶來他們漫長、血腥征程的消息了沒有。
我告訴她，大家都挺好的。
我撒謊說：他們都挺好，幾乎每個人都發表了作品，這場地震将給他們奉上好幾年的寫作素材。
别跟我說地震，勞拉·達米安說，跟我談詩歌好了，你女兒還說什麼了？這時我感覺已經累了，累到心裡了，我說一切都挺好，勞拉，所有的人都挺好。
人們還在讀我的詩嗎？她問。
還在讀，我說。
别向我撒謊，基姆，勞拉說。
我沒有撒謊，我說，然後閉上雙眼。
我睜開眼睛時，在弗塔萊薩的院子裡溜達的瘋子們形成的包圍圈已經鎖住了我。
每個人都驚恐萬狀地喊叫着，發出哀号般的祈禱聲，撕開自己的衣服，像發瘋了似的美式足球運動員般跑起來，試圖讓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轉的無數雙眼睛凝視下逐漸萎靡。
但我沒有這樣做。
這些瘋子拉成圈把我圍住，我像羅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們，後來我望着地面，看見了紅螞蟻、黑螞蟻，在混戰中被鎖在一起，我什麼話也沒說，什麼反應也沒有。
天空很藍。
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頭和樹叢。
雲朵潔白，向西飄去。
後來，望着這些四處蹒跚而行、被更加瘋狂的命運當做人質的瘋子，我又一次閉上了眼睛。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6年1月。
我居然想發表作品了，真有趣。
長久以來，我又是苦寫，又是修改、重改，還扔掉了很多詩稿，可是，這一天終于來了，我已經準備好發表作品，開始給雜志社和報紙的文化副刊投稿。
瑪麗亞經常告誡我。
他們不會答複的，她說，他們甚至都不會讀你的東西。
你應該親自去面對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見。
我照她說的辦了。
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願見我。
但也有願意見的，我就跟副主編或者書評部的頭兒談。
他們問我些生活上的事兒，我讀什麼書，迄今為止都發表過什麼東西，上過什麼寫作班，在大學選修過什麼課。
我很天真：居然給他們講了與本能現實主義者們的交往。
跟我談話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現實主義者是些什麼人，不過提到這個組織時會刺激起他們的興趣。
本能現實主義者？他們是什麼人？我就簡單解釋一番本能現實主義的簡史，他們笑而不語。
有幾個還寫下個把名字或者記點什麼。
有幾個要我作進一步解釋，然後感謝我一番，還說會給我打電話，讓我過兩周再來，他們會通知我。
還有不多的一些人會想起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但記憶已經很模糊。
比如他們不知道烏裡塞斯還活着，貝拉諾已經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還算知道他倆，還記得烏裡塞斯和貝拉諾以前創造的那個圈子，在朗讀會上與詩人們激戰的情景，還記得他們否定一切，還記得他們與埃弗拉因·韋爾托的關系不錯，他們說，那麼你自己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嗎？這時他們就說很抱歉，不會發表我的哪怕一首詩。
瑪麗亞說，當我失望日甚轉而求助她這是很正常的。
墨西哥文學界，也許包括任何拉美文學界，都是這樣，這是一種嚴密的派系組織。
體諒是求不來的。
但我不想因為任何原因被人體諒，我說。
我知道，她說，可是，如果你想發表作品，最好永遠别再提本能現實主義者。
但是，我依然沒有放棄。
我開始厭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詩歌至少還值得略加關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話。
過了段時間，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雜志，不是我想發表東西的那種雜志，而是有些不同，屬于那種在一個一百六十萬人口的城市中必然會源源不斷冒出來的那類雜志。
那些出版商和編輯都是些可怕至極的男男女女，都像是從陰溝裡爬出來，你隻要看看就明白了，屬于被開除的官員和痛改前非的殺手的混合品。
不過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本能現實主義，對陳述它的故事毫無興趣。
他們的文學概念止于（也沒準是開始呢）巴斯孔塞洛斯，盡管不難想到他們對馬裡亞諾·阿蘇拉、亞内斯、馬丁·路易斯·古斯曼滿懷欽佩，也許他們隻知這些作家的聲名。
其中有一家雜志叫《塔馬爾》，主編是一個叫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的男人。
我在這份雜志總共兩頁的文藝欄裡發表了自己的詩歌處女作，洛佩茲·塔皮亞親自把我掙的錢開了支票給我。
那天晚上，把支票兌成現金後，我和瑪麗亞、弗蘭茲去看了一場電影，然後又在城裡一家飯店吃了一通，算是慶祝。
我已經厭倦了廉價的飯菜，我要好好招待自個一番。
此後，我就不再寫詩了，至少寫得沒有以前那麼多了，我開始寫有關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寫些有關鮮有人知但還存在的花園的小品文，有關殖民時代建築的小文章，有關特定地鐵線的報道，而且，我寫的一切或者說差不多一切全發表了。
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盡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雜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蘭茲去查普特派克公園了，而是帶他到雜志辦公室，趁他在打字機上梆梆亂敲的工夫，我就幫雜志的工作人員規整下一期的内容，這從來都是個問題，因為我們的雜志經常很難準時發行。
我學着做些排版和編輯工作，有時甚至需要選挑照片。
另外，大家都很喜歡弗蘭茲。
當然，我的錢還沒有賺得多到放棄吉甘特超市工作的地步，就算如此，我也感覺挺好，因為在超市上班時，特别是工作很煩的時候（如星期五下午，或者星期一上午），我就構思下一篇文章，我要寫的有關科約阿坎小販或者拉維拉表演吞火雜技的人或者不管什麼的故事，而且時間會過得飛快。
一天，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讓我寫些低級政客的特寫，我猜要寫的對象是他的朋友們或者朋友的朋友，我拒絕了。
我隻能寫自己感覺有關系的東西，我說。
他說：你為什麼對殖民時代的那些屋子這麼感興趣？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但仍然态度強硬。
一天晚上費爾南多邀請我出去吃飯。
我請瑪麗亞照顧弗蘭茲，我們去了南羅馬街上的一家飯店。
說真的，我期待有好事發生，更加高級的好事，可我吃飯時卻開了很多玩笑，我幾乎什麼也沒吃。
那天晚上我跟《塔馬爾》雜志的老闆睡了。
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跟任何人有過性關系了，那次完全稱不上愉悅的經曆。
一個星期後，我們又做了一次。
過了一個星期又做了。
有時，說實話，通宵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花幾個小時像個夢遊者般讨論作品，那會相當辛苦。
但我想過自己的生活。
說心裡話，我知道我必須過自己的生活。
一天晚上，費爾南多出現在莫特斯大街上。
他說想看看我住在哪裡。
我把他介紹給瑪麗亞，起先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自己是個公主，可憐的費爾南多是個不識字的農民似的。
好在我覺得他沒有注意到瑪麗亞的态度有多不客氣。
他從來都是個完美的紳士。
我喜歡這點。
一會兒後，瑪麗亞就回自己房間去了，隻剩下我、弗蘭茲和費爾南多。
這時費爾南多告訴我，他來是想看看我，又說想一直看着我。
這挺傻的，可我喜歡他這樣說。
後來我上去找瑪麗亞，我們四個一起出去吃晚飯。
晚上我們笑笑鬧鬧很開心。
一個星期後我拿了幾首瑪麗亞的詩給《塔馬爾》雜志，他們也發了。
如果你的朋友寫什麼東西，費爾南多說，告訴她，我們雜志的版面随她用。
問題是，我很快就發現，盡管瑪麗亞在大學學了不少東西，卻不知道怎麼寫散文：我是指恰當地斷句、把語法弄正确了，同時沒有詩歌的那種矯揉造作。
所以，她花了好幾天時間試着寫一篇舞蹈方面的文章，可是無論如何辛苦努力，我認真幫助，還是寫不出來。
最後，她寫出來的還是一首很不錯的好詩，标題是《舞蹈在墨西哥》。
她交給我讀完後，又跟其他幾首詩收起來了，然後就徹底忘了。
瑪麗亞是個很厲害的詩人，肯定比我出色，但卻不知道怎麼寫散文。
真是太糟了，這也就終結了她為《塔馬爾》定期撰稿的機會。
不管怎麼樣，我認為，這對她沒有絲毫影響，因為她對這個雜志向來嗤之以鼻，好像在她之下。
但這就是瑪麗亞，我就喜歡她這種派頭。
我跟費爾南多的關系持續了更長一段時間。
他是個有家室的人，我從一開始就想到了，有兩個孩子，大的那個已經二十歲，他不打算跟妻子離婚（我也不想讓他離）。
我現在不時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
他介紹我時總說我是他最多産的作者。
我其實也盡量這樣努力，有一段時間，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雜志，我一個晚上差不多平均隻睡三個小時。
但我不在乎，因為我的狀态逐漸好起來，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縱然我不想再在《塔馬爾》上發表詩，其實我都接管藝術欄了，在發表哈辛托和沒有機會發表作品的其他朋友們的詩歌。
我學到不少東西。
我在這兒學到的最大的技藝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編輯一份雜志。
我學會了安排版面，與廣告商談判，跟畫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論上重要的人交談。
當然了，沒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
大家都以為我靠費爾南多給的工資生活，以為我是個大學生，而我從來沒有上過大學，甚至高中都沒念完。
這自有其迷人之處。
這有點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當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變成一個售貨女郎或者收銀員時，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發現自己有能力把兩份工作都幹得很漂亮，雜志的這份是因為我喜歡，我能學到很多，吉甘特這份是因為我必須照顧弗蘭茲，我得給他買衣服、學校用品，得付我們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為我父親，那個可憐的人，現在的日子難過起來了，無法再給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連自己用的錢都不夠。
底線是，我必須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來撫養弗蘭茲。
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僅寫作還在學習。
一天，費爾南多說他有事要跟我談談。
我進去找他，他說希望我們能一起生活。
我想他這是在開玩笑，因為他偶爾會有這樣的興緻，想跟世界上每個人一起生活，我滿以為也許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館做愛，幫我租間公寓之類的。
可這次他卻是當真的。
當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
至少不會突然離去，而是如他所說逐漸采取一系列行動，我們用了好幾天時間探讨這種可能性。
毋甯說是費爾南多跟我講，擺出各種可能性，我聽着，認真地思考着。
我告訴他不想後，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幾天對我怒氣沖沖。
這時我開始給其他雜志投稿了。
大多數遭拒，但還是有雜志要發。
跟費爾南多的關系變得糟糕起來，我不敢說是為什麼。
他動辄挑剔、批評我的活兒，我們一起睡覺時甚至對我動粗。
有時他又顯得特溫柔，給我送各種禮物，對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不怎麼嚷嚷，最後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爛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雜志上，我覺得這是件挺大的事兒。
這讓我有種安全感，我開始自動與費爾南多和《塔馬爾》疏遠了。
剛開始還很不容易，但我已經習慣了世事的艱難，他們也不糾纏我。
後來我在一家報社找到一份編輯的工作，辭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兒。
最後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瑪麗亞、弗蘭茲一起共進晚餐以示慶賀。
那天晚上，席間，費爾南多過來看我，我沒有讓他進屋。
他在街上叫罵了會兒後就走了。
弗蘭茲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
他們倆是如此之相像。
瑪麗亞和我不想觀望，我們假裝（也許我們裝得不那麼深沉）氣得歇斯底裡。
其實，我們凝視着對方的眼睛，無言地訴說着想要表達的一切。
我記得我們熄了燈，費爾南多的叫罵聲被屏蔽在外逐漸遠去，那是絕望的叫喊，最後什麼也聽不到了，他走了，弗蘭茲說，他們把他弄走了，這時瑪麗亞和我凝望着對方，不再假裝了，而是顯得特别嚴肅，雖然已很疲憊，但還想繼續這樣凝視着，幾秒鐘後，我站起來把燈打開。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後來一個小夥子問我：塞薩雷亞的詩在哪兒？我從“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死亡的泥淖中或者從對他的記憶的滾開的熱湯中回過神來，那是一鍋不能吃的神秘的熱湯，懸浮在我們的命運之上，我似乎覺得如此，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或者龍舌蘭的廣告。
我說：在最後一頁，小夥子們。
我望着他們新鮮、專注的臉，看着他們的手翻着陳舊的書頁，然後又偷偷打量着他們的臉，他們也望着我，還說：我們沒有浪費你的時間吧，阿馬德奧？你感覺好嗎，阿馬德奧？要我們給你做點咖啡嗎，阿馬德奧？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嚴重，我站起來，搖搖擺擺地走到前屋的鏡子前，看着自己的臉龐。
我還是我自己。
但那個自我已經不是我習慣了的自我，無論是好是壞，但人還是我自己。
我說，小夥子們，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來點龍舌蘭，他們把我的杯子端過來，滿上，我喝了，我還能把自己與鏡子裡那個傾靠過去、茫然失神、水銀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區分開來，或者我想說，我還能把自己的手從那面老鏡子（同時，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張同時開口說話的小臉似的快速遊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們在說什麼）上拿掉。
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後又問他們有什麼想法，因為這時他們已經面對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薩雷亞本人的詩，他們不提詩，也不說别的任何東西，隻是那麼瞧着我，然後把雜志放在他們之間，再次紮進1920年代的那片爛泥潭，那隻充滿了灰塵的緊閉的眼睛，他們說嗨，阿馬德奧，你手上隻有這一件她的東西嗎？這是她惟一發表過的詩嗎？我說，或者輕聲嘟囔着：是啊，小夥子們，全都在這裡了。
我又補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們的真實想法：失望了嗎？可我覺得他們甚至都沒有聽見我的話，他們把腦袋湊在一起盯着那首詩，其中一位，那個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個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
我想沒有讓兩個小夥子的期望受挫，後來我就不再看他們，也不再說什麼，我攤開身子，四肢發出咔嚓咔嚓的裂解聲，其中一個擡眼聽着這聲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證我沒有裂成碎片，然後目光又回到塞薩雷亞身上了，我打了個哈欠或者歎了口氣，刹那間，那些遙遠的影像浮現在我眼前，塞薩雷亞和她的朋友們走在墨西哥城北邊的一條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間，真有意思，我又打個哈欠，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打破沉默，用一種清晰又愉快的聲音說，很有意思，另外那個立刻附合同意。
不僅僅是有意思，他說，他小時候就看到過這東西。
怎麼可能呢？我說。
在夢中，這個小夥子說，那時我可能還不滿七歲，在發高燒。
塞薩雷亞的詩？他七歲的時候就看到過？他看得懂嗎？他明白什麼意思嗎？因為那總得有點意思吧？兩個小夥子看着我說不，阿馬德奧，一首詩不見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詩，不過這一首，塞薩雷亞的這一首，恐怕連詩都算不上。
我說，我來看看，我像乞求什麼似的伸出手，他們把在這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那期《卡沃爾卡》遞到我痙攣在一起的手指中間。
我看着那首讀過很多遍的詩。
《錫安》 我問兩個小夥子，我說，孩子們，你們從這首詩裡領會到什麼了？我說，孩子們，我已經看了它四十多年，我從來沒有搞明白過這個該死的東西。
真的。
我跟你們說實話。
他們說：這是個玩笑，阿馬德奧，這首詩是在開一個玩笑，後面藏着更嚴肅的東西。
可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說。
我們來想一想吧，阿馬德奧，他們說。
當然可以，請吧。
我說。
其中一個小夥子起身走進衛生間，另一個起身走進廚房，他們像佩德羅·巴拉莫[墨西哥小說家胡安·魯爾福同名小說《佩德羅·巴拉莫》中的主人公名字。
]般在我這座房屋地獄，或者我的房子變成的記憶地獄漫遊時，我則打起盹來，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開始打盹，因為這時已經很晚了，我又喝了那麼多酒，但我還是總能聽到他們走來走去，好像在活動雙腿，不時聽到他們的說話聲，互相詢問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東西，我想可能是些嚴肅的東西，因為在問答的間隔經常出現長時間的沉默，也可能在說些不那麼嚴肅的事情，因為他們又不時地笑笑，唉，這兩個小夥子，我想，噢，多麼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經很久沒有喝過這麼多酒，說過這麼多話，回憶過這麼多往事，度過這麼多開心時光了。
我又一次睜開眼睛，兩個小夥子打開燈，一杯冒着熱氣的咖啡端到我面前。
喝了吧，他們說。
遵命，我說。
我記得喝咖啡時兩個小夥子又在我對面坐下，議論着《卡沃爾卡》裡的其他作品。
好了，我說，謎底是什麼呢？這時兩個小夥子望着我說，沒有什麼可神秘的，阿馬德奧。
18 華金·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質數。
我回到家時一切都變了。
妻子已經不住在這裡，女兒安格麗卡跟她的情人、一個比我還大幾歲的戲劇導演睡在我的卧室裡，其間，兒子接管了花園裡的小房子，跟一個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
他和安格麗卡都有工作，但掙的錢不多。
女兒瑪麗亞住在革命紀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館裡，幾乎從不來看看妹妹和弟弟。
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
那個戲劇導演還是個很有心計的人。
他有個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這人或許是他的弟子，我說不準，他沒有多少錢，運氣不佳，但卻盼着寫出一部戲來，有朝一日給自己掙得大名和财富。
晚上，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喜歡這樣說。
兒子的女友幾乎不說一句話。
我喜歡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
我在沙發上鋪了條毛毯躺下，然後閉上眼睛。
吵鬧聲依舊。
不對，我搞錯了。
不知什麼東西使這吵鬧聲顯得有點異樣，害得我睡不着覺，我這樣打發了好幾個晚上，開着電視機，坐在沙發上，半閉着眼睛。
後來我搬進兒子過去住的房間，我的情緒驟然提起來。
我想這是因為房間裡還保留着一種幸福的氛圍，無拘無束的青春的氛圍。
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三天後這房子的味道已經像是我的了，換句話說，像老年人和瘋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從前的樣子，我開始沮喪起來，不知如何是好。
我無聲無息地在這幢空房子裡等着好幾個鐘頭過去，直到我的某個孩子下班回來，我們才交談幾句話。
有時會有人打來電話，我就接一下。
喂？誰啊？沒人認識我，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回家一個星期後我開始在小區周圍散步。
起初是短距離步行：繞着這個街區轉一周，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慢慢地，我變得越來越大膽，起先還是探試性的外遊活動把我領向越來越遠的天地。
這個小區已經變了。
我遭到過兩次搶劫。
第一次是那些帶着廚房菜刀的孩子們幹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夥們，他們沒有從我口袋裡找到錢後就揍了我一頓。
可是我已經沒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
這是我在弗塔萊薩醫院學到的一種本事。
那天晚上，我兒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傷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我告訴她我不在乎經常挨揍。
你喜歡這樣嗎？她問。
我可不喜歡，我說。
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樂意。
一天晚上那個戲劇導演說國立貝拉斯美術學院要給他一個項目做。
我們慶賀了一下。
我兒子和他女朋友出去買了瓶龍舌蘭，我女兒和導演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其實，兩個人誰也不會做飯。
我忘記他們做了什麼菜。
反正是食物。
我什麼都吃。
可這頓飯不是很好吃。
做飯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現在生活在别處，已經對這種即興晚餐毫無興緻了。
我坐在桌邊開始顫抖。
我記得女兒看着我，問我是不是生病了。
隻是有些發冷，我說，這是真話。
這些年來我成了那種動辄發冷的人。
來一小杯龍舌蘭會緩解，但我不能喝龍舌蘭或者任何酒類的飲料了。
我就那樣顫抖着，吃着東西，聽他們說話。
他們談論着美好的未來。
談論着傻裡傻氣的事情，但他們真正談論的還是美好未來，隻不過這未來沒有把我兒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納進去，我們也微笑着，談論着、制訂着我們的計劃。
一個禮拜後，本來要提供資助的那個部門因為削減開支關閉了，那個戲劇導演最後什麼也沒撈着。
我覺得該到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我還真采取了行動。
我給幾個老朋友打了電話。
起先沒有一個人想得起我。
你去哪兒了？他們總是這樣問。
你從哪兒來？這些年你是怎麼過的？我告訴他們剛從海外歸來。
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帶旅遊來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爾。
我在觀賞開羅的建築，在建築方面太有啟發性了。
啟發性？是的，非常有啟發性。
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綠地太少。
比如像衛星城，可惜沒有流水穿過。
比如像内薩瓦爾科約特爾。
我們所有的建築師們都該斃了。
我還去過突尼斯和馬拉喀什。
去過馬賽。
去過威尼斯。
去過佛羅倫薩。
去過那不勒斯。
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幹嗎又回來了？墨西哥城都快變成地獄了。
你大概知道這些新聞。
沒錯，我沒有停止過關注，我告訴他們。
沒有少報道。
我女兒經常把墨西哥的報紙寄到我住的旅館。
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國，我想念它啊。
這樣的地方天底下沒有。
别跟我胡說八道了，基姆，你太不當真了。
我絕對當真。
絕對當真？我發誓，絕對當真。
有時，早晨，吃過早點，望着地中海人和歐洲人喜歡劃的小船，我就會想念墨西哥城，眼裡噙滿淚水，還會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遲早是要回去的。
我的某個朋友會說：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嗎？我就說沒錯，那是多年以前。
其實，我離開精神病院後就出國了。
那是遵醫囑。
我的朋友們會嘲笑這個那個的托辭，因為我每次講的這個故事版本都不同，他們會說，噢，基姆，然後我就趁機問他們知道有什麼工作可以讓我做，某家建築公司有沒有小活兒，什麼都行，業餘小活兒什麼的，這促使我習慣這樣一個想法：我得找個全職的工作，這時他們就回答說就業形勢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閉，安德烈·德爾·圖羅離開家鄉去邁阿密了，雷福吉奧·奧蒂斯·德·莫特西諾斯已經去休斯頓開店了，他們說隻想讓我對情況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還是繼續打電話，濫用他們的耐心，繼續講述着我在這個世界上那些更加快樂的地區的冒險經曆。
這份執着終于讓某個建築師工作室繪圖員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
這個建築師還是個剛剛出道的孩子，他發現我是個建築師而不是繪圖員時滿心歡喜。
晚上，我們關了小小辦公室的門，來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裡的一家酒吧。
這家酒吧名叫“命運”，我們坐在那裡談論建築、政治（這孩子是個托洛茨基派）、旅遊和女人。
他叫胡安·阿雷納斯。
他還有一個合夥人，我幾乎從未見過，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家夥，也是個建築師，但瞧着更像個秘密警察，幾乎從不在工作室露面。
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納斯和我兩個人在維持局面，因為幾乎無事可做，我們喜歡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聊天上了。
晚上，他就開車送我回家，當我們像在一場逐漸淡然的噩夢中穿過整個墨西哥城時，我有時會覺得胡安·阿雷納斯就像我本人更開心的化身。
一天，我邀請他上家裡來吃午飯。
那是星期日。
家裡沒人，我給他做了熱湯和煎蛋卷，然後就在廚房吃了。
在這兒吃飯比較惬意，聽着花園裡來啄食的鳥兒的鳴聲，看着胡安·阿雷納斯，一個簡單天真、毫不裝腔作勢的孩子，吃起東西來全心全意。
他一個人生活。
他家不在墨西哥城，是馬德羅城人，有時他覺得待在首都挺失落的。
随後我女兒和她的夥伴回家，看到我們在看電視、玩撲克。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胡安喜歡我女兒，從那以後他就經常過來。
有時，我會夢見我們一塊住在科裡馬大街這幢房子裡，有我的兩個女兒、我的兒子、戲劇導演、洛拉和胡安。
沒有我的妻子。
我沒有夢到她跟我們住在一起。
可是事情絕對不像夢裡發生的那樣，一天，胡安和他的合夥人關了工作室，從此消失，他們沒有說起去哪裡。
我又一次得給老朋友們打電話求助了。
經驗告訴我，最好找個繪圖員而不是建築師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又開始勤奮工作了。
這次是在科約阿坎的一家公司。
一天晚上，老闆邀請我去參加聚會。
另一個選擇是走向最近的地鐵站，然後回到必将是空空蕩蕩的一幢房子裡，所以我接受邀請去了。
派對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樓裡舉行。
刹那間，我覺得這裡似曾相識，感覺以前來過，後來我想應該沒有來過，隻是因為某個時期某個小區所有房子都設計得大同小異，我這才放松了，然後徑直走進廚房去找吃的，早飯後我到現在還沒進一口食呢。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忽然感覺很餓，很少遇到這種情況。
很餓、很想喊叫又很開心。
我沖進廚房，裡面有兩男一女私密地談論着一個死人。
我拿了塊火腿三明治吃起來，又喝了兩口可樂沖下去。
面包有點幹硬。
三明治味道卻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塊，這次是幹酪三明治，我一點一點地吃着，沒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細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樣微笑着。
聊天的三個人，兩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們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們靠近一些，我聽到他們在說什麼：談論一具屍體和一場葬禮，我的一個朋友，一個建築師，他死了，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說我也認識他。
就這樣。
他們在談論一個我也認識的死人，後來他們又聊起别的事兒來，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兒，于是出去來到花園，這裡長滿了玫瑰和杉樹，我走向鐵皮大門，觀望着外面的車輛。
這時我看見自己那輛1974年産的老英帕拉開過來，因為磨損的緣故，看上去外觀很糟糕，漆也剝落了，擋闆和門上坑坑窪窪的，它極其緩慢地移動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間大街尋找我，我心中頓時因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開始顫抖，用手抓住大門免得跌倒，還好，沒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鏡掉了，從鼻頭滑出去，落進灌木叢或者樹木、玫瑰花叢，我說不上具體落哪兒了，隻聽到了聲音，我知道沒有摔碎，我想如果彎腰去撿，我接近英帕拉的機會就将錯過，可是我要看不見是誰開着那輛幽靈般的小車，那輛我在1975年最後幾個小時和1976年最初幾個小時裡失去的小車。
