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偵探 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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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就沒有俄羅斯人了。
盧那察爾斯基夫人、艾林伯格、塔利内、岡察洛斯基、馬察科夫、埃卡斯特爾夫人、韋勒·蒙納特、馬爾維納、拉裡昂諾、貢蒂亞諾娃、貝諾娃、索蒂内，這個名字顯然藏在字母n後面。
戴布萊特、道斯伯格、雷奈爾、察恩、德裡安、沃爾特洛瓦·蘇爾=穆克倫。
毫無疑問，他是這一批中最好的。
或者是她，因為需要知道（至少在墨西哥）沃爾特洛瓦·蘇爾=穆克倫是男性還是女性。
讓·科蒂埃、皮埃爾·阿爾伯特·比羅特、邁特辛格、讓·夏洛特、莫裡斯·雷奈爾、皮尤克斯、F.T.馬裡内特、G.P.盧西尼、保羅·布西、A.帕拉柴斯基、安裡克·卡瓦茨基歐裡、利貝羅·奧爾托馬雷，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的記憶出現了問題，小夥子們，這個名字我聽着像阿爾韋托·薩維尼諾。
盧西亞諾·弗格爾，多好聽的名字，你們不覺得嗎？在元首的軍隊裡有個傘兵師就叫弗格爾。
一群同性戀，讓澳大利亞人踢他們的屁股。
E.卡爾迪勒、G.卡裡爾利、F.曼塞爾拉·芬蒂尼、奧羅·德·阿爾巴、馬裡奧·貝圖達、阿曼多·馬薩、M.博西奧尼、C.D.卡爾拉、G.塞威利尼、巴利爾拉·普拉特拉、康朱諾、科爾拉、馬利亞諾、博西奧尼，這不是我自己在重複，是曼努埃爾或者那可怕的印刷工幹的。
費西、塞蒂麥爾利、卡爾利、奧齊塞、利納蒂、蒂亞·羅薩、聖·波恩特、迪沃爾雷、馬蒂尼、莫雷蒂、皮拉德洛、托齊、埃沃拉、阿德高、薩西尼諾、托沃拉托、道布勒、道斯伯格、布洛格裡奧、尤特裡羅、法夫裡、瓦特裡格納特、列戈、諾拉·博爾赫斯、薩沃裡、吉米、凡·高、格呂内瓦爾德、德雷恩、科康内特、波辛高特爾、馬爾凱、吉爾内斯、弗賓、德勞奈、庫爾克、舒韋特爾斯，應該是庫特·舒韋特爾斯，其中一個小夥子，那個墨西哥人說，好像剛從萊諾鑄排機的地獄裡發現了自己失蹤的雙胞胎兄弟，海尼切、克萊姆，可能是克裡。
澤内爾、吉諾。
簡直是中邪了，沒有比這更加晦澀的了。
高爾利、博泰、西奧卡托、喬治·貝婁思、吉奧爾吉奧·德·齊裡克、莫迪格裡亞尼、坎塔雷利、索菲思、卡雷納，目錄到這裡就結束了，在卡雷納後面用了不祥的“等等”一詞。
我讀完那份冗長的名單後，兩個小夥子跪下或者專注地肅立，我實在想不起是哪個動作，但這并不重要，像士兵般肅立或者像個虔誠的信徒般跪在那裡，喝完最後一口酒以示對所有那些熟悉或陌生、被他們的孫子輩們記住甚至被忘記的名字表示緻敬，我看着這兩個一分鐘前還貌似認真的小夥子，專注地肅立在我面前，向那面旗幟或者已經倒下的同伴緻敬，我也舉起杯子一飲而盡，對我們所有的死者以示敬意。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77年5月。
阿圖羅·貝拉諾到巴塞羅那後跟母親住在一起。
母親已經在這裡住了好幾年，有病在身。
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瘦得特别厲害，看上去就像一具行走的骷髅。
那時我住在胡塔·德·科默西奧大街哥哥的家裡，這條街上到處都有智利人。
阿圖羅的母親就住在這裡的塔爾勒斯，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同樣沒有淋浴設施，過道也沒有廁所。
我到巴塞羅那時給她帶來一本阿圖羅在墨西哥出的詩集。
她瞧了瞧書，嘴裡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句什麼。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總之是聽不懂。
她的情況非常不好。
因為甲狀腺機能亢進的緣故，她總是狂躁不安地走來走去，而且經常哭泣。
她的眼睛好像都要從眼窩裡暴出來了。
她的手顫動不已。
有時她還會發生哮喘，可是卻能每天抽一包煙。
她抽的是那種黑色煙草，像阿圖羅的妹妹卡門一樣，卡門跟母親住一起，但白天大多數時候都在外面。
卡門在西班牙電信公司做保潔，在跟一個安達盧希亞人談戀愛，該人是共産黨。
我在墨西哥見到卡門時她是個托洛茨基分子，現在還是，可她卻在跟那個安達盧西亞人談戀愛——那個安達盧西亞人，如果不是個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義者，也很有可能是個忠心耿耿的布雷思内韋派，這在當時那個環境下基本上是一回事。
無論如何，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死敵，他們之間的故事一定很生動。
我在給阿圖羅的信裡把這一切都說了。
我告訴他母親身體很不好。
我還說他母親日漸衰弱，沒有錢花，這個城市正在要她的命。
我有時這樣糾纏他是因為不知道還能怎麼樣，隻能告訴他得幫幫母親，要麼寄錢過來，要麼把她接回墨西哥。
有時阿圖羅的答複讓你搞不清該不該當真。
有一次他回信說：“告訴他們堅持下去。
我很快就會過來打點好一切的。
可是眼下他們一定要挺住。
”太厚顔無恥了。
我回信說她（單數）挺不下去了。
據我所知，他的妹妹狀态極佳，但每天跟母親吵架，他必須得盡快為母親做點什麼了，否則就會失去這個把他帶到人世間來的女人。
那段時間我把自己所有的餘錢都借給阿圖羅的母親，總共大約兩百美元，這是我1975年在墨西哥獲得的一項詩歌獎獎金的餘額，我用那筆獎金先買了一張去巴塞羅那的飛機票。
當然我沒有把這個告訴他。
不過，我想他母親可能已經說了。
她每隔三天就給阿圖羅寫一封信：我猜是甲狀腺機能亢奮的緣故吧。
不過，兩百美元足夠她付房租了，但房租也很昂貴。
一天我收到一封哈辛托·雷克納的信，其中提到阿圖羅從不讀母親的信。
這個傻子怪人雷克納是故意開玩笑的，可那是最後的稻草，我給阿圖羅寫了封信，隻字不提文學，主要内容談的都是錢的事，還有健康以及家庭問題。
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你由着性子議論阿圖羅，可他每信必回）說已經給母親寄錢過來了，還打算采取更好的措施，給母親找份工作，因為母親的問題是，她一直都有工作，覺得自己很無用後會心煩意亂。
我想告訴他巴塞羅那的失業率很高，另外，他母親的形象沒法去工作，如果她出去找工作，可能會吓壞老闆，因為她太瘦了，瘦得簡直可怕，簡直就像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決定還是讓他省點心，也讓自己省點心，還是跟他聊聊詩歌：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内羅、費裡克思·德·阿蘇亞、吉姆菲爾、馬丁内斯·薩裡翁，這些是我和他都喜歡的詩人，還有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奧裡，“後主義”的創始人，我最近在跟此人通信。
一天下午，阿圖羅的母親上我哥哥家來找我。
她說兒子寄來一封非常令人費解的信。
她把信交給我看。
信封裡裝着阿圖羅的信和一封厄瓜多爾小說家巴爾加斯·帕爾多寫給加泰羅尼亞小說家胡安·馬爾塞的介紹信。
阿圖羅在信中說需要母親去找胡安·馬爾塞，他就住在薩格拉達法米列附近，然後把巴爾加斯的介紹信交給他。
這封介紹信挺短的。
上來先問候了馬爾塞幾句，提到（令人費解）在加裡鮑爾迪廣場附近一條街上的一次愉快邂逅。
接着極其倉促地介紹了下阿圖羅，然後，很快涉及到真正最重要的部分：這位詩人母親處境窘迫，請馬爾塞無論如何傾力相助幫她找份工作。
我們這就去找胡安·馬爾塞！阿圖羅的母親說。
看得出她非常開心，為兒子的舉動感到很自豪。
我有些猶疑。
她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拜訪馬爾塞。
她說，如果我一個人去，會很緊張的，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可你是個作家，有什麼不對的你可以幫我解圍。
我對這個提議無動于衷，但答應陪她去。
一天下午我們去了。
阿圖羅的母親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還是形銷骨立。
我們在加泰羅尼亞廣場乘上地鐵，在薩格拉達法米列下了車。
我們快到目的地時她感覺哮喘馬上就要發作了，隻好用上呼吸器。
胡安·馬爾塞親自來到門口。
我們跟他打了個招呼，阿圖羅的母親解釋了來意。
她講得一團糟，不停地在說什麼“需要”、“危險關頭”、“參與社會的詩歌”、“智利”、“疾病”、“令人遺憾的境況”。
我想她可能腦子犯糊塗了。
胡安·馬爾塞望着她遞出的信封讓我們進去。
你們想喝點什麼？他說。
不用了，您真好。
阿圖羅的母親說。
不用了，謝謝您，我說。
馬爾塞開始讀巴爾加斯的信，還問我們是否認識他。
他是我兒子的朋友，阿圖羅的母親說。
我想他到我們家來過一次，但沒有見到他。
我說我也不認識他。
挺出色的一個人，巴爾加斯·帕爾多，馬爾塞咕哝着說。
您離開智利已經很長時間了嗎？他問阿圖羅的母親。
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來了。
阿圖羅的母親開始說起智利和墨西哥，馬爾塞開始談起墨西哥，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忽然彼此以“你”相稱，大笑不已。
我也笑了。
馬爾塞可能講了個什麼笑話。
他說，正好，我認識一個人，他有點事也許你會感興趣。
不是工作而是一份獎學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獎學金。
特殊教育？阿圖羅的母親說。
嗯，馬爾塞說，我想應該這樣叫吧。
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學有關。
噢，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阿圖羅的母親說。
過了會兒我們就走了。
明天給我打電話，馬爾塞在門口說。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笑個不停。
阿圖羅的母親覺得胡安·馬爾塞很秀氣，眼睛很漂亮，是個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她這麼開心了。
第二天她就給馬爾塞打了電話，馬爾塞給了她負責獎學金的那個女人的電話号碼。
一星期後，阿圖羅的母親開始在巴塞羅那的一所學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綜合征的人的教育課題，學習期間的工作身份是實習教師。
獎學金提供為期三年，每年的延續取決于她的成績。
不久她又去醫院治療甲狀腺。
起先，我們以為她可能得動個手術，但最終沒有動。
所以，當阿圖羅到巴塞羅那時，母親的情況已經好多了。
獎學金雖不豐厚，但夠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錢去買各種巧克力，因為她知道阿圖羅喜歡巧克力，誰都知道，歐洲的巧克力絕對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7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7月。
烏裡塞斯·利馬到巴黎時，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個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魯詩人和我。
我隻見過這個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圖羅·貝拉諾有約會。
我們三個人聊了會兒，隻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後來我和阿圖羅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圖羅，但自那以後就再沒見過他，我以為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在墨西哥幹什麼？研究人類學，這是在理論上。
事實上呢，我到處旅遊，在這個國家觀光。
我還參加了很多派對。
墨西哥人有那麼多的休閑時間，真不可思議。
當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獎學金生活）那點錢遠遠不夠花，所以我在一個叫吉米·塞蒂納的攝影師那裡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倫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羅加飯店的派對上認識他的。
我的财力大為改善。
吉米拍些藝術裸體攝影，如他所稱，但其實是些軟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擺刺激性姿勢，或者脫衣挑逗性系列圖片，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樓的頂層工作室裡進行。
我現在想不起是怎麼跟阿圖羅結識的，也許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樓裡上完一個攝影課之後，也許是在一家酒吧，也許是在一次聚會上。
還有可能是在大夥都叫傑裡·劉易斯的美國人開的比薩店裡。
在墨西哥，人們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會面。
總之，我們相遇了，而且一見鐘情，但睡到一塊兒差不多是在過了一年之後。
隻要是法國的東西，他都興趣盎然。
說到這點，他還真有些天真。
比如，他以為，我在研究人類學，必然知道馬克斯·雅各布（這個名字很熟悉，但也頂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訴他不知道，告訴他法國女孩讀别的東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裡斯蒂）時，他就是不肯信。
他認為我在開玩笑。
可是他喜歡琢磨，我是說，他總是從文學的角度思考問題，但并不異想天開，你不讀雅克斯·裡高特[雅克斯·裡高特（JacquesRigaut，1898—1929），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
]的作品，他也絕不會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歡阿加莎·克裡斯蒂，有時我們花好幾個小時談論她的某個長篇，重溫那些謎局（我的記憶力特别差勁，但他的記憶力非常出色），重構那些不可思議的兇殺案。
我不知道他身上什麼東西吸引着我。
有一天，我帶他到我住的公寓，我跟另外三個學人類學的學生住一起，一個來自科羅拉多的美國人，兩個法國女孩，終于，在那天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總算上了床。
我早就警告過他，我有一個怪癖。
我是半嚴肅半開玩笑地（我們在現代美術館的花園裡大笑着，那兒有很多雕塑，很可怕）告訴他：阿圖羅，永遠不要跟我睡覺，因為我是個受虐狂。
什麼意思？他說。
意思是我喜歡做愛的時候挨揍，就是這樣。
這時阿圖羅不笑了。
當真？他說。
絕對當真，我說。
你怎麼喜歡挨揍呢？他說。
我喜歡别人抽我，我說，抽我的臉，打我的屁股之類的。
要很重嗎？他問，不，不很重，我說。
你在墨西哥一定沒有做過多少愛，他思索了一會兒說。
我說為什麼這樣講。
傷痕啊，馬普爾小姐，他說，我沒有看見你身上有任何傷痕的印迹。
我當然做愛了，我回答說，我是一個受虐狂，不是一個動物。
阿圖羅笑了。
我想他以為我在開玩笑。
所以，那天晚上，或者其實是早晨，我們終于上床後，他對我特别溫柔，我都不忍心攔他，如果他想全身上下舔我，輕柔地吻我，我也讓他遂心，但我很快就發現他硬不起來，我把他的那家夥握在手裡，撫弄了會兒，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後來我問他，輕聲地在他耳邊細語，是不是有什麼煩心的事，他說沒有，挺好，我們又相擁撫摸了更長一會兒，但顯然還是興奮不起來，我說這樣不好，别試了，夠了，如果你沒有興緻，就不會有興緻，他點上一支煙（他抽一種叫巴利的煙，這個名字很好玩），然後說起他剛看過的一部電影，後來他起床在屋子裡裸着身子走了幾圈，一邊吸煙，一邊看着我的東西，然後又在床鋪旁邊的地闆上坐下，開始浏覽起我的照片，還有些吉米的藝術特寫，我不知道為什麼保存下來了，也許我太傻了，我問他這些照片是不是讓他來勁了，他說沒有，但這些照片挺好，我看上去也挺好，你很漂亮，西蒙娜，他說，就在這時，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讓他來上床，趴在我上面，抽幾下我的臉頰或者屁股，他望着我說，我不會幹那種事，西蒙娜，然後又糾正自己的話：這是又一件我不會幹的事兒，西蒙娜，可是我說，來吧，勇敢些，上床來，他上了床，我翻過身子，躬起屁股說：慢慢地，像玩遊戲那樣，他抽了我第一掌，我把臉埋在枕頭裡，我沒有讀過裡高特，我說，也沒有讀過馬克斯·雅各布，更沒有讀過乏味的班維爾[班維爾（JohnBanville，1945—??），愛爾蘭小說家。
小說《大海》（TheSea）獲得2005年布克獎。
]、波德萊爾、卡圖爾·芒戴斯、闊比埃[闊比埃（TristanCorbière，1845—1875），法國詩人，善于以現實主義筆法描寫航海生活。
]，這些必讀作家的作品，可我讀過薩德侯爵的作品。
噢，真的？他說。
是，我說，一邊撫弄着他那家夥。
他開始抽我的屁股，好像是有意的。
你讀過薩德寫的什麼？《閨房裡的哲學》，我說。
《賈斯廷》呢？當然讀過了，我說。
《朱麗葉特》呢？當然讀過。
這時我已經濕了，開始呻吟，阿圖羅的那家夥已經硬得像根棍子，我翻過身，讓他進去，但是别太急，等我發話了再動，感覺着滋味美極了。
抽我，我說，抽我的臉，我的臉頰。
把你的手指放進我的嘴裡。
他抽打着我。
重些！我說。
他抽得更重了。
現在可以動了，我說，有那麼幾秒鐘，房間裡隻聽到我的呻吟聲和抽打聲。
接着他也開始呻吟起來。
我們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後他點上一支巴利牌香煙，問我讀過薩德的戲劇沒有。
我說沒有，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薩德還寫過戲劇。
他不僅寫戲劇，阿圖羅說，還給劇院老闆寫過很多信鼓勵他們演他寫的東西。
當然，誰也不敢上演他寫的任何東西，因為到頭來這些人都得下獄（我們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侯爵固執地堅持，在信裡做了各種預算，細到服裝花多少錢都考慮到了，最令人傷心的是，他把這些數字加起來，非常劃算！這些戲會掙錢的。
挺色情的嗎？我問，不，阿圖羅說，充滿了哲理，隻是帶那麼點性。
我們做了一陣子情人。
準确地說有三個月，是我離開墨西哥回巴黎前的這段時間。
我們并沒有夜夜做愛。
也不是隔晚見一次面。
不過我們盡可能多見面。
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
他從不留下傷痕的印迹，隻是把屁股打得紅彤彤的，也就是說他特溫柔。
沒過多久，我最後适應了他。
換句話說，我需要他，最後他也可能會習慣我的方式，但我們都沒有給對方時間。
我們隻是朋友。
我們聊薩德、阿加莎·克麗斯蒂，聊人生。
我遇見他時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無二緻，可是到了最後，感覺他越來越像個外國人。
我有一回說：你們墨西哥人像這像那，他說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說得有點哀傷，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當烏裡塞斯·利馬到我住的地方來說我是阿圖羅·貝拉諾的一個朋友時，我簡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後，當我得知阿圖羅也在歐洲，甚至沒有禮貌性地寄我一張明信片，我心裡又很煩躁。
那時我在巴黎諾德大學人類學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氣十足的工作，有烏裡塞斯在這裡，我至少可以練練西班牙語，現在已經有些微荒疏了。
烏裡塞斯·利馬住在伊奧克斯街上。
一次，隻有那一次，我上那兒找過他。
我沒有見過還有比這更慘的“用人房”，屋裡隻有一扇小小的窗戶，而且打不開，望出去是一個又黑又髒的通風管道。
幾乎連放一張床和會晃動的兒童桌的空間都沒有。
沒有衣櫥或者壁櫃，他的衣服都還放在箱子裡，或者胡亂扔在房間，我進去時都感覺要嘔吐了。
我問他房租是多少。
他告訴我後，我才意識到他被某人騙了。
不管給你找這個房子的人是誰，他都在騙你，我告訴他，這是一個垃圾房，這個城市好房子多得是。
我相信，他說，可是他接着又争辯說不打算在巴黎長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費時間。
我們并不經常見面，要見面時多半由他提出。
有時他會打個電話，有時他來我住的樓裡，問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場電影什麼的。
我總是說很忙，在學習或者處理系裡的工作，但有時我也會同意，一起出去散會兒步。
我們一般在拉魯納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進去吃點意大利面食，喝點酒，談談墨西哥。
總是他付錢，現在想來這有些奇怪，因為據我所知他并沒有工作。
他讀了很多書。
他胳膊下面總是夾着幾本書，全是法語的，但說真的他還遠談不上精通法語（我說過，我們談話用西班牙語）。
一天晚上，他對我說起自己的計劃。
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時間，然後去以色列。
他告訴我時我驚訝地笑了，不肯相信。
為什麼去以色列？因為有個朋友在那裡。
他就是這樣說的。
這是惟一的原因嗎？我懷疑地問道。
惟一原因。
其實，他無論做什麼事兒好像都沒有個計劃。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懶散、鎮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
其實，他可能很熱情，不像阿圖羅，特别強硬，有時好像對誰都很讨厭。
烏裡塞斯不是這樣。
他很正派。
有時會冷嘲熱諷，但很正派。
他很能寬容人，似乎從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領域，以我的經驗論，拉美人可不是這樣。
伊波利托·加爾塞斯，馬塞爾·普魯斯特大街，巴黎，1977年8月。
我的哥們兒烏裡塞斯·利馬到巴黎時我驚喜不已，我向上帝坦白。
我是在伊奧克斯街上一間還不錯的小屋裡找到他的，離我住的地方挺近。
從馬塞爾·普魯斯特大街到他住的地方幾乎沒有距離。
朝左轉，向熱内·博伊萊斯維大街走去，然後拐到查爾斯·狄更斯街，就到伊奧克斯街了。
所以，其實像人們說的那樣我們算是住在隔壁。
我的房間有一個輕便電爐，我每天都自己做飯，烏裡塞斯經常上我這兒來吃飯。
可我說：你得弄點什麼讓我來做，那麼，他說，波利托，我會給你錢的，别擔心，這也顯得公平，因為你買來吃的，然後又做好了。
你想要多少錢？我則說，就給我一百美元吧，烏裡塞斯，這事兒就這樣結了。
他說他一個美元都沒有了，全是法郎，他就給了我法郎。
他有現金，是個信得過的家夥。
可是，有一天，他說：波利托，我每天吃得這麼差勁，一盤破米飯怎麼值這麼多錢？我向他解釋法國大米很貴，不像在墨西哥或者秘魯，這兒一斤米貴多了，夥計，烏裡塞斯，我告訴他。
他看了我一眼，墨西哥人表示狐疑時就經常那樣，他說，好吧，但至少買瓶番茄醬吧，我實在受不了吃白米飯。
好的，我說，我還會買酒的，我忘了這事兒，實在是太忙了，但你得再給我加點錢。
他又給了我一些錢，第二天我煮米飯時加了番茄醬，給他倒了杯紅酒，可第二天葡萄酒就沒了（我喝了，我承認），兩天後番茄醬也用光了，他又依舊吃起平淡的米飯。
後來我開始做通心面。
瞧，我試圖回憶起來。
後來我又做了小扁豆，裡面含豐富的鐵元素，很有營養。
小扁豆用完了，我又做了鷹嘴豆。
之後我又開始做白米飯了。
一天，烏裡塞斯站起來半開玩笑地讓我吃，波利托，他說，我感覺你在瞎扯。
你做着巴黎最平淡又最昂貴的菜。
沒有，我告訴他，沒有，夥計，你根本不清楚東西賣得有多貴，但第二天他就不來吃了。
三天過去了，不見他的任何蹤影。
後來我又找到他的住處，他不在那兒。
但我必須要見到他，于是我就坐在過道裡等他回家。
早晨三點左右他現身了。
他看見我在過道裡，在那個狹長幽黑、散發着臭味的走廊裡，他站住不動了，在距離我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雙腿撐在那裡，好像覺得我要襲擊他。
有趣的是他也不吭聲，一言不語。
混蛋，我想，老烏裡塞斯，他給吓得尿都流出來了，仿佛想在走廊裡跟我幹一仗。
我想完了，然後待在原地不動。
地闆上這個影子算什麼威脅？我叫了聲他的名字，烏裡塞斯，哥們兒，是我，波利托。
他說，波利托！你他媽的晚上這個時候了還在這兒幹嗎，波利托？這時我才意識到剛才他沒有認出我是誰，我琢磨，這傻逼在想什麼呢？他把我想成誰了？我發死誓這時我比前一會兒更害怕，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天太晚了，或者走廊太陰暗了，或者我那詩人的想像力随之失控了，事實上我都開始發抖了。
我覺得我發現走廊裡烏裡塞斯·利馬的影子後面還有一個影子。
說實話，那時我很害怕下到八樓，從那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出去。
可是我又一心想逃離這兒。
刹那間，我害怕一個人待着的感覺更加強烈。
我站起來時一條腿都已經麻了，我問烏裡塞斯我能不能進屋去。
這時他好像才清醒過來，說當然可以，波利托，然後打開門。
我們進去後把燈打開，這時我感覺血液又開始在血管裡循環起來，然後，我像個無情的雜種一般，給他看了我帶的幾本書。
烏裡塞斯一本接一本地看着，說都挺好的，但我知道他死都想要這些書。
我帶過來是想賣給你，我說。
你想要多少錢？他說。
我說了個大膽瘋狂的總數，看他有何反應。
烏裡塞斯看着我說沒問題，然後就從衣袋裡取出錢付給我，站在那裡望着我不發一語。
好吧，夥計，我說，那我這就走了。
明天還要我做一頓美餐等你來嗎？不用了，他說，别等我。
不過你哪天還會去我那兒吧？記住了，如果不吃飯，你會餓死的，我說。
我不會再去了，波利托，他說。
我不知道自己哪兒出問題了。
在内心，我實在怕得屁滾尿流（想到要走出去、走進過道然後下樓梯，簡直要了我的命），可是一到外面我又開始說話了。
操，我忽然開始說話了，聽着自己的話語，那聲音好像不是我的，而且這個雜種已經自動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我說你沒有權力，烏裡塞斯，我已經花錢買了很多東西，你要是看到我買的這麼多好東西就好了，現在我該拿它們怎麼辦呢？讓它們腐爛了？難道讓我把這些全吃了，烏裡塞斯？你就想讓我這樣嗎？如果我消化不了或者胃痙攣了怎麼辦？回答我，烏裡塞斯，别裝作聽不見。
說的全是諸如此類的話。
無論内心說什麼，我都對自己說閉嘴，波利托，你太過分了，這是很醜陋的，别這樣說，傻帽——在外面，在那種昏沉狀态，我的臉和嘴唇都麻木了，我的舌頭也松軟了，那些話（我絕對不想講出來的話！）不斷脫口而出，我聽到自己在說：你算是什麼樣的朋友，烏裡塞斯？我嬌慣你的時候，好像你不僅僅是我的小哥們兒，好像就是我的親兄弟，我的小弟弟，真讨厭，烏裡塞斯，現在你卻對我這樣冷淡。
為什麼要這樣？我隻能說我不斷地說啊說，而烏裡塞斯呢，在屋裡面對我站着，屋子顯得特别小，簡直就像一口棺材，他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定定地，絕不做我以為他會做的事兒，我擔心會做的事兒，就那樣站着好像要讓我自己挖個洞鑽進去，好像在心裡說，波利托還剩兩分鐘，一分半鐘，一分鐘，波利托，還剩五十秒了，可憐的家夥，還剩十秒了。
我發誓我好像在看着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毛發，好像我的雙眼睜着的時候，另外一雙眼睛，那雙閉着的眼睛在掃描我的每一寸肌膚，計算着每一根頭發，那隻閉着的眼睛看到的東西比睜着的眼睛看到的還要多，我知道這他媽的沒有任何意義，後來我堅持不下去了，像個蕩婦般倒在床上，我說，烏裡塞斯，我感覺糟糕極了，烏裡塞斯，夥計，我的生活就像一場災難。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我想把一切都做對了，可到頭來一切都錯了，我應該回秘魯去，這個城市他媽的在屠害我，我已經跟過去的那個我完全不同了，我不斷地說啊說，想讓内心折磨着我的一切都排出去，我把臉埋在毯子裡，埋在烏裡塞斯的毯子裡，我不知道這些毯子是從哪兒搞來的，味道難聞極了，不是典型的“用人屋”裡沒有洗過的味道，也不像烏裡塞斯自己的味道，卻像别的味道，像死亡的味道，一種忽然蠕動着鑽進我腦子的邪惡味道，讓我一下子坐了起來，糟糕，烏裡塞斯，你從哪兒弄來這些地毯，哥們兒，從停屍間裡順來的嗎？烏裡塞斯還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聽我說着話，我想這時是個離開的機會，我站起來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膀。
那感覺就像在摸一尊雕像。
羅貝托·羅薩斯，帕西街，巴黎，1977年9月。
我們的閣樓公寓總共有十二間屋子。
八間由拉美人占着：一個叫理查迪托·巴裡恩托斯的智利人；一對阿根廷夫婦，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和米格爾裡托·薩波廷斯基；别的幾個全是秘魯人，都是詩人，彼此處于戰争狀态。
我們喜歡把這幢閣樓叫帕西公社或者帕西陋室城。
我們總是不停地争論，我們最喜歡的話題，或者說我們惟一的話題，就是政治和文學。
理查迪托的房間以前是租給伊波利托·加爾塞斯的，他是秘魯人，也是個詩人，可是有一天，經過緊急磋商後，我們決定向他發出最後通牒：他媽的本周内離開這裡，否則我們就把你踢下樓去，在你床上放一泡屎，在你的酒裡摻耗子藥，或者想出更壞的招兒來。
幸運的是波利托乖乖地聽了我們的話。
如果不聽的話，我都不知道将會發生什麼。
可是，有一天他走過來，像平常一樣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一間又一間屋子借錢（從不還），讓人在這兒給他點咖啡喝，在那兒給口馬黛茶（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像瘟疫般讨厭他），然後借幾本書，說那個星期他讀了布賴斯·埃切尼克，或者胡裡奧·拉蒙·裡貝羅的作品，或者跟西諾斯特羅薩喝茶了。
第一次你可能還會相信他說的，第二次可能會大笑，可是一遍又一遍地聽着同樣的謊言時，你就會覺得厭惡、同情和警惕，因為顯然波利托的腦子不對勁兒了。
當你尋根問底時不禁會質疑，這是個什麼人呢？而且，我們别人誰也沒有波利托那樣瘋狂。
可是，有一天，他過來了，那天晚上大夥差不多正好都在那裡（我這樣說是因為我聽到他在敲别人的門，我聽出那是他的聲音，那個絕對錯不了的“怎麼樣，哥們兒”），過了會兒，他的影子落在我的門檻上，他好像擔心不請自來，後來我說——也許我說得太唐突了——你想要什麼，他媽的？他笑了，這蠢驢笑了，說啊，羅貝蒂托，好久不見了，哥們兒，很高興看到你沒什麼變化，瞧，我這兒有個詩人，想讓你見見，一個從墨西哥來的兄弟。
這時我才發現他旁邊還有個人。
一個黝黑、壯實得像印第安人的家夥。
一個有着既清澈又模糊眼睛的家夥，帶着醫生般的微笑，在帕西公社難得一見的那種微笑，在這裡我們的微笑都像民間音樂家或者律師。
那人就是烏裡塞斯·利馬。
我就是這麼認識他的。
我們成了朋友。
巴黎的朋友。
當然他完全不同于波利托。
如果他像波利托的話，我們不可能成為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長時間。
我記得我們經常見面，雖然我們的個性很懸殊。
可是一天，他告訴我他要走了。
怎麼回事，夥計？我問，因為據我所知，他熱愛這個城市。
我感覺自己的狀态很不好，他說，面帶着微笑。
可是有這麼嚴重嗎？沒有，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隻是有點麻煩。
好吧，我說，那就是不錯了，我們喝一杯祝賀一下。
為了回墨西哥去！我說着舉起杯子。
我不想回墨西哥，他說，我想去巴塞羅那。
什麼意思，夥計？我說。
我有個朋友在那裡，我打算在他那裡待一段時間。
他就說了這些。
我沒有再深問下去。
後來我們出去喝了些葡萄酒，在比爾阿凱姆門附近坐下喝着，我對他講了自己最近的浪漫經曆。
可是他有些心不在焉，我們換了個話題，開始談起詩歌來，這是我那些日子越來越不怎麼喜歡的話題。
我記得烏裡塞斯喜歡法國年輕詩人。
我可以證明這點。
我們帕西陋室城的人，覺得他們讓人倒胃口。
都是些嬌慣放縱的小子或者吸毒者。
你要知道，烏裡塞斯，我對他說，我們是革命者，我們見識過拉美監獄裡的真相。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關心詩歌這種東西呢？這雜種什麼也不說，隻是大笑。
有一次他帶我去見米歇爾·布爾特奧。
烏裡塞斯講一口漂亮的法語，所以我也不得不主要說法語。
後來我又見了馬修·梅薩吉爾、讓·雅克斯·弗索特，以及布爾特奧的朋友阿德琳。
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讓我一見傾心的。
我問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個雜志上發一篇我的文章，這份小波普破雜志，他說得先看看文章。
幾天後我把那篇文章帶給他，他不喜歡。
我向梅薩吉爾打聽一個法國詩人，“一個偉大的法國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紀40年代，據說他有一次去利馬旅行見過馬丁·阿丹，可是梅薩吉爾不肯給我。
他試圖告訴我這個詩人對來訪的人很警惕。
我不是要從他那兒借錢，我說，我隻是想采訪他，可是這樣說根本不管用。
最後，我告訴布爾特奧，我想翻譯他的作品。
他饒有興緻，沒有表示反對。
當然，我是開玩笑。
那時我覺得這個主意可能不賴。
事實上，過了幾天後某個晚上我還真動手幹起來。
我選擇翻譯的那首詩是《絲緞般的血》。
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譯詩，雖然我也是個詩人，據說隻有詩人才能翻譯出别的詩人的東西。
可是沒人翻譯過我的詩，我幹嗎要翻譯别人的詩呢？總之，就這樣動手幹開了。
這個點子似乎不賴。
這可能跟烏裡塞斯有點關系，他的影響緻使我又開始質疑那些陳舊的假設。
也許隻是想找時間幹點以前從不曾幹過的事兒。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告訴布爾特奧我打算翻譯他的詩，打算發表（發表一詞很關鍵）我的譯文，在一家壓根就不存在的秘魯雜志上（我編了個名字），這份雜志的投稿人裡就有維斯法蘭，我這樣對他說，他高興地答應了。
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這個維斯法蘭是何許人，我也許還說這份雜志發表過瓦曼·波馬或者薩拉薩爾·邦迪的東西。
總之，我開始動手翻譯了。
我不記得那時烏裡塞斯已經走了還是仍在那裡。
我從一上手翻譯這首爛詩就出現了麻煩。
題目怎麼譯呢？譯成“緞子般的血”呢，還是“緞子之血”呢？我考慮了一個多星期。
就在這時，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擊潰了，被法語的可怕、詩歌圈、我們這種無所事事的遊客的狀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歐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種悲傷、無望狀态擊潰了，後來我意識到我翻譯不出“緞子般的血”或者“緞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譯了，最後無異于在德黑蘭街的書房裡謀殺了布爾特奧，然後像個不法之徒般逃離巴黎。
所以，最後，我決定放過它，烏裡塞斯·利馬離開之時（我記不清準确時間了），也是我跟法語詩人交道結束之際。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9月。
他從來沒有找過任何哪怕有些微類似工作的活。
說實話，我不知道他靠什麼生活。
他到這兒的時候就有錢，我知道這是真的。
我們最初幾次見面，總是他付錢買咖啡、蘋果白蘭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錢花光了，據我所知，他沒有收入來源。
有一次他告訴我在街上撿到一張五千法郎的鈔票，他說，從那以後他走路時眼睛老喜歡盯着地面。
沒過多久，他又撿到一張錢。
幾個秘魯朋友偶爾給他點活幹，那是一群秘魯詩人，也許隻是空有詩人的名頭，因為誰都知道，巴黎的生活會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銷蝕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鐵甲做成的話。
這樣的生活會讓你變得粗糙，會把你逼得湮沒無聞。
至少我認識的許多拉美人難逃此劫。
我不想說烏裡塞斯同樣如此，但對那些秘魯人來說絕對千真萬确。
他們有個做保潔的集體組織。
他們給辦公室地闆打蠟、清洗窗戶，幹些這種活，這夥人中誰生病了或者離開這個城市時，烏裡塞斯就會幫他們幹點活。
大多數時候，是某人生病時他才來代勞，因為這些秘魯人并不怎麼出去旅行，不過夏季的時候有些人會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離開，有時僅一人孤單前往，走之前聲稱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
我看見過他們三次。
他們都是些苦命人。
這夥人中不止一個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問烏裡塞斯，你有什麼辦法讓自己幾乎從不餓肚子。
你怎麼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時間了，他說，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到錢。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很難說我們都談了什麼。
跟阿圖羅談了些什麼從來都清清楚楚（我們基本上以談論文學和性為主），跟烏裡塞斯的談話界限卻很模糊。
也許因為我們彼此見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實着我們的友誼，忠實着我們的電話号碼）。
也許因為他貌似或者本來就是一個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坐在特洛卡德羅花園，巴黎，1977年9月。
他們管他叫伊奧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連羅伯托·羅薩斯也不例外，後者聲稱是利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
大夥嘲笑他，是因為他基本上是個傻子，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
他們隻說他是個十足的低能兒，居然讓波利托·加爾塞斯騙了三回，但卻忘了波利托也騙過他們。
伊奧克斯大街上的這位基督。
沒有，我從來沒有去過他的住處。
我知道大家都說那裡太恐怖了，說那裡是個腌臜的洞穴，說那裡堆積着巴黎最爛的垃圾：廢品、雜志、報紙，他從書店偷來的書，那些東西很快就開始散發出他住處的味道，開始腐爛、風化，變成各種令人發瘋的顔色。
他們說他可以整整好幾天不吃東西，好幾個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懷疑，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顯得特别髒的時候。
總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們住的帕西街的閣樓來了，家裡沒有人，隻有我，我的狀态很差，我很沮喪，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過得不好，他來的時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間裡哭，别人都去電影協會或者參加某個政治會議了（他們全是活動分子和政治活躍者），烏裡塞斯·利馬走進過道，沒有敲任何一家的門，好像他早就知道一個人都沒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間走來，我正坐在床邊，盯着牆壁，他走進來（他身上很幹淨，味道挺好聞），站在我身邊，不說一句話，他隻說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樣站着等到我不哭了。
所以我記憶中的他很溫柔。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9月。
烏裡塞斯·利馬經常上我家來洗澡。
我一點都不覺得興奮。
我不喜歡用别人用過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在肉體上甚至情感上并不親密的話，但我還是讓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後我就把毛巾都收起來放進洗衣機。
這樣能讓他盡量在我的房間保持幹淨。
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沖完澡後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裡的毛發都撿出來。
這樣的毛發也許微不足道，可是卻能把我逼瘋。
我讨厭看到發團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這頭發不是我的。
然後我收起自己用過的毛巾，疊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時間再放進洗衣機裡。
最初幾次他甚至自帶肥皂，但我告訴他不必這樣，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發水，但千萬别想碰我的海綿。
他總是一本正經。
他總是提前一天打電話問過來是否合适，想證實一下我沒有客人或者活動安排，然後我們再确定好時間，第二天他會直接過來，我們聊一會兒，他就走進衛生間。
然後不知再過多少天我才會又聽到他的聲音，有時是一個星期，有時兩個甚至三個星期。
這期間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魯納街的那家酒吧裡，他告訴我喜歡上外國人常去的公共澡堂，從講法語的非洲國家和北非馬格裡布地區來的黑人。
我說窮學生也經常上那兒去。
他說，沒錯，不過主要還是外國人。
我記得，有一次，他問我是否去過墨西哥的公共澡堂。
我當然沒去過了。
那可是好貨色啊，他說。
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
我告訴他，個别東西這兒也有，可是太貴了。
他說，在墨西哥可不貴，在墨西哥這些服務挺便宜的。
說真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
别說你經常去這些地方洗澡，我說。
沒有，其實并不常去，他說。
隻去過一兩次。
他是個怪人。
他經常在書頁邊上寫東西。
我很不樂意給他借任何書。
為什麼？我不喜歡别人在我的書上塗畫。
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書去沖澡。
我發誓。
他常常在淋浴的時候讀書。
我怎麼知道的？很簡單。
他的書幾乎全都是濕的。
起先我以為被雨淋過。
烏裡塞斯是個步行家。
他幾乎從不乘地鐵。
在整個巴黎徒步穿來穿去，天下雨後會淋得濕透，因為他從不停下來等天晴了再走。
所以，他的那些書，至少他經常看的那些書，總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為淋了雨的緣故。
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帶着一本幹燥的書走進衛生間，等出來時那本書已經濕了。
那天，我的好奇心開始作祟。
我走到他跟前，把書抽過來。
不僅封面濕了，有幾頁内容也濕了，包括頁邊上寫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噴頭下面寫的，水把墨汁弄得四處亂流，這時我就說，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難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時候讀書！你瘋了嗎？他說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隻讀詩（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說隻讀詩，當時不了解，但是現在知道了：他說他隻讀兩三頁，不是整本書），然後我開始笑起來，順勢倒在沙發上，笑得直打滾，他也笑了，我們都不知道笑了多長時間。
米歇爾·布爾特奧，德黑蘭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号碼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經過了半夜，他給我家裡打來電話。
他要找米歇爾·布爾特奧。
我說我就是米歇爾·布爾特奧。
他說我是烏裡塞斯·利馬。
沉默了片刻。
我說：是嗎？他說：很高興在家裡找到你，希望你還沒有休息。
我說：沒有，沒有，還沒有睡。
沉默。
他說：我很想見見你。
我說：現在可以嗎？他說：可以，就現在，我可以去你那裡，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說：你在哪裡？可是他卻誤會我的意思了，說：我是墨西哥人。
這時我才隐隐約約想起來，我收到過一份墨西哥寄來的雜志。
但是，烏裡塞斯·利馬這個名字還是不熟悉。
我說：你聽說過“問号”嗎？他說：沒有，從沒聽說過。
我說：我想他們都是墨西哥人吧。
他說：“問号”？誰是“問号”？我說：當然是一夥搞搖滾的了。
他說：他們表演的時候戴面具嗎？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面具？他們當然不戴面具了。
為什麼會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搖滾樂隊有戴面具表演的嗎？他說：有時會有。
我說：聽着有些荒謬，不過還是挺有意思的。
你在哪兒跟我打電話？你住的賓館嗎？他說：不是，在街上。
我說：你知道去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怎麼走嗎？他說：當然知道，沒問題。
我說：二十分鐘後見。
他說：我這就出發，然後就挂了。
我穿夾克時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墨西哥詩人都是什麼樣子呢？我一個都不認識！我隻見過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覺這個詩人肯定不像帕斯。
後來，我想起“問号”，想起艾略特·默菲爾，想起他在紐約時跟我講過的一些事兒，想起那個“墨西哥死神之頭”，一個大夥叫“墨西哥死神之頭”的家夥，我隻是在弗蘭克林大街和百老彙的一家酒吧裡遠遠地看見過他。
“墨西哥死神之頭”是個音樂家，可我隻看到一個影子，我問艾略特這家夥想給我們表演什麼，艾略特說：他就像條蠕蟲。
長着蠕蟲般的眼睛，說話也像條蟲子。
蟲子怎麼能說話啊？騙人的嘛，艾略特說。
好吧。
很顯然。
為什麼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頭”？我問。
可是艾略特已經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隻好暫且假設這家夥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時期在墨西哥待過很長時間，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
可是我沒看清他的臉龐，隻看到他的影子從酒吧裡穿過來。
一個形而上的空影，無法給人任何感覺，一個讓人别無希冀的純粹的影子。
我穿上黑夾克，梳了梳頭發，出去時還想着給我打電話的這個陌生人和我在紐約見過的“墨西哥死神之頭”。
從德黑蘭街到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隻需幾分鐘，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過奧斯曼大街，然後走進普爾西爾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個時候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無人迹，好像從十點開始他們全都用X射線給轟走了，這時我想，在蒙索地鐵站跟一個陌生人會面可能會好一點，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從德黑蘭大街向蒙索街走去，來到羅伊斯達爾大街，然後又到了菲爾多西，這條街橫穿蒙索公園，因為晚上這個時候到處都是從另一個世界跳出來的吸毒者、生意人和悶悶不樂的警察。
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宮的那個公園彌漫着令人疲倦的陰郁之氣，這裡是跟“墨西哥死神之頭”見面的不錯的地方。
可是我自己選了一條路順着它走到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的台階上，那兒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幹淨。
我承認，從來沒有地鐵台階顯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與此同時又如此神秘莫測。
其實，它們看上去跟平常毫無二緻。
我立刻意識到這是自己同意在這樣一個惱人的時刻會見一個陌生人而虛構出來的預兆性氛圍，平常我是絕不幹這種事的。
可是我又不習慣漠視命運的召喚。
我來了這就比什麼都重要。
可是除了一個辦事的在那裡讀書而且肯定是在等什麼人外，樓梯口沒有任何人。
我開始往下走。
我決心隻等五分鐘，然後離開，從此再不理這事兒。
我拐過第一個彎後迎面碰到一個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紙闆裡，在睡覺或者假裝要睡了。
我繼續往前走了幾步，看着那個像條蛇般的老女人，這時看見一個人，留着長長的黑發，長着你會稱之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實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停下來仔細看了看他。
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夾克，胳膊下夾着四五本書。
他好像忽然醒悟過來，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是他，不用懷疑了。
他走過來向我伸出手。
他握起手來很特别。
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好像在發出共濟會成員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幫會的信号。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令人發癢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這隻手沒有皮膚或者純粹是個套子，一個紋過皮的套子。
