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偵探 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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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共和國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親愛的小夥子們，我說，見到你們真是太高興了，進來吧，别有什麼拘束，他們魚貫而行來到廳堂，或者說更像摸索着進來，因為廳堂裡很黑，燈泡燒壞了，我沒有換（到現在都還沒換呢），我走在前面，歡快地跨進廚房，取出兩瓶蘇西達斯牌的梅斯卡爾龍舌蘭酒[梅斯卡爾（Mezcal）是龍舌蘭酒的一種，較少在墨西哥以外的國家販售，在瓶底置有食龍舌蘭植物根部的小蟲，因此又被稱為“帶蟲龍舌蘭”。
]，這個牌子的酒隻有奇瓦瓦州生産，當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過郵遞收到兩瓶，直到1967年才中斷。
我回去時兩個小夥子正在大屋裡看畫、翻書，我忍不住又說了一遍他們來看我，我心裡不知有多高興。
誰給的地址，小夥子們？吉爾曼、曼努埃爾，還是阿克萊斯？他們聽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個小夥子說是李斯特·阿蘇比德。
坐呀，我說，找個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爾曼·李斯特·阿蘇比德，他這個人是不會忘了我的，那老家夥還那麼大塊頭、魅力無比嗎？小夥子們聳聳肩說沒錯——他的塊頭肯定沒有縮，對吧？可他們齊聲說，縮了——我說我們來嘗嘗這瓶梅斯卡爾龍舌蘭酒，我遞給他們兩隻杯子，他們坐在那兒瞧着酒瓶，好像怕從裡面蹦出一條龍來，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們，純粹是因為開心而笑，隻要有他們坐在這兒我就開心極了，後來一個小夥子問，不知他們聽對了沒有，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爾，我把瓶子遞給他們，仍然大笑着，我知道這個名字會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後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們，上帝保佑，他們可真年輕，長發披肩，手裡拿着很多本書——這些書能讓人回憶起多少往事啊！——這時一個小夥子說你肯定這東西不會要了我們的命吧，薩爾瓦鐵拉先生？我說你所謂的要命是什麼意思，這可是健康的精華，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為了示範，我給自己的杯子斟滿酒，又倒出一半遞給他們喝，起初兩個淘氣鬼僅僅潤潤嘴唇，後來酒性慢慢發作了，他們這才像男子漢般痛飲起來。
嗨，小夥子們，怎麼樣啊？我說，其中一位，那個智利人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叫蘇西達斯的梅斯卡爾酒，我聽了覺得這話說得有點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種梅斯卡爾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們可太難了，你要不是這兒人的話就更不可能，當然了，這孩子沒想到這點，另一個說挺好，然後也說我沒聽說過這牌子，我隻好告訴他們，據我所知，這個牌子的酒已經沒人做了，工廠已經倒閉，或者燒毀了，或者變賣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庫爾供應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闆覺得這個名字銷路不好。
有半晌我們誰也不說話，兩個小夥子站在那裡，我坐着，小口啜飲着蘇西達斯，心裡在想誰知道什麼原因不做了。
後來，其中一個小夥子說，薩爾瓦鐵拉先生，我想跟您談談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另一個說，還想聊聊那份叫《卡沃爾卡》的雜志。
這些孩子啊。
他們的腦袋和舌頭好像是互通的。
誰要起個話頭，中途打住後另一個又會撿起話茬或者想法繼續說下去，好像是他自己開的話頭。
說到塞薩雷亞的名字時我擡眼望着他們，感覺目光透過一張紗布簾子，準确地說是外科手術用的那種紗布，看着他們，我說别叫我先生，孩子們，叫我阿馬德奧好了，朋友們都這麼叫我。
他們說，好的，阿馬德奧。
他們又提起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名字來。
佩爾拉·阿維萊斯，列奧納多·達·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想談談1970年。
我是1970年認識他的，在波爾維尼爾，那是塔裡斯曼的一所高中。
我們兩個曾在那兒同學過一陣子。
他是1968年進校的，剛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進校的，可我們直到1970年才認識。
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都辍學了一段時間。
他是經濟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為内心的騷亂。
不過，後來我又複學了，他也回去了，或許是父母打發他回去的，于是我們就認識了。
那是1970年，我在班裡年齡比誰都大，我已經十八歲，按理說我該上大學，而不是還在高中晃悠，可我卻還在波爾維尼爾待着，一天早晨，新學年剛剛開始，他出現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歲，盡管還留了一級。
那時他住在林達韋斯塔區，但幾個月後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區了。
我跟他成了朋友。
最初，我要鼓起勇氣才敢跟他說話，我經常看他在院子裡踢足球。
他喜歡玩兒。
我常常在樓梯上觀察他，心想他是我見過的最英俊的男孩。
高中禁止留長頭發，可他卻留着。
他踢足球時就脫掉襯衫，光着胸膛玩兒。
我覺得他很像刊登希臘神話故事的雜志上某位希臘神的樣子，别的時候（在課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時）又像個天主教的聖徒。
我能經常看着他，我覺得這就夠了。
他的朋友并不多。
當然，他認識很多人，他跟每個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總是笑聲朗朗）、開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無幾，說不定一個都沒有。
他在學校表現不佳。
化學、物理的成績很慘。
我很吃驚，因為哪門課都不太難啊。
隻消稍微用點心，略微下點工夫就可以考過去，不過，他幾乎從不用功，沒準壓根就不學，在課堂上，他的思緒信馬由缰。
有一天，他向我走來，我正在樓梯上讀洛特雷阿蒙的書，他問我知道不知道波爾維尼爾的老闆是誰。
我驚訝極了，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我張大了嘴巴卻什麼話也沒說出，我的臉都扭曲了，沒準渾身戰栗不已呢。
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襯衫，另一隻手提着背包，那個沾滿灰塵的背包裡塞滿了筆記本，他唇間帶着一絲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風中或者午後的空氣中（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迅速吹幹的胸膛上的汗水，這時大多數課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還在學校幹嗎，也許在等待什麼人，某個朋友，盡管這不大可能，因為我也沒有多少朋友，也許我就是想待下來看他踢足球。
我記得天空很明亮，帶點濕漉漉的灰色，空氣有些冰涼，或許是我自己感覺很冷。
我還記得當時惟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遠處的腳步聲、無言的笑聲，學校空空蕩蕩。
起先他可能以為我沒聽清他的話，又問了一遍。
我不知道這所學校屬于誰，我說，我不知道有沒有老闆。
當然有老闆了，他說，是主業會[主業會（OpusDei，或稱為“天主事工會”），全名為聖十字架及主業社團，天主教社團之一，于1928年10月2日由聖若瑟瑪利亞·施禮華在西班牙馬德裡創立。
]。
他一定認為我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癡，因為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主業會是什麼。
一個與魔鬼結盟的天主教組織，他笑着說。
這時我明白了，我告訴他我不是很關心宗教，我知道波爾維尼爾是所教會學校。
不，他說，關鍵是由教會的哪個門派控制：是主業會。
什麼人會加入主業會？我問。
這時他在我旁邊坐下，我們聊了很長時間，讓我尴尬的是他始終不穿上襯衣，天越來越冷，越來越冷。
我記得他第一次談話時說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說他們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還說他們（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為現在才發覺這所學校歸主業會而内疚。
你父母知道這裡由誰管嗎？他問我。
我母親去世了，我說，父親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個。
我也不在乎，我補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後再上大學。
你将來上大學想學什麼呢？他問。
我說，文學。
這時他告訴我他也寫東西。
真巧，我說，我也寫。
總之我們就談了這些。
這種聊天沒多大意義。
當然，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我們就這樣成了朋友。
我已經十八歲，他剛滿十七歲。
他從十五歲開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
有一次，我邀請他一起去騎馬。
父親在泰拉克斯卡拉有點兒地，還買了一匹馬。
他自稱是個不錯的騎手，我說這個星期天我要跟父親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願意可以跟我一同去。
那一帶農村太荒涼了。
父親蓋了一間泥草屋，那兒全部的東西就這個了，剩下的無非是灌木和泥土。
我們到那兒後他帶着一絲微笑環顧了周圍，仿佛在說，我知道這兒不會是一個迷人的牧場或者開闊的草原，可是這已經夠大了。
可我還是對父親的這塊地有些難為情。
另外，這裡沒有鞍子，鄰居們替我們養着馬。
父親出去牽馬時我們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陣。
我想談談我讀的書，我知道這些書他肯定沒讀過，可他幾乎不聽我說。
他邊走邊抽煙，四周的景緻差不多。
最後，我們聽到父親的小車鳴喇叭的聲音，接着那個替我們養馬的人來了，他沒有騎着而是牽着缰繩過來。
我們回到小屋時父親已經跟那人乘小車去辦事兒了，那匹馬系在那兒等着我們。
你先騎，我說。
不，他說（顯然，他的腦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來吧。
我不想再争，騎上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
我回來時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牆吸煙。
你騎得不錯，他說。
接着他起身向馬走去，說不習慣騎沒有上鞍子的馬背，可他一躍而起上了馬背，我給他指了指路，告訴他沿着那個方向過去有一條河，或者說那隻是一道幹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時候會溢滿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飛馳而去。
他騎得極好。
我本來就是個不錯的騎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說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
我覺得此刻他騎得比我好。
奔跑時不起一絲塵土是很難的，他緊緊貼着馬背飛奔，最後淡出視野。
我等待的時候數了數他扔到小屋外的煙蒂，弄得我也想學抽煙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乘着父親的小車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後面，他說沒準我們這塊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
我記得父親把正在凝視路面的目光掉轉過來盯着他。
金字塔？沒錯，他說，這裡地下深層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
父親什麼也沒說。
我問他為什麼會起這樣的念頭。
他沒回答。
我們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終琢磨着他為什麼要提到金字塔。
我一個勁兒地想着金字塔。
我一直在想着父親的那片石頭地，很多年後，我跟他失去了聯系，每次回到那片貧瘠的土地，我都會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經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頂上策馬飛奔而過，想像他獨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兒吸煙的樣子。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薩爾談戀愛，塞薩爾·阿裡亞加，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托雷·德·雷克托裡亞的詩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塞薩爾。
我在這個班上又認識了瑪麗亞·芬特和拉斐爾·巴裡奧斯。
我還在這裡認識了烏裡塞斯·利馬。
當時他不叫烏裡塞斯·利馬，或許我不知道，可能當時已經叫這個名字了，但我們仍然叫他真名阿爾弗雷多或者别的什麼，我也認識了塞薩爾，我們一見鐘情，或者我們自以為一見鐘情，我們兩個都給烏裡塞斯·利馬的雜志寫詩。
這是1973年底，我說不上精确時間。
那段時間雨水特别多，我記得，因為我們經常淋得濕濕的去約會。
後來我們利用瑪麗亞父親工作的建築事務所出了雜志《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這個名字太棒了。
那些午後的時光真是太美妙了，我們經常一起喝酒，我們中總有人會帶三明治來，不是索菲娅、瑪麗亞就是我。
男孩從不帶什麼來，就算真帶了，剛開始還真有人帶，帶東西的男孩們，比較有禮貌的男孩，後來都退出了雜志，或者至少不再參加聚會。
後來潘喬·羅德裡格斯來了，然後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這麼看的，但我一直還為雜志工作，總之我還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為塞薩爾是他們的一員，同時還因為我喜歡瑪麗亞和索菲娅（我跟安格麗卡一直未能成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為我想發表自己的詩，第一期上我一首詩都沒有發，本來有一首叫《莉莉絲》的詩可以在第二期上發，可不知道怎麼回事最終還是沒有發出來。
塞薩爾在《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上發了首叫《勞拉和塞薩爾》的詩，寫得很甜膩，但烏裡塞斯把詩名改了（或者說服塞薩爾改的），最後叫《勞拉&塞薩爾》。
烏裡塞斯·利馬就喜歡幹這種事。
總之，我先認識塞薩爾的，勞拉“&”塞薩爾就開始約會或者什麼的了。
可憐的塞薩爾。
他長着一頭閃亮的栗色頭發，個子很高。
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卻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義上的性經驗就是跟他發生的。
或許那其實是我青春期的最後一次性經驗。
現在想來，也許是倒數第二次。
我們經常去看電影，也看過幾場戲。
那時我又選修了舞蹈學院的課，有時塞薩爾跟我一起去上課。
别的時間我們都用來長談，談論我們讀的書，在一起什麼也不幹。
這樣過了幾個月，三四個月，甚至九個月，然後，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
我記得很清楚，是我告訴他結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為什麼。
我還記得塞薩爾的表現還不錯，他說我是對的，他當時就讀醫學院二年級，我剛上大學，專業是文學。
那天下午我沒有去上課，我去了瑪麗亞家，我得找個朋友聊聊，我是說需要面對面去聊，不是在電話裡，我到科裡馬區後向瑪麗亞家走去，大門敞開着，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她家大門平時總關着，瑪麗亞的母親在這點上有些偏執，我走進去，按了門鈴，門打開了，一個從沒見過的家夥問我找誰。
此人就是阿圖羅·貝拉諾。
當時他二十一歲，人很瘦，頭發挺長，戴着眼鏡，那副眼鏡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沒有那麼差，隻不過稍微有些近視，但那副眼鏡還是很吓人的。
我們隻是簡單寒暄了幾句。
他跟瑪麗亞和一個叫阿尼瓦爾的詩人在一起，此人當時對瑪麗亞迷戀得快瘋了，我到的時候他們正準備出門。
當天我又見了他一次。
我跟瑪麗亞說了一個下午的話，我想，後來我們又進城買了條圍巾，然後繼續聊（起先還聊塞薩爾“&”勞拉，後來就無所不談了），接着我們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諾，瑪麗亞約好在那裡跟阿尼瓦爾見面。
九點左右，阿圖羅來了。
這次他帶來一個十七歲的智利人，名叫費裡佩·穆勒，說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個金發高個男孩，幾乎從不說話，無論去哪兒都跟着阿圖羅。
當然，他們跟我們坐一桌。
陸續又來了些其他詩人，年紀都比阿圖羅稍大些，沒有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因為這時本能現實主義還沒有誕生出來，像阿尼瓦爾這樣的幾位詩人早在阿圖羅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來從他十七歲時就已經認識他。
他們多半為記者和政府官員，屬于那種從來沒有出過城區或者城裡某些社區的可悲之人，活動範圍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遠到雷福馬大街，還有《國家報》的職員、《至上報》的校讀員、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員，他們下班後會來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們的觸須或者小小的綠色名片。
盡管我說他們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們笑得開心極了。
我們的笑聲簡直就沒有停過。
後來我們又步行到公共汽車站，有瑪麗亞、阿尼瓦爾、費裡佩·穆勒、貢薩洛·穆勒（費裡佩的哥哥，很快就要離開墨西哥了）、阿圖羅和我。
不知為什麼，我們開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記了塞薩爾，瑪麗亞仰望着星星，它們像三維投影般奇妙地出現在墨西哥城的天空，連我們正在行走的道路都顯得那麼優美，我們的行進出奇地慢，好像既前進着又後退着，推遲着必然抵達汽車站的那一刻的到來，我們所有的人一邊走一邊仰望天空（瑪麗亞在數星星）。
很久之後，阿圖羅才對我說，他沒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韋薩爾萊斯、盧瑟納或者倫德雷斯街上狹窄的頂樓房裡透出的燈火，還說刹那間，覺得沒什麼比跟我待在這樣一間屋裡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從布卡雷利大街某個小攤上買來的酸奶。
不過他當時沒有告訴我（那樣的話我會認為他瘋了）這些。
他隻是說喜歡讀我的幾首詩，還說兩個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歡，然後向我要了電話号碼。
我給了他電話号碼，第二天他就打給我了。
我們見了一面，但不是在城裡，我告訴他我離不開現在住的特拉爾潘，我還得學習，他說沒問題，我來找你，那樣我也可以看看特拉爾潘，我說這兒沒什麼可看的。
你要先搭地鐵，然後再乘巴士，然後再換一輛巴士，不知為什麼當時我覺得他肯定會迷路，我就說你在地鐵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時發現他坐在裝水果的柳條箱上，靠着一棵樹，其實這是那兒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
你真幸運，我說。
是啊，他說，我向來都挺幸運。
那天下午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為他想說還是我問他了，他說的大部分都淩亂無序，他還提到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他遊曆過整個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過每個太平洋沿岸國家。
那是我們第一次接吻，後來我們相處了幾個月，然後就住在一起，接下來就發生了該發生的，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分手了，我回去跟母親住在一起，開始學生物學（我希望有朝一日成為出色的生物學家，特别是生物遺傳學方面），後來阿圖羅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恰在這時本能現實主義誕生了。
剛開始大家都覺得這簡直是開玩笑，後來發現不是。
覺得不是玩笑時，我們當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現實主義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為這個主張太瘋狂，反而顯得貌似有幾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誼，為了不至于失去這個完整的朋友圈，但說句心裡話，沒有人把它太當回事。
内心深處并不特别在乎。
這時我在大學陸續結識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圖羅和他的朋友們的機會越來越少。
我想，惟一打電話聯系或者偶爾一起出去的就是瑪麗亞了，但是跟瑪麗亞的友情也開始冷卻。
不過，我總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圖羅的動向，我想：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兒，他怎麼居然會相信這種垃圾呢。
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發起的這場運動純粹是向我傳達某種信息。
他用這種方式說别離開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
後來，我意識到他是個骨子裡很陰險的家夥。
欺騙自己是一回事，騙别人就另當别論了。
說穿了，本能現實主義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書，像一隻笨鳥在月光下瘋狂的跳躍，本質上既廉價又毫無意義。
但我不是有意要這樣說。
法比奧·埃内斯托·洛西亞科默，《火花》雜志編輯部，獨立與路易斯莫亞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來到墨西哥的。
這時我已經漫遊過其他幾個拉美國家，隻能勉強糊口。
那年我二十四歲，開始時來運轉。
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這樣，我隻能這樣來解釋了。
我在巴拿馬頹廢混日時發現自己居然獲得美洲之屋[CasadelasAméricas，古巴著名藝術機構與同名雜志。
時常舉辦各種研讨會及文學獎帶動文學創作風氣，成為當時拉美文化的重鎮及主要傳媒，最積極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薩爾、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及秘魯的略薩。
]詩歌獎了。
我欣喜若狂。
我身無分文，這筆獎金送了我一張去墨西哥的機票，讓我有飯可吃。
不過，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沒有參加美洲之屋詩歌獎競賽。
我對天發誓這是真的。
前一年我給他們寄去一本書而他們當時對這本書根本不屑一提。
今年，總算走出低潮，我聽到自己獲獎了，而且還有獎金。
我乍聽到這個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覺。
說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經常挨餓的人會有這種反應。
我又想可能是另一個洛西亞科默，如果是那樣的話，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個阿根廷的洛西亞科默，另一個二十四歲的洛西亞科默，另一個洛西亞科默寫出一本跟我的書同名的詩集。