如果我看不清誰開着那輛車，看見它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時我腦子裡出現了更離奇的念頭。
我想：我的眼鏡早就跌掉了。
我想：片刻前，我還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鏡。
我想：現在我的感覺發生了變化。
意識到現在需要眼鏡看東西時，我開始擔心起來，我彎下腰去找眼鏡（戴與不戴有什麼區别啊！）站起來時英帕拉還在那兒，我覺得自己的動作一定快得隻有瘋子才能辦得到，我看見那輛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鏡，這副直到那一刻我還不知道自己擁有的眼鏡，朝黑暗中望去，搜尋着司機的臉，既渴望又懼怕，因為我想可能會看見塞薩雷亞，那個失蹤的詩人，在我那輛失蹤的英帕拉的方向盤邊，我想塞薩雷亞正在從過去冒出來，把我帶回到我年輕時最喜愛的那輛小車上，那輛對我意義非同尋常，而我卻很少有時間享用它的小車。
可開車的不是塞薩雷亞。
事實上，壓根就沒有人駕駛我的那輛幽靈車！或許我認為沒人駕駛。
接着我意識到小車不會自動行駛，好像是個可憐、矮小、沮喪至極的小男人在駕駛着那輛破爛的英帕拉，我朝大夥聚會的房間往回走去，垂頭喪氣的樣子猶如負載着千斤重壓。
可是，走到一半時我忽生一念，我又回過頭，但英帕拉已經不在街上了，無論看得見還是看不見，現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見了。
大街變成各種遺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闆，最離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塊遺失的碎片。
我的小車不見了。
在某種意義上我還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
我的小車再次回到我的頭腦中。
我也再次回到我的頭腦中。
後來，在無奈和迷茫中，在一聲純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聲中，我明白了，我們都受命運的擺布，我們都會淹死在暴風雨中，我知道，隻有那個最聰明的人，我自己顯然不在此列，才會在暴風雨中漂泊更長的時間。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爾大街，巴塞羅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個失敗者，貝拉諾，請記住我說的話。
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離開智利的，準确地說是3月5日晚上八點，躲在那不勒斯号貨船的底艙裡。
換言之，我是一個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終的目的地在哪兒。
我不想細數這次橫渡中經曆的各種不愉快的細節。
這麼說吧：那時我比現在年輕十三歲，在我們聖地亞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納）社區，朋友們都管我叫“太空飛鼠[MightyMouse，美國1940—1960年的一部動畫卡通名稱。
]”，這個綽号是照那個滑稽可愛、與犯罪行為作鬥争的小動物取的，童年時代，那家夥給我們的午後時光增色不少。
簡單地說，現在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已準備要放棄這段艱辛的旅程。
至少，照他們的說法，從生理意義而言是這樣。
饑餓、恐懼、暈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斷的昏暗或者恐怖，這一切就不用說了。
總有慈悲心腸的人冒險下到艙底給我帶來一塊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
另外，在這個世界上我有的是時間用來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現代都市，無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
于是我這才有可能檢視自己的童年（當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艙時最适合有條不紊地幹這種事），沒多久我們就到了巴拿馬運河。
從那時起，或者換句話說，當那艘船載着我們穿越大西洋時（啊，離我可愛的祖國乃至我的那片大陸已經那麼遙遠，并非因為過去我總能夠看到那片大陸，而是内心深處一直深深眷戀着它們），我已經開始解析早已成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
我認為，一切都必須改變，盡管我那時完全不清楚如何來實現這種改變，或者走什麼樣的道路來改變。
其實，我不過是在消磨時間，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為，經這麼多天在潮濕、悶聲悶氣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經快要熬出頭了，這樣的經曆我希望我最壞的敵人都不要碰到。
後來，一天早晨我們在裡斯本的碼頭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轉變。
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馬上就在那裡上岸，可是一個偶爾給我點吃的東西的意大利士兵說，像我這種情況的人在葡萄牙邊境無論走陸路還是水路都會碰上麻煩。
所以我還得老老實實待着，那兩天簡直就像兩星期，我隻能聽着底艙裡的聲音，底艙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張着。
在箍桶似的貨艙裡，每隔一會兒，我就覺得愈加不舒服和煩躁，陣陣毫無規律地襲來的冷氣讓我顫抖不已。
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們終于起航了，把那個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後，我發燒時在夢中把它想像成一個黑色城市，那裡人們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紅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頭建成，也許因為我一直蜷縮在那裡，已經奄奄一息處于半睡眠狀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奧，在1966年英國舉行的那場世界杯比賽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隊的黑豹，在這場比賽中，我們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對待。
回到遼闊的大海上後，我們開始繞着伊比利亞半島航行，我的病還沒有痊愈，病得那麼厲害，一天晚上兩個意大利人把我帶到甲闆上，讓我吸點空氣，我看到遠方的燈火，我問那是什麼，那燈火屬于世界的哪個地方（這個世界似乎非常不友好），意大利人告訴我說是非洲——就像大夥平時說“鳥嘴”或者“蘋果”那樣——這時我真的開始顫抖起來，發燒的感覺像癫痫發作了，其實不過是發高燒而已，後來意大利人撇下我一個人坐在甲闆上，他們走到甲闆的另一邊，那樣子就像離開病室去吸支煙，我聽到一個意大利人對另一個意大利人說：如果他死在我們手上，我們最好把他扔進海裡，另外那個意大利人說：好的，好的，可他不會死的。
雖然我不會講意大利語，但我聽得明明白白，因為，學者們說了，我們的語言同屬羅馬語系。
我知道你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景，貝拉諾，所以我不想多說。
恐懼或者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給了我連自己都意識不到的力量，我對意大利人說我挺好，我不會死的，下個港口是哪兒？後來我強撐着回到底艙，蜷縮在自己的角落裡睡了。
抵達巴塞羅那時我的身體好多了，到港口的第二天晚上，我跳下船，像倒夜班的普通工人般步行走出港灣。
我背着自己的衣服，揣着從聖地亞哥帶的藏在襪子裡的十美元。
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瞬間，它們會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尺寸出現，但我永遠忘不了巴塞羅那的大街小巷，那天晚上，它們就像一個你從未謀面但很清楚将是自己一生摯愛的女孩般向我張開了懷抱。
我發誓，不出三個小時，我就找到了活兒幹。
如果一個智利人有雙結實的胳膊，而且不懶惰，他随處都可以謀生，我去道别時父親這樣告誡。
我真想朝這老雜種的臉砸一拳，不過這又是另一碼事了，幹嗎要再提它呢？關鍵是，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夜晚，長途橫渡的那種颠簸感消除後，我已經開始洗上盤子了。
這個飯館叫華金娜阿姨，在埃斯庫迪勒爾斯大街上。
大約淩晨五點時，在疲憊卻快樂的心情中，我離開那家酒吧，向孔奇膳宿公寓（什麼名字啊！）走去，這是飯館一個服務員推薦的，那孩子打穆爾西亞來，也住在那個垃圾場般的地方。
在孔奇膳宿公寓待了兩天，我很快就被趕走了，因為拿不出有關證件，可能會上警察的名單，我在華金娜阿姨飯館裡待了一星期，直到那個真正的洗碗工嚴重的流感好了。
後來的幾天裡，我又看了别的出租公寓，看過醫院大街、品托·富圖尼大街、波克裡亞大街等地的房子，最後在胡塔·德·科默西奧大街上找到艾梅麗亞出租公寓，多好聽的名字啊，這兒沒人管我要證件之類的東西，我跟另外兩個人共用一間屋子，警察一來，我就躲進一個沒有背闆的衣櫃裡，從不抱怨。
不難想像，在歐洲的第一個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打發掉，因為我每周必須要付住宿費。
另外，因為回到踏實的大地上了，我的食欲，橫渡期間一直冬眠的食欲，又蘇醒了，而且變得比我記憶中的還貪婪。
可是，從一個地方步行到另一個地方，比如從出租房出發去上班或者從飯店回出租房的路上，我開始碰到一些從前不曾遇到的事兒。
沒多久我便意識到這點了。
除了謙卑，我向來都很警覺，如果不是别的，我開始留心自己身上發生的事兒。
這事兒挺簡單，不過，得承認剛開始還是挺讓我擔心。
換了你也會擔心的。
向你透露一點吧：比如，我沿大街走着，盡量顯得挺開心，琢磨着一個正常人該琢磨的事兒，忽然，我頭腦中會蹦出幾個數字來。
比如先是1，然後是0，然後是1，然後又是1，然後是0，然後又是0，然後又回到1上。
這樣循環反複個不停。
起先，我以為是困在那不勒斯号的肚子裡時留下的殘疾。
可事實上我感覺挺好，吃喝拉撒都挺好，挺正常，像個嬰兒般能睡上六七個小時，我的頭一點都不疼了，所以不可能是疾病。
後來我又琢磨會不會是因為生活場景變了，也就是說換了國家、大陸、半球、習俗等，一切都變了的緣故。
當然，後來我又開始怪怨自己的神經出了毛病。
我們家族有過幾起神經病的先例，就是說出過幾個神經錯亂的人，沒人是十全十美的。
可這些解釋沒一個有說服力，漸漸地我也适應了。
我習慣了這些數字。
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糾纏多久，因為答案的到來并非遙遙無期，而且忽然就來了。
一天下午，廚房的另一個夥計給了我一張他買的多餘的足球彩票。
不知道為什麼，我并不想在上班的時候填寫，我把它帶到出租房。
那天晚上，當我沿着人流已經稀疏的大街小巷往家裡趕時，那些數字又開始出現了，我立即把這些數字與這張彩票聯系起來。
我走進聖塔莫尼卡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和一支鉛筆。
這時數字又不閃現了。
我的頭腦一片空白！等我出去時，數字又開始出現了。
我看到一家還開張的報攤，0，我看到一棵樹，1，我看見兩個醉漢，2，數字不斷地閃現，直到十四個比分都能填全。
可我卻沒有帶筆在街上把它們寫下來，于是我不再繼續向出租房走去，而是走到街道盡頭，然後又返回來，我好像剛起床，還有整整一夜的時間在前方等着我用呢。
聖何塞市場附近的一個攤主賣給我一支筆。
我停下來買筆的時候，那些數字又不出來了，我感覺就像來到一個懸崖邊，搖搖晃晃的。
後來我又回到那條街，頭腦裡卻一片空白。
我告訴你，這種時刻太痛苦了。
忽然，那些數字又出現了，我拿出票開始寫下來。
0是X，你不必是天才也能琢磨得出，1是1，而2這個數字在我的頭腦中不論是艱難的浮現或者閃現出的，就是2。
很簡單，是吧？走到加泰羅尼亞廣場地鐵站時，我已經把票填好了。
這時魔鬼開始誘惑我，我又慢慢地返回聖塔莫尼卡大街，像個夢遊者或瘋子一般，把那張票放在離我的臉隻有一寸之遠的位置，檢查一直在我頭腦中閃現的那些數字跟我寫在這張小小的幸運紙上的數字投上了沒有。
絲毫不差！我像張望夜空那樣，看到了數字0，1，2，但順序變了，這些數字來得更快了，我經過裡塞奧時，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數字又閃現在眼前了。
我決定不在這上頭絞盡腦汁，我回去睡覺了。
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屋子裡脫衣服時，聽着我視為室友的兩個雜種的鼾聲，我忽然覺得自己快要瘋狂了，我覺得這太可笑了，我隻好坐在床上，捂住嘴别放聲大笑出來。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後，十四個比分全答對的人共有九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此事非得親自經曆後才會嘗到個中滋味——他們不會給我那筆錢的，因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
當天，我就去找了個律師，把一切都跟他說了，那個訟棍——他叫馬爾蒂内斯先生，是羅拉德裡奧人——說恭喜我好運氣，然後就一個勁兒地安撫我。
他說，在西班牙，一個從美洲來的孩子絕對不是外國人，盡管事實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進入這個國家的，而這需要想辦法解決。
他又打電話給《先鋒報》的一個記者，這個人過來問了我幾個問題，照了幾張相片。
第二天我已經出名了。
我至少上了兩三家報紙。
偷渡者赢了彩票，他們拿這樣的标題說事。
我把報道剪下來然後寄到聖地亞哥。
我還接受了幾次電台采訪。
不出一星期，我們就擺平了困局，不到三個月，我已經由一個沒有檔案的外來戶變成了一個沒有工作許可證的合法居民，馬爾蒂内斯還給我讨到更大的好處呢。
獎金總數達九十五萬比塞塔，在當時，這可是紮紮實實的一筆錢，雖然律師還從我身上揩去二十萬，說實話，那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富人了：有錢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剛開始幾天，我反複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
以我手裡的這筆錢，可以在聖地亞哥辦個公司，可是，最後，我決定把十萬比塞塔兌換成美元，把這筆錢寄給母親，然後我繼續待在巴塞羅那，現在這個城市簡直像朵花般向我綻放着，請諒解我這樣說。
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還顯得醜陋無比，我仔細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慮，決定繼續待下去。
在領事館，經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錢的阻力之後，他們同意發我一本護照。
我沒有換出租樓，但要了一個更大更亮、屬于自己的房間（他們立刻給了我，我還能說什麼呢？命運讓我成了艾梅麗亞的寵兒），我也不再洗盤子了，開始到處尋找興趣相投的工作。
我的生活過得優哉遊哉。
我經常睡到十二點或者一點，然後再去費爾南多大街上一家飯店或華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個地方就餐，那裡有一對漂亮的雙胞胎伺候我。
飯後我就在巴塞羅那四處晃悠，從加泰羅尼亞廣場走到帕塞奧·科隆，又從帕拉萊洛來到貝亞·拉耶塔納，在路邊的咖啡店裡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來一盤鱿魚，讀着報紙上的體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動，其實，我内心深處已經明白了要幹嗎，縱然我在智利學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實沒有上過幾堂課）讓我把這個思路理清頗為不易。
我告訴你，我琢磨這事時甚至想到了那個雜種笛卡爾。
我向你透露點。
笛卡爾、安德烈斯·貝爾洛、阿圖羅·普拉特，那些在我們那片狹長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們。
可你不能無視事實，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裡承認，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擇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
别這樣看着我，好像我是瘋子似的，我當然知道自己的希望、夢想，如盧曲·加蒂卡所說，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麼機制或者特有的綜合征讓那些數字如此清晰地閃現在我頭腦中呢？是誰向我口授這些數字的呢？我相信幻覺？我是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一個從第三世界最遙遠的地方來到地中海地區一隅的迷信之徒嗎？我眼前正在經曆的以及曾經經曆過的事兒不過是命運的幸運組合和被一個連上帝都害怕、沒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橫渡遠行逼得快要發瘋的人發出的胡言亂語嗎？ 那是往靈魂深處探索的幾天！而且，同時，我得承認，我對什麼都看得很淡（這是自相矛盾，可事實就是如此），那幾天過去後，我不再讀書，也不再理會《先鋒報》慷慨提供的工作，盡管自從得了獎（我想是由于這場震撼的原因）後那些數字已經不翼而飛，我還是思索着怎麼辦，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園喂鴿子時，我自以為找到了辦法。
如果那些數字不肯來拜訪我，我就追到它們的窩裡去，用鈎子或
我們還出過一本他的篇幅不長的軍事傳記，是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寫的，賣得也不壞。
獨處讓我們變得更加堅強。
這是千真萬确的事實。
不過這是冰冷的慰藉，因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沒有人想接近我了。
那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不會，他現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職位比替我工作那會兒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們，昔日在我光彩榮耀時取暖的文人，沒有一個人來找我。
沒有人想跟一個活标靶并肩而行。
沒有人願意跟一個已經散發着腐肉臭氣的人并肩而行。
至少現在我明白了以前隻是隐隐約約直覺到的東西：每個出版商後面都有一個雇傭殺手跟着。
這個殺手可能很高貴，可能是個文盲，但卻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驅使。
有時——噢，這簡直是喜劇性的諷刺——那些利益，顯得如此虛榮和愚蠢，就是我們自己。
我對巴爾加斯毫無怨恨。
有時我想起他時還充滿了某種愛憐。
說心裡話，我不相信有人說我的公司敗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雜志上。
我知道自己的厄運源于别處。
當然，巴爾加斯以其罪惡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最終這不是他的過錯。
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情，我也不責備他。
有時，喝了很多酒時我發現自己在詛咒他，詛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們，詛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殺手們，甚至排字工人們，在榮耀或者默默無聞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釋然，不禁放聲大笑。
你還得活下去，這才是全部。
那天我從馬拉·森達酒吧出來，在路上碰到一個醉漢這樣告訴我。
文學不過是垃圾。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80年4月。
兩個月前，奧爾巴羅·達米安來看過我，說有事要告訴我。
那就告訴我吧，我說，請坐，我聽聽。
那個獎完了，他說。
什麼獎？我說。
勞拉·達米安青年詩人獎，他說。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我跟他相處得不錯。
為什麼會這樣，奧爾巴羅，我問，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沒錢了，他說，我什麼都沒有了。
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這樣說（我向來是一個堅定的反資本主義者），可我沒有說出來，因為這個可憐的人看上去疲憊不堪，容顔憂傷。
我們交談了很長時間。
我想我們聊了會兒天氣以及從精神病院望出去顯得還不錯的風景。
他說：今天好像挺熱的。
我說：是啊。
然後我們默默地坐在那裡，有時我一個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語，最後他會忽然說（例如）：瞧，蝴蝶。
我就說：是啊，這兒有很多蝴蝶。
我們這樣打發一會兒時間，聊天或者一起讀報（但在那個特殊的日子我們沒有讀報），奧爾巴羅·達米安說：我得告訴你。
我說：你得告訴我什麼，奧爾巴羅？他說：勞拉·達米安獎完蛋了。
我很想問他為什麼，為什麼要特意告訴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這裡，有很多事情要告訴我，盡管我實在無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種沖動，但我還是欣然接受了，因為聆聽沒有什麼壞處。
後來奧爾巴羅·達米安走了，二十天後我女兒來看我，她說，爸爸，我本來不想跟你說這個，但我想最好還是讓你知道吧。
我說：說吧，說吧，我洗耳恭聽。
她說：奧爾巴羅·達米安朝自己頭上開了一槍自殺了。
我說：奧爾巴羅怎麼會幹這種可怕的事啊？女兒說：他的生意壞透了，他崩潰了，他其實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我說：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來跟我一起過啊。
女兒笑了，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她離開時我開始想奧爾巴羅·達米安和勞拉·達迷安獎，這個獎已經完了，我還想到埃爾·雷普索的那些瘋子們，這裡誰也沒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災難的殘忍莫甚于此，這段時間我堅信不疑，一切将會變本加厲地惡化下去。
12 海米托·昆斯特，自家閣樓房間的床上，斯圖克街，維也納，1980年5月。
我跟朋友烏裡塞斯關在比爾舍巴的監獄裡，那兒是猶太人造原子彈的地方。
我什麼都知道，但又什麼都不知道。
我隻是在觀察，我還能怎麼樣呢？我從岩石堆裡觀察着，皮膚曬成黑紅色，最後又餓又渴，都支撐不住了，後來我使勁拖着身子走進那間沙漠咖啡店，要了一杯可樂和碎牛肉做的漢堡，但隻用牛肉做的漢堡并不好吃，我知道，而且這個世界上别的人都知道這點。
一天，我喝了五杯可樂，忽然感到惡心起來，好像太陽透進我的可樂裡，我渾然不覺地喝了。
我發燒了。
我撐不住了，但還得撐着。
我躲在一塊黃色石頭後面等着太陽下去，後來蜷縮成一個球睡着了。
我做了一夜的夢。
我想有人拿指頭戳着我。
但做夢不會出現指頭，隻有拳頭，看來一定是蠍子幹的了。
灼傷的地方還在發疼。
醒來時太陽還沒有升起。
我趁蠍子躲到石頭底下前找了半天。
一個都沒有捉到。
更有理由保持清醒和害怕。
我就在這麼做。
可後來我又不得不走開，因為我需要吃飯喝水。
于是我又起來，我得雙膝跪地才行，然後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但服務生什麼也不給我拿。
為什麼不給我拿我點的東西？我問他。
我不像别人那樣有錢嗎？他假裝沒聽見我的話，也許聽不見我說的，我這麼想。
也許因為在沙漠岩石和蠍子中長時間警惕觀望的緣故，我嗓子失聲了，現在我還真不能說話了，盡管我自己認為還能說話。
可是我聽到的不是我的聲音，又是誰的聲音呢？我想。
我怎麼會被震聾了還能聽見自己說話呢？我想。
後來他們讓我走開。
有人朝我腳下吐唾沫。
他們試圖激怒我。
我可不是輕易就能被激怒的。
我有經驗。
我不理他們說的那一套。
如果你不賣給我飯菜，阿拉伯人會賣的，我說，然後從容不迫地離開咖啡店。
我找到阿拉伯人開的店，花了好幾個小時。
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了。
最後，我不知不覺又回到了出發的地方，那塊黃石頭旁邊。
現在已經是晚上，天很冷，謝天謝地，可我睡不着，我很餓，水壺裡已經沒有一口水了。
該怎麼辦呢？我問自己。
我現在該怎麼辦啊，敬愛的聖母？遠處傳來猶太人造原子彈的機器發出的嗡嗡聲。
我醒來時餓得無法忍受。
比爾舍巴的猶太人還在他們的秘密設施中工作，可我不能一口面包都不吃老這樣監視着他們。
我全身都疼起來。
我的脖頸、手臂全曬黑了。
我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天沒有大便了。
可我居然還能走！我還能跳，還能像風車般活動胳膊！我起來時，我的影子也跟着起來（兩個我在跪着禱告），我又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
我想我開始唱起歌來。
我就是這樣。
我步行。
我唱歌。
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在監牢裡。
什麼人帶上我的背包，把它扔在我的睡袋旁邊。
我的一隻眼睛發疼，我的下巴發疼，我灼傷的地方發疼。
有人踢過我的肚子，我想，但肚子卻不疼。
水，我說。
監牢裡很黑。
我聽着猶太人的機器發出的聲音，可什麼也聽不到。
水，我說，我渴。
什麼東西在黑暗中移動。
蠍子？我想。
一隻大蠍子？我想。
一隻手抓住我的頸背。
這隻手用力拽着。
我感覺杯子邊沿到了嘴唇上，然後是水。
後來我就睡着了，夢見了維也納的河岸大道和阿斯本橋。
我睜開眼睛時看到烏裡塞斯在另一張床上。
他醒着，盯着天花闆沉思。
我用英語跟他打了個招呼。
早上好，我說。
早上好，他回答。
監獄裡給過你吃的了嗎？我問。
他們給了你吃的，他說。
我起來去找鞋子。
我本來是穿着鞋的，我決定在牢裡走一圈。
我決定探查一番。
天花闆黑糊糊的，被弄黑了。
有股潮濕或者發黴的味道。
或許二者兼有吧。
牆壁是白色的。
上面有很多題字，我看見了。
我左邊的牆上有很多圖畫，右邊的牆壁上寫着許多文字。
是古蘭經？留言？地下工廠的消息？後邊的牆上有一扇窗戶。
窗戶的另一面有一個小院。
院子的另一邊是沙漠。
第四面牆上有一道門。
這道門是用木栅條做的，穿過栅條是一道走廊。
走廊裡沒有一個人。
我掉過頭向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去。
我叫海米托，我說，我是維也納人。
他說他叫烏裡塞斯·利馬，墨西哥城人。
過了會兒，他們給我們送來早餐。
我們這是在哪兒啊？我問看守。
在工廠裡嗎？可是看守放下飯菜後就走了。
我把自己的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他的飯勻了一半給我，我也吃光了。
我好像吃一個早晨都不夠。
後來我又打量起牢房來。
我仔細研究了一番牆上的題字。
還有圖畫。
令人絕望。
破譯不了。
我從背包裡取出一支鋼筆，跪在右手的牆邊。
我畫了一個長着巨大陰莖的侏儒，又畫了一隻乳房，寫了幾個字：海米托·K。
後來我累了，回到自己的床上。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已經睡着了，我盡量别弄出聲音免得吵醒他。
我上了床後開始胡思亂想。
我想到那些猶太人造原子彈的地下工廠。
我想到一場足球比賽。
我想到一座大山。
那裡又冷又下着雪。
我想到那些蠍子。
我想到滿滿的一盤香腸。
我想到傑克街附近阿爾卑斯花園裡的那家教堂。
後來我就睡着了。
然後又醒來。
然後又睡着。
我一直睡到聽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聲音。
後來我又醒了。
一個看守把我們推搡到走廊裡。
我們來到院子。
我想太陽一下子認出了我。
我的骨頭開始疼起來。
但不是曬傷的地方在疼，我一邊散步，一邊做些鍛煉。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安靜地靠牆坐着，一動不動，我又是甩胳膊又是擡腿。
我聽到了笑聲。
幾個阿拉伯人，坐在地角大笑。
我沒有理睬他們，一二、一二、一二。
我活動着僵硬的關節，我又瞥了一眼那個陰暗的角落，發現那幾個阿拉伯人已經走了。
我蹲到地上。
我跪下來。
頃刻間我就想這樣待着。
在地上跪着。
後來我卻趴到地上做了五個俯卧撐。
我做了十個俯卧撐。
我做了十五個俯卧撐。
全身疼痛。
起來時發現幾個阿拉伯人挨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坐在地上。
我向他們走去。
慢慢地。
腦子裡琢磨着。
也許他們并不是想傷害他。
也許他們是在比爾舍巴迷了路的墨西哥人。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看到我時說：安靜會兒。
我心領神會。
我挨着他在地上坐下，背靠牆壁，我的藍眼睛一下子碰上了阿拉伯人的黑眼睛。
我開始驚慌起來。
我越來越驚慌，居然閉上了雙眼！我聽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着英語，但不明白在說什麼。
阿拉伯人也在講英語，我同樣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笑了。
阿拉伯人也笑了。
我明白他們笑的含義了，我不再緊張。
後來我就睡着了。
我醒來時那裡隻有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和我。
一個看守把我們領到牢房。
他們給我們送來吃的。
順便給我帶來兩片藥。
你發燒了，他們說。
我不想吃藥。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讓我把藥扔到洞裡去。
可是哪兒有洞啊？那就扔到水溝裡去，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怎麼知道水溝在哪兒啊？扔到庫房裡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扔在那張濕漉漉的桌子上的所有東西，無論多微小，都要登記，那該怎麼辦？我用手指把藥片撚碎，把粉末抛出窗戶。
我們想睡覺了。
我醒來時看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讀書。
我問他看什麼書。
《龐德詩選》。