不過千萬别在意他的手。
我說今晚夜色真美，我們可以到外面走走。
感覺好像現在還是夏天，我說。
他默默地跟我走着。
我一下子擔心我和他老不說一句話，我看了看他帶的書。
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裡尤寫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沒有聽說過的墨西哥作家的東西。
我問他來巴黎多久了。
很長時間了，他說。
他的法語很差。
我提議說英語，他同意。
我們沿米羅梅斯尼爾街向法布街走去。
我們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遲到了似的。
我是那種不喜歡步行的人。
可是那天晚上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走個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來到香榭麗舍大道，從那裡又向左拐去，繼續沿着丘吉爾大街走去，然後又左轉，大宮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經抛在身後，我們直接向亞曆山大三世橋走去，我們的步子始終沒有懈怠，這個墨西哥人偶爾用費解的英語講個我聽不懂的故事，一個誰也沒有聽說過的失蹤詩人和失蹤雜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許發生在加利福尼亞或者亞利桑那或者與那兩個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區，那是一個真實或者想像出來的地方，被太陽曬得漂白了，湮沒在過去，早已被遺忘，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在這裡，在巴黎，顯得微不足道。
我說，這是一個來自文明邊緣的故事。
他說是的，是的，我想也是。
我又說：難道你從未聽說過“問号”嗎？他說沒有，從未聽說過。
我建議他哪天還是聽聽，他們的表演很不錯，其實我這樣說僅僅是因為不知道再說些什麼好。
8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說，小夥子們，梅斯卡爾酒喝光了，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否認、不可逆轉的事實，你們誰能下去給我買一瓶索查龍舌蘭呢？其中一位，那個墨西哥人說：我去吧，阿馬德奧，我攔住他說，稍等，這時他已經朝門口走去，你忘帶錢了，朋友，他看着我說，你别管這個，阿馬德奧，我們自有辦法。
真是不錯的小夥子。
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幾句指點性的話：我告訴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後右轉，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聖塔卡塔裡納廣場，然後再左轉，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轉，繼續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亞斯市場，到了那兒，在街的左側，就會看到古爾熱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諾五金店，你肯定會找得到，到了古爾熱瑞瑟酒吧，你就說是我，作家阿馬德奧打發來的，馬上去吧。
後來，等我看完幾頁資料後，另外那個小夥子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浏覽我的藏書。
其實，我沒有看見他，隻是聽到他在活動，他走上前抽出一本書，又放回去，我聽到他的手指在書脊上劃過時發出的聲音！可是我看不見他。
我又坐下來，把錢放回皮夾，雙手顫抖着（你一旦到了某個年齡，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喝酒了），我浏覽着發黃的舊稿。
我低垂着腦袋，視線模糊，那個智利男孩在我的書房裡悄無聲息地活動着，我隻聽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聲音，那個男孩多麼渴望觸摸一切，他的手指閃電般沿着我的大部頭巨著的書脊掠過，就像肉體和皮革，皮膚和紙闆發出的嗡嗡聲，那是一種非常悅耳和誘人入睡的聲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為忽然我閉上了眼睛（或許已經閉了會兒），我仿佛看見了聖·多明戈廣場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爾拉街上的塞維拉納咖啡店、皮諾蘇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奧内羅街上的“我的辦公室”小酒店，那兒男人們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許狗和女人入内，隻有一個女人例外，惟一去過那裡的女人，我看見那個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萊達街上，走到科雷奧馬約爾街上，走到蒙内達街上，我看見她匆匆穿過索卡羅，快得好像擔心跟情人會面晚了，或者要去城裡的某個店鋪做小工，這是一個衣着樸素但卻漂亮的女人，頭發烏黑，脊背筆直，她的腿并不很長，但像所有年輕女人的腿一樣絕對優美，無論瘦削、肥胖還是外觀——那雙可愛、堅定有力的細腿，還有裹在鞋子裡的雙腳，那鞋子看不到腳踝或者腳踝露到最低，價廉但卻漂亮，而且最關鍵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為快步行走而制，為會見什麼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見任何人，也不是沖着什麼工作去的。
那麼她打算上哪兒去呢？或者她壓根什麼地方也不去，就這樣走着？這時那個女人已經穿過索卡羅，沿着蒙特皮耶達大街向塔庫巴街走去，那兒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麼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庫巴街，開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現出來，她還在那兒，向阿拉米達走去，也許她在附近什麼地方停下了，也許朝郵局走去，因為我現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書信，但她并沒有走進郵局，而是穿過那條街走到阿拉米達街後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氣，接着又繼續往前走，步速沒有改變，穿過花園，走到樹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來，我能看見過去，墨西哥的過去，我看見了這個從我的夢中走出來的女人的背影，我對她說：你這是去哪裡啊，塞薩雷亞？你去哪裡啊，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78年1月。
對我來說，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
我們都剛滿二十歲。
我們在塔爾萊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後就搬進去住了。
我給一家出版社做校對，她在阿圖羅·貝拉諾母親拿獎學金學習的那所學校作訪問研究。
其實就是阿圖羅的母親給我們介紹的。
1977年也是我們去巴黎旅遊的那一年。
我們住在烏裡塞斯的“用人房”裡。
我得說，烏裡塞斯的情況并不好。
那間屋子就像個垃圾場。
隻有我們，我和女朋友在的時候，我們會略加收拾，但無論如何打掃和清洗，總有東西弄不掉。
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烏裡塞斯睡在地闆上），天花闆上方有些發亮，一道光從惟一的那扇窗戶（蒙着厚厚的污垢）裡照進來，在牆壁上彌漫開，天花闆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
我們回到巴塞羅那時發現兩個人都長了疥瘡。
真倒黴。
惟一可能傳染給我們的人就是烏裡塞斯。
他為什麼不提醒我們呢？我女朋友抱怨說。
我說，也許他也不知道。
可是後來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烏裡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邊嘴對着瓶子喝酒，一邊撓着身子，這個情景說服我承認女朋友的判斷沒錯。
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
有一陣子，因為疥瘡的緣故我挺恨他的，但後來又覺得沒什麼了，甚至拿這事來開玩笑。
我們的遭遇是罪有應得。
我們的房間沒有淋浴設施，我們至少每天得用硫黃香皂洗一次身體，然後搽上點特用的潤膚油薩納丁。
1977年，除了過得挺美好，我們還不斷地拜訪家裡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個月或者一個半月去一次。
阿圖羅·貝拉諾就是這樣的朋友之一。
他沒有淋浴器，卻有一個巨大的貓腳浴盆，剛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納三個人洗浴。
問題是，阿圖羅不是單獨住，他跟另外七八個人一起住在一個類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歡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們的屋裡洗澡。
其實，到頭來我們在那裡沒有洗過幾回。
1977年，阿圖羅·貝拉諾在一家營地找到夜間看門人的工作。
我還找過他一次。
大夥管他叫長官，逗得他開心大笑。
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們兩個與本能現實主義決裂了。
我們打算在巴塞羅那出一份雜志，一份幾乎沒有任何資金支持，也幾乎沒有發行渠道的雜志，我們寫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現實主義。
我們沒有沽名約譽，我們沒有敗壞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們隻說不再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了。
主要是我們工作太忙，還要設法過活。
瑪麗·瓦特遜，薩瑟蘭園，倫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馬克斯去法國旅行。
那時我在牛津讀文學，靠一筆微薄的獎學金生活。
休則靠失業救濟金為生，我們不是戀人，隻是朋友。
其實，那年夏天我們一起離開倫敦是因為各自都結束了一場糟糕的戀愛關系，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毫無準備。
休被一個可怕的蘇格蘭女孩蹬了。
我被大學裡的一個男生抛棄了，這個男生身邊總是圍着很多女孩，而我覺得自己還愛着他。
我們在巴黎花光了錢，但并不準備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車去了南方。
快到奧爾良時，我們搭上了一輛露營車。
司機是個德國人，名叫漢斯。
他也跟妻子，一個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們的小兒子去南方。
漢斯的頭發很長，胡須亂蓬蓬的。
他的樣子很像金發的拉斯普金[拉斯普金（GrigoriYefimovichRasputin，1869—1916），被稱為俄羅斯的“妖魔僧侶”。
原是一名修士，學習過占蔔和咒術，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
後因行為放蕩招緻其他貴族不滿被處死。
]，他曾周遊過世界。
沒過多久，我們又載上來自萊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護士學校工作，往前走了幾英裡後又拉上倫敦人約翰，他跟休一樣失業了。
那是一輛很寬敞的休旅車，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我們所有的人。
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漢斯喜歡成群結夥，喜歡結識他談得來而且也喜歡給他講故事的人。
這麼多陌生人在身邊，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對漢斯言聽計從，忙着照顧那個男孩。
我們快到卡爾卡索納時，漢斯告訴我們他在胡西雍的一個小鎮還有點生意，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他可以為我們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
我和休覺得這簡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願意。
史蒂夫和約翰問是什麼樣的工作。
漢斯說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裡收葡萄。
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後，我們就可以帶着大筆錢上路了，因為打工期間食宿全免費。
漢斯說完，我們全都贊同說聽上去是個不錯的買賣，我們拐出主幹道，越過一個又一個村莊，村莊四周全是葡萄園，越往前道路越崎岖，這裡就像一片迷宮，我對休說，我害怕和排斥一個陌生環境的地方（原話不是這樣）。
比如，如果隻有我一個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約翰在一起那就糟了。
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
我有朋友們陪伴。
休就像一位大哥哥。
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
約翰和漢斯就不同了。
約翰有點像僵屍，我不是很喜歡他，漢斯完全是殘酷力量的象征，一個狂妄自大的家夥，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我們到莫妮可叔叔家時發現那個月還沒任何活兒可幹。
漢斯把大夥集中在休旅車裡說明這個情況時恐怕已經午夜了。
他說，情況不好，但他提出一個應急的解決辦法。
我們不要分開，他說，我們去西班牙收橘子去。
如果這次再成泡影，我們可以等待，不過西班牙什麼都要更便宜些。
我們說手裡已經沒錢了，幾乎也沒吃的了。
我們沒辦法支撐一個月。
我們頂多再能撐三天。
漢斯告訴我們别為錢發愁。
他說大家所有的開支都由他來解決，直到我們都開始工作了為止。
以什麼為交換呢？約翰說，漢斯沒有回答。
有時他假裝不會講英語。
對我們别的人來說，這真有點像天賜的好事。
我們說非常贊同這個主意。
這是8月初，我們誰也不想現在就回英國。
那天晚上，我們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蕩蕩的房子裡（鎮上頂多有三十幢房子，據漢斯說，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向南行駛。
還沒到佩皮格南，又上來一個搭車人，一個巴黎來的微胖的金發女孩，叫艾瑞卡，經過幾分鐘的讨論，她決定加入我們一夥。
那就是說，同去巴倫西亞摘一個月的橘子，然後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們一塊收葡萄。
她跟我們一樣沒有多少錢，所以這個德國人也隻好付她錢。
艾瑞卡合夥後，車裡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了，漢斯說他再也不會為任何搭便車的人停車了。
我們向南行駛了整整一天。
我們一夥人興高采烈，在路上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奔波之後，我們最想幹的大事就是洗個澡，吃頓熱飯，睡上九十個鐘頭。
隻有漢斯一個人精力還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說話、講故事，講述發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
車裡最慘的位置莫過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漢斯，我們每個人輪流上那裡去坐，輪到我的時候我們聊起了柏林，十九歲時我在那裡住過一年。
其實，我是惟一能講點德語的乘客，漢斯乘機說起母語來。
但我們沒有談什麼德國文學，這是我覺得最來勁的話題，我們主要談的是政治，這種話題到頭來讓我無精打采。
我們穿過邊境時史蒂夫跟我換了下位置，我坐在後排的一個座位上，小烏多正在那兒睡覺，我在那兒繼續聽着漢斯滔滔不絕的談話，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計劃。
我想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陌生人對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歡。
漢斯變得越來越瘋狂，而且還是個十分差勁的司機。
我們迷了好幾次路，翻一座什麼山花了好幾個小時，又不知道該如何回到把我們帶向巴塞羅那的大道。
我們終于上了大道時，漢斯堅持說我們去看看西班牙聖家族大教堂。
已經很晚了，我們都很餓，根本沒有心思看什麼教堂，即便很漂亮，但漢斯說了算，開車圍着這個城市繞了無數圈後，我們終于到了那裡。
大家都覺得挺漂亮的（除了約翰，他對任何藝術都不怎麼欣賞），而我們顯然更想找個不錯的賓館住下來吃點東西。
但漢斯說西班牙最安全的吃的東西是水果，他把我們扔在那裡，坐在廣場的一把長椅上望着聖家族大教堂，然後跟莫妮可和他們的小兒子去搜尋水果攤去了。
半個小時過後他還沒有回來，我們望着巴塞羅那粉紅色的夕陽，休說，沒準他迷路了。
艾瑞卡說，也可能是他扔下我們不管了。
扔在一家教堂前，她又說，就像幾個孤兒。
不怎麼愛說話、一旦說話卻總是發布愚蠢言論的約翰說，極有可能此時此刻漢斯和莫妮可正在一家上好的飯店吃着熱騰騰的佳肴呢。
我和史蒂夫不發一言，但在琢磨着各種可能性，我想約翰的理論最令我們震撼，它最接近真相。
大約九點的時候，我們開始絕望了，這才看到休旅車出現了。
漢斯和莫妮可給我們每人分了一隻蘋果、一根香蕉、一隻橘子，然後告訴大家，他不停地跟當地土著讨價還價，他建議我們最好推遲計劃中去巴倫西亞的行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說，巴塞羅那城外有些價廉物美的露營地。
大家用最便宜的日常花銷就可以休息幾天，遊泳、曬日光浴。
不用說，我們一緻同意，并且懇求直接去那裡。
我記得莫妮可從不說一句話。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研究如何出城。
期間，漢斯告訴我們，他在部隊服役時，在呂内堡附近的一個基地，由于開一輛坦克失控了，上司差點把他送上軍事法庭。
他說，駕駛坦克要比駕駛休旅車複雜多了，我告訴你們吧，小子們。
我們終于出了城，行駛到四車道的高速公路上。
露營地集中在一個地區，漢斯說，你們看到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路面黑黑的，我們隻能看清路兩邊的工廠和荒蕪的土地，再往裡一點，幾幢高聳、幽黑的大樓似乎随意地擱在那裡，看上去好像都是塌成了半成品的廢墟。
不過，沒多久，我們便進入樹林，終于看到了第一批營地。
但一切跟漢斯的描述相差甚遠，因為由他掏錢，我們就繼續穿過林地，最後看見一個标志，上面有一顆孤單的藍色星星從松樹枝中伸出來。
我不記得當時是什麼時候了。
我隻知道天色已經很晚，漢斯在一根擋在路上的橫杆前刹住車時，我們所有的人，包括小烏多都醒來了。
這時我們看見有個人或者人影提起橫杆，漢斯下了車走進營地辦公室，那個放我們進去的男子跟在後面。
片刻後他又出來靠在司機座的窗邊。
他帶來消息說營地已經沒有帳篷出租了。
我們迅速算計了一下。
艾瑞卡、史蒂夫和約翰沒有帳篷。
不過休和我都有。
我們商量好艾瑞卡和我可以睡一頂帳篷，史蒂夫、約翰、休可以睡另一頂。
漢斯、莫妮可和男孩睡在休旅車裡。
後來漢斯又回到辦公室，簽了幾份協議什麼的，然後坐到方向盤後面。
那個讓我們進去的男子騎着一輛小小的自行車，把我們帶到幽靈般的街上，街的兩側全是舊的休旅車，最後來到營地一角。
大夥都累得要命，很快就全部睡着了，連澡都沒有沖一下。
第二天我們在沙灘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吃過飯後又上營地酒吧的露台去喝酒。
我到那裡時，休和史蒂夫正跟我們頭天晚上見到的那個看門的聊天呢。
我挨着莫妮可和艾瑞卡坐下，打量着四周。
酒吧可謂營地的忠實寫照，裡面空空蕩蕩。
三根巨大的松樹從水泥中長出來，有些地方樹根把地闆都提起來，好像是塊地毯。
有一刹那我納悶自己究竟在那裡幹嗎呢。
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
晚上某個時候，史蒂夫和那個巡夜的開始朗讀起詩來。
史蒂夫在哪兒找到這些詩的？後來，又有些德國人加入我們一夥（他們給我們買了一輪飲料），其中一個模仿唐老鴨惟妙惟肖。
到了那天晚上快結束的時候，我記得看見漢斯與那個巡夜的争論起來。
他用西班牙語說着，似乎越說越生氣。
我看了他們一會兒。
有那麼一刻我想他都快要哭了。
那個巡夜的似乎很鎮定，或者至少沒有揮舞着胳膊做出瘋狂的動作。
第二天我遊泳的時候還沒有從昨晚的宿醉中恢複過來，我見到他了。
沙灘上隻有他一個人，他坐在沙子上，穿得嚴嚴實實，在讀報紙。
我從水裡出來後向他招了招手。
他望着我回應性地招了下手。
他樣子很蒼白，頭發亂得一團糟，似乎剛剛睡醒。
那天晚上，我們無事可做，就又一塊上酒吧了。
約翰想在點唱機裡選一首歌。
艾瑞卡和史蒂夫獨自坐在桌子的不遠處。
昨晚在一塊玩的那幾個德國人已經走了，我們成了露台上惟一的幾個人了。
過了會兒，那個巡夜的來了。
早晨四點時隻剩下休、巡夜人和我。
後來休也走了，我和那個巡夜人出去做愛。
他過夜的那個小屋窄得連個孩子或者侏儒都無法躺直了。
我們試着坐在膝上做愛，可是特别不舒服。
後來我們又試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做。
最後連我們都笑了，沒有搞成。
太陽出來時他陪我走到帳篷前，然後就走了。
我問他住哪兒。
巴塞羅那，他說。
我們可以一起去巴塞羅那，我說。
第二天那個巡夜的早早就來到營地，距他值班的時候還遠得很呢，我們一起在海灘上玩了會兒，然後步行去卡斯特戴菲爾斯。
那天晚上我們所有的人又齊聚露台，但酒吧很早就打烊了，可能還不到十點。
我們看着像是避難者。
漢斯開着休旅車去買面包，然後莫妮可給大家做了份意大利香腸三明治。
趁着酒吧沒關門我們買了啤酒。
漢斯把我們召在他的桌子周圍說，過幾天我們繼續往巴倫西亞趕。
我在盡力為大夥做事，他說。
這個營地快完了，他又說，盯着巡夜人。
那天晚上點唱機沒有開，漢斯和莫妮可拿出一部卡式錄音機，我們聽了會兒他們喜歡的音樂。
後來漢斯和那個巡夜人又開始争執起來。
他們講的是西班牙語，但漢斯又頻頻地把他說的翻譯成德語給我聽，還不時點評那個巡夜人看事物的方式。
我覺得這種聊天乏味得令人吃驚，我索性不理他們了。
但是，我跟休跳舞的時候，又不時地回頭看着他們，漢斯跟昨晚似的好像馬上又要哭出來了。
你猜他們在談論什麼呢？休問。
可能是些愚不可及的事兒吧，我說。
這兩個人互相挺讨厭對方，休說。
他們幾乎不認識，我說，可是後來我又想了想他的話，覺得他說的沒錯。
第二天早上九點前，那個巡夜的到帳篷裡來找我，我們在卡斯特戴菲爾斯乘火車去了西特格斯。
我們在那個鎮上玩了一天。
我們在沙灘上吃奶酪三明治時，我告訴他，去年我給格雷厄姆·格林寫過一封信。
他似乎很吃驚。
為什麼給格林寫信呢？他問。
我說，我喜歡格林。
他說，我沒有這麼想過，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你不喜歡格林嗎？我問。
我讀的他的東西不多，他說。
你在信裡都對他說了什麼？我跟他說了我的生活和牛津的情況，我說。
我讀的長篇不多，他說，但讀了很多詩。
他又問格林回我信了沒有。
回了啊，我說，他的回信很短但挺客氣。
西特格斯住着一個我們國家的小說家，我拜訪過一次，他說。
哪位小說家？我問，不過我可能應該省點麻煩，因為我幾乎沒有讀過拉美小說家的東西。
那個巡夜的說了一個名字，我忘了，又說這個小說家像格林一樣對他挺好。
那你幹嗎去看他呢？我問。
我不知道，他說，我跟他沒有什麼可說的，其實我幾乎一次都沒有張過嘴。
你在那裡自始至終一句話都不說？我不是一人去的，他說，我跟一個朋友一塊去的，主要是他說。
難道你沒有向你很喜歡的小說家說一句話嗎？你沒有向他提任何問題？沒有，巡夜人說，他似乎很壓抑，而且有點小病，我不想打擾他。
我不信你沒有向他問一句話，我說。
他問了我些什麼，巡夜人說，然後好奇地打量我。
問了什麼？我說。
他問我是否看過一部根據他的長篇小說拍的墨西哥電影。
你看過嗎？其實，我看過，他說，我碰巧看過這部電影，也很喜歡。
問題是我沒有讀過這部小說，所以我不知道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忠實于原作。
你對他說什麼了？我問。
我沒有告訴他沒有讀過小說，他說。
可是你告訴他看過電影，我說。
你認為呢？他說。
這時我想像他坐在那位長着格林面孔的小說家對面，我想他什麼也沒有說。
你沒有告訴他，我說。
我告訴他了，他說。
兩天後我們收拾行李去巴倫西亞。
我跟巡夜人告别時心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見他了。
我們驅車出發，該我坐在漢斯旁邊，跟他聊天時，我問他們争論什麼了？你不喜歡他，我說。
為什麼？漢斯沉默片刻，這對他來說是很罕見的，琢磨着如何回答我。
後來他隻說了一句不知道。
我們在巴倫西亞待了一個星期，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來回流浪，睡在休旅車裡，在橘園尋找工作，但什麼也沒找到。
小烏多生病了，我們帶他去醫院。
他隻是感冒了，有些輕微發燒，由于生活條件的緣故加重了。
結果，莫妮可的脾氣變得壞起來，我第一次看到她跟漢斯生氣。
一天晚上，我們談到離開休旅車，讓漢斯和全家繼續安靜地旅行，但漢斯不許我們擅自離車，我們想他說得對。
錢依然是個問題。
我們回到卡斯特戴菲爾斯時，天下着瓢潑大雨，營地發了洪水。
那時正當午夜。
那個巡夜人認出休旅車後出來迎接我們。
我坐在後座的某個位置，看見他朝裡面觀望，想找到我，然後又向漢斯詢問我在哪兒。
他說如果讓我們撐起帳篷會被洪水沖走，所以把我們領到營地另一頭一幢類似磚木結構的小屋裡，這個屋子蓋得危險極了，至少有八個房間，我們晚上就在那裡過了一夜。
為了省錢，漢斯和莫妮可開車去了海灘。
小屋裡沒有電，巡夜人去一間儲藏清潔用品的屋裡找蠟燭。
他一支都沒有找到，我們隻好拿打火機來照明。
第二天早晨，他來到小屋前，帶着一個五十歲左右、滿頭卷曲白發的人，這個人打了聲招呼，然後跟巡夜人交談起來。
後來這人告訴我們他是營地老闆，他可以讓我們在這兒住上一個星期。
那天下午，休旅車來了。
莫妮可開着車，烏多坐在後排。
我們告訴她大家都挺好的，他們應該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這兒是免費的，有很多房間夠每個人用，但她說漢斯已經跟在法國南部的她叔叔電話裡談了，給大家帶來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們可以立即起程去他那裡了。
我們問漢斯上哪兒去了，她說漢斯在巴塞羅那有生意要處理。
我們在營地又待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晨，漢斯來了，告訴我們一切都解決妥了，我們可以住在莫妮可一個叔叔的房子裡，一直等到開始收葡萄的時候，這段等待的時間什麼也不用做，就是把皮膚曬黑得了。
這時他把休、史蒂夫和我拉到一邊，說不想讓約翰加入我們一夥。
他是個變态狂，他說。
讓我驚訝的是，休和史蒂夫居然同意了。
我說我不太關心約翰是不是跟我們在一起。
可是由誰來告訴他呢？我們一起去說，這樣比較妥當，漢斯說。
據我所知，這是約翰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決定不參與。
他們離開前我說，我要跟那個巡夜人在巴塞羅那待幾天。
我想一個星期後在那個小鎮和他們會合。
漢斯沒有反對，但走之前告訴我留心點。
他有不祥之兆，他說。
那個巡夜人？在什麼意義上不祥？在一切意義上，他說。
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巴塞羅那。
那個巡夜人跟母親和母親的朋友住在格蘭維亞街上一間很大的公寓裡，那位朋友比她年輕二十歲。
他們隻用公寓兩頭的房間。
他母親和情人住在後屋一個可以俯視小院的房間，他住在前屋，帶一個臨街的陽台。
中間至少有六間空房，能感覺到在塵土和蛛網中間還有以前住戶存在過的痕迹，約翰在其中一間屋子裡住了兩個晚上。
巡夜人問我為什麼約翰沒有跟其他人一起走，我告訴他約翰總是顯得挺有思想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約翰帶到家裡了。
後來約翰乘火車回了英國，巡夜人開始隻在周末去工作，這意味着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度過。
那幾天真開心。
我們很晚起床，在當地一家酒吧吃早餐，我來一杯茶，他來一杯咖啡或者加點白蘭地的咖啡，然後我們又在城裡四處閑逛，直到兩個人都很累了才不得不回家。
當然，棘手的事兒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歡他給我花錢。
一天下午，我們走進一家書店，我問他想要什麼然後就給他買了。
那是我送他的惟一的一件禮物。
他選了本西班牙詩人德·奧裡的詩集，我居然還記住了那個名字。
十天後，我離開巴塞羅那。
他到車站來給我送行。
我給他留了在倫敦的地址和我們就要去打工的胡西雍那個小鎮的地址，以備他來拜訪。
可是，我們道别時我差不多有把握說永遠不會再見到他了。
起初旅途中很長時間隻有我一個人，我覺得坐火車旅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覺得自己待着很舒坦。
我有時間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計劃，我想做的和不想做的。
我幾乎刹那間意識到一人待着再也不會讓我煩惱了。
我在佩皮格南搭上一輛巴士，它在一個十字路口把我放下，我從那兒又步行到普拉内薩斯，我的遊伴們說好在那裡等着。
我在夕陽西落前到了那裡，大片連綿不斷的葡萄園呈現在眼前，那是一片濃郁的綠褐色，這景緻讓我心裡感覺更加平靜，如果可能的話。
可是，我到普拉内薩斯時，人們臉上的表情卻不再那麼好了。
那天晚上，休把我不在期間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講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漢斯和艾瑞卡吵了一架，現在兩個人都不說話了。
好幾天，史蒂夫和艾瑞卡商量是不是離開，但後來史蒂夫又跟艾瑞卡吵了一架，他們的逃跑計劃擱置。
好像還嫌事情不夠糟糕，小烏多又生病了，莫妮可和漢斯幾乎要為了他打起來。
據休說，莫妮可想帶他去佩皮格南的一家醫院，漢斯反對，聲稱醫院與其說能治愈病人，還不如說會加重病情。
第二天早晨，莫妮可的眼睛都哭腫了，不過也可能是漢斯揍的。
無論如何，小烏多自動康複了，或者是被父親給喝的草藥治好了。
說到休自己，他說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喝酒，因為這兒有大量葡萄酒，全免費。
那天晚飯期間，我沒有發現有絲毫緊張之兆，第二天，好像每個人都專等着我，開始收葡萄了。
我們絕大多數人幹的工作主要是剪葡萄。
漢斯和休幹搬運的活兒。
莫妮可開着裝葡萄的小車送到附近村子裡的合作加工點。
除了漢斯的這夥人，還有三個西班牙人和兩個法國女孩，我很快就跟他們成了朋友。
工作讓人精疲力竭，也許惟一的好處是幹完活兒之後，沒人想吵架了。
還有很多産生摩擦的根源。
一天下午，休、史蒂夫和我對漢斯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兩個工人。
他表示同意，卻說不能再找了。
我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他跟莫妮可的叔叔簽了合同，隻能用十一個人完成收葡萄的任務，不能再增加一個人了。
晚上，大家幹完活兒後一般都去河邊洗個澡。
水很涼，但河流很深，完全可以進去遊泳，我們可以通過遊泳來活絡身體。
我們會打上肥皂，洗洗頭發，接着再回屋裡吃晚飯。
那三個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幢屋子裡，除了我們邀請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平常他們獨自待着。
兩個法國女孩住在鄰村（合作社就在那兒），每天晚些時候，她們都騎摩托回家。
一個叫瑪麗·約瑟特，另一個叫瑪麗·弗蘭絲。
一天晚上，我們全都喝了很多酒，漢斯告訴大家他曾在一個丹麥公社生活過，那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組織的公社。
我不知道他聊了多久。
有時他興奮了就開始敲桌子或者索性站起來，我們坐在那裡看着他體積開始變大，拉長到很誇張的高度，像個食人怪物一般，由于他的慷慨和我們的拮據，我們被這個怪物牢牢地捆住了手腳。
又過了一個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時候，我聽到漢斯在跟莫妮可說話。
他們住在我上方的屋子裡，那天晚上可能忘關窗戶了。
無論什麼原因，我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他們在用法語交談，漢斯說他也無可奈何，就是這麼回事，他無可奈何，莫妮可說，是嗎，他可以的，他得試試，接下來的内容我沒聽到。
一天下午，我們就要完工時，那個巡夜的來了。
看到他我高興極了，乃至說了我愛他的話，還說他應該多保重。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那樣說了，可是看着他走到大街上，我有種感覺，好像某種危險隐隐約約懸在我們頭頂。
令人意外的是，他說也愛我，想跟我一起生活。
他好像挺高興。
盡管很累——他搭便車差不多走遍整個省，最後終于找到了——卻很高興。
那天下午，我記得，除了漢斯和莫妮可，每個人都出去遊泳了，我們脫了衣服跳進河裡，那個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嚴嚴的，事實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無論天多熱他都感覺挺冷的。
這時發生了一件貌似無足輕重的事兒，但我卻感覺到了某種東西的手：命運或上帝之手。
我們在水裡時，三個流動工人出現在橋上，站在那裡長時間地看着我們，看着艾瑞卡和我。
他們是兩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和一個少年，也許是祖父、父親、兒子關系，穿着破破爛爛的工作服，後來其中一個用西班牙語說了句什麼，那個巡夜的回答了他們。
我看到他們的臉朝下看着，巡夜的臉朝上看着（天空很藍），先寒暄了幾句後開始交談起來。
三個流動工人和那個巡夜人都很健談。
起先，好像是一問一答，接着像是閑聊起來，三個人坐在橋上，一個流浪漢站在橋下，進行着簡單的對話，我們幾個，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鵝和鴨子一般洗着澡，遊來遊去，期間談話繼續進行着，我們這樣理論上是避開這場西班牙語的談話，但那隻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們視覺享受和憧憬的源泉。
可是那幾個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們從水裡出來），他們說了聲再見，當然這句西班牙語我能聽得懂，巡夜人也向他們說了再見，此事到此為止。
那天晚上吃晚飯時，大家喝得酩酊大醉。
我也喝醉了，但還沒有醉到像别人那種地步。
我記得休大聲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記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長桌邊，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來。
我敢肯定就要發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對巡夜人說我們該上床睡覺了，他沒理我。
他說個不停，糟糕的英語中混雜着法語，談論着一個在胡西雍失蹤的朋友。
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說，跟陌生人喝喝酒。
你們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說。
後來他們全都唱起歌來，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們唱的是一首搖滾歌曲。
過了會兒，那兩個跟我們一塊兒幹活的西班牙人來了。
我不知道是誰把他們叫來的。
這回我一個勁兒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可我不知道會是什麼事兒，也不知道該采取什麼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個巡夜人去我的房間跟他做愛、說服他睡覺。
這時漢斯從自己屋裡走出來，晚飯後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讓我們别這麼鬧了。
我記得他這樣出來警告了好幾次。
漢斯打開門，逐一盯着我們，說太晚了，這麼鬧他老睡不着，我們明天還要工作。
我記得沒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點兒。
他出來時大家說好的，好的，漢斯，我們這就不鬧了，可是等到門一關，立刻又喊叫大笑起來。
然後漢斯又打開門，裸露的身上隻穿着一條白色貼身内褲，金色長發亂糟糟的，他說聚會結束了，大家該馬上各回各的房間。
巡夜的站起來說：聽着，漢斯，别那麼白癡了，别這樣。
我記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漢斯臉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語句子說得很别扭。
漢斯站了片刻，滿臉茫然，接着開始咆哮起來：你夠放肆啊？說了這句後就向巡夜的沖來。
他們之間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完全有條件詳細地觀察他，一個半裸巨人以幾乎奔跑的速度穿過房間直接向我可憐的朋友沖來。
可是，随後發生的情景誰都沒有料到。
巡夜人坐在那裡動都沒有動，當那團肉橫過屋子沖撞而來時，他仍然鎮定自若，當漢斯距離他僅有幾寸之遙時，一把刀出現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軟的右手裡，那隻手跟一個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這把刀舉起來放到漢斯的胡須下面，事實上幾乎要挨着胡須的外圍了，漢斯冷靜了下來，他說，這是什麼？這是開什麼玩笑？他是用德語說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烏多藏身的那扇門打開一道縫，莫妮可的腦袋匆匆一閃，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裸體。
這時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漢斯沖過來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就在數尺之遠，滑進漢斯的胡須，漢斯開始後退，但在我看來他們好像穿過整個房間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門退去，其實他們隻走了三步，也許兩步，然後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漢斯的眼睛，轉過身背對着他。
休後來說，那一瞬間漢斯應該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實上他站住沒動，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邊給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簡直像吞空氣般喝了酒。
這時巡夜人轉過身開始辱罵他。
他管漢斯叫納粹，說你想對我幹嗎，納粹？漢斯盯着巡夜人的嘴裡喃喃自語，握起了拳頭，我們都以為他會沖向巡夜人，這次沒有什麼會攔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說了句什麼，他轉過身應答了一聲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裡，可能又給他灌了很多酒。
我記得接下來所有的人都離開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薩斯街上去賞月。
我們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烏雲後面，可是風又向東吹拂着烏雲，月亮露了出來（我們都大聲尖叫起來），可是又消失了。
在某個時刻我覺得我們個個都像鬼魂。
我對巡夜人說：我們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個勁兒地說着一個失蹤了的人，同時還不停地大笑着，開着誰也聽不明白的玩笑。
當最後幾幢房子抛在我們身後時，我想該回去了，如果現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來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
一個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處時所有燈都熄滅了，而且萬籁俱寂。
我走過去打開一扇窗戶。
沒有一絲聲音。
我又回到自己房間，脫了衣服上床。
我醒來時發現那個巡夜的睡在我旁邊，我說了聲再見就去跟别人一起幹活去了。
他沒有反應，躺在那裡跟死人似的。
一股嘔吐的味道彌漫在房間。
我們中午回去時他已經走了。
我看到床上留了張紙條，對自己昨晚的行為表示道歉，還說我可以随時去巴塞羅那，隻要我願意，他會在那裡等候我。
那天早晨休對我講了昨晚發生的事，他說，我走了後那個巡夜人簡直瘋了，他們來到河邊，一個勁兒地說有人在呼喚他，那聲音就在河的對岸。
不管休告訴他多少遍，說那邊什麼人也沒有，隻有水的聲音，甚至連水的聲音都很輕微，可他堅持說有人在下邊，在河的對岸，在等着他。
我想他是在開玩笑，休說，可是趁我沒留心，他在瀝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條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過灌木叢和荊棘。
休說，這時隻有他和我們邀請參加聚會的那兩個西班牙人脫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時，三個人都在後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為天太黑，坡度太陡，絆一跤沒準會把骨頭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視野中消失了。
休認為他可能想跳進河裡去。
不過最有可能的是，休說，他一頭撞到一塊石頭上，那兒石頭多着呢，或者絆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樹枝上，或者一頭栽進荊棘叢裡。
他們來到盡頭時，發現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們。
這時最離奇的事情發生了，休說，當我走到他身後時，他來了個急轉，刹那間我就摔倒在地，他騎在我身上，雙手捏住我的喉嚨。
休說，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他都沒有工夫害怕，事實上巡夜人在往死裡掐他，那兩個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兒了，既看不見他的影子，又聽不見他的聲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頸（這種雙手跟我們當時已經傷痕累累的手是那麼不同），休發不出任何聲音，更不用說喊救命了，已經被驚傻了。
他可能會要我的命，休說，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然後就放了他，嘴裡還說對不起。
休看清了他的臉（月亮又出現了），用他的話說，這張臉淚流滿面。
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當巡夜人放了他還說抱歉時，休也開始哭起來，因為忽然想起離他而去的女朋友，那個蘇格蘭女孩，他忽然想到沒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國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釋不清或者隻能解釋得挺拙劣的那種感覺。
後來那兩個西班牙人來了，吸着大麻煙，他們問休和那個巡夜人為什麼哭，他們開始笑了，休說，兩個體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麼也不用說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煙讓大夥傳着抽，後來他們四個人一起往回走。
現在感覺怎麼樣呢？我問休。
挺好，他說，準備收完葡萄就回家。
你覺得那個巡夜的怎麼樣？我問。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問題，你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幹完收葡萄的活兒，也就是一個星期後，我跟休回到英國。
我本來打算還去南方旅遊，去巴塞羅那，可是收割結束後我實在太累了，太虛弱了，我決定最好還是回到倫敦的父母身邊，如果可能的話再看看醫生。
我在家裡跟父母一起待了兩個星期，無所事事的兩個星期，沒有見任何朋友。
醫生說我“生機消耗殆盡”，開了些維生素，又讓我去眼科大夫那裡看看。
大夫說我需要配副眼鏡。
過了沒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給那個巡夜人寫了幾封信。
我告訴了他一切：我如何離開法國，醫生怎麼說的，我現在戴着眼鏡，如何想盡快掙點錢計劃去巴塞羅那看他，還說我愛他。
我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内給他寫了大概有六七封信。
後來新學期開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阿蘭·萊伯特，切斯·拉歐爾酒吧，旺德爾港，法國，1978年12月。
那時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組織中。
我有一間自己的窯洞，常常去拉歐爾酒吧讀《解放報》。
我并不孤單。
還有别人跟我一樣，我們從來沒有百無聊賴的時候。
晚上，我們讨論政治，玩撞球。
有時聊聊剛剛結束的旅遊旺季。
每個人都會聊起别人幹過的傻事，以及給自己挖的陷阱，我們在拉歐爾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這些亮閃閃的星星在宣布嚴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臨。
然後，在酩酊大醉中，我們獨自或者成群結夥地離去。
我呢，回到城外的窯洞裡，離波萊多岩石山不遠的一個地方。
我不明白這座山為什麼會叫那個名字，我從來沒有費神打聽過。
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現了一個讓人讨厭的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
總之，我說過了，每天晚上我都一個人回到自己的窯洞裡，睡思昏沉地步行過去，到那兒後就點亮蠟燭，方便在裡頭走動。
波萊多岩石山有十個窯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從未進錯過。
我會爬進自己的那隻加拿大猛人探險者牌睡袋開始思考人生，思考發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時而理解時而不理解（大多數時候）的事情，然後浮想聯翩，最後在不知不覺中昏然入睡，在夢中飛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萊多就像一個通勤者居住的小鎮。
特别是夏天。
每個窯洞裡都住着人，有時達四個或者更多，大約十點的時候，每個人都開始外出，說着早上好，朱麗特，早上好，皮埃羅特。
如果你待在窯洞裡，躲在睡袋裡，就會聽到有人在談論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麼明媚，接着會聽到鍋盤撞擊的聲音，有人用野炊爐煮水的聲音，甚至都能聽到打火機的咔嚓聲，高盧牌香煙從皺巴巴的煙盒裡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的聲音，你能聽到哈哈聲、呵呵聲，當然總有白癡在談論着天氣。
可是，在那裡你真正能聽到的全部聲音還是大海的聲音，波浪撲打到波萊多岩石的濤聲。
接着，夏季結束，窯洞開始空了，隻剩下我們五個人，然後四個，最後隻剩三個人，皮萊特、馬莫德和我。
這時皮萊特和我已經在伊索貝爾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長告訴我們可以帶上裝備，搬進船員宿舍。
他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們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為我們在窯洞裡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間，而船艙裡簡直就像睡在棺材裡一樣，皮萊特和我已經習慣了在露天的空氣中睡覺的舒服勁兒。
九月中旬，我們開始去獅子灣出海，有時挺順利的，有時徹底失敗，一般是以賺錢多寡來衡量，如果運氣不錯，賺的錢足以付我們的飯錢，倒黴的日子，拉歐爾酒吧連牙簽也要給我們賒賬了。
這種蕭條期會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時船長說也許皮萊特是個災星，一切都是他的錯。
他走出來這樣說，就像人們在談論下雨了或者餓了一樣。
接着，另外幾個打魚的說如果真是如此，幹嗎不把皮萊特就地扔進海裡去呢？回港口後就說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進海裡了。
我們聊了會兒這事，半開玩笑半當真。
所幸皮萊特喝得太厲害了，搞不清我們别的幾個人在說什麼。
湊巧，那段時間，幾個警察雜種到窯洞裡來找我。
我偷過一家超市的東西要在奧爾比附近的一個小鎮受審。
這是兩年前的事兒了，我隻拿了一塊面包、一些幹酪、一聽金槍魚罐頭。