在拉丁美洲，發生了這樣的事，完全沒有必要自尋煩惱去撰造一個合乎邏輯的答案，特别是如果這樣的答案不存在的話。
幸運的是我真的獲了這個獎，這就夠了。
後來美洲之屋的人告訴我去年那本書放錯地方了，事情就是這樣。
這樣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頓下來，過了陣子，我接到這孩子的一個電話，說想采訪我什麼的，我想他說的是采訪。
我當然說同意。
說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獨和落寞。
在墨西哥，我一個年輕詩人都不認識，采訪或者不管什麼吧，這個主意簡直讓人欣喜若狂。
我們當天就見了面，我到達約定地方時發現來了不止一個詩人，有四個詩人在等着我，他們想搞的不是一場采訪，而是一場讨論，一場三方對話，内容打算發表在墨西哥一家頂級刊物上。
參加者包括一個墨西哥人（他們中的一位）、一個智利人（也是他們中的一位），一個阿根廷人，就是我。
另外兩個随行而來的隻是在那裡聽着。
主題是拉丁美洲新詩現狀。
這個話題倒是很精彩。
我說太好了，随時奉陪，我們找到一家還算安靜些的咖啡店開始聊起來。
他們帶來的一台錄音機已經處于工作狀态，可是在最緊要關頭，機子忽然發生故障，然後又從頭重來。
這次持續了半個鐘頭，我喝了兩杯咖啡，都是他們付的錢。
顯然，這種事他們還不娴熟：我是說錄音機，我是說當着錄音機談論詩歌，我是說組織他們的思想然後清楚地表達出來。
總之，我們試了好幾次，還是不行。
我們決定，索性不如每個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麼寫下來，然後把寫下的東西彙總在一起。
最後，變成了我和那個智利人的讨論。
我不知道那個墨西哥人怎麼了。
我們把下午的時間全都用來散步了。
我覺得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們給我買的咖啡的緣故，我覺得他們有點怪，好像既在那裡，同時又不在那裡，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他們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輕詩人，也許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似乎顯得怪怪的，可是前幾個月，我見到過一些秘魯年輕詩人、古巴年輕詩人，以及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年輕詩人，都沒有這種感覺。
我很熟悉年輕詩人，确實有所不同，某些東西很讓人懷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誼，強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詩人聚會場合永遠彌漫着的那種坦率。
那天下午的某個時候，我記得簡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開始說起自己的那本書和我自己的詩，我不知道為什麼說起那首叫《丹尼爾·科恩–本迪特》的詩，那首詩跟我這次獲獎詩集中的其他詩作相比不好也不壞，但最終還是沒有收進書裡，我們可能還談了詩的長度、頁數，因為那兩位（那個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寫的詩都特别長，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我還沒有讀過呢，我想他們甚至都有一套長詩理論，稱之為詩長篇，我想這大概是法國詩人想出來的東西，但記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們說起了那首《丹尼爾·科恩–本迪特》，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說起這個來，其中一個問我為什麼不收進書裡，我說其實是美洲之屋的人決定把它拿掉，那個墨西哥人說，可是他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嗎，我告訴他們，沒有，他們沒有征得我的同意。
那個墨西哥人說他們拿掉了一首詩居然沒有讓你知道？我說是啊，實情我無法了解。
智利人問他們為什麼要拿掉？我說美洲之屋的人告訴我，那個科恩–本迪特正好發表過一些反對古巴革命的言論。
那個智利人說這是惟一的理由嗎？我像個混球似的告訴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詩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們給我喝了什麼讓我這樣說？）篇幅特别長，但并不怎麼好，那個墨西哥人說這些雜種，但他卻講得很溫柔，他真的說得很溫柔，一點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這夥人肢解我的書之前古巴人經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處已經不在乎那些蔑視我或者我們在哈瓦那的同志們。
文學并不天真爛漫。
我從十五歲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了。
我記得當時就想過這個，但我忘了是否把這個想法講出來，如果講過，當時的情景也忘了。
後來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經不是我們五個而是三個了，那個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兩個墨西哥人走到煉獄的大門口時消失了）變成了在地獄邊緣的徜徉。
我們三個人都不說話，好像被打成了啞巴，但身體仍在戰鬥，仿佛某種力量推着我們穿過那片陌生的土地，讓我們手舞足蹈，那是一種默默無語、心領神會的散步，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接着我出現了幻覺，那天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穿過的那個停車場面向一片湖泊，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變成一條河流，穿過一個公墓，所有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綠色，而且悄無聲息。
這時我想起兩種可能性必居其一：要麼我可能瘋了，這種可能性極大，因為我的頭腦向來是很清楚的，要麼這些家夥讓我吸了毒。
後來，我說别走了，歇會兒吧，我感覺不舒服，需要休息，他們說了什麼我沒有聽清楚，我隻看見他們靠過來，我慢慢有了知覺，感覺自己在四處張望，想找個什麼人，目擊者什麼的，可是看不到一個人，我們來到一片森林中，我記得我說這是什麼森林啊，他們說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後帶我走到一把條椅那兒，我們坐了片刻，其中一個問我哪兒疼（疼，這個詞太對了，太貼切了），我本想告訴他們我全身到處都疼，整個人都在疼，可我卻說也許問題出在我還不習慣這個高度，高度跟我過不去，讓我看見了某些東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拉馬·多拉達咖啡店，科約阿坎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說過：馬裡内蒂和特薩拉的門徒們寫的那些喧嚣、憤怒、做作的詩不過是在簡單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戰，永遠不會超過兒童娛樂的水準。
蒙西說的是尖銳派詩人，這個評價用在本能現實主義者身上同樣合适。
沒有人理睬他們，他們動辄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别人。
1975年12月聖誕節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馬·多拉達咖啡店撞上幾個他們的人。
店老闆内斯托爾·佩思克裡亞堅決支持我：這太令人掃興了。
負責的那個叫烏裡塞斯·利馬，另外一個家夥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蘇馬或者庫奧特莫克，還有一個叫盧西歐斯·思肯。
我正好也坐在這個位置，等阿爾韋托·莫爾和他的姐姐，這三個瘋子忽然圍住我，每邊坐了一個，他們說，路易斯，咱們談談詩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詩歌的前景，嘴裡全是諸如此類的話。
我這個人不喜歡粗暴，當然馬上緊張起來。
我開始琢磨：他們到底想幹嗎？他們怎麼找到我的？他們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裡？不得不說，這個國家本身就毫無風度，墨西哥文學同樣沒有風度，這點也不得不承認。
不過，我們還是談了二十分鐘（我從來沒有為阿爾韋托和他那勢利姐姐的遲到如此惱火過），最後，我們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取得了一緻意見。
歸根結底，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我們在憎恨着同樣的事情。
當然，我向來支持帕斯在文學界的地位。
當然，他們欣賞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
謝天謝地。
我是說，這還算小惡，如果他們宣稱是農民詩人的弟子，或者可憐的羅薩裡奧·卡斯特拉諾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薩維内斯的門徒（在我看來，有一個海梅就夠了），情況會更糟糕。
阿爾韋托終于來了，我還活着，之前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争執，有些話很不中聽，這樣的舉止在拉馬·多拉達這種地方顯得很不得體，内斯托爾先生會給我撐腰，但頂多如此。
阿爾韋托來時我想我已經控制了局面。
可是，後來朱麗亞·莫爾又忽然到了，問他們是什麼人，晚上有何安排。
那個叫盧西歐斯·思肯的馬上說沒事可幹，還說，如果她有什麼想法的話不妨說說，幹什麼他都願意奉陪。
朱麗亞全然不顧弟弟和我給她使眼色，說我們可以上普雷亞波去跳舞，那是一個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瑪亞10号小區或者泰皮托，我隻去過那麼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勁忘掉它，我和阿爾韋托都不能逆着朱麗亞，隻好出去上了阿爾韋托的車，烏裡塞斯·利馬、阿爾韋托和我坐在前面，朱麗亞、盧西歐斯·思肯和那個叫庫奧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蘇馬的坐在後面。
說實話，我最怕這個了，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訴過我，他們在卡薩波爾達的聖波恩讓蒙西難堪過，但是因為蒙西答應跟他們喝咖啡，你可以說那是給他們捧個場，他也有一定的錯誤，人人都知道，本能現實主義者就像尖銳主義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對尖銳主義者的态度，其實他對後來發生的事不該抱怨叫屈，不過，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我有時忍不住想問他，但是從來沒有問過，不想打探或者揭舊傷，再說，他跟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會面時的确碰到事兒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愛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現了各種假設和說法，總之，阿爾韋托的車像光一般飛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決于路況）朝普雷亞波開去的時候，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朱麗亞·莫爾跟兩個本能現實主義流浪漢在後面聊個不停。
我不想給你描述那家俱樂部。
我向上帝發誓，我們恐怕不會活着從那兒出來了。
我隻想透露一點，這裡室内裝飾和點綴其中的人種幾乎就是從李薩爾迪的《髒鳥》以及馬裡亞諾·阿蘇拉的《落水狗》、德爾·帕索的《何塞·特裡戈》這些“浪潮文學”中最壞的小說以及20世紀50年代最糟的色情電影（不止一個女人長得像托戈萊勒，我以為她在50年代沒有拍過電影，其實應該拍過）中直接抄襲來的。
我們就這樣進了普雷亞波夜總會，在靠近舞池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樂，朱麗亞跳恰恰或者波萊羅或者丹頌舞時，我和阿爾韋托開始聊起什麼（我發誓忘記内容了），一個服務員給我們上了一瓶龍舌蘭或者老鼠藥，我們一聲不響要了，可見我們煩悶的程度。
在比說出“差異”這個詞所需要的更短時間裡，我們忽然間就醉了，烏裡塞斯·利馬開始背誦起一首法語詩，我不知道為什麼背誦，但他的确是在背誦，我都沒有發覺他在講法語，也許是英語，我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理查德·布勞蒂甘的譯文，那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詩人，或許是約翰·吉奧諾的譯文，管他是誰，沒準是利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麼會是法語？我有點意外。
不錯的語調，流暢的發音，這首詩，不知怎麼聽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為我醉得越來越厲害，或者是無情的波萊羅音樂的緣故，我無法确定這是誰的作品。
我想到了克勞德，可是我們誰也無法想像利馬會背誦克洛岱爾的詩，能嗎？我又想到波德萊爾，想到了卡圖爾·芒戴斯（我曾給一所大學的刊物譯過他的詩歌片段），想到了奈瓦爾。
我得慚愧地承認，這些名字都曾湧進我的頭腦。
為了捍衛，我應該借着酒精的迷糊馬上說出來，我自問奈瓦爾與芒戴斯會有什麼共同之處，後來我又想到了馬拉美。
阿爾韋托也許在玩着同樣的遊戲，他說，這是波德萊爾的詩。
當然不是波德萊爾的詩。
我把這首詩寫出來。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這是誰的作品：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煙絲填塞着我的心： 它們往這顆心上噴射着濃汁，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這些士兵們嘲弄着 引發一陣哄笑，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煙絲填塞着我的心！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他們的辱罵已使他們堕落！ 晚禱時分，他們在牆上塗鴉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喔，不可思議的大海， 捉住我的心，讓它得以贖罪！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他們的辱罵已使他們堕落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該怎麼辦，喔失竊的心？ 這将是縱酒狂歡的軍号聲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傷的心堕落了：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該怎麼辦，喔失竊的心？ 這是蘭波的詩。
很令人意外。
這個意外隻是相對而言。
真正讓人意外的是利馬居然用法語朗誦了它。
而且，我為自己沒有猜出是誰寫的略感惱火，因為我對蘭波的作品相當熟悉，不過，我也不想因此讓自己心煩意亂。
又一個共同點。
也許我們能活着走出那個地獄般的洞穴。
背誦完蘭波的詩後，烏裡塞斯·利馬講了一個蘭波和什麼戰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場戰争，戰争這種話題我不感興趣，但是其中有某種東西，某個共同的主題，把蘭波與那首詩、那場戰争聯系起來，我敢肯定那是一個很污穢的故事，然而，這時先是我的耳朵，然後是我的眼睛又見證了其他一些污穢的小故事（我發誓如果朱麗亞·莫爾再拖我去類似普雷亞波這種喧嚣的地方，我非殺了她不可）、支離破碎的場面，那些垂頭喪氣的浪蕩子與絕望的純潔女孩或者同樣絕望的年輕妓女們在光影反差強烈的急速旋轉中起舞，我得承認，這加劇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話。
這時什麼地方吵起架來。
我什麼也看不見，隻聽到有叫罵聲。
陰影中兩個流氓拽着一個滿臉是血的家夥。
我記得我對阿爾韋托說我們該離開了，否則情況可能會越來越糟，但阿爾韋托還在聽着利馬的故事不搭理我。
我記得我望着朱麗亞跟利馬的一個朋友跳舞，我記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萊羅，仿佛是一場夢幻，然而，那也許是整個晚上我第一次感覺好極了，事實上就是整個晚上第一次感覺那麼好。
後來，仿佛如夢初醒，我記得我對着舞伴的耳朵輕聲說，我們的舉動也許會冒犯别的舞者和觀衆。
忘了後來發生什麼了。
有人對我講了粗話。
我不知道，我準備要爬到一張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
可是，有人對我說了粗話，思肯做了一個動作，好像要推開我然後把臉轉向說話的那個人（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好像是女氣小夥或者男同性戀什麼的，我還不習慣這種語言，盡管我知道應該習慣），可我醉得一塌糊塗，渾身的肌肉都軟了，他不能放開我——他要放開了，我會癱在地上——他隻好在舞池中間回罵了一句。
我閉上眼睛，試圖不要讓自己看到這個局面。
思肯的肩膀發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剛從某個化工廠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來，後來我聽見他在說什麼，不是針對一個人而是好幾個人，至少兩個以上，那幾個人的聲音越來越大，後來我睜開眼睛，天哪，我看見那些人不是圍住我們兩個而是圍住我一個，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摟着他的腰，臉頰貼着他的肩膀，我看見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見了那些邪惡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殺手的凝視，後來，我在完全壓倒醉意的極度恐怖中站了起來，我多想就此消失掉。
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讓雷電擊死我，一句話，我希望自己壓根就沒有生出來。
簡直是奇恥大辱。
我羞愧得滿臉通紅，我想嘔吐，我掙脫思肯，幾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經成了無情嘲諷的對象，同時又成了攻擊的目标。
我欣慰的是嘲諷者同時也遭到了攻擊。
那感覺基本上就像在戰鬥（烏裡塞斯·利馬在說什麼戰鬥、什麼戰争來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懇求正義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現身送來一場洪水，一場偉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們兩派人都一掃而光，把我們所有的人一掃而光，結束這場荒謬和不公正。
可是，後來，我透過雙眼冰冷的湖波（這是個錯誤的比喻，因為普雷亞波裡面酷熱難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說法來描述我想哭的感覺，在“即将”哭出的關鍵時刻我的想法變了，我使勁克制着，隻能說一層變形的液體薄膜還在我的瞳孔中閃亮着），我看見了朱麗亞·莫爾的幻影，好像跟庫奧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蘇馬或者内特薩瓦爾科尤特爾或者不管叫什麼名字的人纏繞在一起，這個人跟思肯反擊鬧事的人，朱麗亞的胳膊摟着我的腰，問我這些婊子養的是不是向我動手了，然後把我從舞池中拉出來，離開那個令人厭惡的低級夜總會。
我們一走出去，朱麗亞就領着我向小車走去，我在大街中間哭起來了，朱麗亞扶我到後座上，我請求——不，是懇求——她跟我坐在一起。
我希望我們三個人一塊回去，不要管那幾個人了，讓他們與自己的惡魔同類在一起好了。
求求你了，朱麗亞，我說。
她說，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這個晚上全毀了，别動。
我記得後來我說道或者怒吼道：他們對我幹出的事兒比對蒙西惡劣多了。
朱麗亞問，他媽的他們對蒙西怎麼了（她還問我蒙西是什麼意思，她說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說：蒙西瓦伊斯，朱麗亞，蒙西瓦伊斯，那個散文家，她噢了一聲，似乎毫不吃驚，我的天，這個女人真堅強，我想，然後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後又大笑起來，或者哭起來，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爾韋托的車裡！——朱麗亞開始放聲大笑，這時另外幾個人都從夜總會裡走出來，我看見他們照在街燈光線裡的影子，我想我都幹了些什麼啊？我幹了些什麼？我羞愧得無地自容，癱倒在座位上，縮成一個球，假裝睡着了。
但我還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朱麗亞說着，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應答着。
他們的聲音顯得挺開心，毫無敵意。
接着阿爾韋托進了車子，說他媽的怎麼回事，怎麼這麼臭，我睜開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鏡裡的雙眼，我說對不起，阿爾韋托，不是故意的，我實在太惡心了。
這時朱麗亞坐到乘客座上說，天哪，阿爾韋托，打開窗戶，臭死了。
我說别介意，朱麗亞，沒必要那麼誇張。
朱麗亞說：路易斯，這味道簡直就像你死了一個星期似的，我笑了，聲音不太大，但我已經感覺好起來。
到了大街盡頭，在普雷亞波的燈箱招牌下，幾個人影在遊蕩，但不是沖我們的車而來，這時朱麗亞搖下車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蘇馬或者庫奧特莫克，但卻沒有吻烏裡塞斯·利馬，他跟車保持着一段距離，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腦袋栽進窗戶說，怎麼樣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願回答，隻是做了個動作仿佛在說很好，我很好，接着阿爾韋托發動起那輛道奇車，車窗全都放下，我們離開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區。
阿爾韋托·莫爾，皮塔戈拉斯大街，納瓦特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4月。
在某種意義上，路易斯說的沒錯。
我姐姐完全是個瘋子，沒錯，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歲，比我大一歲，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
她馬上就要從醫學院畢業了，她想做個兒科專家。
她可不是什麼天真無邪的女孩。
我們從一開始就有必要清楚這點。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開車的速度并沒有像閃電一般。
那天我開的那輛藍色道奇是我媽媽的，隻要開上那輛車，我總是小心翼翼。
嘔吐的事完全可以諒解。
第三，普雷亞波在泰皮托，後者相當于一個戰區，一個三不管地帶或者鐵幕的背面。
最後，舞池裡幾乎打起來，可我什麼也沒看見，因為我坐在桌邊跟烏裡塞斯·利馬聊天。
據我所知，瑪亞10号小區沒有夜總會，我姐姐可以作證。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我沒有提到波德萊爾。
我想，是路易斯說到波德萊爾、卡圖爾·芒戴斯甚至雨果的。
我什麼也沒說。
我覺得聽着像蘭波的詩，但我什麼也沒說。
相信你聽明白了。
另外，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行為沒有我們擔憂的那麼可怕。
我以前沒見過他們，隻是聽說而已。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個隻有一百四十萬人的小鎮。
他們給我的印象還是比較正面的。
那個叫盧西歐斯·思肯的老想調戲我姐姐，可憐的傻瓜。
另外那個家夥，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不是庫奧特莫克）也使出渾身解數。
那天晚上的某個時候，他們甚至以為奪得了些許地盤。
此景堪哀，但也不無甜蜜之處。
至于烏裡塞斯·利馬，他給人的印象總是很高傲，他的法語也講得不錯。
他還講了個很精彩的故事，跟蘭波的那首詩有關。
他說《失竊的心》是一首自白詩，描寫了蘭波從查爾維爾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經曆。
蘭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們先是嘲笑詩人，然後就要過來對他動粗。
坦率地說，這是一個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過還不止于此。
據利馬說，那幾個士兵或者至少他們的頭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蓋”裡的“下士”，是法國侵略墨西哥的老兵。