給我讀點什麼吧，我說。
一句都不理解。
我不再求了。
他們來審問我。
他們看了看我的護照。
他們問了一些問題。
他們笑了。
我回牢房後又在地上做起俯卧撐。
三、九、十二。
後來我坐到地闆上，在我右邊的牆上畫了一個長着巨大陰莖的侏儒。
我畫完一個後又畫了一個。
接着我又在一個陰莖上畫點東西流出來。
我不想再畫了，開始研究别人的題字。
從左到右，從右到左。
我不懂阿拉伯語。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也不懂。
可是，我還是讀着。
我看到幾個單詞。
我使勁琢磨。
脖子上的曬傷開始疼起來。
詞語。
詞語。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給我遞上水。
我感覺他的手在我胳膊下面，拉我，拽我。
後來我又睡着了。
我醒來後看守帶我們去洗澡。
他給我們每人發了塊肥皂，讓我們去洗澡。
這個看守好像是烏裡塞斯的朋友。
他們一起時不說英語。
他們講西班牙語。
我小心翼翼地觀察着。
那些猶太人老想愚弄你。
我為這樣的監視感到内疚，可這是我的職責。
當什麼東西成為你的職責時，你就無可奈何了。
我洗臉的時候假裝閉上眼睛。
我假裝要跌倒。
我假裝鍛煉。
其實我隻做着一件事兒，那就是看一眼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陰莖。
他沒有做包皮切除。
我很抱歉犯了一個錯誤，抱歉懷疑他。
但我這樣做完全是不由自主。
那天晚上他們給我們送來湯。
炖蔬菜。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自己的飯菜分了一半給我。
你幹嗎不吃呢？我問。
這飯挺好的。
你應該自己吃。
你還要鍛煉身體。
我不餓，他說，你吃吧。
熄燈後，月亮溜進我們的牢房。
我向窗外望出去，小院那邊蜥蜴在沙漠裡歌唱。
那一小群黑黑的、焦躁不安的家夥。
比黑夜還漆黑。
它們也笑着。
我感覺腳上的雞眼發癢了。
别跟我搗亂，我心裡想。
第二天，吃過早飯後他們就釋放了我們。
說西班牙語的那個看守送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到車站搭乘去耶路撒冷的巴士。
他們一路聊着。
看守在講故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聽着，後來烏裡塞斯又講了一個，看守買了份檸檬冰淇淋給烏裡塞斯，給自己買了份橘子冰淇淋。
後來他看着我，問我要不要來份冰淇淋。
你想來份冰淇淋嗎？窮雜種？他問。
來份巧克力的，我說。
我拿到冰淇淋後在口袋裡摸索硬币。
我用左手在左口袋裡摸索着，然後又用右手在右口袋裡摸索。
我遞給他幾枚硬币。
這個猶太人盯着硬币。
太陽融化着他的橘子冰淇淋的尖頂。
我回到自己來的那條路。
我步行離開巴士車站。
我步行離開這條路和那個沙漠咖啡店。
離我的石頭還有些遠。
快點。
快點。
到那兒後，我靠在我的石頭上深深地呼了口氣。
我找了一番地圖和畫，什麼也沒找到。
隻有熱氣和蠍子在洞裡制造出的噪音。
嘶嘶響。
我蹲下跪在地上。
天空沒有一絲雲。
也沒有一隻鳥兒。
除了觀察我還能幹嗎呢？我藏在石頭中間，聽着比爾舍巴的各種聲音，但我隻聽到空氣的聲音，一絲灼燒我的面頰的熱塵的聲音。
後來我聽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喊我的聲音，海米托，海米托，你在哪兒，海米托？我知道我藏不住了。
我本來就不想藏。
我從岩石中走出來，一隻手提着背包，跟在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後面，他呼喚我踏上命運已經為我安排好了的那條小道。
我們走過很多村莊，很多空空如也的地方。
最後到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我給維也納發了封電報要錢。
我要求拿到我的錢，我繼承應得的錢。
我們四處乞讨。
在旅館前。
在遊人去的地方。
我們露宿街頭。
有時睡在教堂門口的路上。
我們喝亞美尼亞兄弟們給的湯，吃巴勒斯坦兄弟送的面包。
我給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講了我見到的那一幕。
講了猶太人的邪惡計劃。
他說：睡覺，海米托。
後來我的錢到了。
我們買了兩張飛機票，然後又一點錢都沒了。
這是我所有應得的錢。
撒謊。
我寫了張明信片從特拉維夫寄出去，要求把屬于我的錢全部給我。
我們乘飛機走了。
我從高空看着大海。
大海的表面就像魔術，我想。
這是惟一真正的幻景。
海市蜃樓，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到維也納時正趕上天下雨。
但我們可不是方糖！我們打了一輛出租車直奔蘭德斯格裡切特路和裡切坦費爾街。
到了後，我朝出租車司機的頸背上擂了一拳，然後迅速離去。
我們先是沿着何塞夫斯塔德爾路迅速走了一段，然後又走斯特羅西、澤爾特、皮亞裡斯特、勒切費爾德、紐鮑、西本斯特等街道，來到斯圖克街，我住在那裡。
後來我們又爬了五層樓。
速度很快。
可我沒帶鑰匙，我把鑰匙丢在内格夫的屋子裡了。
别急，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看看口袋裡有沒有。
我們搜尋了一番。
一個接一個口袋。
沒有。
背包裡找。
沒有。
背包的衣服裡找。
沒有。
我的鑰匙丢在内格夫了。
這時我想起還有把備用鑰匙。
還有把備用鑰匙，我說，你知道在哪兒嗎？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
他吃力地喘着氣。
他癱在地闆上，背靠我的房門，我跪下。
後來我站起來想着那把備用鑰匙，向過道盡頭的窗戶走去。
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一片内部水泥院子和柯爾成街上的屋頂。
我打開窗戶，雨打濕了我的臉。
外面有個小洞，鑰匙就在那兒。
我把手抽回來時手指上落了幾縷蜘蛛網。
我們在維也納住下來。
每天都下點小雨。
最初兩天我們足不出戶。
後來我開始出門。
但不是很頻繁。
隻是買些面包和咖啡。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睡在睡袋裡，不是讀書就是向窗外張望。
我們主要吃面包。
我們隻吃面包。
我餓得饑腸辘辘。
第三天晚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起來去洗臉，梳了梳頭發，然後我們就一起出去了。
在費加洛之屋前面，我湊到一個人跟前，朝他臉上揍了一拳。
我抓住這個人，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搜了他的口袋。
接着我們又沿格拉本購物區向前走去，消失在忙碌的小街上。
在貢薩加街的一個酒吧裡，我的朋友烏裡塞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芬達，在酒吧旁的亭子裡打了個電話，索要屬于我的那筆錢，法律上應該歸我擁有的那筆錢。
後來我們又想看看阿斯本橋的朋友們，可那兒一個人都沒有，我們又步行回家。
第二天，我們買了些香腸、火腿、餡餅和面包。
我們每天都出去。
我們總是乘地鐵。
在羅索爾·蘭德站，我們碰到了烏多·莫爾勒。
他喝着一瓶啤酒，他盯着我，好像我是一隻蠍子。
這是誰啊，他說，指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他是一個朋友，我說。
你在哪兒遇到他的？烏多說。
在比爾舍巴，我說。
我們乘車去海裡根城，然後又經舒内爾巴恩到赫奈爾斯。
他是猶太人嗎？烏多問。
不是，他沒有割包皮，我說。
我們在雨中走着。
我們向一個叫魯迪的家夥的車庫走去。
烏多用德語跟我說着，但目光從不離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在步入一個陷阱，我停下來。
這時我才看清他們想殺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站住。
我說我忽然想起我們還有事要做。
什麼事？烏多說。
要緊事，我說。
買東西。
我們快到了，烏多說。
不去了。
我說。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隻要一分鐘就到了，烏多說。
不去了！我說。
雨水從我的額頭上流下來，鑽到眼睛裡。
我用舌尖舐着雨說，不去了。
接着我轉身告訴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跟我來，烏多開始跟上我們。
走吧，馬上就到了，跟我來，海米托，隻要一分鐘。
不！ 那星期我們把電視和我母親的鬧鐘給典當了。
我們在紐鮑路走進地鐵，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廣場步行了一段，最後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島站出來。
我們經常花好幾個小時望着那條河。
河流的表面。
有時我們看到河上漂着紙盒。
我的記憶回到可怕的過去。
有時我們在普拉特斯坦下車，在車站附近溜達會兒。
我們跟着人流行走。
我不會下手。
這樣太危險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不值得冒這個險。
我們總是饑腸辘辘。
有時我們一連幾天不出門。
我開始做俯卧撐：十、二十、三十。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望着，在睡袋裡動也不動，手握一本書。
但大多數時候我都在觀望窗外的風景，灰色的天空。
有時我很想念以色列。
一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畫畫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我：你在以色列都幹嗎了，海米托？我告訴了他。
研究，研究。
“研究”這個詞跟我畫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
你都幹什麼呢，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什麼也沒幹，他說。
雨停後我們又開始外出活動。
我們在市立公園站盯上一個人，開始跟蹤他。
到了約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抓住他的胳膊，這人正要看是誰抓住他時，我朝他脖子後面砸了一拳。
有時我們走進離家很近的紐鮑郵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去寄信。
回家的路上，經過倫勃朗戲院，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會花上五分鐘時間凝視一番。
有時我把他撇在劇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個電話。
答複照舊！他們還是不給我應得的那筆錢！回去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還在那裡望着劇院。
我長舒一口氣，然後我們回家吃飯。
有一次我們碰到我的三個朋友。
我們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廣場方向走去。
忽然，他們就出現在那兒了。
他們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現身。
追蹤者，打手。
他們向我打招呼。
他們叫着我的名字。
其中一個走到我面前。
那是岡瑟爾，最壯實的那個。
另一個走到我的左邊。
還有一個走在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的右邊。
我們沒法走路了，我們可以轉身就跑，但卻無法向前移動。
好久不見了，海米托，岡瑟爾說。
好久不見了，海米托，他們齊聲說。
不！我們來不及了。
可我們無處可逃。
我們漫步。
我們行走。
我們要去見朱利斯警官。
他們問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懂不懂德語。
他知不知道那個秘密。
不懂德語，我說，他不知道任何秘密。
可是他很聰明，他們說。
他不聰明，我說，他人挺好，他隻知道睡覺、讀書，他從不鍛煉身體。
我們想離開。
沒什麼可說的！我們很忙！我說。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望着他們點點頭。
現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裡。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間，走來走去四處打量着一切。
他就是不想一動不動待着。
屋裡有很多畫。
岡瑟爾變得越來越緊張。
我們很忙，我們要走了！我說。
這時岡瑟爾抓住烏裡塞斯的肩膀，說你怎麼像隻螃蟹般急匆匆地走來走去。
别這樣！朱利斯說：老鼠緊張了。
我的好朋友走開了，岡瑟爾取出他的銅鍊子。
别碰他，我說，我在一周内就會拿到我繼承的錢。
岡瑟爾把他的銅鍊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推到一個角落。
後來我們談起宣傳來。
他們給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
我也在其中的一張照片裡，站在後排。
這是我，我說，這是張老照片了。
他們又給我看了幾幅新照片，新的文件。
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緩的斜坡。
我知道這個地方，我說。
當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說。
然後我們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
都是些老東西！沉默，狡猾。
我什麼也不說。
後來我們就走了，步行回家。
岡瑟爾和彼得跟我們同行了一會兒。
但我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始終沉默不語。
狡猾。
我們走啊走。
岡瑟爾和彼得去乘地鐵，我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繼續走啊走。
不說一句話。
回家前我們走進一家教堂。
柏格街上的那座烏爾裡奇克爾教堂。
我走進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跟在我後面，一直監視着我！ 我想做個禱告。
我試着不想那些照片。
那天晚上我們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問到我的父親，我的朋友，我的旅行。
第二天，我們沒有出去。
但是第三天我們又出去了，因為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得去郵局，我們一出去就決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
你緊張了嗎，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不，不緊張，我說。
那你幹嗎老回頭看呢？你為什麼左顧右盼呢？保持警惕永遠沒有壞處，我說。
我們又身無分文。
我們在艾斯特哈茲公園盯上一個老人。
他正在喂鴿子，但鴿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
我走到這人的身後朝他腦袋給了一拳。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沒有找到一毛錢，隻有幾枚硬币、面包屑和一個錢夾。
錢夾裡有一張照片。
這個老人像是我父親，我說。
我們把錢夾扔進一個郵筒裡。
後來，我們兩天沒有出門，最後家裡隻剩面包屑了。
于是我們決定去拜訪朱利斯警官。
我們約他出來。
我們走進法沃裡坦街上的一家酒吧，聽他說話。
我望着桌子、桌面和灑在上面的可樂。
烏裡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講着英語，告訴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
我從桌上擡起眼睛時，看到岡瑟爾和彼得在門口附近。
我擠擠眼，他們就走了。
可是半個小時後他們又來到這我們這一桌坐下。
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聊了很久，告訴他我知道鄉下有一幢房子，那幢小木屋在一個到處是松樹的小山腳下。
我告訴他我再也不想見到我的朋友們了。
後來，我們又聊起以色列，聊起比爾舍巴的監獄、那片沙漠、那些黃色的岩石、隻在夜間出沒的蠍子，那時人類的眼睛就看不見它們了。
也許我們該回去看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猶太人絕對會殺了我的，我說。
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猶太人會殺了我的，我說。
後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把一條髒毛巾搭在頭上，可是好像還望着窗外。
我坐在那裡看了他一會兒，琢磨着他怎麼知道猶太人不會對我怎麼樣。
我跪在地上雙臂交叉。
十、十五、二十。
我練煩了後又開始畫畫。
第二天我們又去了法沃裡坦路上的那家酒吧。
朱利斯警官和他的六個朋友在那裡。
我們在陶布斯圖蒙街站乘上地鐵，在普拉特斯坦出來。
我聽到有人在吼叫。
我們開始跑起來。
大汗淋漓。
第二天我的一個朋友一直觀察着我住的房子。
我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講了。
可他什麼也沒看見。
那天晚上我們梳了梳頭發，洗了洗臉，然後就出去了。
在法沃裡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跟我們聊起尊嚴、進化論、偉大的達爾文以及偉大的尼采。
他的話我都翻譯出來，這樣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就能聽得懂在說什麼，盡管我一點都不懂。
死人的禱詞，朱利斯說。
對健康的渴望。
危險的好處。
遺忘的頑固性。
精彩，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精彩，其他所有的人都說。
記憶的局限。
樹木的智慧。
寄生物的眼睛。
大地的靈性。
士兵的仁慈。
巨人的聰明。
意志的洞穴。
了不起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用德語說。
很獨特。
我們喝着酒。
我不想喝啤酒，但他們把一大杯啤酒放我面前說，喝，海米托，不會傷着你的。
我們又喝又唱。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用西班牙語唱了幾句，朋友們狼一般望着他，大笑起來。
他們并不懂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唱什麼！我也聽不懂！我們又喝又唱。
朱利斯警官一個勁兒地說着什麼尊嚴、榮譽、記憶。
他們倒上一杯又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
我用一隻眼睛望着在杯子裡顫抖的啤酒，另一隻眼睛觀察着我的朋友們。
他們都沒怎麼喝。
他們喝一杯的工夫，我要喝四杯。
喝，海米托，傷不着你的，他們說。
他們還買了酒請烏裡塞斯喝。
喝，小墨西哥人，他們說，傷不着你的。
我們不停地喝着。
歌唱着鄉下的那幢屋子，那幢在小山腳下的屋子。
朱利斯警官說：家啊，淳樸的大地，故鄉。
酒吧老闆過來跟我們一起喝。
我看見他朝岡瑟爾擠眼。
我看見岡瑟爾向他擠眼。
我發現他盡量不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坐的那個角落。
喝，海米托，他們對我說，傷不着你的。
朱利斯警官笑着，被恭維着，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當然，當然，這沒什麼，真的。
獨特性。
無情。
後來他又說什麼：高雅、責任、背叛、懲罰。
他們又開始恭維。
這次隻有不多的幾個人在微笑。
後來大家一起出去。
像一堆蝦。
像一隻鋼爪的手指。
像風中的一個燭台。
可是一到外面，我們就開始各奔東西。
團夥變得越來越小。
彼此離得越來越遠。
最後大家都相互看不見了。
我們這一夥裡有烏多和另外四個朋友。
我們朝貝爾維德雷走去。
沿着卡羅裡内街走了一段，然後又到了貝爾維德雷。
有人說話，有人沉默，甯肯看着腳下的地面。
手插在口袋裡。
衣領翻起。
我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你知道我們在這裡幹嗎嗎？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他慢慢明白了。
我們穿過尤金親王路，我問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明白什麼了。
他說，跟你知道的差不說，海米托，差不多。
其他人都聽不懂英語，即便有人懂也假裝不懂。
我們走進公園後我開始祈禱。
你在喃喃自語些什麼啊，海米托？烏多說，他就在我身邊。
沒有，沒有，沒有，我說，這時我們撥開的樹枝擦着我的臉和頭發。
我擡起頭，看不見一顆星星。
我們走進一片空地：這裡一切都呈深綠色，連烏多和我朋友們的影子都是。
我們安靜地站在那裡，我的腿矗立在那裡，燈光在樹木後面搖曳，顯得遙遠而超然。
我的朋友們從口袋裡取出銅鍊來。
我們站在那裡，沒有人說一句話！或許誰說了，我也沒有聽見。
但我認為沒有人說。
我們在一個隐秘的地方站住，沒有必要再說什麼！我覺得我們甚至都不互相看着對方了！我覺得都快要叫喊出來了！這時我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從夾克裡掏出什麼東西朝烏多沖去。
我也跟過去。
我抓住一個朋友的脖子，一拳砸向他的前額。
有人從後面打我。
一下，兩下，一下，兩下。
還有一個人在前面揍我。
我的嘴唇都嘗到了他的銅鍊的金屬味兒。
我設法摟住一個朋友的肩膀，然後以沖刺的速度甩開我背上的一個人。
我想我可能把什麼人的肋骨打斷了。
我感到一股熱浪沖來。
我聽到烏多在喊，大叫救命。
我打斷了誰的鼻子。
我們走，海米托，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四處找他，但看不見。
你在哪兒？我問。
這兒，海米托，這兒，别急。
我停手了。
空地草坪上有兩個人倒在那裡。
另一個人不在了。
我渾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
歇會兒，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我跪下揮舞着胳膊。
我看着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近地上的兩個人。
有那麼瞬間我以為他要割了他們的喉嚨。
他手裡還握着那把刀，我想讓上帝決定吧。
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并沒有舉起手中的武器打擊倒下的人。
他搜索了一遍他們的衣兜，摸了摸他們的脖子，把嘴貼近他們的耳朵說：我們可沒有犯下命案，海米托，我們可以走了。
我用一個朋友的襯衫擦淨臉上的鮮血。
我整理了下頭發。
我站起來。
我渾身是汗，像一頭豬。
我的腿沉得像頭大象的腿！可我還是跑啊跑，過了會兒才開始步行起來，終于從公園裡出來時，我甚至都歡呼起來。
我們沿着傑克街朝雷韋格方向走去。
然後又沿着馬羅卡内爾街走到音樂廳。
然後又沿着李斯特街走到洛斯雷格路。
我們在家裡獨自待了幾天。
但最後我們還是出去了。
一天下午我們看見了岡瑟爾。
他遠遠地看着我們，然後就走了。
我們沒有理睬他。
一天早上，我們又看見了兩個朋友。
他們在一個角落裡，一見到我們就走了。
一天下午，在卡特納爾路上，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從後面盯上了一個女人，然後向她湊過去。
我也看見她了，但沒有跟上她。
我跟她保持着三十英尺的距離，然後三十五英尺、五十英尺、七十五英尺的距離。
我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喊了一聲，把手搭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轉過身，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了聲對不起，那女人繼續走她的路。
我們每天都要去郵局。
我們散步走到艾斯特哈茲廣場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為止。
有時我的朋友們會跟在我們後面。
但總是保持一定距離！一天晚上，我們在舒德克街盯上一個男子，然後跟上他。
他走進公園。
這是一個老人，穿得衣冠楚楚。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走到他旁邊。
我朝他脖頸後砸了一拳。
我們搜了他的衣兜。
那天晚上我們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酒吧裡吃了飯。
後來我出去打了個電話。
我的遺産，我的錢，我說，電話那頭有人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時一個警察過來，把我們帶到班德街站。
他們去掉我們的手铐開始審訊。
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
我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他們帶我去牢房，烏裡塞斯不在那兒。
第二天我的律師來了。
我說，律師先生，你就像一尊遺棄在森林裡的塑像，他笑了。
他停住笑後說：從現在開始不能再開玩笑了，海米托。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在哪兒？我說。
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師說。
他一個人嗎？我問。
當然，律師說，這時我不再顫抖了。
如果我的朋友烏裡塞斯是一個人的話，他就不會有事。
那天晚上我夢見一塊黃顔色的石頭和一塊黑顔色的石頭。
第二天我在院子裡看見了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們散了會兒步。
他問我怎麼樣。
我說挺好，經常鍛煉，做俯卧撐、起蹲。
我在預演如何對付敵人。
别預演了。
你怎麼樣，我說。
挺好的，他說，他們對我還不錯，吃得也好，我說。
後來他們又審我了。
問題一個又一個。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
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他們說。
我就講了猶太人在比爾舍巴制造原子彈的事，講了隻在夜間才出來活動的蠍子。
他們說要給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後說：他們都死了。
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們說話了。
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我的律師說：你不會有壞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壞事的，這是法律，你會到鄉下去生活。
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呢？我問。
他可能要在這裡多待段時間。
直到他的問題解決了為止。
那天晚上我又夢見一塊白石頭和比爾舍巴的天空，迷離得像水晶球。
第二天我在院子裡看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
院子覆蓋着一層綠色薄膜，但我們都沒有在意。
我們都穿着新衣服。
我們可能是兄弟。
他說：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親就要起訴你。
你呢？我說。
我要回法國，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說。
那個奧地利警察會給我買一張到邊境的票。
你什麼時候還回來？我問。
那得等到1984年以後了。
他說。
老大哥之年[這裡烏裡塞斯引用了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創造的一個詞。
]。
可是我們都沒有兄弟，我說。
看來不一定了，他說。
那魔鬼的唾沫是綠色的嗎？我忽然問。
可能吧，海米托，他說，但我猜可能是無色的。
後來他坐在地上，我開始鍛煉身體。
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撐，做起蹲。
我做完練習後，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已經站起來跟另一個犯人交談了。
刹那間我覺得我們像是在比爾舍巴，陰沉的天空完全像猶太工程師制造的魔術。
可是接着我開始抽起自己的臉來，自言自語說不對，我們這是在維也納，我的好朋友烏裡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長時間不回來，也許我很快就會見到父親。
我回到烏裡塞斯身邊時另外那個犯人已經走了。
我們聊了會兒。
他們過來要提他走，他說，多保重，保持好體型，海米托。
再見，我說。
此後我再沒見過他。
瑪麗亞·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2月。
烏裡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時，我正好剛搬到這裡。
我喜歡上一個在高中教數學的家夥。
最初我們之間的關系可是困難極了，因為他是結了婚的人，我想他絕對不會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給我家打來電話，讓我找個地方同居，他實在對妻子不堪忍受，他們快要分居了。
他有家室，有兩個孩子，他說妻子經常拿孩子來要挾。
這次談話并不讓人特别踏實——實際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還真開始尋地方了，我們兩個能住的地方，哪怕隻是臨時。
當然，錢是個問題。
他有工資，但得交孩子們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個月要付撫養、教育等各種費用。
我也沒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點錢是一個姨媽提供的學習舞蹈和繪畫的津貼，我還得厲行節約，還得向母親借，什麼都不能買太貴了。
三天後，郝奇特爾告訴我，她和雷克納住的那家旅館有間空房。
我立刻就搬進去了。
房子挺大的，帶一個衛生間和廚房，就在郝奇特爾和雷克納住的房間的正上方。
當天晚上數學老師就來看我了，我們做愛到天亮。
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沒有現身，我甚至試着給學校打了幾次電話，也找不到他。
兩天後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給的一切解釋。
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兩周的新生活大緻就是這樣。
數學老師每隔四天左右來一趟，我們一起待到天亮，然後開始新一天的工作。
之後他就又沒影兒了。
當然，我們在一起不純粹是做愛。
也聊天。
他給我講孩子們的事兒。
有一次，說到小女兒時他都哭了，後來，他說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
不明白什麼？我問。
他望着我，好像我的話挺傻，好像我還很年輕，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就沒回答。
此外，我的生活多少還是一如既往。