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長臂。
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們在拉歐爾酒吧喝得爛醉，詛咒警察（即便我認出鄰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會以及經常跟你過不去的司法體制，我大聲朗讀着《艱難時世》雜志裡的文章。
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魚的，有職業的也有業餘的，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年輕小夥子、城裡來的小孩，暑期打工的，來旺德爾港洗盤子，直到被盯上後才不幹了。
一天晚上，一個叫瑪格麗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覺的女孩，讀起羅貝爾·德斯諾的一首詩來。
我不知道羅貝爾·德斯諾是他媽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詩挺精彩，聽了很有感觸。
我們坐在外面一張桌子旁邊，鎮上人家的窗戶裡燈光閃耀，可街上連隻貓也沒有，我們能聽到的全部聲音就是我們自己的聲音，以及在去車站的路上行駛的一輛遙遠的小車的聲音，隻有我們在那裡，或者我們自以為如此，但是卻沒有看見（或者說至少我沒有看見）那個坐在最遠的桌子邊的家夥。
瑪格麗特給我們朗讀完德斯諾的詩之後——是在你聽完某種真的很美的東西後開始沉默的瞬間，那樣的瞬間會持續一兩秒鐘或者一輩子，因為在這個殘酷的世界，有些東西對每個人都是有意義的——那個家夥在酒吧對面站起走過來請瑪格麗特再讀一首詩。
他問能否加入我們一夥，我們說沒問題，怎麼不行呢，他就從自己桌上端過咖啡，從黑暗中（因為拉歐爾總是節電）走出來跟我們一塊兒坐下，開始像我們一樣喝起葡萄酒來，還請了我們幾圈，可是他那樣子不像有錢人，不過我們都是窮光蛋，又能怎麼樣呢？我們就讓他請了。
大約淩晨四點鐘時，我們互道晚安。
皮萊特和我回波萊多。
在去旺德爾港的途中，我們一路走得很快，邊走邊唱着歌。
這條路逐漸走下去後由大路變成小徑，蜿蜒穿過岩石通向窯洞，到這兒時我們放慢了速度，即便喝得醉成這樣子了，但還是清楚在這樣的黑暗中一步踩錯命将玩完，下面便是洶湧的海浪。
晚上，平常那條小路沿途鬧聲不斷，可是今天晚上有些特殊，顯得特别甯靜，有一陣我們隻聽到腳步聲和拍在岩石上輕輕的浪花聲。
可是後來我卻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總感覺有人跟在我們後面。
我站住轉過身望着黑暗深處，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我前面幾尺遠，皮萊特也站住了，站在那裡聽動靜。
我們倆都不說話，甚至都不動一下，就那樣等待着。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車子的輕鳴聲和發悶的笑聲，好像駕駛人在犯傻。
我們又聽不到剛才的聲音了，好像是腳步聲。
說不定是鬼呢，我聽到皮萊特說，我們又開始起步走了。
這時，窯洞裡隻有我和他，因為馬莫德的堂兄或者叔叔來找他，他去蒙比利埃附近的什麼村子幫着收莊稼了。
睡覺前我們先抽了一支煙，看着外面的大海。
後來我們道過晚安各回自己的窯洞。
我想了會兒自己的事兒，不得不去的奧爾比之行、伊索貝爾号的蕭條期、瑪格麗特和德斯諾的詩、早晨在《解放報》上讀的一篇關于巴德爾—邁因霍夫恐怖組織的文章。
我快要閉上眼睛時又聽到那聲音了，腳步聲越來越近，然後又停住，發出腳步的影子望着窯洞黑乎乎的入口。
不是皮萊特的腳步聲，他的聲音我很熟悉，我熟悉皮萊特走路的聲音，不是他。
可是我太累了，又不想從睡袋裡爬出，或許我已經睡着了卻還聽着腳步聲，總之，無論如何，我想不管是誰發出的聲音，對我都不構成危險，對皮萊特也沒有危險，如果什麼人想挑釁，我們會發現的，可是想挑事得先進入我們的窯洞，我知道，陌生人是不會進來的。
我知道這個人是在找一間自己能睡覺、沒人住的窯洞。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了他。
他坐在一塊像把椅子的平平的岩石上望着大海，抽着香煙。
他就是我在拉歐爾酒吧見到的那個陌生人，他看我從窯洞裡出來後站起來伸出手。
我不喜歡陌生人碰我，在沒有洗臉之前。
所以我站在那裡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意圖，可我隻聽懂了零星的幾個詞：“安慰”、“噩夢”、“女孩”。
後來我走到弗蘭西内特夫人果園，那兒有口井，他待在原地未動，吸着煙。
我回來時他還在吸着煙（他嗜煙成瘾），他看見我時又站起來說，阿蘭，我請你吃頓早飯吧。
我記得沒有告訴過他我的名字。
我們離開波萊多時我問他怎麼找到窯洞的，誰告訴你這裡有窯洞可以睡。
他說是瑪格麗特，他管瑪格麗特叫德斯諾的讀者。
他說，皮萊特和我走了後他跟瑪格麗特和弗朗索瓦又待了會兒，問過他們有沒有地方可以過夜。
瑪格麗特告訴他，鎮子外皮萊特和我住的地方有幾間窯洞。
接下來就很簡單了。
他馬上跑了，跟上我們，然後就選了個窯洞鋪開自己的睡袋，就是這樣。
我問他是怎麼穿過這些岩石的，這裡道路糟糕得都不能稱之為道路了，他說沒有那麼艱難，有我們在他前面，他隻要跟着我們的腳步走就可以了。
那天早晨我們在拉歐爾酒吧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權當是早點了，這個陌生人說他名叫阿圖羅·貝拉諾，在找一個朋友。
我問他的朋友是誰，為什麼又到旺德爾港來找，他從衣兜裡掏出最後幾個法郎，要了兩份法國白蘭地酒，開始聊起來。
他說他的朋友跟另一個朋友住一起，他的朋友在等什麼，可能是份工作之類的，我記不得了，他的朋友的朋友把朋友趕了出去，貝拉諾聽說這個情況後就出來找他。
你的朋友住哪裡？我問。
他沒有家，他說。
你住哪裡啊？我問。
在一間窯洞裡，他說，但卻微笑着說，好像在開玩笑。
最後發現，原來他跟科裡歐雷的佩皮格南大學的一個教授住在一起，就在附近。
從波萊多可以看得見科裡歐雷。
後來，我又問他怎麼知道朋友被趕出去了。
他說：我朋友的朋友告訴我的。
我又問：是把他趕走的那個人嗎？他說沒錯。
我說，換句話說，先是他把人家趕走了，接着他又告訴了你嗎？他說：說實話，他害怕得要命。
我問：這個所謂的朋友怕什麼呢？他說：我朋友可能會自殺。
我說：那你的意思是雖然他認為你的朋友可能會自殺，你的這個朋友的朋友還是把他趕走了？他說，沒錯，我自己沒有弄清這層關系。
這時我和他都笑了，都已喝得半醉，他走的時候，肩上扛着一個小包，他走了，打算搭便車在附近的那些小鎮漫遊，這時我們已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們一起吃過午飯（稍後皮萊特也加入進來），我告訴他，我在奧爾比如何受到法官的不公正對待，我們在哪裡工作，天黑下來時他就走了，一個星期後我又見到他。
他還沒有找到朋友，但我覺得那時他差不多已經放棄尋找了。
我們買了瓶葡萄酒，在港口一帶漫遊，他告訴我一年前幹過卸船的活兒。
這次他打算隻在這裡待幾個小時。
他比上次穿戴得好了一些。
他問我在奧爾比的案子進展如何。
他又問起我和皮萊特的窯洞。
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還住在那裡。
我告訴他不住了，我們已經搬到船上，太冷不大上那兒住了，其實也并非全然因為寒冷已悄然而至，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我們身上沒有一個法郎，在船上我們至少還能吃上熱飯。
過了會兒，他就走了，據皮萊特說，那家夥喜歡我。
你瘋了，我說。
那為什麼他還來旺德爾港？他來這裡想幹嗎？ 十月中旬時他又來了。
我聽到外面有人說我的名字時正挺着身子躺在鋪位上做白日夢呢。
我走到甲闆上時看見他坐在一堆東西中。
好久不見了，萊伯特，他說。
我走過去說你好，然後兩人都點上煙。
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有點輕淡的霧氣，附近沒人。
我想，大家都上拉歐爾酒吧了吧，能聽到遠方一隻船裝貨時絞盤發出的聲音。
我們去吃點早餐吧，他說。
好的，去吃點早餐，我說。
但我們誰也不動。
我們看見一個人從防波堤那兒向我們走來。
貝拉諾微笑起來。
操，他說，是烏裡塞斯·利馬。
我們一聲不響等着他，直到這人走到我們這兒。
烏裡塞斯·利馬比貝拉諾矮一些，但更結實。
他像貝拉諾一樣肩上扛一個小包。
他們一看見對方就開始用西班牙語聊起來，他們打招呼、彼此問候的樣子顯得很随意，很平常。
我告訴他們我要去拉歐爾酒吧了。
貝拉諾說好的，我們稍後就來，我撇下他們在那裡聊着。
伊索貝爾号船上的員工全都在酒吧裡。
他們看上去表情陰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說當諸事不順的時候如此沮喪反而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走進去，打量了一番都誰在，大聲開了個玩笑，或者逗他們一樂，然後要了杯咖啡和一個羊角面包、一杯白蘭地，開始讀起前一天的《解放報》，弗朗索瓦經常讀這份報，讀完後就扔在酒吧了。
我在讀一篇寫紮伊爾共和國的餘餘這個地方的文章時，貝拉諾和他的朋友走進來了，向我坐的桌子走來。
他們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蹤的烏裡塞斯·利馬把四個全吃了。
他們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幹酪三明治，給了我一份。
我記得利馬的聲音有些奇怪。
他的法語講得比朋友好。
我忘記我們都談了什麼，也許談了紮伊爾的餘餘，我隻知道在談話途中貝拉諾問我能不能幫利馬找份工作。
我想笑。
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說。
不，貝拉諾說，我說的是船上的活兒。
伊索貝爾号？可我說的就是伊索貝爾上的員工在找工作啊！我說。
這樣啊，貝拉諾說。
這得有空地啊。
其實，有兩個伊索貝爾号上的漁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築的活兒，這份工作至少讓他們忙碌一個星期。
我們得跟船長談談，我說。
萊伯特，貝拉諾說，我相信你能幫我朋友找份工作。
在船上沒多少錢，我說。
但至少能提供一張床鋪，貝拉諾說。
問題是，我懷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魚和船上的事兒，我說。
他當然懂了，貝拉諾說，不是嗎，烏裡塞斯？懂得很多，烏裡塞斯說。
我坐在那兒望着他們，因為顯然不是實話，隻要看看他們的臉就知道了，可是後來我又自問，我是誰居然對别人的事兒如此肯定。
我從來沒有去過美國。
我怎麼知道那邊漁民們的情況呢？ 當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長說了，我說帶來一個新船員給他，船長說：好啊，萊伯特，給他住阿米多的鋪，但隻能住一星期。
我回到拉歐爾酒吧時貝拉諾和利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這時拉歐爾端出三盤魚湯。
這是非常普通的湯，但貝拉諾和利馬還說法國菜做得多好。
我不知道他們是跟拉歐爾或者自己開玩笑呢，還是當真的。
我想他們是當真的。
接着我們開始吃炸魚沙拉，然後又來老一套了，恭維廚師，沙拉多棒，普羅旺斯沙拉多經典，顯然這樣說讓這胡西雍人臉上挂不住。
可拉歐爾挺高興，而且畢竟他們付的是現金，他還要怎麼樣呢？後來弗朗索瓦和瑪格麗特進來了，我們請他們坐一起，貝拉諾給每個人要了份點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沒有香槟，他隻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幾個伊索貝爾号上的漁民湊到我們這桌來，我把利馬介紹給他們。
我說：這家夥就要跟我們一塊工作了，他是墨西哥來的水手，是的，先生，貝拉諾說，帕茨庫阿羅湖的漂泊的荷蘭人[貝拉諾引用了歐洲傳說中一艘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漂泊的荷蘭人”（TheFlyingDutchman）的典故，它受到詛咒永遠必須在海上航行，無法靠岸。
]，那幾個漁民向利馬打了個招呼，握握手，他們會覺得利馬的手有些怪，顯然不是漁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覺察出來，但他們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誰知道一個遙遠國度的漁民的手是什麼樣呢。
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靈魂垂釣者，貝拉諾說，就這樣聊到下午六點，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後來，貝拉諾付了賬，跟每個人道别後就去科裡歐雷了。
那天晚上利馬跟我們一起在船上睡了。
第二天天氣很糟糕。
天亮時烏雲密布，我們花了一早上和半個下午的時間整理設備。
利馬被安排去清理貨艙。
底下的味道實在難聞極了，我們都避着這活兒，死魚臭氣刺鼻，能把人給熏倒了，但那個墨西哥人硬是堅持下來。
我想船長是在考驗他吧。
他讓這個墨西哥人去清理貨艙。
我對這個墨西哥人說：假裝在幹着，然後兩分鐘内回到甲闆上。
可利馬下去後在那兒一待就是一個多小時。
吃午飯時，皮萊特做了魚排，利馬不想吃。
吃吧，吃吧，皮萊特說，可利馬說他不餓。
他坐下歇了會兒，離我們遠遠的，好像擔心如果觀察我們吃飯會嘔吐，後來他又回到貨艙了。
第二天，早晨三點的時候，我們起航出海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才發現利馬壓根就沒有船上生活經驗。
隻希望他别掉進海裡，船長說。
大家都望着利馬，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同時又看着已經喝醉的皮萊特，我們隻好聳聳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時他們都挺嫉妒兩個在佩皮格南設法找到建築活兒的工友。
我記得那天天色陰沉，夾帶着雨的雲從東南方翻滾過來，但接着風變了，烏雲升起來。
十二點時，我們開始收網，其實裡面什麼也沒有。
午飯時我們所有的人苦惱極了。
我記得利馬問我這樣的情況有多久了，我告訴他至少有一個月了。
皮萊特開了個玩笑建議我們放火燒了船，船長說如果他再聽到這樣的話，就把他揍得兩眼發黑。
後來我們又把船向東北方向開去，下午時我們又在一個地方撒下網，以前從來沒有在那裡打過魚。
我記得，除了皮萊特我們誰也沒有太把它當回事，他那時已經徹底醉了，在控制室裡胡言亂語着，談着他扔在什麼地方的一支槍，或者長時間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鋒刃，然後又環顧四周尋找船長，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緻這個意思吧。
天開始黑下來時，我們發現網開始滿了。
我們把網拉起來，船裡的魚比前幾天的全部收成加起來還多。
忽然，我們開始瘋了般地工作起來。
我們繼續向東北方向開去，不斷地撒下網去，等再收起來時裡面滿是魚。
連皮萊特都戰果累累。
我們接連幹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沒有睡，追随着向海灣東北盡頭移動的魚群。
第二天下午六點，艙裡的魚滿滿的，以前可從未見過這樣豐碩的成果，可是，船長說十年前他見過一次幾乎同樣豐碩的捕撈。
我們返回旺德爾港時，沒有幾個人相信發生的一切。
我們卸了船，睡了會兒，然後又出海了。
這次我們沒有發現大魚群，但收獲也不少。
那兩個星期可以說我們絕大多數時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
後來，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們知道發财了，因為工資是按捕撈比例拿的。
後來，那個墨西哥人說，他不幹了，他現在有了足夠的錢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後就走了。
皮萊特和我問他需要做什麼。
旅遊，他說。
我掙的錢夠買一張去以色列的飛機票了。
我敢打賭那兒肯定有個女孩在等着你，皮萊特說。
差不多吧，這個墨西哥人說。
後來我和他去跟船長說。
船長手裡還沒有錢。
魚加工廠需要一段時間才會付款，特别是捕獲量這麼大，利馬隻好又等了幾天。
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
他消失了幾天。
我們再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去了趟巴黎。
他搭便車去了又回來了。
那天晚上，皮萊特和我帶他到拉歐爾酒吧吃晚飯，接着他又來船上睡了，雖然他知道我們早上四點鐘就要離港去獅子灣再去試着找找那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魚群。
我們在海上待了四天，捕獲平平。
此後，利馬決定還是多待些時間，直到給他付了工資，這期間他就睡在波萊多的一個窯洞裡。
一天下午我和皮萊特去找他，指給他哪個窯洞最好，那口井在哪裡，晚上應該走哪條路才不至于掉到懸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過戶外生活的秘訣。
我們不出海的時候，就看見他在拉歐爾酒吧待着。
利馬跟瑪格麗特、弗朗索瓦以及一個四十多歲的德國人魯道夫混成了朋友，魯道夫在港口一帶幹些零工，自稱十歲時就在維爾馬奇特當過兵，得過鐵十字勳章。
當大家都說不相信時，他拿出勳章給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發黑、生鏽了的鐵十字。
接着他在勳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語和法語發誓。
他把勳章拿到離臉十寸遠的地方對着它說起話來，好像那是個小侏儒，對着它做鬼臉，然後又把它放下，對着十字極度狂躁或者厭惡地吐起唾沫來。
一天晚上，我對他說：如果你這麼讨厭他媽的這枚勳章，幹嗎不他媽的把它扔到他媽的海裡去呢？這時魯道夫安靜下來，似乎很羞愧，把鐵十字勳章收進衣袋。
一天早晨，我們終于拿到工資了，當天早上貝拉諾又出現了，我們為那個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餞行。
午夜時分，我和皮萊特陪他們一起去車站。
利馬打算搭十二點的火車去巴黎，從巴黎再乘第一個航班去特拉維夫。
我發誓火車站沒有一個人影。
我們在長椅上坐下，一會兒皮萊特就睡着了。
唉，貝拉諾說，我感覺這恐怕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沉默了很長時間，他的聲音驚了我一下。
我以為他是在對我說話，等利馬用西班牙語回答時，我才意識到不是。
他們交談了一會兒。
後來火車到了，火車是從澤貝雷過來的，利馬站起來向我道别。
謝謝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幹活，萊伯特，他就說了這麼一句。
他不想弄醒皮萊特。
貝拉諾跟他一起向火車走去。
我看着他們握了握手，然後火車就離去了。
那天晚上貝拉諾住在波萊多的窯洞過夜，我和皮萊特去了伊索貝爾号船。
第二天貝拉諾就離開旺德爾港了。
9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後來我聽到了說話聲。
他們在對我說：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你好嗎？我睜開眼睛，是那兩個小夥子，其中一個手裡拿着一瓶酒。
我說：沒什麼，小夥子們，我隻是出了會兒神。
到了我這個年紀，睡意會出其不意地找上來，但是該睡着的時候永遠睡不着，我是說午夜時分，等你上了床後卻睡意頓消或者不配合，讓老人們徹夜失眠。
不過我對失眠毫不在意，因為那時我正好可以花幾個小時來讀書，甚至有時間翻閱那些資料。
問題是到頭來我會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時候，這對我的名譽影響非常不好。
别擔心，阿馬德奧，小夥子們說，如果你想打會兒盹，沒關系，那就打吧，我們改天再來。
不，小夥子們，我現在好了，我說，我來看看，龍舌蘭在哪兒呢？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打開酒瓶，把神靈的甘露倒進我們各自的杯子裡，還是我們剛才喝過酒的杯子，有人會覺得這是偷懶的信号，又有人覺得是優雅的極緻，因為，我們應該說，杯子被梅斯卡爾酒裝飾得熠熠生輝，龍舌蘭更令人心怡，就像一個穿着皮大衣的裸體女人。
幹杯，那就！我說。
幹杯！他們說。
我取出那份還夾在胳膊下面的雜志，當着他們的面揮了揮。
兩個小夥子同時去争奪，但動作太慢了。
這是第一期也是最後一期《卡沃爾卡》，我告訴他們。
塞薩雷亞的雜志，如他們所說是本能現實主義的正式出版物。
自然了，大多數投稿者并不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有曼努埃爾、有吉爾曼，但不見阿克萊斯的東西，還有薩爾瓦多·加爾拉多，瞧：還有薩爾瓦多·諾沃，有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有恩卡納西翁·古斯曼·阿雷頓多，還真有你的。
接下來是幾個外國人：特裡斯坦·特薩拉、安德烈·布勒東、菲利普·蘇波[菲利普·蘇波（PhilippeSoupault，1897—1990），法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發起人之一。
]，是嗎？了不起的三人組。
後來我讓他們從手中拿走雜志，看着兩個人把頭埋在陳舊的八開本的紙頁，塞薩雷亞的雜志中，我有一種巨大的滿足感，雖然他們那麼見多識廣，先翻到的還是譯文，特薩拉、布勒東、蘇波的詩，分别由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還有在下我翻譯。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那幾首詩叫《白色沼澤》、《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薩雷亞想把後者翻譯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譯法。
我為什麼否定？嗯，因為錯了，先生們，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幹涉，無論當時我多麼欣賞塞薩雷亞。
其實我不該那麼欣賞，我向你們坦白，可我始終真心地欣賞她。
我的法語顯然差強人意，也許帕布裡托還可以。
信不信由你，現在我徹底丢了法語，但我們還是翻譯了，塞薩雷亞翻得很潦草，如果你們不介意我這樣說，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詩而她認為是合适的，我則像奴仆般地同時拘泥于不可言說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
自然，我們也犯了不少錯誤，那些詩像皮納塔般被打得傷痕累累，總的來說，相信我，我們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見。
比如，蘇波和我的詩。
簡單地說：就我所知，蘇波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法國詩人，一個走得最遠的詩人，你知道，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聽到有人說起他了，但據我所知，他還活着。
這期間，我對艾呂雅的情況一無所知，看他走得多遠，除了諾貝爾獎，什麼獎都拿了，是吧？阿拉貢獲諾貝爾獎了？不，我想不會。
他們頒給了夏爾[夏爾（RenéChar，1907—1988），20世紀法國最重要的詩人、超現實主義詩歌代表人物之一。
1930年與艾呂雅及布勒東共同出版詩集《施工緩行》（RalentirTravaux）。
]，我想，可他當時也許并不寫詩。
聖瓊·佩斯[聖瓊·佩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法國詩人，196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呢？我對他不予置評。
他們不會把這個獎給特裡斯坦·特薩拉的。
生活經常出現奇異的轉折！接着小夥子們讀起曼努埃爾、李斯特、薩爾瓦多·諾沃（他們喜愛他！）我（别，别讀我的詩，我說，那些詩太悲觀了，浪費時間）、恩卡納西翁、帕布裡托的詩來。
這個恩卡納西翁·古斯曼是什麼人？他們問道。
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是誰？他翻譯特薩拉的詩，文風像馬裡内蒂，法語大概說得像個法語聯盟的訪問學者。
我好像又恢複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運行，透過窗簾偷看着說：薩爾瓦鐵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許可，離開這兒，去放聲演講，直到喉嚨嘶啞——我的意思是，我想說的是，我沒有絲毫睡意了，好像剛喝下去的龍舌蘭在肚子裡、在黑亮的肝髒中與蘇西達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這也理應如此，因為某些階級界限依然存在。
我們又倒了一巡酒，我開始給他們講述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和恩卡納西翁·古斯曼的故事。
他們不喜歡恩卡納西翁的兩首詩，他們跟我很坦率，那兩首詩講不通，天哪，這恰好與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覺得可憐的恩卡納西翁的東西收進《卡沃爾卡》絕不是因為她有多好，而是因為塞薩雷亞對她的袒護，這是一個女詩人對另外一個女詩人的袒護，可誰知道塞薩雷亞從恩卡納西翁身上看到了什麼，或者她出于為恩卡納西翁或自己考慮作出了什麼樣的妥協。
發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學活動中習以為常之舉。
也許恩卡納西翁不見得是個優秀詩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壓根就算不上詩人，無論好還是壞（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薩雷亞的好朋友。
塞薩雷亞願意從自己嘴裡分出點面包或者龍舌蘭來哺給自己的朋友們！所以我給他們講了講恩卡納西翁·古斯曼的故事。
我說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據我的推算，大概如此，還說她在一家電影院外跟塞薩雷亞相識，别笑，這是真的，我忘了她們看的是什麼電影，但情節肯定很悲傷，裡面可能還有卓别林，總之，兩人出來時都哭了，互相看着對方又開始笑了，也許塞薩雷亞嗓子有些沙啞，她有自己獨特的幽默感，會忽然爆發出來，像一個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聲！她會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滾，而恩卡納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
那時塞薩雷亞住在克魯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裡，而恩卡納西翁和姑媽（這個可憐的人既無父親也無母親）住在德裡西亞斯大街，我想。
兩個人都工作了很長日子，塞薩雷亞在“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的辦公室工作，這位将軍對尖銳主義者很關照，但他對文學可謂一竅不通，這是事實，而恩卡納西翁是尼諾·佩爾迪多街上一家服裝店的售貨員。
誰知道她們是怎麼成為朋友的，從對方身上看到了什麼。
塞薩雷亞在這個世界上一無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說她是一個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的女人。
恩卡納西翁則完全相反，她絕對漂亮，總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薩雷亞有什麼就穿什麼，有時甚至披一件農民的大圍巾），可是像酒吧混戰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
她的聲音，怎麼描述呢？很尖細，很輕微，沒有絲毫急迫的味道，但為了讓别人聽得見總要大聲說，這個可憐的家夥從孩提時就懷疑自己的講話能力，基本上是一種很尖細的聲音，而且令人極不舒服，多年以後我隻聽到過一次類似的聲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裡看一部動畫短片，裡面有一隻貓或者一條狗或者一隻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國佬在做動畫片方面何其聰明啊，這隻動物說話的聲音很像恩卡納西翁。
如果她是個啞巴，我想我們中會有不止一個人愛上她，可是有了那種聲音，就不可能了。
另外，她毫無才華可言。
一天，塞薩雷亞把她帶到我們的一次聚會上，當時我們全都是尖銳主義者或其支持者。
開始大家都很喜歡她。
我是說隻要她不說話。
吉爾曼可能還逗過她，我也可能逗過。
但她始終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薩雷亞。
但是，她及時地變得更自信起來，一天晚上，她開始表達自己的意見了，又是批評，又是提建議。
曼努埃爾别無選擇，隻好告訴她安分點。
恩卡納西翁，他說，你連詩歌的常識都不懂，幹嗎不安分些呢？這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恩卡納西翁講話時在場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現場的塞薩雷亞從座位上站起，對曼努埃爾說不能這樣對一個女人講話。
可是你沒有聽到她說的那些蠢話嗎？曼努埃爾說。
我聽到了，塞薩雷亞說，她表面上似乎漠不關心，其實沒有錯過這位朋友和被保護人做的或說的任何東西，但我還是認為你該向她道個歉。
好吧，我道歉，曼努埃爾說，但從現在開始她最好閉上嘴。
阿克萊斯和吉爾曼同意他的提議。
他們提出，如果她說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就别說了。
這樣對人不尊重，塞薩雷亞說，剝奪了她的說話權。
恩卡納西翁再沒有參加以後的聚會，塞薩雷亞也不參加了。
那些聚會并不正式，也沒有人懷念她們，至少表面上如此。
那次聚會結束後，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和我走在這個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誦着保守派詩人塔布拉達的詩歌，我才意識到她不在了，同時覺得到自己對塞薩雷亞的了解是多麼有限。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9年3月。
一天，一個陌生人來看我。
我記得那是1978年。
來看我的客人不是很多，隻有我女兒和一個女人以及另一個說也是我女兒的女孩，她漂亮極了。
這個男子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我。
我在向北的院子裡接待了他，雖然所有的瘋子們都面朝南或者朝西，我卻一直朝北，我就這樣接待了他。
那個陌生人說，早上好，基姆，今天怎麼樣呢？我回答說跟昨天一樣，也跟前天一樣，我問他是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建築工作室打發來的，因為他那眼神和說話的方式我隐隐約約有些熟悉。
這個陌生人大笑着說你怎麼會不記得我了呢，夥計，你是當真嗎？我也笑了，為了讓他輕松些，我說當然，我的質問是絕對真誠的。
這時陌生人說我是達米安，你的朋友奧爾巴羅·達米安。
他說：我們認識都好幾年了。
這怎麼可能呢？為了讓他放松些，或者别讓他太傷心了，我說，嗯，現在想起來了。
他笑了（但他的眼神并不開心），他說那就好，基姆，他好像換上了我的醫生和護士們的聲調和關切态度。
他走了以後我想我就忘了他，因為一個月後他又來了，說以前來過這裡，我記得這個精神病院，便池還在那兒，這個院子向北。
過了一個月，他對我說：我來這裡看你已經兩年多了，夥計，你就不能試着下點兒工夫記住我？于是我努力了一番，下次他來時我就說怎麼樣啊，奧爾巴羅·達米安先生，他微笑着但眼神還是那麼憂傷，好像看待一切都出自某種深深的悲哀的徒勞角度。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3月。
實在離奇。
我知道這純屬巧合，可有時這些東西促使你去琢磨。
我跟拉斐爾講了，他說那純屬我腦子裡的幻覺。
我說：你發覺了嗎，烏裡塞斯和阿圖羅都不在墨西哥生活了，好像詩人更多了？你說的詩人更多是什麼意思啊？拉斐爾說。
我們這個年齡的詩人，1954、1955、1956年出生的詩人。
你怎麼知道的？拉斐爾問。
嗯，我說，我四處逛，我讀雜志，我參加詩歌朗讀會，我讀書評，有時還聽收音機裡的書評。
你都有孩子了，怎麼還能抽出時間幹這麼多事呢？拉斐爾說。
弗蘭茲喜歡聽收音機，我說。
我一打開收音機，他就睡着了。
收音機上朗讀詩嗎？拉斐爾問。
他很吃驚。
是啊，我說。
收音機和雜志裡都有詩。
簡直就像一場爆炸。
每天都會有一家新的出版社爆出，發表新詩人的作品。
這一切恰好都是烏裡塞斯走了後發生的。
不奇怪嗎？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拉斐爾說。
忽然遍地開花，幾百個學校像鮮花般盛開，這是不需要多大理由的，我說。
這正好都是烏裡塞斯走了後發生的。
你不覺得這是個巨大的巧合嗎？他們大多是些很差勁的詩人，拉斐爾說，這些人都奉承帕斯、埃弗拉因、何塞米裡奧，還有那些農民詩人，完全是垃圾。
我不想說他們不是，我說，也不想說他們就是。
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們的數量，出來那麼多人，而且如此之突然。
有個家夥甚至想攢一本墨西哥所有詩人的作品選集。
是啊，拉斐爾說，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他知道）。
他不會收入我的哪怕一首詩，拉斐爾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問。
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拉斐爾說，那家夥不想跟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有絲毫關系。
我說他講的根本就不對，因為即便那個攢選集的惡心鬼排除掉烏裡塞斯·利馬，他也排除不了瑪麗亞和安格麗卡·芬特或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或者我。
他還的确要過我們的詩，我說。
拉斐爾沒有回答。
我們沿着米斯特裡奧斯大街走着，拉斐爾盯着地平線方向，他好像并沒有真的在看它，雖然那兒有房屋、煙霧、墨西哥城午後的塵埃。
這麼說你們都會上那個選集了？拉斐爾沉默了很久後說。
我不知道瑪麗亞和安格麗卡的情況，我說，已經很久沒見過她們了。
埃内斯托幾乎鐵定要上了。
我鐵定上不了。
那你為什麼不……拉斐爾說，可我沒有讓他問完就回答了。
因為我是本能現實主義者，我說，如果那惡心鬼不想收烏裡塞斯的詩，他也就不會收我的。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一間黑暗的辦公室，科約阿坎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3月。
沒錯，這确實是個挺怪的現象，不過原因跟哈辛托·雷克納所說的那些有點天真的理由不同。
墨西哥确實出現了一次詩人的人口爆炸。
開始時間是很清楚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
不過很難确定出一個精确的日子。
在各種決定性要素中，最顯然的要素有：國家經濟增長相對穩定（從1960年到現在），中産階級不斷壯大，還有一所學科結構日趨合理的大學，特别是人文學科得到不錯的發展。
我們不妨來審視一番這個新興詩人群體，我也屬于其中一員，至少從年齡的标準而言。
最大的主體是學生。
大部分人在大學或者教育部主辦的雜志上發表的處女作，第一本書也由跟大學有聯系的出版社出版。
很多人除了掌握西班牙語外同時精通（隻是這麼說說）一門第二外語——通常是英語，有小部分人通法語——同時翻譯用這些語言創作的詩人的作品，也不乏初出茅廬的譯者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或者德語翻譯。
有些人把業餘編輯的工作與詩歌事業聯合起來，這反過來又帶動了各種很有價值的出版項目的繁榮。
現在墨西哥的年輕詩人可能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
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像三十歲以下的詩人比20世紀60年代這一年齡段的詩人更出色呢？我們能想像在狂飙般湧現出來的當代詩人中找到與貝西拉、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或者奧梅羅·阿裡達吉斯望其項背的嗎？目前還看不到。
不過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的計劃讓我覺得特别好。
是時候了，該出一本墨西哥年輕詩人的選集，堪與蒙西瓦伊斯的《20世紀墨西哥詩選》媲美的高标準的詩選，那本書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難忘！或是像《運動中的詩歌》也可以，這本由帕斯、阿裡·丘馬西羅、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和奧梅羅·阿裡達吉斯擔綱的經典選本。
我必須承認，在某種意義上，當伊斯梅爾·薩爾科給我家裡打來電話說，路易斯·塞瓦斯蒂安，我想聽聽你的指教，這時我感到受寵若驚。
當然，指教倒在其次，我已經确知自己被納入這個選集了，這自不必言，你可能會像我的朋友們那樣說（我惟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詩被選了多少首），所以我去拜訪薩爾科最初隻是扮演一個顧問的角色，以防薩爾科疏忽某些細節，具體說來就是不要疏忽了某份雜志、外省出版物、一兩個人的名字，那些薩爾科式的一腔熱情不允許它們被奢侈地疏忽掉的東西。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爾的電話和我去拜訪之間那短短的三天裡，我無意中獲悉了選集計劃要收錄的詩人數目，無論怎麼來看，這個數目都是相當龐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矚目的實驗性，但又像詩歌大雜燴般平庸。
這個魔鬼誘惑了我，在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打來電話和我們見面的這幾天裡，它把各種想法塞進我的頭腦，等待過程（那是什麼樣的等待啊，我的天？）簡直就是一場懲罰，我的拜訪就像一個人睜開眼睛時刹那間看到了救星那樣。
那三天我備受各種懷疑的折磨。
或者是疑惑。
然而，這點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場既帶來滿足又帶來痛苦和懷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與歡樂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誘惑是：建議薩爾科把盧西歐斯·思肯也納入這本選集。
我隻支持這個數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觸。
這個計劃顯得如此魯莽，我承認，乍一看簡直是瘋了。
我這完全是吓唬自己。
後來又變得十足可憐了。
後來，當我最終保持一段小小的距離，更冷靜地審視（當然，這不過是說說而已）時，這個計劃既讓人覺得崇高又令人傷心，我非常擔心自己精神上的安甯。
至少，我耍了個手腕或者技巧，沒有對主要的利益相關人，換言之就是盧西歐斯·思肯，透露我的計劃，我一個月要見他三次或者兩次，有時隻見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見，因為他總是長時間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
從我們在埃米裡奧托·拉古納畫室第二次模糊的會面開始，雙方關系的發展進程就很不規則，偶爾呈上升态勢（特别是據我所知），偶爾又杳無影迹。
我們經常在那不勒斯區我家一間空房裡會面，但我們會面的方式要複雜得多。
盧西歐斯·思肯會把電話打到父母家裡找我，我幾乎從不在家，他就留言給我，自稱埃斯特法尼奧。
我發誓這個名字不是我建議用的。
據他說，這是向斯特凡·馬拉美緻敬，他隻聽說過（順便說一下，他幾乎對一切都這樣）這個作家，但就認為是我的守護神之一，通過他來了解我與之有着什麼樣的奇怪的精神聯系。
其實，留言時用的這個名字有點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視的禮物的名字。
換句話說，這個假名掩藏起對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說它是愛），經過幾個月的見證以及無窮無盡的沉思，我滿懷喜悅地領悟到了這一點。
他留過言後我們就在起義者街一家有機食品商店的入口處見面。
随後我們便在這個城市消失，淹沒在北邊拉維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裡，那兒我一個人都不認識，盧西歐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紹給他的男女朋友們，他們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現，他們的表情傳達出來的更多像是一個正受到感化教養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盡管，正如我試圖向他解釋的那樣，這個其他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盧西歐斯·思肯說，比如聖靈，那個高貴的野蠻人。
）夜晚來臨時，我們就像兩個朝聖者在廉價或者最便宜的旅館找個隐蔽之所，雖然這些居所也散發出某種華麗（冒着虛假的浪漫主義的危險，我甚至想說散發出某種希望），它們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裡斯曼的邊緣。
我們的關系神出鬼沒。
我不想談論愛什麼的，我也不太願意談論欲望什麼的。
我們隻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處，如幾部電影、若幹民間雕塑，他所喜歡的講述絕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歡聽這些故事的方式。
有時，他難免會給我一冊本能現實主義者出版的雜志。
我從未看到上面有他發表的詩。
其實，我忽然想到跟薩爾科談他的詩時，我隻有兩首盧西歐斯·思肯寫的詩，都沒有發表過。
其中一首是對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詩的拙劣模仿。
另一首是多裡都不會欣賞的散文詩，這是一首奇怪的詩，他隐隐約約談到旅館、吵架。
我覺得那靈感是從我這兒來的。
去見薩爾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幾乎失眠了。
我就像墨西哥的朱麗葉，陷入蒙太古和凱普萊特兩大家族之間肮髒的争鬥中。
我跟盧西歐斯·思肯之間的關系還處于秘密狀态，至少在我認為情況還處于可控範圍這個意義上。
我不是說朋友圈中沒人知道我的同性戀傾向，對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
他們隻是不知道我跟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糾纏在一起（雖然盧西歐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認為的那種典型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阿爾韋托·莫爾是怎麼得知我在推薦思肯上這本選集的呢？佩平·莫拉多會怎麼說？阿多爾費托·奧爾莫會不會認為我瘋了呢？如此冷靜，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議洩露了什麼嗎？ 所以，當我去找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把兩首我像珍稀寶貝般藏着的詩交給他過目時，我心裡已經準備好了接受各種诘難。
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薩爾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識到我推薦的人來自他們所謂的錯誤陣營。
所幸（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沒有把思肯與本能現實主義者聯系起來。
我為思肯的散文詩苦苦争取機會。
我提出，從收入的已發表作品詩人的數量而言，這本選集說不上有選擇性，對他來說是否收進我朋友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區别。
這位選家不肯就範。
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輕詩人，絕大多數人僅以一首詩來代表，可就是不選思肯。
我們讨論過程中，他問了我被推薦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我說，這時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難當。
我再次見到思肯時，在某個沒有底氣的時刻，我說想把他的一首詩收進薩爾科編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選集的努力失敗了。
他那樣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種類似感動的東西。
他問我潘喬和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收進薩爾科的選集了沒有。
我說沒有，我想沒有吧。
哈辛托·雷克納和拉斐爾·巴裡奧斯呢？他們也沒有，我說。
瑪麗亞和安格麗卡·芬特呢？沒有。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呢？我搖搖頭，事實上我并不知道，這個名字聽着不怎麼熟悉。
烏裡塞斯·利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說，沒有。
如果我也沒有收進去那更好，他說。
安格麗卡·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住進醫院，為了做一個腦動脈瘤手術，需要在頭蓋骨上鑽個孔。
一個星期後，他們又重新做了一遍，顯然把什麼東西落在大腦裡了。
醫生們對第二次手術不抱太大希望。
如果他們不做這個手術，他就會死掉，如果做了，他還是會死掉，但成功的幾率會稍好些。
我是這樣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終陪着他的人。
主要是我和他母親，但他母親已經無關緊要，每天上醫院已經把她變成個隐形女人了：無論什麼時候來，她都那麼安靜，即便她真的走進房間，坐在床邊，好像從來不曾跨過門檻，或者從來沒有完成過對門檻的跨越，那個被固定在過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輪廓。
我姐姐瑪麗亞也來過幾次。
還有胡安尼托·達費拉，又名約翰尼，埃内斯托最後的愛人。
其他來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媽，我不認識的人，他們跟我朋友的聯系隻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紐帶。
沒有任何作家或者詩人以及前戀人來過。
第二次手術持續了五個多小時。
我在等候室裡睡着了，夢見勞拉·達米安。
勞拉來看埃内斯托，後來我們倆又去桉樹林散步。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這種東西，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桉樹林，可是我夢中的這片森林卻可怕極了。
葉子銀光閃閃，擦到我的胳膊時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
大地很柔軟，像松林中鋪着針葉的地面，盡管我夢中出現的是一片桉樹林。
所有的樹幹毫無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聞。
我在等候室裡醒來時周圍空無一人，我開始哭起來。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怎麼就這樣孤獨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醫院裡孤獨地死去呢？怎麼會隻有我一個人在這裡等着某人來通知我他在一場可怕的手術中已經死去或者幸存下來呢？哭完後我想自己又睡着了。
醒來時埃内斯托的母親在我旁邊喃喃地說着我不明白的什麼話。
過了會兒我才反應過來她在祈禱。
後來一個護士進來說一切進展順利。
她說手術很成功。
幾天後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
我從未去過他家，我們都是在我家裡或者其他朋友家裡見面。
但從那時起我開始上他家裡去看他。
最初幾天他甚至都不說話。
他望着周圍，隻是眨眼睛，卻不說話。
他好像什麼也不想聽。
但醫生建議我們跟他講講話，對他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第一天，我在他的書櫃裡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認為他會喜歡的書，大聲朗讀給他聽。
這本書是瓦雷裡的《海邊墓園》，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認出了這本書。
我讀的時候他就盯着天花闆、牆壁或者我的臉，他真正的神兒并不在這上頭。
我給他讀薩爾瓦多·諾沃的詩集時，他的反應也是這樣。
他母親走進房間撫摸着我的肩膀。
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說。
不過，他慢慢地開始能辨認聲音和人形了。
—天他認出了我。
安格麗卡，他說，然後微笑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恐怖、凄慘、古怪的笑容。
我哭了。
可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我在哭，還一個勁兒地保持着微笑。
他像一具屍體。
頭發還遮掩不住手術後的傷口，頭發長出來的速度慢得讓人發瘋。
不久他又能說話了。
他的聲音調門很高卻很尖細，像笛子的聲音。
這聲音逐漸硬朗了一些，但還是很尖細。
無論如何，這不是埃内斯托的聲音，他的聲音我很熟悉。
這聲音就像一個弱智少年的聲音，一個垂死的無知少年的聲音。
他的詞彙很有限。
對他來說，想出什麼詞語來表達什麼東西已經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親讓我進了屋，帶我到她房間，氛圍如此激動，我起先還以為朋友的情況惡化了。