當然，我和路易斯都沒有追問他這麼說證據何在。
但我對這個故事頗感興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興趣的是我們身邊發生或者沒有發生什麼），想多了解一些。
後來，利馬告訴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縱隊，本來駐紮在索諾拉的聖特雷薩，沒有再發回戰報失去了聯系，因此為在墨西哥東北部執行任務的部隊提供後勤保障的物資集散中心指揮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聖特雷薩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隊。
這支小分隊由勞倫特上尉、羅瓦切中尉和岡薩雷斯指揮，後者是墨西哥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據利馬說，次日行軍途中，這支小分隊來到聖特雷薩附近一個叫維拉維西奧薩的小鎮，但始終沒有與李布雷奇的縱隊取得聯系。
除了羅瓦切中尉和在這次行動中死掉的三個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鎮上惟一的小客棧吃飯時悉數被捕，其中有一個人就是後來的“下士”，當時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新兵。
那幾個囚犯被麻繩捆着帶到維拉維西奧薩鎮的軍隊指揮官和鎮裡的一群頭面人物前。
這個指揮官是個混血兒，同時對英諾森西奧和埃爾洛克負責。
這些頭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大多數都光着腳丫子，他們盯着這些法國人審視了會兒，然後就躲到一個角落商量該怎麼辦。
半個小時後，明顯對立的兩派經過艱難的讨價還價，他們把這幾個法國人帶到一個帶頂的畜棚裡，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們就來強奸和折磨他們。
午夜時分，他們割了勞倫特上尉的喉嚨。
岡薩雷斯中尉和兩個中士、七個士兵被帶到大街上，幾個騎着這些士兵帶來的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們。
黎明時分，那個未來的“下士”和另外兩個士兵設法掙脫鐐铐，在墨西哥境内四處逃竄。
沒有人在後面追他們，但最終隻有那個未來的“下士”活了下來把這段故事說了出來。
他在沙漠遊曆了兩個星期後來到埃爾塔約。
他喬裝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後随巴薩伊内（或者當時指揮這幫法國兵的什麼人）的部隊回到法國，他們從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滅。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聖波恩附近的馬德羅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不存在什麼伏擊，沒有什麼暴力事件，沒有這種東西。
兩個年輕人可能還不到二十三歲，都留着極長的頭發，比其他任何詩人的頭發都長（我可以以每個人頭發的長度為證），他們決不承認帕斯有任何優點，洋溢着充滿孩子氣的固執，不喜歡就是因為不喜歡，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點。
有時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們讓我聯想到何塞·奧古斯丁[何塞·奧古斯丁（JoséAgustín，1944—?），墨西哥小說家。
最著名的作品為《檔案視野》（DePer.l），以快速詳細的方式描述一個人三天的生活，被認為與喬伊斯的《年輕藝術家的肖像》風格類似。
]，想到古斯塔沃·薩因斯[古斯塔沃·薩因斯（GustavoSainz，1940—?），墨西哥小說家。
著名作品有：《錯誤》（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環時光》（Obsesivosdíascirculares）、《鐵制宮殿裡的公主》（LaprincesadelPalaciodeHierro）。
]，但絕沒有那兩位傑出小說家的橫溢才華，事實上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錢付我們喝的咖啡（還得我來付），言之無物，沒有原創的思想。
不過是兩個迷茫的靈魂，兩隻空空蕩蕩的容器而已。
至于我自己，我想不僅僅是慷慨（咖啡不論）了。
有時我甚至建議烏裡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個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應該寫一篇我們一直讨論的帕斯作品的書評。
如果真寫得不錯，我對他說，特别強調了不錯這個詞，我會發表的。
他說好吧，他會寫的，他會把文章帶到我家裡。
我說你别帶到家裡了，我母親見了你說不定會給吓着的。
我不過是開個玩笑。
可是他們卻滿臉嚴肅地（不帶一點微笑）接受了，說會通過郵件寄來。
我一直還在等着呢。
2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噢，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我說，你們在哪兒聽說她的，小夥子們？其中一個說他們想寫一篇關于尖銳主義者的文章，他們走訪過吉爾曼、阿克萊斯和馬普萊斯·阿爾塞，讀遍那個時期所有的雜志和書籍，他們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價值，甚至連不快的記憶都算不上的空名中，發現了塞薩雷亞的名字。
真的嗎？我問。
他們望着我笑了，兩個人同時笑了，這兩個淘氣家夥，好像有一種内在的心靈感應，如果這樣說有意義的話。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很古怪，他們說，她好像是個獨一無二的女人，很多文獻都提到她，全都說她是個優秀的詩人。
一個優秀的女詩人？我說，你們在哪兒讀過她的作品？我們沒有讀過她寫的任何東西，他們說，任何書刊都不曾發表過，這反而激起了我們的興趣。
怎麼讓你們感興趣的，小夥子們？來說一下你們的感想。
大家都在稱贊她或是诋毀她，可是卻沒有任何人出版過她的作品。
那個智利人說，我們讀過岡薩雷斯·佩德雷諾的雜志《人類的運作》、馬普萊斯·阿爾塞的先鋒派作品目錄還有薩爾瓦多·薩拉薩爾的雜志，除了馬普萊斯的目錄，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書刊上出現過。
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魯維奧和阿達爾韋托·埃斯科瓦爾都在各自的訪談中提到過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詞。
起初我們以為她是個尖銳主義者，一個追随者，那個墨西哥人說，可是馬普萊斯·阿爾塞告訴我們，塞薩雷亞從來不曾參加過他發起的那個運動，不過馬普萊斯的記憶或許有誤，那個智利人補充了一句。
我們不相信這種說法，那個墨西哥人說。
馬普萊斯記得塞薩雷亞不是尖銳主義者，記得她是個詩人，智利人說。
誇誇其談的小夥子。
誇誇其談的年輕人。
兩個人還挺心有靈犀的。
一陣寒戰襲遍我的全身。
可是在他豐富的藏書裡找不出一首塞薩雷亞寫的詩支持他的說法，那個墨西哥人說。
一言以蔽之，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我們四處打聽，我們訪談過李斯特·阿蘇比德、阿克萊斯·貝拉、埃爾南德斯·米羅，結果都差不多，誰都對她有點印象，那個智利人說，可誰也沒有她寫的任何東西可供我們拿來研究。
小夥子們，你們的研究具體是什麼？接着，我舉起手，趁他們回答之前又給灌了些梅斯卡爾龍舌蘭酒，然後在手扶椅邊坐下，我敢說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鋒刃上。
佩爾拉·阿維萊斯，列奧納多·達·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那時我沒有多少朋友，可我認識他時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想談談1970年代，那時我們倆都在波爾維尼爾上學。
其實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這說明記憶都是相對的，就像某種語言，我們以為對它很熟悉，其實未必，記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長或者縮短。
我經常告訴他這個道理，可他從不聽。
有一次我跟他上家裡去，那時他還住在學校附近，我碰見了他妹妹。
家裡沒有别人，隻有他妹妹，我們聊了很長時間。
很快他們就搬到那不勒斯區，後來他就永遠辍學了。
我常對他講：你不是想上大學嗎？你難道想自動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嗎？他大笑着對我說，在大學裡學到的跟在高中學到的肯定一樣，那就是什麼都學不到。
可是你這輩子總有個打算吧？我問，你想幹什麼工作？他說不知道，也不關心。
一天下午，我去家裡看他，問他是不是在吸毒。
沒有，他說。
從來沒有？我問。
他說，吸過大麻煙，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沒吸别的？沒有，他說，接着又笑起來。
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
其實我喜歡看他笑。
那時他碰到一個著名的電影和戲劇導演。
他的智利同胞。
有時他跟我聊起此人，說如何在劇院門口接近他，當時劇院正上映這個導演的一部戲，這部戲寫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哲學家，是用這位哲學家的作品大緻改編而來，此劇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當時墨西哥還很封閉，軒然大波跟戲的内容無關，而是因為演到中途時幾乎所有演員全裸出場。
我當時還在波爾維尼爾上學，身處主業會惡臭的包圍中，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和閱讀上了（我老覺得自己讀書不多），我惟一的娛樂，我覺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
我經常在固定時間去見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厭或者顯得礙手礙腳。
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兩三個小時，談論的基本上都是文學，他也給我講些跟那位導演交往的傳奇故事，語氣顯然很欽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歡戲劇，但他酷愛電影，其實，現在想來，當時他讀的東西并不多，談論書的主要是我，我真還讀了不少東西，文學、哲學、政論文都看，可他未必讀那麼多書，他經常去看電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頻繁，真的，還經常去導演家。
有一次，我告訴他應該多讀點書，他說已經把一切自己覺得重要的著作都讀過了。
太狂妄了！他有時就喜歡這樣說，有時他就像個被寵壞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諒他，無論他做了什麼，我似乎都覺得很好。
有一天，他告訴我跟導演吵了一架。
我問為什麼，他不想說。
或許他說了，跟文學觀點的分歧有關，就這麼回事。
我設法從他那裡套出，導演說聶魯達是狗屎，還說尼卡諾爾·帕拉[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Parra，1914—??），智利詩人。
1954年出版詩集《詩歌與反詩歌》，提出“反詩歌”主張，反對以往拉丁美洲詩歌中的陳舊觀念，摒棄超現實主義的裝腔作勢，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語與民間詩歌的語言，被認為是當代西班牙語詩歌史上的重大事件。
]是西班牙語世界最偉大的詩人。
諸如此類的東西吧。
當然我不相信兩個人會為這種無關緊要的事兒吵架。
我們國家，他說，人們經常為這種事情吵架。
噢，我說，墨西哥人經常無緣無故地互相殘殺，但受過教育的人顯然不會這麼幹。
當時我對文化教養的認識多麼理想化啊。
過了段時間，我去拜訪那個導演，胳膊下夾本恩佩多克萊斯的小書。
他妻子帶我進去，導演本人很快就來到客廳，我們聊起來。
他上來就問我從哪兒得到地址的。
我說朋友給的。
噢，是他，導演說，馬上就打聽起他怎麼樣，在幹什麼，為什麼再沒有上家裡來了。
我把閃進腦子的第一個答案告訴了他，然後開始談起别的事。
從那之後，我就有兩個人可以拜訪了，導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發現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覺開闊起來，我的生活逐漸變得豐富多彩起來。
那些日子很開心。
可是，一天下午，導演再次問過我朋友的情況之後，說出了他們之間争吵的真相。
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說的完全不同。
那場争吵跟聶魯達和帕拉，以及他們可敬的詩歌觀點的正确性有關，但這種說法又出現了新的信息，導演說（我知道他說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來，我朋友在絕望地捍衛聶魯達時說不出話來，竟然哭了。
就在這裡，在導演的客廳裡，像個十歲的孩子般毫不掩飾，可他已經十七歲了。
導演說，隻有他們兩個人時的那場眼淚讓我的朋友疏遠了導演，因為他大概為自己對這種無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應而感到羞愧吧（據導演說）。
告訴他來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時候導演對我這樣說。
後來，我花了兩天琢磨導演說過的話，琢磨我朋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幹嗎不把整個過程都說給我聽。
我去看他，發現他躺在床上。
他感冒了，在讀一本關于聖殿騎士的書，哥特教堂之謎那一類的東西，我實在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讀這種垃圾，但說實話，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為他讀這種書感到驚訝了，有時是驚悚作品，有時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讀這些書卻從不試圖勸服我也去讀，所以，隻要我讀了一本好書，都會馬上轉交給他，有時我得等上整整幾個星期，讓他讀完那本書，這樣我們才能讨論。
他躺在床上讀着那本書，我一踏進他的房間就開始哆嗦起來。
我們聊了會兒，聊了什麼我已經忘了。
也許我們默默地待了會兒，我坐在他的床腳，他捧着那本書，兩個人不時地偷偷看一眼對方，聽着電梯發出的聲音，那感覺好像待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或者在夜晚的鄉村迷了路，就那樣聽着馬鳴的聲音。
我真想就那樣坐上半天，後半輩子都那樣坐着。
但我還是說話了。
我告訴他最近去導演家了，我轉告了導演的話，說他應該去看看導演，導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說：那就讓他坐那兒等着吧，我再也不會回去了。
後來他又捧起那本書來讀。
我争辯說單憑聶魯達的詩好說明不了帕拉的詩就不好。
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
他說，我才不在乎聶魯達或者帕拉的詩好不好呢。
那為什麼發生那麼嚴重的争執，為什麼争吵呢？我還設法探問，但他不肯回答。
接着我犯了一個錯誤。
我靠過去一點，坐在他身邊，我從自己口袋裡取出一本書，那是一本詩集，我給他讀了幾行。
他默默地聽着。
這首詩寫的是水仙花和一片無邊無際、住着雌雄同體人的森林。
我讀完了，他什麼也不說。
你覺得怎麼樣？我問。
不知道，他說，你覺得怎麼樣呢？我告訴他，我認為詩人都是雌雄同體，他們隻有彼此理解。
詩人們，我說。
我本來想說：我們詩人們。
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臉上的肉都被剝掉了，隻剩下個骷髅頭，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說：别傻了，佩爾拉。
來了這麼一句。
我立刻臉色慘白，渾身開始顫抖，隻想設法挪開點，我試圖站起來，可是卻沒能辦到，他自始至終坐在那裡沒有動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膚、肌肉、脂肪和血液全從我的臉上溜掉了，隻剩下黃黃的或白白的骨頭。
我一下子都不會說話了。
後來說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
我站起來，說了聲再見，然後就走了。
他甚至都沒有把頭從書本上擡起來。
我穿過空蕩蕩的客廳和過道時，我想我再也不會見他了。
不久，我上了大學，我的生活發生了九十度的轉折。
多年以後，純屬偶然，我碰見了他妹妹，正在文學系散發托洛茨基分子的宣傳資料。
我從她那兒買了本小冊子，後來我們去喝咖啡。
我已經不再去見導演了，那時我即将要拿到學位，并且持續寫着基本上沒人讀的詩。
我自然問了他的情況。
妹妹把他最近的經曆詳細給我講了一番，他遍遊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國，經曆了一場政變的考驗。
我自己所能說的隻有一句話：太倒黴了。
是啊，他妹妹說，他打算在那裡定居生活，沒去幾個星期，軍方就發動了一場政變，真是倒黴透了。
我們一時不知還聊些什麼好。
我想像他在一個潔白的空間迷失了方向，在一個變得越來越肮髒和污穢的處女地迷失了方向，盡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連我記憶中的那張臉也扭曲了，我們說話的時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謬的體力測試，令人恐懼、毫無意義的成人禮，以及我曾經對他的期許顯得如此遙遠，甚至連他妹妹談論拉美革命及其帶來的失敗、勝利、死亡時的聲音聽着都有些陌生，我連一秒鐘都坐不下去了，我說我要去上課，改日再見。
我記得有那麼兩三個晚上，我夢見他了。
在我的夢中，他顯得很瘦削，簡直是皮包骨頭，他坐在一棵樹下，頭發很長，衣服皺皺巴巴的，鞋子也爛了，都站不起來走路了。
盧西歐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頂樓房間，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阿圖羅·貝拉諾從來就不喜歡我。
烏裡塞斯·利馬倒是喜歡我。
一個人能感覺得出這種東西來。
瑪麗亞·芬特喜歡我。
安格麗卡·芬特不喜歡。
這無所謂。
羅德裡格斯兄弟喜歡我：潘喬和莫克特蘇馬，還有小諾伯托。
有時他們也會批評我，有時潘喬說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覺時），但我知道，他們仍然關心着我。
阿圖羅·貝拉諾則不然。
他不喜歡我。
哦，我總覺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的問題。
二十歲之前，在阿圖羅去智利說是參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圖羅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們說是情人，後來我蹬了他。
其實我跟埃内斯托隻睡過那麼幾次，所以，如果别人無緣無故地生氣，怎麼能說過錯在我呢？我也跟瑪麗亞·芬特睡過覺，阿圖羅·貝拉諾對此有意見。
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亞波夜總會跟路易斯·羅薩多睡了，貝拉諾準會把我從這個社團踢出去。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哪兒做錯了。
貝拉諾聽說普雷亞波夜總會發生的事兒後說，我們不是惡棍和皮條客，而我不過是表達了自己的情感而已。
我辯解時隻好結結巴巴地（斷斷續續，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說我是個天生的怪物。
可是貝拉諾聽不懂這個玩笑。
在他看來，我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錯的。
不過當天根本不是我請路易斯·羅薩多跳的舞。
那是路易斯無所事事主動找上我的。
應該說我喜歡路易斯·羅薩多，但誰也沒法跟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東解釋。
阿圖羅·貝拉諾全怪我不好。
這挺好玩，因為隻要我在他身邊，我總想把事情做好了。
可是從來就沒幹妥當過。
我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家。
能搜到什麼我就吃什麼。
有一回我從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
那個導演，那個叫雨果·古鐵雷斯·維加的惡心鬼說一定是本能現實主義的人幹的。
不可能，貝拉諾說。
他可能臉都紅了，他覺得太尴尬了。
可他還是支持我。
不可能，他說，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幹的。
（如果他知道了會怎麼樣呢？）幾天後烏裡塞斯告訴他；是盧西歐斯·思肯偷的雕塑。
他這麼說了，但并非真以為是我偷的，就像在開玩笑。
烏裡塞斯就是這樣。
他對這些事兒從不當真，在他看來都挺好玩的。
可是貝拉諾卻氣炸了，說怎麼會這樣，說湖畔小屋的人給我們安排過幾場朗讀會，他覺得要對失竊事件負責。
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現實主義者們的母親似的。
不過，他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他假裝不知道，就這樣過去了。
有時我很想把他揍個稀爛。
所幸我是個熱愛和平的人。
而且，大家都說貝拉諾很堅韌，可是我知道不是這樣。
他很熱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堅韌。
潘喬很堅韌。
我的朋友莫克特蘇馬很堅韌。
我很堅韌。
貝拉諾隻是貌似堅韌，可我知道他并不堅韌。
可我為什麼不在某個晚上揍他一頓讓他堅韌一把呢？大概是因為我尊重他。
雖然他比我年輕，蔑視我，視我如糞土，從内心深處我還是尊重他，聽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認可的信号，我從來沒有舉手反對過這雜種。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你看過跳求偶舞的鳥兒在灌木叢中做花園、尖塔和空地的紀錄片嗎？你知道，隻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園、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會跳最複雜舞蹈的鳥兒才能找到配偶嗎？你沒有見過那些為了吸引雌性練習跳舞到死的荒唐鳥兒嗎？ 阿圖羅·貝拉諾就是這種東西，完全是一個愚蠢自負的孔雀。
本能現實主義是他為我而跳的聲嘶力竭的求愛舞蹈。
問題是，我再也不愛他了。
你可以用一首詩向一個女孩求愛，可是卻無法用一首詩來留住她。
甚至一場詩歌運動也無濟于事。
為什麼我還要跟他的那些舊友來往一段時間呢？他們曾經也是我的朋友，現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厭倦了他們。
我來告訴你。
大學是很真實的，生物系是很真實的，我的教授們是很真實的，我的同學們都是很真實的。
我是說很具體，目标清楚，計劃清楚。
那幫人卻并不真實。
偉大詩人阿裡·丘馬西羅[阿裡·丘馬西羅（AlíChumacero，1918—?），墨西哥著名詩人。
1964年入選墨西哥語言學會院士，詩作風格嚴謹，著有詩集《夢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
]（我想此人不該因為取了這個名字而受責備）是很真實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留下的東西是真實的。
另一方面，他留下的東西又并不真實。
那些被烏裡塞斯催眠、然後被阿圖羅領到屠宰場的可憐的小老鼠們啊。
我還是盡量表述得準确點：最要命的是，他們幾乎全都至少二十歲了，可舉止行為卻好像隻有十五歲。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莫爾家的燈光草坪聚會，二十多人，拉斯洛馬思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7月。
不知道是違反邏輯還是幸運，我又見到盧西歐斯·思肯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拿到我的電話号碼的。
他說，他打電話給《退場線》編輯部，他們把電話号碼給了他。
盡管常識告誡我要防範（那完全是胡扯，我們詩人誰會遵循這個？）我還是同意當天晚上在起義者廣場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裡同他見面。
我當然也有過爽約的念頭，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來就準備随時轉身離開，可是到那兒（晚了半個小時）後，看到盧斯西歐·思肯一個人在那裡，幾乎是趴在桌上寫東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湧過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還是冰涼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訴他也該要點什麼。