我還要去上課，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薪水悲慘）校對員的工作，還經常會朋友，繞着這個城市長距離步行。
郝奇特爾和我更親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現在成了鄰居。
晚上，數學老師不來的時候，我就下樓到她房間聊天或者逗那個小男孩兒。
雷克納幾乎從不在家（但至少他每晚還是回家的），我經常跟郝奇特爾聊在我們看來挺重要的一些事兒。
女人的事兒，有男人在場放不開說的話。
第一次聊天的主題自然是那個數學老師，以及他對我們新關系如何發展的奇談怪論。
郝奇特爾說，這家夥歸根結底是個沒有膽魄的變态狂，怕跟妻子分開。
我覺得這很大程度上與他過于敏感有關，他不願毫無必要地傷害任何人，并不是真的害怕什麼。
私下，我很驚訝郝奇特爾堅決地站在我這一方而不是數學老師的妻子一方。
有時我們跟小弗蘭茲一起去公園。
一天晚上，數學老師來了，我請他們吃晚飯。
數學老師想單獨待一待，可郝奇特爾早就要我介紹認識一下他了，我想這是個絕好的機會。
這是我第一次在目前視為自己新家的地方吃晚飯，不過飯菜很簡單，備了大盤沙拉，外加幹酪和葡萄酒，雷克納和郝奇特爾準時來出席，郝奇特爾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
數學老師想盡量表現得不錯，我對此很滿意，但不知道是因為飯菜（那時我在節食）太簡陋還是葡萄酒太豐盛，這次晚餐非常失敗。
朋友們走了後，數學老師說他們是寄生蟲，說他們是那種讓這個社會癱瘓麻木、阻礙國家進步發展的東西。
我說我跟他們完全一樣，他說不對，我在學習、工作，沒有無所事事。
他們是詩人，我争辯說。
數學老師直視着我，嘴裡把“詩人”這個詞重複了好幾遍。
他們就是懶惰的笨蛋，他說，而且作為父母也不稱職。
哪個父母出去吃飯時把孩子單獨留在家裡不管？那天晚上，我們做愛的時候，我想到小弗蘭茲睡在樓下的房間，父母卻在我屋裡喝着酒吃着奶酪，感到有些空落和不負責任。
沒過多久，也許一兩天後吧，雷克納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回墨西哥了。
一天下午，我正看書，聽到郝奇特爾叫我，用掃帚敲擊着天花闆。
我把頭鑽出窗戶。
烏裡塞斯來了，郝奇特爾說，你要下來嗎？我下了樓。
果然是烏裡塞斯。
見到他後我并不特别激動。
他和貝拉諾對我的意義現在已經很遙遠了。
他聊了聊自己的旅行經曆。
我想他的描述中帶着太多的文學色彩。
他講述的時候我一邊逗着小弗蘭茲玩。
後來烏裡塞斯說他得走了，還要去看羅德裡格斯兄弟，又問我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
我和郝奇特爾望了望對方。
如果你想去的話，我可以照管孩子，我說。
我走之前，烏裡塞斯問了問安格麗卡的情況。
她在家裡，我說，你可以給她打電話。
說不上為什麼，我的态度總體上很排斥，他們走的時候，郝奇特爾朝我擠擠眼。
那天晚上數學老師沒有來。
我在自己屋裡給小弗蘭茲喂了吃的，然後帶他到樓下，給他穿上睡衣，弄他上床，他很快就睡着了。
我從書架上挑了本書開始在窗戶旁邊讀起來，望着從莫特斯大街上通過的小車的頭燈。
我邊讀邊沉思。
午夜時分，雷克納回家了。
他問我在這兒幹什麼，郝奇特爾上哪兒了。
我說去羅德裡格斯兄弟家參加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聚會了。
他看了看兒子，問我吃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
我忘吃了。
不過我讓孩子吃過飯了，我說。
雷克納打開冰箱，取出一隻小罐。
放在爐子上。
是米湯。
他問我想不想來點。
我實在不想回自己那孤單的屋子，我說來點兒吧。
我們說話時放低聲音，盡量别吵醒小弗蘭茲。
你的舞蹈學得怎麼樣了？他問。
你的繪畫學得怎麼樣了？雷克納隻來過我的房間一次，就是一起聚餐的那天晚上，他挺喜歡我的畫。
都還好吧，我說。
你寫的詩呢？我很長時間沒寫過了，我說。
我也沒有了，他說。
米湯的味道好極了。
我問郝奇特爾是不是經常這樣炖湯，經常吧，他說，這大概是家裡的傳統了。
我們默默地凝視了對方一會兒，又同時望着窗外，然後又望了望弗蘭茲的床和粉刷得很不均勻的牆壁。
雷克納開始說起烏裡塞斯和他回到墨西哥的事兒。
我的嘴和胃開始發燒，接着感覺臉也燒起來。
我以為他會永遠待在歐洲，我聽雷克納說。
不知道為什麼，這時我想起郝奇特爾的父親，我隻見過他一次，當時他正要離開這個房間。
我看見他時往後退了一步，因為我覺得這個男人的面目實在太猙獰了。
這是我父親，郝奇特爾說，她看見我臉上露出警覺的表情。
他向我點點頭，然後就走了。
本能現實主義已經死了，雷克納說，我們應該忘了它，弄點新的東西。
墨西哥超現實主義派，我嘴裡咕哝着說。
我想喝點什麼，我說。
我看見雷克納起來打開冰箱，那道黃光順着地闆鋪灑過來一直落到小弗蘭茲的床腳。
我看見了一隻球和幾雙小小的拖鞋，但鞋子又大得不像孩子穿的，我又想到郝奇特爾的腳，比我的小多了。
注意到烏裡塞斯有什麼新變化了嗎？雷克納說。
我喝了口冷水。
沒覺得，我說。
雷克納起來打開窗戶把香煙的霧氣放出去。
他舉止很瘋狂，雷克納說，好像腦子有些失神。
我聽到小弗蘭茲的床上傳來響動聲。
他睡着的時候還說話啊？我問。
不，那是外面的聲音。
燈熄了，我感覺雷克納的手摟住了我的腰，我沒有動。
他也沒有動。
過了會兒，他脫掉我的褲子，感覺他把陰莖放在我的屁股之間。
我們始終無語。
完事後，我們在桌邊坐下點上煙。
你會告訴郝奇特爾嗎？雷克納問。
你想讓我告訴她嗎？我說。
當然希望你别講出去，他說。
我早上兩點鐘才離去，這時郝奇特爾還沒有回家。
第二天，我上完繪畫課回來，郝奇特爾到房間來找我。
我跟她一起去了趟超市。
我們買東西的時候她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和潘喬·羅德裡格斯吵了一架。
本能現實主義已經死掉了，郝奇特爾說，要是你在那裡就……我告訴她，我再也不寫詩了，我也不想跟詩人們有任何關系。
我們回去後，郝奇特爾請我進屋去。
她還沒有收拾床鋪。
昨晚我和雷克納用過的碗碟也沒有洗，堆在洗滌槽裡與郝奇特爾和弗蘭茲中午用過的碗碟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數學老師也沒有來。
我拿公用電話給妹妹打了個電話。
其實，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不過需要跟什麼人傾訴一番。
我也不想再去郝奇特爾家了。
妹妹正要外出，被我逮住了。
她正要去劇院。
你需要什麼嗎？她問。
需要錢嗎？我們聊了會兒，趁着她還沒挂斷電話，我問她是不是知道烏裡塞斯回墨西哥了。
沒有聽說。
她也不關心。
我們說了再見就挂了。
接着我又給數學老師家裡打了個電話。
他妻子接的電話。
喂？她說。
我沒有說話。
回答啊？你這臭婊子，她說。
我輕輕地挂了電話回家。
兩天後，郝奇特爾告訴我卡塔麗娜·奧哈拉要辦一個晚會，到時可能所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者會歡聚一堂，看看有沒有可能再發起一個新的組織，辦一份雜志，策劃點新的活動。
她問我想不想去參加。
我說不想，可是，如果她去的話，我就得照顧弗蘭茲。
那天晚上我和雷克納又做愛了，很長時間，從那男孩睡着的時刻開始直到淩晨大約三點才結束，有那麼片刻，我都覺得他才是我真正愛的人，而不是那個傻瓜數學老師。
第二天，郝奇特爾給我講了聚會的情況。
簡直就像一場僵屍電影。
照她說，本能現實主義已經完蛋了，這太糟糕了，因為她現在寫的詩，她說，才是真正的本能現實主義的詩。
我聽着她不發一言。
後來我向她問起烏裡塞斯。
他現在成了老闆，郝奇特爾說，不過是自封的。
從那以後，就再沒有過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聚會，郝奇特爾再也不用讓我晚上看管兒子了。
我跟數學老師的關系也結束了，但偶爾還會同眠共枕，我還經常給他家裡打電話，主要是出于自虐吧，我想，或者更糟，是因為太無聊了。
可是，有一天，談完我們之間正在發生或者不再發生的所有的事兒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他離開時好像很釋然。
我想從莫特斯大街那間屋子搬走，回家跟母親住一起。
最後我決定還是别搬了，在這裡長久住下去好了。
13 拉斐爾·巴裡奧斯，坐在自家起居室，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1年3月。
你看過《逍遙騎士》嗎？沒錯，就是鄧尼斯·霍珀、彼得·方達和傑克·尼克遜主演的那部片子。
當時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歡它。
但是，在出國去歐洲之前，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尤其喜歡。
他們喜歡鄧尼斯和他的化身：兩個黑人，跑得很快，渾身是勁。
不是因為我排斥彼得·方達，而是利馬和貝拉諾兩個人都不喜歡他。
穆勒長得挺像彼得·方達。
另一方面，利馬和貝拉諾很像鄧尼斯，既讨厭又很誘人，我是說對我們這些熟悉他們、是他們的朋友的人而言讨厭和誘人。
這算不得對彼得·方達的評價。
我喜歡彼得·方達。
隻要他跟法蘭克·辛納屈的女兒和布魯斯·迪恩拍的電影在電視上播出，我都會看，哪怕得待到淩晨四點。
可這兩個人誰也不像他。
利馬和貝拉諾真正像的是鄧尼斯。
好像他們在刻意模仿他。
兩個鄧尼斯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
一個鄧尼斯先生從東頭旋繞到西頭，像一片濃黑的雲，最後（必然）在城市的另一頭消失得無蹤無影，消失在無路可走的那一頭。
有時我看着他們，即便我很喜歡他們，我也會想，這是什麼行為啊？這是什麼樣的詭計或集體自殺啊？一天晚上，臨近1976年元旦，在他們去索諾拉沙漠之前，我恍悟這是他們玩政治的方式，是那種不對我的路子而且也不理解的方式。
他們的手段可能不錯，可能糟糕，也許對了，也許錯了，但那就是他們玩政治或者用政治來影響現實的方式，如果我沒說明白，很抱歉。
最近我覺得自己有些犯糊塗。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廚房，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1年3月。
鄧尼斯·霍珀？政治？那個婊子養的！那個狗屁東西！那傻逼懂什麼政治啊？我就這樣說：搞政治吧，拉斐爾，搞點崇高的事業，該死的，你這個變态分子，那雜種簡直視我如糞土，如垃圾。
他好像從一個虛構的高度俯視着我，老說：冷靜點，芭芭拉，事情沒那麼簡單，然後就去睡覺了，我還得出去打工上學，那時我基本上整天都很忙，現在也很忙，往返大學去打工（我在雷斯頓街上一家餅店當服務員），我回家後拉斐爾已經睡了，碗碟還放在洗滌槽裡，地闆髒兮兮的，廚房裡到處是面包屑之類的東西（但卻不給我做飯，這個懶蛋！）整個家像口地窖，像是裝狒狒的袋子破了，最後隻好由我來收拾幹淨，打掃、做飯，然後出去買東西存進冰箱，拉斐爾醒來後我問他：寫什麼了嗎，拉斐爾？開始寫那部表現奇卡諾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國人或在美國講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人後裔。
]在聖地亞哥生活的長篇小說了嗎？拉斐爾望着我好像在我臉上看電視似的說：我寫了一首詩，芭芭拉。
我也就不較勁了，我說，好吧，惡心鬼，給我讀讀，拉斐爾打開兩瓶啤酒，給我一瓶（這雜種知道我不會喝啤酒），然後給我讀那首破詩。
可能是因為我還愛着他，那首詩居然惹得我哭了，我都幾乎沒有覺察到（要真這樣就好了），拉斐爾讀完後我的臉已經濕了，淚光閃閃，他向我靠過來些，我都能聞到他身上的氣味，散發着正宗的墨西哥人的味道，這個雜種，我們溫柔地相擁了一會兒，然後，不過也許是半個鐘頭後，我們開始做愛，拉斐爾對我說：我們吃點什麼呢，寶貝？我站起來，衣服也沒穿就走進廚房給他做雞蛋、火腿和鹹肉，我做飯時還想着文學和政治，回想起我和拉斐爾在墨西哥生活的時候，我們想去見一個古巴詩人，去看看他吧，拉斐爾，我說，你也算衆人之中的精英，那個同性戀男人不管是否情願，都得承認你的才華，拉斐爾說：可我是個本能現實主義者啊，芭芭拉，我說，别傻帽了，你這該死的傻蛋是本能現實主義，你他媽的一輩子哪怕直面一次現實行嗎，親愛的？我和拉斐爾就去見革命時期的那個偉大的抒情詩人，拉斐爾最痛恨的（也就是貝拉諾和利馬最痛恨的）墨西哥詩人大多數都來了，這挺有趣的，我們兩個人能通過氣味判斷出這個來，那個古巴人住的旅館房間散發出農民詩人的氣味，《無産階級海豚》雜志上的詩人們的氣味，韋爾托妻子的氣味，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的氣味，每隔兩周兌一張政府支票的惡劣的革命者氣味，但是，這隻是我心裡對自己說，對拉斐爾我盡量說：别搞糟了，别搞砸了，那個哈瓦那家夥對我們挺好的，雖然有些疲倦，有些憂郁，但基本上還是挺好的，拉斐爾談到墨西哥年輕詩人，但卻不提本能現實主義者（進去前我告訴他如果提及的話我會要了他的命），我甚至當場策劃了出版雜志的計劃，我說，聖地亞哥大學會出錢資助，這個古巴人對此興趣盎然，對拉斐爾的詩也興趣盎然，對我那個他媽的還不存在的雜志也興趣盎然，忽然，在我們的拜訪即将結束之際，這個已經睡思恹恹的古巴人忽然問起本能現實主義。
我不知道如何解釋。
那個混賬旅館的房間。
那具沉默又不友善的電梯。
那早先來的客人留下的氣味。
那個古巴人的眼睛，因為發困或者厭倦或者酒精的緣故已經閉上了。
他出其不意的言語，好像一個處于催眠狀态的人，一個被施了魔法的人發出的。
我不禁發出一聲細微的尖叫，雖然很細微，但卻像打了一槍。
可能是太緊張了，我告訴他們。
我們三個又沉默了片刻，那個古巴人一定在納悶這個歇斯底裡的外國佬究竟是什麼人，拉斐爾則在琢磨到底聊不聊這個團體，我心裡則一遍又一遍地說你這個傻逼婊子，總有一天你得縫住那張混賬嘴。
這時，當我想像自己坐在家裡的某個角落，嘴上生了個大瘡，一遍又一遍地讀着《烈火平原》[Elllanoenllamas，墨西哥著名小說家胡安·魯爾福（JuanRulfo，1918—1986）的小說。
]，我聽到拉斐爾在談論本能現實主義者，我聽到這個混賬古巴人一個又一個地提問題，我聽到拉斐爾在說着是的說着也許，談着共産主義陣痛的來臨，我聽到這個古巴人在發布宣言、告示、改革宣告，更大範圍的意識形态的肅清，這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張開嘴巴說那個時代已經結束，這時拉斐爾還在自言自語，好像他是個多好的詩人，接着拉斐爾說安靜點，芭芭拉，我說别對我說什麼安靜些，你這個流氓，那個古巴人說，噢，女人們都這樣，然後就想用他腐朽的、令人厭惡的大男子主義的胡言亂語插手幫腔。
我一個勁兒地說狗屁，狗屁，狗屁，我們想憑自己的本事在美洲之屋出版作品，這時那個古巴人極其嚴肅地望着我說，當然，美洲之屋從來都出版有獨特價值的作家的東西。
但要對他們的胃口，我說。
拉斐爾說，天哪，芭芭拉，這位大師會誤解的，我說這位混賬大師随他怎麼亂想都成，可過去的畢竟過去了，拉斐爾，你的未來才是你的未來，對嗎？這時這個古巴人甚至更加嚴肅地望着我，眼睛似乎在說：寶貝兒，如果我們在莫斯科，你會被關進精神病院的，但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這點）他仿佛在想，這有什麼關系，瘋狂就是瘋狂，悲傷也是如此，這天結束時，我們三個都成了美國人，成了凱列班[Caliban，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的半人半獸怪物。
]的孩子，迷失在美國的大荒野中，我覺得這很讓人感動：從那個權勢人物的眼睛裡，看到了一絲理解的火花，一絲寬容的火花，他好像在說别往心裡去，芭芭拉，這些事情我全明白，接着，我像個白癡似的笑了，拉斐爾取出他的詩，五十張活頁紙，說這是我的詩，朋友，這個古巴人拿過他的詩還謝了他，然後馬上跟拉斐爾站起來，慢慢地移動着，猶如一道閃電或者兩道密不可分的閃電，或者一道閃電和它的影子，刹那間，我心想：一切都很順利，我希望一切都很順利，我看見自己在哈瓦那的海邊遊泳，看見拉斐爾在我身旁不遠處，對幾個美國記者說着什麼，幾個從紐約、舊金山來的人，談論着文學，談論着政治，在天堂的門口。
何塞·“佐皮洛秃鷹”·科林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3月。
這是那些遊手好閑之徒離政治最近的一次。
1975年左右，我在《國家報》工作的時候，有一次，阿圖羅·貝拉諾、烏裡塞斯·利馬和費裡佩·穆勒在那裡等着胡安·雷亞諾先生召見。
忽然，這個長得還不錯的金發女郎（我是鑒賞專家）走過來，她徑直從那群邋裡邋遢、像蒼蠅般擠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亞諾先生工作的那間小屋裡的詩人面前走過去。
當然，沒有一個人抱怨（他們可能沒錢，但卻很紳士，這些笨蛋，再者，他媽的他們能說什麼呢？），這個金發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辦公桌前，把一沓紙給了他，是譯文的稿子，我記得聽見她說了什麼（我的聽覺極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這樣的男人真是太少了，沖她露出燦爛的微笑說你好嗎，維羅妮卡（這個油腔滑調的西班牙雜種，他對待我們其他人的态度簡直視若糞土），你帶來什麼好東西了？這位維羅妮卡把譯文給了他，他們聊了會兒，事實上是維羅妮卡在對這個老頭說話，胡安不斷地點着頭，像被催眠了，後來這個金發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進包裡，啟動她的腳跟，消失在肮髒發黴的過道裡，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議論時，喬瓦尼先生又在那裡坐了會兒，顯得有點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對阿圖羅·貝拉諾一直很信賴，坐得離他最近，貝拉諾說，這是怎麼了，胡安，怎麼回事？雷亞諾仿佛如夢初醒或者從他媽的噩夢中驚醒，直視着貝拉諾說：你知道那女孩是誰嗎？他講着正宗的西班牙語，這可不是個好兆頭，因為雷亞諾的脾氣很壞，他一般講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語，個中原因誰也不知道，可憐的老家夥，歸根結底是個挺倒黴的人，可是他卻問，你知道那女孩是誰嗎，阿圖羅？貝拉諾說，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錯。
她是什麼人？托洛茨基的重孫女！雷亞諾先生說，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維多維奇的重孫維羅妮卡·沃爾科夫（會是孫女嗎，不，是重孫女，我想），後來，對不起，我總是忘了說到哪兒了，貝拉諾發火了，然後緊跟維羅妮卡快步走了，利馬緊跟在貝拉諾後面，穆勒那小子待了會兒領走他們的支票，然後像子彈般離去，雷亞諾瞧着他們消失在菲爾斯廳，然後仿佛啞然失笑，仿佛在說惡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戰，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長的流放歲月，也許他還想起自己是個共産戰士的年代，雖然那與托洛茨基重孫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亞諾先生，一個本質上多愁善感的家夥，一個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間，回到《國家報》文化副刊肮髒的編輯部，每個湧進這間沉悶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過道裡無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現實，我們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後來，我跟喬瓦尼先生聊了會兒一個畫家哥們兒的作品後就跟兩個在報社工作的家夥出去了，大家都準備要早早喝個痛快，我透過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們，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蘭特，但我記不得了。
維羅妮卡·沃爾科夫跟他們在一起。
他們追上她請她出去喝一杯。
我站在人行道上觀察了他們一會兒，這時跟我們一夥的别的幾個家夥在商量去哪兒。
他們似乎很開心，貝拉諾、利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孫女。
透過窗戶，我看見他們大笑着，看見他們對那裡欣賞備至，大笑着。
他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
那個叫沃爾科夫的女孩顯然是一種社會象征，而那些家夥都是等着進入萊庫姆貝裡或者惡魔島監獄的，這全寫在他們身上。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麼問題了，我發誓。
我的心腸挺軟，科林納家的人從來沒有這麼心軟的。
那幾個雜種在跟維羅妮卡·沃爾科夫笑着，但他們也在與列夫·托洛茨基笑着。
那可能是他們與布爾什維克們接觸距離最近的一次。
那可能是他們平生接觸到的最近的人。
我想到了伊凡·雷亞諾維奇先生，我覺得自己滿懷傷感，但也滿懷幸福，真該死。
這是《國家報》發薪日發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維羅妮卡·沃爾科夫，跟一個女性朋友和兩個男性朋友在一起，國際線出境口，墨西哥城聯邦區機場，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納先生說我永遠不會再見到那兩個智利人阿圖羅·貝拉諾和費裡佩·穆勒以及他們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烏裡塞斯·利馬，他錯了。
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實有待考證，發生在1975年，那麼大約一年後我又見到那幾個問題青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個清爽空曠的夜晚，甚至可以說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種年複一年讓墨西哥人和喜愛這個地方的外國遊客流連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覺得很興奮但确實又覺得很傷感的夜晚。
沒有多少可說的。
那是在雷福馬大街一家電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舉辦首映式，美國或歐洲的電影，我記不清了。
可能還是個墨西哥導演拍的。
我跟幾個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麼就看見他們了。
他們坐在樓梯上聊天。
他們也看見了我，但沒有過來打招呼。
其實他們就像幾個流浪漢，顯得非常紮眼，在電影院門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臉刮得幹幹淨淨的人中間，這些人上樓梯時，盡量靠邊走，好像擔心誰會伸手偷他們的東西。
至少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像吸了毒。
我想那個人就是貝拉諾。
我想，另一個是烏裡塞斯·利馬，他正在看書，在書邊上寫着什麼，獨自嘴裡輕哼着歌。
第三個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個兒很高，而且是金發，眼前的這個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認識我。
我沒有選擇隻好點頭以示回應，我趁朋友們心不在焉時走過去跟他們打了聲招呼。
烏裡塞斯·利馬回了句你好，不過他并沒有從樓梯上站起。
貝拉諾站了起來，像個機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樣子好像已經不認識我了。
第三個人說你是維羅妮卡·沃爾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個雜志上發表的幾首詩。
隻有他一個人想跟我說話。
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讓他又跟我談托洛茨基了，不過他沒有談托洛茨基，而是談起了詩歌，說跟一個共享的朋友（一個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個雜志上發了詩，然後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東西。
我正要走開時——我是那裡惟一跟他們待了片刻的人——貝拉諾仔細地看了看我，認出我是誰來。
噢，維羅妮卡·沃爾科夫，他說，臉上露出我覺得像是謎一般的微笑。
最近詩寫得怎麼樣？他說。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種愚蠢問題，就聳了下肩膀。
我聽到一個朋友在叫我，我說我得走了。
貝拉諾伸出手，我握了一下。
另外那個人在臉頰上吻了我一下。
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離開坐在樓梯上的朋友們加入我這一夥。
再見，維羅妮卡，他說。
烏裡塞斯·利馬還是沒有站起。
我就要進入影院時最後望了他們一眼。
這時來了第四個人，跟他們聊起來，我想那是畫家佩雷斯·卡馬戈，但也說不準，總之，他衣着光鮮，油頭粉面，好像有什麼事兒挺緊張的。
後來，我走出電影院時，看見佩雷斯·卡馬戈或者像他的那個人，但卻沒有看見另外那三個詩人，我推斷他們在樓梯上是等這個第四者，他們匆匆地見完面後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1年6月。
貝拉諾和利馬并不是革命者。
他們也不是作家。
有時寫點詩，但我并不認為他們是詩人。
他們經常賣毒品。
主要是大麻，不過他們還存了幾個玻璃罐，那種小小的嬰兒食品罐，裡面藏着一批貨，可是乍看上去顯得挺惡心的，像一小塊糞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裡漂着，最後我們對那些令人惡心的黃色粉末也習以為常了，這是我們經常購買的東西，從瓦哈卡、塔毛裡帕斯、韋拉克魯斯的拉華斯特卡或者波托西産的黃色粉末，總之不管哪兒産的吧。
我們在聚會或者在“小組會議”上讓這些毒品派上用場。
我們是些什麼人？像我這樣的畫家，像可憐的基姆·芬特（其實是他把利馬他們介紹給我的，千萬不要懷疑我們短時間内建立起的關系，或者至少我願意這麼認為）這樣的建築師。
事實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
我認識他們時（在可憐的基姆家），談的全是詩歌和繪畫。
我是指墨西哥詩歌和繪畫（還有别的嗎？）可是，很快，我們就聊起毒品來。
又從毒品聊到生意。
幾分鐘後，他們把我帶到公園裡，我來到一棵普通的樹下，挑揀他們帶的大麻。
上等貨嗎？絕對。
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長時間的那種。
我就這樣成了他們的客戶。
其間，我免費把他們介紹給各種畫家和搞建築的朋友，他們慢慢都成了利馬和貝拉諾的客戶。
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種進步，甚至讓人覺得輕松。
他們至少挺“清白”的，我想。
跟他們做買賣時你可以談藝術。
我們相信他們不會敲詐或者告發我們。
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麼狗屁都拿不出來。
他們比較謹慎（或許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準時，關系很多，你可以給他們打電話說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爾科極品，我要搞個驚喜派對，他們隻問你在哪兒、什麼時候，甚至都不提錢的事兒，當然，在這方面他們從不抱怨，他們提出要多少我們就給多少，我們也不還價，你不覺得這樣的客戶挺好嗎？一切都來得很順利。
當然，有時，我們也難免産生分歧。
主要問題在我們。
我們太輕信了，誰都知道這點，有些人最好敬而遠之。
最後，我們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風，比如每當有個聚會或者極其乏味的會議時，我們就邀請他們參加。
給他們灌酒喝，請他們告訴我們更多信息，告訴我們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東西具體從哪兒來，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問題都很坦率，絕對沒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們喝着我的酒，吃着我們的菜，但是——怎麼說好呢？——顯得漫不經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場又不在場，好像我們是些昆蟲或者他們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讓我們覺得應該繼續保持讓人舒服的距離，不需要半點親近、溫暖或者感情，即使我們經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時煩了他們，強迫他們聽我們的話，或者我們的意見，以及我們對他們的真實想法，也覺察到了這一點。
當然，我們從不把他們當真正的詩人看。
更不屑說是革命者了。
他們是推銷員，就是這樣。
比如，我們尊重奧克塔維奧·帕斯，他們卻極端，刻意不理睬。
這是無法接受的，你覺得呢？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說了些塔馬約的話，有點負面的東西，這成了一根導火線，我記不得當時的背景了，其實，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兒，也許在我家裡，也許不在，這并不重要，隻記得有人在談論塔馬約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們中一個贊美說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發着堅韌、力量和勇氣。
還說我們能成為他的同胞和同時代的人該有多麼幸運，這時利馬或者貝拉諾（他們兩個坐在一個角落裡，我記得是這樣，在一個角落裡等着要錢）說奎瓦斯的勇氣或者堅韌，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個了，全是騙人的，這個宣言令我們所有的人頓時一激靈，在我們中間激起一股冷冷的憤慨，但願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們真想把他們給活活地吃了。
我是說，有時聽他們說話挺有意思。
這兩個人簡直像從外星來的。
不過，他們讓人覺得舒服些時，當你逐漸了解他們或者更認真地聽他們講話時，他們的那種姿态更像傷感而非别的什麼，挺讓人煩。
他們當然不是詩人，也不是革命者。
我甚至都認為他們沒有性欲。
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隻想說他們好像對性沒有什麼興趣（他們惟一感興趣的是從我們手裡榨出錢來），對詩歌或者政治也沒有興趣，而且他們師法的似乎是年輕“左派”詩人的陳腐範式。
性确實激不起他們的興趣，這點我可以肯定。
我怎麼知道的？從一個朋友那裡聽到的，一個想跟他們中一位發生性關系的搞建築的朋友，也許是跟貝拉諾吧。
關鍵時刻，什麼也沒發生。
這兩個軟蛋。
14 雨果·蒙特羅，在馬拉·森達酒吧喝啤酒，彭薩多爾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2年5月。
有這麼一個免費的機會，我心想，幹嗎不把咱的哥們兒烏裡塞斯·利馬放進尼加拉瓜訪問團裡呢？出訪活動将在1月份成行，以這樣的方式開始新的一年也還不賴。
另外，我聽說利馬狀态不佳，我想，去這個革命國度來一次小小的戶外旅行會讓人的精神振作起來。
所以我沒有咨詢任何人就把有關證件辦妥了，把烏裡塞斯送上去馬那瓜的飛機。
當然，我不知道我這是在自找死路。