事實上這是母性開心的激動。
他好了，她告訴我。
我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
我想她是說埃内斯托的聲音或者說他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
他是怎麼好的？我說，試圖讓她放開我的胳膊。
她解釋了半天，但最後卻直截了當說了。
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戀了，姑娘，她說。
埃内斯托不是什麼了？我問。
這時他父親走進來，問我們在這兒幹什麼，然後說兒子的同性戀終于治愈了。
他不是用這幾個詞說的，我不想回答，同時什麼也不想問，這樣我就可以盡快走出那間可怕的屋子。
但是，在我走進埃内斯托的房間之前，還聽到他母親說：每朵雲都有一道銀色的邊帶。
當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戀，雖然有時候他弄不太清這是什麼意思。
對他來說性已經顯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這東西讓人舒服，令人激動，但已經很生疏了。
一天，胡安尼托·達費拉打電話給我說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讓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個别，因為他不忍心。
從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沒有情人了。
他的聲音有些改變，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說話，隻會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時候，除了母親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親和無數前來禮節性探訪的鄰居們——都會躲掉，這是一種最終的解脫，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過，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徹底驅除那種可怕的彬彬有禮。
過了幾個月，我探訪他的節奏拉得稍微長些了。
剛出院的那段時間，我天天去看他，等他開始能說話和在客廳裡走動時就去得少了。
但我還是每天晚上給他打電話，無論在什麼地方。
我們瘋狂地聊過幾次。
有時就我一個勁兒地說着，講着故事，那些真實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當時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這也是忘卻我們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種辦法），比如聚會、我睡過的男人，有時全由他來講，給我讀些他當天從報上剪下的報道（這是他最近培養的一項愛好，也許是治療專家建議的，誰知道呢），告訴我他吃了什麼，誰又來探訪了，母親講了什麼，這個他一般留在談話的最後說。
一天下午，我告訴他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選了一首他的詩收進剛出版的選集了，哪首詩？他用小鳥般的聲音問，那聲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髒。
那本書就在我手邊。
我告訴他。
我寫過那首詩嗎？他說。
我一怔，以為他在開玩笑，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想，也許是因為他的聲音聽上去比平常更深沉。
他的玩笑還是跟從前一樣，天真無邪，幾乎跟他說的别的話沒有區别。
可他不是在開玩笑。
那個星期我擠時間去看他。
一個朋友，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開車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進去。
在這兒等我，我說，這個小區挺危險的，要不等我們回來時恐怕就找不到車了。
他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說什麼。
那時，我已經在自己打進的圈子裡樹立起古怪的良好聲名。
恰巧，我還說對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這個小區在走下坡路。
好像他手術的副作用在街上顯現出來了，在沒有工作的人群中顯現出來了，機靈的小偷們晚上七點出來坐在太陽下，像僵屍般（或者像沒有帶信或者帶着一封無法破譯的信的使者般）自覺地準備好消磨掉又一個墨西哥城的黃昏。
當然，埃内斯托對那本書幾乎毫不在意。
他找到自己那首詩後隻發出一聲：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認出了或者給弄糊塗了，然後開始給我說起電話裡聊過的事兒來。
我出來時朋友站在車邊吸着煙。
我問他我進去的這段時間有什麼情況發生。
沒有，他說，這裡死一般寂靜。
然而不可能那麼寂靜的，因為他的頭發都豎了起來，雙手抖個不停。
我再也沒去看過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給我打來電話，背誦起理查德·貝爾弗的一首詩。
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跟那個戲劇導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歲。
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說。
拉·别哈一定是個很知性的人了。
他很有才華，但并不知性，我說。
這有什麼區别？他說。
我坐在那兒琢磨着如何回答。
他在等着我說話，有那麼幾秒鐘我們誰都不說話。
我多麼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說再見之前來了這麼一句。
我也是，那個仿佛從異度空間傳來的小鳥般的聲音說。
幾天後他母親打電話給我說他死了。
死得很安詳，她說，他在家裡坐在椅子裡曬太陽的時候就走了。
他像個小天使般地睡着了。
什麼時候死的？我問。
大約五點鐘，吃過午飯後。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參加了葬禮的人，那是在城北一個魚目混雜的公墓裡。
我沒有見到任何詩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學雜志的編輯來，來了很多親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鄰居們全到了。
我離開墓園前，兩個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領我去個地方。
我想他們打算強奸我。
此刻我才對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憤怒和痛苦。
我從包裡取出一把刀說，我會殺了你們，你們這些小潑皮。
他們跑了，我在那幾條陰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們一會兒。
我終于停下時，另一個葬禮又開始了。
我把刀放進包裡看着他們把棺材擡起來小心翼翼地放進預訂的位置。
我想死者可能是個孩子。
但也說不準。
後來，我離開墓園跟朋友在城裡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諾爾曼·博爾斯曼，坐在伊迪絲·沃爾夫遜公園的一把長椅上，特拉維夫，1979年10月。
我對别人的痛苦向來敏感，總是設身處地體驗别人的痛苦。
我是猶太人，一個墨西哥猶太人，我熟悉這兩個民族的曆史。
我想，這樣說就足夠了。
我并不想為自己辯護。
我隻想講個故事，也許我還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機制，那些機制當時我并不懂，現在仍然壓在我心頭。
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樣統一連貫。
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與黑暗、淚水與歡笑之間的一粒塵埃般閃爍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劇或者意第緒語的道德劇。
一切都是從去年2月開始的。
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簡直像一塊裹屍布，那種顔色讓特拉維夫的天空不寒而栗。
有人在按我們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門鈴。
我打開門時發現來的是詩人烏裡塞斯·利馬，一個自命的本能現實主義者的頭兒，他就站在我面前。
我談不上認識他，其實就見過他一次，但克勞迪娅經常給我講他的事兒，丹尼爾給我念過一首他的詩。
文學不是我的專長。
他的作品質量也許我永遠欣賞不了。
無論如何，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不怎麼像詩人，倒更像一個流浪漢。
我承認，我們見面的開局并不好。
克勞迪娅和丹尼爾在大學，我還要學習，所以我讓他進來，給他倒了一杯茶，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
一分鐘後一切恢複正常。
我沉浸在馬堡學派[MarburgSchool，19世紀70年代由新康德主義發展出來的學派。
似乎烏裡塞斯的臉在燈光下變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
]哲學家（納托普、科恩、卡西爾、朗格）中，同時還看看所羅門·麥蒙的評論，後者間接地拆解着馬堡學派的哲學家們。
可是過了會兒，大概二十分鐘或者兩個小時後，我的腦子開始茫然起來，在那種空白狀态，烏裡塞斯·利馬的臉，剛來的這個人的臉開始浮現出來，雖然我的腦子一片空白，但是我還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的五官特征準确浮現出來，我說不上具體用了多久， 我出去時發現他攤在一把扶手椅裡睡着了。
我站着看了他一會兒。
我又回到自己房間想專心學習。
我辦不到了。
我本來要外出，但撇下他一個人似乎不合适。
我考慮叫醒他。
我想也許該學他的樣子也去睡一覺，但我又很擔心或者難為情，我說不上是哪種情形。
最後，我從書架上拿起一本納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發上面面對他讀起來。
大約十點時克勞迪娅和丹尼爾回來了，我兩腿發麻全身疼痛。
更糟糕的是，我剛才讀過的東西不知所雲，不過看見他倆進門時我試圖把手指舉到嘴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也許是因為不想在克勞迪娅和丹尼爾開口說話之前擾醒烏裡塞斯，也許我已經習慣了聽他沉睡時節奏穩定的呼吸聲。
可是猶豫了幾秒後，克勞迪娅看見烏裡塞斯在扶椅裡時，一切都徒勞了。
她上來就罵聲他媽的或者哇噻之類的話，因為雖然克勞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歲時又來到墨西哥，内心深處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墨西哥人，或者她聲稱如此，誰知道呢。
烏裡塞斯慢慢醒過來，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勞迪娅在離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見了丹尼爾，丹尼爾也在微笑。
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們出去吃飯慶賀他的光臨。
起初我說實在不能去，我得讀完馬堡學派的東西，但克勞迪娅不許我缺席。
想都别想，諾爾曼，不要另搞一套。
晚飯吃得很開心，雖然我很害怕。
烏裡塞斯給我們講了他的冒險經曆，我們全都笑個不停，他或許主要是對克勞迪娅講，但無論給我們講的故事實際上有多悲傷，用如此充滿魅力的方式講出來，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個時候你隻能大笑。
後來我們沿着阿洛左羅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我和丹尼爾走在前面，拉開很長一段距離，克勞迪娅和烏裡塞斯在後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這個世界上他有的是時間。
丹尼爾讓我别走得這麼快，問我幹嗎這麼匆忙，我馬上改變話題，問他最近在幹嗎，然後告訴了他對那個瘋狂的老所羅門·麥蒙的第一感覺，想盡一切辦法延緩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害怕那個時刻。
要是能躲掉那個晚上我該多開心啊。
我多想這樣。
回到房間後我們還有時間喝杯茶。
後來丹尼爾看着我們三個說他要去睡覺了。
聽到他關上門後我也說要去睡覺了，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
我熄了燈躺在床上，聽到克勞迪娅跟烏裡塞斯聊了會兒。
接着門開了，克勞迪娅打開燈，問我明天有沒有課，然後開始脫衣服。
我問她烏裡塞斯·利馬睡哪兒。
沙發上，她說。
我問她都跟利馬說了什麼。
她回答什麼也沒說。
我也脫了衣服上床，緊緊閉上雙眼。
兩個星期裡，一種新的秩序開始盤踞我們的屋子。
至少我感覺是這樣，也許以前太為瑣事傷腦筋了，沒有注意到。
克勞迪娅先是試圖對新情況不理不睬，最終也與現實妥協了，說開始感覺很壓抑。
第二天早上，烏裡塞斯跟我們在一起，趁克勞迪娅刷牙的時候說愛她。
克勞迪娅說已經知道了。
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你，烏裡塞斯說，我來是因為愛你。
克勞迪娅回答說他可以寫信。
烏裡塞斯備受鼓舞，寫了一首詩，吃午飯時讀給克勞迪娅聽。
我沖動地從桌邊站起，不想聽，克勞迪娅讓我待着别動，丹尼爾也懇求了一次。
那首詩基本上是關于一個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這個城市就是指特拉維夫，詩裡還寫到一個流浪漢或者乞讨詩人。
我覺得挺美，也如實向他這樣說了。
丹尼爾表示贊同。
克勞迪娅好一陣不說話，表情若有所思，後來她說我們講得對，自己要能寫出這麼漂亮的詩就好了。
頃刻間我想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處，我主動提出買一瓶葡萄酒。
但克勞迪娅說明天一起來就得去大學，十分鐘後她關起門來躲進我們的房間。
我和烏裡塞斯、丹尼爾聊了會兒，又喝了杯茶，然後各自回屋。
大約三點時我起來上衛生間，我踮着腳穿過起居室時聽到烏裡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這裡。
我猜他臉朝下趴着。
從我站着的那個角度看，他在沙發上好像隻是一段身子，一截蓋着條毛毯和舊大衣的身段，一個堆積物，一個肉塊，一個影子，好像扔在那裡，好不凄慘。
我沒有告訴克勞迪娅。
其實，那時，我已經有很多事情不讓她知道了，不讓她知道這個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謊。
就我們作為學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對她來說一切都沒有改變，或者就算改變了，她也會極力不讓它們顯露出來。
烏裡塞斯剛到特拉維夫時，丹尼爾是他形影不離的同夥，但是，兩三個星期後丹尼爾又認真學習起來，否則就會影響到考試成績。
我慢慢地成了烏裡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
可是我忙着對付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所羅門·麥蒙，而且腦子裡一團糟，因為每天晚上，我起來解手時老看見烏裡塞斯在黑暗中哭泣，這還算不上是最壞的，最糟的是，有時晚上我總想，今天我又會看到他哭泣——我是說看到他的臉，因為直到那時我還隻是聽到哭聲，但誰能肯定我聽到的就是哭聲，而不是比如某人在達到高潮時發出的喘氣聲呢？我一想到要看見他的臉，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現出來，一張淚流滿面的臉，一張被從起居室窗戶透進來的月光觸摸過的臉。
那張臉顯得如此荒涼，從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間聽到旁邊克勞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塊岩石般壓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
有時我長時間地坐在床上，抑制住沖動不要去衛生間，抑制住沖動不要哭泣，完全是因為害怕那天晚上他會在黑暗中擡起臉，我會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從他撞進我們公寓門的那一天就沒有了。
我就是做不了。
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
第三天晚上，我們第一次嘗試做，克勞迪娅問我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說，你幹嗎問這個？因為你安靜得像個死人，她說。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像個死人而是像個死人世界裡的一個不情願的客人。
我隻好不吱聲。
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極度壓抑中達到高潮。
甚至連克勞迪娅的呻吟，過去那麼撩撥我欲望的呻吟也變得難以忍受。
那呻吟聲讓我神魂颠倒（但我總是小心翼翼地不讓她知道），在我耳邊發出吱吱嘎嘎的摩擦聲，我想用手或者雙唇捂住她的嘴，悶住那聲音。
一句話，做愛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時成了我想方設法回避或者推遲的事兒。
我總是磨蹭到最後上床。
我跟烏裡塞斯（他好像從來不知疲倦）在一起，我們無所不談。
我讓他給我讀當天寫的東西，也不在乎這是一首寫給克勞迪娅的情詩，把情感表達得何其痛苦不堪。
總之，我喜歡這些詩。
當然，我更喜歡别的詩，那些談論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鮮事物的詩，談論他獨自一人出去漫遊特拉維夫、吉瓦特羅卡奇、哈爾沙羅、老港口城賈法的小巷、大學校園、亞昆公園的詩，或者回憶遙遠的墨西哥與墨西哥城的詩，以及那些進行形式實驗或在我看來是形式實驗的詩。
所有這些詩我都很喜歡，除了幾首寫克勞迪娅的。
但這并非因為我，并非因為可能會傷害我或者她，而是因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騾子般的固執，他那徹頭徹尾的愚蠢。
一天晚上，我跟他談了。
我說：烏裡塞斯，你幹嗎這樣對待自己？他假裝沒有聽見，漫不經心地看了我一眼（這讓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個其他念頭從我的腦子裡閃爍而過，小時候在波蘭科小區養的一條狗的表情，每當我父母快要睡着時它會忽然咬人），接着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好像我沒有一句話可說。
那天晚上，我上床後趁克勞迪娅睡着的時候跟她做起愛來，當我終于進入完全的情欲狀态，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來錢又成了問題。
克勞迪娅、丹尼爾和我都在上學，我們每月從父母那裡拿助學津貼。
丹尼爾的錢隻夠勉強過活。
克勞迪娅寬裕些。
我的狀況介于二者之間。
如果我們把錢集中起來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選課費和飯錢，還夠看電影或者看戲，或者去薩蒙霍夫街上的塞萬提斯書店買西班牙語的書。
可是烏裡塞斯到這兒後一切都讓人發愁起來，因為一個星期後，他的錢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間像社會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又多了一張嘴要吃飯。
不過，照我說，這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困難。
我打算放棄些奢侈的消費。
丹尼爾也不在乎，盡管他繼續過着跟以前沒什麼兩樣的日子。
主要問題在克勞迪娅身上。
她會怎麼想？她對這個新情況惱火至極。
開始她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既冷靜又現實。
一天晚上，她告訴烏裡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讓人從墨西哥寄點錢過來。
我記得烏裡塞斯坐在那裡，面帶一種很不對稱的微笑望着她說，會去找的。
第二天吃晚飯的時候，克勞迪娅問他找到工作了沒有。
還沒有，烏裡塞斯說。
可是你出去找了嗎？克勞迪娅問。
烏裡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沒回就說找了，找了但運氣不佳。
我坐在桌子頭上，能看見他的臉部側影，我覺得那張臉好像在微笑。
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
那樣子好像克勞迪娅是他老婆，一個唠唠叨叨的老婆，一個對丈夫找工作憂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歡這種感覺。
那天晚上我告訴克勞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處境，他已經很難過了。
你指望他在特拉維夫找到什麼樣的活兒？我說，建築工？市場搬運工？洗碗工？你懂什麼啊，克勞迪娅對我說。
當然，第二天晚上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後下次同樣如此，每回克勞迪娅都更專制，勸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烏裡塞斯總是用老一套來應付，很鎮靜，擺出聽天由命的樣子，當然，他依然很開心。
隻要我們一去大學，他就出去找工作，四處打聽，但一無所獲，不過第二天他還會去碰運氣。
最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一吃過晚飯，克勞迪娅就在桌上鋪開紙，查找工作信息，然後把它們寫在紙上，告訴烏裡塞斯得上哪兒去找，坐哪路公交車，怎麼步行距離最近，烏裡塞斯總是說沒有錢乘公交車，克勞迪娅說沒必要給他錢，因為他喜歡步行，每當丹尼爾或者我說可他怎麼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約雷街、佩塔蒂卡瓦、羅希哈因這些地方，那兒需要建築工，她就說（當着他的面，這時他微笑地望着克勞迪娅，雖說像個受鞭笞的丈夫，但畢竟還是丈夫）利馬曾經在墨西哥城四處漫遊：怎樣從墨西哥自治大學步行到衛星市，而且晚上也會如此，那距離差不多像從以色列的這端走到另一頭了。
情況持續惡化。
烏裡塞斯現在一點錢都沒了，工作還沒着落，一天晚上，克勞迪娅氣沖沖地回家，說她的朋友伊莎貝爾·高爾基看見烏裡塞斯在北特拉維夫火車站睡大覺，有時還在哈邁拉奇·喬治街或者沿着甘梅爾街乞讨，她說這是不能接受的，還特别強調了“不可接受”這個詞，好像允許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維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沖我和丹尼爾說這話的，可烏裡塞斯就在現場，在桌邊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聽着，好像是個隐形人，後來克勞迪娅又說烏裡塞斯向我們撒謊，他壓根就沒有找工作，我們得決定到底該如何處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爾早早就把自己關進屋裡，幾分鐘後我也學他的樣子，但不是走進自己的房間（我跟克勞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處晃悠、自由呼吸，遠離我熱愛的鷹身女妖。
我回去時大約十二點，一開門就聽到屋裡傳來音樂聲，是克勞迪娅特别喜歡的凱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後是說話聲。
這聲音讓我安靜下來決定不要立刻走進起居室。
先是聽到克勞迪娅的聲音，接着又是烏裡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說話的那種聲音，至少克勞迪娅不是那種日常的聲音，沒多久我便發覺他們是在讀詩。
他們一邊聽着凱特的歌一邊讀着短詩，冷漠又憂傷，明澈又晦澀，緩慢又迅捷如閃電，這幾首詩描寫一隻靠着波德萊爾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貓，也許跟靠着一個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隻貓！（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烏裡塞斯翻譯的理查德·布勞蒂甘的詩。
）我走進起居室時，烏裡塞斯擡起頭望着我微笑。
我什麼也沒說挨着他們坐下，取出一支煙，請他們繼續朗讀。
我上床後問克勞迪娅怎麼回事。
有時烏裡塞斯簡直讓我發瘋，就是這樣，她說。
過了一星期，烏裡塞斯離開特拉維夫。
克勞迪娅向他道别時流了幾滴淚，然後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待了很長時間。
一天晚上，甚至還不到三天，烏裡塞斯就從沃爾特·舒爾曼集體農場打來電話。
丹尼爾的一個堂弟，跟我們一樣是墨西哥人，住在那裡，集體農場的成員們收留了烏裡塞斯。
他說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廠打工。
你喜歡嗎？克勞迪娅問，不是太喜歡，烏裡塞斯說，工作實在很乏味。
不久，丹尼爾的堂弟來電話說烏裡塞斯被開除了。
為什麼？因為他不幹活。
我們差點因為他被開除了，丹尼爾的堂弟說。
他現在在哪兒？丹尼爾問，其實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電話來，想看看烏裡塞斯在哪裡，好讓他支付在集體農場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賬單。
有好幾個晚上我們等着烏裡塞斯現身，但他還是沒有回來。
倒是來了一封從耶路撒冷發出的信。
我以自己的名譽或者無論什麼發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雲。
它向我們傳遞的惟一信息是，證明以色列郵政服務系統何等的出色，它簡直無可挑剔。
信是寄給克勞迪娅的，但房間号寫錯了，街道名裡有三處拼寫遺漏了，寄來的東西像份資料。
那是郵件外面的情況。
裡面更糟。
我說了，信難以卒讀，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語寫的，至少這是我和丹尼爾得出的結論。
不過很可能是用亞拉姆語寫的。
關于這點，關于亞拉姆語，我有些奇怪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和丹尼爾試圖破譯信的内容時，克勞迪娅極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說這是烏裡塞斯很久以前給她講的一個故事，那時他們還在墨西哥城。
克勞迪娅說，據烏裡塞斯的說法，那個著名的關于耶稣的寓言，關于那個富人、那隻駱駝、那個針眼的故事[指《新約·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進天國是難的……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财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見《新約·馬太福音》第19章23節。
]，也許是失誤所緻。
克勞迪娅說，烏裡塞斯說過，在希臘語（可烏裡塞斯什麼時候懂希臘語的呢？）中有一個詞叫káundos，駱駝，在這個詞中，字母n讀起來很像“i”，而káuidos有電纜、線圈、粗繩的意思，其中字母“i”讀作i。
他開始對此感到不解，因為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馬可福音的基礎上寫出的，無論任何源自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錯誤或者印刷失誤都應更正過來了。
讓這個說法站不住腳的惟一理由是，克勞迪娅重複烏裡塞斯的觀點說，熟悉希臘語的路加會糾正這個錯誤，但是路加懂希臘卻不懂猶太世界，他也許以為駱駝通過或者沒有通過針眼是希伯來或者亞拉姆語源中的諺語。
有趣的是，據烏裡塞斯說，這個錯誤還有其他來路，據偉大的教授品徹思·萊皮德（克勞迪娅說什麼名字啊），法蘭克福大學的希伯來和亞拉姆語學者說，在加利利人的亞拉姆語中有些諺語，用名詞gamta指船的纜繩，如果某個輔音字母書寫潦草，這在希伯來和亞拉姆語手稿中很常見，很容易被當成Gamal或者Camel[Gamal是希伯來語、camel是英語的“駱駝”之意。
]，特别是考慮到在亞拉姆語和古希伯來語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寫出來的，隻好通過推理來确定。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克勞迪娅說，烏裡塞斯說過，沒有多少詩意卻更為真實的寓言。
船纜或者粗繩穿過針眼要比一個富人進入天堂容易得多。
他究竟更喜歡哪個寓言呢？丹尼爾問。
我們兩個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勞迪娅說出來。
當然是有錯誤的那個了。
一個星期後，我們收到利馬從希伯侖寄來的明信片。
後來又收到從死海邊的某個地方寄來的一張。
第三張明信片發自埃拉特，告訴我們他在一家旅館找到了當服務員的工作。
此後很長時間，我們就什麼消息也聽不到了。
說實話，我知道服務員的工作他也不會幹太久，我知道漫無目的地在以色列轉悠而口袋裡沒有一分錢可能相當危險，但我對别人什麼也不說，不過我認為丹尼爾和克勞迪娅都很清楚這點。
有時我們在吃晚飯的時候會聊到他。
你覺得他在埃拉特幹嗎呢？克勞迪娅問。
他在埃拉特可走運了！丹尼爾說。
我們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說。
很快我們就巧妙地轉換了話題。
當時我正在讀維特根斯擔的《邏輯哲學論》，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突顯了自己的虛弱感。
我記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幾天，從來都很敏感的克勞迪娅把《邏輯哲學論》拿走，藏在丹尼爾的屋裡，給我換上一本她喜歡讀的小說，法國人J.M.G.阿欽博迪寫的《無盡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們正吃飯的時候，我開始想起烏裡塞斯來，而且幾乎沒有覺察到幾滴淚水順着臉頰流下來。
怎麼了？克勞迪娅問。
我說，如果烏裡塞斯生病了，沒有任何人照顧他，就像她和丹尼爾照顧我那樣。
然後我又感謝了他們，情緒低落極了。
烏裡塞斯壯實得像……疣豬，克勞迪娅說，丹尼爾笑了。
克勞迪娅的話，以及她的微笑，很傷我，我問她是不是變得對一切都麻木不仁了。
克勞迪娅沒有回答，開始給我做檸檬茶。
我們都詛咒烏裡塞斯該死！我大聲說。
丹尼爾叫我别誇張了，這時我聽到了克勞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聲音，它在杯子裡碰撞着攪拌着，在調勻液體和蜂蜜，後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了，請她，求她在我說話時望着我，因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爾說話，因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爾給個解釋或者安慰我一下。
這時克勞迪娅轉過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裡說，你要我說什麼？我覺得你這樣說話太瘋了，那些哲學在影響着你的大腦。
丹尼爾好像說了聲我的天，是啊，最近兩個星期來你埋頭在維特根斯坦、柏格森、凱澤林（坦率地說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蘭多拉，那個叫路易斯·克勞德的家夥（他是說路易斯·克勞德·德·聖一馬丁，《充滿激情的人》的作者），還有瘋狂的種族主義者奧托·魏甯格，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
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給你看的小說，克勞迪娅補充了一句。
這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問她為什麼如此麻木。
克勞迪娅盯着我時我才意識到把事情弄砸了，但為時已晚。
克勞迪娅開始發話時整個房間都動搖起來。
她說我永遠不許再這樣說。
她說我再這樣說我們的關系就斷了。
她說不太擔憂烏裡塞斯·利馬的異常行為并不表明麻木。
她說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軍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嚴重。
她說，哥哥加入人民革命軍部隊，相信整個美洲大陸需要來一場革命，那是很嚴肅的。
她說，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場危機中都在阿根廷的話，現在可能全都死了。
她說完這一切後開始哭起來。
所以，我們兩個才能在一起，我說。
我們沒有像我喜歡的那樣擁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這時丹尼爾提議出去走走，但克勞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還生着病呢，我們最好再喝點茶然後上床睡覺。
一個月後，烏裡塞斯出現了。
跟他一起來的還有個大塊頭的家夥，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烏裡塞斯在比爾舍巴認識的奧地利人。
我們安排兩個人在起居室裡住了三天。
這個奧地利人睡地闆，烏裡塞斯睡沙發。
這家夥名叫海米托。
我們不知道他姓什麼，他幾乎一句話都不說。
他跟烏裡塞斯說英語，但水平也是勉強過得去。
我們從來沒見過取這種名字的人，但克勞迪娅說有個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爾，也是奧地利人，不過她也拿不準。
乍看上去，烏裡塞斯的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處在弱智的邊緣。
但他們卻相處甚歡。
他們離開的時候我們去機場送行。
直到此刻，烏裡塞斯似乎還很鎮定，對自己控制得不錯，表情顯得很漠然。
現在他忽然傷感起來，但傷感這個詞不太貼切。
也許更像憂郁。
他走的前天晚上，我們聊了很久，我說很高興認識他。
我也是，烏裡塞斯說。
走的那天，烏裡塞斯和海米托通過安檢區拐到看不見的地方後，克勞迪娅開始哭起來，有那麼片刻，我想克勞迪娅是愛他的——當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11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從那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們在任何聚會上都看不到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此事聽着有些蹊跷，得承認有些蹊跷，但我們都很想念她。
每次馬普萊斯·阿爾塞來看疊戈·卡瓦哈爾将軍時，都會問塞薩雷亞，什麼時候她才覺得不生氣了。
但這時塞薩雷亞開始裝聾作啞。
有一次我跟曼努埃爾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會兒。
我們沒有聊文學，聊的是政治和舞蹈，這是塞薩雷亞喜歡的話題。
那時，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墨西哥城到處都是舞廳。
最大的在中心區，但周邊鄰近地區塔庫巴亞、觀星樓區、科約阿坎區，南到特拉爾潘，北到林達韋斯塔區，也有大量的舞廳，塞薩雷亞成了為跳一場舞，從城市這頭穿到另一頭的狂熱者中的一員，但據我所知，她最喜歡中心地區的舞廳。
她總是一個人去。
那是在她遇見恩卡納西翁·古斯曼之前。
現在人們對這種事不會有任何想法，但那時卻會引發各種誤會。
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麼原因了，也許是她邀請我了，我帶她去參加一場舞會。
那場舞會是在拉古尼亞市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個帳篷裡舉行的，進去之前我就說：你雖然約了我，塞薩雷亞，但别讓我跳舞，我不會跳，也不想學。
塞薩雷亞笑了，什麼也沒說。
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啊，小夥子們，多麼沖動啊。
我記得那些小圓桌是用某種輕金屬比如鋁做的，盡管可能不是鋁。
舞池呈不規則的正方形，是一個撐起來的木台子，樂隊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爾卡或者丹頌舞曲一樣可以迅速轉換成老情歌的旋律。
我要了兩杯蘇打水，我回到我們那一桌時塞薩雷亞已經不在了。
她上哪兒去了？我在納悶。
後來我又看見她了。
你猜她在哪兒？沒錯，在舞池裡，獨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這個時代這再正常不過了，沒有一點反常的，時代變了，可在當時，那跟公開挑釁幾乎沒區别。
這樣，我需要面對一個嚴重的棘手難題，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
他們問：那你是怎麼處理的呢，阿馬德奧？我說，噢，小夥子們，你們要是處在我這個位置上會怎麼辦呢？我走進舞池也跳起來。
你現學現跳嗎，阿馬德奧？他們問。
嗯，我還真學了，那音樂好像等了我一輩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羅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樣，對吧？所有的障礙和顧慮頃刻間煙消雲散，我移動着腳步，微笑地望着塞薩雷亞，多漂亮的一個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覺得出，她無時無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裡閉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會在家裡，在下班的路上，在給自己煮咖啡的時候，在讀書的時候，都會跳舞，可是我不能閉上眼睛，小夥子們，我眼睛睜得大大地望着塞薩雷亞，我沖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兩個人要多開心有多開心，開心得刹那間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終還是沒敢這樣，因為畢竟我們之間原本的那種感覺就挺好。
我從來沒有過一門心思的時候。
這還隻是第一步，像大家說的那樣，這就是我來跳舞的原因，小夥子們，這還隻是第一步，後來我就欲罷不能了。
有一段時間，但那已經是很多年之後，塞薩雷亞失蹤之後，青春的狂熱已經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兩周一次去舞廳上。
我想說說三十多歲的時候，小夥子們，然後再說說四十多歲，甚至好好說說五十歲的片段。
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
她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喜歡跳舞，可她還是跟我去了。
我們玩得很開心。
後來，她死了，我就一個人去。
那時我仍然很開心，雖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餘味完全不同了，音樂完全不同了。
我去那裡絕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兒子們卻這麼認為，弗朗索瓦·薩爾瓦鐵拉和卡洛斯·曼努埃爾·薩爾瓦鐵拉，一個是教授，一個是律師，兩個好孩子我都很疼愛，但并不常見他們，他們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煩，但無論如何，我已經為他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給他們提供了不錯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給我的要好多了，現在他們要全靠自己。
我這是在說什麼啊？是說我兒子們以為我上舞廳是找朋友吧？最終，他們恐怕還是說對了。
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門可不是為了這個。
我是去跳舞，在某種意義上是出去找塞薩雷亞，或者毋甯說是找塞薩雷亞的幽靈，她的幽靈還萦繞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瀕臨崩潰的地方，翩翩起舞。
你們喜歡跳舞嗎，小夥子們？我問。
他們說，看情況了，阿馬德奧，看跟誰去跳了，不會單獨去，這是肯定的。
噢，那兩個小夥子。
我又問他們墨西哥現在還有沒有舞廳，他們說還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們知道的沒有那麼多，但還存在。
他們說，有些舞廳叫做“肮地兒”，挺古怪的名字，讓他們激動的音樂也是流行樂。
你們是說外國音樂吧，我問，他們說：不，阿馬德奧，是墨西哥音樂家、墨西哥樂隊創作的流行樂，小夥子們開始說起他們的名字來，一個比一個古怪。
沒錯，我記住了其中的一些。
“克裡斯特羅的内在”，這個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記住。
“火星上的凱法内斯”、“刺客安格麗卡·瑪麗亞”、“無産階級的回旋”，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們大笑起來，議論起來。
幹嗎叫“刺客安格麗卡·瑪麗亞”呢，尤其是安格麗卡·瑪麗亞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個漂亮女孩？我問。
他們說：安格麗卡·瑪麗亞是極其漂亮的。
阿馬德奧，那肯定是一種贊美，不是威脅，我說：“凱法内斯”不是安内爾主演的一部電影嗎？他們說：安内爾和瑪麗亞·弗裡克斯的兒子，阿馬德奧，你還挺時尚。
我說：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
恩裡克托·阿爾瓦雷斯·弗裡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年輕人。
他們說：你的記憶力真他媽的好極了，阿馬德奧，我們來為此幹一杯。
我說：“無産階級的回旋”呢？他們在家時叫什麼名字？他們說：他們是費德爾·維拉斯克斯的混賬後代，阿馬德奧，他們是新一代的勞動者，在向前工業社會時代緻敬。
我說：我才不管什麼費德爾·維拉斯克斯呢，小夥子們，經常鼓舞我們的是弗羅雷斯·馬貢。
他們說：幹杯，阿馬德奧。
我說：幹杯。
他們說弗羅雷斯·馬貢萬歲，阿馬德奧。
我說：萬歲。
想起昔日時光，夜已經很深時，感覺胃裡有種刺痛感，那時夜晚已開始潛入黑夜，但從不來得那麼突然，那個還亮着餘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來：我來了，我來了，可是總要等很長時間才來，好像她，這個魔鬼也停下來觀看夕陽，觀看那無與倫比的墨西哥的夕陽，孔雀般的夕陽，像塞薩雷亞住在這裡、我們還是朋友的時候所描述的那樣，這時我好像能看見塞薩雷亞在疊戈·卡瓦哈爾将軍的辦公室裡，坐在辦公桌邊，眼前放着那台閃亮的打字機，對将軍的警衛交代着什麼，警衛們不值班的時候總是在這裡打發時間，當将軍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擡高聲音時，他們就坐在扶椅裡或者在過道裡斜靠着，塞薩雷亞故意讓他們忙起來，或者真的需要他們幫忙，打發他們去辦事或者在胡裡奧·諾迪爾先生的書店裡找一本書，因為她要給将軍寫講話槁，需要參考一兩個說法或者引文，據曼努埃爾說将軍的講話稿通常都由她來捉刀。
那些講話精彩極了，小夥子們，我說，傳遍整個墨西哥，印在全國的報紙上，包括莫特雷伊、瓜達拉亞拉、韋拉克魯斯和坦皮科的報紙。
有時我們在咖啡店的聚會上大聲朗讀。
這些講話稿都是塞薩雷亞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軍的辦公室裡寫出來的：一邊抽着煙，跟警衛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爾或我聊着天，邊說邊在打字機前寫，一氣呵成。
那個女人的才華真了不得，小夥子們。
你們這樣試過嗎？我可試過，但辦不到，隻有極少數天生的作家或記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邊談着政治，同時寫着有關園藝或者揚揚格的六步格詩（我可以告訴你們，小夥子，這種才華是很罕見的）的小文章。
她這樣在将軍的辦公室裡待了些日子，幹完工作，有時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東西，然後一個人走了，雖然經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時是将軍本人，疊戈·卡瓦哈爾，那個大人物，那個身兼數職的大人物，可塞薩雷亞根本不讓：肯定不成，給你檢查總長辦公室來的文件，将軍（她管他叫将軍，不像我們别人那樣稱作“我的将軍”），還有韋拉克魯斯政府的文件，還有哈拉帕的書信，還有明天的講話稿，然後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見到她。
我跟你們說過“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嗎，小夥子們？在我那個時候，他是藝術的贊助家。
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你們真該見見他。
個兒不高，挺瘦，當時差不多已經快五十歲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隻身應對國會議員馬爾蒂内斯·薩莫拉的槍手們，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視着，絕不從胳膊底下的槍套裡去抓那支柯爾特式手槍，其實他的外衣就敞開着，我看着那些槍手在他的盯視下無可奈何，看着他們往後退去，嘴裡小聲說着原諒我，我的将軍，一定是議員搞錯了，我的将軍。
如果有什麼人忠于上帝的話，這個人就是疊戈·卡瓦哈爾将軍了，這個文學藝術的愛好者，雖然他自稱十八歲時才學會讀書。
他過的什麼生活啊，小夥子們！我說。
如果要我跟你們講他的故事，可以說上整整一夜，我們得喝掉更多的龍舌蘭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蘇西達斯牌梅斯卡爾酒，才能給你們講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個黑洞是怎麼回事。
那個閃耀的黑洞！簡直是漆黑，他們說。
是漆黑，沒錯，小夥子們，我說，漆黑。
這時一個小夥子說，我這就去再買一瓶龍舌蘭。
我說别去了，我大概從昔日的回憶中獲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躍而起（如閃電般，或者思想的閃電般）沿着我房間黑暗的過道走進廚房，打開所有的櫥櫃搜尋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蘇西達斯酒，我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剩了，我嘴裡咕咕哝哝地咒罵着，在兒子帶給我的湯罐頭中間，在沒有價值的垃圾中間，翻尋着，最後隻好接受了這個痛苦的事實，我大概是鬼迷心竅了。
我挑了些零食來充饑：幾包花生、一聽辣炖豆子罐頭、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驅逐艦速度把東西帶回去，這艘艦在某條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霧中失蹤了，我不知道具體在哪裡，總之是失蹤了，因為我的腳步其實并沒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
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馬德奧，我心裡對自己說，你一定喝醉了，自己還輕估了，在霧中迷了路，隻有一盞小小的紙燈籠挂在我面前的槍炮口上，可我并沒有驚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搖着我的小鈴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戰艦，其實那時我走路的樣子好像在跳着某種街舞的舞步，别人現在還是否這樣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沒有，左腳後跟觸着右腳尖，接着右腳後跟又碰到左腳尖，這是一種荒謬絕倫的步子，但那個時代的人都熟悉，别問我什麼時候，也許是米格爾·阿萊曼當總統的時候，我在某個時刻走起這樣的舞步，我們盡做傻事，接着我聽到門被摔上的聲音，然後是人聲，我對自己說阿馬德奧别傻了，向說話的方向走去，用你鏽迹斑斑的艦首分開這條河的迷霧，然後回到朋友那兒，我還真這樣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裡摟滿了東西，兩個小夥子就在正屋裡，坐在那兒等着我，其中一個已經買來兩瓶龍舌蘭。
噢，走進燈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燈光中是多麼舒服啊，來到明媚的地方多麼舒服啊。
利桑德羅·莫拉萊斯，薩埃塔墨西哥人理發店，拉維拉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0年1月。
阿圖羅·貝拉諾的書終于出版時，貝拉諾已經成為幽靈作家，我也快成幽靈出版家了。
我知道終會有這麼一天。
有些作家就是災星，運氣太差，你最好把他們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運。
即便你是個實證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遠離這些人。