他直視着我的眼睛，難為情地笑着。
他說他是個窮光蛋，沒關系，我說，随便點，我請客。
他說很餓，想來點香辣雞肉玉米餅。
這兒不做這個，我說，不過可以給你來份三明治。
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後說好吧，來份香腸三明治。
他總共吃了三份三明治。
我本來要給人打個電話或者去看看他們，最後給誰也沒打。
或許還是打了，我在咖啡店裡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要晚點回家，我瞎編了幾個去處。
我們都談了些什麼？很多。
他的家庭，他的家鄉，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經曆，他的夢想。
他想成為一個詩人，一個舞蹈家，一個歌手，他想養五個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頭那樣，他說，然後舉起手掌，那手指差點蹭到我的臉），他想在楚魯巴斯科制片廠[EstudiosChurubusco，南美洲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規模的電影制片廠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魯巴斯科。
]碰碰運氣，還說歐瑟蘭斯基曾安排面試讓他演部戲，他想學繪畫（他極其詳細地給我講述了打算創作的繪畫的構思）。
可是，我們談話途中，我不禁想告訴他，我對自己到底想幹什麼一點主張都沒有，但我還是決定别說的好。
後來他請我跟他一起回家。
我一個人住，他說。
我開始發抖，問他住在哪裡。
在南羅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樓頂的某個房間。
我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多了，實在太晚，我該回去睡覺了，第二天法國小說家J.M.C.阿西莫鮑爾迪要來墨西哥，我和幾個朋友要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場觀光活動。
阿西莫鮑爾迪是誰？盧西歐斯·思肯問。
本能現實主義者們實在孤陋寡聞。
法國一個知名小說家，我說，不過幾乎沒有作品翻譯過來，我是說翻譯成西班牙語，僅有一兩部小說在我們阿根廷出版過。
這個名字聽着不怎麼熟悉，他說，他又堅持要我跟他去家裡。
為什麼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說，直視着他的眼睛。
我平常沒有這麼大膽。
我有事要告訴你，他說，你會感興趣的事。
會讓我多感興趣？我說。
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語帶雙關地說：什麼多啊？多少錢嗎？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說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會讓我感興趣。
我隻好停下親自解釋清楚了，告訴他别這麼傻了。
這事跟本能現實主義者有關，他說。
噢，我對這個毫無興趣，我說。
我很抱歉這樣說，别誤會了，我也不是毫不關心本能現實主義（天哪，這叫什麼名字啊）。
我告訴你的東西你一定會感興趣，我知道肯定會的，他說。
他們的作品總是驚天動地的。
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認，刹那間，我的腦子閃過“恐怖行動”這個念頭。
我仿佛看見本能現實主義者準備要綁架帕斯，我看見他們撞進帕斯家（可憐的瑪麗亞·何塞[詩人帕斯的妻子。
]還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見他們簇擁着帕斯出來，把他高高地舉過肩頭或者像塊地毯般擡出來，我看見他們乘着一輛破破爛爛的黑色凱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薩瓦爾科尤特爾的貧民窟裡，帕斯在後備箱裡颠着滾着，但我迅速恢複了正常。
肯定是我太緊張了，或者從起義者廣場上（我們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來的陣風挖掘着行人和司機内心最瘋狂的念頭。
我再次拒絕了他的邀請，他仍然堅持不懈。
我想告訴你的東西，他說，将動搖墨西哥詩歌的基礎。
他甚至都說到了拉美詩歌的基礎。
但還沒有說世界詩歌的基礎。
你可以說他狂妄的吹噓僅限于西班牙語世界。
他告訴我的事情會颠覆西班牙語詩歌。
好啊，我說，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發現胡安娜修女寫的墨西哥命運預言書了？不是，當然不是，那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曾經找過但永遠不會看到的17世紀的失蹤藏書。
那是什麼？我問。
到我住的地方才會告訴你，盧西歐斯·思肯說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請我在普雷亞波恐怖的舞池裡跳舞。
我開始戰栗起來，他注意到了。
為什麼最倒黴的事兒都讓我碰上了呢？我想，為什麼我就會吸引那種最陰郁、最缺乏教養、最絕望的人呢？我每年這樣扪心自問兩次。
至今還沒有找到答案。
我告訴他，我有一個朋友畫室的鑰匙。
我們可以上那兒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訴我想說的事情，我以為他不肯答應，但他卻答應了。
忽然，夜色顯得很柔美，風不刮了，我們步行過去時隻有微風相伴。
他開始講了，但坦率地說，他說的事兒我幾乎全忘了。
我頭腦中隻有一個念頭，一個希望：那晚埃米裡奧别在他的畫室（埃米裡奧托·拉古納，他如今在波士頓學建築，父母受夠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資生活，打發他走了：要麼去波士頓拿個建築學位，要麼找份工作幹），我還希望那裡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後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現在畫室附近。
我的祈禱應驗了。
不僅畫室裡沒有人，而且還很幹淨，好像拉古納家的用人收拾好後剛剛離去。
思肯說這個畫室太棒了，這種地方讓你不由得想畫畫，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對此情此景，我很難過，但又很難為情——比難為情還要糟糕），我開始給他看埃米裡奧的畫，我想不起還有什麼更好的事兒可幹，我把這些畫布貼着牆豎起來，聽着他在我身後喃喃贊賞或者評論（他對油畫一無所知），畫不斷被擺出來，我想最近埃米裡奧還真畫了不少，誰都會這麼想，除非是他的朋友們畫的，這種可能性很大，因為我隻掃了一眼就發現風格不止一種，特别是幾張紅色的非常帕倫麗亞·何塞[帕倫（WolfgangPaalen，1905—1959），奧地利抽象畫家，1939年應芙烈達·卡蘿邀請，到墨西哥定居作畫。
]風格的畫，樣式比較固定。
可是誰在乎呢？事實上，我對這些畫根本不以為然，但我沒有這種原創的才華，四壁全擺滿埃米裡奧的畫後，我轉過身，汗水淋漓，問思肯覺得怎麼樣，他面帶邪惡的微笑說，我完全沒必要費這個勁。
說的沒錯，我想，我這是蒙自己，幹完了這個，我全身灰塵，臭汗淋漓。
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說你流了這麼多汗，問我畫室有沒有衛生間，他去沖個澡。
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說。
我說，可能聲音特别細小，是啊，這兒有淋浴器，但我覺得可能沒熱水。
他說挺好，冷水更好，我經常洗冷水澡，樓頂上是不供熱水的。
我不情願地走進衛生間，脫掉衣服，打開龍頭，冷水的激流差點把我擊暈了，我的肌肉縮了起來，最後竟然感覺全身都是骨頭。
我閉上眼睛，我也許都喊叫了，後來他也來洗了，用胳膊摟住了我。
下面的細節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幾個小時後，我們在黑暗中躺下，我問誰給他取的盧西歐斯·思肯這個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貼切。
這就是我的名字，他說。
嗯，我說，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誰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
做完那事後你再說這種話就顯得有些蠻橫和愚蠢。
他說：瑪麗亞·芬特，接着又不言語了，好像忽然被記憶擊潰。
在黑暗中，我覺得他的側影顯得很憂傷，心事重重而憂傷。
我問，也許語氣中帶有一絲諷刺意味（也許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覺得很憂傷），不知瑪麗亞·芬特是不是獲勞拉·達米安獎的那位。
不是，他說，獲獎的是安格麗卡，瑪麗亞是她的姐姐。
他說了更多安格麗卡的事，我現在想不起來具體内容了。
這個問題好像自然從我嘴裡迸出：你跟瑪麗亞睡過覺嗎？他的答複（我的天，思肯的側影多麼憂傷漂亮）令人崩潰。
他說：我跟墨西哥的每個詩人都睡過覺。
當時我本應要麼保持沉默，要麼抱住他，但我什麼也沒有做，而是不斷地問他問題，而且問題一個比一個糟糕，每一個問題都無憑無據。
早上五點鐘，我們各奔東西。
我在起義者大街打了一輛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麗卡·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7月。
這個時代可真奇怪。
我成了潘喬·羅德裡格斯的女朋友。
阿圖羅·貝拉諾的智利朋友費裡佩·穆勒也愛着我。
可我最喜歡潘喬。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最喜歡潘喬。
不久前，我獲了勞拉·達米安青年詩人獎。
我不認識勞拉·達米安。
但我認識她的父母，以及許多認識她的人，甚至她過去的朋友。
在一次長達兩天的派對結束後我跟潘喬睡了。
最後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
姐姐說要我當心。
可她憑什麼給我這個忠告？她現在就跟盧西歐斯·思肯、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潘喬的弟弟睡覺呢。
她還跟一個叫吉普的詩人睡呢，一個三十多歲的酗酒者，不過她至少還算文雅，沒有帶那人上家裡來。
我實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幫情人。
你幹嗎不到他們的豬窩裡去操呢？我有一次這樣問她。
她沒有回答，後來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愛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
一天下午，潘喬談論起她來。
說了那麼多，以至于我覺得她跟潘喬也睡過了，當然沒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
晚上我常常聽到他們在距離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憑他們發出的聲音，憑他們的高潮反應，有的很安靜，有的很鬧，憑他們對我姐姐說的那些話，我就能分出是誰。
潘喬絕對沒有跟她睡過。
潘喬跟我睡了。
不知為什麼，反正我選了他，甚至有那麼幾天我在愛的陶醉中都有點迷失了方向，盡管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愛過他。
第一次非常痛苦。
什麼感覺都沒有，就是疼，但這種疼并不是無法忍受。
我們是在格雷羅區的賓館裡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經常光顧的賓館。
高潮過後，潘喬說想跟我結婚。
他說他愛我。
他說要讓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望着他的臉，刹那間我想他一定是瘋了。
後來我意識到他其實怕我，害怕我，這讓我很難過。
我從來沒有覺得他顯得如此渺小，這也讓我很難過。
我們又做了幾次。
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見得感覺有多好。
潘喬看着我們的關系像——像什麼呢？——眨眼般迅速熄滅，好像一天結束時工廠裡的燈全滅了。
不，更像一幢辦公樓的電燈，渴望融進無名的夜晚。
這是一個人為設計出的意象，但卻是潘喬自己的選擇。
這個造作的意象上還附着三言兩語髒話。
一天晚上，詩歌朗誦會結束後，我想潘喬已經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那天晚上，我說我們分手吧。
他的反應并不激烈。
我想，有一周時間，他試圖把我弄上床，但都沒有得逞。
後來他又試圖跟我姐姐睡。
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沒有。
一天晚上我夢裡醒來，發現瑪麗亞在跟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做愛。
行了，我說，我想安安穩穩地睡個好覺。
平時讀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為卻像個浪蕩女。
我打開燈，發現跟她在一起的是盧西歐斯·思肯。
我讓他立刻走人，否則就要叫警察了。
瑪麗亞的表現非常古怪，并沒有抱怨。
盧西歐斯·思肯穿上褲子時還說請原諒吵醒了我。
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說。
我知道自己的舉止有些乖戾。
不僅我的舉止，我的語言也如此。
總之一切都很乖戾。
盧西歐斯·思肯走後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摟住她哭起來。
後來，我去了一家大學劇團打工。
我有一部書稿，父親想把它寄給幾家出版社，但我沒同意。
我不再參加本能現實主義者的活動。
我不想再跟他們有任何關系。
後來，瑪麗亞告訴我潘喬已經不再是這個群體的人了。
我不知道他是被開除了（是不是阿圖羅·貝拉諾開除了他）或者他自己離開的，或許他隻是對一切都心灰意冷了。
可憐的潘喬。
他的弟弟莫克特蘇馬還在這個團夥中。
我印象中在一本選集裡看到過他的一首詩。
但是，他們再也不上我們家了。
我聽說阿圖羅·貝拉諾和烏裡塞斯·利馬在北方失蹤了，父母曾經談到過這事。
母親大笑。
我記得她說：有朝一日他們還會露面。
父親似乎很憂慮。
瑪麗亞也很憂慮。
我不。
那時我的朋友中隻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脫離那個團體了。
3 曼努埃爾·馬普萊斯·阿爾塞，走在塞羅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園，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8月。
這個年輕人，阿圖羅·貝拉諾，來采訪過我。
我隻見過他一次。
他跟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來的，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幾乎不說一句話。
女孩是美國人。
我告訴他們，我讨厭錄音機，原因跟我的朋友博爾赫斯讨厭鏡子一樣。
你跟博爾赫斯是朋友？阿圖羅語帶驚訝地問，我覺得有點受辱。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說，遙遠的青年時代，可以說是很親密的朋友了。
那個美國人想知道為什麼博爾赫斯讨厭錄音機。
因為他是個瞎子，我想，我用英語告訴了她。
眼瞎跟錄音機有什麼關系？她問。
那會讓他聯想到聽覺的危險，我回答。
聽着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腳步聲，敵人的腳步聲。
那個美國人望着我的眼睛，點點頭。
我認為她并不了解博爾赫斯。
我認為她對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盡管約翰·多斯·帕索斯翻譯過我的作品。
我想她也不怎麼熟悉約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點混亂了。
我這是在哪裡？我告訴阿圖羅·貝拉諾最好還是别用錄音機，能給我一份采訪提綱更好。
他同意了。
他抽出一頁紙，趁我帶着他的同夥們看房間的工夫寫要問的題目。
他寫完提綱，我拿了些酒出來，我們交談了會兒。
他們已經采訪過阿克萊斯·貝拉、吉爾曼·李斯特·阿蘇比德。
你認為如今還有誰會對尖銳主義感興趣？我問阿圖羅·貝拉諾。
當然有了，大師，他說，或者類似那樣的稱呼。
我認為尖銳主義現在已成曆史，隻有文學史家才會感興趣，我說。
我就感興趣，我不是曆史學家，他說。
那好吧。
晚上睡覺前我讀了那個提綱。
完全是那種無知、熱情的年輕人可能會提的問題。
當天晚上我就寫出答案。
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
三天後，他如約拿走提綱。
女傭讓他進來，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訴他我不在家。
她把我準備好的包裹交給他：有我回答的提綱、兩本我的書，我沒有給他簽名（我想如今的年輕人對這種多情的舉動都嗤之以鼻）。
那兩本書是《内在的斷頭台》和《大城市》。
其實我就在隔壁聽着。
女傭說：馬普萊斯先生讓我把這個給你。
然後是一片沉默。
阿圖羅·貝拉諾肯定接住包裹望着。
他肯定還翻了翻書。
兩本書都是很久前出版的。
書頁（紙張極佳）還沒有裁開。
又是一陣沉默。
他一定在浏覽我對問題的回答。
我聽到他謝了謝女傭就走了。
我想，如果他再回來看我，我的大師稱呼就名正言順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電話，出現在這裡來跟我聊天，來聽我談昔日的故事，遞上他寫的詩聽聽我的意見，我就名正言順了。
所有的詩人，哪怕最先鋒的詩人，都需要一位前輩。
可是這些詩人甯願做孤兒。
他再沒有來過。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尼諾·佩爾迪多和胡安德迪奧斯佩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9月。
操他媽的那老雜種，一開始就我從他那蒼白、疲倦、驢子般的小眼睛裡看出了不信任，我心裡對自己說，這個惡心鬼會不遺餘力地貶低我，操他媽的婊子養的。
可是我卻很傻，我從來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
這種情況屢屢發生。
什麼博爾赫斯、約翰·多斯·帕索斯。
毫無顧忌的嘔吐弄濕了芭芭拉·帕特森的頭發。
這傻逼居高臨下地瞧着我，好像覺得挺歉意，好像在說這些孩子帶來這個淡色眼睛的外國佬，就是為了讓我啐她，拉斐爾也看着我，這個傻逼矮子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經習慣了我被随便哪個老屎蛋，随便哪個墨西哥文壇患便秘症、個性沖動的大佬侮辱。
後來這老雜種索性說他不喜歡錄音機，根本不體諒我搞到台錄音機有多難，那夥舔屁股蛋的說好吧，沒問題，我們這就馬上在紙上把問題寫出來，史前時代的偉大詩人先生，沒問題，先生，他們應該拉掉這家夥的褲子把錄音機推到他的屁股上。
老東西趾高氣揚地列舉着朋友的名字（他們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個勁兒地管我叫小姐，似乎這樣可以彌補剛才的嘔吐，那髒東西弄得我的襯衫和牛仔褲上都是，我能說什麼呢，他開始用英語跟我交談時，我連應答他的氣力都沒有，一個勁地說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為主，我們離開他那幢别墅房子時，我說，錢從哪兒來，你這個雜種，你從哪兒弄來錢買這幢房子的？我對拉斐爾說我們得談一談，可是拉斐爾說他想跟阿圖羅·貝拉諾再待會兒，我說你這個雜種，我要跟你談談，他說以後吧，芭芭拉，以後吧，好像我是那種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減肥了，可是誰能拿他媽的墨西哥飲食減得了肥呢），我說我現在就要跟你談談，這騷球裝得像個吮雞巴的似的，轉過身來盯着我說，嗨，寶貝，怎麼了？出什麼意外了嗎？所幸貝拉諾和雷克納已經走出很遠，沒聽見他說的話。
尤其幸運的是他們沒看到我，因為我猜我那張烈士般的臉大概已經崩潰了，我其實都已經感覺到它在變化着。
總之，我感覺自己的眼睛在緻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燒起來，我說去操你媽，惡心鬼，我不想再說比這還損的話，扭頭就走了。
整個下午我都淚水漣漣。
我來墨西哥是修一門胡安·魯爾弗的研究生課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場詩歌朗誦會上認識了拉斐爾。
我們一見鐘情。
或者至少對我來說如此。
拉斐爾的感覺我沒有把握。
當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我還住在那兒，我們在那兒做愛，都快虛脫了。
其實，拉斐爾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卻充沛無比，我放手讓他操，直到陽光灑在尼諾·佩爾迪多大街，那感覺就像狂喜或者被閃電擊打，在這個操蛋城市，黎明的到來是如此古怪。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課，我把全部時間都用來跟這些本能現實主義者們進行無窮無盡的談話上了。
我喜歡他們。
他們讓我想起垮掉派那幫人。
我喜歡烏裡塞斯·利馬、貝拉諾和瑪麗亞·芬特。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狂妄自負的雜種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
無論如何我喜歡他們。
我想要過得開心，有他們在身邊，一切都顯得那麼朝氣蓬勃。
我結識了很多人，他們逐漸脫離這個群體。
我碰到過一個美國人，堪薩斯（我是加利福尼亞的）來的畫家卡塔麗娜·奧哈拉，可我們從不投緣。
一個固執己見的婊子，她以為自己發明了輪子呢，裝得像個革命家的樣子，就因為政變期間她在智利待着。
不過，她跟丈夫分手後我開始對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詩人都拼了命想操她。
連貝拉諾和烏裡塞斯·利馬也不例外，這二位明顯有點性冷淡，但暗地裡很興奮（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麼一分鐘我們就打住），他們好像也被那個混賬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
拉斐爾也是。
不過我曾經抓住拉斐爾說：如果我發現你跟那個婊子睡了覺，我會割了你的雞巴。
拉斐爾大笑着說，可是，寶貝，你幹嗎要割了我的雞巴啊？我隻愛你一個人。
可是連他的眼睛（那是拉斐爾身上最好看的東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猶如暗室和綠洲）卻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你給我錢付賬。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你有錢。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愛。
我說，拉斐爾你這雜種、你這傻球，你這婊子養的，你的朋友們一個個都消失了，我還跟你在一起，我知道這點，當你被人撇下孤苦無助的時候，是我在你身邊，是我幫助你。
不是什麼還活在記憶和文學引述中的老雜種。
絕不是你那幫二流導師們（阿圖羅和烏裡塞斯？他問，他們可不是我的導師，你這個傻老外，他們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沒準哪天他們也消失了。
他們為什麼會消失？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因為他媽的難為情？羞恥？屈辱？不安全？優柔寡斷？神出鬼沒？沒有骨氣？我不得不打住，因為我的西班牙語還不夠利落。
他嘲笑我說你這個巫婆，芭芭拉，繼續搞你的魯爾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來。
我根本不聽他的，倒在床上哭起來。
他們遲早會扔下你不管的，拉斐爾，我從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自己房間的窗戶裡大喊大叫着，這時拉斐爾已經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這個惡心鬼，除了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那麼，曼努埃爾、吉爾曼、阿克萊斯都說什麼了？我問他們。
什麼他們說什麼了？一個小夥子問。
當然是關于塞薩雷亞了，我說。
很少。
馬普萊斯·阿爾塞幾乎想不起她了。
阿克萊斯·貝拉也是。
李斯特聲稱隻聽說過她。
塞薩雷亞在墨西哥的時候，他住在普埃布拉。
馬普萊斯說她當時還是個很年輕的女孩，很安靜。
他們就跟你們說了這些？就這些。
阿克萊斯呢？差不多吧，也沒說出什麼來。
你們怎麼找到我的？通過李斯特，他們說，他告訴我們，你，阿馬德奧，肯定有更多關于她的信息。
吉爾曼是怎麼說我的？說你真的認識她，說你加入尖銳主義之前是塞薩雷亞團夥中的人，即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還向我們提到一份雜志，塞薩雷亞當時辦的一份雜志，他說雜志名叫《卡沃爾卡》。
這個吉爾曼，我說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蘇西達斯酒。
照這個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們就會喝光這瓶酒的。
幹杯，孩子們，幹了，别擔心，這瓶喝光了我們下樓再去買一瓶。
當然，那會跟我們現在喝的這瓶不一樣。
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噢，他們再也不生産蘇西達斯牌酒了，太遺憾了，時間過得真快，真讓人不勝傷感，你們不覺得嗎？多麼遺憾啊，我們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離我們遠去。