如果我早知道的話，絕不會讓烏裡塞斯·利馬離開墨西哥城，可有時我就喜歡那樣，很沖動，最終該來的東西還是會來，我們是命運手中的木偶，不是嗎？ 總之，我就這樣把烏裡塞斯·利馬弄上了飛機，在起飛前，我心裡甚至掠過一絲念頭，預感到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
我的老闆，詩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團的團長，他看到烏裡塞斯後臉色頓時很難看，把我叫到一邊。
那個白癡幹嗎在這裡呢，蒙特羅？他問。
他跟我們一起去馬那瓜啊，我回答。
我還是别複述阿拉莫後面說的話了，因為我實在不是個壞人。
可我又想：你要是不願帶他出來，你這個懶惰的雜種，幹嗎不親自過目一下邀請書呢？你幹嗎不辛苦點給每個應該來的人打打電話呢？阿拉莫本人還邀請了自己最好的哥們兒呢，所謂的農民詩人幫。
後來，他私自邀請了他喜歡的那些馬屁精們，還有那些重量級人物，或者說文學界的名人，全是他們各自墨西哥文學流派地方上的擁護者，但是，曆來如此，這個國家誰也沒有精英感，兩三個惡心鬼在最後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來墊補缺額的人之一，或者像聶魯達說的那樣“把缺席的補上”。
這時我就想起了利馬。
我從一個消息靈通人士那兒聽說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過，我恰好屬于那種隻要有可能就會全力幫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這種性格，就是這樣。
現在，當然，我已經丢了工作，有時在情緒還不錯，在未消的殘酒中醒來，在某個預示着災難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實辦了件錯事，我要是請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話，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數時候我并不覺得歉疚。
我說了，我們一上飛機，阿拉莫就覺得烏裡塞斯非毀了我們這次的旅程不可，我說：别着急，先生，不會有事的，相信我，這時阿拉莫嚴厲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滿責備的眼神，如果這樣說聽上去不太荒謬的話，說：行吧，蒙特羅，出了事你負責，我們倒要看看你怎麼處理。
我說：我們墨西哥人會安然無恙的，老闆！請稍安勿躁。
什麼也别擔心。
那時我們已經在去馬那瓜的途中了，穿過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團的作家們都在喝酒，好像他們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誡過飛機會掉下去，我在過道來來回回上下活動，跟所有成員打着招呼，發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紙張，那是阿拉莫和農民詩人們為了聲援他們的姐妹國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說，我還改正了若幹錯誤），以便不熟悉這個宣言的人，這樣的人占大多數，能讀一讀，以便讓那些還沒有簽名同意的人，簽過名的人寥寥無幾，在“我們同意”欄下簽上他們的大名，或者換句話說在阿拉莫和幾個農民詩人，那天啟五騎士簽名的正下方簽上自己的大名。
後來，我收集欠缺的簽名時想到了烏裡塞斯·利馬。
我看見他蜷縮在座位上，耷拉着腦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無論什麼情況，他雙目緊閉，表情怪異，像正在做噩夢似的，我想。
我覺得這個時候這家夥這個樣子是沒法簽名的，刹那間，飛機開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壞的擔心似乎就要驗證了，這時我權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請他簽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計，畢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來的，他向來表現不佳，或許别人這樣說，這不表示他就得保證效忠某一夥人，但我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農民詩人會帶着一副巨大的眼鏡檢查“我們同意”欄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負責任的。
正如奧東所說，懷疑本身就盤踞在我頭腦中。
我走到烏裡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睜開眼睛，像個肉體中隐蔽機制被激活了的該死的機器人，他盯着我，裝出不認識但卻認出了我的樣子，如果我這樣說講得通的話（我想講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說，瞧，烏裡塞斯，還有個事兒需要辦一下，所有來的詩人都在這個聲稱顯示他們與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關系有多鐵的傻冒文件上簽了字，我就缺你的簽名了，如果你不想簽的話，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想我們會處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種能碎了我心髒的聲音說：我來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等明白了後便把宣言文本遞給他，我看着他，那句話怎麼說，埋頭閱讀。
差不多吧，我說：我馬上回來拿，烏裡塞斯，我要在飛機上轉悠會兒，不知道機長什麼時候可能需要我幫忙，這期間，你就坐這兒讀着，有的是時間，别有壓力，想簽就簽，不想就算了，說完我就起來回到飛機的前頭，是叫機首吧？總之，就是前頭部分，我還得花點工夫分發那份混賬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學精英（同行的還有幾個流亡墨西哥的外國作家：三個阿根廷人，一個智利人，一個危地馬拉人，兩個烏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個沒完，這時他們已經開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烏裡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簽過名的宣言，疊得整整齊齊，烏裡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兒，不過又閉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時又以極大的尊嚴忍受着痛苦。
這是我到馬那瓜之前見他的最後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幾天他幹嗎來着。
我隻知道他沒有參加任何一場朗誦會、聚會或者圓桌讨論會，我不時地想起他，他媽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場合。
如大夥所說，曆史的創造過程就像一場沒有盡頭的聚會。
埃内斯托·卡爾德納爾在文化部接見我們的那天，我記得去酒店房間找利馬，可他不在屋裡，前台的人告訴我，他已經好幾個晚上沒有回來了。
你能怎麼樣呢，我心裡對自己說，他一定是去外面縱情暢飲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麼朋友在一起，誰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個墨西哥代表團，不能整天去找烏裡塞斯·利馬，讓他參加這次活動，我已經仁至義盡了。
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這樣過去，如巴列霍所說，我記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說，蒙特羅，你那朋友他媽的上哪兒去了？我很久沒見到他了。
這時我心想：該死，真是的，不是嗎？烏裡塞斯失蹤了。
坦率地說，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回過神來，各種可怕和不那麼可怕的可能性的組合，發出沉悶的砰的一聲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來。
我想：他一定在什麼地方，盡管不能說我一秒鐘後就徹底忘了他，你可能會覺得我在搪塞這個問題。
可阿拉莫卻絕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與墨西哥詩人同行舉辦的一次晚餐會上，他又問我那該死的烏裡塞斯·利馬上哪兒去了。
好像還嫌事情不夠糟，卡爾德納爾的一個他媽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學習過，認識烏裡塞斯，他聽說烏裡塞斯也在代表團裡，堅持要見他，想跟這位本能現實主義之父寒暄一番，他說。
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頂的尼加拉瓜小矮個兒，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許幾年前我在貝拉斯美術館組織過他的一場朗誦會，我忘了，我感覺他有點半開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現實主義之父的那種口吻，好像在調侃烏裡塞斯，當着這些墨西哥詩人的面笑得很開心，我得說，詩人們都大笑起來，好像聽了一個笑話，連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與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覺得有必要笑。
各種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這種場合。
我終于擺脫所有那些煩人的雜種時已經過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來送回墨西哥城，說實話我忽然感覺很累，有些惡心，幾乎快要吐了，但還不至于，我決定在飯店的酒吧來點夜飲，在那裡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東西簡直就是毒藥，我不知道桑地諾解放陣線[Sandinistas，尼加拉瓜民族解放組織，1961年成立，主要在推翻索摩查獨裁政權，後成立桑地諾人民黨并多次成為執政黨。
]的人還在等什麼不去處理這些事情。
在飯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奧·蒙特蘇爾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來的，不過是危地馬拉人，另外，沒有危地馬拉代表團，再說他已經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
潘克拉希奧看見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發，後來靠過來說，蒙特羅，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臉，跟哪個女孩出什麼麻煩了嗎？他問。
我說，要是那樣就好了，潘克拉希奧先生，我就是太累了，無論怎麼說這個回答都很蹩腳，因為勞累要比因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這麼說的，潘克拉希奧大概注意到出什麼事兒了，因為我說話比平常語無倫次，他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驚呆了——穿過我們之間的空地，來了個優雅的跳躍，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
那究竟出什麼事兒了？他問。
我把代表團一個成員弄丢了，我說。
潘克拉希奧望着我，好像我的話很不好理解，然後又要了兩杯蘇格蘭威士忌酒。
我們兩個默默地在那裡坐了會兒，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馬那瓜城，說實話，這是最容易讓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說，這個城市恐怕隻有郵差可能不會迷路，其實墨西哥代表團已經迷過好多回路了，我發誓。
我想，這麼長時間來我第一次感覺舒服起來。
幾分鐘後，出現了一個小孩，一個實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徑直走向潘克拉希奧索要簽名。
他手裡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奧的書，已經磨損得很厲害了。
我聽到他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什麼，然後就走了。
潘克拉希奧用一種陰森恐怖的聲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
然後又說到一批剽竊他作品的人。
最後，又說到成群的批評家們。
他還提到加科莫·莫雷諾—裡斯奧，那個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顯然不是我們團的成員，但潘克拉希奧說出他的名字時，我感覺自己簡直太傻了，莫雷諾就在這裡，他剛走進酒吧，這完全不可能，因為盡管我們代表團有各種不足，卻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誰都知道莫雷諾是帕斯的追随者。
潘克拉希奧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諾在煞費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奧。
可是，莫雷諾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聲音，屬于那種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歐洲人，為了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強的虛假姿态。
因此，潘克拉希奧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奧說，是雷耶斯法定傳人的散文，如果他這麼說自己，就是順理成章的與莫雷諾這個冰冷的仿冒品為敵。
潘克拉希奧又說：那麼，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聲音吓了我一跳。
一個叫烏裡塞斯·利馬的，我說，感覺自己的皮膚開始起雞皮疙瘩。
噢，潘克拉希奧說。
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說，也許從第一天起就沒了，潘克拉希奧又不說話了。
他向值班經理打了個手勢，又要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畢竟，教育部買單。
不，不會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奧說，他是那種很安靜的人，但又是個敏銳的觀察家。
在這兒住下後第一天我在飯店見過他，第二天也看見過，說明那時他還沒有離開飯店，不過說真的，我想不起還在别的什麼地方見過他。
他是詩人嗎？當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說了。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第二天嗎？我問。
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奧說。
沒錯，是最後一次。
現在我該怎麼辦啊？我說。
不必粉飾，潘克拉希奧說，所有的詩人都會在某個時候失蹤的。
向警察報告說他失蹤了。
桑地諾解放陣線的警察，他指點得很具體。
可我沒那個膽量報警。
不管桑地諾還是索摩查，警察畢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為酒精還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沒有勇氣讓烏裡塞斯那樣顔面掃地後離開。
這是我後來挺後悔的一個決定，因為，第二天早晨，我們出發去機場之前，阿拉莫忽然想到把代表團全體成員在旅館大堂集合起來，想來個我們在馬那瓜停留的最後總結，但事實上是想在白天最後喝一頓。
當我們所有的人毫無疑問與尼加拉瓜人民結下牢不可破的友誼，就要上路去房間拿行李時，阿拉莫和另一個農民詩人過來問烏裡塞斯來了沒有。
我别無選擇，隻好告訴他沒有，除非在這個關鍵時刻烏裡塞斯正在房間睡覺。
現在就解決，阿拉莫說，他走進電梯，我和那幾個農民詩人跟在後面。
我們看到詩人奧雷裡奧·普萊德拉，一個優美的文體家，在烏裡塞斯·利馬的房間，他說的那些我都已經知道了，剛到的前兩天烏裡塞斯還在，後來就沒影了。
你為什麼不告訴雨果呢？阿拉莫大聲吼叫着。
這個詩人的解釋含含糊糊。
阿拉莫惱火極了。
奧雷裡奧·普萊德拉說不明白幹嗎怪他，當時他還得忍受烏裡塞斯徹夜的夢話，他覺得倒黴透了。
那個農民詩人在應該是混亂之源利馬睡覺的床上坐下，開始浏覽起一本文學雜志來。
過了會兒，我意識到另一個農民詩人的出現讓我們松了口氣，潘克拉希奧，405房間上演的這場戲劇的默默觀察者，站在他背後的門口。
當然，我立刻意識到，我已經從墨西哥代表團管理人的角色脫身了。
值此關鍵時刻，這個角色落到胡裡奧·拉巴卡的頭上了，這位農民詩人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開始以我從自己身上絕對體會不到的充沛幹勁接管了整個局面。
拉巴卡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報警，接着又在代表團裡召開了一個他所謂的“思想型作家們”，換句話說，就是經常寫社論、散文或者政治書的作家們（“創造型作家”則指詩人或者小說家，如潘克拉希奧，還有一類叫“頭腦發熱型作家”，如奧雷裡奧·普萊德拉這樣的新手和初學者，也許還包括烏裡塞斯·利馬本人在内，另有“創造兼思想型作家”，屬于人中之龍，這一類型中僅有兩個農民詩人入選，拉巴卡絕對算得上）參加的緊急會議，對因這次突發事件導緻或者形成的新局面以及事件本身進行了一番敏銳、坦率的評估之後，他們得出結論說，對代表團最有利的是堅持原計劃不變，換句話說萬勿拖延，即日回國，把利馬事件交由當局有關機構處理。
一個墨西哥詩人在尼加拉瓜失蹤可能會引發非同尋常的政治震蕩，但是，要記住，知道烏裡塞斯·利馬的人寥寥無幾，而且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中多半沒有跟他說過話，這樣緊張程度可以有所下降。
有人甚至提出他的失蹤可以忽略不計。
過了會兒，警察來了，我和阿拉莫、拉巴卡與其中一位自稱是探長而拉巴卡很快就稱之為“同志”的人聊了一陣子，拉巴卡“同志”這個“同志”那個地叫了半天，不過，像他這麼一個警察，其實太善良、太有同情心了，盡管他什麼也沒有對我們講，這是我們自己想到的。
探長問到這位作家“同志”的習慣。
當然，我們告訴他，我們不熟悉烏裡塞斯的習慣。
他想了解烏裡塞斯有什麼“特點”或者“弱點”。
阿拉莫說誰也不知道，這個行當跟人性本身一樣紛繁複雜，我們都很清楚，人性就是弱點的大雜燴。
拉巴卡又複述了（以自己的方式）一遍阿拉莫的意思，說烏裡塞斯可能是個堕落分子，也可能不是。
什麼意義上的堕落啊？那個探長想知道。
這我還說不準，拉巴卡說。
說真的，我對他并不熟悉。
在飛機上我甚至都沒有看見過他。
他不是跟我們乘同一班飛機嗎？當然了，胡裡奧，阿拉莫說。
接着阿拉莫又把球扔給了我：你認識他，蒙特羅（話語中帶着強忍的憤怒），給我們講講，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馬上把這件事撇得幹幹淨淨的。
我又把整個經過複述了一番，從頭到尾，直到阿拉莫和拉巴卡聽得明顯乏味之極，而探長卻表現得饒有興緻。
我講完了，他說，噢，你們作家都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啊！他又想知道為什麼有些作家不想來馬那瓜觀光。
都屬于個人原因，拉巴卡說。
不是因為他們敵視我們的革命吧？你怎麼會這樣想呢，肯定不是，拉巴卡說。
哪些作家不肯來呢？探長問。
阿拉莫和拉巴卡對視了一眼，然後又瞧着我。
我張開大嘴跟他說了幾個名字。
噢，你知道，拉巴卡說，馬科·安東尼奧也被邀請了嗎？是啊，阿拉莫說，我想這個主意不錯。
為什麼不問問我的意見呢？拉巴卡說。
我跟埃米利奧說了，他說挺好，阿拉莫說，他很煩拉巴卡當着我的面質疑他的權威。
那麼，這個馬科·安東尼奧是什麼人呢？探長問。
一個詩人，阿拉莫有氣無力地說，什麼樣的詩人呢？探長想知道。
一個超現實主義詩人，阿拉莫說。
一個超現實主義者，一個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人，拉巴卡說得很具體。
一個抒情詩人，我說。
探長點了好幾下頭，仿佛在說我明白了，但我們都很清楚，他屁都不明白。
這位抒情詩人不想表達他對桑地諾革命的支持嗎？嗯，拉巴卡說，還不好這樣說。
他隻是來不了，我想，阿拉莫說。
但你認識馬科·安東尼奧，拉巴卡說，他第一次笑了起來。
阿拉莫拿出他的德裡卡多斯牌煙給大家發了一圈。
拉巴卡和我都拿到一支，但探長卻沒有要，而是點上一支古巴雪茄。
這煙比較沖，他說，話中帶明顯的諷刺意味。
他似乎想說：我們革命者抽更沖的煙，真正的男人抽的都是烈性煙，我們這些在客觀現實中下賭注的都抽最純正的煙草。
比德裡卡多斯牌煙還沖嗎？拉巴卡問。
這是黑色煙草，同志們，貨真價實的煙草。
阿拉莫笑了，氣喘籲籲地說：很難相信我們走失了一位詩人，其實他想說：你對煙草懂個什麼？你們這些愚蠢的雜種！你可以用你的古巴煙草親吻我的屁股，拉巴卡說，幾乎連一隻眼睛都沒有眨。
你說什麼，同志？探長問。
我是說我才不把古巴煙草當回事呢。
隻要德裡卡多斯煙點着了，其他煙都可以熄滅。
阿拉莫又笑了，探長似乎在憤怒得臉色煞白和表情茫然之間猶豫不定。
我以為，同志，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說。
那就對了，我知道，你聽懂我的意思了。
沒有人會瞧不起德裡卡多斯的，拉巴卡說。
噢，胡裡奧真是個壞小子，阿拉莫嘴裡喃喃地說，看着我想掩飾對探長幾乎壓抑不住的笑。
你有什麼根據這樣說？探長問，他一頭的霧水。
我發現事情的調子正在出現新的變化。
拉巴卡擡起一隻手，在離探長的鼻子幾寸遠的地方來回扇着，好像要抽他似的。
别把煙朝我臉上吹，夥計，他說，行嗎？這回探長真的臉色慘白了，好像自己抽的煙草的沖味讓他感到惡心。
他媽的，稍微尊重點，同志，你快要碰着我的鼻子了。
如果你叫它是鼻子的話，拉巴卡對阿拉莫說，簡直連眼都不眨。
你要是分不出一支德裡卡多斯的味道跟一捆粗俗的古巴煙草之間的區别，那你的鼻子就對不起你了，同志，這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退一步說，對一個抽煙的人或者警察就非同小可了。
你瞧，胡裡奧，德裡卡多斯就像煙草中的金發碧眼，阿拉莫說，他已經笑得撐不住了。
連卷煙紙的味道都挺美，拉巴卡說，這種煙紙隻能在中國的某些地方找到。
加上墨西哥，胡裡奧，阿拉莫說。
墨西哥當然有了，拉巴卡說。
探長極其憤恨地望了他們一眼，迅速把煙掐滅，聲音變了調說，他得去整理一個失蹤人員的報告，這項工作隻能在警察局裡處理。
他好像準備要把我們所有的人都給抓起來。
我們還等什麼呢，拉巴卡說，我們去警察局，同志。
蒙特羅，他在出去的路上對我說，替我給文化部長打個電話。
好的，胡裡奧，我說。
探長似乎猶豫了片刻。
拉巴卡和阿拉莫來到大堂。
探長盯着我，好像在詢問對策。
我用手腕比畫了下戴上手铐的樣子，可他不明白。
他臨走之前說了一句：他們會在十分鐘内回來。
我聳聳肩走了。
過了會兒，潘克拉希奧來了，穿着一件純白的哈瓦那衫，帶了隻查普特派克區吉甘特超市的塑料袋，裡面裝滿了書。
問題解決了嗎，蒙特羅，我的孩子？我親愛的朋友潘克拉希奧先生，我說，跟昨晚、前晚一個樣。
我們還是沒有找到可憐的烏裡塞斯·利馬，無論如何，把他拉到這兒來是我的過錯。
潘克拉希奧跟平時一樣，沒有作出絲毫的努力安慰我一下，我們兩個默默地坐了一會兒，他喝着倒數第二杯威士忌，我雙手抱頭，用一根草稈吸着台克利雞尾酒，徒勞地想像烏裡塞斯·利馬沒有錢沒有朋友，一個人待在那個備受重創的國家，這時我們聽到在附近房間像流浪狗或者受傷的鹦鹉似的流來竄去的代表團成員的喊叫聲。
你知道對文學來說最壞的事情是什麼嗎？潘克拉希奧問。
我知道，但假裝不知道。
什麼？我問。
跟作家成為朋友。
這樣的友誼雖然彌足珍貴，卻也會破壞你的批評感覺。
有一回，潘克拉希奧說，蒙特福特·托雷多把這個啞謎扔給我猜：一個詩人在一個即将毀滅的城市失蹤了，沒有錢，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人可投靠。
當然，他既不想也沒有打算投靠任何人。
他在這個城市和國家流浪了好幾天，什麼也不吃，或者吃得很少。
他甚至都不寫東西了。
或許在頭腦中繼續寫着：換句話說，他都出現幻覺了。
所有迹象表明死亡向他冉冉而至。
他的災難性失蹤已經預示了這一點。
然而，最後這個詩人并沒有死。
他是怎麼活下來的呢？聽上去好像是說博爾赫斯，但我并沒有告訴他。
作家同行已經把潘克拉希奧折磨得夠嗆了，說他用巧妙的手法從博爾赫斯這裡剽竊一點，然後又用拙劣的手法從别處剽竊一點，像洛佩茲·貝拉爾德說的那樣。
我就那麼聽着潘克拉希奧說，然後學他的樣子。
換句話說，我一直閉口不言。
這時一個家夥過來告訴我，帶我們去機場的那部廂型車已經停在酒店前了，我說好的，我們走吧，但我得先問問潘克拉希奧的答案，他已經從座椅上下來，面帶笑容看着我，好像我已經找到了那個啞謎的答案，但我顯然沒有找到或者想出、猜出，總之我徒勞無功，我說：你朋友問你的這個啞謎答案是什麼，潘克拉希奧先生？這時他看着我說：什麼朋友？我說，你的朋友，不管是誰，米格爾·安格爾·阿斯圖裡亞斯，說的關于詩人失而複活的啞謎。
噢，那個啊，他說，好像如夢初醒，其實我也不記得了，不過沒事，這個詩人沒有死，他失去了一切，但人沒有死。
“你所愛的都保留[引自龐德《比薩詩章》（PisanCantos）第81章。
]”，站在附近偷聽我們說話的一個人說，這是個淺色皮膚的家夥，身穿雙排扣西服，系着紅領帶，他是聖·路易斯·波托西的官方詩人，他在那裡，這句話就像手槍即将發射，或者已經發射出來似的，立刻引爆了巨大的騷亂，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作家開始互相在書上簽名，廂型車裡就更混亂了，所有出發和送行的人都上了車，空間更顯窄小，我們隻好又叫了三輛出租車提供額外支援。
不用說我是最後離開賓館的。
走之前，我打了幾個電話，給烏裡塞斯留了封信，以備他回來，當然這種可能性非常小。
我在信裡建議他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館，那兒會關照他返回墨西哥。
我又給警察局打了個電話，跟阿拉莫和拉巴卡說了話，他們向我保證在機場見面。
然後我帶上皮箱，叫了輛出租車離去。
15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1982年7月。
烏裡塞斯·利馬去馬那瓜時我去機場送行，一來我還是無法相信他被邀請了，二來那天早晨我沒有别的任何事兒可幹，他回來時我也去接了，沒有别的意思，就想看到他，然後我們可以痛快地大笑，可是隻見出訪歸來的作家們整整齊齊地排成兩列走出，卻不見他的影子（這是不會有錯的），雖然我看了又看。
阿拉莫和拉巴卡、帕迪爾拉和拜倫·赫爾南德斯、貝拉帕拉塔和我們的老熟人洛西亞科默、薩拉和女詩人卡門·普列托、危險的佩雷斯·赫爾南德斯和高尚的蒙特蘇爾都出來了，可就是沒有烏裡塞斯。
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可能在飛機上睡着了，他很快就會在兩個空乘的協助下走出飛機，古老地層般厚實的宿醉。
至少我願意這麼去想，因為要我恐慌起來過程是很慢的，但說實話，看見這群知識分子們筋疲力盡又心滿意足地回國的瞬間，我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雨果·蒙特羅給隊列押後，帶着好幾件沉重行李。
我記得我向他揮了揮手，但他沒有看見我，或者沒有認出我，或許假裝不想認出我。
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後，我看見了洛西亞科默，他似乎遲遲不想離開機場，我走過去跟他打了個招呼，盡量不要流露出我多麼擔憂。
他跟另外一個阿根廷人在一起，一個高大、肥實，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夥，我不認識。
他們在談錢的事。
或者說至少我聽到了幾次“美元”這個詞，後面帶着多個顫抖的驚歎号。
我打了聲招呼後，洛西亞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裝不記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這個無可逃避的現實。
我向他問了烏裡塞斯的情況。
他驚駭地看着我。
他的凝視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褲扣大開或者臉上長着一個膿瘡在機場大搖大擺地晃悠。
這時另外那個阿根廷人說話了。
他說：那個惡心鬼當我們是群白癡似的耍。
他是你的朋友嗎？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亞科默，他正在等候區找什麼人，我不知道該笑呢還是該嚴肅。
那個阿根廷人說：人要有點責任感（他在跟洛西亞科默說，甚至都不看着我）。
我要見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釘到牆上不可。
到底出什麼事兒了啊？我帶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裡咕哝着。
烏裡塞斯上哪兒了？那個阿根廷人說了句什麼文學流氓無産者。
你說什麼？我問。
這時洛西亞科默說話了，要把我們鎮下去，我想。
烏裡塞斯失蹤了，他說。
你說他失蹤是什麼意思？蒙特羅問，我們剛剛發現這事。
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搞清烏裡塞斯不是在回國途中失蹤的（我想像中看見他從座位上起來走進衛生間，把門鎖上，然後消失了）而是在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團出訪期間失蹤的。
整個經過就是這樣。
第二天，我到貝拉斯美術館去看蒙特羅，他告訴我因為烏裡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2年7月。
有人要給烏裡塞斯的母親打電話，要我說這是我們最起碼可以做的事兒，但哈辛托橫不下心告訴她兒子在尼加拉瓜失蹤了，不過，我說也許沒有那麼嚴重，你是了解烏裡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為人，可哈辛托說他失蹤了，事情就這樣結束，就像安布羅斯·比爾斯[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Bierce，1842—約1914），美國短篇小說家，報紙專欄作家，于1913年前往墨西哥後失蹤。
有人認為他在1914年及1916年間的墨西哥革命中被殺死。
]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戰的詩人以及普希金一樣，隻不過就普希金的情況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說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觀的存在，那個殺死普希金的法國人則相反，聖·彼得堡的雪就像烏裡塞斯·利馬身後留下的空白，我是說他的了無生氣，他的懶惰或者常識感的缺乏，這場決鬥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詩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詩歌，以代表團的形式，默默地見證了我們時代最優秀的一個詩人的死亡。