我想說句發自肺腑的話：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書無異于在玩火。
我被火燒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錯在哪兒絕對沒什麼不好，因為别人的經驗往往也能拿來為他人所用。
我現在經常酗酒，經常在酒吧裡消磨一天，把車停在遠離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時總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債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覺，然後就喝得更多。
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總覺得一個雇傭殺手在跟蹤我。
沒準兩個呢。
我在這場災難發生之前就已經是個鳏夫了，感謝上帝，所以，我至少因為讓可憐的妻子免受這場磨難而稍感安慰，這場需要穿越在盡頭等待着所有編輯們的陰影的旅程。
盡管，有時晚上我不禁自問為什麼這事會讓我碰上，所有的人隻有我碰上了，但是從内心深處，我坦然地聽天由命。
獨處讓我變得更加堅強。
尼采（我
盧那察爾斯基夫人、艾林伯格、塔利内、岡察洛斯基、馬察科夫、埃卡斯特爾夫人、韋勒·蒙納特、馬爾維納、拉裡昂諾、貢蒂亞諾娃、貝諾娃、索蒂内，這個名字顯然藏在字母n後面。
戴布萊特、道斯伯格、雷奈爾、察恩、德裡安、沃爾特洛瓦·蘇爾=穆克倫。
毫無疑問，他是這一批中最好的。
或者是她，因為需要知道（至少在墨西哥）沃爾特洛瓦·蘇爾=穆克倫是男性還是女性。
讓·科蒂埃、皮埃爾·阿爾伯特·比羅特、邁特辛格、讓·夏洛特、莫裡斯·雷奈爾、皮尤克斯、F.T.馬裡内特、G.P.盧西尼、保羅·布西、A.帕拉柴斯基、安裡克·卡瓦茨基歐裡、利貝羅·奧爾托馬雷，我不知道怎麼回事，我的記憶出現了問題，小夥子們，這個名字我聽着像阿爾韋托·薩維尼諾。
盧西亞諾·弗格爾，多好聽的名字，你們不覺得嗎？在元首的軍隊裡有個傘兵師就叫弗格爾。
一群同性戀，讓澳大利亞人踢他們的屁股。
E.卡爾迪勒、G.卡裡爾利、F.曼塞爾拉·芬蒂尼、奧羅·德·阿爾巴、馬裡奧·貝圖達、阿曼多·馬薩、M.博西奧尼、C.D.卡爾拉、G.塞威利尼、巴利爾拉·普拉特拉、康朱諾、科爾拉、馬利亞諾、博西奧尼，這不是我自己在重複，是曼努埃爾或者那可怕的印刷工幹的。
費西、塞蒂麥爾利、卡爾利、奧齊塞、利納蒂、蒂亞·羅薩、聖·波恩特、迪沃爾雷、馬蒂尼、莫雷蒂、皮拉德洛、托齊、埃沃拉、阿德高、薩西尼諾、托沃拉托、道布勒、道斯伯格、布洛格裡奧、尤特裡羅、法夫裡、瓦特裡格納特、列戈、諾拉·博爾赫斯、薩沃裡、吉米、凡·高、格呂内瓦爾德、德雷恩、科康内特、波辛高特爾、馬爾凱、吉爾内斯、弗賓、德勞奈、庫爾克、舒韋特爾斯，應該是庫特·舒韋特爾斯，其中一個小夥子，那個墨西哥人說，好像剛從萊諾鑄排機的地獄裡發現了自己失蹤的雙胞胎兄弟，海尼切、克萊姆，可能是克裡。
澤内爾、吉諾。
簡直是中邪了，沒有比這更加晦澀的了。
高爾利、博泰、西奧卡托、喬治·貝婁思、吉奧爾吉奧·德·齊裡克、莫迪格裡亞尼、坎塔雷利、索菲思、卡雷納，目錄到這裡就結束了，在卡雷納後面用了不祥的“等等”一詞。
我讀完那份冗長的名單後，兩個小夥子跪下或者專注地肅立，我實在想不起是哪個動作，但這并不重要，像士兵般肅立或者像個虔誠的信徒般跪在那裡，喝完最後一口酒以示對所有那些熟悉或陌生、被他們的孫子輩們記住甚至被忘記的名字表示緻敬，我看着這兩個一分鐘前還貌似認真的小夥子，專注地肅立在我面前，向那面旗幟或者已經倒下的同伴緻敬，我也舉起杯子一飲而盡，對我們所有的死者以示敬意。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77年5月。
阿圖羅·貝拉諾到巴塞羅那後跟母親住在一起。
母親已經在這裡住了好幾年，有病在身。
她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瘦得特别厲害，看上去就像一具行走的骷髅。
那時我住在胡塔·德·科默西奧大街哥哥的家裡，這條街上到處都有智利人。
阿圖羅的母親就住在這裡的塔爾勒斯，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同樣沒有淋浴設施，過道也沒有廁所。
我到巴塞羅那時給她帶來一本阿圖羅在墨西哥出的詩集。
她瞧了瞧書，嘴裡含含糊糊地說了幾句什麼。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總之是聽不懂。
她的情況非常不好。
因為甲狀腺機能亢進的緣故，她總是狂躁不安地走來走去，而且經常哭泣。
她的眼睛好像都要從眼窩裡暴出來了。
她的手顫動不已。
有時她還會發生哮喘，可是卻能每天抽一包煙。
她抽的是那種黑色煙草，像阿圖羅的妹妹卡門一樣，卡門跟母親住一起，但白天大多數時候都在外面。
卡門在西班牙電信公司做保潔，在跟一個安達盧希亞人談戀愛，該人是共産黨。
我在墨西哥見到卡門時她是個托洛茨基分子，現在還是，可她卻在跟那個安達盧西亞人談戀愛——那個安達盧西亞人，如果不是個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義者，也很有可能是個忠心耿耿的布雷思内韋派，這在當時那個環境下基本上是一回事。
無論如何，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死敵，他們之間的故事一定很生動。
我在給阿圖羅的信裡把這一切都說了。
我告訴他母親身體很不好。
我還說他母親日漸衰弱，沒有錢花，這個城市正在要她的命。
我有時這樣糾纏他是因為不知道還能怎麼樣，隻能告訴他得幫幫母親，要麼寄錢過來，要麼把她接回墨西哥。
有時阿圖羅的答複讓你搞不清該不該當真。
有一次他回信說：“告訴他們堅持下去。
我很快就會過來打點好一切的。
可是眼下他們一定要挺住。
”太厚顔無恥了。
我回信說她（單數）挺不下去了。
據我所知，他的妹妹狀态極佳，但每天跟母親吵架，他必須得盡快為母親做點什麼了，否則就會失去這個把他帶到人世間來的女人。
那段時間我把自己所有的餘錢都借給阿圖羅的母親，總共大約兩百美元，這是我1975年在墨西哥獲得的一項詩歌獎獎金的餘額，我用那筆獎金先買了一張去巴塞羅那的飛機票。
當然我沒有把這個告訴他。
不過，我想他母親可能已經說了。
她每隔三天就給阿圖羅寫一封信：我猜是甲狀腺機能亢奮的緣故吧。
不過，兩百美元足夠她付房租了，但房租也很昂貴。
一天我收到一封哈辛托·雷克納的信，其中提到阿圖羅從不讀母親的信。
這個傻子怪人雷克納是故意開玩笑的，可那是最後的稻草，我給阿圖羅寫了封信，隻字不提文學，主要内容談的都是錢的事，還有健康以及家庭問題。
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你由着性子議論阿圖羅，可他每信必回）說已經給母親寄錢過來了，還打算采取更好的措施，給母親找份工作，因為母親的問題是，她一直都有工作，覺得自己很無用後會心煩意亂。
我想告訴他巴塞羅那的失業率很高，另外，他母親的形象沒法去工作，如果她出去找工作，可能會吓壞老闆，因為她太瘦了，瘦得簡直可怕，簡直就像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幸存者，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決定還是讓他省點心，也讓自己省點心，還是跟他聊聊詩歌：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内羅、費裡克思·德·阿蘇亞、吉姆菲爾、馬丁内斯·薩裡翁，這些是我和他都喜歡的詩人，還有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奧裡，“後主義”的創始人，我最近在跟此人通信。
一天下午，阿圖羅的母親上我哥哥家來找我。
她說兒子寄來一封非常令人費解的信。
她把信交給我看。
信封裡裝着阿圖羅的信和一封厄瓜多爾小說家巴爾加斯·帕爾多寫給加泰羅尼亞小說家胡安·馬爾塞的介紹信。
阿圖羅在信中說需要母親去找胡安·馬爾塞，他就住在薩格拉達法米列附近，然後把巴爾加斯的介紹信交給他。
這封介紹信挺短的。
上來先問候了馬爾塞幾句，提到（令人費解）在加裡鮑爾迪廣場附近一條街上的一次愉快邂逅。
接着極其倉促地介紹了下阿圖羅，然後，很快涉及到真正最重要的部分：這位詩人母親處境窘迫，請馬爾塞無論如何傾力相助幫她找份工作。
我們這就去找胡安·馬爾塞！阿圖羅的母親說。
看得出她非常開心，為兒子的舉動感到很自豪。
我有些猶疑。
她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拜訪馬爾塞。
她說，如果我一個人去，會很緊張的，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可你是個作家，有什麼不對的你可以幫我解圍。
我對這個提議無動于衷，但答應陪她去。
一天下午我們去了。
阿圖羅的母親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還是形銷骨立。
我們在加泰羅尼亞廣場乘上地鐵，在薩格拉達法米列下了車。
我們快到目的地時她感覺哮喘馬上就要發作了，隻好用上呼吸器。
胡安·馬爾塞親自來到門口。
我們跟他打了個招呼，阿圖羅的母親解釋了來意。
她講得一團糟，不停地在說什麼“需要”、“危險關頭”、“參與社會的詩歌”、“智利”、“疾病”、“令人遺憾的境況”。
我想她可能腦子犯糊塗了。
胡安·馬爾塞望着她遞出的信封讓我們進去。
你們想喝點什麼？他說。
不用了，您真好。
阿圖羅的母親說。
不用了，謝謝您，我說。
馬爾塞開始讀巴爾加斯的信，還問我們是否認識他。
他是我兒子的朋友，阿圖羅的母親說。
我想他到我們家來過一次，但沒有見到他。
我說我也不認識他。
挺出色的一個人，巴爾加斯·帕爾多，馬爾塞咕哝着說。
您離開智利已經很長時間了嗎？他問阿圖羅的母親。
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來了。
阿圖羅的母親開始說起智利和墨西哥，馬爾塞開始談起墨西哥，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忽然彼此以“你”相稱，大笑不已。
我也笑了。
馬爾塞可能講了個什麼笑話。
他說，正好，我認識一個人，他有點事也許你會感興趣。
不是工作而是一份獎學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獎學金。
特殊教育？阿圖羅的母親說。
嗯，馬爾塞說，我想應該這樣叫吧。
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學有關。
噢，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阿圖羅的母親說。
過了會兒我們就走了。
明天給我打電話，馬爾塞在門口說。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笑個不停。
阿圖羅的母親覺得胡安·馬爾塞很秀氣，眼睛很漂亮，是個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她這麼開心了。
第二天她就給馬爾塞打了電話，馬爾塞給了她負責獎學金的那個女人的電話号碼。
一星期後，阿圖羅的母親開始在巴塞羅那的一所學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綜合征的人的教育課題，學習期間的工作身份是實習教師。
獎學金提供為期三年，每年的延續取決于她的成績。
不久她又去醫院治療甲狀腺。
起先，我們以為她可能得動個手術，但最終沒有動。
所以，當阿圖羅到巴塞羅那時，母親的情況已經好多了。
獎學金雖不豐厚，但夠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錢去買各種巧克力，因為她知道阿圖羅喜歡巧克力，誰都知道，歐洲的巧克力絕對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7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7月。
烏裡塞斯·利馬到巴黎時，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個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魯詩人和我。
我隻見過這個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圖羅·貝拉諾有約會。
我們三個人聊了會兒，隻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後來我和阿圖羅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圖羅，但自那以後就再沒見過他，我以為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在墨西哥幹什麼？研究人類學，這是在理論上。
事實上呢，我到處旅遊，在這個國家觀光。
我還參加了很多派對。
墨西哥人有那麼多的休閑時間，真不可思議。
當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獎學金生活）那點錢遠遠不夠花，所以我在一個叫吉米·塞蒂納的攝影師那裡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倫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羅加飯店的派對上認識他的。
我的财力大為改善。
吉米拍些藝術裸體攝影，如他所稱，但其實是些軟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擺刺激性姿勢，或者脫衣挑逗性系列圖片，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樓的頂層工作室裡進行。
我現在想不起是怎麼跟阿圖羅結識的，也許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樓裡上完一個攝影課之後，也許是在一家酒吧，也許是在一次聚會上。
還有可能是在大夥都叫傑裡·劉易斯的美國人開的比薩店裡。
在墨西哥，人們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會面。
總之，我們相遇了，而且一見鐘情，但睡到一塊兒差不多是在過了一年之後。
隻要是法國的東西，他都興趣盎然。
說到這點，他還真有些天真。
比如，他以為，我在研究人類學，必然知道馬克斯·雅各布（這個名字很熟悉，但也頂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訴他不知道，告訴他法國女孩讀别的東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裡斯蒂）時，他就是不肯信。
他認為我在開玩笑。
可是他喜歡琢磨，我是說，他總是從文學的角度思考問題，但并不異想天開，你不讀雅克斯·裡高特[雅克斯·裡高特（JacquesRigaut，1898—1929），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
]的作品，他也絕不會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歡阿加莎·克裡斯蒂，有時我們花好幾個小時談論她的某個長篇，重溫那些謎局（我的記憶力特别差勁，但他的記憶力非常出色），重構那些不可思議的兇殺案。
我不知道他身上什麼東西吸引着我。
有一天，我帶他到我住的公寓，我跟另外三個學人類學的學生住一起，一個來自科羅拉多的美國人，兩個法國女孩，終于，在那天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總算上了床。
我早就警告過他，我有一個怪癖。
我是半嚴肅半開玩笑地（我們在現代美術館的花園裡大笑着，那兒有很多雕塑，很可怕）告訴他：阿圖羅，永遠不要跟我睡覺，因為我是個受虐狂。
什麼意思？他說。
意思是我喜歡做愛的時候挨揍，就是這樣。
這時阿圖羅不笑了。
當真？他說。
絕對當真，我說。
你怎麼喜歡挨揍呢？他說。
我喜歡别人抽我，我說，抽我的臉，打我的屁股之類的。
要很重嗎？他問，不，不很重，我說。
你在墨西哥一定沒有做過多少愛，他思索了一會兒說。
我說為什麼這樣講。
傷痕啊，馬普爾小姐，他說，我沒有看見你身上有任何傷痕的印迹。
我當然做愛了，我回答說，我是一個受虐狂，不是一個動物。
阿圖羅笑了。
我想他以為我在開玩笑。
所以，那天晚上，或者其實是早晨，我們終于上床後，他對我特别溫柔，我都不忍心攔他，如果他想全身上下舔我，輕柔地吻我，我也讓他遂心，但我很快就發現他硬不起來，我把他的那家夥握在手裡，撫弄了會兒，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後來我問他，輕聲地在他耳邊細語，是不是有什麼煩心的事，他說沒有，挺好，我們又相擁撫摸了更長一會兒，但顯然還是興奮不起來，我說這樣不好，别試了，夠了，如果你沒有興緻，就不會有興緻，他點上一支煙（他抽一種叫巴利的煙，這個名字很好玩），然後說起他剛看過的一部電影，後來他起床在屋子裡裸着身子走了幾圈，一邊吸煙，一邊看着我的東西，然後又在床鋪旁邊的地闆上坐下，開始浏覽起我的照片，還有些吉米的藝術特寫，我不知道為什麼保存下來了，也許我太傻了，我問他這些照片是不是讓他來勁了，他說沒有，但這些照片挺好，我看上去也挺好，你很漂亮，西蒙娜，他說，就在這時，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讓他來上床，趴在我上面，抽幾下我的臉頰或者屁股，他望着我說，我不會幹那種事，西蒙娜，然後又糾正自己的話：這是又一件我不會幹的事兒，西蒙娜，可是我說，來吧，勇敢些，上床來，他上了床，我翻過身子，躬起屁股說：慢慢地，像玩遊戲那樣，他抽了我第一掌，我把臉埋在枕頭裡，我沒有讀過裡高特，我說，也沒有讀過馬克斯·雅各布，更沒有讀過乏味的班維爾[班維爾（JohnBanville，1945—??），愛爾蘭小說家。
小說《大海》（TheSea）獲得2005年布克獎。
]、波德萊爾、卡圖爾·芒戴斯、闊比埃[闊比埃（TristanCorbière，1845—1875），法國詩人，善于以現實主義筆法描寫航海生活。
]，這些必讀作家的作品，可我讀過薩德侯爵的作品。
噢，真的？他說。
是，我說，一邊撫弄着他那家夥。
他開始抽我的屁股，好像是有意的。
你讀過薩德寫的什麼？《閨房裡的哲學》，我說。
《賈斯廷》呢？當然讀過了，我說。
《朱麗葉特》呢？當然讀過。
這時我已經濕了，開始呻吟，阿圖羅的那家夥已經硬得像根棍子，我翻過身，讓他進去，但是别太急，等我發話了再動，感覺着滋味美極了。
抽我，我說，抽我的臉，我的臉頰。
把你的手指放進我的嘴裡。
他抽打着我。
重些！我說。
他抽得更重了。
現在可以動了，我說，有那麼幾秒鐘，房間裡隻聽到我的呻吟聲和抽打聲。
接着他也開始呻吟起來。
我們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後他點上一支巴利牌香煙，問我讀過薩德的戲劇沒有。
我說沒有，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薩德還寫過戲劇。
他不僅寫戲劇，阿圖羅說，還給劇院老闆寫過很多信鼓勵他們演他寫的東西。
當然，誰也不敢上演他寫的任何東西，因為到頭來這些人都得下獄（我們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侯爵固執地堅持，在信裡做了各種預算，細到服裝花多少錢都考慮到了，最令人傷心的是，他把這些數字加起來，非常劃算！這些戲會掙錢的。
挺色情的嗎？我問，不，阿圖羅說，充滿了哲理，隻是帶那麼點性。
我們做了一陣子情人。
準确地說有三個月，是我離開墨西哥回巴黎前的這段時間。
我們并沒有夜夜做愛。
也不是隔晚見一次面。
不過我們盡可能多見面。
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
他從不留下傷痕的印迹，隻是把屁股打得紅彤彤的，也就是說他特溫柔。
沒過多久，我最後适應了他。
換句話說，我需要他，最後他也可能會習慣我的方式，但我們都沒有給對方時間。
我們隻是朋友。
我們聊薩德、阿加莎·克麗斯蒂，聊人生。
我遇見他時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無二緻，可是到了最後，感覺他越來越像個外國人。
我有一回說：你們墨西哥人像這像那，他說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說得有點哀傷，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當烏裡塞斯·利馬到我住的地方來說我是阿圖羅·貝拉諾的一個朋友時，我簡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後，當我得知阿圖羅也在歐洲，甚至沒有禮貌性地寄我一張明信片，我心裡又很煩躁。
那時我在巴黎諾德大學人類學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氣十足的工作，有烏裡塞斯在這裡，我至少可以練練西班牙語，現在已經有些微荒疏了。
烏裡塞斯·利馬住在伊奧克斯街上。
一次，隻有那一次，我上那兒找過他。
我沒有見過還有比這更慘的“用人房”，屋裡隻有一扇小小的窗戶，而且打不開，望出去是一個又黑又髒的通風管道。
幾乎連放一張床和會晃動的兒童桌的空間都沒有。
沒有衣櫥或者壁櫃，他的衣服都還放在箱子裡，或者胡亂扔在房間，我進去時都感覺要嘔吐了。
我問他房租是多少。
他告訴我後，我才意識到他被某人騙了。
不管給你找這個房子的人是誰，他都在騙你，我告訴他，這是一個垃圾房，這個城市好房子多得是。
我相信，他說，可是他接着又争辯說不打算在巴黎長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費時間。
我們并不經常見面，要見面時多半由他提出。
有時他會打個電話，有時他來我住的樓裡，問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場電影什麼的。
我總是說很忙，在學習或者處理系裡的工作，但有時我也會同意，一起出去散會兒步。
我們一般在拉魯納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進去吃點意大利面食，喝點酒，談談墨西哥。
總是他付錢，現在想來這有些奇怪，因為據我所知他并沒有工作。
他讀了很多書。
他胳膊下面總是夾着幾本書，全是法語的，但說真的他還遠談不上精通法語（我說過，我們談話用西班牙語）。
一天晚上，他對我說起自己的計劃。
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時間，然後去以色列。
他告訴我時我驚訝地笑了，不肯相信。
為什麼去以色列？因為有個朋友在那裡。
他就是這樣說的。
這是惟一的原因嗎？我懷疑地問道。
惟一原因。
其實，他無論做什麼事兒好像都沒有個計劃。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懶散、鎮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
其實，他可能很熱情，不像阿圖羅，特别強硬，有時好像對誰都很讨厭。
烏裡塞斯不是這樣。
他很正派。
有時會冷嘲熱諷，但很正派。
他很能寬容人，似乎從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領域，以我的經驗論，拉美人可不是這樣。
伊波利托·加爾塞斯，馬塞爾·普魯斯特大街，巴黎，1977年8月。
我的哥們兒烏裡塞斯·利馬到巴黎時我驚喜不已，我向上帝坦白。
我是在伊奧克斯街上一間還不錯的小屋裡找到他的，離我住的地方挺近。
從馬塞爾·普魯斯特大街到他住的地方幾乎沒有距離。
朝左轉，向熱内·博伊萊斯維大街走去，然後拐到查爾斯·狄更斯街，就到伊奧克斯街了。
所以，其實像人們說的那樣我們算是住在隔壁。
我的房間有一個輕便電爐，我每天都自己做飯，烏裡塞斯經常上我這兒來吃飯。
可我說：你得弄點什麼讓我來做，那麼，他說，波利托，我會給你錢的，别擔心，這也顯得公平，因為你買來吃的，然後又做好了。
你想要多少錢？我則說，就給我一百美元吧，烏裡塞斯，這事兒就這樣結了。
他說他一個美元都沒有了，全是法郎，他就給了我法郎。
他有現金，是個信得過的家夥。
可是，有一天，他說：波利托，我每天吃得這麼差勁，一盤破米飯怎麼值這麼多錢？我向他解釋法國大米很貴，不像在墨西哥或者秘魯，這兒一斤米貴多了，夥計，烏裡塞斯，我告訴他。
他看了我一眼，墨西哥人表示狐疑時就經常那樣，他說，好吧，但至少買瓶番茄醬吧，我實在受不了吃白米飯。
好的，我說，我還會買酒的，我忘了這事兒，實在是太忙了，但你得再給我加點錢。
他又給了我一些錢，第二天我煮米飯時加了番茄醬，給他倒了杯紅酒，可第二天葡萄酒就沒了（我喝了，我承認），兩天後番茄醬也用光了，他又依舊吃起平淡的米飯。
後來我開始做通心面。
瞧，我試圖回憶起來。
後來我又做了小扁豆，裡面含豐富的鐵元素，很有營養。
小扁豆用完了，我又做了鷹嘴豆。
之後我又開始做白米飯了。
一天，烏裡塞斯站起來半開玩笑地讓我吃，波利托，他說，我感覺你在瞎扯。
你做着巴黎最平淡又最昂貴的菜。
沒有，我告訴他，沒有，夥計，你根本不清楚東西賣得有多貴，但第二天他就不來吃了。
三天過去了，不見他的任何蹤影。
後來我又找到他的住處，他不在那兒。
但我必須要見到他，于是我就坐在過道裡等他回家。
早晨三點左右他現身了。
他看見我在過道裡，在那個狹長幽黑、散發着臭味的走廊裡，他站住不動了，在距離我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雙腿撐在那裡，好像覺得我要襲擊他。
有趣的是他也不吭聲，一言不語。
混蛋，我想，老烏裡塞斯，他給吓得尿都流出來了，仿佛想在走廊裡跟我幹一仗。
我想完了，然後待在原地不動。
地闆上這個影子算什麼威脅？我叫了聲他的名字，烏裡塞斯，哥們兒，是我，波利托。
他說，波利托！你他媽的晚上這個時候了還在這兒幹嗎，波利托？這時我才意識到剛才他沒有認出我是誰，我琢磨，這傻逼在想什麼呢？他把我想成誰了？我發死誓這時我比前一會兒更害怕，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天太晚了，或者走廊太陰暗了，或者我那詩人的想像力随之失控了，事實上我都開始發抖了。
我覺得我發現走廊裡烏裡塞斯·利馬的影子後面還有一個影子。
說實話，那時我很害怕下到八樓，從那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出去。
可是我又一心想逃離這兒。
刹那間，我害怕一個人待着的感覺更加強烈。
我站起來時一條腿都已經麻了，我問烏裡塞斯我能不能進屋去。
這時他好像才清醒過來，說當然可以，波利托，然後打開門。
我們進去後把燈打開，這時我感覺血液又開始在血管裡循環起來，然後，我像個無情的雜種一般，給他看了我帶的幾本書。
烏裡塞斯一本接一本地看着，說都挺好的，但我知道他死都想要這些書。
我帶過來是想賣給你，我說。
你想要多少錢？他說。
我說了個大膽瘋狂的總數，看他有何反應。
烏裡塞斯看着我說沒問題，然後就從衣袋裡取出錢付給我，站在那裡望着我不發一語。
好吧，夥計，我說，那我這就走了。
明天還要我做一頓美餐等你來嗎？不用了，他說，别等我。
不過你哪天還會去我那兒吧？記住了，如果不吃飯，你會餓死的，我說。
我不會再去了，波利托，他說。
我不知道自己哪兒出問題了。
在内心，我實在怕得屁滾尿流（想到要走出去、走進過道然後下樓梯，簡直要了我的命），可是一到外面我又開始說話了。
操，我忽然開始說話了，聽着自己的話語，那聲音好像不是我的，而且這個雜種已經自動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我說你沒有權力，烏裡塞斯，我已經花錢買了很多東西，你要是看到我買的這麼多好東西就好了，現在我該拿它們怎麼辦呢？讓它們腐爛了？難道讓我把這些全吃了，烏裡塞斯？你就想讓我這樣嗎？如果我消化不了或者胃痙攣了怎麼辦？回答我，烏裡塞斯，别裝作聽不見。
說的全是諸如此類的話。
無論内心說什麼，我都對自己說閉嘴，波利托，你太過分了，這是很醜陋的，别這樣說，傻帽——在外面，在那種昏沉狀态，我的臉和嘴唇都麻木了，我的舌頭也松軟了，那些話（我絕對不想講出來的話！）不斷脫口而出，我聽到自己在說：你算是什麼樣的朋友，烏裡塞斯？我嬌慣你的時候，好像你不僅僅是我的小哥們兒，好像就是我的親兄弟，我的小弟弟，真讨厭，烏裡塞斯，現在你卻對我這樣冷淡。
為什麼要這樣？我隻能說我不斷地說啊說，而烏裡塞斯呢，在屋裡面對我站着，屋子顯得特别小，簡直就像一口棺材，他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定定地，絕不做我以為他會做的事兒，我擔心會做的事兒，就那樣站着好像要讓我自己挖個洞鑽進去，好像在心裡說，波利托還剩兩分鐘，一分半鐘，一分鐘，波利托，還剩五十秒了，可憐的家夥，還剩十秒了。
我發誓我好像在看着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毛發，好像我的雙眼睜着的時候，另外一雙眼睛，那雙閉着的眼睛在掃描我的每一寸肌膚，計算着每一根頭發，那隻閉着的眼睛看到的東西比睜着的眼睛看到的還要多，我知道這他媽的沒有任何意義，後來我堅持不下去了，像個蕩婦般倒在床上，我說，烏裡塞斯，我感覺糟糕極了，烏裡塞斯，夥計，我的生活就像一場災難。
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我想把一切都做對了，可到頭來一切都錯了，我應該回秘魯去，這個城市他媽的在屠害我，我已經跟過去的那個我完全不同了，我不斷地說啊說，想讓内心折磨着我的一切都排出去，我把臉埋在毯子裡，埋在烏裡塞斯的毯子裡，我不知道這些毯子是從哪兒搞來的，味道難聞極了，不是典型的“用人屋”裡沒有洗過的味道，也不像烏裡塞斯自己的味道，卻像别的味道，像死亡的味道，一種忽然蠕動着鑽進我腦子的邪惡味道，讓我一下子坐了起來，糟糕，烏裡塞斯，你從哪兒弄來這些地毯，哥們兒，從停屍間裡順來的嗎？烏裡塞斯還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聽我說着話，我想這時是個離開的機會，我站起來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膀。
那感覺就像在摸一尊雕像。
羅貝托·羅薩斯，帕西街，巴黎，1977年9月。
我們的閣樓公寓總共有十二間屋子。
八間由拉美人占着：一個叫理查迪托·巴裡恩托斯的智利人；一對阿根廷夫婦，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和米格爾裡托·薩波廷斯基；别的幾個全是秘魯人，都是詩人，彼此處于戰争狀态。
我們喜歡把這幢閣樓叫帕西公社或者帕西陋室城。
我們總是不停地争論，我們最喜歡的話題，或者說我們惟一的話題，就是政治和文學。
理查迪托的房間以前是租給伊波利托·加爾塞斯的，他是秘魯人，也是個詩人，可是有一天，經過緊急磋商後，我們決定向他發出最後通牒：他媽的本周内離開這裡，否則我們就把你踢下樓去，在你床上放一泡屎，在你的酒裡摻耗子藥，或者想出更壞的招兒來。
幸運的是波利托乖乖地聽了我們的話。
如果不聽的話，我都不知道将會發生什麼。
可是，有一天他走過來，像平常一樣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一間又一間屋子借錢（從不還），讓人在這兒給他點咖啡喝，在那兒給口馬黛茶（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像瘟疫般讨厭他），然後借幾本書，說那個星期他讀了布賴斯·埃切尼克，或者胡裡奧·拉蒙·裡貝羅的作品，或者跟西諾斯特羅薩喝茶了。
第一次你可能還會相信他說的，第二次可能會大笑，可是一遍又一遍地聽着同樣的謊言時，你就會覺得厭惡、同情和警惕，因為顯然波利托的腦子不對勁兒了。
當你尋根問底時不禁會質疑，這是個什麼人呢？而且，我們别人誰也沒有波利托那樣瘋狂。
可是，有一天，他過來了，那天晚上大夥差不多正好都在那裡（我這樣說是因為我聽到他在敲别人的門，我聽出那是他的聲音，那個絕對錯不了的“怎麼樣，哥們兒”），過了會兒，他的影子落在我的門檻上，他好像擔心不請自來，後來我說——也許我說得太唐突了——你想要什麼，他媽的？他笑了，這蠢驢笑了，說啊，羅貝蒂托，好久不見了，哥們兒，很高興看到你沒什麼變化，瞧，我這兒有個詩人，想讓你見見，一個從墨西哥來的兄弟。
這時我才發現他旁邊還有個人。
一個黝黑、壯實得像印第安人的家夥。
一個有着既清澈又模糊眼睛的家夥，帶着醫生般的微笑，在帕西公社難得一見的那種微笑，在這裡我們的微笑都像民間音樂家或者律師。
那人就是烏裡塞斯·利馬。
我就是這麼認識他的。
我們成了朋友。
巴黎的朋友。
當然他完全不同于波利托。
如果他像波利托的話，我們不可能成為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長時間。
我記得我們經常見面，雖然我們的個性很懸殊。
可是一天，他告訴我他要走了。
怎麼回事，夥計？我問，因為據我所知，他熱愛這個城市。
我感覺自己的狀态很不好，他說，面帶着微笑。
可是有這麼嚴重嗎？沒有，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隻是有點麻煩。
好吧，我說，那就是不錯了，我們喝一杯祝賀一下。
為了回墨西哥去！我說着舉起杯子。
我不想回墨西哥，他說，我想去巴塞羅那。
什麼意思，夥計？我說。
我有個朋友在那裡，我打算在他那裡待一段時間。
他就說了這些。
我沒有再深問下去。
後來我們出去喝了些葡萄酒，在比爾阿凱姆門附近坐下喝着，我對他講了自己最近的浪漫經曆。
可是他有些心不在焉，我們換了個話題，開始談起詩歌來，這是我那些日子越來越不怎麼喜歡的話題。
我記得烏裡塞斯喜歡法國年輕詩人。
我可以證明這點。
我們帕西陋室城的人，覺得他們讓人倒胃口。
都是些嬌慣放縱的小子或者吸毒者。
你要知道，烏裡塞斯，我對他說，我們是革命者，我們見識過拉美監獄裡的真相。
所以，我們怎麼可能關心詩歌這種東西呢？這雜種什麼也不說，隻是大笑。
有一次他帶我去見米歇爾·布爾特奧。
烏裡塞斯講一口漂亮的法語，所以我也不得不主要說法語。
後來我又見了馬修·梅薩吉爾、讓·雅克斯·弗索特，以及布爾特奧的朋友阿德琳。
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讓我一見傾心的。
我問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個雜志上發一篇我的文章，這份小波普破雜志，他說得先看看文章。
幾天後我把那篇文章帶給他，他不喜歡。
我向梅薩吉爾打聽一個法國詩人，“一個偉大的法國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紀40年代，據說他有一次去利馬旅行見過馬丁·阿丹，可是梅薩吉爾不肯給我。
他試圖告訴我這個詩人對來訪的人很警惕。
我不是要從他那兒借錢，我說，我隻是想采訪他，可是這樣說根本不管用。
最後，我告訴布爾特奧，我想翻譯他的作品。
他饒有興緻，沒有表示反對。
當然，我是開玩笑。
那時我覺得這個主意可能不賴。
事實上，過了幾天後某個晚上我還真動手幹起來。
我選擇翻譯的那首詩是《絲緞般的血》。
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譯詩，雖然我也是個詩人，據說隻有詩人才能翻譯出别的詩人的東西。
可是沒人翻譯過我的詩，我幹嗎要翻譯别人的詩呢？總之，就這樣動手幹開了。
這個點子似乎不賴。
這可能跟烏裡塞斯有點關系，他的影響緻使我又開始質疑那些陳舊的假設。
也許隻是想找時間幹點以前從不曾幹過的事兒。
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告訴布爾特奧我打算翻譯他的詩，打算發表（發表一詞很關鍵）我的譯文，在一家壓根就不存在的秘魯雜志上（我編了個名字），這份雜志的投稿人裡就有維斯法蘭，我這樣對他說，他高興地答應了。
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這個維斯法蘭是何許人，我也許還說這份雜志發表過瓦曼·波馬或者薩拉薩爾·邦迪的東西。
總之，我開始動手翻譯了。
我不記得那時烏裡塞斯已經走了還是仍在那裡。
我從一上手翻譯這首爛詩就出現了麻煩。
題目怎麼譯呢？譯成“緞子般的血”呢，還是“緞子之血”呢？我考慮了一個多星期。
就在這時，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擊潰了，被法語的可怕、詩歌圈、我們這種無所事事的遊客的狀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歐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種悲傷、無望狀态擊潰了，後來我意識到我翻譯不出“緞子般的血”或者“緞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譯了，最後無異于在德黑蘭街的書房裡謀殺了布爾特奧，然後像個不法之徒般逃離巴黎。
所以，最後，我決定放過它，烏裡塞斯·利馬離開之時（我記不清準确時間了），也是我跟法語詩人交道結束之際。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9月。
他從來沒有找過任何哪怕有些微類似工作的活。
說實話，我不知道他靠什麼生活。
他到這兒的時候就有錢，我知道這是真的。
我們最初幾次見面，總是他付錢買咖啡、蘋果白蘭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錢花光了，據我所知，他沒有收入來源。
有一次他告訴我在街上撿到一張五千法郎的鈔票，他說，從那以後他走路時眼睛老喜歡盯着地面。
沒過多久，他又撿到一張錢。
幾個秘魯朋友偶爾給他點活幹，那是一群秘魯詩人，也許隻是空有詩人的名頭，因為誰都知道，巴黎的生活會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銷蝕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鐵甲做成的話。
這樣的生活會讓你變得粗糙，會把你逼得湮沒無聞。
至少我認識的許多拉美人難逃此劫。
我不想說烏裡塞斯同樣如此，但對那些秘魯人來說絕對千真萬确。
他們有個做保潔的集體組織。
他們給辦公室地闆打蠟、清洗窗戶，幹些這種活，這夥人中誰生病了或者離開這個城市時，烏裡塞斯就會幫他們幹點活。
大多數時候，是某人生病時他才來代勞，因為這些秘魯人并不怎麼出去旅行，不過夏季的時候有些人會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離開，有時僅一人孤單前往，走之前聲稱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
我看見過他們三次。
他們都是些苦命人。
這夥人中不止一個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問烏裡塞斯，你有什麼辦法讓自己幾乎從不餓肚子。
你怎麼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時間了，他說，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談到錢。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很難說我們都談了什麼。
跟阿圖羅談了些什麼從來都清清楚楚（我們基本上以談論文學和性為主），跟烏裡塞斯的談話界限卻很模糊。
也許因為我們彼此見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實着我們的友誼，忠實着我們的電話号碼）。
也許因為他貌似或者本來就是一個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裡尼，坐在特洛卡德羅花園，巴黎，1977年9月。
他們管他叫伊奧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連羅伯托·羅薩斯也不例外，後者聲稱是利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
大夥嘲笑他，是因為他基本上是個傻子，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
他們隻說他是個十足的低能兒，居然讓波利托·加爾塞斯騙了三回，但卻忘了波利托也騙過他們。
伊奧克斯大街上的這位基督。
沒有，我從來沒有去過他的住處。
我知道大家都說那裡太恐怖了，說那裡是個腌臜的洞穴，說那裡堆積着巴黎最爛的垃圾：廢品、雜志、報紙，他從書店偷來的書，那些東西很快就開始散發出他住處的味道，開始腐爛、風化，變成各種令人發瘋的顔色。
他們說他可以整整好幾天不吃東西，好幾個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懷疑，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顯得特别髒的時候。
總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們住的帕西街的閣樓來了，家裡沒有人，隻有我，我的狀态很差，我很沮喪，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過得不好，他來的時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間裡哭，别人都去電影協會或者參加某個政治會議了（他們全是活動分子和政治活躍者），烏裡塞斯·利馬走進過道，沒有敲任何一家的門，好像他早就知道一個人都沒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間走來，我正坐在床邊，盯着牆壁，他走進來（他身上很幹淨，味道挺好聞），站在我身邊，不說一句話，他隻說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樣站着等到我不哭了。
所以我記憶中的他很溫柔。
西蒙娜·達裡歐，小馬廄街，巴黎，1977年9月。
烏裡塞斯·利馬經常上我家來洗澡。
我一點都不覺得興奮。
我不喜歡用别人用過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在肉體上甚至情感上并不親密的話，但我還是讓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後我就把毛巾都收起來放進洗衣機。
這樣能讓他盡量在我的房間保持幹淨。
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這是值得肯定的。
我沖完澡後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裡的毛發都撿出來。
這樣的毛發也許微不足道，可是卻能把我逼瘋。
我讨厭看到發團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這頭發不是我的。
然後我收起自己用過的毛巾，疊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時間再放進洗衣機裡。
最初幾次他甚至自帶肥皂，但我告訴他不必這樣，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發水，但千萬别想碰我的海綿。
他總是一本正經。
他總是提前一天打電話問過來是否合适，想證實一下我沒有客人或者活動安排，然後我們再确定好時間，第二天他會直接過來，我們聊一會兒，他就走進衛生間。
然後不知再過多少天我才會又聽到他的聲音，有時是一個星期，有時兩個甚至三個星期。
這期間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魯納街的那家酒吧裡，他告訴我喜歡上外國人常去的公共澡堂，從講法語的非洲國家和北非馬格裡布地區來的黑人。
我說窮學生也經常上那兒去。
他說，沒錯，不過主要還是外國人。
我記得，有一次，他問我是否去過墨西哥的公共澡堂。
我當然沒去過了。
那可是好貨色啊，他說。
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
我告訴他，個别東西這兒也有，可是太貴了。
他說，在墨西哥可不貴，在墨西哥這些服務挺便宜的。
說真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
别說你經常去這些地方洗澡，我說。
沒有，其實并不常去，他說。
隻去過一兩次。
他是個怪人。
他經常在書頁邊上寫東西。
我很不樂意給他借任何書。
為什麼？我不喜歡别人在我的書上塗畫。
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書去沖澡。
我發誓。
他常常在淋浴的時候讀書。
我怎麼知道的？很簡單。
他的書幾乎全都是濕的。
起先我以為被雨淋過。
烏裡塞斯是個步行家。
他幾乎從不乘地鐵。
在整個巴黎徒步穿來穿去，天下雨後會淋得濕透，因為他從不停下來等天晴了再走。
所以，他的那些書，至少他經常看的那些書，總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為淋了雨的緣故。
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帶着一本幹燥的書走進衛生間，等出來時那本書已經濕了。
那天，我的好奇心開始作祟。
我走到他跟前，把書抽過來。
不僅封面濕了，有幾頁内容也濕了，包括頁邊上寫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噴頭下面寫的，水把墨汁弄得四處亂流，這時我就說，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難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時候讀書！你瘋了嗎？他說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隻讀詩（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說隻讀詩，當時不了解，但是現在知道了：他說他隻讀兩三頁，不是整本書），然後我開始笑起來，順勢倒在沙發上，笑得直打滾，他也笑了，我們都不知道笑了多長時間。
米歇爾·布爾特奧，德黑蘭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到我的電話号碼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經過了半夜，他給我家裡打來電話。
他要找米歇爾·布爾特奧。
我說我就是米歇爾·布爾特奧。
他說我是烏裡塞斯·利馬。
沉默了片刻。
我說：是嗎？他說：很高興在家裡找到你，希望你還沒有休息。
我說：沒有，沒有，還沒有睡。
沉默。
他說：我很想見見你。
我說：現在可以嗎？他說：可以，就現在，我可以去你那裡，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說：你在哪裡？可是他卻誤會我的意思了，說：我是墨西哥人。
這時我才隐隐約約想起來，我收到過一份墨西哥寄來的雜志。
但是，烏裡塞斯·利馬這個名字還是不熟悉。
我說：你聽說過“問号”嗎？他說：沒有，從沒聽說過。
我說：我想他們都是墨西哥人吧。
他說：“問号”？誰是“問号”？我說：當然是一夥搞搖滾的了。
他說：他們表演的時候戴面具嗎？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面具？他們當然不戴面具了。
為什麼會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搖滾樂隊有戴面具表演的嗎？他說：有時會有。
我說：聽着有些荒謬，不過還是挺有意思的。
你在哪兒跟我打電話？你住的賓館嗎？他說：不是，在街上。
我說：你知道去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怎麼走嗎？他說：當然知道，沒問題。
我說：二十分鐘後見。
他說：我這就出發，然後就挂了。
我穿夾克時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墨西哥詩人都是什麼樣子呢？我一個都不認識！我隻見過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覺這個詩人肯定不像帕斯。
後來，我想起“問号”，想起艾略特·默菲爾，想起他在紐約時跟我講過的一些事兒，想起那個“墨西哥死神之頭”，一個大夥叫“墨西哥死神之頭”的家夥，我隻是在弗蘭克林大街和百老彙的一家酒吧裡遠遠地看見過他。
“墨西哥死神之頭”是個音樂家，可我隻看到一個影子，我問艾略特這家夥想給我們表演什麼，艾略特說：他就像條蠕蟲。
長着蠕蟲般的眼睛，說話也像條蟲子。
蟲子怎麼能說話啊？騙人的嘛，艾略特說。
好吧。
很顯然。
為什麼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頭”？我問。
可是艾略特已經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隻好暫且假設這家夥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時期在墨西哥待過很長時間，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
可是我沒看清他的臉龐，隻看到他的影子從酒吧裡穿過來。
一個形而上的空影，無法給人任何感覺，一個讓人别無希冀的純粹的影子。
我穿上黑夾克，梳了梳頭發，出去時還想着給我打電話的這個陌生人和我在紐約見過的“墨西哥死神之頭”。
從德黑蘭街到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隻需幾分鐘，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過奧斯曼大街，然後走進普爾西爾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個時候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無人迹，好像從十點開始他們全都用X射線給轟走了，這時我想，在蒙索地鐵站跟一個陌生人會面可能會好一點，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從德黑蘭大街向蒙索街走去，來到羅伊斯達爾大街，然後又到了菲爾多西，這條街橫穿蒙索公園，因為晚上這個時候到處都是從另一個世界跳出來的吸毒者、生意人和悶悶不樂的警察。
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宮的那個公園彌漫着令人疲倦的陰郁之氣，這裡是跟“墨西哥死神之頭”見面的不錯的地方。
可是我自己選了一條路順着它走到米羅梅斯尼爾地鐵站的台階上，那兒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幹淨。
我承認，從來沒有地鐵台階顯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與此同時又如此神秘莫測。
其實，它們看上去跟平常毫無二緻。
我立刻意識到這是自己同意在這樣一個惱人的時刻會見一個陌生人而虛構出來的預兆性氛圍，平常我是絕不幹這種事的。
可是我又不習慣漠視命運的召喚。
我來了這就比什麼都重要。
可是除了一個辦事的在那裡讀書而且肯定是在等什麼人外，樓梯口沒有任何人。
我開始往下走。
我決心隻等五分鐘，然後離開，從此再不理這事兒。
我拐過第一個彎後迎面碰到一個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紙闆裡，在睡覺或者假裝要睡了。
我繼續往前走了幾步，看着那個像條蛇般的老女人，這時看見一個人，留着長長的黑發，長着你會稱之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實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停下來仔細看了看他。
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夾克，胳膊下夾着四五本書。
他好像忽然醒悟過來，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是他，不用懷疑了。
他走過來向我伸出手。
他握起手來很特别。