華金·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0月。
既然時光在流逝，如此無情，時光這麼無情地流逝，我隻能無怨無悔地說，貝拉諾是個浪漫主義者，總是自命不凡，在朋友們眼中他是個不錯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盡管沒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麼，恐怕連貝拉諾自己都不知道。
另一方面，烏裡塞斯·利馬更講情分，更加偏激。
他有時就像瓦切的弟弟。
有時又像個外星人。
他的味道很奇特。
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有兩次令人難忘的經曆，他在我家裡洗過澡。
說得更準确些：他的味道不賴，有股奇異的味道，好像從沼澤地裡浮出來，同時又像從沙漠裡走出來。
非常潮濕又非常幹燥，既像原味濃湯又像幹瘠的平原。
這兩種東西兼而有之，先生們！那是一種真正毫不緊張的味道！這讓我很苦惱，緣由不屑在此一提。
我是指他的味道。
從性格取向而言，貝拉諾屬于外向，烏裡塞斯屬于内向，換句話說，我與貝拉諾有更多共同之處。
貝拉諾知道如何與鲨魚共泳，比利馬更在行，這點毫無疑問。
比我在行。
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會假裝得讓人心服口服。
老好人烏裡塞斯是枚定時炸彈，更糟的是，從社交的角度講，每個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覺得到他是一枚滴滴響的炸彈。
誰也不願靠他太近，由于顯而易見和可以理解的原因。
噢，烏裡塞斯·利馬……他不停地寫東西，我對他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寫在偷來的書頁邊上，寫在他不斷丢掉的廢紙片上，他不停地寫。
他寫詩從不一氣呵成，而是零星地寫上幾行，随後再組合成怪異的長詩，如果運氣不錯的話——而貝拉諾呢，卻寫在筆記本上……他們兩個都欠着我的錢……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1月。
他們偶爾會消失，但永遠不會超過兩三天。
你問他們去哪兒了，他們就說在做某項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
頂多如此。
至于什麼研究，他們從不透露。
當然，我們中有些人，我們中跟他們最親近的人，知道他們不在的時候在幹嗎。
有些人并不在乎。
有些人覺得這樣做不對，說那是流氓無産者的行為。
流氓無産主義：知識分子的童年綜合征。
還有人覺得其實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為利馬和貝拉諾花起不法收入來頗為大方。
我就是持這種想法的人之一。
我的日子過得不好。
我的伴侶郝奇特爾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
我沒有工作。
我們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紀念碑附近的一家賓館，她父親替我們付房錢。
我們有一個帶衛生間和一個小廚房的屋子，我們至少還能在那裡做飯，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許多。
郝奇特爾的父親已經租下這間屋子，其實它更像一個套間，早在她懷孕之前，她父親就把它轉給了我們。
他大概用那間房子帶女人來玩吧。
他讓我們用，但前提是要我們承諾結婚。
我說馬上可以辦，我想我甚至發誓我們會結婚的。
郝奇特爾沒說什麼，隻是望着父親的眼睛。
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他那麼老氣，常被人當成郝奇特爾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那副表情卻讓你不寒而栗。
我絕對不寒而栗了。
他體态龐大，寬闊魁梧，挺有趣，因為郝奇特爾矮小瘦弱。
可他父親卻長得高大黝黑（在這點上，郝奇特爾沒有随他），皮膚皺得一塌糊塗，我每次見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領帶，有時穿一件海藍色的，有時穿一件棕褐色的。
兩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麼新。
有時，特别是夜裡，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軍用防水短大衣。
郝奇特爾把我介紹給他時，正是我們想有求于他的時候，老人仔細瞧了瞧我後說，跟我來，我想單獨跟你談談。
我想，現在我們正在落難之際，我能怎麼樣呢？我跟在他後面，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張開你的嘴，他說。
我張開嘴，老人瞧着我問怎麼掉了三顆牙。
在學校打架弄掉的，我說。
我女兒認識你時就這樣嗎？他問。
是啊，我說，她遇見我時我已經成這樣了。
該死的，他說，她肯定是真心愛你了。
（我妻子六歲時老人就不在家裡住了，她跟姐妹們每月看望爸爸一次。
）他接着說：如果你抛棄了她，我會要了你的命。
他說這話時目光直視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連瞳孔都在臉上發皺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卻并不擡高聲音，就像歐羅電影中他媽的黑幫老大，說不定他可能還真是的。
我當然發誓說永遠不會離開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媽媽了。
那場私人談話就此結束。
我們又回到郝奇特爾身邊，老人把他地盤的鑰匙給了我們，還許諾說我們用不着為房租擔心，他會解決好的，還給了我們一大疊現金讓我們先用着。
他走了後我們頓感釋然，釋然的原因是我們知道頭頂有了遮擋。
可是，我們很快發現老人給的那筆錢僅夠維持生活。
我的意思是，郝奇特爾和我還有若幹額外花銷，父親的補貼滿足不了額外之需。
對我們來說，老穿那麼幾件同樣的舊衣服沒有什麼難受的，所以我們不在這上頭花錢，我們把錢主要花在電影、戲劇、巴士和地鐵（盡管住在城裡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鐵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學聽詩歌講座。
其實我們沒有待在學校，那種正式意義上的在校，可是幾乎每個講座都付了錢，一次不落。
我們對各種研讨班有點走火入魔。
做幾塊三明治就趕過去了，覺得很開心。
我們聽詩歌，聽評論，有時還發表自己的評論，郝奇特爾說話的機會比我要多。
我們聽完課然後離開，那時天已經黑了，我們向巴士或者地鐵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裡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來覺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實在美輪美奂，大多數時候夜晚涼爽、清明，但并不寒冷，這樣的夜晚就是為散步和做愛準備的，為談話而準備的，我和郝奇特爾熱衷的就是這種事兒，我們談論即将出生的孩子、我們聽說過的詩人、我們正在閱讀的書籍。
其實，我們就是在一個詩歌班上認識烏裡塞斯·利馬、拉斐爾·巴裡奧斯和盧西歐斯·思肯的。
那是我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個班上課，烏裡塞斯是第一次來，講座結束後我們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聽着烏裡塞斯·利馬說話，他也聽我說話的工夫，盧西歐斯·思肯一勁兒地調戲郝奇特爾，拉斐爾不斷地對我和烏裡塞斯的話點頭稱是，說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個靈魂的伴侶，一個貨真價實的詩人，他能夠把我隐隐約約感覺到的、憧憬的和夢想的東西解釋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們回家後都徹夜難眠，我和郝奇特爾，我們一直聊到早上四點鐘。
後來我又認識了阿圖羅·貝拉諾、費裡佩·穆勒、瑪麗亞·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所有那夥人，但沒有一個人給我的印象好得超過烏裡塞斯。
當然，想弄郝奇特爾上床的不止盧西歐斯一個人。
潘喬和莫克特蘇馬也在使最大的勁兒努力呢，甚至連拉斐爾也不免俗。
有時我會對郝奇特爾說，你幹嗎不告訴他們你已經懷孕了？說不定他們就會放手讓你安生些。
可是她卻笑着說她才不在乎求愛呢。
那好吧，我說，随你。
我不是那種動辄嫉妒的人。
可是，一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阿圖羅·貝拉諾企圖勾引郝奇特爾，我難過極了。
我知道她不會跟任何人睡覺的，可他們那種态度讓我煩透了。
因為我這種對待事物的方式，他們基本上好像對我視若無睹。
似乎大家個個都這麼想：這女孩不可能喜歡這個豁牙潦倒鬼的。
好像牙齒跟愛有天大關系似的。
可是阿圖羅·貝拉諾卻不同。
郝奇特爾覺得有人追求很開心，然而這次卻不同，對她來說不僅僅是解悶了。
我們以前沒見過阿圖羅·貝拉諾。
這是第一次見面。
以前常聽人說起他，由于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一直無緣引薦相識。
那天晚上他也來了，淩晨時分，這幫人全上了一輛空空蕩蕩的巴士（滿載本能現實主義者），向某個聚會地或者劇院、某人的朗誦會現場開去，我忘了具體去什麼場合。
在巴士上，貝拉諾就坐在郝奇特爾旁邊，整個行進途中他們一直在交談，我跟烏裡塞斯·利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後排不遠處的座位上，我心裡焦躁不安，能感覺得出郝奇特爾的臉龐變得有些異樣，感覺她這次真的很開心，怎麼說呢，她開心的是貝拉諾挨她坐着，全神貫注地關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過，特别是其他所有嘗試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餘光觀察着事情的進展，像我一樣，同時又談天說地，注視着已經有些荒涼的大街和焚化爐般緊緊關閉的車門，我的意思是說大家該幹嗎還幹嗎，然而所有的感覺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爾和阿圖羅座位上的動靜。
有那麼一瞬間，氣氛變得如此令人難受，如坐針氈，我心想，這些惡心鬼們一定知道什麼我不知情的事兒，這裡在發生着離奇的事兒，這混賬巴士像個鬼魂似的繞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沒有一個人上車也很不正常，我無緣無故地開始出現幻覺也很不正常。
可是我像平常一樣強忍着克制住，最後什麼事兒也沒發生。
後來，拉斐爾鼓起勇氣對我說，貝拉諾不知道郝奇特爾是我的夥伴。
我說什麼事兒也沒有發生，就算發生了，那也是郝奇特爾的事，郝奇特爾雖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隸，我說。
不過現在看來最離奇的是：那天晚上過後，在那個孤獨的夜間之旅後貝拉諾完全征服了郝奇特爾（他惟一沒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爾的嘴），從此就再也沒有人來騷擾她了。
絕對沒有人。
好像那些雜種在他們那混賬領袖那兒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歡親眼目睹的這一幕。
不過我還需要補充一句：貝拉諾的調戲之舉，持續時間僅限于那次沒完沒了的巴士之旅，換言之行為還算純潔，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後排不遠處坐的那個豁牙家夥就是他想上的這個女孩的夥伴，可是郝奇特爾是知道的啊，她認可那個智利人獻媚的樣子跟容忍盧西歐斯·思肯或者潘喬·羅德裡格斯這夥人的獻媚完全不同。
我是說你看得出跟他們是在自娛自樂和尋開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貝拉諾在一起時，她的臉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見的她的臉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
那天晚上，在賓館，我覺得郝奇特爾好像顯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
可我什麼也沒說。
我自以為心裡明白為什麼。
于是我開始聊起别的事兒來了：基本上是我們的孩子，她和我要寫的詩以及未來的生活。
我也不提阿圖羅·貝拉諾或者對我們來說真正懸而未決的難題，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們倆掙足了錢，找個地方養活自己和孩子。
這些都沒有沾到，我談的主要還是詩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沒什麼兩樣，談的仍然是創作活動和本能現實主義，這場與我内心的本質和對現實的感覺完全吻合的文學運動。
那個有點災難性的夜晚過後，我們幾乎天天去見他們。
他們上哪兒我們就去哪兒。
我想，幾乎剛過一個星期，他們就邀我們參加這個團體的一場詩歌朗誦會。
我們不錯過任何一次聚會。
貝拉諾和郝奇特爾的關系也在彬彬有禮的禮節中逐漸轉冷，不是失去了某種神秘性（然而這是一種不會在我妻子穩步變大的肚子上投上陰影的神秘性），而是沒有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阿圖羅就沒有真正在意過郝奇特爾。
那天晚上在載着我們沿墨西哥城空落、凄涼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發生什麼了呢？我不知道。
或許一個還看不出懷了孕的女孩跟一個夢遊者陷入了幾個鐘頭的情網。
看來隻能是這樣了。
後來的故事非常平淡。
有時烏裡塞斯和貝拉諾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時日。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
有些人不關心。
我認為這是樁好事。
有時烏裡塞斯會借點錢給我。
他們有成堆的錢，多得不是一般，而我總是缺錢花。
我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搞來這麼多錢，我也不關心。
貝拉諾從不借錢給我。
他們去索諾拉時我有個感覺，預感這個團夥快要分崩離析了。
這有點像一個玩笑不再逗人樂了。
我好像覺得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兒。
我兒子就要出生，我最終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天晚上，拉斐爾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回來了，但馬上又要走了。
很好，我說，錢是他們的，就讓他們随心所欲花好了。
這回他們打算去歐洲，拉斐爾說。
很好，我說，大家都該去。
可這場運動怎麼辦呢？拉斐爾說。
什麼運動？我問，望着沉睡的郝奇特爾。
房間裡很黑，賓館的标志透過窗戶在閃爍，像黑幫電影裡的情景。
就是在這樣的陰影下，我兒子的祖父在幹着腌臜的勾當。
你說“什麼運動”是什麼意思啊？本能現實主義啊，拉斐爾說。
那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說。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啊，拉斐爾說，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出版的雜志怎麼辦呢，我們所有的設想怎麼辦呢？他的聲音聽上去特别可憐，要是郝奇特爾沒睡的話我會放聲大笑。
我們自己出雜志，我說，有沒有他們，我們都可以開展活動。
有一陣子，拉斐爾什麼也不說了。
我們可不能脫軌，他咕哝着。
又沉默了會兒。
在思索呢，我猜。
我也沒說什麼。
但我沒有思索。
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和應該幹嗎。
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從那時起計劃要幹什麼，我也知道拉斐爾最終也會找到自己的道路。
壓根就沒什麼可憂慮的，我告訴他，這時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電話，已經很累了。
我不憂慮，拉斐爾說。
我想我們也應該出去。
我不想離開墨西哥，我說。
瑪麗亞·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小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2月。
我們得把父親送進精神病院（母親糾正我說是心理診所，然而有些詞你是粉飾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烏裡塞斯和阿圖羅從索諾拉回來不久前。
我不知道告訴過你了沒有，他們扔了我父親的車。
媽媽說，正是這一行為，她稱之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為，觸發了父親的崩潰。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說得保守點，父親與他的财産、他的房子、他的車子、他的藝術書、他的銀行存折之間的關系從來都非常淡漠和模棱兩可。
父親似乎總想讓自己釋下重負，無論心甘情願還是勉為其難，總想擺脫掉各種事物，可是由于運氣太不濟（或者太遲鈍），他渴望的赤條條的境界始終未能如願以償。
你也許能想像得出，就是這一點最終逼他走上瘋狂之路。
跟那輛小車沒有關系。
烏裡塞斯和阿圖羅回來後，我又看見他們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純屬偶然——盡管我似乎處于一個讨厭的情況下，一副刻意在等他們的樣子——我說過了，我又見到他們時幾乎認不出他們了。
他們跟一個我不認識的家夥在一起，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腦袋上扣一頂草帽，剛開始我還以為他們看見我了隻是假裝沒看見。
他們坐在靠牆的一個角落裡，從那裡能夠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鏡子和寫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們什麼也沒吃。
他們面前擺着兩大杯咖啡，時不時無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過白衣男子在吃着東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複一次烤山羊這幾個字就覺得惡心）而是香辣雞肉玉米餅，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還放着一瓶啤酒。
我想他們裝作沒有看見我，他們不可能看不見我，他們變了許多，可我一點兒都沒變。
他們不願跟我說話。
這時我開始想起父親的英帕拉車來，想起母親說過的話，說他們偷走父親那輛車簡直無恥至極，實在不可思議，還說最好去報案把車要回來，我又想到了父親，每當什麼人說起那輛車的事兒來，他就斷斷續續地語焉不詳。
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親會說，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經厭倦了來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車了，因為到頭來在路上花的費用可大了。
媽媽這樣說的時候，可憐的父親就笑着說小心點，否則最後落得個腿瘸了。
母親聽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聽得出。
我這樣說出來可能一點都不好玩，而父親脫口而出，而且說得比平時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語氣上顯得更加自信，其實是很聰明和機智的。
無論如何，我母親就想報案說英帕拉失竊了，這樣我們就能要回那輛車，我的意思是别報警了，因為它會自動回來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們隻需等待，給阿圖羅和烏裡塞斯充足的時間讓他們回來，把車還了就可以。
現在他們就在這兒，在跟那個白衣男子交談，回到墨西哥城了，他們沒有看見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時間觀察他們，考慮怎麼去跟他們打招呼，說父親在一家精神病院，說他們應該把車還了，盡管時間過去很久了，我卻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坐了多長時間，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後又填滿了，那個白衣男子始終不摘掉帽子，那盤香辣雞肉玉米餅好像永遠都吃不完，各種事兒開始在我腦子裡糾纏起來，我想說出來的那些詞語好像植物，忽然間開始蔫了，凋謝了，死了。
看來琢磨父親關在精神病院裡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像要自殺般壓抑沮喪，也不願想像母親揮舞着威脅或者讓警察拘留的橫幅，像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拉拉隊員一般（她上大學時還真幹過這個，可憐的媽媽），因為，忽然間我也蔫了，開始分崩離析，開始覺得（或者毋甯說像個手鼓般不斷對自己重複着什麼）一切都沒有意義，覺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張桌邊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來（我還上高中時一個老師宣稱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會怎麼辦：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那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也許這隻是個玩笑，我不知道，不過，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當整個文明世界消失後，墨西哥還将繼續存在，當這個星球蒸發掉或者分崩離析時，墨西哥也會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烏裡塞斯、阿圖羅和那個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來走了。
可是上述任何一種情況都沒有發生。
阿圖羅看見我了，他站起來走到我桌邊，在我臉頰上吻了一下。
他問我想不想過去跟他們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這兒等着他們。
我說還是等着吧。
好，他說，然後又回到那個穿白衣服的人的桌邊。
我盡量不去看他們，我堅持了一會兒，但最終還是望過去。
烏裡塞斯垂着腦袋，頭發蓋住半張臉，好像馬上就要睡着了。
阿圖羅盯着那個陌生人，每隔一會兒就看我一眼，兩眼同時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這桌，兩隻眼睛都顯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離開了基多酒吧，隻是魂還留在這裡，在焦躁不安地遊動着。
後來（多久以後呢？）他們起身過來走到我這兒。
那個白衣人走了。
咖啡店裡空空蕩蕩。
我沒有打聽父親的那輛車。
阿圖羅告訴我，他們馬上就要走了。
回索諾拉嗎？我問。
阿圖羅笑了。
他的笑聲就像在噴唾沫。
好像在朝自己的褲子上噴。
不，他說，更遠。
這周，烏裡塞斯打算去巴黎。
真好，我說，他可以見到米歇爾·布爾特奧了。
可以看到那條全世界著名的河了，烏裡塞斯說。
很好，我說。
是啊，不賴，烏裡塞斯說。
你呢？我問阿圖羅。
我打算過些時候走，去西班牙。
你們還打算回來嗎？我問。
他們聳了下肩膀。
誰知道呢，瑪麗亞，他們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顯得如此漂亮。
我知道這樣說聽着很傻，但他們确實沒有這麼漂亮過，這麼誘人過。
顯然他們不是刻意如此。
事實上，他們很髒，誰知道他們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覺，他們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烏裡塞斯不用，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刮），但我還是想把他們兩個都吻一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同時跟他倆上床，操他們，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後看着他們睡覺，然後起來再操。
我想：如果我們找個賓館，如果我們走進一間黑屋子，如果我們擁有這世上所有的時間，如果我把他們脫光了，他們也把我脫光了，一切都将好起來，包括我父親的瘋癫，那輛失去的車，我的憂傷和勁頭，那時這些東西幾乎要讓我窒息了。
可我一言不語。
4 奧克西裡奧·萊科圖雷，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文學系，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詩歌之母。
我認識所有的詩人，所有的詩人都認識我。
我認識阿圖羅·貝拉諾的時候他才十六歲，還是個不會喝酒的羞怯男孩。
我是烏拉圭蒙得維的亞人，可是有一天我卻來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為了誰，怎麼來，什麼時候來的。