哈辛托這樣說，但他還是不想給烏裡塞斯的媽媽打電話，我說，我們不妨看看，我們來研究情況，這個女人才不關心自己的兒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羅斯·比爾斯呢。
我可以替她設身處境地想一想，我也是個母親，如果某一天哪個雜種殺了弗蘭茲（上帝不許的），我不會覺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個偉大的詩人死了，我會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麼文學，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點，因為我也是個母親，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後随之而來的那些無眠之夜、恐懼和擔憂。
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發誓，就是打電話給她，或者去衛星市看看她，給她講講我們所了解的她兒子的情況。
哈辛托說：她可能已經知道了，蒙特羅或許已經告訴她了。
我說：你怎麼就這樣肯定呢？這時哈辛托不說話了，我說：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呢，還沒有人說什麼，好像烏裡塞斯壓根就沒去過中美洲。
哈辛托說：那倒是。
我說：咱倆做不了什麼，因為沒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們會聽他媽的，他們會告訴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說，在她目前境況好些的時候，我們隻會讓她更加憂心忡忡，更加思來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會傷着你，他說，然後開始為弗蘭茲準備吃的，在屋裡走來走去。
無知者無害，生活在無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說：你說這種話的時候，還怎麼自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哈辛托，你還怎麼自稱是個詩人？你打算是要跟陳詞濫調來場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說，坦率地講他再也不可能發起一場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興緻，跟陳詞濫調作戰，也不是什麼壞主意，他還說，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蹤的是我，我如此憂心煩惱，他說，誰說烏裡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蹤了，他可能壓根就沒失蹤，他可能決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裡，因為，畢竟尼加拉瓜就像我們在1975年夢中向往的那樣，我們所有的人都想去那個國家生活。
我又想起1975年來，那時弗蘭茲還沒有出生，我試着回想烏裡塞斯和阿圖羅·貝拉諾那時的樣子，可是我記得最清楚的還是哈辛托的臉，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這讓我對他充滿了纏綿的感覺，讓我馬上就想擁抱他，就在這裡，擁抱他和弗蘭茲，告訴他倆，我很愛他們，可是馬上我又想起了烏裡塞斯的母親，我想誰也無權不告訴她兒子在哪兒，她已經很痛苦了，這個可憐的女人，我又堅持讓哈辛托給她打個電話，給她打個電話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況全告訴她，可哈辛托卻說，他沒有這個義務，他不是那種憑借不實傳聞妄加推測的人，我說：你跟弗蘭茲待會兒，我出去會兒馬上回來，他沒有吭聲，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開門，他說，至少盡量别大驚小怪。
我說：我隻想告訴她，她兒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爾·巴裡奧斯，家中衛生間，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2年9月。
我和哈辛托偶爾還有書信往來。
他告訴我烏裡塞斯失蹤了。
不過是在一封信裡說的。
他又從朋友埃弗倫·赫爾南德斯家裡給我打來電話，這意味着此事挺嚴重，或者至少他認為很嚴重。
埃弗倫是個年輕詩人，想師從本能現實主義者從事詩歌創作。
我不認識他。
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亞後出現的，但據哈辛托說，他的确是個不賴的作家。
我說，寄幾首他寫的詩過來，但哈辛托隻寄來幾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寫得好還是壞，他寫的是不是本能現實主義的風格，當然，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本能現實主義應該是什麼風格。
也許就是烏裡塞斯寫的那種。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墨西哥已經沒有人聽說過我們了，而且聽說過我們的也嘲笑我們（我們成為他們不想走的道路的典範），也許他們不完全是錯的。
所以，偶爾撞上一個年輕詩人寫或者想寫本能現實主義風格的詩總是件好事。
這位詩人的名字叫埃弗倫·赫爾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納用自己的電話，或者他父母家的電話，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失蹤了。
我聽完故事後說：他沒有失蹤，他隻是決定待在尼加拉瓜，這完全是兩碼事。
哈辛托說：如果他決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訴我們一聲啊，我去機場送過他，他沒有不回來的意思。
我說，冷靜點，哥們兒，你好像還不了解烏裡塞斯。
哈辛托說：他失蹤了，拉斐爾，相信我，他甚至都沒有告訴母親，你不知道她母親到貝拉斯美術館鬧成什麼樣了。
我說：天哪，哈辛托說：她認為那些農民詩人殺了自己的兒子。
我說：太牛了。
哈辛托說：你說得對。
隻要有人碰了一個母親的孩子，她會變成個獅子。
至少郝奇特爾是這樣說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廚房，傑克遜大街，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1982年10月。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很凄慘，可是當拉斐爾聽到烏裡塞斯出訪尼加拉瓜未歸時變得加倍凄慘。
一天，我說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拉斐爾什麼也不想幹。
他不工作，不寫作，不幫我收拾屋子，不買東西，他就會沖澡（沒有别的原因，拉斐爾是很幹淨的，跟所有那些混賬墨西哥人沒什麼兩樣），看電視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區那幫混賬奇卡諾人踢足球。
我回到家裡時，往往發現他早已在門口，坐在台階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國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們，這幫腦癱青少年吹牛，他們管他叫詩人哥們兒（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爾待到我做他媽的晚飯才走。
拉斐爾跟他們說再見，他們必然會說，詩人哥們兒，再見，詩人哥們兒，我們明天回來看你，詩人哥們兒，這時他才會進家門。
我氣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氣，絕對很憤怒，我真想給他那可惡的煎雞蛋裡下毒，可我還是克制住了。
我要再看看。
我心裡經常對自己說，他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
問題是，我知道，這個低潮期持續得太久了，準确地說，已經有四年了，盡管有很多瞬間還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時候更多，我的耐心幾乎快要到極限了。
但我還在努力，我有時問他，你的日子過得如何（這個問題真蠢），他會說（他還能說什麼？）挺好，不錯，還行。
我就問：你都跟這些孩子聊些什麼？他就說：給他們講故事，給他們傳授人生的經驗教訓。
這時，電視開着，我們誰也不說話，專心吃着我們的煎雞蛋、我們的筍片、我們的西紅柿片，我想你能談什麼人生的教訓，你這個可憐的雜種，你這個可憐的變态狂，你何曾懂得過人生的教訓，你這個可悲的吸血鬼，你這個可悲的失敗者，你這個混賬惡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還在一座橋下面睡覺呢。
但我什麼也沒說，隻是望着他，就這樣。
但是似乎連我瞥他幾眼都會讓他不高興。
他說：你看什麼啊，白人姑娘，你想幹嗎？這時我就強擠出一絲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開始刷盤子。
16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真好，這兩個小夥子不着急回去。
我在一張小桌上擺好快餐，我們打開紅辣椒罐頭，我給大家分了牙簽，我們倒上龍舌蘭酒，然後幾個人的目光相遇了。
我們說到哪兒了，小夥子們？我問道，他們說：講到聖疊戈·卡瓦哈爾将軍的全身像，這位藝術贊助者和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老闆，外面，大街上警報開始呼嘯起來，先是警車的尖叫聲，接着又傳來救護車的警報聲。
我想到了死者和傷者，心裡想那可能是“我的将軍”，突然死了，受傷了，跟塞薩雷亞成了一片空白一樣，我成了一個醉醺醺、容易激動的老人。
後來我對兩個小夥子講，老闆這個詞隻是說說而已，你們要熟悉塞薩雷亞的話，就會知道她一輩子從來沒有過什麼老闆，也不曾從事過什麼所謂的穩定工作。
我說過，塞薩雷亞是一個速記員。
她就幹這個，她是個不錯的秘書，可是，她的個性，也許還可以稱之為她的怪癖，蓋過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為曼努埃爾替她在“我的将軍”那裡找了份活兒，可憐的塞薩雷亞将在墨西哥城邪惡的底層随波逐流。
後來我又問他們，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誠實地）沒有聽說過疊戈·卡瓦哈爾将軍。
他們說沒有，阿馬德奧，從來沒有說過，他是幹嗎的？奧夫雷貢派還是卡薩蘭派？是普魯塔科·埃利亞斯·卡列斯将軍的人還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憂傷的聲音說，但同時又是奧夫雷貢的人。
世上沒有那麼純粹的事兒，孩子們，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軍”忽然間成了一個傷員、死人，但他很勇敢。
我開始聊起曼努埃爾給我們描述前衛城市也就是“尖銳城”的規劃的那天晚上的事兒來，我們聽了曼努埃爾的話後大笑，認為這簡直是開玩笑，其實這不是開玩笑，不是，“尖銳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徑上是可行的）曼努埃爾打算在一個将軍的幫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疊戈将軍将協助我們建造，他說，後來我們有人問他媽的這人是誰（像這兩個小夥子那天晚上在這裡問我的那樣），曼努埃爾就給我們講了将軍的故事，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這是一個在我們的革命中奮戰并為自己掙得英名的故事，這些人赤裸裸地走進曆史的旋風，穿着閃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來，就像“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那樣，他進去時還是文盲，出來時已經堅信畢加索和馬裡内蒂是預言家，他說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預言家，那些永遠說不清的事物，小夥子們，不過我們對自己的任何事情從來都說不太清楚。
一天下午，我們去辦公室拜訪将軍。
這是塞薩雷亞加入尖銳主義組織前不久。
起先将軍待我們有些冷淡，始終保持着某種距離。
他也不起來歡迎我們，曼努埃爾介紹我們大家時，他幾乎一言不發。
但他把我們每個人逐個凝視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們的思想和靈魂。
我想：曼努埃爾怎麼會跟這樣一個人成為朋友的？因為隻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軍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經受過洗禮的其他戰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強勢、嚴肅、多疑、兇悍，就是說你不會把他與詩歌聯系起來，當然，我很清楚，有強勢、嚴肅、多疑甚至兇悍的詩人，比如迪亞茲·米龍，不過别讓我又開始說起他們來，有時我情不自禁地覺得那些詩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異，或者至少我想說他們都喝着同一個槽裡的水。
但那時我還年輕，很年輕，而且很理想主義，也就是說我還很純，那種東西讓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說立刻就喜歡上了疊戈·卡瓦哈爾将軍。
後來發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後一切都變了。
當将軍用凝視的目光把我們刺了一遍，坐在那裡耐心地聽完曼努埃爾的開場白後，顯得既疲倦又警覺，他傳來一個警衛，一個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龍舌蘭、面包和幹酪。
全部的東西就這些了，将軍就是揮舞着這把魔杖赢得了我們的心。
我這樣說聽上去有些傻，連我自己都覺得挺傻，可當時，隻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們别不好意思，然後把椅子拉過來，将軍便徹底解除了我們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見，你不難想像，我們所有的人圍着那張桌子開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來，後者，據“我的将軍”說，是法國習慣，這時曼努埃爾又在這裡（随處）附和将軍了，當然，這是一種法國習慣，這種習慣在坦普爾大道外帶壁爐的人家，以及聖德尼斯街一帶很常見，曼努埃爾和“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開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幹酪，巴黎人喝的龍舌蘭，你幾乎難以置信他們喝的東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場附近的巴黎人喝的東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樣，或許我這麼認為，他們說的一切都發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從來沒有發生在某條特定的街道或者一個特定的地方，這是因為，我後來才發現，曼努埃爾壓根就沒有去過這個陽光之城，“我的将軍”也沒有去過，可我不知道為什麼，兩個人都對那個遙遠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滿目的大都市表現得那麼迷戀或者充滿激情。
既然我們說到這點了，那我就不妨交個底：我和曼努埃爾的友誼漸行漸遠之後，一天早晨，我在報上看到他要去歐洲了。
文章說詩人曼努埃爾将離開韋拉克魯斯去阿弗爾。
報上沒有說這位尖銳主義之父就要去歐洲，或者這位墨西哥先鋒派的重要詩人要去舊世界了，而隻說到詩人曼努埃爾。
也許都沒有說是詩人，可能隻是說曼努埃爾先生、學者，要去一個法國港口，在那裡将繼續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車、馬車！），擔任墨西哥駐羅馬大使館領事或者副領事或者文化專員的職務。
嗯。
我的記憶力已無法同昔日同比。
有些事情我已經忘了，我得承認。
但是，那天早晨，我讀了幾句後才明白曼努埃爾終于就要見到巴黎了，我很高興，我感覺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種快樂，雖然曼努埃爾再也不把我當朋友看了，雖然尖銳主義已經死亡，雖然生活極大地改變了我們，我們在街上已經不容易認得出對方。
我想了想曼努埃爾，想了想巴黎，我從未去過巴黎，但夢中去過一兩次，我仿佛覺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們辯白，而且，以某種隐晦的方式還我們以公道。
當然，“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從未離開過墨西哥。
他于1930年被殺害，在一次至今還籠罩在神秘中的伏擊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紅與黑”的妓院後院，當時這個妓院位于哥斯達黎加大街，離這兒隻有幾個街區，它的後台是内務部一個大佬，或許隻是據說如此。
死于這場火并的有“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他的一個警衛、三個來自杜蘭戈州的槍手、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據說後者是個來自西班牙、名噪一時的妓女。
我參加了将軍的葬禮，在從公墓出來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蘇比德。
據李斯特（當時也去歐洲旅行過）說，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們給“我的将軍”設了一個陷阱，這與報紙上的說法完全相反，新聞報道傾向于認為，妓院發生了一場小型戰鬥或者上演了一場與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
據李斯特說，他本人與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軍”喜歡去那間最偏僻的房間搞女人，那間屋子不是很大，好處是在這幢樓的後面，遠離喧鬧，在院子的噴泉附近。
辦完事後，“我的将軍”喜歡走出去到小院裡吸支煙，想着性交後的悲哀，折磨人的肉體煩惱，想着自己還沒有讀過的書。
李斯特說，殺手們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間的過道裡，他們控制了院子的每個角落。
這意味着他們非常熟悉“我的将軍”的習慣。
他們等啊等，等着“我的将軍”操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這是業餘愛好型妓女，或許這是我的理解，因為她有很多引退的機會，她完全可以選擇自由。
離奇的事情發生了。
據說，那次風流快活漫長而細緻，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們想讓羅薩裡奧和“我的将軍”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後的男歡女愛，或者至少讓他們代表墨西哥人最後在地球上待一待。
幾個小時過去了，薩羅裡奧和“我的将軍”幹着如今的年輕人或者并不那麼年輕的人稱為打蛋、騎馬、撲騰、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滾或者繞跑道數周的情趣遊戲，然而這次長跑卻永遠地将他們送進了天堂。
其間，殺手們一直等待着，都已經等得厭煩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我的将軍”，這位習慣的動物，手槍插在皮帶上或者擱在口袋裡，或者就别在褲子和肚子之間走進院子。
當“我的将軍”終于走出來吸煙，這時射殺開始了。
據李斯特說，“我的将軍”的警衛已經在毫無招架之力的情況下被宰了，所以當這場舞蹈開始時，力量對比是三比一，殺手的優勢是乘其不備。
但“我的将軍”是個純粹的男人，他的反應仍然極佳，事情辦得并沒有那麼順利。
最初幾槍讓他吃了一驚，但他還是膽氣十足拔槍還擊。
據李斯特說，“我的将軍”本來完全可以把他們逼向絕路，因為，如果說殺手們占據了一個難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軍藏匿的噴泉背後這個位置同樣有利，雙方都不敢率先動手。
然而，這時羅薩裡奧·康特雷拉斯卻從房間走出，她被外面的響聲驚了出來，一顆子彈随即要了她的命。
後來的局勢就不清楚了：“我的将軍”也許跑過去幫她，把她轉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識到她已經死了，憤怒蓋過了良好的判斷力，他站起來提着燃燒的槍向殺手撲過去。
這是昔日墨西哥将軍們赴死的經典方式，小夥子們，我說，你們覺得怎麼樣呢？他們說：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阿馬德奧，這聽着像是一場電影。
我又想起“尖銳城”，想到它的博物館、酒吧、露天劇院和報紙，它的學校、收留漫遊詩人的宿舍，博爾赫斯、特裡斯坦·特薩拉、維多夫羅和安德烈·布勒東睡覺的地方。
我仿佛又看見“我的将軍”在跟我們聊天。
我看見他在制訂方案，看見他站在窗戶旁邊喝酒，看見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爾寫的一封推薦信走進來的塞薩雷亞，看見他在讀塔布拉達的一本小書，也許那本書裡就有塔布拉達的詩句：“在可怕的天空下/為了守望那顆孤單的星星/夜莺在歌唱。
”我說，小夥子們，這句詩好像在說，我看見了我們的掙紮和夢想在同樣的失敗中糾纏在一起，那個失敗被稱為歡樂。
華金·芬特，弗塔萊薩精神病院，特拉爾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處在那些一貧如洗的瘋子們的包圍之中，所以幾乎沒有人來看我了。
但我的心理分析醫生說，我在一天天地好起來。
我的醫生名叫何塞·曼努埃爾。
我覺得這個名字不錯。
我說不錯後他笑了。
這個名字很浪漫，我說，是個會讓任何女孩都愛上你的名字。
真遺憾，每次我女兒過來他幾乎總不在這兒，因為探訪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這兩天我的醫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個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
我告訴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兒，一定會愛上她的。
噢，華金先生，他說。
可我仍然堅持不放：你要是看見她，會像隻受傷的鳥兒般跌倒在她腳邊，何塞·曼努埃爾，而且你會對很多不明白的事兒恍然大悟。
比如什麼事兒呢？他問，盡量裝出貌似漫不經心的樣子，好像彬彬有禮而又無動于衷，可我心裡清楚得很，他非常感興趣。
比如什麼？接着我不說了。
有時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
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禱。
這所監舍的各種院子非常适合沉默。
有正方形的，有六邊形的，好像是偉大的加拉比托設計的，所有的院子以一個空間有三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大院為中心，周邊圈着一條不知名的街道，有當地的巴士通過，到處是工人和遊手好閑之徒，隻會睜大眼睛盯着穿着醫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瘋子們在院子裡晃悠，後者是剛到不久的，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說合适的制服了，因為這兒很少有人能穿上那麼合适的衣服。
這個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盡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時心想這些瘋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讓人不堪忍受，我猶豫再三才鼓起勇氣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識到如果在弗塔萊薩有任何地方能讓聲音像受驚的兔子一樣迅速彈開，那就是這處被無名街高高的籬笆保護起來的大院子，外面的人們都乘車經過，安全地坐在車裡，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見，但偶爾有些瘋子的糊塗家屬或者不肯走正門的人在籬笆外待那麼片刻，然後繼續趕路。
在那個院子遙遠的盡頭，在大樓附近，擺着幾張桌子，瘋子們一般在那兒跟前來探視的家人待上幾分鐘，家人帶來香蕉、蘋果或者橘子。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待很長時間，因為太陽出來後這裡會燥熱得不堪忍受，刮風的時候，沒有家屬探視的瘋子們會躲在屋檐下。
我女兒來探視時我就告訴她，我們在會客室見面，或者來到一個六邊形的院子裡，盡管我知道她覺得那個會客室和小院讓人焦慮而且很邪惡。
然而，我不想讓女兒看到（我的心理醫生說，這是一個信号，表明我毫無疑問在康複當中）大院子裡發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現在甯肯秘而不宣的事情。
總之，我得小心翼翼，絕不能放松警惕。
有一天（一個月前），女兒告訴我烏裡塞斯·利馬失蹤了。
我知道，我說。
你怎麼知道的啊？她說。
噢，親愛的，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我說。
可是報紙上根本就沒登過這個消息！她說。
那麼，可能是我夢到的吧，我說。
我沒有說是兩個星期前大院子裡一個瘋子告訴我的。
一個瘋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
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許叫耶稣，但我甯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這隻是題外話，而且會破壞那個大院子裡的寂靜），這個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來，因為在院子裡，我們都向對方走過去然後又退回來，我們那些還渾渾噩噩以及恢複得不錯的人，他從我身邊經過時嘟嘟囔囔地說：烏裡塞斯失蹤了。
第二天我又見到他（也許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腳步，非常耐心，慢得讓街上巴士裡的人看到時還以為我們凝固不動，其實我們在移動着，我絕不懷疑我們在移動，他看見我時嘴唇開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發送緊急信息，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聽到了同樣的話：烏裡塞斯失蹤了。
直到此刻我才意識到他是在說烏裡塞斯·利馬，我們年輕的本能現實主義詩人，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是1976年剛剛開始沒幾分鐘，他坐在我那部閃亮的英帕拉轎車的方向盤後面，我意識到黑雲再次蓋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雲之上，團團烏雲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議，嚴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點，用僞裝和沉默把自己掩護起來。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4年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時，父親告訴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煩就告訴他，他會來擺平一切。
有時父親會望着弗蘭茲說：他居然是個金發小子，納悶（我相信他在納悶，雖然從來沒有說出口）這孩子的頭發最後怎麼會是這種顔色，我們家所有的人頭發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
父親很溺愛弗蘭茲。
我的金發小子哎，他常說，我的金發小子上哪兒去了？弗蘭茲也很愛他。
父親經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過來，帶上弗蘭茲出去散步。
他們回來後我就給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靜地坐在桌邊，不是望着弗蘭茲就是讀報，然後就走了。
我想他覺得弗蘭茲不是哈辛托的兒子，有時這讓我稍感惱火，有時我又覺得挺好笑。
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點阻礙也沒有，所以沒有什麼可對父親說的了。
即便有什麼我可能什麼也不會告訴他。
哈辛托每隔兩周來看看弗蘭茲。
有時他接走孩子又送回來，然後就走了，我們幾乎不說話，有時送孩子回來時又待那麼一會兒，他會問問我的生活情況，我也會問問他，我們也許會聊到淩晨兩三點鐘，談談遇到的事，讀過的書。
我覺得哈辛托害怕父親，所以不經常回來，怕撞上他。
哈辛托不知道，那時我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而且凄慘得不可能傷害任何人了。
但父親聲名極佳，雖然沒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兒工作，他的表情不會有錯，仿佛說我在幹秘密警察的活兒，所以當心點，我是一個墨西哥警察，當心點。
如果說他形容枯槁，那是因為生病了，或者說如果他行動更遲緩了，而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那隻能讓他顯得更具威脅性。
一天晚上，他留下來吃晚飯。
我的情緒非常好，我很想跟父親一起吃飯，看着他，看着弗蘭茲，我想看着他們在一起，說話。
我現在想不起來做了什麼，我敢肯定，是很簡單的一頓飯。
吃飯的時候我問他為什麼當了警察。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嚴肅，隻是忽然覺得從來沒有問起過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時間問的話，可能一切都晚了。
他說不知道。
你沒想過幹别的嗎？我說。
當個農民，他說，我笑了，但他走了後我又不禁琢磨起這事兒來，我的好興緻慢慢地沒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瑪麗亞。