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好像在發出共濟會成員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幫會的信号。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令人發癢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這隻手沒有皮膚或者純粹是個套子，一個紋過皮的套子。
不過千萬别在意他的手。
我說今晚夜色真美，我們可以到外面走走。
感覺好像現在還是夏天，我說。
他默默地跟我走着。
我一下子擔心我和他老不說一句話，我看了看他帶的書。
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裡尤寫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沒有聽說過的墨西哥作家的東西。
我問他來巴黎多久了。
很長時間了，他說。
他的法語很差。
我提議說英語，他同意。
我們沿米羅梅斯尼爾街向法布街走去。
我們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遲到了似的。
我是那種不喜歡步行的人。
可是那天晚上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走個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來到香榭麗舍大道，從那裡又向左拐去，繼續沿着丘吉爾大街走去，然後又左轉，大宮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經抛在身後，我們直接向亞曆山大三世橋走去，我們的步子始終沒有懈怠，這個墨西哥人偶爾用費解的英語講個我聽不懂的故事，一個誰也沒有聽說過的失蹤詩人和失蹤雜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許發生在加利福尼亞或者亞利桑那或者與那兩個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區，那是一個真實或者想像出來的地方，被太陽曬得漂白了，湮沒在過去，早已被遺忘，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在這裡，在巴黎，顯得微不足道。
我說，這是一個來自文明邊緣的故事。
他說是的，是的，我想也是。
我又說：難道你從未聽說過“問号”嗎？他說沒有，從未聽說過。
我建議他哪天還是聽聽，他們的表演很不錯，其實我這樣說僅僅是因為不知道再說些什麼好。
8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說，小夥子們，梅斯卡爾酒喝光了，這已經成為一個無可否認、不可逆轉的事實，你們誰能下去給我買一瓶索查龍舌蘭呢？其中一位，那個墨西哥人說：我去吧，阿馬德奧，我攔住他說，稍等，這時他已經朝門口走去，你忘帶錢了，朋友，他看着我說，你别管這個，阿馬德奧，我們自有辦法。
真是不錯的小夥子。
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幾句指點性的話：我告訴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後右轉，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聖塔卡塔裡納廣場，然後再左轉，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轉，繼續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亞斯市場，到了那兒，在街的左側，就會看到古爾熱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諾五金店，你肯定會找得到，到了古爾熱瑞瑟酒吧，你就說是我，作家阿馬德奧打發來的，馬上去吧。
後來，等我看完幾頁資料後，另外那個小夥子從座位上站起來，開始浏覽我的藏書。
其實，我沒有看見他，隻是聽到他在活動，他走上前抽出一本書，又放回去，我聽到他的手指在書脊上劃過時發出的聲音！可是我看不見他。
我又坐下來，把錢放回皮夾，雙手顫抖着（你一旦到了某個年齡，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喝酒了），我浏覽着發黃的舊稿。
我低垂着腦袋，視線模糊，那個智利男孩在我的書房裡悄無聲息地活動着，我隻聽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聲音，那個男孩多麼渴望觸摸一切，他的手指閃電般沿着我的大部頭巨著的書脊掠過，就像肉體和皮革，皮膚和紙闆發出的嗡嗡聲，那是一種非常悅耳和誘人入睡的聲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為忽然我閉上了眼睛（或許已經閉了會兒），我仿佛看見了聖·多明戈廣場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爾拉街上的塞維拉納咖啡店、皮諾蘇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奧内羅街上的“我的辦公室”小酒店，那兒男人們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許狗和女人入内，隻有一個女人例外，惟一去過那裡的女人，我看見那個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萊達街上，走到科雷奧馬約爾街上，走到蒙内達街上，我看見她匆匆穿過索卡羅，快得好像擔心跟情人會面晚了，或者要去城裡的某個店鋪做小工，這是一個衣着樸素但卻漂亮的女人，頭發烏黑，脊背筆直，她的腿并不很長，但像所有年輕女人的腿一樣絕對優美，無論瘦削、肥胖還是外觀——那雙可愛、堅定有力的細腿，還有裹在鞋子裡的雙腳，那鞋子看不到腳踝或者腳踝露到最低，價廉但卻漂亮，而且最關鍵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為快步行走而制，為會見什麼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見任何人，也不是沖着什麼工作去的。
那麼她打算上哪兒去呢？或者她壓根什麼地方也不去，就這樣走着？這時那個女人已經穿過索卡羅，沿着蒙特皮耶達大街向塔庫巴街走去，那兒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麼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庫巴街，開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現出來，她還在那兒，向阿拉米達走去，也許她在附近什麼地方停下了，也許朝郵局走去，因為我現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書信，但她并沒有走進郵局，而是穿過那條街走到阿拉米達街後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氣，接着又繼續往前走，步速沒有改變，穿過花園，走到樹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來，我能看見過去，墨西哥的過去，我看見了這個從我的夢中走出來的女人的背影，我對她說：你這是去哪裡啊，塞薩雷亞？你去哪裡啊，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費裡佩·穆勒，森特裡科酒吧，塔爾勒斯大街，巴塞羅那，1978年1月。
對我來說，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
我們都剛滿二十歲。
我們在塔爾萊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後就搬進去住了。
我給一家出版社做校對，她在阿圖羅·貝拉諾母親拿獎學金學習的那所學校作訪問研究。
其實就是阿圖羅的母親給我們介紹的。
1977年也是我們去巴黎旅遊的那一年。
我們住在烏裡塞斯的“用人房”裡。
我得說，烏裡塞斯的情況并不好。
那間屋子就像個垃圾場。
隻有我們，我和女朋友在的時候，我們會略加收拾，但無論如何打掃和清洗，總有東西弄不掉。
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烏裡塞斯睡在地闆上），天花闆上方有些發亮，一道光從惟一的那扇窗戶（蒙着厚厚的污垢）裡照進來，在牆壁上彌漫開，天花闆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
我們回到巴塞羅那時發現兩個人都長了疥瘡。
真倒黴。
惟一可能傳染給我們的人就是烏裡塞斯。
他為什麼不提醒我們呢？我女朋友抱怨說。
我說，也許他也不知道。
可是後來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烏裡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邊嘴對着瓶子喝酒，一邊撓着身子，這個情景說服我承認女朋友的判斷沒錯。
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
有一陣子，因為疥瘡的緣故我挺恨他的，但後來又覺得沒什麼了，甚至拿這事來開玩笑。
我們的遭遇是罪有應得。
我們的房間沒有淋浴設施，我們至少每天得用硫黃香皂洗一次身體，然後搽上點特用的潤膚油薩納丁。
1977年，除了過得挺美好，我們還不斷地拜訪家裡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個月或者一個半月去一次。
阿圖羅·貝拉諾就是這樣的朋友之一。
他沒有淋浴器，卻有一個巨大的貓腳浴盆，剛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納三個人洗浴。
問題是，阿圖羅不是單獨住，他跟另外七八個人一起住在一個類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歡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們的屋裡洗澡。
其實，到頭來我們在那裡沒有洗過幾回。
1977年，阿圖羅·貝拉諾在一家營地找到夜間看門人的工作。
我還找過他一次。
大夥管他叫長官，逗得他開心大笑。
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們兩個與本能現實主義決裂了。
我們打算在巴塞羅那出一份雜志，一份幾乎沒有任何資金支持，也幾乎沒有發行渠道的雜志，我們寫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現實主義。
我們沒有沽名約譽，我們沒有敗壞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們隻說不再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了。
主要是我們工作太忙，還要設法過活。
瑪麗·瓦特遜，薩瑟蘭園，倫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馬克斯去法國旅行。
那時我在牛津讀文學，靠一筆微薄的獎學金生活。
休則靠失業救濟金為生，我們不是戀人，隻是朋友。
其實，那年夏天我們一起離開倫敦是因為各自都結束了一場糟糕的戀愛關系，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毫無準備。
休被一個可怕的蘇格蘭女孩蹬了。
我被大學裡的一個男生抛棄了，這個男生身邊總是圍着很多女孩，而我覺得自己還愛着他。
我們在巴黎花光了錢，但并不準備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車去了南方。
快到奧爾良時，我們搭上了一輛露營車。
司機是個德國人，名叫漢斯。
他也跟妻子，一個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們的小兒子去南方。
漢斯的頭發很長，胡須亂蓬蓬的。
他的樣子很像金發的拉斯普金[拉斯普金（GrigoriYefimovichRasputin，1869—1916），被稱為俄羅斯的“妖魔僧侶”。
原是一名修士，學習過占蔔和咒術，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獲得政治上的影響力。
後因行為放蕩招緻其他貴族不滿被處死。
]，他曾周遊過世界。
沒過多久，我們又載上來自萊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護士學校工作，往前走了幾英裡後又拉上倫敦人約翰，他跟休一樣失業了。
那是一輛很寬敞的休旅車，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我們所有的人。
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漢斯喜歡成群結夥，喜歡結識他談得來而且也喜歡給他講故事的人。
這麼多陌生人在身邊，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對漢斯言聽計從，忙着照顧那個男孩。
我們快到卡爾卡索納時，漢斯告訴我們他在胡西雍的一個小鎮還有點生意，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他可以為我們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
我和休覺得這簡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願意。
史蒂夫和約翰問是什麼樣的工作。
漢斯說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裡收葡萄。
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後，我們就可以帶着大筆錢上路了，因為打工期間食宿全免費。
漢斯說完，我們全都贊同說聽上去是個不錯的買賣，我們拐出主幹道，越過一個又一個村莊，村莊四周全是葡萄園，越往前道路越崎岖，這裡就像一片迷宮，我對休說，我害怕和排斥一個陌生環境的地方（原話不是這樣）。
比如，如果隻有我一個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約翰在一起那就糟了。
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
我有朋友們陪伴。
休就像一位大哥哥。
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
約翰和漢斯就不同了。
約翰有點像僵屍，我不是很喜歡他，漢斯完全是殘酷力量的象征，一個狂妄自大的家夥，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我們到莫妮可叔叔家時發現那個月還沒任何活兒可幹。
漢斯把大夥集中在休旅車裡說明這個情況時恐怕已經午夜了。
他說，情況不好，但他提出一個應急的解決辦法。
我們不要分開，他說，我們去西班牙收橘子去。
如果這次再成泡影，我們可以等待，不過西班牙什麼都要更便宜些。
我們說手裡已經沒錢了，幾乎也沒吃的了。
我們沒辦法支撐一個月。
我們頂多再能撐三天。
漢斯告訴我們别為錢發愁。
他說大家所有的開支都由他來解決，直到我們都開始工作了為止。
以什麼為交換呢？約翰說，漢斯沒有回答。
有時他假裝不會講英語。
對我們别的人來說，這真有點像天賜的好事。
我們說非常贊同這個主意。
這是8月初，我們誰也不想現在就回英國。
那天晚上，我們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蕩蕩的房子裡（鎮上頂多有三十幢房子，據漢斯說，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向南行駛。
還沒到佩皮格南，又上來一個搭車人，一個巴黎來的微胖的金發女孩，叫艾瑞卡，經過幾分鐘的讨論，她決定加入我們一夥。
那就是說，同去巴倫西亞摘一個月的橘子，然後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們一塊收葡萄。
她跟我們一樣沒有多少錢，所以這個德國人也隻好付她錢。
艾瑞卡合夥後，車裡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了，漢斯說他再也不會為任何搭便車的人停車了。
我們向南行駛了整整一天。
我們一夥人興高采烈，在路上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奔波之後，我們最想幹的大事就是洗個澡，吃頓熱飯，睡上九十個鐘頭。
隻有漢斯一個人精力還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說話、講故事，講述發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
車裡最慘的位置莫過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漢斯，我們每個人輪流上那裡去坐，輪到我的時候我們聊起了柏林，十九歲時我在那裡住過一年。
其實，我是惟一能講點德語的乘客，漢斯乘機說起母語來。
但我們沒有談什麼德國文學，這是我覺得最來勁的話題，我們主要談的是政治，這種話題到頭來讓我無精打采。
我們穿過邊境時史蒂夫跟我換了下位置，我坐在後排的一個座位上，小烏多正在那兒睡覺，我在那兒繼續聽着漢斯滔滔不絕的談話，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計劃。
我想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陌生人對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歡。
漢斯變得越來越瘋狂，而且還是個十分差勁的司機。
我們迷了好幾次路，翻一座什麼山花了好幾個小時，又不知道該如何回到把我們帶向巴塞羅那的大道。
我們終于上了大道時，漢斯堅持說我們去看看西班牙聖家族大教堂。
已經很晚了，我們都很餓，根本沒有心思看什麼教堂，即便很漂亮，但漢斯說了算，開車圍着這個城市繞了無數圈後，我們終于到了那裡。
大家都覺得挺漂亮的（除了約翰，他對任何藝術都不怎麼欣賞），而我們顯然更想找個不錯的賓館住下來吃點東西。
但漢斯說西班牙最安全的吃的東西是水果，他把我們扔在那裡，坐在廣場的一把長椅上望着聖家族大教堂，然後跟莫妮可和他們的小兒子去搜尋水果攤去了。
半個小時過後他還沒有回來，我們望着巴塞羅那粉紅色的夕陽，休說，沒準他迷路了。
艾瑞卡說，也可能是他扔下我們不管了。
扔在一家教堂前，她又說，就像幾個孤兒。
不怎麼愛說話、一旦說話卻總是發布愚蠢言論的約翰說，極有可能此時此刻漢斯和莫妮可正在一家上好的飯店吃着熱騰騰的佳肴呢。
我和史蒂夫不發一言，但在琢磨着各種可能性，我想約翰的理論最令我們震撼，它最接近真相。
大約九點的時候，我們開始絕望了，這才看到休旅車出現了。
漢斯和莫妮可給我們每人分了一隻蘋果、一根香蕉、一隻橘子，然後告訴大家，他不停地跟當地土著讨價還價，他建議我們最好推遲計劃中去巴倫西亞的行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說，巴塞羅那城外有些價廉物美的露營地。
大家用最便宜的日常花銷就可以休息幾天，遊泳、曬日光浴。
不用說，我們一緻同意，并且懇求直接去那裡。
我記得莫妮可從不說一句話。
我們花了三個小時研究如何出城。
期間，漢斯告訴我們，他在部隊服役時，在呂内堡附近的一個基地，由于開一輛坦克失控了，上司差點把他送上軍事法庭。
他說，駕駛坦克要比駕駛休旅車複雜多了，我告訴你們吧，小子們。
我們終于出了城，行駛到四車道的高速公路上。
露營地集中在一個地區，漢斯說，你們看到的時候告訴我一聲。
路面黑黑的，我們隻能看清路兩邊的工廠和荒蕪的土地，再往裡一點，幾幢高聳、幽黑的大樓似乎随意地擱在那裡，看上去好像都是塌成了半成品的廢墟。
不過，沒多久，我們便進入樹林，終于看到了第一批營地。
但一切跟漢斯的描述相差甚遠，因為由他掏錢，我們就繼續穿過林地，最後看見一個标志，上面有一顆孤單的藍色星星從松樹枝中伸出來。
我不記得當時是什麼時候了。
我隻知道天色已經很晚，漢斯在一根擋在路上的橫杆前刹住車時，我們所有的人，包括小烏多都醒來了。
這時我們看見有個人或者人影提起橫杆，漢斯下了車走進營地辦公室，那個放我們進去的男子跟在後面。
片刻後他又出來靠在司機座的窗邊。
他帶來消息說營地已經沒有帳篷出租了。
我們迅速算計了一下。
艾瑞卡、史蒂夫和約翰沒有帳篷。
不過休和我都有。
我們商量好艾瑞卡和我可以睡一頂帳篷，史蒂夫、約翰、休可以睡另一頂。
漢斯、莫妮可和男孩睡在休旅車裡。
後來漢斯又回到辦公室，簽了幾份協議什麼的，然後坐到方向盤後面。
那個讓我們進去的男子騎着一輛小小的自行車，把我們帶到幽靈般的街上，街的兩側全是舊的休旅車，最後來到營地一角。
大夥都累得要命，很快就全部睡着了，連澡都沒有沖一下。
第二天我們在沙灘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吃過飯後又上營地酒吧的露台去喝酒。
我到那裡時，休和史蒂夫正跟我們頭天晚上見到的那個看門的聊天呢。
我挨着莫妮可和艾瑞卡坐下，打量着四周。
酒吧可謂營地的忠實寫照，裡面空空蕩蕩。
三根巨大的松樹從水泥中長出來，有些地方樹根把地闆都提起來，好像是塊地毯。
有一刹那我納悶自己究竟在那裡幹嗎呢。
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
晚上某個時候，史蒂夫和那個巡夜的開始朗讀起詩來。
史蒂夫在哪兒找到這些詩的？後來，又有些德國人加入我們一夥（他們給我們買了一輪飲料），其中一個模仿唐老鴨惟妙惟肖。
到了那天晚上快結束的時候，我記得看見漢斯與那個巡夜的争論起來。
他用西班牙語說着，似乎越說越生氣。
我看了他們一會兒。
有那麼一刻我想他都快要哭了。
那個巡夜的似乎很鎮定，或者至少沒有揮舞着胳膊做出瘋狂的動作。
第二天我遊泳的時候還沒有從昨晚的宿醉中恢複過來，我見到他了。
沙灘上隻有他一個人，他坐在沙子上，穿得嚴嚴實實，在讀報紙。
我從水裡出來後向他招了招手。
他望着我回應性地招了下手。
他樣子很蒼白，頭發亂得一團糟，似乎剛剛睡醒。
那天晚上，我們無事可做，就又一塊上酒吧了。
約翰想在點唱機裡選一首歌。
艾瑞卡和史蒂夫獨自坐在桌子的不遠處。
昨晚在一塊玩的那幾個德國人已經走了，我們成了露台上惟一的幾個人了。
過了會兒，那個巡夜的來了。
早晨四點時隻剩下休、巡夜人和我。
後來休也走了，我和那個巡夜人出去做愛。
他過夜的那個小屋窄得連個孩子或者侏儒都無法躺直了。
我們試着坐在膝上做愛，可是特别不舒服。
後來我們又試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做。
最後連我們都笑了，沒有搞成。
太陽出來時他陪我走到帳篷前，然後就走了。
我問他住哪兒。
巴塞羅那，他說。
我們可以一起去巴塞羅那，我說。
第二天那個巡夜的早早就來到營地，距他值班的時候還遠得很呢，我們一起在海灘上玩了會兒，然後步行去卡斯特戴菲爾斯。
那天晚上我們所有的人又齊聚露台，但酒吧很早就打烊了，可能還不到十點。
我們看着像是避難者。
漢斯開着休旅車去買面包，然後莫妮可給大家做了份意大利香腸三明治。
趁着酒吧沒關門我們買了啤酒。
漢斯把我們召在他的桌子周圍說，過幾天我們繼續往巴倫西亞趕。
我在盡力為大夥做事，他說。
這個營地快完了，他又說，盯着巡夜人。
那天晚上點唱機沒有開，漢斯和莫妮可拿出一部卡式錄音機，我們聽了會兒他們喜歡的音樂。
後來漢斯和那個巡夜人又開始争執起來。
他們講的是西班牙語，但漢斯又頻頻地把他說的翻譯成德語給我聽，還不時點評那個巡夜人看事物的方式。
我覺得這種聊天乏味得令人吃驚，我索性不理他們了。
但是，我跟休跳舞的時候，又不時地回頭看着他們，漢斯跟昨晚似的好像馬上又要哭出來了。
你猜他們在談論什麼呢？休問。
可能是些愚不可及的事兒吧，我說。
這兩個人互相挺讨厭對方，休說。
他們幾乎不認識，我說，可是後來我又想了想他的話，覺得他說的沒錯。
第二天早上九點前，那個巡夜的到帳篷裡來找我，我們在卡斯特戴菲爾斯乘火車去了西特格斯。
我們在那個鎮上玩了一天。
我們在沙灘上吃奶酪三明治時，我告訴他，去年我給格雷厄姆·格林寫過一封信。
他似乎很吃驚。
為什麼給格林寫信呢？他問。
我說，我喜歡格林。
他說，我沒有這麼想過，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你不喜歡格林嗎？我問。
我讀的他的東西不多，他說。
你在信裡都對他說了什麼？我跟他說了我的生活和牛津的情況，我說。
我讀的長篇不多，他說，但讀了很多詩。
他又問格林回我信了沒有。
回了啊，我說，他的回信很短但挺客氣。
西特格斯住着一個我們國家的小說家，我拜訪過一次，他說。
哪位小說家？我問，不過我可能應該省點麻煩，因為我幾乎沒有讀過拉美小說家的東西。
那個巡夜的說了一個名字，我忘了，又說這個小說家像格林一樣對他挺好。
那你幹嗎去看他呢？我問。
我不知道，他說，我跟他沒有什麼可說的，其實我幾乎一次都沒有張過嘴。
你在那裡自始至終一句話都不說？我不是一人去的，他說，我跟一個朋友一塊去的，主要是他說。
難道你沒有向你很喜歡的小說家說一句話嗎？你沒有向他提任何問題？沒有，巡夜人說，他似乎很壓抑，而且有點小病，我不想打擾他。
我不信你沒有向他問一句話，我說。
他問了我些什麼，巡夜人說，然後好奇地打量我。
問了什麼？我說。
他問我是否看過一部根據他的長篇小說拍的墨西哥電影。
你看過嗎？其實，我看過，他說，我碰巧看過這部電影，也很喜歡。
問題是我沒有讀過這部小說，所以我不知道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忠實于原作。
你對他說什麼了？我問。
我沒有告訴他沒有讀過小說，他說。
可是你告訴他看過電影，我說。
你認為呢？他說。
這時我想像他坐在那位長着格林面孔的小說家對面，我想他什麼也沒有說。
你沒有告訴他，我說。
我告訴他了，他說。
兩天後我們收拾行李去巴倫西亞。
我跟巡夜人告别時心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見他了。
我們驅車出發，該我坐在漢斯旁邊，跟他聊天時，我問他們争論什麼了？你不喜歡他，我說。
為什麼？漢斯沉默片刻，這對他來說是很罕見的，琢磨着如何回答我。
後來他隻說了一句不知道。
我們在巴倫西亞待了一個星期，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來回流浪，睡在休旅車裡，在橘園尋找工作，但什麼也沒找到。
小烏多生病了，我們帶他去醫院。
他隻是感冒了，有些輕微發燒，由于生活條件的緣故加重了。
結果，莫妮可的脾氣變得壞起來，我第一次看到她跟漢斯生氣。
一天晚上，我們談到離開休旅車，讓漢斯和全家繼續安靜地旅行，但漢斯不許我們擅自離車，我們想他說得對。
錢依然是個問題。
我們回到卡斯特戴菲爾斯時，天下着瓢潑大雨，營地發了洪水。
那時正當午夜。
那個巡夜人認出休旅車後出來迎接我們。
我坐在後座的某個位置，看見他朝裡面觀望，想找到我，然後又向漢斯詢問我在哪兒。
他說如果讓我們撐起帳篷會被洪水沖走，所以把我們領到營地另一頭一幢類似磚木結構的小屋裡，這個屋子蓋得危險極了，至少有八個房間，我們晚上就在那裡過了一夜。
為了省錢，漢斯和莫妮可開車去了海灘。
小屋裡沒有電，巡夜人去一間儲藏清潔用品的屋裡找蠟燭。
他一支都沒有找到，我們隻好拿打火機來照明。
第二天早晨，他來到小屋前，帶着一個五十歲左右、滿頭卷曲白發的人，這個人打了聲招呼，然後跟巡夜人交談起來。
後來這人告訴我們他是營地老闆，他可以讓我們在這兒住上一個星期。
那天下午，休旅車來了。
莫妮可開着車，烏多坐在後排。
我們告訴她大家都挺好的，他們應該過來跟我們住在一起，這兒是免費的，有很多房間夠每個人用，但她說漢斯已經跟在法國南部的她叔叔電話裡談了，給大家帶來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們可以立即起程去他那裡了。
我們問漢斯上哪兒去了，她說漢斯在巴塞羅那有生意要處理。
我們在營地又待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晨，漢斯來了，告訴我們一切都解決妥了，我們可以住在莫妮可一個叔叔的房子裡，一直等到開始收葡萄的時候，這段等待的時間什麼也不用做，就是把皮膚曬黑得了。
這時他把休、史蒂夫和我拉到一邊，說不想讓約翰加入我們一夥。
他是個變态狂，他說。
讓我驚訝的是，休和史蒂夫居然同意了。
我說我不太關心約翰是不是跟我們在一起。
可是由誰來告訴他呢？我們一起去說，這樣比較妥當，漢斯說。
據我所知，這是約翰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決定不參與。
他們離開前我說，我要跟那個巡夜人在巴塞羅那待幾天。
我想一個星期後在那個小鎮和他們會合。
漢斯沒有反對，但走之前告訴我留心點。
他有不祥之兆，他說。
那個巡夜人？在什麼意義上不祥？在一切意義上，他說。
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巴塞羅那。
那個巡夜人跟母親和母親的朋友住在格蘭維亞街上一間很大的公寓裡，那位朋友比她年輕二十歲。
他們隻用公寓兩頭的房間。
他母親和情人住在後屋一個可以俯視小院的房間，他住在前屋，帶一個臨街的陽台。
中間至少有六間空房，能感覺到在塵土和蛛網中間還有以前住戶存在過的痕迹，約翰在其中一間屋子裡住了兩個晚上。
巡夜人問我為什麼約翰沒有跟其他人一起走，我告訴他約翰總是顯得挺有思想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約翰帶到家裡了。
後來約翰乘火車回了英國，巡夜人開始隻在周末去工作，這意味着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度過。
那幾天真開心。
我們很晚起床，在當地一家酒吧吃早餐，我來一杯茶，他來一杯咖啡或者加點白蘭地的咖啡，然後我們又在城裡四處閑逛，直到兩個人都很累了才不得不回家。
當然，棘手的事兒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歡他給我花錢。
一天下午，我們走進一家書店，我問他想要什麼然後就給他買了。
那是我送他的惟一的一件禮物。
他選了本西班牙詩人德·奧裡的詩集，我居然還記住了那個名字。
十天後，我離開巴塞羅那。
他到車站來給我送行。
我給他留了在倫敦的地址和我們就要去打工的胡西雍那個小鎮的地址，以備他來拜訪。
可是，我們道别時我差不多有把握說永遠不會再見到他了。
起初旅途中很長時間隻有我一個人，我覺得坐火車旅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覺得自己待着很舒坦。
我有時間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計劃，我想做的和不想做的。
我幾乎刹那間意識到一人待着再也不會讓我煩惱了。
我在佩皮格南搭上一輛巴士，它在一個十字路口把我放下，我從那兒又步行到普拉内薩斯，我的遊伴們說好在那裡等着。
我在夕陽西落前到了那裡，大片連綿不斷的葡萄園呈現在眼前，那是一片濃郁的綠褐色，這景緻讓我心裡感覺更加平靜，如果可能的話。
可是，我到普拉内薩斯時，人們臉上的表情卻不再那麼好了。
那天晚上，休把我不在期間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講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漢斯和艾瑞卡吵了一架，現在兩個人都不說話了。
好幾天，史蒂夫和艾瑞卡商量是不是離開，但後來史蒂夫又跟艾瑞卡吵了一架，他們的逃跑計劃擱置。
好像還嫌事情不夠糟糕，小烏多又生病了，莫妮可和漢斯幾乎要為了他打起來。
據休說，莫妮可想帶他去佩皮格南的一家醫院，漢斯反對，聲稱醫院與其說能治愈病人，還不如說會加重病情。
第二天早晨，莫妮可的眼睛都哭腫了，不過也可能是漢斯揍的。
無論如何，小烏多自動康複了，或者是被父親給喝的草藥治好了。
說到休自己，他說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喝酒，因為這兒有大量葡萄酒，全免費。
那天晚飯期間，我沒有發現有絲毫緊張之兆，第二天，好像每個人都專等着我，開始收葡萄了。
我們絕大多數人幹的工作主要是剪葡萄。
漢斯和休幹搬運的活兒。
莫妮可開着裝葡萄的小車送到附近村子裡的合作加工點。
除了漢斯的這夥人，還有三個西班牙人和兩個法國女孩，我很快就跟他們成了朋友。
工作讓人精疲力竭，也許惟一的好處是幹完活兒之後，沒人想吵架了。
還有很多産生摩擦的根源。
一天下午，休、史蒂夫和我對漢斯說我們至少還需要兩個工人。
他表示同意，卻說不能再找了。
我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他跟莫妮可的叔叔簽了合同，隻能用十一個人完成收葡萄的任務，不能再增加一個人了。
晚上，大家幹完活兒後一般都去河邊洗個澡。
水很涼，但河流很深，完全可以進去遊泳，我們可以通過遊泳來活絡身體。
我們會打上肥皂，洗洗頭發，接着再回屋裡吃晚飯。
那三個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幢屋子裡，除了我們邀請他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平常他們獨自待着。
兩個法國女孩住在鄰村（合作社就在那兒），每天晚些時候，她們都騎摩托回家。
一個叫瑪麗·約瑟特，另一個叫瑪麗·弗蘭絲。
一天晚上，我們全都喝了很多酒，漢斯告訴大家他曾在一個丹麥公社生活過，那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組織的公社。
我不知道他聊了多久。
有時他興奮了就開始敲桌子或者索性站起來，我們坐在那裡看着他體積開始變大，拉長到很誇張的高度，像個食人怪物一般，由于他的慷慨和我們的拮據，我們被這個怪物牢牢地捆住了手腳。
又過了一個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時候，我聽到漢斯在跟莫妮可說話。
他們住在我上方的屋子裡，那天晚上可能忘關窗戶了。
無論什麼原因，我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他們在用法語交談，漢斯說他也無可奈何，就是這麼回事，他無可奈何，莫妮可說，是嗎，他可以的，他得試試，接下來的内容我沒聽到。
一天下午，我們就要完工時，那個巡夜的來了。
看到他我高興極了，乃至說了我愛他的話，還說他應該多保重。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那樣說了，可是看着他走到大街上，我有種感覺，好像某種危險隐隐約約懸在我們頭頂。
令人意外的是，他說也愛我，想跟我一起生活。
他好像挺高興。
盡管很累——他搭便車差不多走遍整個省，最後終于找到了——卻很高興。
那天下午，我記得，除了漢斯和莫妮可，每個人都出去遊泳了，我們脫了衣服跳進河裡，那個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嚴嚴的，事實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無論天多熱他都感覺挺冷的。
這時發生了一件貌似無足輕重的事兒，但我卻感覺到了某種東西的手：命運或上帝之手。
我們在水裡時，三個流動工人出現在橋上，站在那裡長時間地看着我們，看着艾瑞卡和我。
他們是兩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和一個少年，也許是祖父、父親、兒子關系，穿着破破爛爛的工作服，後來其中一個用西班牙語說了句什麼，那個巡夜的回答了他們。
我看到他們的臉朝下看着，巡夜的臉朝上看着（天空很藍），先寒暄了幾句後開始交談起來。
三個流動工人和那個巡夜人都很健談。
起先，好像是一問一答，接着像是閑聊起來，三個人坐在橋上，一個流浪漢站在橋下，進行着簡單的對話，我們幾個，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鵝和鴨子一般洗着澡，遊來遊去，期間談話繼續進行着，我們這樣理論上是避開這場西班牙語的談話，但那隻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們視覺享受和憧憬的源泉。
可是那幾個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們從水裡出來），他們說了聲再見，當然這句西班牙語我能聽得懂，巡夜人也向他們說了再見，此事到此為止。
那天晚上吃晚飯時，大家喝得酩酊大醉。
我也喝醉了，但還沒有醉到像别人那種地步。
我記得休大聲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記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長桌邊，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來。
我敢肯定就要發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對巡夜人說我們該上床睡覺了，他沒理我。
他說個不停，糟糕的英語中混雜着法語，談論着一個在胡西雍失蹤的朋友。
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說，跟陌生人喝喝酒。
你們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說。
後來他們全都唱起歌來，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們唱的是一首搖滾歌曲。
過了會兒，那兩個跟我們一塊兒幹活的西班牙人來了。
我不知道是誰把他們叫來的。
這回我一個勁兒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發生了，可我不知道會是什麼事兒，也不知道該采取什麼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個巡夜人去我的房間跟他做愛、說服他睡覺。
這時漢斯從自己屋裡走出來，晚飯後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讓我們别這麼鬧了。
我記得他這樣出來警告了好幾次。
漢斯打開門，逐一盯着我們，說太晚了，這麼鬧他老睡不着，我們明天還要工作。
我記得沒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點兒。
他出來時大家說好的，好的，漢斯，我們這就不鬧了，可是等到門一關，立刻又喊叫大笑起來。
然後漢斯又打開門，裸露的身上隻穿着一條白色貼身内褲，金色長發亂糟糟的，他說聚會結束了，大家該馬上各回各的房間。
巡夜的站起來說：聽着，漢斯，别那麼白癡了，别這樣。
我記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漢斯臉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語句子說得很别扭。
漢斯站了片刻，滿臉茫然，接着開始咆哮起來：你夠放肆啊？說了這句後就向巡夜的沖來。
他們之間還有一段距離，我們完全有條件詳細地觀察他，一個半裸巨人以幾乎奔跑的速度穿過房間直接向我可憐的朋友沖來。
可是，随後發生的情景誰都沒有料到。
巡夜人坐在那裡動都沒有動，當那團肉橫過屋子沖撞而來時，他仍然鎮定自若，當漢斯距離他僅有幾寸之遙時，一把刀出現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軟的右手裡，那隻手跟一個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這把刀舉起來放到漢斯的胡須下面，事實上幾乎要挨着胡須的外圍了，漢斯冷靜了下來，他說，這是什麼？這是開什麼玩笑？他是用德語說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烏多藏身的那扇門打開一道縫，莫妮可的腦袋匆匆一閃，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裸體。
這時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漢斯沖過來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就在數尺之遠，滑進漢斯的胡須，漢斯開始後退，但在我看來他們好像穿過整個房間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門退去，其實他們隻走了三步，也許兩步，然後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漢斯的眼睛，轉過身背對着他。
休後來說，那一瞬間漢斯應該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實上他站住沒動，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邊給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簡直像吞空氣般喝了酒。
這時巡夜人轉過身開始辱罵他。
他管漢斯叫納粹，說你想對我幹嗎，納粹？漢斯盯着巡夜人的嘴裡喃喃自語，握起了拳頭，我們都以為他會沖向巡夜人，這次沒有什麼會攔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說了句什麼，他轉過身應答了一聲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裡，可能又給他灌了很多酒。
我記得接下來所有的人都離開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薩斯街上去賞月。
我們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烏雲後面，可是風又向東吹拂着烏雲，月亮露了出來（我們都大聲尖叫起來），可是又消失了。
在某個時刻我覺得我們個個都像鬼魂。
我對巡夜人說：我們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個勁兒地說着一個失蹤了的人，同時還不停地大笑着，開着誰也聽不明白的玩笑。
當最後幾幢房子抛在我們身後時，我想該回去了，如果現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來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
一個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處時所有燈都熄滅了，而且萬籁俱寂。
我走過去打開一扇窗戶。
沒有一絲聲音。
我又回到自己房間，脫了衣服上床。
我醒來時發現那個巡夜的睡在我旁邊，我說了聲再見就去跟别人一起幹活去了。
他沒有反應，躺在那裡跟死人似的。
一股嘔吐的味道彌漫在房間。
我們中午回去時他已經走了。
我看到床上留了張紙條，對自己昨晚的行為表示道歉，還說我可以随時去巴塞羅那，隻要我願意，他會在那裡等候我。
那天早晨休對我講了昨晚發生的事，他說，我走了後那個巡夜人簡直瘋了，他們來到河邊，一個勁兒地說有人在呼喚他，那聲音就在河的對岸。
不管休告訴他多少遍，說那邊什麼人也沒有，隻有水的聲音，甚至連水的聲音都很輕微，可他堅持說有人在下邊，在河的對岸，在等着他。
我想他是在開玩笑，休說，可是趁我沒留心，他在瀝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條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過灌木叢和荊棘。
休說，這時隻有他和我們邀請參加聚會的那兩個西班牙人脫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時，三個人都在後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為天太黑，坡度太陡，絆一跤沒準會把骨頭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視野中消失了。
休認為他可能想跳進河裡去。
不過最有可能的是，休說，他一頭撞到一塊石頭上，那兒石頭多着呢，或者絆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樹枝上，或者一頭栽進荊棘叢裡。
他們來到盡頭時，發現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們。
這時最離奇的事情發生了，休說，當我走到他身後時，他來了個急轉，刹那間我就摔倒在地，他騎在我身上，雙手捏住我的喉嚨。
休說，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他都沒有工夫害怕，事實上巡夜人在往死裡掐他，那兩個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兒了，既看不見他的影子，又聽不見他的聲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頸（這種雙手跟我們當時已經傷痕累累的手是那麼不同），休發不出任何聲音，更不用說喊救命了，已經被驚傻了。
他可能會要我的命，休說，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識到自己在幹什麼，然後就放了他，嘴裡還說對不起。
休看清了他的臉（月亮又出現了），用他的話說，這張臉淚流滿面。
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當巡夜人放了他還說抱歉時，休也開始哭起來，因為忽然想起離他而去的女朋友，那個蘇格蘭女孩，他忽然想到沒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國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釋不清或者隻能解釋得挺拙劣的那種感覺。
後來那兩個西班牙人來了，吸着大麻煙，他們問休和那個巡夜人為什麼哭，他們開始笑了，休說，兩個體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麼也不用說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煙讓大夥傳着抽，後來他們四個人一起往回走。
現在感覺怎麼樣呢？我問休。
挺好，他說，準備收完葡萄就回家。
你覺得那個巡夜的怎麼樣？我問。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問題，你該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幹完收葡萄的活兒，也就是一個星期後，我跟休回到英國。
我本來打算還去南方旅遊，去巴塞羅那，可是收割結束後我實在太累了，太虛弱了，我決定最好還是回到倫敦的父母身邊，如果可能的話再看看醫生。
我在家裡跟父母一起待了兩個星期，無所事事的兩個星期，沒有見任何朋友。
醫生說我“生機消耗殆盡”，開了些維生素，又讓我去眼科大夫那裡看看。
大夫說我需要配副眼鏡。
過了沒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給那個巡夜人寫了幾封信。
我告訴了他一切：我如何離開法國，醫生怎麼說的，我現在戴着眼鏡，如何想盡快掙點錢計劃去巴塞羅那看他，還說我愛他。
我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内給他寫了大概有六七封信。
後來新學期開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阿蘭·萊伯特，切斯·拉歐爾酒吧，旺德爾港，法國，1978年12月。
那時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組織中。
我有一間自己的窯洞，常常去拉歐爾酒吧讀《解放報》。
我并不孤單。
還有别人跟我一樣，我們從來沒有百無聊賴的時候。
晚上，我們讨論政治，玩撞球。
有時聊聊剛剛結束的旅遊旺季。
每個人都會聊起别人幹過的傻事，以及給自己挖的陷阱，我們在拉歐爾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這些亮閃閃的星星在宣布嚴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臨。
然後，在酩酊大醉中，我們獨自或者成群結夥地離去。
我呢，回到城外的窯洞裡，離波萊多岩石山不遠的一個地方。
我不明白這座山為什麼會叫那個名字，我從來沒有費神打聽過。
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現了一個讓人讨厭的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
總之，我說過了，每天晚上我都一個人回到自己的窯洞裡，睡思昏沉地步行過去，到那兒後就點亮蠟燭，方便在裡頭走動。
波萊多岩石山有十個窯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從未進錯過。
我會爬進自己的那隻加拿大猛人探險者牌睡袋開始思考人生，思考發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時而理解時而不理解（大多數時候）的事情，然後浮想聯翩，最後在不知不覺中昏然入睡，在夢中飛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萊多就像一個通勤者居住的小鎮。
特别是夏天。
每個窯洞裡都住着人，有時達四個或者更多，大約十點的時候，每個人都開始外出，說着早上好，朱麗特，早上好，皮埃羅特。
如果你待在窯洞裡，躲在睡袋裡，就會聽到有人在談論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麼明媚，接着會聽到鍋盤撞擊的聲音，有人用野炊爐煮水的聲音，甚至都能聽到打火機的咔嚓聲，高盧牌香煙從皺巴巴的煙盒裡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的聲音，你能聽到哈哈聲、呵呵聲，當然總有白癡在談論着天氣。
可是，在那裡你真正能聽到的全部聲音還是大海的聲音，波浪撲打到波萊多岩石的濤聲。
接着，夏季結束，窯洞開始空了，隻剩下我們五個人，然後四個，最後隻剩三個人，皮萊特、馬莫德和我。
這時皮萊特和我已經在伊索貝爾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長告訴我們可以帶上裝備，搬進船員宿舍。
他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們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為我們在窯洞裡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間，而船艙裡簡直就像睡在棺材裡一樣，皮萊特和我已經習慣了在露天的空氣中睡覺的舒服勁兒。
九月中旬，我們開始去獅子灣出海，有時挺順利的，有時徹底失敗，一般是以賺錢多寡來衡量，如果運氣不錯，賺的錢足以付我們的飯錢，倒黴的日子，拉歐爾酒吧連牙簽也要給我們賒賬了。
這種蕭條期會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時船長說也許皮萊特是個災星，一切都是他的錯。
他走出來這樣說，就像人們在談論下雨了或者餓了一樣。
接着，另外幾個打魚的說如果真是如此，幹嗎不把皮萊特就地扔進海裡去呢？回港口後就說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進海裡了。
我們聊了會兒這事，半開玩笑半當真。
所幸皮萊特喝得太厲害了，搞不清我們别的幾個人在說什麼。
湊巧，那段時間，幾個警察雜種到窯洞裡來找我。
我偷過一家超市的東西要在奧爾比附近的一個小鎮受審。
這是兩年前的事兒了，我隻拿了一塊面包、一些幹酪、一聽金槍魚罐頭。
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長臂。