1967年，也許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聯邦區。
我記不清具體日期或者行程了，隻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後就再沒有離開過。
我到墨西哥時，萊昂·費裡佩（完全是個巨人，完全是一個性情中人）還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
我到墨西哥時，佩德羅·加菲亞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那麼憂郁）還活着，1967年佩德羅先生去世，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
所以，不妨說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
我想應該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錯了，我每天都去見那些博學多才的西班牙人。
我跟他們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以一個女詩人、英語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長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獻。
他們帶着那種古怪的西班牙語口音跟我說話，這種口音老是繞着Z和C打轉，把S撇下，讓它顯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蕩不羁：奧克西裡奧，别在屋裡瞎忙了，奧克西裡奧，别管那些稿紙了，女人。
塵土與文學從來都是攜手而逝的。
我告訴他們：佩德羅先生，萊昂（有意思吧！我稱呼年紀更大些的、身體更虛弱的那位“你”，而那個年輕些的有點讓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這個字！）這個我來幹好了，你做自己的事，隻顧寫好了，放松，就當我是個隐形女人。
他們會大笑。
或許隻是萊昂·費裡佩在笑，不過說實話，你永遠搞不清他是在大笑還是清嗓子或者詛咒呢，佩德羅先生不會笑（佩德裡托·加菲亞斯，這是一個多麼憂傷的人啊）他不會笑，隻是用日落時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種藏在山間、無人光臨的湖水，那種憂傷平靜的湖水，靜谧得仿佛超凡脫俗，他喜歡說别麻煩你了，奧克西裡奧，或者謝謝你，奧克西裡奧。
頂多如此。
多麼可愛的一個人啊。
所以，我說了，我經常去看他們，真心誠意，從不爽約，從不帶着自己的詩去打擾他們或者有所企求，不過我也有其他事情做。
我工作。
我嘗試着工作。
因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樣，可是隻有當你有錢或者獎學金或者工作時生活才會容易，而我一無所有。
通往最明淨的地區的旅程耗掉我的許多東西，包括從事什麼古老工作的精力。
所以我隻好還在大學裡兜圈子，特别是文學系，幹些或許可以稱之為自願服務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幫加西亞·裡斯卡諾教授錄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譯些法語文章，再過一天我又像個糾纏者般粘在一夥拍戲的人中。
我會花八個小時觀看彩排，絕不誇張，弄三明治吃，在鏡頭前試試手。
有時我會拿到一份有償的活兒幹幹：某個教授可能會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錢付給我，讓我擔任比如助手什麼的工作，有時文學系的頭兒們會親自安排或者讓系裡的教師雇我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幹些散活兒，大多是子虛烏有的東西，有時秘書們（多麼好的女孩子啊）會讓她們的老闆給我些小活兒，這樣我就可以掙幾個比索。
這是白天的工作。
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們過起放蕩不羁的文化人生活，這種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實際上也很方便，因為那時我沒有幾個錢，有時甚至都拿不出足夠的錢租間帶家具的屋子。
不過通常我總能租得到。
我不想往壞裡誇張。
我有錢可以生活下去。
我很開心。
白天我就生活在系裡，像一隻小螞蟻，或者更像一隻蟬，從這間小屋竄到另一間，聽到的全是流言蜚語，全是騙人的和離婚的話，全是什麼計劃和項目，到了晚上，我就展開翅膀，變成一隻蝙蝠，我離開文學系，像個小鬼似的在聯邦區漫遊（我更願意說像個仙女，可這并不真實）、喝酒、聊天、參加各種文學聚會（我熟悉各種團體）、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輕詩人，盡管後來他們不怎麼頻頻找我了，而且，長話短說，我生活在自己的時間中，我生活在自己選擇的時間中，它圍着我，顫抖着，流動着，蕩漾着，讓我開心。
後來我就撞上了1968年。
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
現在我可以說當時就感覺到了它的來臨，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經嗅到了它的氣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實已經變成了1968年。
噢，想起這個來我就想笑。
讓我想哭！我哭了嗎？我看到了一切，同時又什麼也沒看到。
這樣講有什麼意義？軍方破壞了大學的自治，竄進校園随便逮捕、殺人時我就在系裡。
沒有。
大學沒有死多少人。
特萊特洛爾科死的人最多。
這個名字可能會永遠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可是當軍隊和狂暴的警察湧進來把大家用卡車運走時我就在系裡。
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在衛生間裡，在那幢大樓某一層的衛生間裡，我想可能是四樓吧，我說不準了。
我當時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詩或者歌曲所描寫的那樣，讀着佩德羅·加菲亞斯優美的詩歌，那時他已經死了有一年，佩德羅先生，多麼憂傷的一個人啊，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憂傷——誰能想像得到當醜惡、狂暴的警察湧進大學的那一刻我正在衛生間裡讀詩嗎？我跑題了嗎？我想生活充滿了各種奇妙和神秘的事物。
事實上，正是由于佩德羅·加菲亞斯，由于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歌和我長期養成的在衛生間讀詩的習慣，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狂暴的警察進來了，軍隊進來了，而且在拽走他們能找到的每個人。
我聽到了某種吵鬧聲。
在我靈魂中翻騰的聲音！可以說當時吵鬧聲越來越大，這時我才開始留心起到底發生什麼了。
我聽到隔壁小間有人拉開鎖鍊，我聽到門砰地響了一聲，聽到過道裡傳來腳步聲，聽到草坪上升起喧嚣聲，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像綠色海洋般把系樓圍襯得像個小島，這樣的地方從來都是充滿喃喃細語和愛意的。
這時佩德羅·加菲亞斯詩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書，站起來，拉開鎖鍊，打開門，大聲說着什麼，嗨，我說，外面出什麼事兒了？可是沒人應答，使用衛生間的人都不見了，雖然早知道不會有人應答，我還是說嗨，有人嗎？也許你能理解那種感覺。
後來我洗了洗手，望着鏡子裡的自己，我看見一個高大、瘦削的金發女郎的樣子，那張臉上已經有不少皺紋，太多的皺紋，像佩德羅·加菲亞斯曾對我說的那樣，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來到過道，到那兒後我忽然意識到出事兒了，過道裡空無一人，樓下傳來喊叫聲，讓你震耳欲聾，在創造着曆史。
我當時怎麼辦了？我做了任何人都會做的事兒。
我走到一個窗戶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從另一扇窗戶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後又從另一扇窗戶望下去，這樣一直看到過道盡頭，我看見了敞篷車，裡面圈着被捕的學生和教授，那場景很像描寫二戰的電影和瑪麗亞·弗裡克斯和佩德羅·阿曼達裡斯表現墨西哥革命的電影交錯在一起的畫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熒光閃閃的小小人影在活動着，就像人們常說的瘋子或者處于高度恐懼狀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
我心裡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待在這兒别動。
不要自投羅網被抓去了，寶貝。
待在這兒别動，奧克西裡奧，寶貝，别讓他們把你寫進他們的名單裡。
如果他們想要找你，就讓他們來找好了。
然後，我又回到衛生間，這事兒顯得有點怪怪的，我不僅回到了衛生間，而且又返回剛剛待過的那個格子間，我又重新坐在馬桶上，我是說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褲，可是并沒有什麼内急之需（對此人們有更準确的說法：腸道松弛，但我不屬于這種情況），然後打開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不過毫無閱讀的欲望，我開始慢慢地讀起來，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聽到走廊裡傳來聲音，靴子的聲音？上過釘的靴子的聲音？可是，嗨，我心裡說，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聽到好像有聲音說一切都有條不紊，不過也可能是說别的意思，有人，也許就是剛才講話的那個雜種，打開衛生間的門，走了進來，我像雷諾阿畫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腳尖，我的内褲掉在瘦骨嶙峋的腳踝上，絆在當時穿的一雙鞋上，那是一雙非常舒服的黃顔色的軟底鞋，我等着那個士兵一個一個搜查小格子間，已經作好了準備，萬一他來了，絕不開門，要把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最後的自治堡壘守衛到底——我，一個窮困潦倒的烏拉圭女詩人，跟任何人一樣深愛着墨西哥——我這樣等待的時候，一種奇異的寂靜忽然降臨，好像時間發生了斷裂，頃刻間朝四面八方飛奔，那是一種純粹的時間，不摻雜任何語言的色彩，也不帶動作或者行動的成分，接着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那個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鏡子，我們兩個在文學系四樓的女衛生間裡像雕塑般凝固不動，就是這樣，然後我聽到他的腳步聲逐漸消失在遠方，我聽到門關上了，我直起的雙腿又恢複成原來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動。
我要說，我那樣坐了三個多小時。
我記得我從衛生間裡出來時天開始黑下來。
我得承認，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可我知道該怎麼辦。
我清楚自己的職責。
于是我走到衛生間惟一的窗戶前向外望去。
我看見遠處有一名士兵。
我看見一個武裝好的軍車的輪廓或者影子。
像拉丁文學裡描寫的門廊，希臘文學裡描寫的門廊。
噢，我太崇拜希臘文學了，從品達爾[品達爾（Pindar，約公元前522—前443），希臘著名抒情詩人。
]到喬治·塞菲裡斯[喬治·塞菲裡斯（GeorgeSeferis，1900—1971），希臘詩人，著有長詩《“畫眉鳥”号》、《三首神秘的詩》等。
196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我看見了席卷大學的那股狂風，仿佛在白天最後的光亮中開心不已。
我明白自己該怎麼辦。
我明白。
我明白必須要堅持。
我坐在女衛生間的磚地上，就着最後的亮光，讀了三首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然後合上書，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萊科圖雷，拉丁美洲烏拉圭公民，詩人，旅行者，堅守下去。
就這樣。
接着我開始回想自己的過去，就像我現在回想着過去那樣。
我開始回想你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現在回想阿圖羅·貝拉諾那樣，年輕時的阿圖羅·貝拉諾，1970年，我見到時他才十六歲或者十七歲，當時我已經是那些年輕的墨西哥詩人的母親，他還是個不勝酒力的孩子，但卻很自豪在他遙遠的智利故國，薩爾瓦多·阿連德[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Allende，1908—1973），智利前總統，智利社會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社會活動家。
]赢得了大選。
我熟悉阿圖羅。
我是在英克魯西亞達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詩人中碰到他的，那簡直就是個雪貂窩，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輕人和不再那麼年輕的人經常在那裡聚會。
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為我們兩個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
盡管年齡懸殊，盡管有着各種可以想像出來的分歧，我們還是成了朋友！我指點他認識了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龐德。
我帶他來過一次家裡，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摟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懸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親、父親以及人很不錯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們全家人都很善良。
我對她媽媽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夫人，我沒有跟你兒子睡覺。
她說，當然沒有，奧克西裡奧，不過别叫我夫人，我們其實是同齡人！我成了這個家的朋友。
一個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
我也是那一年來的。
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圖羅家一待就是很長時間，有一次待了一個月，還有一次待了兩星期，還有一次待了一個半月。
因為我那時沒有錢付帶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間頂樓房的租金。
白天我就待在大學裡，幹這幹那，其他時間，晚上，我就過起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憐的幾樣東西，衣服、書籍、雜志、照片，扔得到處都是。
我是雷梅迪奧斯·巴羅[雷梅迪奧斯·巴羅（Remedios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超現實主義畫家。
]，我是莉奧諾拉·卡林頓，我是歐尼塞·奧迪奧[歐尼塞·奧迪奧（EuniceOdio，1919—1974），哥斯達黎加詩人。
]，我是麗蓮·瑟爾帕斯[麗蓮·瑟爾帕斯（LilianSerpas，1905—1985），薩爾瓦多詩人。
]（噢，可憐的麗蓮·瑟爾帕斯），如果說我沒有瘋狂，那是因為我始終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煙管褲，嘲笑我自己裡面都脫了線的内衣，嘲笑我那巴麗安特王子式的發型，白發正在迅速蓋過金發，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藍眼睛，我那聽着大學生故事的粉紅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贊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襯下重新組裝過的破敗、戰栗的床鋪，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騷動不安、不可企及、像阿茲特克的大鍋爐般的天空，在這樣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詩人和阿圖羅·貝拉諾在一起，在絕對的幸福中感動不已，貝拉諾才十六七歲，我看着他開始成長起來，1973年他決定回祖國參加那場革命。
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車站為他送行的人，因為他打算走陸路，那是一次漫長的旅程，極其漫長，充滿了危險，那是所有貧窮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這片荒謬的大陸，阿圖羅·貝拉諾從巴士窗戶探出身來向我們揮手告别時，不僅他母親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裡睡了，主要是為了陪陪他母親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盡管除了幾個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無處可去，可我還是走了。
我不喜歡濫用别人的好客。
1974年，阿圖羅回來時完全變了一個人。
阿連德下台了，他的義務已盡，或許這是他妹妹告訴我時的說法。
阿圖羅盡了他的責任，他的良心，一個年輕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這本身無可譴責。
9月11日，他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出來活動。
他在一條荒涼的街上站了荒謬的崗。
他夜間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
幾天後，他在一個邊防檢查站被捕。
他們沒有拷打折磨他，但關了好幾天，期間他的表現像個男子漢。
墨西哥的朋友們，墨西哥城的夜晚，詩人們的生活在等待着他。
可是他回來後早已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
他開始跟其他更年輕的人、鼻涕都擦不淨的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出去玩，他遇到了烏裡塞斯·利馬（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發覺這個影響很壞），他開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們，看什麼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剛從地獄回來，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維吉爾本人，這個敏感的孩子，他開始吸大麻煙，那腌臜的毒品，販賣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東西。
不過，憑良心說，他跟過去一樣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
所以，我們碰到時（純屬偶然，因為我們經常聚會的已經不是同一撥人了），他會說你好嗎，奧克西裡奧，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隻猴子般四處跳躍，手裡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塊比薩，總是跟那個叫勞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這個女孩漂亮極了，可是心腸卻比一個黑寡婦還黑，跟他經常在一起的還有烏裡塞斯·利馬和另外一個智利小男孩費裡佩·穆勒，有時我甚至也跑到他們一夥裡去，但他們說的全是格裡格裡科[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JulioCortázar）在其小說《跳房子》中發明的語言，用來表達一種與外界隔離的感覺。
]，就像《跳房子》裡的人那樣，你能看得出，他們喜歡我，能看得出他們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們講格裡格裡科，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憑這點最終還是把我拒之門外。
不讓人覺得他們在嘲笑我！他們聽我的！可是我不會講他們的格裡格裡科，而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又不放棄他們的俚語。
那些被人遺棄的可憐的孩子。
情況是：沒有人想要他們。
或者說誰也不把他們當回事。
或者有時你會有這種印象：他們太高估自己了。
一天有人對我說：阿圖羅·貝拉諾離開墨西哥了。
接着又說：但願這次他不再回來。
對此我實在很惱火，因為我一直都愛着他，我沒準還斥責了說這話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關心的是打聽他去哪兒了。
然而誰也說不準：說去澳大利亞、歐洲、加拿大，什麼地方的都有。
接着我開始想起他來，開始想到他的母親，那麼寬宏大度，開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們在他家做肉餡卷餅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條，為了晾幹，我們在廚房、在餐室、在亞伯拉罕·岡薩雷斯大街上的那間小小起居室裡，到處都挂上了面條。
我什麼事都忘不了。
他們說這是我的毛病。
我是所有墨西哥詩人的母親。
1968年，當狂暴的警察和軍人開進大學時，我是惟一堅持到底的人。
我獨自一個人待在系裡，關在衛生間裡，長達十天、十五天不吃東西，具體幾天我想不起來了。
陪伴我的隻有一本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襯衣和一條皺巴巴的藍裙子，在這個世界上我有的是時間想而又想。
可當時我卻無法回想阿圖羅·貝拉諾，因為那時我還不認識他。
我心裡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堅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們會把你投進監獄（或許驅逐你回蒙得維的亞，因為你天生永遠收拾不好自己的證件，你這個傻瓜）他們會唾你，會揍你。
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堅持下去。
抵抗饑餓和孤獨。
我先是坐在馬桶上睡了幾個小時，就是這一切開始時我正坐在上面的那個馬桶，雖然人已極度虛弱，我還是相信它會給我帶來好運，可是睡在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後我索性蜷縮在地闆磚上睡。
我一個勁地做夢。
不是噩夢。
而是音樂般的夢，透明的質疑之夢，還夢見光亮安全的飛機在寒冷、明媚、湛藍的天空上橫穿拉美大陸。
我醒來時人已經凍僵，而且饑腸辘辘。
我向窗外望出去，衛生間的那扇小窗戶外面，在拼圖般的校園殘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
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謝天國的上帝聲中度過，在這樣的天國，誰也不會斷水。
千萬别生病，奧克西裡奧，我對自己說，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萬别生病。
我脊背靠着牆滑到地闆上，我又打開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
我閉上眼睛。
我大概睡着了。
後來我聽到了腳步聲，我又藏進格子間（那個格子間就像我永遠不曾擁有過的小卧室，那個格子間就是我的戰壕和我的杜伊諾宮，我在墨西哥的主顯節）。
接着我又開始讀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
然後我又睡着了。
我又從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見了高高在上的烏雲，我想起了奧特爾博士[奧特爾博士（Dr.Atl，1875—1964），本名GeraldMurillo。
墨西哥畫家，畫作主要表現他個人對墨西哥火山的着迷。
]的畫和《最明淨的地區》[Laregionmás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Fuentes）的小說代表作。
]。
接着我又開始想些開心的事。
有多少詩我爛熟于胸呢？我開始背誦起來。
輕吟着我記得的那些詩，我真想把它們寫下來，但我卻隻有一支鋼筆沒有紙。
後來我又想：你這個傻瓜，在這兒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紙啊。
于是我拿了點衛生紙開始寫起來。
後來我又睡着了，做起夢來，噢，太荒誕不經了，夢見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羅[胡安娜·德·伊瓦沃羅（JuanadeIbarbourou，1892—1979），烏拉圭詩人。