她還住在樓上，但不斷地換男朋友（有時晚上我都能聽到她的聲音，天花闆好像是紙糊的），自從跟數學老師斷了後，她一直獨居，這種狀态（當然是指獨居了）給她帶來不小的變化。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十八歲起我就一個人住着。
但是，回想起來，其實我從來沒有獨居過，因為我先是跟哈辛托，現在又跟弗蘭茲一起住。
也許我說的是獨立生活，沒有家庭的那種。
總之，瑪麗亞和我變成了更親近的朋友。
或者說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因為在此之前，我們還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們的友誼建立在另一個人而非我們自己的基礎之上。
我和哈辛托分開後，我開始沉浸在詩歌中。
我開始讀詩、寫詩，好像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兒。
以前，我寫過幾首小詩，我總以為自己讀了不少東西，但當哈辛托走了後，我又開始真正地閱讀和寫作了。
我的時間并不太多，我總是抽時間。
那段時間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連鎖店做收銀員的工作，這得感謝父親，他的一個朋友的朋友在聖拉斐爾小區的吉甘特店裡當經理，父親讓自己的這個朋友說的情。
瑪麗亞在國立貝拉斯美術學院的某個辦公室做秘書。
白天，弗蘭茲去上學，一個賺點零花錢的十五歲的女孩會替我接走他，帶他上公園或者在家裡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來。
晚上，吃過飯後，瑪麗亞就下樓到我房間來，或者我上樓去給她讀讀我當天寫的詩，在吉甘特店裡或者給弗蘭茲熱飯的時候寫的詩，或者頭一天晚上我看着弗蘭茲睡覺的時候寫的詩。
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時候養成了看電視的壞習慣。
現在有重大新聞的時候我隻是開着它，我隻想了解事件進展如何，有時連這個都不想知道。
我說過了，我在桌邊坐下，那張桌子已經搬到窗邊，開始讀書寫詩，直到困倦地閉上眼睛。
我經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詩。
跟哈辛托見面後，他會讀讀那些詩，給我提些意見，但我真正的讀者是瑪麗亞。
最後，我把這些詩全打印出來，放進一個文件夾，它一天天地厚起來，我覺得滿意和開心，因為它就像一個具體的證據，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勞的。
哈辛托走了很長時間之後，我才跟另外一個男人睡了，除了弗蘭茲，我惟一的激情就是詩歌。
我跟瑪麗亞完全相反，她已經不寫東西，每周都帶個新的情人過來。
我見到過其中的三個或四個。
有時我會說：你看中那家夥什麼了，他不适合你，如果事兒不順遂，他會揍你的，可瑪麗亞說她知道如何應付，其實也是如此，但我不止一次被那叫罵聲吓得跑上樓到她房間，告訴她的情人最好立刻走人，否則我給父親打電話，他可是個秘密警察，接着這人會表現出真的很抱歉的樣子。
操他媽的警察婊子，我記得有一個人在街道中間沖我們大喊，我和瑪麗亞在玻璃這邊同時哈哈大笑。
不過大多數時候，她不會碰到什麼嚴重的麻煩。
詩歌上的麻煩是另一回事，你為什麼不寫了呢？我有一次問她，聽到的回答是不想寫了，就這樣，她就是沒感覺了。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一間黑糊糊的書房裡，克拉維奧托大街，科約阿坎小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84年2月。
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時候阿爾韋托·莫爾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度過了這輩子最糟糕的一個晚上。
起先，我以為他在說某一場狂野派對，接着他開始結結巴巴、猶猶豫豫起來，我從他的話語中聽出弦外之音。
到底怎麼了？我問。
我過了一個可怕之夜，阿爾韋托說，你真是無法想像。
頃刻間，我以為他快要哭了，可是，還沒等他再說什麼，我忽然覺得哭的應該是我，哭泣的注定将是我。
到底怎麼了？我問。
你的朋友，阿爾韋托說，給朱麗亞帶來麻煩了。
盧西歐斯·思肯？我問。
沒錯，阿爾韋托，我不知道。
到底怎麼了？我問。
我一晚上沒睡覺，朱麗亞也一晚上沒睡覺，十點鐘的時候，昨晚十點鐘，她給我打來電話，說警察上她住處了，她不想讓我父母知道，阿爾韋托說。
然後呢？我問。
這個國家他媽的簡直亂得一團糟，阿爾韋托說。
警察根本不幹自己分内的事兒，醫院、停屍房、殡儀館都不幹自己該幹的。
那個家夥身上有朱麗亞的地址，警察發神經居然審了她三個多小時。
後來呢？我說，最糟糕的是，阿爾韋托說，後來朱麗亞要去看他，她簡直瘋了，那些該死的警察起先想逮捕她，說可以親自帶她一程去停屍間，他們也許盤算着找個黑巷子強奸她，可朱麗亞簡直瘋了，誰的勸都不聽，我過去時她正要自己去呢，我帶着律師（你認識的塞爾吉奧·加西亞·富恩特斯）去了，我說你不能單獨去任何地方。
警察們惱火極了，又開始審問她。
他們想知道的基本上是死者的名字。
這時我想到了你，我想你也許知道他的真名，但是，當然了，我什麼也沒說。
朱麗亞也同時想到了這點，但那姑娘是個野東西，她想說什麼就說出來了。
我想警察不會來找你。
接下來呢？我問。
警察走了後朱麗亞睡不着，我們三個人都在那兒，朱麗亞、加西亞·富恩特斯和我，走遍了警察局和停屍房，以便确認你朋友的屍體。
最後，多虧加西亞·富恩特斯的一個朋友，我們在卡門内斯警察局找到他。
朱麗亞立刻認出他，盡管他的臉有一半被打掉了。
然後呢？我問。
别着急，阿爾韋托說。
加西亞·富思特斯的朋友告訴我們，警察在特拉爾内潘特拉的一次槍戰中打死了他。
警察跟着幾個緝毒刑警，在去特拉爾内潘特拉的路上掌握到一個出租房的地址，他們到那兒時房子裡的人正在火拼，警察就把他們所有的人都殺了，你的朋友也在裡面。
最可怕的是，他們确認盧西歐斯·思肯的身份時，隻從他身上找到了朱麗亞的地址。
他沒有任何檔案記錄，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惟一的線索是我姐姐的地址。
好像别的罪犯都有名有姓。
後來呢？我問。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朱麗亞也忘了，她開始哭起來，她找到了屍體，說這個人叫盧西歐斯·思肯，她當場就在停屍房裡尖叫起來讓誰都聽得見，加西亞·富恩特斯扶着她的肩膀，攬着她，你知道加西亞·富恩特斯一直挺喜歡朱麗亞，後來我也去認屍了，感覺實在不舒服，我可以告訴你，他絕對不是盧西歐斯的樣子了，因為，雖然沒有死去多久，可皮膚已經發灰，全身到處是傷痕，好像被暴打過，從脖頸到裆部有一片很大的傷疤，但他面容表情很平靜，當然死者的平靜并不是真正的平靜，其實什麼也說明不了，隻不過是一具沒有記憶的死肉而已。
後來呢？我問。
我們離開警察局時已經是早上七點了。
他們問我們是不是想自己處理屍體。
我說不想，他們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他畢竟隻不過是我姐姐時斷時續的一個情人，後來加西亞·富恩特斯給一個警察塞了點什麼讓他們保證不要再來騷擾朱麗亞。
後來，吃早飯時，我問朱麗亞多久見一次這家夥，她說思肯跟我生活了一段後又來找她了。
可是他怎麼找到你的呢？我問她。
好像是從你的通訊錄中找到電話号碼的。
朱麗亞并不知道思肯在販毒。
她還以為思肯靠空氣活着呢，靠從像你或者她那樣的人接濟的錢活着呢。
你跟這樣的人攪和在一起，最後難免會弄髒手的，我說，朱麗亞開始哭起來，加西亞·富恩特斯叫我别再添亂了，現在事情全都過去了。
後來呢？我問。
什麼事兒也沒有了。
都過去了，阿爾韋托說，可我沒有睡一會兒覺，白天也休息不了，因為我們在辦公室忙得應接不暇。
17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85年9月。
在馬那瓜失蹤了兩年後，烏裡塞斯·利馬回到了墨西哥。
從那以後沒有多少人看到過他，如果有人看到了，那幾乎純屬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個人和詩人，他已經死了。
我看見過他幾次，第一次是在馬德羅大街上碰到了，第二次是去他的住處看他。
他住在格雷羅小區的一個出租房裡。
他隻是去那裡睡覺。
他靠賣大麻為生。
他沒有多少錢，不多的一點錢也給了跟他同居的那個女人。
她叫洛拉，帶着一個兒子。
這個洛拉厲害極了：她是南方人，來自恰帕斯，或者危地馬拉，喜歡跳舞，穿得像個朋客，她的情緒總是很糟。
但那個孩子挺不錯，烏裡塞斯好像挺喜歡讨好他。
一天，我問他這兩年一直在哪兒。
他說沿着一條連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河流漫遊。
據我所知，壓根就不存在這麼一條河。
可他告訴我，他沿着這條河漫遊，可以說對它的枝枝杈杈了如指掌。
這條河兩岸全是樹木或者沙地，或者一段樹木一段沙地。
這是一條失業者的永恒之流，窮苦的人、挨餓的人、吸毒的人、痛苦的人的永恒之流。
一條他漂蕩了十二個月的烏雲之河，他在那裡發現了不計其數的島嶼和邊區村落，但并不是所有的島上都有人家居住，有時他很想待下來在某個島上永遠住下去，或者老死在那裡。
他探訪過的所有這些島嶼中，有兩個最有特點。
昔日之島，他說，那裡隻有過去的時間，居民們都無精打采或者不怎麼開心，但是，在那裡，幻覺的分量沉重得讓整個島嶼每天都一點一點地向河裡下沉。
另外一個就是未來之島。
那裡的時間隻有未來，居民們都是計劃家和奮鬥者，到頭來他們很可能會吃掉彼此，烏裡塞斯說。
此後，過了很長時間，我又見到了他。
我一直想打進不同的圈子，我有了别的興趣，我得去找工作，我得給郝奇特爾一點錢，我也有了别的朋友。
華金·芬特，弗塔萊薩精神病院，特拉爾内潘特拉，墨西哥城聯邦區，1985年9月。
地震的那天我又看見了勞拉·達米安。
我已經很久沒有産生過這種幻覺了。
我能看到事物，看到思想，最主要的是，我能看到痛苦，但我卻看不到勞拉·達米安，她的模糊身影，她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的嘴唇，總是說一切都好，但事實恰恰相反。
我猜她是指在墨西哥挺好，或者在墨西哥的家裡挺好，在墨西哥人的頭腦中一切都挺好。
産生這個幻覺的責任可能在鎮靜劑，但在弗塔萊薩醫院，為了省錢，他們隻給每個病号一片或兩片，而且那時隻給最重的神經錯亂者。
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鎮靜劑。
問題是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看到過她了，當大地開始搖晃時，我看見了她。
災難結束後我知道一切都很好。
或者說也許災難到來的瞬間，為了幸免于死，一切忽然間自動變好了。
幾天後，女兒來看我。
你聽說地震了嗎？她問。
當然聽說了，我說。
死了很多人嗎？沒有，沒有那麼多，我女兒說，但也挺多的。
我們的很多朋友都死了嗎？沒有，據我所知，女兒說。
我們現有的朋友中沒有幾個需要墨西哥大地震的協助好走向死亡之路，我說。
有時，我覺得你真的瘋了，女兒說。
我沒有瘋，我說，隻是有些糊塗。
可是你糊塗的時間也太長了，女兒說。
時間隻是一種幻覺，我說，我想起那些很長時間沒有見過的人，甚至從未見過的人。
我會把你從這裡弄出去，如果我能夠的話，女兒說。
不用着急，我說，我又想到了過去以來朝着我們直撲而來的墨西哥地震，踩着乞丐的腳，把人們直接送往來世或者墨西哥的虛無。
如果我說了算，我今天就把你從這兒接走，女兒說。
别擔心，我說，也許你自己的問題還不少呢。
女兒直勾勾地盯着我，什麼也不說。
地震期間，醫院的患者都從床上跌了下來，那些被捆住的病人，我說，病房裡沒有一個人照管，護士都跑到大路上了，有些還回市裡去看家裡出事兒了沒有。
那幾個小時，瘋子們随心所欲地幹了些自己想幹的事兒。
他們都幹嗎呢？女兒問。
也沒怎麼。
有些開始祈禱，有些走到院子裡，大多數繼續在床上或者地闆上睡覺。
真幸運，我女兒說。
你在幹什麼呢？我禮貌性地問了一句。
沒幹什麼，我來到樓下一個朋友家，我們三個人待在一起。
都有誰？我問。
我的朋友，她的兒子和我。
我們的朋友中沒有人死掉吧？沒有，我的女兒說。
你肯定嗎？絕對肯定。
我們就完全不同了，我說。
為什麼？我女兒說。
因為沒有離開弗塔萊薩醫院，我知道，不止一個朋友可能在地震中撞死了。
沒有死人，我女兒說。
沒關系，沒關系，我說。
我們沉默了片刻，望着醫院的瘋子們，他們像小鳥、六翼天使、小天使那樣漫步着，他們的頭發上都粘着屎幹掉後的硬殼。
太令人絕望了，我女兒說，或許我自以為聽到她這樣說。
我記得她開始哭起來，但我盡量不去理睬，我設法不要管。
你還記得勞拉·達米安嗎？我問。
我幾乎不認識她，女兒說，你也差不多不認識她。
我跟她父親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說。
一個瘋子跪下來在一扇金屬門邊嘔吐起來。
你是在勞拉死了後才跟她父親成為朋友的，我女兒說。
不，我說，在那場悲劇發生之前我就跟奧爾巴羅·達米安是朋友。
噢，我女兒說，咱們别争論這個了。
後來她又跟我聊了會兒城裡還在進行的救援工作，那些她即将參加，或者參加過或者想參加（或者從某個距離旁觀）的工作，她還告訴我她母親在考慮永遠離開墨西哥城。
我一下子來了興趣。
去哪兒？我說。
去普埃布拉，我女兒說。
我本來想問問她們打算怎麼處理我，但是琢磨起普埃布拉讓我忘了問。
後來我女兒就走了，我又獨自跟勞拉·達米安在一起了，跟勞拉和醫院的這些瘋子們在一起，她的聲音，她看不見的嘴唇告訴我别擔心，還說如果我的妻子去了普埃布拉，她會待在我身邊，而且不會有人把我弄出精神病院，如果有一天誰這樣幹了，她會跟我一起出去。
噢，勞拉，我歎了口氣。
這時勞拉問我，假裝不知道的樣子，墨西哥年輕詩人們的境況，還問我女兒帶來他們漫長、血腥征程的消息了沒有。
我告訴她，大家都挺好的。
我撒謊說：他們都挺好，幾乎每個人都發表了作品，這場地震将給他們奉上好幾年的寫作素材。
别跟我說地震，勞拉·達米安說，跟我談詩歌好了，你女兒還說什麼了？這時我感覺已經累了，累到心裡了，我說一切都挺好，勞拉，所有的人都挺好。
人們還在讀我的詩嗎？她問。
還在讀，我說。
别向我撒謊，基姆，勞拉說。
我沒有撒謊，我說，然後閉上雙眼。
我睜開眼睛時，在弗塔萊薩的院子裡溜達的瘋子們形成的包圍圈已經鎖住了我。
每個人都驚恐萬狀地喊叫着，發出哀号般的祈禱聲，撕開自己的衣服，像發瘋了似的美式足球運動員般跑起來，試圖讓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轉的無數雙眼睛凝視下逐漸萎靡。
但我沒有這樣做。
這些瘋子拉成圈把我圍住，我像羅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們，後來我望着地面，看見了紅螞蟻、黑螞蟻，在混戰中被鎖在一起，我什麼話也沒說，什麼反應也沒有。
天空很藍。
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頭和樹叢。
雲朵潔白，向西飄去。
後來，望着這些四處蹒跚而行、被更加瘋狂的命運當做人質的瘋子，我又一次閉上了眼睛。
郝奇特爾·加西亞，莫特斯大街，革命紀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6年1月。
我居然想發表作品了，真有趣。
長久以來，我又是苦寫，又是修改、重改，還扔掉了很多詩稿，可是，這一天終于來了，我已經準備好發表作品，開始給雜志社和報紙的文化副刊投稿。
瑪麗亞經常告誡我。
他們不會答複的，她說，他們甚至都不會讀你的東西。
你應該親自去面對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見。
我照她說的辦了。
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願見我。
但也有願意見的，我就跟副主編或者書評部的頭兒談。
他們問我些生活上的事兒，我讀什麼書，迄今為止都發表過什麼東西，上過什麼寫作班，在大學選修過什麼課。
我很天真：居然給他們講了與本能現實主義者們的交往。
跟我談話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現實主義者是些什麼人，不過提到這個組織時會刺激起他們的興趣。
本能現實主義者？他們是什麼人？我就簡單解釋一番本能現實主義的簡史，他們笑而不語。
有幾個還寫下個把名字或者記點什麼。
有幾個要我作進一步解釋，然後感謝我一番，還說會給我打電話，讓我過兩周再來，他們會通知我。
還有不多的一些人會想起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但記憶已經很模糊。
比如他們不知道烏裡塞斯還活着，貝拉諾已經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還算知道他倆，還記得烏裡塞斯和貝拉諾以前創造的那個圈子，在朗讀會上與詩人們激戰的情景，還記得他們否定一切，還記得他們與埃弗拉因·韋爾托的關系不錯，他們說，那麼你自己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嗎？這時他們就說很抱歉，不會發表我的哪怕一首詩。
瑪麗亞說，當我失望日甚轉而求助她這是很正常的。
墨西哥文學界，也許包括任何拉美文學界，都是這樣，這是一種嚴密的派系組織。
體諒是求不來的。
但我不想因為任何原因被人體諒，我說。
我知道，她說，可是，如果你想發表作品，最好永遠别再提本能現實主義者。
但是，我依然沒有放棄。
我開始厭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詩歌至少還值得略加關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話。
過了段時間，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雜志，不是我想發表東西的那種雜志，而是有些不同，屬于那種在一個一百六十萬人口的城市中必然會源源不斷冒出來的那類雜志。
那些出版商和編輯都是些可怕至極的男男女女，都像是從陰溝裡爬出來，你隻要看看就明白了，屬于被開除的官員和痛改前非的殺手的混合品。
不過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本能現實主義，對陳述它的故事毫無興趣。
他們的文學概念止于（也沒準是開始呢）巴斯孔塞洛斯，盡管不難想到他們對馬裡亞諾·阿蘇拉、亞内斯、馬丁·路易斯·古斯曼滿懷欽佩，也許他們隻知這些作家的聲名。
其中有一家雜志叫《塔馬爾》，主編是一個叫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的男人。
我在這份雜志總共兩頁的文藝欄裡發表了自己的詩歌處女作，洛佩茲·塔皮亞親自把我掙的錢開了支票給我。
那天晚上，把支票兌成現金後，我和瑪麗亞、弗蘭茲去看了一場電影，然後又在城裡一家飯店吃了一通，算是慶祝。
我已經厭倦了廉價的飯菜，我要好好招待自個一番。
此後，我就不再寫詩了，至少寫得沒有以前那麼多了，我開始寫有關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寫些有關鮮有人知但還存在的花園的小品文，有關殖民時代建築的小文章，有關特定地鐵線的報道，而且，我寫的一切或者說差不多一切全發表了。
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盡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雜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蘭茲去查普特派克公園了，而是帶他到雜志辦公室，趁他在打字機上梆梆亂敲的工夫，我就幫雜志的工作人員規整下一期的内容，這從來都是個問題，因為我們的雜志經常很難準時發行。
我學着做些排版和編輯工作，有時甚至需要選挑照片。
另外，大家都很喜歡弗蘭茲。
當然，我的錢還沒有賺得多到放棄吉甘特超市工作的地步，就算如此，我也感覺挺好，因為在超市上班時，特别是工作很煩的時候（如星期五下午，或者星期一上午），我就構思下一篇文章，我要寫的有關科約阿坎小販或者拉維拉表演吞火雜技的人或者不管什麼的故事，而且時間會過得飛快。
一天，費爾南多·洛佩茲·塔皮亞讓我寫些低級政客的特寫，我猜要寫的對象是他的朋友們或者朋友的朋友，我拒絕了。
我隻能寫自己感覺有關系的東西，我說。
他說：你為什麼對殖民時代的那些屋子這麼感興趣？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但仍然态度強硬。
一天晚上費爾南多邀請我出去吃飯。
我請瑪麗亞照顧弗蘭茲，我們去了南羅馬街上的一家飯店。
說真的，我期待有好事發生，更加高級的好事，可我吃飯時卻開了很多玩笑，我幾乎什麼也沒吃。
那天晚上我跟《塔馬爾》雜志的老闆睡了。
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跟任何人有過性關系了，那次完全稱不上愉悅的經曆。
一個星期後，我們又做了一次。
過了一個星期又做了。
有時，說實話，通宵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花幾個小時像個夢遊者般讨論作品，那會相當辛苦。
但我想過自己的生活。
說心裡話，我知道我必須過自己的生活。
一天晚上，費爾南多出現在莫特斯大街上。
他說想看看我住在哪裡。
我把他介紹給瑪麗亞，起先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自己是個公主，可憐的費爾南多是個不識字的農民似的。
好在我覺得他沒有注意到瑪麗亞的态度有多不客氣。
他從來都是個完美的紳士。
我喜歡這點。
一會兒後，瑪麗亞就回自己房間去了，隻剩下我、弗蘭茲和費爾南多。
這時費爾南多告訴我，他來是想看看我，又說想一直看着我。
這挺傻的，可我喜歡他這樣說。
後來我上去找瑪麗亞，我們四個一起出去吃晚飯。
晚上我們笑笑鬧鬧很開心。
一個星期後我拿了幾首瑪麗亞的詩給《塔馬爾》雜志，他們也發了。
如果你的朋友寫什麼東西，費爾南多說，告訴她，我們雜志的版面随她用。
問題是，我很快就發現，盡管瑪麗亞在大學學了不少東西，卻不知道怎麼寫散文：我是指恰當地斷句、把語法弄正确了，同時沒有詩歌的那種矯揉造作。
所以，她花了好幾天時間試着寫一篇舞蹈方面的文章，可是無論如何辛苦努力，我認真幫助，還是寫不出來。
最後，她寫出來的還是一首很不錯的好詩，标題是《舞蹈在墨西哥》。
她交給我讀完後，又跟其他幾首詩收起來了，然後就徹底忘了。
瑪麗亞是個很厲害的詩人，肯定比我出色，但卻不知道怎麼寫散文。
真是太糟了，這也就終結了她為《塔馬爾》定期撰稿的機會。
不管怎麼樣，我認為，這對她沒有絲毫影響，因為她對這個雜志向來嗤之以鼻，好像在她之下。
但這就是瑪麗亞，我就喜歡她這種派頭。
我跟費爾南多的關系持續了更長一段時間。
他是個有家室的人，我從一開始就想到了，有兩個孩子，大的那個已經二十歲，他不打算跟妻子離婚（我也不想讓他離）。
我現在不時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
他介紹我時總說我是他最多産的作者。
我其實也盡量這樣努力，有一段時間，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雜志，我一個晚上差不多平均隻睡三個小時。
但我不在乎，因為我的狀态逐漸好起來，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縱然我不想再在《塔馬爾》上發表詩，其實我都接管藝術欄了，在發表哈辛托和沒有機會發表作品的其他朋友們的詩歌。
我學到不少東西。
我在這兒學到的最大的技藝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編輯一份雜志。
我學會了安排版面，與廣告商談判，跟畫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論上重要的人交談。
當然了，沒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
大家都以為我靠費爾南多給的工資生活，以為我是個大學生，而我從來沒有上過大學，甚至高中都沒念完。
這自有其迷人之處。
這有點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當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變成一個售貨女郎或者收銀員時，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發現自己有能力把兩份工作都幹得很漂亮，雜志的這份是因為我喜歡，我能學到很多，吉甘特這份是因為我必須照顧弗蘭茲，我得給他買衣服、學校用品，得付我們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為我父親，那個可憐的人，現在的日子難過起來了，無法再給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連自己用的錢都不夠。
底線是，我必須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來撫養弗蘭茲。
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僅寫作還在學習。
一天，費爾南多說他有事要跟我談談。
我進去找他，他說希望我們能一起生活。
我想他這是在開玩笑，因為他偶爾會有這樣的興緻，想跟世界上每個人一起生活，我滿以為也許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館做愛，幫我租間公寓之類的。
可這次他卻是當真的。
當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
至少不會突然離去，而是如他所說逐漸采取一系列行動，我們用了好幾天時間探讨這種可能性。
毋甯說是費爾南多跟我講，擺出各種可能性，我聽着，認真地思考着。
我告訴他不想後，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幾天對我怒氣沖沖。
這時我開始給其他雜志投稿了。
大多數遭拒，但還是有雜志要發。
跟費爾南多的關系變得糟糕起來，我不敢說是為什麼。
他動辄挑剔、批評我的活兒，我們一起睡覺時甚至對我動粗。
有時他又顯得特溫柔，給我送各種禮物，對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不怎麼嚷嚷，最後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爛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雜志上，我覺得這是件挺大的事兒。
這讓我有種安全感，我開始自動與費爾南多和《塔馬爾》疏遠了。
剛開始還很不容易，但我已經習慣了世事的艱難，他們也不糾纏我。
後來我在一家報社找到一份編輯的工作，辭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兒。
最後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瑪麗亞、弗蘭茲一起共進晚餐以示慶賀。
那天晚上，席間，費爾南多過來看我，我沒有讓他進屋。
他在街上叫罵了會兒後就走了。
弗蘭茲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
他們倆是如此之相像。
瑪麗亞和我不想觀望，我們假裝（也許我們裝得不那麼深沉）氣得歇斯底裡。
其實，我們凝視着對方的眼睛，無言地訴說着想要表達的一切。
我記得我們熄了燈，費爾南多的叫罵聲被屏蔽在外逐漸遠去，那是絕望的叫喊，最後什麼也聽不到了，他走了，弗蘭茲說，他們把他弄走了，這時瑪麗亞和我凝望着對方，不再假裝了，而是顯得特别嚴肅，雖然已很疲憊，但還想繼續這樣凝視着，幾秒鐘後，我站起來把燈打開。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後來一個小夥子問我：塞薩雷亞的詩在哪兒？我從“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死亡的泥淖中或者從對他的記憶的滾開的熱湯中回過神來，那是一鍋不能吃的神秘的熱湯，懸浮在我們的命運之上，我似乎覺得如此，就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或者龍舌蘭的廣告。
我說：在最後一頁，小夥子們。
我望着他們新鮮、專注的臉，看着他們的手翻着陳舊的書頁，然後又偷偷打量着他們的臉，他們也望着我，還說：我們沒有浪費你的時間吧，阿馬德奧？你感覺好嗎，阿馬德奧？要我們給你做點咖啡嗎，阿馬德奧？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嚴重，我站起來，搖搖擺擺地走到前屋的鏡子前，看着自己的臉龐。
我還是我自己。
但那個自我已經不是我習慣了的自我，無論是好是壞，但人還是我自己。
我說，小夥子們，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來點龍舌蘭，他們把我的杯子端過來，滿上，我喝了，我還能把自己與鏡子裡那個傾靠過去、茫然失神、水銀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區分開來，或者我想說，我還能把自己的手從那面老鏡子（同時，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張同時開口說話的小臉似的快速遊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們在說什麼）上拿掉。
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後又問他們有什麼想法，因為這時他們已經面對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薩雷亞本人的詩，他們不提詩，也不說别的任何東西，隻是那麼瞧着我，然後把雜志放在他們之間，再次紮進1920年代的那片爛泥潭，那隻充滿了灰塵的緊閉的眼睛，他們說嗨，阿馬德奧，你手上隻有這一件她的東西嗎？這是她惟一發表過的詩嗎？我說，或者輕聲嘟囔着：是啊，小夥子們，全都在這裡了。
我又補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們的真實想法：失望了嗎？可我覺得他們甚至都沒有聽見我的話，他們把腦袋湊在一起盯着那首詩，其中一位，那個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個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
我想沒有讓兩個小夥子的期望受挫，後來我就不再看他們，也不再說什麼，我攤開身子，四肢發出咔嚓咔嚓的裂解聲，其中一個擡眼聽着這聲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證我沒有裂成碎片，然後目光又回到塞薩雷亞身上了，我打了個哈欠或者歎了口氣，刹那間，那些遙遠的影像浮現在我眼前，塞薩雷亞和她的朋友們走在墨西哥城北邊的一條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間，真有意思，我又打個哈欠，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打破沉默，用一種清晰又愉快的聲音說，很有意思，另外那個立刻附合同意。
不僅僅是有意思，他說，他小時候就看到過這東西。
怎麼可能呢？我說。
在夢中，這個小夥子說，那時我可能還不滿七歲，在發高燒。
塞薩雷亞的詩？他七歲的時候就看到過？他看得懂嗎？他明白什麼意思嗎？因為那總得有點意思吧？兩個小夥子看着我說不，阿馬德奧，一首詩不見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詩，不過這一首，塞薩雷亞的這一首，恐怕連詩都算不上。
我說，我來看看，我像乞求什麼似的伸出手，他們把在這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那期《卡沃爾卡》遞到我痙攣在一起的手指中間。
我看着那首讀過很多遍的詩。
《錫安》 我問兩個小夥子，我說，孩子們，你們從這首詩裡領會到什麼了？我說，孩子們，我已經看了它四十多年，我從來沒有搞明白過這個該死的東西。
真的。
我跟你們說實話。
他們說：這是個玩笑，阿馬德奧，這首詩是在開一個玩笑，後面藏着更嚴肅的東西。
可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說。