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們在拉歐爾酒吧喝得爛醉，詛咒警察（即便我認出鄰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會以及經常跟你過不去的司法體制，我大聲朗讀着《艱難時世》雜志裡的文章。
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魚的，有職業的也有業餘的，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年輕小夥子、城裡來的小孩，暑期打工的，來旺德爾港洗盤子，直到被盯上後才不幹了。
一天晚上，一個叫瑪格麗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覺的女孩，讀起羅貝爾·德斯諾的一首詩來。
我不知道羅貝爾·德斯諾是他媽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詩挺精彩，聽了很有感觸。
我們坐在外面一張桌子旁邊，鎮上人家的窗戶裡燈光閃耀，可街上連隻貓也沒有，我們能聽到的全部聲音就是我們自己的聲音，以及在去車站的路上行駛的一輛遙遠的小車的聲音，隻有我們在那裡，或者我們自以為如此，但是卻沒有看見（或者說至少我沒有看見）那個坐在最遠的桌子邊的家夥。
瑪格麗特給我們朗讀完德斯諾的詩之後——是在你聽完某種真的很美的東西後開始沉默的瞬間，那樣的瞬間會持續一兩秒鐘或者一輩子，因為在這個殘酷的世界，有些東西對每個人都是有意義的——那個家夥在酒吧對面站起走過來請瑪格麗特再讀一首詩。
他問能否加入我們一夥，我們說沒問題，怎麼不行呢，他就從自己桌上端過咖啡，從黑暗中（因為拉歐爾總是節電）走出來跟我們一塊兒坐下，開始像我們一樣喝起葡萄酒來，還請了我們幾圈，可是他那樣子不像有錢人，不過我們都是窮光蛋，又能怎麼樣呢？我們就讓他請了。
大約淩晨四點鐘時，我們互道晚安。
皮萊特和我回波萊多。
在去旺德爾港的途中，我們一路走得很快，邊走邊唱着歌。
這條路逐漸走下去後由大路變成小徑，蜿蜒穿過岩石通向窯洞，到這兒時我們放慢了速度，即便喝得醉成這樣子了，但還是清楚在這樣的黑暗中一步踩錯命将玩完，下面便是洶湧的海浪。
晚上，平常那條小路沿途鬧聲不斷，可是今天晚上有些特殊，顯得特别甯靜，有一陣我們隻聽到腳步聲和拍在岩石上輕輕的浪花聲。
可是後來我卻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總感覺有人跟在我們後面。
我站住轉過身望着黑暗深處，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我前面幾尺遠，皮萊特也站住了，站在那裡聽動靜。
我們倆都不說話，甚至都不動一下，就那樣等待着。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車子的輕鳴聲和發悶的笑聲，好像駕駛人在犯傻。
我們又聽不到剛才的聲音了，好像是腳步聲。
說不定是鬼呢，我聽到皮萊特說，我們又開始起步走了。
這時，窯洞裡隻有我和他，因為馬莫德的堂兄或者叔叔來找他，他去蒙比利埃附近的什麼村子幫着收莊稼了。
睡覺前我們先抽了一支煙，看着外面的大海。
後來我們道過晚安各回自己的窯洞。
我想了會兒自己的事兒，不得不去的奧爾比之行、伊索貝爾号的蕭條期、瑪格麗特和德斯諾的詩、早晨在《解放報》上讀的一篇關于巴德爾—邁因霍夫恐怖組織的文章。
我快要閉上眼睛時又聽到那聲音了，腳步聲越來越近，然後又停住，發出腳步的影子望着窯洞黑乎乎的入口。
不是皮萊特的腳步聲，他的聲音我很熟悉，我熟悉皮萊特走路的聲音，不是他。
可是我太累了，又不想從睡袋裡爬出，或許我已經睡着了卻還聽着腳步聲，總之，無論如何，我想不管是誰發出的聲音，對我都不構成危險，對皮萊特也沒有危險，如果什麼人想挑釁，我們會發現的，可是想挑事得先進入我們的窯洞，我知道，陌生人是不會進來的。
我知道這個人是在找一間自己能睡覺、沒人住的窯洞。
第二天早晨，我發現了他。
他坐在一塊像把椅子的平平的岩石上望着大海，抽着香煙。
他就是我在拉歐爾酒吧見到的那個陌生人，他看我從窯洞裡出來後站起來伸出手。
我不喜歡陌生人碰我，在沒有洗臉之前。
所以我站在那裡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意圖，可我隻聽懂了零星的幾個詞：“安慰”、“噩夢”、“女孩”。
後來我走到弗蘭西内特夫人果園，那兒有口井，他待在原地未動，吸着煙。
我回來時他還在吸着煙（他嗜煙成瘾），他看見我時又站起來說，阿蘭，我請你吃頓早飯吧。
我記得沒有告訴過他我的名字。
我們離開波萊多時我問他怎麼找到窯洞的，誰告訴你這裡有窯洞可以睡。
他說是瑪格麗特，他管瑪格麗特叫德斯諾的讀者。
他說，皮萊特和我走了後他跟瑪格麗特和弗朗索瓦又待了會兒，問過他們有沒有地方可以過夜。
瑪格麗特告訴他，鎮子外皮萊特和我住的地方有幾間窯洞。
接下來就很簡單了。
他馬上跑了，跟上我們，然後就選了個窯洞鋪開自己的睡袋，就是這樣。
我問他是怎麼穿過這些岩石的，這裡道路糟糕得都不能稱之為道路了，他說沒有那麼艱難，有我們在他前面，他隻要跟着我們的腳步走就可以了。
那天早晨我們在拉歐爾酒吧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權當是早點了，這個陌生人說他名叫阿圖羅·貝拉諾，在找一個朋友。
我問他的朋友是誰，為什麼又到旺德爾港來找，他從衣兜裡掏出最後幾個法郎，要了兩份法國白蘭地酒，開始聊起來。
他說他的朋友跟另一個朋友住一起，他的朋友在等什麼，可能是份工作之類的，我記不得了，他的朋友的朋友把朋友趕了出去，貝拉諾聽說這個情況後就出來找他。
你的朋友住哪裡？我問。
他沒有家，他說。
你住哪裡啊？我問。
在一間窯洞裡，他說，但卻微笑着說，好像在開玩笑。
最後發現，原來他跟科裡歐雷的佩皮格南大學的一個教授住在一起，就在附近。
從波萊多可以看得見科裡歐雷。
後來，我又問他怎麼知道朋友被趕出去了。
他說：我朋友的朋友告訴我的。
我又問：是把他趕走的那個人嗎？他說沒錯。
我說，換句話說，先是他把人家趕走了，接着他又告訴了你嗎？他說：說實話，他害怕得要命。
我問：這個所謂的朋友怕什麼呢？他說：我朋友可能會自殺。
我說：那你的意思是雖然他認為你的朋友可能會自殺，你的這個朋友的朋友還是把他趕走了？他說，沒錯，我自己沒有弄清這層關系。
這時我和他都笑了，都已喝得半醉，他走的時候，肩上扛着一個小包，他走了，打算搭便車在附近的那些小鎮漫遊，這時我們已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們一起吃過午飯（稍後皮萊特也加入進來），我告訴他，我在奧爾比如何受到法官的不公正對待，我們在哪裡工作，天黑下來時他就走了，一個星期後我又見到他。
他還沒有找到朋友，但我覺得那時他差不多已經放棄尋找了。
我們買了瓶葡萄酒，在港口一帶漫遊，他告訴我一年前幹過卸船的活兒。
這次他打算隻在這裡待幾個小時。
他比上次穿戴得好了一些。
他問我在奧爾比的案子進展如何。
他又問起我和皮萊特的窯洞。
他想知道我們是不是還住在那裡。
我告訴他不住了，我們已經搬到船上，太冷不大上那兒住了，其實也并非全然因為寒冷已悄然而至，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我們身上沒有一個法郎，在船上我們至少還能吃上熱飯。
過了會兒，他就走了，據皮萊特說，那家夥喜歡我。
你瘋了，我說。
那為什麼他還來旺德爾港？他來這裡想幹嗎？ 十月中旬時他又來了。
我聽到外面有人說我的名字時正挺着身子躺在鋪位上做白日夢呢。
我走到甲闆上時看見他坐在一堆東西中。
好久不見了，萊伯特，他說。
我走過去說你好，然後兩人都點上煙。
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有點輕淡的霧氣，附近沒人。
我想，大家都上拉歐爾酒吧了吧，能聽到遠方一隻船裝貨時絞盤發出的聲音。
我們去吃點早餐吧，他說。
好的，去吃點早餐，我說。
但我們誰也不動。
我們看見一個人從防波堤那兒向我們走來。
貝拉諾微笑起來。
操，他說，是烏裡塞斯·利馬。
我們一聲不響等着他，直到這人走到我們這兒。
烏裡塞斯·利馬比貝拉諾矮一些，但更結實。
他像貝拉諾一樣肩上扛一個小包。
他們一看見對方就開始用西班牙語聊起來，他們打招呼、彼此問候的樣子顯得很随意，很平常。
我告訴他們我要去拉歐爾酒吧了。
貝拉諾說好的，我們稍後就來，我撇下他們在那裡聊着。
伊索貝爾号船上的員工全都在酒吧裡。
他們看上去表情陰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說當諸事不順的時候如此沮喪反而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走進去，打量了一番都誰在，大聲開了個玩笑，或者逗他們一樂，然後要了杯咖啡和一個羊角面包、一杯白蘭地，開始讀起前一天的《解放報》，弗朗索瓦經常讀這份報，讀完後就扔在酒吧了。
我在讀一篇寫紮伊爾共和國的餘餘這個地方的文章時，貝拉諾和他的朋友走進來了，向我坐的桌子走來。
他們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蹤的烏裡塞斯·利馬把四個全吃了。
他們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幹酪三明治，給了我一份。
我記得利馬的聲音有些奇怪。
他的法語講得比朋友好。
我忘記我們都談了什麼，也許談了紮伊爾的餘餘，我隻知道在談話途中貝拉諾問我能不能幫利馬找份工作。
我想笑。
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說。
不，貝拉諾說，我說的是船上的活兒。
伊索貝爾号？可我說的就是伊索貝爾上的員工在找工作啊！我說。
這樣啊，貝拉諾說。
這得有空地啊。
其實，有兩個伊索貝爾号上的漁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築的活兒，這份工作至少讓他們忙碌一個星期。
我們得跟船長談談，我說。
萊伯特，貝拉諾說，我相信你能幫我朋友找份工作。
在船上沒多少錢，我說。
但至少能提供一張床鋪，貝拉諾說。
問題是，我懷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魚和船上的事兒，我說。
他當然懂了，貝拉諾說，不是嗎，烏裡塞斯？懂得很多，烏裡塞斯說。
我坐在那兒望着他們，因為顯然不是實話，隻要看看他們的臉就知道了，可是後來我又自問，我是誰居然對别人的事兒如此肯定。
我從來沒有去過美國。
我怎麼知道那邊漁民們的情況呢？ 當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長說了，我說帶來一個新船員給他，船長說：好啊，萊伯特，給他住阿米多的鋪，但隻能住一星期。
我回到拉歐爾酒吧時貝拉諾和利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這時拉歐爾端出三盤魚湯。
這是非常普通的湯，但貝拉諾和利馬還說法國菜做得多好。
我不知道他們是跟拉歐爾或者自己開玩笑呢，還是當真的。
我想他們是當真的。
接着我們開始吃炸魚沙拉，然後又來老一套了，恭維廚師，沙拉多棒，普羅旺斯沙拉多經典，顯然這樣說讓這胡西雍人臉上挂不住。
可拉歐爾挺高興，而且畢竟他們付的是現金，他還要怎麼樣呢？後來弗朗索瓦和瑪格麗特進來了，我們請他們坐一起，貝拉諾給每個人要了份點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沒有香槟，他隻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幾個伊索貝爾号上的漁民湊到我們這桌來，我把利馬介紹給他們。
我說：這家夥就要跟我們一塊工作了，他是墨西哥來的水手，是的，先生，貝拉諾說，帕茨庫阿羅湖的漂泊的荷蘭人[貝拉諾引用了歐洲傳說中一艘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漂泊的荷蘭人”（TheFlyingDutchman）的典故，它受到詛咒永遠必須在海上航行，無法靠岸。
]，那幾個漁民向利馬打了個招呼，握握手，他們會覺得利馬的手有些怪，顯然不是漁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覺察出來，但他們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誰知道一個遙遠國度的漁民的手是什麼樣呢。
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靈魂垂釣者，貝拉諾說，就這樣聊到下午六點，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後來，貝拉諾付了賬，跟每個人道别後就去科裡歐雷了。
那天晚上利馬跟我們一起在船上睡了。
第二天天氣很糟糕。
天亮時烏雲密布，我們花了一早上和半個下午的時間整理設備。
利馬被安排去清理貨艙。
底下的味道實在難聞極了，我們都避着這活兒，死魚臭氣刺鼻，能把人給熏倒了，但那個墨西哥人硬是堅持下來。
我想船長是在考驗他吧。
他讓這個墨西哥人去清理貨艙。
我對這個墨西哥人說：假裝在幹着，然後兩分鐘内回到甲闆上。
可利馬下去後在那兒一待就是一個多小時。
吃午飯時，皮萊特做了魚排，利馬不想吃。
吃吧，吃吧，皮萊特說，可利馬說他不餓。
他坐下歇了會兒，離我們遠遠的，好像擔心如果觀察我們吃飯會嘔吐，後來他又回到貨艙了。
第二天，早晨三點的時候，我們起航出海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才發現利馬壓根就沒有船上生活經驗。
隻希望他别掉進海裡，船長說。
大家都望着利馬，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同時又看着已經喝醉的皮萊特，我們隻好聳聳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時他們都挺嫉妒兩個在佩皮格南設法找到建築活兒的工友。
我記得那天天色陰沉，夾帶着雨的雲從東南方翻滾過來，但接着風變了，烏雲升起來。
十二點時，我們開始收網，其實裡面什麼也沒有。
午飯時我們所有的人苦惱極了。
我記得利馬問我這樣的情況有多久了，我告訴他至少有一個月了。
皮萊特開了個玩笑建議我們放火燒了船，船長說如果他再聽到這樣的話，就把他揍得兩眼發黑。
後來我們又把船向東北方向開去，下午時我們又在一個地方撒下網，以前從來沒有在那裡打過魚。
我記得，除了皮萊特我們誰也沒有太把它當回事，他那時已經徹底醉了，在控制室裡胡言亂語着，談着他扔在什麼地方的一支槍，或者長時間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鋒刃，然後又環顧四周尋找船長，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緻這個意思吧。
天開始黑下來時，我們發現網開始滿了。
我們把網拉起來，船裡的魚比前幾天的全部收成加起來還多。
忽然，我們開始瘋了般地工作起來。
我們繼續向東北方向開去，不斷地撒下網去，等再收起來時裡面滿是魚。
連皮萊特都戰果累累。
我們接連幹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沒有睡，追随着向海灣東北盡頭移動的魚群。
第二天下午六點，艙裡的魚滿滿的，以前可從未見過這樣豐碩的成果，可是，船長說十年前他見過一次幾乎同樣豐碩的捕撈。
我們返回旺德爾港時，沒有幾個人相信發生的一切。
我們卸了船，睡了會兒，然後又出海了。
這次我們沒有發現大魚群，但收獲也不少。
那兩個星期可以說我們絕大多數時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
後來，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們知道發财了，因為工資是按捕撈比例拿的。
後來，那個墨西哥人說，他不幹了，他現在有了足夠的錢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後就走了。
皮萊特和我問他需要做什麼。
旅遊，他說。
我掙的錢夠買一張去以色列的飛機票了。
我敢打賭那兒肯定有個女孩在等着你，皮萊特說。
差不多吧，這個墨西哥人說。
後來我和他去跟船長說。
船長手裡還沒有錢。
魚加工廠需要一段時間才會付款，特别是捕獲量這麼大，利馬隻好又等了幾天。
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
他消失了幾天。
我們再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去了趟巴黎。
他搭便車去了又回來了。
那天晚上，皮萊特和我帶他到拉歐爾酒吧吃晚飯，接着他又來船上睡了，雖然他知道我們早上四點鐘就要離港去獅子灣再去試着找找那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魚群。
我們在海上待了四天，捕獲平平。
此後，利馬決定還是多待些時間，直到給他付了工資，這期間他就睡在波萊多的一個窯洞裡。
一天下午我和皮萊特去找他，指給他哪個窯洞最好，那口井在哪裡，晚上應該走哪條路才不至于掉到懸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過戶外生活的秘訣。
我們不出海的時候，就看見他在拉歐爾酒吧待着。
利馬跟瑪格麗特、弗朗索瓦以及一個四十多歲的德國人魯道夫混成了朋友，魯道夫在港口一帶幹些零工，自稱十歲時就在維爾馬奇特當過兵，得過鐵十字勳章。
當大家都說不相信時，他拿出勳章給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發黑、生鏽了的鐵十字。
接着他在勳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語和法語發誓。
他把勳章拿到離臉十寸遠的地方對着它說起話來，好像那是個小侏儒，對着它做鬼臉，然後又把它放下，對着十字極度狂躁或者厭惡地吐起唾沫來。
一天晚上，我對他說：如果你這麼讨厭他媽的這枚勳章，幹嗎不他媽的把它扔到他媽的海裡去呢？這時魯道夫安靜下來，似乎很羞愧，把鐵十字勳章收進衣袋。
一天早晨，我們終于拿到工資了，當天早上貝拉諾又出現了，我們為那個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餞行。
午夜時分，我和皮萊特陪他們一起去車站。
利馬打算搭十二點的火車去巴黎，從巴黎再乘第一個航班去特拉維夫。
我發誓火車站沒有一個人影。
我們在長椅上坐下，一會兒皮萊特就睡着了。
唉，貝拉諾說，我感覺這恐怕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我們沉默了很長時間，他的聲音驚了我一下。
我以為他是在對我說話，等利馬用西班牙語回答時，我才意識到不是。
他們交談了一會兒。
後來火車到了，火車是從澤貝雷過來的，利馬站起來向我道别。
謝謝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幹活，萊伯特，他就說了這麼一句。
他不想弄醒皮萊特。
貝拉諾跟他一起向火車走去。
我看着他們握了握手，然後火車就離去了。
那天晚上貝拉諾住在波萊多的窯洞過夜，我和皮萊特去了伊索貝爾号船。
第二天貝拉諾就離開旺德爾港了。
9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後來我聽到了說話聲。
他們在對我說：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你好嗎？我睜開眼睛，是那兩個小夥子，其中一個手裡拿着一瓶酒。
我說：沒什麼，小夥子們，我隻是出了會兒神。
到了我這個年紀，睡意會出其不意地找上來，但是該睡着的時候永遠睡不着，我是說午夜時分，等你上了床後卻睡意頓消或者不配合，讓老人們徹夜失眠。
不過我對失眠毫不在意，因為那時我正好可以花幾個小時來讀書，甚至有時間翻閱那些資料。
問題是到頭來我會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時候，這對我的名譽影響非常不好。
别擔心，阿馬德奧，小夥子們說，如果你想打會兒盹，沒關系，那就打吧，我們改天再來。
不，小夥子們，我現在好了，我說，我來看看，龍舌蘭在哪兒呢？這時其中一個小夥子打開酒瓶，把神靈的甘露倒進我們各自的杯子裡，還是我們剛才喝過酒的杯子，有人會覺得這是偷懶的信号，又有人覺得是優雅的極緻，因為，我們應該說，杯子被梅斯卡爾酒裝飾得熠熠生輝，龍舌蘭更令人心怡，就像一個穿着皮大衣的裸體女人。
幹杯，那就！我說。
幹杯！他們說。
我取出那份還夾在胳膊下面的雜志，當着他們的面揮了揮。
兩個小夥子同時去争奪，但動作太慢了。
這是第一期也是最後一期《卡沃爾卡》，我告訴他們。
塞薩雷亞的雜志，如他們所說是本能現實主義的正式出版物。
自然了，大多數投稿者并不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有曼努埃爾、有吉爾曼，但不見阿克萊斯的東西，還有薩爾瓦多·加爾拉多，瞧：還有薩爾瓦多·諾沃，有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有恩卡納西翁·古斯曼·阿雷頓多，還真有你的。
接下來是幾個外國人：特裡斯坦·特薩拉、安德烈·布勒東、菲利普·蘇波[菲利普·蘇波（PhilippeSoupault，1897—1990），法國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發起人之一。
]，是嗎？了不起的三人組。
後來我讓他們從手中拿走雜志，看着兩個人把頭埋在陳舊的八開本的紙頁，塞薩雷亞的雜志中，我有一種巨大的滿足感，雖然他們那麼見多識廣，先翻到的還是譯文，特薩拉、布勒東、蘇波的詩，分别由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塞薩雷亞·蒂納赫羅還有在下我翻譯。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那幾首詩叫《白色沼澤》、《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薩雷亞想把後者翻譯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譯法。
我為什麼否定？嗯，因為錯了，先生們，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幹涉，無論當時我多麼欣賞塞薩雷亞。
其實我不該那麼欣賞，我向你們坦白，可我始終真心地欣賞她。
我的法語顯然差強人意，也許帕布裡托還可以。
信不信由你，現在我徹底丢了法語，但我們還是翻譯了，塞薩雷亞翻得很潦草，如果你們不介意我這樣說，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詩而她認為是合适的，我則像奴仆般地同時拘泥于不可言說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
自然，我們也犯了不少錯誤，那些詩像皮納塔般被打得傷痕累累，總的來說，相信我，我們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見。
比如，蘇波和我的詩。
簡單地說：就我所知，蘇波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法國詩人，一個走得最遠的詩人，你知道，我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聽到有人說起他了，但據我所知，他還活着。
這期間，我對艾呂雅的情況一無所知，看他走得多遠，除了諾貝爾獎，什麼獎都拿了，是吧？阿拉貢獲諾貝爾獎了？不，我想不會。
他們頒給了夏爾[夏爾（RenéChar，1907—1988），20世紀法國最重要的詩人、超現實主義詩歌代表人物之一。
1930年與艾呂雅及布勒東共同出版詩集《施工緩行》（RalentirTravaux）。
]，我想，可他當時也許并不寫詩。
聖瓊·佩斯[聖瓊·佩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法國詩人，196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呢？我對他不予置評。
他們不會把這個獎給特裡斯坦·特薩拉的。
生活經常出現奇異的轉折！接着小夥子們讀起曼努埃爾、李斯特、薩爾瓦多·諾沃（他們喜愛他！）我（别，别讀我的詩，我說，那些詩太悲觀了，浪費時間）、恩卡納西翁、帕布裡托的詩來。
這個恩卡納西翁·古斯曼是什麼人？他們問道。
帕布裡托·萊斯卡諾是誰？他翻譯特薩拉的詩，文風像馬裡内蒂，法語大概說得像個法語聯盟的訪問學者。
我好像又恢複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運行，透過窗簾偷看着說：薩爾瓦鐵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許可，離開這兒，去放聲演講，直到喉嚨嘶啞——我的意思是，我想說的是，我沒有絲毫睡意了，好像剛喝下去的龍舌蘭在肚子裡、在黑亮的肝髒中與蘇西達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這也理應如此，因為某些階級界限依然存在。
我們又倒了一巡酒，我開始給他們講述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和恩卡納西翁·古斯曼的故事。
他們不喜歡恩卡納西翁的兩首詩，他們跟我很坦率，那兩首詩講不通，天哪，這恰好與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覺得可憐的恩卡納西翁的東西收進《卡沃爾卡》絕不是因為她有多好，而是因為塞薩雷亞對她的袒護，這是一個女詩人對另外一個女詩人的袒護，可誰知道塞薩雷亞從恩卡納西翁身上看到了什麼，或者她出于為恩卡納西翁或自己考慮作出了什麼樣的妥協。
發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學活動中習以為常之舉。
也許恩卡納西翁不見得是個優秀詩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壓根就算不上詩人，無論好還是壞（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薩雷亞的好朋友。
塞薩雷亞願意從自己嘴裡分出點面包或者龍舌蘭來哺給自己的朋友們！所以我給他們講了講恩卡納西翁·古斯曼的故事。
我說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據我的推算，大概如此，還說她在一家電影院外跟塞薩雷亞相識，别笑，這是真的，我忘了她們看的是什麼電影，但情節肯定很悲傷，裡面可能還有卓别林，總之，兩人出來時都哭了，互相看着對方又開始笑了，也許塞薩雷亞嗓子有些沙啞，她有自己獨特的幽默感，會忽然爆發出來，像一個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聲！她會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滾，而恩卡納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
那時塞薩雷亞住在克魯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裡，而恩卡納西翁和姑媽（這個可憐的人既無父親也無母親）住在德裡西亞斯大街，我想。
兩個人都工作了很長日子，塞薩雷亞在“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的辦公室工作，這位将軍對尖銳主義者很關照，但他對文學可謂一竅不通，這是事實，而恩卡納西翁是尼諾·佩爾迪多街上一家服裝店的售貨員。
誰知道她們是怎麼成為朋友的，從對方身上看到了什麼。
塞薩雷亞在這個世界上一無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說她是一個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的女人。
恩卡納西翁則完全相反，她絕對漂亮，總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薩雷亞有什麼就穿什麼，有時甚至披一件農民的大圍巾），可是像酒吧混戰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
她的聲音，怎麼描述呢？很尖細，很輕微，沒有絲毫急迫的味道，但為了讓别人聽得見總要大聲說，這個可憐的家夥從孩提時就懷疑自己的講話能力，基本上是一種很尖細的聲音，而且令人極不舒服，多年以後我隻聽到過一次類似的聲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裡看一部動畫短片，裡面有一隻貓或者一條狗或者一隻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國佬在做動畫片方面何其聰明啊，這隻動物說話的聲音很像恩卡納西翁。
如果她是個啞巴，我想我們中會有不止一個人愛上她，可是有了那種聲音，就不可能了。
另外，她毫無才華可言。
一天，塞薩雷亞把她帶到我們的一次聚會上，當時我們全都是尖銳主義者或其支持者。
開始大家都很喜歡她。
我是說隻要她不說話。
吉爾曼可能還逗過她，我也可能逗過。
但她始終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薩雷亞。
但是，她及時地變得更自信起來，一天晚上，她開始表達自己的意見了，又是批評，又是提建議。
曼努埃爾别無選擇，隻好告訴她安分點。
恩卡納西翁，他說，你連詩歌的常識都不懂，幹嗎不安分些呢？這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恩卡納西翁講話時在場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現場的塞薩雷亞從座位上站起，對曼努埃爾說不能這樣對一個女人講話。
可是你沒有聽到她說的那些蠢話嗎？曼努埃爾說。
我聽到了，塞薩雷亞說，她表面上似乎漠不關心，其實沒有錯過這位朋友和被保護人做的或說的任何東西，但我還是認為你該向她道個歉。
好吧，我道歉，曼努埃爾說，但從現在開始她最好閉上嘴。
阿克萊斯和吉爾曼同意他的提議。
他們提出，如果她說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就别說了。
這樣對人不尊重，塞薩雷亞說，剝奪了她的說話權。
恩卡納西翁再沒有參加以後的聚會，塞薩雷亞也不參加了。
那些聚會并不正式，也沒有人懷念她們，至少表面上如此。
那次聚會結束後，帕布裡托·萊斯卡諾和我走在這個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誦着保守派詩人塔布拉達的詩歌，我才意識到她不在了，同時覺得到自己對塞薩雷亞的了解是多麼有限。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9年3月。
一天，一個陌生人來看我。
我記得那是1978年。
來看我的客人不是很多，隻有我女兒和一個女人以及另一個說也是我女兒的女孩，她漂亮極了。
這個男子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我。
我在向北的院子裡接待了他，雖然所有的瘋子們都面朝南或者朝西，我卻一直朝北，我就這樣接待了他。
那個陌生人說，早上好，基姆，今天怎麼樣呢？我回答說跟昨天一樣，也跟前天一樣，我問他是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建築工作室打發來的，因為他那眼神和說話的方式我隐隐約約有些熟悉。
這個陌生人大笑着說你怎麼會不記得我了呢，夥計，你是當真嗎？我也笑了，為了讓他輕松些，我說當然，我的質問是絕對真誠的。
這時陌生人說我是達米安，你的朋友奧爾巴羅·達米安。
他說：我們認識都好幾年了。
這怎麼可能呢？為了讓他放松些，或者别讓他太傷心了，我說，嗯，現在想起來了。
他笑了（但他的眼神并不開心），他說那就好，基姆，他好像換上了我的醫生和護士們的聲調和關切态度。
他走了以後我想我就忘了他，因為一個月後他又來了，說以前來過這裡，我記得這個精神病院，便池還在那兒，這個院子向北。
過了一個月，他對我說：我來這裡看你已經兩年多了，夥計，你就不能試着下點兒工夫記住我？于是我努力了一番，下次他來時我就說怎麼樣啊，奧爾巴羅·達米安先生，他微笑着但眼神還是那麼憂傷，好像看待一切都出自某種深深的悲哀的徒勞角度。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3月。
實在離奇。
我知道這純屬巧合，可有時這些東西促使你去琢磨。
我跟拉斐爾講了，他說那純屬我腦子裡的幻覺。
我說：你發覺了嗎，烏裡塞斯和阿圖羅都不在墨西哥生活了，好像詩人更多了？你說的詩人更多是什麼意思啊？拉斐爾說。
我們這個年齡的詩人，1954、1955、1956年出生的詩人。
你怎麼知道的？拉斐爾問。
嗯，我說，我四處逛，我讀雜志，我參加詩歌朗讀會，我讀書評，有時還聽收音機裡的書評。
你都有孩子了，怎麼還能抽出時間幹這麼多事呢？拉斐爾說。
弗蘭茲喜歡聽收音機，我說。
我一打開收音機，他就睡着了。
收音機上朗讀詩嗎？拉斐爾問。
他很吃驚。
是啊，我說。
收音機和雜志裡都有詩。
簡直就像一場爆炸。
每天都會有一家新的出版社爆出，發表新詩人的作品。
這一切恰好都是烏裡塞斯走了後發生的。
不奇怪嗎？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拉斐爾說。
忽然遍地開花，幾百個學校像鮮花般盛開，這是不需要多大理由的，我說。
這正好都是烏裡塞斯走了後發生的。
你不覺得這是個巨大的巧合嗎？他們大多是些很差勁的詩人，拉斐爾說，這些人都奉承帕斯、埃弗拉因、何塞米裡奧，還有那些農民詩人，完全是垃圾。
我不想說他們不是，我說，也不想說他們就是。
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們的數量，出來那麼多人，而且如此之突然。
有個家夥甚至想攢一本墨西哥所有詩人的作品選集。
是啊，拉斐爾說，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他知道）。
他不會收入我的哪怕一首詩，拉斐爾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我問。
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拉斐爾說，那家夥不想跟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有絲毫關系。
我說他講的根本就不對，因為即便那個攢選集的惡心鬼排除掉烏裡塞斯·利馬，他也排除不了瑪麗亞和安格麗卡·芬特或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或者我。
他還的确要過我們的詩，我說。
拉斐爾沒有回答。
我們沿着米斯特裡奧斯大街走着，拉斐爾盯着地平線方向，他好像并沒有真的在看它，雖然那兒有房屋、煙霧、墨西哥城午後的塵埃。
這麼說你們都會上那個選集了？拉斐爾沉默了很久後說。
我不知道瑪麗亞和安格麗卡的情況，我說，已經很久沒見過她們了。
埃内斯托幾乎鐵定要上了。
我鐵定上不了。
那你為什麼不……拉斐爾說，可我沒有讓他問完就回答了。
因為我是本能現實主義者，我說，如果那惡心鬼不想收烏裡塞斯的詩，他也就不會收我的。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一間黑暗的辦公室，科約阿坎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3月。
沒錯，這确實是個挺怪的現象，不過原因跟哈辛托·雷克納所說的那些有點天真的理由不同。
墨西哥确實出現了一次詩人的人口爆炸。
開始時間是很清楚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
不過很難确定出一個精确的日子。
在各種決定性要素中，最顯然的要素有：國家經濟增長相對穩定（從1960年到現在），中産階級不斷壯大，還有一所學科結構日趨合理的大學，特别是人文學科得到不錯的發展。
我們不妨來審視一番這個新興詩人群體，我也屬于其中一員，至少從年齡的标準而言。
最大的主體是學生。
大部分人在大學或者教育部主辦的雜志上發表的處女作，第一本書也由跟大學有聯系的出版社出版。
很多人除了掌握西班牙語外同時精通（隻是這麼說說）一門第二外語——通常是英語，有小部分人通法語——同時翻譯用這些語言創作的詩人的作品，也不乏初出茅廬的譯者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或者德語翻譯。
有些人把業餘編輯的工作與詩歌事業聯合起來，這反過來又帶動了各種很有價值的出版項目的繁榮。
現在墨西哥的年輕詩人可能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
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像三十歲以下的詩人比20世紀60年代這一年齡段的詩人更出色呢？我們能想像在狂飙般湧現出來的當代詩人中找到與貝西拉、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或者奧梅羅·阿裡達吉斯望其項背的嗎？目前還看不到。
不過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的計劃讓我覺得特别好。
是時候了，該出一本墨西哥年輕詩人的選集，堪與蒙西瓦伊斯的《20世紀墨西哥詩選》媲美的高标準的詩選，那本書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難忘！或是像《運動中的詩歌》也可以，這本由帕斯、阿裡·丘馬西羅、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和奧梅羅·阿裡達吉斯擔綱的經典選本。
我必須承認，在某種意義上，當伊斯梅爾·薩爾科給我家裡打來電話說，路易斯·塞瓦斯蒂安，我想聽聽你的指教，這時我感到受寵若驚。
當然，指教倒在其次，我已經确知自己被納入這個選集了，這自不必言，你可能會像我的朋友們那樣說（我惟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詩被選了多少首），所以我去拜訪薩爾科最初隻是扮演一個顧問的角色，以防薩爾科疏忽某些細節，具體說來就是不要疏忽了某份雜志、外省出版物、一兩個人的名字，那些薩爾科式的一腔熱情不允許它們被奢侈地疏忽掉的東西。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爾的電話和我去拜訪之間那短短的三天裡，我無意中獲悉了選集計劃要收錄的詩人數目，無論怎麼來看，這個數目都是相當龐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矚目的實驗性，但又像詩歌大雜燴般平庸。
這個魔鬼誘惑了我，在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打來電話和我們見面的這幾天裡，它把各種想法塞進我的頭腦，等待過程（那是什麼樣的等待啊，我的天？）簡直就是一場懲罰，我的拜訪就像一個人睜開眼睛時刹那間看到了救星那樣。
那三天我備受各種懷疑的折磨。
或者是疑惑。
然而，這點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場既帶來滿足又帶來痛苦和懷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與歡樂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誘惑是：建議薩爾科把盧西歐斯·思肯也納入這本選集。
我隻支持這個數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觸。
這個計劃顯得如此魯莽，我承認，乍一看簡直是瘋了。
我這完全是吓唬自己。
後來又變得十足可憐了。
後來，當我最終保持一段小小的距離，更冷靜地審視（當然，這不過是說說而已）時，這個計劃既讓人覺得崇高又令人傷心，我非常擔心自己精神上的安甯。
至少，我耍了個手腕或者技巧，沒有對主要的利益相關人，換言之就是盧西歐斯·思肯，透露我的計劃，我一個月要見他三次或者兩次，有時隻見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見，因為他總是長時間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
從我們在埃米裡奧托·拉古納畫室第二次模糊的會面開始，雙方關系的發展進程就很不規則，偶爾呈上升态勢（特别是據我所知），偶爾又杳無影迹。
我們經常在那不勒斯區我家一間空房裡會面，但我們會面的方式要複雜得多。
盧西歐斯·思肯會把電話打到父母家裡找我，我幾乎從不在家，他就留言給我，自稱埃斯特法尼奧。
我發誓這個名字不是我建議用的。
據他說，這是向斯特凡·馬拉美緻敬，他隻聽說過（順便說一下，他幾乎對一切都這樣）這個作家，但就認為是我的守護神之一，通過他來了解我與之有着什麼樣的奇怪的精神聯系。
其實，留言時用的這個名字有點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視的禮物的名字。
換句話說，這個假名掩藏起對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說它是愛），經過幾個月的見證以及無窮無盡的沉思，我滿懷喜悅地領悟到了這一點。
他留過言後我們就在起義者街一家有機食品商店的入口處見面。
随後我們便在這個城市消失，淹沒在北邊拉維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裡，那兒我一個人都不認識，盧西歐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紹給他的男女朋友們，他們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現，他們的表情傳達出來的更多像是一個正受到感化教養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盡管，正如我試圖向他解釋的那樣，這個其他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盧西歐斯·思肯說，比如聖靈，那個高貴的野蠻人。
）夜晚來臨時，我們就像兩個朝聖者在廉價或者最便宜的旅館找個隐蔽之所，雖然這些居所也散發出某種華麗（冒着虛假的浪漫主義的危險，我甚至想說散發出某種希望），它們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裡斯曼的邊緣。
我們的關系神出鬼沒。
我不想談論愛什麼的，我也不太願意談論欲望什麼的。
我們隻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處，如幾部電影、若幹民間雕塑，他所喜歡的講述絕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歡聽這些故事的方式。
有時，他難免會給我一冊本能現實主義者出版的雜志。
我從未看到上面有他發表的詩。
其實，我忽然想到跟薩爾科談他的詩時，我隻有兩首盧西歐斯·思肯寫的詩，都沒有發表過。
其中一首是對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詩的拙劣模仿。
另一首是多裡都不會欣賞的散文詩，這是一首奇怪的詩，他隐隐約約談到旅館、吵架。
我覺得那靈感是從我這兒來的。
去見薩爾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幾乎失眠了。
我就像墨西哥的朱麗葉，陷入蒙太古和凱普萊特兩大家族之間肮髒的争鬥中。
我跟盧西歐斯·思肯之間的關系還處于秘密狀态，至少在我認為情況還處于可控範圍這個意義上。
我不是說朋友圈中沒人知道我的同性戀傾向，對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
他們隻是不知道我跟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糾纏在一起（雖然盧西歐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認為的那種典型的本能現實主義者）。
阿爾韋托·莫爾是怎麼得知我在推薦思肯上這本選集的呢？佩平·莫拉多會怎麼說？阿多爾費托·奧爾莫會不會認為我瘋了呢？如此冷靜，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議洩露了什麼嗎？ 所以，當我去找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把兩首我像珍稀寶貝般藏着的詩交給他過目時，我心裡已經準備好了接受各種诘難。
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薩爾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識到我推薦的人來自他們所謂的錯誤陣營。
所幸（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沒有把思肯與本能現實主義者聯系起來。
我為思肯的散文詩苦苦争取機會。
我提出，從收入的已發表作品詩人的數量而言，這本選集說不上有選擇性，對他來說是否收進我朋友寫的東西，沒有什麼區别。
這位選家不肯就範。
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輕詩人，絕大多數人僅以一首詩來代表，可就是不選思肯。
我們讨論過程中，他問了我被推薦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麼，我說，這時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難當。
我再次見到思肯時，在某個沒有底氣的時刻，我說想把他的一首詩收進薩爾科編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選集的努力失敗了。
他那樣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種類似感動的東西。
他問我潘喬和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收進薩爾科的選集了沒有。
我說沒有，我想沒有吧。
哈辛托·雷克納和拉斐爾·巴裡奧斯呢？他們也沒有，我說。
瑪麗亞和安格麗卡·芬特呢？沒有。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呢？我搖搖頭，事實上我并不知道，這個名字聽着不怎麼熟悉。
烏裡塞斯·利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說，沒有。
如果我也沒有收進去那更好，他說。
安格麗卡·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住進醫院，為了做一個腦動脈瘤手術，需要在頭蓋骨上鑽個孔。
一個星期後，他們又重新做了一遍，顯然把什麼東西落在大腦裡了。
醫生們對第二次手術不抱太大希望。
如果他們不做這個手術，他就會死掉，如果做了，他還是會死掉，但成功的幾率會稍好些。
我是這樣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終陪着他的人。
主要是我和他母親，但他母親已經無關緊要，每天上醫院已經把她變成個隐形女人了：無論什麼時候來，她都那麼安靜，即便她真的走進房間，坐在床邊，好像從來不曾跨過門檻，或者從來沒有完成過對門檻的跨越，那個被固定在過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輪廓。
我姐姐瑪麗亞也來過幾次。
還有胡安尼托·達費拉，又名約翰尼，埃内斯托最後的愛人。
其他來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媽，我不認識的人，他們跟我朋友的聯系隻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紐帶。
沒有任何作家或者詩人以及前戀人來過。
第二次手術持續了五個多小時。
我在等候室裡睡着了，夢見勞拉·達米安。
勞拉來看埃内斯托，後來我們倆又去桉樹林散步。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這種東西，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桉樹林，可是我夢中的這片森林卻可怕極了。
葉子銀光閃閃，擦到我的胳膊時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
大地很柔軟，像松林中鋪着針葉的地面，盡管我夢中出現的是一片桉樹林。
所有的樹幹毫無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聞。
我在等候室裡醒來時周圍空無一人，我開始哭起來。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怎麼就這樣孤獨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醫院裡孤獨地死去呢？怎麼會隻有我一個人在這裡等着某人來通知我他在一場可怕的手術中已經死去或者幸存下來呢？哭完後我想自己又睡着了。
醒來時埃内斯托的母親在我旁邊喃喃地說着我不明白的什麼話。
過了會兒我才反應過來她在祈禱。
後來一個護士進來說一切進展順利。
她說手術很成功。
幾天後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
我從未去過他家，我們都是在我家裡或者其他朋友家裡見面。
但從那時起我開始上他家裡去看他。
最初幾天他甚至都不說話。
他望着周圍，隻是眨眼睛，卻不說話。
他好像什麼也不想聽。
但醫生建議我們跟他講講話，對他就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第一天，我在他的書櫃裡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認為他會喜歡的書，大聲朗讀給他聽。
這本書是瓦雷裡的《海邊墓園》，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認出了這本書。
我讀的時候他就盯着天花闆、牆壁或者我的臉，他真正的神兒并不在這上頭。
我給他讀薩爾瓦多·諾沃的詩集時，他的反應也是這樣。
他母親走進房間撫摸着我的肩膀。
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說。
不過，他慢慢地開始能辨認聲音和人形了。
—天他認出了我。
安格麗卡，他說，然後微笑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恐怖、凄慘、古怪的笑容。
我哭了。
可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我在哭，還一個勁兒地保持着微笑。
他像一具屍體。
頭發還遮掩不住手術後的傷口，頭發長出來的速度慢得讓人發瘋。
不久他又能說話了。
他的聲音調門很高卻很尖細，像笛子的聲音。
這聲音逐漸硬朗了一些，但還是很尖細。
無論如何，這不是埃内斯托的聲音，他的聲音我很熟悉。
這聲音就像一個弱智少年的聲音，一個垂死的無知少年的聲音。
他的詞彙很有限。
對他來說，想出什麼詞語來表達什麼東西已經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親讓我進了屋，帶我到她房間，氛圍如此激動，我起先還以為朋友的情況惡化了。
事實上這是母性開心的激動。
他好了，她告訴我。
我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
我想她是說埃内斯托的聲音或者說他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
他是怎麼好的？我說，試圖讓她放開我的胳膊。
她解釋了半天，但最後卻直截了當說了。
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戀了，姑娘，她說。
埃内斯托不是什麼了？我問。
這時他父親走進來，問我們在這兒幹什麼，然後說兒子的同性戀終于治愈了。