]，夢見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詩集《風之玫瑰》，夢見她的處女作《鑽石的語言》，多麼漂亮、多麼美麗的書名啊，仿佛一本先鋒派詩集的書名，一本去年剛出版的法國書，事實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換句話說那年她才二十七歲。
那時她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女人，整個世界就在她腳邊，所有的紳士們準備好了優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紳士已經不複存在，但胡安娜還活着），所有的現代派詩人準備為詩歌而獻身，所有那些顧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詞，所有的愛。
然後我又睡着了。
然後我又醒來，一連幾個小時，或許好幾天，我為流逝的年華，為我在蒙得維的亞度過的童年，為那些至今還困惑着（甚至比過去還讓我困惑）、我甯肯不想談論的面孔而哭泣。
我已經忘了自己在那裡囚禁了多少天。
我從窗戶裡看着鳥兒、樹木，從看不見的地方伸出的樹枝、灌木、草叢、烏雲、牆壁，我看不見有人，也聽不到任何聲響，我不知道自己在裡面待了多久。
後來我開始吃衛生紙（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過，隻是一小片，我沒有那個胃口吃得更多。
後來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食欲。
後來我撿起寫過東西的衛生紙，把它們扔進馬桶，然後拉了下鍊子。
沖水的聲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塗了。
我想：盡管我很聰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犧牲，我還是犯糊塗了。
我想：毀掉自己寫的東西是多麼詩意的舉動啊。
我想：我要是吞了它們就好了，因為我現在糊塗了。
我想：寫作是徒勞的，毀滅是徒勞的。
我想：因為我寫作，我才挺住了。
我想：因為我毀了自己寫的，他們會找到我，抽打我，強奸我，殺了我。
我想：這兩個行為是互有關聯的，寫作和毀滅，躲藏和被發現。
後來我坐在馬桶上閉上眼睛。
後來我又睡着了。
後來又蘇醒了。
我的身體禁锢成一團鋼筋。
我繞着衛生間慢慢地活動，照了照鏡子，梳了梳頭發，洗了把臉。
噢，我的臉太難看了。
現在的樣子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後來我聽到了人聲。
我想，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了。
那感覺就像魯賓遜在沙地上發現了腳印。
不過我的腳印是人聲和門砰的關閉聲，好像大理石牆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廳裡。
接着弗姆沃納教授的秘書魯佩打開門，我們倆站在那兒面面相觑，倆人都大張着嘴說不出話來。
我想，這一震驚讓我暈過去了。
我再次睜開眼睛時人已在裡烏斯教授的辦公室（裡烏斯是一個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圍是朋友們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學裡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開始哭起來，根本無法連貫地描述究竟發生了什麼，雖然裡烏斯不斷地鼓勵着我，他對我的經曆似乎一下子很感動又很震驚。
這就是我的經曆，年輕的朋友們。
這個傳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風撒播開來，中間又穿插進死者和生還者的事迹，現在人人都知道了有個女人在那個美麗悲慘之年，在自由慘遭塗炭之際還待在大學裡。
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次聽别人講這個故事，在他們的講述版本中，這個女人關在衛生間裡十五天沒有吃東西，是個學醫的學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裡亞的一個秘書，不是沒有證件沒有工作，甚至沒有地方擱一下腦袋的烏拉圭人。
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個男人，一個信仰共産主義的學生或者一個患腸胃病的教授。
我聆聽這些故事，這些有關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時，總是一言不發（特别是沒有喝醉的時候）。
如果喝醉了，我就盡量低調處之。
根本沒有這回事，我說，這是大學裡的傳說，是城市傳奇，這時他們就盯住我說：奧克西裡奧，你是墨西哥詩歌之母。
我說（如果喝醉了就會吼叫）：不，我誰的母親都不是，不過我認識他們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輕詩人，那些出生在這裡和外省來的年輕人，還有那些乘着風潮從拉美其他地方刮到這裡的人，我愛他們所有的人。
5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接着我對他們說：好吧，小夥子們，如果這瓶梅斯卡爾酒喝光了我們該怎麼辦？他們說：我們下樓再去買一瓶，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别擔心。
因為心裡踏實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傾而空。
過去他們釀的梅斯卡爾酒醇美之至，在我們國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沒錯，先生，我站起來，走到自己的藏書前，落滿灰塵的藏書——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擦過書架了！——不是我不再愛護那些書，肯定不是，而是因為生活把我們弄得如此脆弱，同時還不斷地麻痹我們（幾乎讓我們難以察覺，先生們），有些人，盡管我沒有碰到這種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後落得個隻剩個從中分裂的左半邊大腦，這是描述記憶問題的一種說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兩個小夥子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我能感覺得出他們在我脖頸背後呼吸的氣息，當然這隻是形容而已，我沒有轉過身，問吉爾曼或者阿克萊斯、曼努埃爾說我提到過幹什麼工作了沒有，我靠什麼生活。
他們說沒有，阿馬德奧，誰也沒有對我們說過任何這方面的事兒。
接着我很排場地說，我寫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長達好幾秒，我靠寫作為生，小夥子們，我說，我和帕斯是這個可惡的國家僅有的兩個靠寫作謀生的人。
他們呢，當然，依然令人激動地沉默不語，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的話。
就像人們說吉爾韋托·歐文那樣沉默着。
接着，我依然背對他們，盯着我的藏書的書脊說：我就在附近上班，在聖托·多明戈廣場裡，我主要寫訴狀、禱詞和書信，我又笑了，笑聲的力量激起書裡的塵土，這時書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沒有發表的文稿的夾子能看得更清楚了。
他們也笑了，一陣短促的大笑從我的脖頸背後掃過去，這兩個小夥子挺克制，直到我終于設法找到了要尋找的那個夾子。
給你們，我說，我的生平，順便說一下也是塞薩雷亞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這兒了。
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先生們：他們并沒有貪婪地撲向文件夾，然後迅速翻閱這些資料，而是站在那裡問我寫不寫情書。
我什麼樣的書信都寫，孩子們，我告訴他們，然後把夾子放在地闆上，又在杯子裡斟滿蘇西達斯牌酒，母親給孩子的信，孩子給父親的信，女人給獄中丈夫的信，當然還有情人的信，情書寫來最妙，一來天真爛漫，二來又那麼情欲纏綿，簡直就像雜貨店老闆的貨架，各種東西無所不包，有時捉刀人還會添加些自己的創意。
多美妙的工作啊，兩個小夥子說。
在聖托·多明戈的拱門下度過三十年後，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說着打開夾子，開始浏覽那些資料，尋找我擁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爾卡》，那份塞薩雷亞懷着極其隐秘和興奮的心情編輯的雜志。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7年1月。
有些書你無聊的時候可以看。
這樣的書多不勝數。
有些書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可以看。
在我看來，這種書最好。
有些書你憂傷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開心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渴求知識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絕望的時候可以看。
烏裡塞斯·利馬和貝拉諾他們想寫的就是這種書。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很快就會發現。
我們不妨以一個普通讀者為例，這個人頭腦冷靜、成熟、受過教育，過着多少還算健康的生活。
經常買書和文學雜志。
你可以拿他為範例。
這種人會讀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寫的東西，但讀其他任何種類的書時都會帶着一副批評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靜，不會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
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希望自己沒有冒犯到任何人。
我們再來說說絕望型讀者，這種人大概是為絕望文學而生的觀衆。
我們會發現什麼呢？首先：這樣的讀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還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經質。
屬于那種操蛋白癡（請原諒我這樣說），讀了《少年維特的煩惱》後就想自殺。
其次：這種讀者有局限性。
為什麼說有局限呢？很簡單：因為他隻讀絕望型作品或者給絕望者寫的書，這是一回事，這種人或者變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讀比如《追憶逝水年華》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見，這是鎮定、冷靜、純粹文學的典範之作）這種作品的，也不會去讀諸如《悲慘世界》或者《戰争與和平》這樣的作品的。
我的意思說清楚了嗎？好的。
于是，我勸告他們，說服他們，警告他們，提醒他們面臨的危險。
我這樣形同跟牆說話。
還有甚者：絕望悲觀的讀者就像加利福尼亞的金礦。
他們遲早會耗光的！為什麼？太顯然了！一個人不可能在絕望中過一輩子。
最後，身體會背叛的，這種痛苦會變得忍無可忍，最後，透明物體就會從巨大的冷泉中湧出。
絕望型讀者（特别是絕望型詩歌讀者，這種人令人無法忍受，相信我說的）最終的結局就是離書而去。
他最終必然會成為一個平庸的絕望者。
他也許會恢複正常！然後，作為恢複再生過程的一部分，他開始逐漸回歸——感覺就像裹在襁褓裡，就像在溶化了的鎮靜劑的疾雨之下——回歸到我所謂的為冷靜、平和的讀者創作的文學作品上來，堅定地把頭腦扛在自己肩上。
這就是所謂（被我稱為，如果沒有别人這樣說的話）從青春期到成人的過渡。
我不是說一個人如果成了頭腦冷靜的讀者就不再閱讀為絕望者寫的書了。
他肯定還會讀的！尤其是如果這種東西寫得不錯、文雅，或者朋友推薦給他的話。
但是，最終，這種東西會讓他厭倦的！歸根結底，那種悔恨文學、充滿了利器和遭到淩遲的救世主的作品，不會刺傷他的心髒，就像平心靜氣的作品，精心構思的作品，技術完美的作品不會刺傷他的心髒一樣。
我總是對他們這樣說。
我總是告誡他們。
我給他們看技術完美的作品。
我警告他們注意那些危險。
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盡了！謙卑些！親自去探索，親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線，哪怕這線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構成！然而我瘋了，我被他們逼瘋了，被我的女兒們，被勞拉·達米安逼瘋了，所以他們不聽我的。
華金·巴塞烏斯·阿馬拉爾，正行走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校園裡，1977年2月。
不，不，不，當然不是。
那個叫貝拉諾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禮貌，絕非滿懷敵意。
1975年我到墨西哥來發布——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翻譯的龐德《詩章》，這本書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順便說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華金·默蒂斯出版），貝拉諾和朋友們來參加這個活動，随後，這點很重要，他們留下來跟我交談，陪同我（如果你初來乍到某種意義上是個外國的城市，你對這種事兒會很感動的），我們來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體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區，在貝拉斯美術館附近，我們談論龐德一直談到很晚。
換句話說，我在發布會上沒有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沒有看到墨西哥詩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來的話，我也認不出來，我很抱歉這樣說），我隻看到那些孩子們，那些充滿了渴望、理想主義的孩子們，你明白嗎？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很欣賞這點。
我們都聊了些什麼？當然是聊這位大師了，聊了他在伊麗莎白精神病院的時候，聊到那個叫費諾羅薩[費諾羅薩（ErnestFranciscoFenollosa，1853—1908），美國東方學家、美學家，深入研究東西方文明、語言和詩，龐德受到他的理論影響，曾在《詩章》中使用漢字。
]的怪人，聊了漢朝、隋朝的詩歌，聊了劉向、董仲舒、王丕、陶潛（陶淵明，365—427）的詩歌，聊了唐朝、韓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維（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澤東——換句話說，聊了些我們誰也不知道的關于龐德的事兒，甚至連那位大師也不知道的事兒，因為他最熟悉的還是歐洲文學，不過，龐德能夠深入到那種謎一般的語言中，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廣泛，我說得對嗎？他對人性是何等堅信不疑，你說對嗎？我們還談了普羅旺斯的詩人們，那些普普通通的詩人，你知道，如安諾傑·丹尼爾、伯特蘭·德·博恩、吉勞特·德·波尼爾、赫弗雷·魯德爾、吉列姆·德·伯克達、馬卡布魯、伯納特·德·本塔多恩、瑞瑪特·德·瓦凱拉斯、庫西的城堡主人、傑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羅亞，我們談了清新詩體流行時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摯友們，如大家經常提到的西諾·達皮斯托亞、基多·卡瓦爾坎蒂、基多·基尼澤爾利、西科·安吉奧列裡、加尼·阿爾法尼、迪諾·弗雷斯科鮑爾迪，但是我們主要談論的還是那位大師，在英國時期的龐德，在巴黎時期的龐德，在拉帕羅時期的龐德，在伊麗莎白精神病院時期的龐德，從意大利回來後的龐德，在死亡邊緣的龐德…… 後來怎麼了？老一套。
我們要求結賬。
他們堅持說我一分錢都不用掏，不過我毅然拒絕了。
我也曾年輕過，我知道在那個年齡維持生活有多麼艱難，尤其是，如果你還是個詩人的話，所以，我把錢放在桌上，那些錢足夠付我們所有的消費了（我們總共有十個人：包括年輕的貝拉諾和他的八個朋友，其中有兩個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們的名字，然後還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說一說，這是那天晚上發生的惟一離奇的事兒，他們拿起錢又還給我，我把錢放回桌上，他們又還給我，後來我說，孩子們，我跟學生們出去喝酒或者可樂（哈哈），我從不讓他們付賬，我動情地（我愛我的學生，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會回饋這份感情的）發表了一番小小演說，可他們卻說：想都不要想，先生，就這樣：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譯（如果我能夠的話）這個含義豐富的句子時，觀察着他們的臉，七個男孩和兩個漂亮女孩，我想：不，他們永遠不會成為我的學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想，其實當時他們那麼彬彬有禮，那麼善良，可我還是這麼想。
我把錢收回錢夾，他們中的一個人付完賬，然後我們就出去了。
夜色很美，完全沒有了白日車輛和人群的擠撞，我們朝我住的賓館方向走了會兒，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輕松就走了很遠，我們前行（可是去哪裡呢？）途中，有些孩子開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們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許隻是在我看來如此），這夥人一點一點地稀少起來，期間我們還一個勁地聊着，我們聊啊聊，或許現在想來，可能沒有聊那麼多，我應該說我們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個時候不會有人使勁思考什麼的，身體已經在乞求休息了。
忽然隻剩我們五個人毫無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許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種龐德式的沉默中漫步，雖然這位大師是最不肯沉默的家夥，難道不是嗎？他的語言就像某個部落的語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質，不斷探究着，講述着一切故事。
然而它們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語言，被沉默一點點地消融掉，不是嗎？後來，我覺得該睡覺休息了，我叫了一輛出租，然後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羅·莫拉萊斯，科默西奧大街，莫雷洛斯花園前，阿斯坎頓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3月。
是厄瓜多爾的小說家巴爾加斯·帕爾多介紹我認識阿圖羅·貝拉諾的。
這是一個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個審稿編輯。
一年前，這個巴爾加斯·帕爾多勸我說出版社值得資助發行一本雜志，這本雜志可以發揮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論壇的作用。
我聽了他的勸誘，馬上動手實施。
他們給了我一個榮譽主任的頭銜，巴爾加斯·帕爾多和他的若幹羽翼自任為編委會成員。
這本雜志的計劃，至少他們向我兜售的計劃是推介出版社的書籍。
這是最主要的目标。
第二個目标才是辦一本高質量的文學雜志，要能夠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
他們跟我提到胡裡奧·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爾加斯·略薩，這些都是拉美文學的閃耀明星。
我從來都很謹慎，雖然還不能說是多疑，我告訴他們，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亞、莫特羅索，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萊尼塔·波尼亞托斯卡我将很高興。
他們說當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會求着想在我們的雜志上發表作品。
好吧，讓他們求吧，我說，那我們就好好幹，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傳出版社的産品。
他們說，那肯定沒問題。
這個理念将會在每一頁或者每隔幾頁中體現出來，用不了多久這份雜志也會赢利的。
我說：先生們，我就把它的命運交給你們了。
在第一期雜志上，誰都可以親眼看到，根本沒有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甚至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的影子，但我們發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種意義上算是救了這一期，另外，還有一篇巴爾加斯·帕爾多自己寫的文章，還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兩篇從即将出版的長篇中選摘出來的片段，一篇巴爾加斯無人問津的同鄉寫的短篇小說。
當然還有詩歌，而且詩歌的量很大。
評論部分，至少我覺得沒有什麼可反對的。
注意力主要放在我們的新書評介上，總體上很不錯。
記得看完這期雜志後，我跟巴爾加斯·帕爾多聊天時說：我覺得詩歌太多了，詩不好賣啊。
我記得他回答說：你說的不好賣是什麼意思呢，利桑德羅先生，他說，瞧瞧帕斯和他辦的雜志。
行了，巴爾加斯，我說，帕斯是帕斯，這有點奢侈，我們别人負擔不起。
我沒有說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讀過帕斯的雜志了，我也不想糾正使用了“奢侈”這個詞，我無意用它來描述詩歌事業，而是指帕斯那無聊的刊物。
說到底，我認為發表詩歌不是個奢侈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愚蠢。
不過，這事兒也就到此為止，巴爾加斯·帕爾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後又出了第四、五期。
有時我聽人說我們的雜志越來越具有攻擊色彩。
我想這全是巴爾加斯·帕爾多的錯，他把雜志拿來當做攻擊他初到墨西哥時對自己勢利的人的武器，拿來當做解決舊賬（有些作家如此虛榮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說真的，我對此毫無意見。
對一份雜志來說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會賣得不錯，令我震驚稱奇的是一份發表了這麼多詩歌的雜志會賣得不錯。
有時我扪心自問這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對詩歌的興趣為何如此濃厚。
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詩人而是個小說家。
那麼，他對詩歌的興趣到底從何而來呢？ 我承認，有一度，我作過各種猜測。
我懷疑他是同性戀。
沒準就是。
他已經結婚了（順便說一下，是跟一個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這事兒。
他會是什麼類型的同性戀呢？會不會是個在純文學層面自得其樂、熱情而不切實際的同性戀呢？是不是在雜志上發表詩歌的詩人中有“理想伴侶”的綽号呢？我不知道。
這得問他本人。
我對同性戀沒有任何偏見。
每天都會有更多的同性戀出現。
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墨西哥文學界同性戀的數量達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認為這可能已經達到極緻了。
可是，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我猜問題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趨勢日益流行的緣故，電影、音樂，誰知道都是什麼玩意兒。
連薩爾瓦多·諾沃有一次都親口對我說，有些前來拜訪他的年輕人的言談舉止讓他驚愕不已。
薩爾瓦多·諾沃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我就這樣認識了阿圖羅·貝拉諾。
一天下午，巴爾加斯·帕爾多對我說起他，說他如何攢了本怪異（他用這個詞了嗎？）的書：拉美青年詩人的權威選集，正在尋找出版社。
貝拉諾是誰？我問。
他給我們的雜志寫過書評，巴爾加斯·帕爾多說。
這些詩人，我說，偷偷地觀察着他的反應，就像皮條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闆搜羅新的女人，可巴爾加斯·帕爾多壓根就不理睬我的話，繼續對我說，那本書好極了，屬于那種我們（多麼有意思啊，用了複數）出版社不出的話，别的出版社就會拿走的書。
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說：帶他過來，安排我跟他見個面，我們看看能做點什麼。