我們來想一想吧，阿馬德奧，他們說。
當然可以，請吧。
我說。
其中一個小夥子起身走進衛生間，另一個起身走進廚房，他們像佩德羅·巴拉莫[墨西哥小說家胡安·魯爾福同名小說《佩德羅·巴拉莫》中的主人公名字。
]般在我這座房屋地獄，或者我的房子變成的記憶地獄漫遊時，我則打起盹來，我讓他們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開始打盹，因為這時已經很晚了，我又喝了那麼多酒，但我還是總能聽到他們走來走去，好像在活動雙腿，不時聽到他們的說話聲，互相詢問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東西，我想可能是些嚴肅的東西，因為在問答的間隔經常出現長時間的沉默，也可能在說些不那麼嚴肅的事情，因為他們又不時地笑笑，唉，這兩個小夥子，我想，噢，多麼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經很久沒有喝過這麼多酒，說過這麼多話，回憶過這麼多往事，度過這麼多開心時光了。
我又一次睜開眼睛，兩個小夥子打開燈，一杯冒着熱氣的咖啡端到我面前。
喝了吧，他們說。
遵命，我說。
我記得喝咖啡時兩個小夥子又在我對面坐下，議論着《卡沃爾卡》裡的其他作品。
好了，我說，謎底是什麼呢？這時兩個小夥子望着我說，沒有什麼可神秘的，阿馬德奧。
18 華金·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質數。
我回到家時一切都變了。
妻子已經不住在這裡，女兒安格麗卡跟她的情人、一個比我還大幾歲的戲劇導演睡在我的卧室裡，其間，兒子接管了花園裡的小房子，跟一個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
他和安格麗卡都有工作，但掙的錢不多。
女兒瑪麗亞住在革命紀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館裡，幾乎從不來看看妹妹和弟弟。
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
那個戲劇導演還是個很有心計的人。
他有個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這人或許是他的弟子，我說不準，他沒有多少錢，運氣不佳，但卻盼着寫出一部戲來，有朝一日給自己掙得大名和财富。
晚上，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喜歡這樣說。
兒子的女友幾乎不說一句話。
我喜歡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
我在沙發上鋪了條毛毯躺下，然後閉上眼睛。
吵鬧聲依舊。
不對，我搞錯了。
不知什麼東西使這吵鬧聲顯得有點異樣，害得我睡不着覺，我這樣打發了好幾個晚上，開着電視機，坐在沙發上，半閉着眼睛。
後來我搬進兒子過去住的房間，我的情緒驟然提起來。
我想這是因為房間裡還保留着一種幸福的氛圍，無拘無束的青春的氛圍。
我不知道。
無論如何，三天後這房子的味道已經像是我的了，換句話說，像老年人和瘋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從前的樣子，我開始沮喪起來，不知如何是好。
我無聲無息地在這幢空房子裡等着好幾個鐘頭過去，直到我的某個孩子下班回來，我們才交談幾句話。
有時會有人打來電話，我就接一下。
喂？誰啊？沒人認識我，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回家一個星期後我開始在小區周圍散步。
起初是短距離步行：繞着這個街區轉一周，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慢慢地，我變得越來越大膽，起先還是探試性的外遊活動把我領向越來越遠的天地。
這個小區已經變了。
我遭到過兩次搶劫。
第一次是那些帶着廚房菜刀的孩子們幹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夥們，他們沒有從我口袋裡找到錢後就揍了我一頓。
可是我已經沒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
這是我在弗塔萊薩醫院學到的一種本事。
那天晚上，我兒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傷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
我告訴她我不在乎經常挨揍。
你喜歡這樣嗎？她問。
我可不喜歡，我說。
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樂意。
一天晚上那個戲劇導演說國立貝拉斯美術學院要給他一個項目做。
我們慶賀了一下。
我兒子和他女朋友出去買了瓶龍舌蘭，我女兒和導演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其實，兩個人誰也不會做飯。
我忘記他們做了什麼菜。
反正是食物。
我什麼都吃。
可這頓飯不是很好吃。
做飯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現在生活在别處，已經對這種即興晚餐毫無興緻了。
我坐在桌邊開始顫抖。
我記得女兒看着我，問我是不是生病了。
隻是有些發冷，我說，這是真話。
這些年來我成了那種動辄發冷的人。
來一小杯龍舌蘭會緩解，但我不能喝龍舌蘭或者任何酒類的飲料了。
我就那樣顫抖着，吃着東西，聽他們說話。
他們談論着美好的未來。
談論着傻裡傻氣的事情，但他們真正談論的還是美好未來，隻不過這未來沒有把我兒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納進去，我們也微笑着，談論着、制訂着我們的計劃。
一個禮拜後，本來要提供資助的那個部門因為削減開支關閉了，那個戲劇導演最後什麼也沒撈着。
我覺得該到采取行動的時候了。
我還真采取了行動。
我給幾個老朋友打了電話。
起先沒有一個人想得起我。
你去哪兒了？他們總是這樣問。
你從哪兒來？這些年你是怎麼過的？我告訴他們剛從海外歸來。
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帶旅遊來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爾。
我在觀賞開羅的建築，在建築方面太有啟發性了。
啟發性？是的，非常有啟發性。
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綠地太少。
比如像衛星城，可惜沒有流水穿過。
比如像内薩瓦爾科約特爾。
我們所有的建築師們都該斃了。
我還去過突尼斯和馬拉喀什。
去過馬賽。
去過威尼斯。
去過佛羅倫薩。
去過那不勒斯。
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幹嗎又回來了？墨西哥城都快變成地獄了。
你大概知道這些新聞。
沒錯，我沒有停止過關注，我告訴他們。
沒有少報道。
我女兒經常把墨西哥的報紙寄到我住的旅館。
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國，我想念它啊。
這樣的地方天底下沒有。
别跟我胡說八道了，基姆，你太不當真了。
我絕對當真。
絕對當真？我發誓，絕對當真。
有時，早晨，吃過早點，望着地中海人和歐洲人喜歡劃的小船，我就會想念墨西哥城，眼裡噙滿淚水，還會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遲早是要回去的。
我的某個朋友會說：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嗎？我就說沒錯，那是多年以前。
其實，我離開精神病院後就出國了。
那是遵醫囑。
我的朋友們會嘲笑這個那個的托辭，因為我每次講的這個故事版本都不同，他們會說，噢，基姆，然後我就趁機問他們知道有什麼工作可以讓我做，某家建築公司有沒有小活兒，什麼都行，業餘小活兒什麼的，這促使我習慣這樣一個想法：我得找個全職的工作，這時他們就回答說就業形勢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閉，安德烈·德爾·圖羅離開家鄉去邁阿密了，雷福吉奧·奧蒂斯·德·莫特西諾斯已經去休斯頓開店了，他們說隻想讓我對情況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還是繼續打電話，濫用他們的耐心，繼續講述着我在這個世界上那些更加快樂的地區的冒險經曆。
這份執着終于讓某個建築師工作室繪圖員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
這個建築師還是個剛剛出道的孩子，他發現我是個建築師而不是繪圖員時滿心歡喜。
晚上，我們關了小小辦公室的門，來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裡的一家酒吧。
這家酒吧名叫“命運”，我們坐在那裡談論建築、政治（這孩子是個托洛茨基派）、旅遊和女人。
他叫胡安·阿雷納斯。
他還有一個合夥人，我幾乎從未見過，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家夥，也是個建築師，但瞧着更像個秘密警察，幾乎從不在工作室露面。
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納斯和我兩個人在維持局面，因為幾乎無事可做，我們喜歡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聊天上了。
晚上，他就開車送我回家，當我們像在一場逐漸淡然的噩夢中穿過整個墨西哥城時，我有時會覺得胡安·阿雷納斯就像我本人更開心的化身。
一天，我邀請他上家裡來吃午飯。
那是星期日。
家裡沒人，我給他做了熱湯和煎蛋卷，然後就在廚房吃了。
在這兒吃飯比較惬意，聽着花園裡來啄食的鳥兒的鳴聲，看着胡安·阿雷納斯，一個簡單天真、毫不裝腔作勢的孩子，吃起東西來全心全意。
他一個人生活。
他家不在墨西哥城，是馬德羅城人，有時他覺得待在首都挺失落的。
随後我女兒和她的夥伴回家，看到我們在看電視、玩撲克。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胡安喜歡我女兒，從那以後他就經常過來。
有時，我會夢見我們一塊住在科裡馬大街這幢房子裡，有我的兩個女兒、我的兒子、戲劇導演、洛拉和胡安。
沒有我的妻子。
我沒有夢到她跟我們住在一起。
可是事情絕對不像夢裡發生的那樣，一天，胡安和他的合夥人關了工作室，從此消失，他們沒有說起去哪裡。
我又一次得給老朋友們打電話求助了。
經驗告訴我，最好找個繪圖員而不是建築師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又開始勤奮工作了。
這次是在科約阿坎的一家公司。
一天晚上，老闆邀請我去參加聚會。
另一個選擇是走向最近的地鐵站，然後回到必将是空空蕩蕩的一幢房子裡，所以我接受邀請去了。
派對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樓裡舉行。
刹那間，我覺得這裡似曾相識，感覺以前來過，後來我想應該沒有來過，隻是因為某個時期某個小區所有房子都設計得大同小異，我這才放松了，然後徑直走進廚房去找吃的，早飯後我到現在還沒進一口食呢。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忽然感覺很餓，很少遇到這種情況。
很餓、很想喊叫又很開心。
我沖進廚房，裡面有兩男一女私密地談論着一個死人。
我拿了塊火腿三明治吃起來，又喝了兩口可樂沖下去。
面包有點幹硬。
三明治味道卻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塊，這次是幹酪三明治，我一點一點地吃着，沒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細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樣微笑着。
聊天的三個人，兩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們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們靠近一些，我聽到他們在說什麼：談論一具屍體和一場葬禮，我的一個朋友，一個建築師，他死了，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說我也認識他。
就這樣。
他們在談論一個我也認識的死人，後來他們又聊起别的事兒來，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兒，于是出去來到花園，這裡長滿了玫瑰和杉樹，我走向鐵皮大門，觀望着外面的車輛。
這時我看見自己那輛1974年産的老英帕拉開過來，因為磨損的緣故，看上去外觀很糟糕，漆也剝落了，擋闆和門上坑坑窪窪的，它極其緩慢地移動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間大街尋找我，我心中頓時因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開始顫抖，用手抓住大門免得跌倒，還好，沒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鏡掉了，從鼻頭滑出去，落進灌木叢或者樹木、玫瑰花叢，我說不上具體落哪兒了，隻聽到了聲音，我知道沒有摔碎，我想如果彎腰去撿，我接近英帕拉的機會就将錯過，可是我要看不見是誰開着那輛幽靈般的小車，那輛我在1975年最後幾個小時和1976年最初幾個小時裡失去的小車。
如果我看不清誰開着那輛車，看見它又有什麼意義呢？這時我腦子裡出現了更離奇的念頭。
我想：我的眼鏡早就跌掉了。
我想：片刻前，我還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鏡。
我想：現在我的感覺發生了變化。
意識到現在需要眼鏡看東西時，我開始擔心起來，我彎下腰去找眼鏡（戴與不戴有什麼區别啊！）站起來時英帕拉還在那兒，我覺得自己的動作一定快得隻有瘋子才能辦得到，我看見那輛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鏡，這副直到那一刻我還不知道自己擁有的眼鏡，朝黑暗中望去，搜尋着司機的臉，既渴望又懼怕，因為我想可能會看見塞薩雷亞，那個失蹤的詩人，在我那輛失蹤的英帕拉的方向盤邊，我想塞薩雷亞正在從過去冒出來，把我帶回到我年輕時最喜愛的那輛小車上，那輛對我意義非同尋常，而我卻很少有時間享用它的小車。
可開車的不是塞薩雷亞。
事實上，壓根就沒有人駕駛我的那輛幽靈車！或許我認為沒人駕駛。
接着我意識到小車不會自動行駛，好像是個可憐、矮小、沮喪至極的小男人在駕駛着那輛破爛的英帕拉，我朝大夥聚會的房間往回走去，垂頭喪氣的樣子猶如負載着千斤重壓。
可是，走到一半時我忽生一念，我又回過頭，但英帕拉已經不在街上了，無論看得見還是看不見，現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見了。
大街變成各種遺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闆，最離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塊遺失的碎片。
我的小車不見了。
在某種意義上我還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
我的小車再次回到我的頭腦中。
我也再次回到我的頭腦中。
後來，在無奈和迷茫中，在一聲純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聲中，我明白了，我們都受命運的擺布，我們都會淹死在暴風雨中，我知道，隻有那個最聰明的人，我自己顯然不在此列，才會在暴風雨中漂泊更長的時間。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爾大街，巴塞羅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個失敗者，貝拉諾，請記住我說的話。
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離開智利的，準确地說是3月5日晚上八點，躲在那不勒斯号貨船的底艙裡。
換言之，我是一個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終的目的地在哪兒。
我不想細數這次橫渡中經曆的各種不愉快的細節。
這麼說吧：那時我比現在年輕十三歲，在我們聖地亞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納）社區，朋友們都管我叫“太空飛鼠[MightyMouse，美國1940—1960年的一部動畫卡通名稱。
]”，這個綽号是照那個滑稽可愛、與犯罪行為作鬥争的小動物取的，童年時代，那家夥給我們的午後時光增色不少。
簡單地說，現在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已準備要放棄這段艱辛的旅程。
至少，照他們的說法，從生理意義而言是這樣。
饑餓、恐懼、暈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斷的昏暗或者恐怖，這一切就不用說了。
總有慈悲心腸的人冒險下到艙底給我帶來一塊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
另外，在這個世界上我有的是時間用來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現代都市，無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
于是我這才有可能檢視自己的童年（當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艙時最适合有條不紊地幹這種事），沒多久我們就到了巴拿馬運河。
從那時起，或者換句話說，當那艘船載着我們穿越大西洋時（啊，離我可愛的祖國乃至我的那片大陸已經那麼遙遠，并非因為過去我總能夠看到那片大陸，而是内心深處一直深深眷戀着它們），我已經開始解析早已成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
我認為，一切都必須改變，盡管我那時完全不清楚如何來實現這種改變，或者走什麼樣的道路來改變。
其實，我不過是在消磨時間，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為，經這麼多天在潮濕、悶聲悶氣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經快要熬出頭了，這樣的經曆我希望我最壞的敵人都不要碰到。
後來，一天早晨我們在裡斯本的碼頭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轉變。
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馬上就在那裡上岸，可是一個偶爾給我點吃的東西的意大利士兵說，像我這種情況的人在葡萄牙邊境無論走陸路還是水路都會碰上麻煩。
所以我還得老老實實待着，那兩天簡直就像兩星期，我隻能聽着底艙裡的聲音，底艙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張着。
在箍桶似的貨艙裡，每隔一會兒，我就覺得愈加不舒服和煩躁，陣陣毫無規律地襲來的冷氣讓我顫抖不已。
後來，有一天晚上，我們終于起航了，把那個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後，我發燒時在夢中把它想像成一個黑色城市，那裡人們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紅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頭建成，也許因為我一直蜷縮在那裡，已經奄奄一息處于半睡眠狀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奧，在1966年英國舉行的那場世界杯比賽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隊的黑豹，在這場比賽中，我們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對待。
回到遼闊的大海上後，我們開始繞着伊比利亞半島航行，我的病還沒有痊愈，病得那麼厲害，一天晚上兩個意大利人把我帶到甲闆上，讓我吸點空氣，我看到遠方的燈火，我問那是什麼，那燈火屬于世界的哪個地方（這個世界似乎非常不友好），意大利人告訴我說是非洲——就像大夥平時說“鳥嘴”或者“蘋果”那樣——這時我真的開始顫抖起來，發燒的感覺像癫痫發作了，其實不過是發高燒而已，後來意大利人撇下我一個人坐在甲闆上，他們走到甲闆的另一邊，那樣子就像離開病室去吸支煙，我聽到一個意大利人對另一個意大利人說：如果他死在我們手上，我們最好把他扔進海裡，另外那個意大利人說：好的，好的，可他不會死的。
雖然我不會講意大利語，但我聽得明明白白，因為，學者們說了，我們的語言同屬羅馬語系。
我知道你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景，貝拉諾，所以我不想多說。
恐懼或者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給了我連自己都意識不到的力量，我對意大利人說我挺好，我不會死的，下個港口是哪兒？後來我強撐着回到底艙，蜷縮在自己的角落裡睡了。
抵達巴塞羅那時我的身體好多了，到港口的第二天晚上，我跳下船，像倒夜班的普通工人般步行走出港灣。
我背着自己的衣服，揣着從聖地亞哥帶的藏在襪子裡的十美元。
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瞬間，它們會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尺寸出現，但我永遠忘不了巴塞羅那的大街小巷，那天晚上，它們就像一個你從未謀面但很清楚将是自己一生摯愛的女孩般向我張開了懷抱。
我發誓，不出三個小時，我就找到了活兒幹。
如果一個智利人有雙結實的胳膊，而且不懶惰，他随處都可以謀生，我去道别時父親這樣告誡。
我真想朝這老雜種的臉砸一拳，不過這又是另一碼事了，幹嗎要再提它呢？關鍵是，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夜晚，長途橫渡的那種颠簸感消除後，我已經開始洗上盤子了。
這個飯館叫華金娜阿姨，在埃斯庫迪勒爾斯大街上。
大約淩晨五點時，在疲憊卻快樂的心情中，我離開那家酒吧，向孔奇膳宿公寓（什麼名字啊！）走去，這是飯館一個服務員推薦的，那孩子打穆爾西亞來，也住在那個垃圾場般的地方。
在孔奇膳宿公寓待了兩天，我很快就被趕走了，因為拿不出有關證件，可能會上警察的名單，我在華金娜阿姨飯館裡待了一星期，直到那個真正的洗碗工嚴重的流感好了。
後來的幾天裡，我又看了别的出租公寓，看過醫院大街、品托·富圖尼大街、波克裡亞大街等地的房子，最後在胡塔·德·科默西奧大街上找到艾梅麗亞出租公寓，多好聽的名字啊，這兒沒人管我要證件之類的東西，我跟另外兩個人共用一間屋子，警察一來，我就躲進一個沒有背闆的衣櫃裡，從不抱怨。
不難想像，在歐洲的第一個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打發掉，因為我每周必須要付住宿費。
另外，因為回到踏實的大地上了，我的食欲，橫渡期間一直冬眠的食欲，又蘇醒了，而且變得比我記憶中的還貪婪。
可是，從一個地方步行到另一個地方，比如從出租房出發去上班或者從飯店回出租房的路上，我開始碰到一些從前不曾遇到的事兒。
沒多久我便意識到這點了。
除了謙卑，我向來都很警覺，如果不是别的，我開始留心自己身上發生的事兒。
這事兒挺簡單，不過，得承認剛開始還是挺讓我擔心。
換了你也會擔心的。
向你透露一點吧：比如，我沿大街走着，盡量顯得挺開心，琢磨着一個正常人該琢磨的事兒，忽然，我頭腦中會蹦出幾個數字來。
比如先是1，然後是0，然後是1，然後又是1，然後是0，然後又是0，然後又回到1上。
這樣循環反複個不停。
起先，我以為是困在那不勒斯号的肚子裡時留下的殘疾。
可事實上我感覺挺好，吃喝拉撒都挺好，挺正常，像個嬰兒般能睡上六七個小時，我的頭一點都不疼了，所以不可能是疾病。
後來我又琢磨會不會是因為生活場景變了，也就是說換了國家、大陸、半球、習俗等，一切都變了的緣故。
當然，後來我又開始怪怨自己的神經出了毛病。
我們家族有過幾起神經病的先例，就是說出過幾個神經錯亂的人，沒人是十全十美的。
可這些解釋沒一個有說服力，漸漸地我也适應了。
我習慣了這些數字。
我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糾纏多久，因為答案的到來并非遙遙無期，而且忽然就來了。
一天下午，廚房的另一個夥計給了我一張他買的多餘的足球彩票。
不知道為什麼，我并不想在上班的時候填寫，我把它帶到出租房。
那天晚上，當我沿着人流已經稀疏的大街小巷往家裡趕時，那些數字又開始出現了，我立即把這些數字與這張彩票聯系起來。
我走進聖塔莫尼卡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和一支鉛筆。
這時數字又不閃現了。
我的頭腦一片空白！等我出去時，數字又開始出現了。
我看到一家還開張的報攤，0，我看到一棵樹，1，我看見兩個醉漢，2，數字不斷地閃現，直到十四個比分都能填全。
可我卻沒有帶筆在街上把它們寫下來，于是我不再繼續向出租房走去，而是走到街道盡頭，然後又返回來，我好像剛起床，還有整整一夜的時間在前方等着我用呢。
聖何塞市場附近的一個攤主賣給我一支筆。
我停下來買筆的時候，那些數字又不出來了，我感覺就像來到一個懸崖邊，搖搖晃晃的。
後來我又回到那條街，頭腦裡卻一片空白。
我告訴你，這種時刻太痛苦了。
忽然，那些數字又出現了，我拿出票開始寫下來。
0是X，你不必是天才也能琢磨得出，1是1，而2這個數字在我的頭腦中不論是艱難的浮現或者閃現出的，就是2。
很簡單，是吧？走到加泰羅尼亞廣場地鐵站時，我已經把票填好了。
這時魔鬼開始誘惑我，我又慢慢地返回聖塔莫尼卡大街，像個夢遊者或瘋子一般，把那張票放在離我的臉隻有一寸之遠的位置，檢查一直在我頭腦中閃現的那些數字跟我寫在這張小小的幸運紙上的數字投上了沒有。
絲毫不差！我像張望夜空那樣，看到了數字0，1，2，但順序變了，這些數字來得更快了，我經過裡塞奧時，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數字又閃現在眼前了。
我決定不在這上頭絞盡腦汁，我回去睡覺了。
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屋子裡脫衣服時，聽着我視為室友的兩個雜種的鼾聲，我忽然覺得自己快要瘋狂了，我覺得這太可笑了，我隻好坐在床上，捂住嘴别放聲大笑出來。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後，十四個比分全答對的人共有九個，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此事非得親自經曆後才會嘗到個中滋味——他們不會給我那筆錢的，因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
當天，我就去找了個律師，把一切都跟他說了，那個訟棍——他叫馬爾蒂内斯先生，是羅拉德裡奧人——說恭喜我好運氣，然後就一個勁兒地安撫我。
他說，在西班牙，一個從美洲來的孩子絕對不是外國人，盡管事實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進入這個國家的，而這需要想辦法解決。
他又打電話給《先鋒報》的一個記者，這個人過來問了我幾個問題，照了幾張相片。
第二天我已經出名了。
我至少上了兩三家報紙。
偷渡者赢了彩票，他們拿這樣的标題說事。
我把報道剪下來然後寄到聖地亞哥。
我還接受了幾次電台采訪。
不出一星期，我們就擺平了困局，不到三個月，我已經由一個沒有檔案的外來戶變成了一個沒有工作許可證的合法居民，馬爾蒂内斯還給我讨到更大的好處呢。
獎金總數達九十五萬比塞塔，在當時，這可是紮紮實實的一筆錢，雖然律師還從我身上揩去二十萬，說實話，那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富人了：有錢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剛開始幾天，我反複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
以我手裡的這筆錢，可以在聖地亞哥辦個公司，可是，最後，我決定把十萬比塞塔兌換成美元，把這筆錢寄給母親，然後我繼續待在巴塞羅那，現在這個城市簡直像朵花般向我綻放着，請諒解我這樣說。
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還顯得醜陋無比，我仔細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慮，決定繼續待下去。
在領事館，經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錢的阻力之後，他們同意發我一本護照。
我沒有換出租樓，但要了一個更大更亮、屬于自己的房間（他們立刻給了我，我還能說什麼呢？命運讓我成了艾梅麗亞的寵兒），我也不再洗盤子了，開始到處尋找興趣相投的工作。
我的生活過得優哉遊哉。
我經常睡到十二點或者一點，然後再去費爾南多大街上一家飯店或華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個地方就餐，那裡有一對漂亮的雙胞胎伺候我。
飯後我就在巴塞羅那四處晃悠，從加泰羅尼亞廣場走到帕塞奧·科隆，又從帕拉萊洛來到貝亞·拉耶塔納，在路邊的咖啡店裡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來一盤鱿魚，讀着報紙上的體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動，其實，我内心深處已經明白了要幹嗎，縱然我在智利學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實沒有上過幾堂課）讓我把這個思路理清頗為不易。
我告訴你，我琢磨這事時甚至想到了那個雜種笛卡爾。
我向你透露點。
笛卡爾、安德烈斯·貝爾洛、阿圖羅·普拉特，那些在我們那片狹長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們。
可你不能無視事實，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裡承認，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擇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
别這樣看着我，好像我是瘋子似的，我當然知道自己的希望、夢想，如盧曲·加蒂卡所說，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麼機制或者特有的綜合征讓那些數字如此清晰地閃現在我頭腦中呢？是誰向我口授這些數字的呢？我相信幻覺？我是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一個從第三世界最遙遠的地方來到地中海地區一隅的迷信之徒嗎？我眼前正在經曆的以及曾經經曆過的事兒不過是命運的幸運組合和被一個連上帝都害怕、沒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橫渡遠行逼得快要發瘋的人發出的胡言亂語嗎？ 那是往靈魂深處探索的幾天！而且，同時，我得承認，我對什麼都看得很淡（這是自相矛盾，可事實就是如此），那幾天過去後，我不再讀書，也不再理會《先鋒報》慷慨提供的工作，盡管自從得了獎（我想是由于這場震撼的原因）後那些數字已經不翼而飛，我還是思索着怎麼辦，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園喂鴿子時，我自以為找到了辦法。
如果那些數字不肯來拜訪我，我就追到它們的窩裡去，用鈎子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