他不是用這幾個詞說的，我不想回答，同時什麼也不想問，這樣我就可以盡快走出那間可怕的屋子。
但是，在我走進埃内斯托的房間之前，還聽到他母親說：每朵雲都有一道銀色的邊帶。
當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戀，雖然有時候他弄不太清這是什麼意思。
對他來說性已經顯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這東西讓人舒服，令人激動，但已經很生疏了。
一天，胡安尼托·達費拉打電話給我說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讓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個别，因為他不忍心。
從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沒有情人了。
他的聲音有些改變，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說話，隻會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時候，除了母親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親和無數前來禮節性探訪的鄰居們——都會躲掉，這是一種最終的解脫，我曾不止一次地想過，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徹底驅除那種可怕的彬彬有禮。
過了幾個月，我探訪他的節奏拉得稍微長些了。
剛出院的那段時間，我天天去看他，等他開始能說話和在客廳裡走動時就去得少了。
但我還是每天晚上給他打電話，無論在什麼地方。
我們瘋狂地聊過幾次。
有時就我一個勁兒地說着，講着故事，那些真實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當時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這也是忘卻我們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種辦法），比如聚會、我睡過的男人，有時全由他來講，給我讀些他當天從報上剪下的報道（這是他最近培養的一項愛好，也許是治療專家建議的，誰知道呢），告訴我他吃了什麼，誰又來探訪了，母親講了什麼，這個他一般留在談話的最後說。
一天下午，我告訴他伊斯梅爾·溫貝托·薩爾科選了一首他的詩收進剛出版的選集了，哪首詩？他用小鳥般的聲音問，那聲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髒。
那本書就在我手邊。
我告訴他。
我寫過那首詩嗎？他說。
我一怔，以為他在開玩笑，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想，也許是因為他的聲音聽上去比平常更深沉。
他的玩笑還是跟從前一樣，天真無邪，幾乎跟他說的别的話沒有區别。
可他不是在開玩笑。
那個星期我擠時間去看他。
一個朋友，一位新認識的朋友開車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進去。
在這兒等我，我說，這個小區挺危險的，要不等我們回來時恐怕就找不到車了。
他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說什麼。
那時，我已經在自己打進的圈子裡樹立起古怪的良好聲名。
恰巧，我還說對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這個小區在走下坡路。
好像他手術的副作用在街上顯現出來了，在沒有工作的人群中顯現出來了，機靈的小偷們晚上七點出來坐在太陽下，像僵屍般（或者像沒有帶信或者帶着一封無法破譯的信的使者般）自覺地準備好消磨掉又一個墨西哥城的黃昏。
當然，埃内斯托對那本書幾乎毫不在意。
他找到自己那首詩後隻發出一聲：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認出了或者給弄糊塗了，然後開始給我說起電話裡聊過的事兒來。
我出來時朋友站在車邊吸着煙。
我問他我進去的這段時間有什麼情況發生。
沒有，他說，這裡死一般寂靜。
然而不可能那麼寂靜的，因為他的頭發都豎了起來，雙手抖個不停。
我再也沒去看過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給我打來電話，背誦起理查德·貝爾弗的一首詩。
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我跟那個戲劇導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歲。
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說。
拉·别哈一定是個很知性的人了。
他很有才華，但并不知性，我說。
這有什麼區别？他說。
我坐在那兒琢磨着如何回答。
他在等着我說話，有那麼幾秒鐘我們誰都不說話。
我多麼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說再見之前來了這麼一句。
我也是，那個仿佛從異度空間傳來的小鳥般的聲音說。
幾天後他母親打電話給我說他死了。
死得很安詳，她說，他在家裡坐在椅子裡曬太陽的時候就走了。
他像個小天使般地睡着了。
什麼時候死的？我問。
大約五點鐘，吃過午飯後。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參加了葬禮的人，那是在城北一個魚目混雜的公墓裡。
我沒有見到任何詩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學雜志的編輯來，來了很多親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鄰居們全到了。
我離開墓園前，兩個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領我去個地方。
我想他們打算強奸我。
此刻我才對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憤怒和痛苦。
我從包裡取出一把刀說，我會殺了你們，你們這些小潑皮。
他們跑了，我在那幾條陰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們一會兒。
我終于停下時，另一個葬禮又開始了。
我把刀放進包裡看着他們把棺材擡起來小心翼翼地放進預訂的位置。
我想死者可能是個孩子。
但也說不準。
後來，我離開墓園跟朋友在城裡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諾爾曼·博爾斯曼，坐在伊迪絲·沃爾夫遜公園的一把長椅上，特拉維夫，1979年10月。
我對别人的痛苦向來敏感，總是設身處地體驗别人的痛苦。
我是猶太人，一個墨西哥猶太人，我熟悉這兩個民族的曆史。
我想，這樣說就足夠了。
我并不想為自己辯護。
我隻想講個故事，也許我還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機制，那些機制當時我并不懂，現在仍然壓在我心頭。
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樣統一連貫。
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與黑暗、淚水與歡笑之間的一粒塵埃般閃爍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劇或者意第緒語的道德劇。
一切都是從去年2月開始的。
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簡直像一塊裹屍布，那種顔色讓特拉維夫的天空不寒而栗。
有人在按我們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門鈴。
我打開門時發現來的是詩人烏裡塞斯·利馬，一個自命的本能現實主義者的頭兒，他就站在我面前。
我談不上認識他，其實就見過他一次，但克勞迪娅經常給我講他的事兒，丹尼爾給我念過一首他的詩。
文學不是我的專長。
他的作品質量也許我永遠欣賞不了。
無論如何，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不怎麼像詩人，倒更像一個流浪漢。
我承認，我們見面的開局并不好。
克勞迪娅和丹尼爾在大學，我還要學習，所以我讓他進來，給他倒了一杯茶，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關上門。
一分鐘後一切恢複正常。
我沉浸在馬堡學派[MarburgSchool，19世紀70年代由新康德主義發展出來的學派。
似乎烏裡塞斯的臉在燈光下變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
]哲學家（納托普、科恩、卡西爾、朗格）中，同時還看看所羅門·麥蒙的評論，後者間接地拆解着馬堡學派的哲學家們。
可是過了會兒，大概二十分鐘或者兩個小時後，我的腦子開始茫然起來，在那種空白狀态，烏裡塞斯·利馬的臉，剛來的這個人的臉開始浮現出來，雖然我的腦子一片空白，但是我還是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的五官特征準确浮現出來，我說不上具體用了多久， 我出去時發現他攤在一把扶手椅裡睡着了。
我站着看了他一會兒。
我又回到自己房間想專心學習。
我辦不到了。
我本來要外出，但撇下他一個人似乎不合适。
我考慮叫醒他。
我想也許該學他的樣子也去睡一覺，但我又很擔心或者難為情，我說不上是哪種情形。
最後，我從書架上拿起一本納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發上面面對他讀起來。
大約十點時克勞迪娅和丹尼爾回來了，我兩腿發麻全身疼痛。
更糟糕的是，我剛才讀過的東西不知所雲，不過看見他倆進門時我試圖把手指舉到嘴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也許是因為不想在克勞迪娅和丹尼爾開口說話之前擾醒烏裡塞斯，也許我已經習慣了聽他沉睡時節奏穩定的呼吸聲。
可是猶豫了幾秒後，克勞迪娅看見烏裡塞斯在扶椅裡時，一切都徒勞了。
她上來就罵聲他媽的或者哇噻之類的話，因為雖然克勞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歲時又來到墨西哥，内心深處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墨西哥人，或者她聲稱如此，誰知道呢。
烏裡塞斯慢慢醒過來，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勞迪娅在離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見了丹尼爾，丹尼爾也在微笑。
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們出去吃飯慶賀他的光臨。
起初我說實在不能去，我得讀完馬堡學派的東西，但克勞迪娅不許我缺席。
想都别想，諾爾曼，不要另搞一套。
晚飯吃得很開心，雖然我很害怕。
烏裡塞斯給我們講了他的冒險經曆，我們全都笑個不停，他或許主要是對克勞迪娅講，但無論給我們講的故事實際上有多悲傷，用如此充滿魅力的方式講出來，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個時候你隻能大笑。
後來我們沿着阿洛左羅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鮮的空氣。
我和丹尼爾走在前面，拉開很長一段距離，克勞迪娅和烏裡塞斯在後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這個世界上他有的是時間。
丹尼爾讓我别走得這麼快，問我幹嗎這麼匆忙，我馬上改變話題，問他最近在幹嗎，然後告訴了他對那個瘋狂的老所羅門·麥蒙的第一感覺，想盡一切辦法延緩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害怕那個時刻。
要是能躲掉那個晚上我該多開心啊。
我多想這樣。
回到房間後我們還有時間喝杯茶。
後來丹尼爾看着我們三個說他要去睡覺了。
聽到他關上門後我也說要去睡覺了，然後走進自己的房間。
我熄了燈躺在床上，聽到克勞迪娅跟烏裡塞斯聊了會兒。
接着門開了，克勞迪娅打開燈，問我明天有沒有課，然後開始脫衣服。
我問她烏裡塞斯·利馬睡哪兒。
沙發上，她說。
我問她都跟利馬說了什麼。
她回答什麼也沒說。
我也脫了衣服上床，緊緊閉上雙眼。
兩個星期裡，一種新的秩序開始盤踞我們的屋子。
至少我感覺是這樣，也許以前太為瑣事傷腦筋了，沒有注意到。
克勞迪娅先是試圖對新情況不理不睬，最終也與現實妥協了，說開始感覺很壓抑。
第二天早上，烏裡塞斯跟我們在一起，趁克勞迪娅刷牙的時候說愛她。
克勞迪娅說已經知道了。
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你，烏裡塞斯說，我來是因為愛你。
克勞迪娅回答說他可以寫信。
烏裡塞斯備受鼓舞，寫了一首詩，吃午飯時讀給克勞迪娅聽。
我沖動地從桌邊站起，不想聽，克勞迪娅讓我待着别動，丹尼爾也懇求了一次。
那首詩基本上是關于一個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這個城市就是指特拉維夫，詩裡還寫到一個流浪漢或者乞讨詩人。
我覺得挺美，也如實向他這樣說了。
丹尼爾表示贊同。
克勞迪娅好一陣不說話，表情若有所思，後來她說我們講得對，自己要能寫出這麼漂亮的詩就好了。
頃刻間我想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處，我主動提出買一瓶葡萄酒。
但克勞迪娅說明天一起來就得去大學，十分鐘後她關起門來躲進我們的房間。
我和烏裡塞斯、丹尼爾聊了會兒，又喝了杯茶，然後各自回屋。
大約三點時我起來上衛生間，我踮着腳穿過起居室時聽到烏裡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這裡。
我猜他臉朝下趴着。
從我站着的那個角度看，他在沙發上好像隻是一段身子，一截蓋着條毛毯和舊大衣的身段，一個堆積物，一個肉塊，一個影子，好像扔在那裡，好不凄慘。
我沒有告訴克勞迪娅。
其實，那時，我已經有很多事情不讓她知道了，不讓她知道這個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謊。
就我們作為學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對她來說一切都沒有改變，或者就算改變了，她也會極力不讓它們顯露出來。
烏裡塞斯剛到特拉維夫時，丹尼爾是他形影不離的同夥，但是，兩三個星期後丹尼爾又認真學習起來，否則就會影響到考試成績。
我慢慢地成了烏裡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
可是我忙着對付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所羅門·麥蒙，而且腦子裡一團糟，因為每天晚上，我起來解手時老看見烏裡塞斯在黑暗中哭泣，這還算不上是最壞的，最糟的是，有時晚上我總想，今天我又會看到他哭泣——我是說看到他的臉，因為直到那時我還隻是聽到哭聲，但誰能肯定我聽到的就是哭聲，而不是比如某人在達到高潮時發出的喘氣聲呢？我一想到要看見他的臉，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現出來，一張淚流滿面的臉，一張被從起居室窗戶透進來的月光觸摸過的臉。
那張臉顯得如此荒涼，從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間聽到旁邊克勞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塊岩石般壓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
有時我長時間地坐在床上，抑制住沖動不要去衛生間，抑制住沖動不要哭泣，完全是因為害怕那天晚上他會在黑暗中擡起臉，我會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從他撞進我們公寓門的那一天就沒有了。
我就是做不了。
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
第三天晚上，我們第一次嘗試做，克勞迪娅問我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說，你幹嗎問這個？因為你安靜得像個死人，她說。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不是像個死人而是像個死人世界裡的一個不情願的客人。
我隻好不吱聲。
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極度壓抑中達到高潮。
甚至連克勞迪娅的呻吟，過去那麼撩撥我欲望的呻吟也變得難以忍受。
那呻吟聲讓我神魂颠倒（但我總是小心翼翼地不讓她知道），在我耳邊發出吱吱嘎嘎的摩擦聲，我想用手或者雙唇捂住她的嘴，悶住那聲音。
一句話，做愛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時成了我想方設法回避或者推遲的事兒。
我總是磨蹭到最後上床。
我跟烏裡塞斯（他好像從來不知疲倦）在一起，我們無所不談。
我讓他給我讀當天寫的東西，也不在乎這是一首寫給克勞迪娅的情詩，把情感表達得何其痛苦不堪。
總之，我喜歡這些詩。
當然，我更喜歡别的詩，那些談論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鮮事物的詩，談論他獨自一人出去漫遊特拉維夫、吉瓦特羅卡奇、哈爾沙羅、老港口城賈法的小巷、大學校園、亞昆公園的詩，或者回憶遙遠的墨西哥與墨西哥城的詩，以及那些進行形式實驗或在我看來是形式實驗的詩。
所有這些詩我都很喜歡，除了幾首寫克勞迪娅的。
但這并非因為我，并非因為可能會傷害我或者她，而是因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騾子般的固執，他那徹頭徹尾的愚蠢。
一天晚上，我跟他談了。
我說：烏裡塞斯，你幹嗎這樣對待自己？他假裝沒有聽見，漫不經心地看了我一眼（這讓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個其他念頭從我的腦子裡閃爍而過，小時候在波蘭科小區養的一條狗的表情，每當我父母快要睡着時它會忽然咬人），接着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好像我沒有一句話可說。
那天晚上，我上床後趁克勞迪娅睡着的時候跟她做起愛來，當我終于進入完全的情欲狀态，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來錢又成了問題。
克勞迪娅、丹尼爾和我都在上學，我們每月從父母那裡拿助學津貼。
丹尼爾的錢隻夠勉強過活。
克勞迪娅寬裕些。
我的狀況介于二者之間。
如果我們把錢集中起來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選課費和飯錢，還夠看電影或者看戲，或者去薩蒙霍夫街上的塞萬提斯書店買西班牙語的書。
可是烏裡塞斯到這兒後一切都讓人發愁起來，因為一個星期後，他的錢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間像社會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又多了一張嘴要吃飯。
不過，照我說，這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困難。
我打算放棄些奢侈的消費。
丹尼爾也不在乎，盡管他繼續過着跟以前沒什麼兩樣的日子。
主要問題在克勞迪娅身上。
她會怎麼想？她對這個新情況惱火至極。
開始她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既冷靜又現實。
一天晚上，她告訴烏裡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讓人從墨西哥寄點錢過來。
我記得烏裡塞斯坐在那裡，面帶一種很不對稱的微笑望着她說，會去找的。
第二天吃晚飯的時候，克勞迪娅問他找到工作了沒有。
還沒有，烏裡塞斯說。
可是你出去找了嗎？克勞迪娅問。
烏裡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沒回就說找了，找了但運氣不佳。
我坐在桌子頭上，能看見他的臉部側影，我覺得那張臉好像在微笑。
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
那樣子好像克勞迪娅是他老婆，一個唠唠叨叨的老婆，一個對丈夫找工作憂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歡這種感覺。
那天晚上我告訴克勞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處境，他已經很難過了。
你指望他在特拉維夫找到什麼樣的活兒？我說，建築工？市場搬運工？洗碗工？你懂什麼啊，克勞迪娅對我說。
當然，第二天晚上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後下次同樣如此，每回克勞迪娅都更專制，勸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烏裡塞斯總是用老一套來應付，很鎮靜，擺出聽天由命的樣子，當然，他依然很開心。
隻要我們一去大學，他就出去找工作，四處打聽，但一無所獲，不過第二天他還會去碰運氣。
最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一吃過晚飯，克勞迪娅就在桌上鋪開紙，查找工作信息，然後把它們寫在紙上，告訴烏裡塞斯得上哪兒去找，坐哪路公交車，怎麼步行距離最近，烏裡塞斯總是說沒有錢乘公交車，克勞迪娅說沒必要給他錢，因為他喜歡步行，每當丹尼爾或者我說可他怎麼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約雷街、佩塔蒂卡瓦、羅希哈因這些地方，那兒需要建築工，她就說（當着他的面，這時他微笑地望着克勞迪娅，雖說像個受鞭笞的丈夫，但畢竟還是丈夫）利馬曾經在墨西哥城四處漫遊：怎樣從墨西哥自治大學步行到衛星市，而且晚上也會如此，那距離差不多像從以色列的這端走到另一頭了。
情況持續惡化。
烏裡塞斯現在一點錢都沒了，工作還沒着落，一天晚上，克勞迪娅氣沖沖地回家，說她的朋友伊莎貝爾·高爾基看見烏裡塞斯在北特拉維夫火車站睡大覺，有時還在哈邁拉奇·喬治街或者沿着甘梅爾街乞讨，她說這是不能接受的，還特别強調了“不可接受”這個詞，好像允許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維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沖我和丹尼爾說這話的，可烏裡塞斯就在現場，在桌邊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聽着，好像是個隐形人，後來克勞迪娅又說烏裡塞斯向我們撒謊，他壓根就沒有找工作，我們得決定到底該如何處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爾早早就把自己關進屋裡，幾分鐘後我也學他的樣子，但不是走進自己的房間（我跟克勞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處晃悠、自由呼吸，遠離我熱愛的鷹身女妖。
我回去時大約十二點，一開門就聽到屋裡傳來音樂聲，是克勞迪娅特别喜歡的凱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後是說話聲。
這聲音讓我安靜下來決定不要立刻走進起居室。
先是聽到克勞迪娅的聲音，接着又是烏裡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說話的那種聲音，至少克勞迪娅不是那種日常的聲音，沒多久我便發覺他們是在讀詩。
他們一邊聽着凱特的歌一邊讀着短詩，冷漠又憂傷，明澈又晦澀，緩慢又迅捷如閃電，這幾首詩描寫一隻靠着波德萊爾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貓，也許跟靠着一個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隻貓！（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烏裡塞斯翻譯的理查德·布勞蒂甘的詩。
）我走進起居室時，烏裡塞斯擡起頭望着我微笑。
我什麼也沒說挨着他們坐下，取出一支煙，請他們繼續朗讀。
我上床後問克勞迪娅怎麼回事。
有時烏裡塞斯簡直讓我發瘋，就是這樣，她說。
過了一星期，烏裡塞斯離開特拉維夫。
克勞迪娅向他道别時流了幾滴淚，然後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待了很長時間。
一天晚上，甚至還不到三天，烏裡塞斯就從沃爾特·舒爾曼集體農場打來電話。
丹尼爾的一個堂弟，跟我們一樣是墨西哥人，住在那裡，集體農場的成員們收留了烏裡塞斯。
他說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廠打工。
你喜歡嗎？克勞迪娅問，不是太喜歡，烏裡塞斯說，工作實在很乏味。
不久，丹尼爾的堂弟來電話說烏裡塞斯被開除了。
為什麼？因為他不幹活。
我們差點因為他被開除了，丹尼爾的堂弟說。
他現在在哪兒？丹尼爾問，其實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電話來，想看看烏裡塞斯在哪裡，好讓他支付在集體農場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賬單。
有好幾個晚上我們等着烏裡塞斯現身，但他還是沒有回來。
倒是來了一封從耶路撒冷發出的信。
我以自己的名譽或者無論什麼發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雲。
它向我們傳遞的惟一信息是，證明以色列郵政服務系統何等的出色，它簡直無可挑剔。
信是寄給克勞迪娅的，但房間号寫錯了，街道名裡有三處拼寫遺漏了，寄來的東西像份資料。
那是郵件外面的情況。
裡面更糟。
我說了，信難以卒讀，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語寫的，至少這是我和丹尼爾得出的結論。
不過很可能是用亞拉姆語寫的。
關于這點，關于亞拉姆語，我有些奇怪的感覺。
那天晚上，我和丹尼爾試圖破譯信的内容時，克勞迪娅極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說這是烏裡塞斯很久以前給她講的一個故事，那時他們還在墨西哥城。
克勞迪娅說，據烏裡塞斯的說法，那個著名的關于耶稣的寓言，關于那個富人、那隻駱駝、那個針眼的故事[指《新約·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進天國是難的……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财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見《新約·馬太福音》第19章23節。
]，也許是失誤所緻。
克勞迪娅說，烏裡塞斯說過，在希臘語（可烏裡塞斯什麼時候懂希臘語的呢？）中有一個詞叫káundos，駱駝，在這個詞中，字母n讀起來很像“i”，而káuidos有電纜、線圈、粗繩的意思，其中字母“i”讀作i。
他開始對此感到不解，因為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馬可福音的基礎上寫出的，無論任何源自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錯誤或者印刷失誤都應更正過來了。
讓這個說法站不住腳的惟一理由是，克勞迪娅重複烏裡塞斯的觀點說，熟悉希臘語的路加會糾正這個錯誤，但是路加懂希臘卻不懂猶太世界，他也許以為駱駝通過或者沒有通過針眼是希伯來或者亞拉姆語源中的諺語。
有趣的是，據烏裡塞斯說，這個錯誤還有其他來路，據偉大的教授品徹思·萊皮德（克勞迪娅說什麼名字啊），法蘭克福大學的希伯來和亞拉姆語學者說，在加利利人的亞拉姆語中有些諺語，用名詞gamta指船的纜繩，如果某個輔音字母書寫潦草，這在希伯來和亞拉姆語手稿中很常見，很容易被當成Gamal或者Camel[Gamal是希伯來語、camel是英語的“駱駝”之意。
]，特别是考慮到在亞拉姆語和古希伯來語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寫出來的，隻好通過推理來确定。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克勞迪娅說，烏裡塞斯說過，沒有多少詩意卻更為真實的寓言。
船纜或者粗繩穿過針眼要比一個富人進入天堂容易得多。
他究竟更喜歡哪個寓言呢？丹尼爾問。
我們兩個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勞迪娅說出來。
當然是有錯誤的那個了。
一個星期後，我們收到利馬從希伯侖寄來的明信片。
後來又收到從死海邊的某個地方寄來的一張。
第三張明信片發自埃拉特，告訴我們他在一家旅館找到了當服務員的工作。
此後很長時間，我們就什麼消息也聽不到了。
說實話，我知道服務員的工作他也不會幹太久，我知道漫無目的地在以色列轉悠而口袋裡沒有一分錢可能相當危險，但我對别人什麼也不說，不過我認為丹尼爾和克勞迪娅都很清楚這點。
有時我們在吃晚飯的時候會聊到他。
你覺得他在埃拉特幹嗎呢？克勞迪娅問。
他在埃拉特可走運了！丹尼爾說。
我們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說。
很快我們就巧妙地轉換了話題。
當時我正在讀維特根斯擔的《邏輯哲學論》，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突顯了自己的虛弱感。
我記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幾天，從來都很敏感的克勞迪娅把《邏輯哲學論》拿走，藏在丹尼爾的屋裡，給我換上一本她喜歡讀的小說，法國人J.M.G.阿欽博迪寫的《無盡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們正吃飯的時候，我開始想起烏裡塞斯來，而且幾乎沒有覺察到幾滴淚水順着臉頰流下來。
怎麼了？克勞迪娅問。
我說，如果烏裡塞斯生病了，沒有任何人照顧他，就像她和丹尼爾照顧我那樣。
然後我又感謝了他們，情緒低落極了。
烏裡塞斯壯實得像……疣豬，克勞迪娅說，丹尼爾笑了。
克勞迪娅的話，以及她的微笑，很傷我，我問她是不是變得對一切都麻木不仁了。
克勞迪娅沒有回答，開始給我做檸檬茶。
我們都詛咒烏裡塞斯該死！我大聲說。
丹尼爾叫我别誇張了，這時我聽到了克勞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聲音，它在杯子裡碰撞着攪拌着，在調勻液體和蜂蜜，後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了，請她，求她在我說話時望着我，因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爾說話，因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爾給個解釋或者安慰我一下。
這時克勞迪娅轉過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裡說，你要我說什麼？我覺得你這樣說話太瘋了，那些哲學在影響着你的大腦。
丹尼爾好像說了聲我的天，是啊，最近兩個星期來你埋頭在維特根斯坦、柏格森、凱澤林（坦率地說我不知道你怎麼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蘭多拉，那個叫路易斯·克勞德的家夥（他是說路易斯·克勞德·德·聖一馬丁，《充滿激情的人》的作者），還有瘋狂的種族主義者奧托·魏甯格，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
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給你看的小說，克勞迪娅補充了一句。
這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問她為什麼如此麻木。
克勞迪娅盯着我時我才意識到把事情弄砸了，但為時已晚。
克勞迪娅開始發話時整個房間都動搖起來。
她說我永遠不許再這樣說。
她說我再這樣說我們的關系就斷了。
她說不太擔憂烏裡塞斯·利馬的異常行為并不表明麻木。
她說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軍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嚴重。
她說，哥哥加入人民革命軍部隊，相信整個美洲大陸需要來一場革命，那是很嚴肅的。
她說，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場危機中都在阿根廷的話，現在可能全都死了。
她說完這一切後開始哭起來。
所以，我們兩個才能在一起，我說。
我們沒有像我喜歡的那樣擁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這時丹尼爾提議出去走走，但克勞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還生着病呢，我們最好再喝點茶然後上床睡覺。
一個月後，烏裡塞斯出現了。
跟他一起來的還有個大塊頭的家夥，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烏裡塞斯在比爾舍巴認識的奧地利人。
我們安排兩個人在起居室裡住了三天。
這個奧地利人睡地闆，烏裡塞斯睡沙發。
這家夥名叫海米托。
我們不知道他姓什麼，他幾乎一句話都不說。
他跟烏裡塞斯說英語，但水平也是勉強過得去。
我們從來沒見過取這種名字的人，但克勞迪娅說有個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爾，也是奧地利人，不過她也拿不準。
乍看上去，烏裡塞斯的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處在弱智的邊緣。
但他們卻相處甚歡。
他們離開的時候我們去機場送行。
直到此刻，烏裡塞斯似乎還很鎮定，對自己控制得不錯，表情顯得很漠然。
現在他忽然傷感起來，但傷感這個詞不太貼切。
也許更像憂郁。
他走的前天晚上，我們聊了很久，我說很高興認識他。
我也是，烏裡塞斯說。
走的那天，烏裡塞斯和海米托通過安檢區拐到看不見的地方後，克勞迪娅開始哭起來，有那麼片刻，我想克勞迪娅是愛他的——當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11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從那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們在任何聚會上都看不到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此事聽着有些蹊跷，得承認有些蹊跷，但我們都很想念她。
每次馬普萊斯·阿爾塞來看疊戈·卡瓦哈爾将軍時，都會問塞薩雷亞，什麼時候她才覺得不生氣了。
但這時塞薩雷亞開始裝聾作啞。
有一次我跟曼努埃爾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會兒。
我們沒有聊文學，聊的是政治和舞蹈，這是塞薩雷亞喜歡的話題。
那時，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墨西哥城到處都是舞廳。
最大的在中心區，但周邊鄰近地區塔庫巴亞、觀星樓區、科約阿坎區，南到特拉爾潘，北到林達韋斯塔區，也有大量的舞廳，塞薩雷亞成了為跳一場舞，從城市這頭穿到另一頭的狂熱者中的一員，但據我所知，她最喜歡中心地區的舞廳。
她總是一個人去。
那是在她遇見恩卡納西翁·古斯曼之前。
現在人們對這種事不會有任何想法，但那時卻會引發各種誤會。
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麼原因了，也許是她邀請我了，我帶她去參加一場舞會。
那場舞會是在拉古尼亞市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個帳篷裡舉行的，進去之前我就說：你雖然約了我，塞薩雷亞，但别讓我跳舞，我不會跳，也不想學。
塞薩雷亞笑了，什麼也沒說。
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感覺啊，小夥子們，多麼沖動啊。
我記得那些小圓桌是用某種輕金屬比如鋁做的，盡管可能不是鋁。
舞池呈不規則的正方形，是一個撐起來的木台子，樂隊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爾卡或者丹頌舞曲一樣可以迅速轉換成老情歌的旋律。
我要了兩杯蘇打水，我回到我們那一桌時塞薩雷亞已經不在了。
她上哪兒去了？我在納悶。
後來我又看見她了。
你猜她在哪兒？沒錯，在舞池裡，獨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這個時代這再正常不過了，沒有一點反常的，時代變了，可在當時，那跟公開挑釁幾乎沒區别。
這樣，我需要面對一個嚴重的棘手難題，小夥子們，我對他們說。
他們問：那你是怎麼處理的呢，阿馬德奧？我說，噢，小夥子們，你們要是處在我這個位置上會怎麼辦呢？我走進舞池也跳起來。
你現學現跳嗎，阿馬德奧？他們問。
嗯，我還真學了，那音樂好像等了我一輩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羅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樣，對吧？所有的障礙和顧慮頃刻間煙消雲散，我移動着腳步，微笑地望着塞薩雷亞，多漂亮的一個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覺得出，她無時無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裡閉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會在家裡，在下班的路上，在給自己煮咖啡的時候，在讀書的時候，都會跳舞，可是我不能閉上眼睛，小夥子們，我眼睛睜得大大地望着塞薩雷亞，我沖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兩個人要多開心有多開心，開心得刹那間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終還是沒敢這樣，因為畢竟我們之間原本的那種感覺就挺好。
我從來沒有過一門心思的時候。
這還隻是第一步，像大家說的那樣，這就是我來跳舞的原因，小夥子們，這還隻是第一步，後來我就欲罷不能了。
有一段時間，但那已經是很多年之後，塞薩雷亞失蹤之後，青春的狂熱已經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兩周一次去舞廳上。
我想說說三十多歲的時候，小夥子們，然後再說說四十多歲，甚至好好說說五十歲的片段。
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
她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喜歡跳舞，可她還是跟我去了。
我們玩得很開心。
後來，她死了，我就一個人去。
那時我仍然很開心，雖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餘味完全不同了，音樂完全不同了。
我去那裡絕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兒子們卻這麼認為，弗朗索瓦·薩爾瓦鐵拉和卡洛斯·曼努埃爾·薩爾瓦鐵拉，一個是教授，一個是律師，兩個好孩子我都很疼愛，但并不常見他們，他們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煩，但無論如何，我已經為他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給他們提供了不錯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給我的要好多了，現在他們要全靠自己。
我這是在說什麼啊？是說我兒子們以為我上舞廳是找朋友吧？最終，他們恐怕還是說對了。
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門可不是為了這個。
我是去跳舞，在某種意義上是出去找塞薩雷亞，或者毋甯說是找塞薩雷亞的幽靈，她的幽靈還萦繞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瀕臨崩潰的地方，翩翩起舞。
你們喜歡跳舞嗎，小夥子們？我問。
他們說，看情況了，阿馬德奧，看跟誰去跳了，不會單獨去，這是肯定的。
噢，那兩個小夥子。
我又問他們墨西哥現在還有沒有舞廳，他們說還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們知道的沒有那麼多，但還存在。
他們說，有些舞廳叫做“肮地兒”，挺古怪的名字，讓他們激動的音樂也是流行樂。
你們是說外國音樂吧，我問，他們說：不，阿馬德奧，是墨西哥音樂家、墨西哥樂隊創作的流行樂，小夥子們開始說起他們的名字來，一個比一個古怪。
沒錯，我記住了其中的一些。
“克裡斯特羅的内在”，這個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記住。
“火星上的凱法内斯”、“刺客安格麗卡·瑪麗亞”、“無産階級的回旋”，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們大笑起來，議論起來。
幹嗎叫“刺客安格麗卡·瑪麗亞”呢，尤其是安格麗卡·瑪麗亞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個漂亮女孩？我問。
他們說：安格麗卡·瑪麗亞是極其漂亮的。
阿馬德奧，那肯定是一種贊美，不是威脅，我說：“凱法内斯”不是安内爾主演的一部電影嗎？他們說：安内爾和瑪麗亞·弗裡克斯的兒子，阿馬德奧，你還挺時尚。
我說：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
恩裡克托·阿爾瓦雷斯·弗裡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年輕人。
他們說：你的記憶力真他媽的好極了，阿馬德奧，我們來為此幹一杯。
我說：“無産階級的回旋”呢？他們在家時叫什麼名字？他們說：他們是費德爾·維拉斯克斯的混賬後代，阿馬德奧，他們是新一代的勞動者，在向前工業社會時代緻敬。
我說：我才不管什麼費德爾·維拉斯克斯呢，小夥子們，經常鼓舞我們的是弗羅雷斯·馬貢。
他們說：幹杯，阿馬德奧。
我說：幹杯。
他們說弗羅雷斯·馬貢萬歲，阿馬德奧。
我說：萬歲。
想起昔日時光，夜已經很深時，感覺胃裡有種刺痛感，那時夜晚已開始潛入黑夜，但從不來得那麼突然，那個還亮着餘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來：我來了，我來了，可是總要等很長時間才來，好像她，這個魔鬼也停下來觀看夕陽，觀看那無與倫比的墨西哥的夕陽，孔雀般的夕陽，像塞薩雷亞住在這裡、我們還是朋友的時候所描述的那樣，這時我好像能看見塞薩雷亞在疊戈·卡瓦哈爾将軍的辦公室裡，坐在辦公桌邊，眼前放着那台閃亮的打字機，對将軍的警衛交代着什麼，警衛們不值班的時候總是在這裡打發時間，當将軍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擡高聲音時，他們就坐在扶椅裡或者在過道裡斜靠着，塞薩雷亞故意讓他們忙起來，或者真的需要他們幫忙，打發他們去辦事或者在胡裡奧·諾迪爾先生的書店裡找一本書，因為她要給将軍寫講話槁，需要參考一兩個說法或者引文，據曼努埃爾說将軍的講話稿通常都由她來捉刀。
那些講話精彩極了，小夥子們，我說，傳遍整個墨西哥，印在全國的報紙上，包括莫特雷伊、瓜達拉亞拉、韋拉克魯斯和坦皮科的報紙。
有時我們在咖啡店的聚會上大聲朗讀。
這些講話稿都是塞薩雷亞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軍的辦公室裡寫出來的：一邊抽着煙，跟警衛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爾或我聊着天，邊說邊在打字機前寫，一氣呵成。
那個女人的才華真了不得，小夥子們。
你們這樣試過嗎？我可試過，但辦不到，隻有極少數天生的作家或記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邊談着政治，同時寫着有關園藝或者揚揚格的六步格詩（我可以告訴你們，小夥子，這種才華是很罕見的）的小文章。
她這樣在将軍的辦公室裡待了些日子，幹完工作，有時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東西，然後一個人走了，雖然經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時是将軍本人，疊戈·卡瓦哈爾，那個大人物，那個身兼數職的大人物，可塞薩雷亞根本不讓：肯定不成，給你檢查總長辦公室來的文件，将軍（她管他叫将軍，不像我們别人那樣稱作“我的将軍”），還有韋拉克魯斯政府的文件，還有哈拉帕的書信，還有明天的講話稿，然後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見到她。
我跟你們說過“我的将軍”疊戈·卡瓦哈爾嗎，小夥子們？在我那個時候，他是藝術的贊助家。
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你們真該見見他。
個兒不高，挺瘦，當時差不多已經快五十歲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隻身應對國會議員馬爾蒂内斯·薩莫拉的槍手們，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視着，絕不從胳膊底下的槍套裡去抓那支柯爾特式手槍，其實他的外衣就敞開着，我看着那些槍手在他的盯視下無可奈何，看着他們往後退去，嘴裡小聲說着原諒我，我的将軍，一定是議員搞錯了，我的将軍。
如果有什麼人忠于上帝的話，這個人就是疊戈·卡瓦哈爾将軍了，這個文學藝術的愛好者，雖然他自稱十八歲時才學會讀書。
他過的什麼生活啊，小夥子們！我說。
如果要我跟你們講他的故事，可以說上整整一夜，我們得喝掉更多的龍舌蘭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蘇西達斯牌梅斯卡爾酒，才能給你們講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個黑洞是怎麼回事。
那個閃耀的黑洞！簡直是漆黑，他們說。
是漆黑，沒錯，小夥子們，我說，漆黑。
這時一個小夥子說，我這就去再買一瓶龍舌蘭。
我說别去了，我大概從昔日的回憶中獲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躍而起（如閃電般，或者思想的閃電般）沿着我房間黑暗的過道走進廚房，打開所有的櫥櫃搜尋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蘇西達斯酒，我非常清楚一點兒都不剩了，我嘴裡咕咕哝哝地咒罵着，在兒子帶給我的湯罐頭中間，在沒有價值的垃圾中間，翻尋着，最後隻好接受了這個痛苦的事實，我大概是鬼迷心竅了。
我挑了些零食來充饑：幾包花生、一聽辣炖豆子罐頭、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驅逐艦速度把東西帶回去，這艘艦在某條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霧中失蹤了，我不知道具體在哪裡，總之是失蹤了，因為我的腳步其實并沒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
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馬德奧，我心裡對自己說，你一定喝醉了，自己還輕估了，在霧中迷了路，隻有一盞小小的紙燈籠挂在我面前的槍炮口上，可我并沒有驚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搖着我的小鈴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戰艦，其實那時我走路的樣子好像在跳着某種街舞的舞步，别人現在還是否這樣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沒有，左腳後跟觸着右腳尖，接着右腳後跟又碰到左腳尖，這是一種荒謬絕倫的步子，但那個時代的人都熟悉，别問我什麼時候，也許是米格爾·阿萊曼當總統的時候，我在某個時刻走起這樣的舞步，我們盡做傻事，接着我聽到門被摔上的聲音，然後是人聲，我對自己說阿馬德奧别傻了，向說話的方向走去，用你鏽迹斑斑的艦首分開這條河的迷霧，然後回到朋友那兒，我還真這樣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裡摟滿了東西，兩個小夥子就在正屋裡，坐在那兒等着我，其中一個已經買來兩瓶龍舌蘭。
噢，走進燈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燈光中是多麼舒服啊，來到明媚的地方多麼舒服啊。
利桑德羅·莫拉萊斯，薩埃塔墨西哥人理發店，拉維拉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80年1月。
阿圖羅·貝拉諾的書終于出版時，貝拉諾已經成為幽靈作家，我也快成幽靈出版家了。
我知道終會有這麼一天。
有些作家就是災星，運氣太差，你最好把他們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運。
即便你是個實證主義者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遠離這些人。
我想說句發自肺腑的話：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書無異于在玩火。
我被火燒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錯在哪兒絕對沒什麼不好，因為别人的經驗往往也能拿來為他人所用。
我現在經常酗酒，經常在酒吧裡消磨一天，把車停在遠離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時總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債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覺，然後就喝得更多。
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總覺得一個雇傭殺手在跟蹤我。
沒準兩個呢。
我在這場災難發生之前就已經是個鳏夫了，感謝上帝，所以，我至少因為讓可憐的妻子免受這場磨難而稍感安慰，這場需要穿越在盡頭等待着所有編輯們的陰影的旅程。
盡管，有時晚上我不禁自問為什麼這事會讓我碰上，所有的人隻有我碰上了，但是從内心深處，我坦然地聽天由命。
獨處讓我變得更加堅強。
尼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