兩天後阿圖羅·貝拉諾現身出版社。
他穿了件條絨夾克和牛仔褲。
夾克袖子和腰的左側有好幾處裂了縫，沒有打補丁，好像有人開玩笑拿箭射過或者用矛尖戳過他。
褲子呢，如果他脫了的話，那褲子都會自己站直了。
那雙網球鞋隻消瞥一眼就會讓人不寒而栗。
他長發披肩，也許人本來就瘦骨嶙峋，現在越加顯瘦了。
那樣子好像幾天沒睡覺了。
好個上帝啊，我想，他簡直像個失魂落魄的廢人。
至少看上去那天早晨還沖了個澡。
我說：我來看看你攢的這本選集，貝拉諾先生。
他說：我交給巴爾加斯·帕爾多了。
開場不妙，我心想。
我抓起電話告訴秘書讓巴爾加斯·帕爾多上我辦公室來。
有那麼幾秒鐘的工夫我們誰也不說一句話。
真見鬼，如果巴爾加斯·帕爾多再遲來會兒，這位年輕詩人就要當着我的面睡着了。
他至少看着不像同性戀。
為了消磨時間，我告訴他，我們出過十多本詩集了，他也許知道，但一直賣不動。
是啊，他說，是出過十幾本。
我的天哪，他簡直就像個僵屍。
有那麼一刹那，我懷疑他是不是在吸毒，可誰能看得出來呢？我說，攢一本你這樣的拉美詩選很不容易吧？容易，他說，全都是朋友的詩。
這個自負的家夥。
那麼，我說，作者的版權應該沒問題了，你拿到了許可。
他笑了。
或者，我來說明一下，他擰了一下嘴巴或者翻了一下嘴唇，露出幾顆黃牙發出某種聲音。
我敢說他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怎麼描述好呢？不是凡間的笑聲？你在一家醫院荒涼的過道裡行走時聽到的笑聲？大緻差不多吧。
過了會兒，笑聲結束後，我們似乎又要陷入沉默，陷入兩個剛認識不久的人或者一個出版商和一個僵屍（在這種場合正好是同一件東西）之間會出現的那種令人尴尬的沉默，但我不能再次陷入那種沉默，所以就不斷地找話說，談他的故國智利，談他發表過書評的我的雜志，談到處理詩集的存貨多不容易。
哪兒都找不到巴爾加斯·帕爾多（他可能在電話裡跟另一個詩人瞎聊上了！）後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好像忽然明白過來了，或者恍然大悟。
我想最好還是别出那本選集。
我想最好别出這位詩人寫的任何東西。
讓巴爾加斯和他那些精彩的想法都見鬼去吧。
如果别的出版社有興趣，那就讓他們跟他接觸吧，我不幹。
在忽然想清楚的瞬間，我意識到出版這孩子的書會給我帶來厄運，讓這個孩子在辦公室跟我面對面坐着，讓那雙快要睡着的空洞的雙眼盯着我，會給我帶來厄運，而且這個厄運可能已經像隻秃鷹或者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般在我出版社大樓的屋頂上盤桓，命中注定會撞毀我的辦公室。
巴爾加斯·帕爾多忽然現身，揮舞着拉美詩人們的手稿，我從胡思亂想中醒過來，但醒得很緩慢，起先我甚至都沒有聽清巴爾加斯在說什麼。
我隻聽到他的笑聲以及讨厭的嗡嗡聲，興奮得不得了，好像為我工作是他平生多麼得意的好差事，簡直就是一次來墨西哥城的帶薪休假，我記得自己犯糊塗，居然站起來向巴爾加斯伸出手，天哪，我伸出那隻混賬手好像他是老闆或者總經理，我是個打雜的，我還記得我盯着阿圖羅·貝拉諾，我記得這個厄瓜多爾人進來時他都沒有欠一下身，不僅沒有欠身，甚至都不理我們，都不看着我們，你相信嗎？看着他毛糙糙的頸背，我刹那間覺得看到的都不是個人，不是個活人，不是像你我一樣血管裡流着血液、會呼吸的人類，而是一個稻草人，在一個稻草或者塑料做的軀體上穿了堆皺巴巴的衣服，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時我聽到巴爾加斯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利桑德羅，瑪蒂塔馬上會把合同拿過來。
什麼合同？我很吃驚。
當然是出版貝拉諾的書的合同了，巴爾加斯說。
我坐了回去說，且慢，且慢，這份合同裡寫着什麼？問題是，貝拉諾隻給我們明天一天時間的餘地，巴爾加斯說，我們得速戰速決。
他上哪兒去，要離開我們了？我問。
歐洲，去弄個斯堪的納維亞女人（對巴爾加斯·帕爾多來說，粗俗與坦率甚至誠實是同義詞）。
他要去瑞典嗎？我問。
差不多吧，巴爾加斯·帕爾多說，瑞典，丹麥，比較冷的那些地方。
我們不能把合同寄給他嗎？我說。
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羅，他去歐洲行蹤不定，而且他想這次就把事情解決了。
那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向我擠着眼，把臉湊近我（我以為他要吻我了，這個隐蔽的同性戀！）我無法再往後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後躲，可是巴爾加斯·帕爾多隻想在我耳邊說點什麼，幾乎是幾句咕哝。
他說我們用不着預付稿酬，說我應該簽字，立刻簽了，這樣貝拉諾就無法收回這筆買賣，讓競争對手拿走這本書了。
我本來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競争對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們來拿走，讓他們趕在我們前面破産得了，可是我沒有這樣說，卻鼓足勁用細小的嗓音問道：這孩子吸毒或者什麼的嗎？巴爾加斯·帕爾多忽然放聲大笑。
接着又小聲咕哝說：有那麼點，利桑德羅，有那麼點，但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可最重要的是這本書，書就在這兒，我們還是簽了合同，免得晚了。
可是這樣……明智嗎？我盡量咕哝着回應。
這時巴爾加斯把他那張大臉從我臉邊移開，用正常的聲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種甕聲甕氣的亞馬遜人的聲音，他本人就用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這樣自稱。
當然，當然明智了，他說。
這時巴爾加斯又走到這位詩人身邊，在他背上輕輕拍了拍。
怎麼樣啊，貝拉諾，巴爾加斯說，這個年輕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絲白癡般的笑容從他臉上綻開，這是那種精神受到傷害的人，那種被切了前額腦葉似的人才會有的笑容，天哪，這時我的秘書瑪蒂塔走進來，把兩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爾加斯·帕爾多要去找支鋼筆讓貝拉諾簽字，行了，别去了，在這兒吧，可我沒有鋼筆啊，貝拉諾說，那就給詩人找支鋼筆，巴爾加斯·帕爾多說。
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鋼筆都從我的辦公室裡消失了。
當然，我的夾克兜裡有兩支，可我不想提供給他們。
别簽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
可是瑪蒂塔從我桌上的文件裡四處搜索，終于找到了一支鋼筆。
貝拉諾簽了字。
我也簽了。
我握了握這個智利人的手。
我端詳了一番他的臉。
他還在微笑。
他好像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潰了，可還在微笑着。
我在哪兒看到過這樣的微笑呢？我看着巴爾加斯·帕爾多好像在問他，我在哪兒看到過這種可惡的微笑。
那是一種毫不設防的微笑，那種把我們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
可是巴爾加斯卻已經在跟這個智利人道别。
他忠告這位詩人在歐洲應該注意些什麼！這個同性戀還在回憶着他在商船中度過的青春時代！連瑪蒂塔聽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經無法挽回。
這書最終得出了。
我這個向來雷厲風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記重拳。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3月。
他走之前來過我家。
大概是晚上七點，我一個人在家裡，母親外出。
阿圖羅告訴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來。
我祝他好運，可我都沒有問他上哪兒去。
我記得他問了我的學習情況，我在大學、在生物學方面幹得怎麼樣。
我說挺好。
他說：我去過墨西哥北部，去過索諾拉，也去過亞利桑那。
我想他說到這個，可也拿不準，然後他就笑了。
短促、幹澀的笑聲，孩子似的笑聲。
不錯，他好像很亢奮，而我清楚他其實從不吸毒。
烏裡塞斯·利馬是吸毒的。
他想什麼都試試，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麼時候處于亢奮狀态，什麼時候不是。
阿圖羅就不同了。
他從不亢奮。
如果說什麼人了解這點，這個人就是我。
後來他又說要走了。
他後面的話還沒說出來，我就告訴他這個主意好極了，沒有什麼比旅遊、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說到處的天空都一樣，城市會變化而天空不變，我說他錯了，我不相信，還說他自己的一首詩裡就寫到阿特爾博士描繪的天空，在藝術意義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
意思大緻如此。
其實我不想争辯。
起初我裝作對他的計劃、他的談話、他要向我說的一切不感興趣，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是真正的不感興趣，跟他有關的一切都讓我乏味得流淚，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點走開讓我安靜地學習，那天下午我有很多功課要做。
後來他說要去旅行，去看世界，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心裡很難過，還說一直在想我會跟他周遊天下，他提到什麼利比亞、埃塞俄比亞、紮伊爾之類的國家，巴塞羅那、佛羅倫薩、阿維尼翁之類的城市，然後我禁不住問他這些國家跟這些城市有什麼關系，他說：關系太大了，相互太有關系了，我告訴他，等我成了生物學家後，我會有時間去看這些城市、這些國家的，也會有錢的，因為我不打算搭便車或者随便睡哪兒去周遊世界。
他說：我不打算看它們，我打算住在這些地方，就像我在墨西哥這樣。
我說：這樣對你挺好的，我希望你開心，如果你願意的話，生活在那裡然後死在那裡，我會等有了錢再去旅遊。
可那時你就沒時間了，他說。
會有時間的，我說，你錯了，我會成為自己時間的主人，我會用我的時間做我喜歡的很多事情。
他說：你那時就不年輕了。
他說這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看着他這副樣子，如此痛苦不堪，我惱火極了，大聲沖他喊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或者青春幹什麼，我去哪裡旅遊，到底跟你有什麼關系啊？這時他看着我跌坐在一把椅子裡，好像忽然明白過來，他已經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讨厭鬼。
他還喃喃地說什麼愛我，永遠不會忘了我。
接着他站起來（頂多在他說完話二十秒鐘後）朝我臉上抽了一巴掌。
那聲音在整個樓裡回蕩。
我們住在一樓，可我卻聽到巴掌聲（這時他的手掌已經離開我的臉頰）從樓道升上去，進入二樓的每個房間，然後透過攀緣的藤蔓落下來，像玻璃珠般在院子裡滾動着。
我反應過來後把右手握成拳朝他臉上打過去。
他幾乎紋絲不動。
可是他掄起胳膊又飛快地揍了我一下。
你這雜種，我說，娘娘腔，膽小鬼，我發起一場笨拙的攻擊，又是拳打，又是搔抓，又是腳踢。
他甚至都不想躲避我的進攻。
操你媽的受虐狂！我沖他尖叫，不停地打他、哭喊，哭得越來越厲害，最後透過眼淚隻能看清燈光和影子，卻看不清我正在擊打的這個身軀的清晰面貌。
後來，我坐在地闆上一個勁兒地哭。
我仰望着旁邊的阿圖羅。
他的鼻子裡流着血，我記得一股血從他的上唇流下來，然後又流到嘴角，流到下颌。
你打傷我了，他說，這麼疼。
我看着他，眨了好幾下眼。
這麼疼，他說，歎着氣。
你幹嗎不想想怎麼對待我的？我說。
這時他站起來想摸一下我的臉，我往後一躲。
别碰我，我說。
抱歉，他說。
我恨不得你死了，我說。
我也恨不得我死了，他說，然後又來了一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他這不是對我說。
我又開始哭起來，哭得越厲害越想哭，我一個勁地要他離開我家，快滾，永遠不要再踏進這兒。
我聽到他歎息了一聲，我閉上雙眼。
我的臉越來越灼熱，但感覺主要不是疼痛而是羞辱。
那兩拳似乎傷了我作為一個女人的自信、自尊。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原諒他。
阿圖羅站起來（他一直跪在我旁邊），我聽到他走進衛生間。
他出來時拿一片衛生紙擦着鼻血。
我讓他快點走，我說永遠不想再見到他了。
他問我情緒穩定下來了沒有。
有你在身邊我永遠穩定不下來，我說。
後來他轉身扔掉那塊帶血的衛生紙——像一個吸毒上瘾的妓女用的衛生棉球——走了。
我還那樣一個勁兒地哭了好幾分鐘。
我試着回想剛才發生的事情的每個細節。
我感覺好受些後站起來，走進衛生間，看了看鏡子裡的自己（我的左臉還紅着），給自己弄了點咖啡，放上音樂，然後去院子查看大門鎖好了沒有。
後來，我拿了好幾本書在起居室坐下。
可我根本無法學習，于是又給生物系的一個朋友打了個電話。
所幸她在家裡。
我們随便聊了些各種瑣事，我現在想不起來都聊了些什麼，我想應該聊到她的男朋友，她說話的時候，我忽然又看見阿圖羅擦鼻血用過的衛生紙。
我看見它還在地闆上，皺皺巴巴，紅一道白一道，簡直像個活物，我頓時感到很惡心，我編了個借口挂掉電話，告訴朋友說我一個人在家，有人敲門。
别去開，她說，可能是小偷或者強奸犯，說不定二者兼備呢！我不會去開門的，我說，我隻是想去看看到底是誰。
你們家有圍牆嗎？朋友問。
我說圍牆很高。
我挂了電話穿過起居室向廚房走去。
到廚房後我卻不知道該幹嗎。
我走到樓下的衛生間。
我拿了幾張衛生紙回到起居室。
那團帶血的衛生紙還在那兒，但是，如果發現它這會兒在一把椅子或者餐室桌子底下，我也不會驚訝。
我用衛生紙包住阿圖羅的血紙，用兩根手指撚着，扔進馬桶，然後放水沖掉。
6 拉斐爾·巴裡奧斯，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5月。
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走了後，我們的本能現實主義活動主要有：自動書寫[Automaticwriting，一種招魂術用語，指受術者的注意力從表面上看來集中于他物而不由自主地書寫，這種現象可能發生在受術者的清醒狀态。
這是一種書寫上的超現實主義。
另一種說法是由達達超現實大師馬克斯·恩斯特（MaxErnst）發明的非書寫策略，被當成是釋放創作潛力的手段，用來發掘潛意識内容，而不是用它來産生某種事先計劃好的文本或圖畫。
]、精緻屍體遊戲[Exquisitecorpses，20世紀巴黎超現實主義作家間流行的遊戲，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遊戲開始時，第一位成員在一張白紙上寫下第一句話，然後傳遞給第二位成員，而第二位成員不可以看到第一位所寫的全部字句，隻可以看最後一個詞，後者根據這個詞寫下新的一句話，依此類推。
遊戲目的是要打破推理性的思維，展現客觀、偶然因素對于寫作的影響。
]、沒有觀衆的獨白劇、強制寫作[Constraintes，一種寫作訓練法。
]、兩隻手寫作、三隻手寫作、手淫式寫作（我們用右手寫東西，用左手手淫，如果是左撇子的話可以換手來做）、抒情短詩、詩長篇、總是用同一個單詞結尾的十四行詩、在牆上寫三個詞的留言（如“這就是它”、“勞拉我的愛”等等）、憤怒日記、郵件詩、反射韻文、對話詩、反詩、巴西人的具體詩（用直接抄襲詞典的葡萄牙語寫作）、硬派散文（偵探小說，以極其儉省的語彙講述，最後一句韻文揭示結局或壓根沒有結局）詩、寓言、神話、荒誕戲、波普藝術、俳句、格言（其實是對卡圖盧斯的模仿或者變體，幾乎是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的專利）、暴徒詩（西部民謠）、喬治體詩、經驗詩、垮掉派詩、由bp尼克爾、約翰·吉奧諾、約翰·凱奇（《從星期一開始的一年》）、泰德·貝裡戈、安東尼努斯兄弟、阿曼德·舒韋爾納（《藥片》）等人創作的僞詩、文字主義詩、書法詩、電子詩（布爾特奧、馬薩吉爾）、血腥詩（至少寫三次死亡）、色情詩（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與詩人的個人偏好無關），哥倫比亞的納代斯塔、秘魯的賀拉澤爾亞諾、烏幹達的卡塔萊普蒂克、厄瓜多爾的坦薩特西科、巴西的食人族們寫的僞詩、無産階級的能樂……我們甚至出了一份雜志……我們不停地行動……我們不停地行動……我們盡力而為……可是到頭來不曾做對一件事。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7年3月。
有時我會想起勞拉·達米安。
不是經常想起。
一天想起四五次。
如果失眠了，可能會想起八次或十六次，這是講得通的，因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裡有的是空間容納衆多的回憶内容。
但通常我想到她的次數隻有四次或五次，每次回憶，每個記憶膠囊，大緻有兩分鐘長，但我也說不準，因為不久前有人偷走了我的手表，由個人自己來掌握時間是很冒險的。
我年輕時認識一個朋友叫多洛蕾絲。
多洛蕾絲·帕切科。
她還真有辦法來計時呢。
那時我老想跟她上床。
我想讓你叫我眼冒金星，多洛蕾絲，有一天我對她說。
你認為金星會冒多長時間？她問。
什麼意思啊？我問。
你的一次高潮能持續多久？她問。
挺長，我說。
究竟多長？不知道，我說。
很長一段時間吧。
你問的這些問題挺好玩，多洛蕾絲。
很長一段時間是多長？她堅持追問。
這時我向她坦白從來沒有量過一次高潮究竟持續多久，她說現在就可以模拟經曆一場高潮，基姆，閉上眼睛，想像你達到高潮了。
跟你嗎？我說，瞧瞧我行不行。
你願意跟誰都可以，她說，隻是想像它好了，行嗎？我們來試試，我說。
很好，她說，開始時舉一下手。
我閉上眼，想像開始操多洛蕾絲，随之舉起手。
這時我聽到她的聲音說：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三個密西西比，四個密西西比，我實在抑制不住想笑，睜開眼睛問她在幹嗎。
我在給你計時啊，她說。
高潮來了嗎？我說不知道，一般時間會更長。
别對我撒謊，基姆，她說，絕大多數高潮在數到四個密西西比時就結束了。
再來試一次，你就知道了。
我又閉上眼睛，起先我還能想像在操多洛蕾絲，接着不管操誰都想像不出來了。
相反，我卻想像自己坐在一條小船上，在一個潔白幹淨的房間裡，很像我現在住的這個屋子，多洛蕾絲計數的聲音從牆壁、從一個隐蔽的擴音器裡往下滴：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好像有人從海灘上給我發送信号，我卻不能答複，盡管内心深處很想答複，很想說：你了解我嗎？我很好，我還活着，我想醒過來。
我睜開眼睛時多洛蕾絲說：你可以用這種方法計算高潮的時間，一個密西西比算一秒，任何高潮持續時間不會超過六秒。
多洛蕾絲和我，我們到頭來還是無緣做愛，不過成了好朋友，她結婚時（畢業後）我還參加了她的婚禮，我向她道賀時說：願你的密西西比充滿歡樂。
新郎跟我們一樣都是學建築的，隻是高一屆，或者說比我們早一點畢業，他無意中聽到我的話，心想我大概是指他們的蜜月，當然他們的蜜月是在美國度過的。
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已很久沒有想起過多洛蕾絲。
她教我怎樣計時。
現在我開始記錄回想勞拉·達米安用的時間。
我坐在地闆上幹起來：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勞拉·達米安的臉龐，勞拉·達米安的長發，在我空白的頭腦中停留了五十個密西西比或者一百個密西西比的時間長度，最後實在堅持不下去時我張開了嘴——啊——讓自己一下子把所有的氣息都呼出去，或者朝牆上唾去。
我又成了孤獨一人，我變得空空蕩蕩。
密西西比這個詞的回音在我的頭蓋的拱頂裡回蕩着，被那輛殺人小車毀滅的勞拉的身體形象再次漸漸遠去，勞拉在墨西哥城的天空中，不，在羅馬小區，在康德薩小區，在華雷斯小區，在庫奧特莫克區的天空中，睜開眼睛，勞拉的眼睛照亮了綠色和棕褐色，照亮了科約阿坎所有的磚塊和石頭的影子。
後來我就不計數了，深深地籲了一口或者兩口氣，好像遭到一場襲擊，咕哝着說去吧，勞拉·達米安。
去吧，達米安。
這時她的臉終于變得黯淡，我的房間已經不再有勞拉·達米安的臉龐，成了一間現代精神病院，有着各種現代化的便利設施，那雙凝望着我的眼睛又變成了護士的眼睛而不是勞拉·達米安的眼睛（她後腦勺長着眼睛！），如果說手表的圓臉不再在我的手腕上閃爍，不是因為勞拉拿走了它，不是因為勞拉讓我吞了它，而是讓那幾個瘋子偷走了，你能看見他們在這裡跑來跑去，我們的這些可憐的墨西哥瘋子，這些莽撞地折騰着或者哭喊着卻什麼也不懂的無知無識的人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找到自己的那本《卡沃爾卡》時把它緊緊抱在胳膊裡，我凝視着它然後閉上雙眼，先生們，因為誰都不是石頭做的。
我又睜開眼睛不斷地翻尋那些資料，無意中發現了曼努埃爾的印在單面大開紙上的《真實1号》，1921年他在普埃布拉的各種牆上張貼過這東西，他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墨西哥真實主義先鋒派”，聽上去有點可怕，是嗎？但同時精彩絕倫。
他還說“我的瘋狂無法用任何預算來計算”，啊，那悠閑的生活，“我的瘋狂無法用任何預算來計算”。
不過，裡面也有很不錯的東西，比如他說：“我要号召所有墨西哥年輕的詩人、畫家、雕塑家，他們已經被政府閑職位的金飯碗污染，已經被官方曲意奉承的評論、被粗魯和淫蕩的大衆喝彩所玷污，他們還在安裡克·岡薩雷斯·馬爾蒂内斯[安裡克·岡薩雷斯·馬爾蒂内斯（EnriqueGonzálezMartínez，1871—1952），墨西哥詩人，曾任駐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外交官。
]的歡宴上舔着盤子，我要号召他們所有的人用智性精神不變的涓流創造藝術。
所有那些懷有美好信仰，所有那些在散發着龍舌蘭酒吧臭氣以及油炸食品死氣沉沉餘熱的民族主義媒體可憐、惡臭的喧嚣中還沒有被粉碎的人們，全都以即将到來、在輝煌隊列中與我們并肩作戰的墨西哥真實主義先鋒派的名義号召起來……”那個曼努埃爾長着一條銀子般的舌頭。
銀舌！現在看來，有些話的意思我已經看不懂了。
比如“号召”這個詞。
他大概想表達召喚、呼喚、聚集甚至指揮的意思，讓我瞧瞧，我來查查字典。
沒錯，“号召”還有别的含義。
可是你搞不清也有可能是印刷工誤排，而且在用“号召”的地方應該用“勸告”，這才更像曼努埃爾的意思，至少像我當時認識的那個曼努埃爾。
這也可能是個拉丁詞或者新生詞，誰知道呢。
也可能是一個被誤用的術語。
我對那兩個小夥子這樣講。
我說：孩子們，曼努埃爾的散文就是這樣子，總是在沖刺，總是在煽動，充滿了讓我們沸騰和意亂的語言，現在，這樣的散文在你們看來也許沒什麼了不起，可是在那個時代卻鼓舞了革命大衆，鼓舞了那些視死如歸的硬漢，他們一讀到或者聽到曼努埃爾的話就會在路上站住，冷凍般凝固住，好像要說這是什麼啊，這樣的散文讓詩歌像大海一般，墨西哥天空下的大海。
可我這是在哪裡啊？我胳膊下面夾着那份惟一的《卡沃爾卡》，左手拿着《真實1号》，右手端着蘇西達斯牌酒，一邊喝着一邊給他們讀着來自遙遠的1921年的文字，同時，在朋友們（年輕人永遠都是我的朋友）的簇擁中，讨論着文章和梅斯卡爾酒，這種邊讀邊飲的方式何其惬意，如此從容不迫，瓶中酒還剩不多時，我添了最後一輪，心裡對我的那瓶陳年丹液說着再見，我讀着《真實1号》的最後部分《先鋒派目錄》，那個時代（顯然包括後來，以及從此之後），這份目錄讓内行、外行、作家、學者們都大吃一驚。
目錄以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麥斯·德·拉·塞爾納的名字開始。
這挺奇怪吧？坎西諾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麥斯·德·拉·塞爾納，好像博爾赫斯和曼努埃爾，有着心靈感應式的交流，你們會這樣認為嗎？（你知道，那個阿根廷人評論過曼努埃爾1922年寫的一本叫《絞刑台的本質》的書），接下來的人是：拉斐爾·拉索·德·拉·維加、吉列莫·德·托雷、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克萊奧蒂爾德·路易西（這是何人呢？），溫森特·魯伊斯·維多夫羅。
這是你的同胞，我對其中一個小夥子說。
赫拉爾多·疊戈、歐亨尼奧·蒙特斯、佩德羅·加菲亞斯、露西娅·桑切斯·紹尼爾·J.裡瓦斯·帕内達斯、埃内斯托·洛佩茲·帕拉、胡安·拉雷亞、華金·德·拉·埃斯科蘇拉、何塞·德·西裡亞—埃斯卡蘭特、塞薩爾·A、科梅特、伊薩克·德爾·班多·比爾拉。
你們也看到了，隻有一個a字。
也許又是印刷錯誤，阿德裡亞諾·巴列、胡安·拉斯。
這叫什麼名字啊。
毛裡西奧·巴卡裡塞、羅格裡奧·布恩迪亞、維森特·裡斯科、佩德羅·雷達、安東尼奧·埃斯皮納、阿道弗·薩拉薩爾、米格爾·羅梅羅·馬丁内斯、希裡克埃·凱塔羅。
又一個毫無價值的東西。
安東尼奧·M.庫博羅。
華金·愛德華茲。
他可能又是我的同胞，其中一個小夥子說。
佩德羅·伊萊西亞斯、華金·德·阿羅卡、萊昂·費裡佩。
埃利奧多羅·普切、普列托·羅梅羅。
瞧，我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全是新人的名字了。
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弗蘭西斯科·比吉、雨果·馬約、巴托爾梅·加林德斯、胡安·拉蒙·希蒙斯、拉蒙·德爾·巴列—英克蘭、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堂·何塞出現在這個名單上究竟想幹嗎啊！阿爾弗索·雷耶斯、何塞·胡安·塔夫拉達、疊戈·裡韋拉、戴維·阿爾法羅·西凱羅斯、馬裡奧·德·薩亞斯、何塞·D.弗裡亞斯、費爾明·雷韋爾塔斯、西爾韋斯特雷·雷韋爾塔斯、P.埃查瓦裡亞、奧特爾，我想可能是那個了不起的奧特爾博士。
J.托雷斯－加西亞、拉斐爾·P.巴拉達斯、J.薩爾巴特·帕帕塞特、何塞·瑪麗亞·耶諾伊、讓·埃普斯泰、讓·理查德·布勞克、皮埃爾·布魯内，你知道他是誰嗎？瑪麗亞·布蘭查德、科爾内奧、法雷，我覺得曼努埃爾在這兒完全像變戲法似的從帽子裡取出名字。
弗尼爾、裡歐，其實，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這個賭。
Mme、吉伊·洛阿曼，他媽的，抱歉。
瑪麗亞·勞倫辛，現在情況開始好轉。
杜諾瑟爾·德·塞岡薩克。
又糟糕了。
哪個法國雜種在拽曼努埃爾的腿？或許他是在雜志上發現這個名字的？洪内格爾、格奧爾格斯·奧裡克、奧森凡特、阿爾伯托·格萊塞斯、皮埃爾·雷維迪，終于走出沼澤地了。
胡安·格裡斯、尼古拉斯·博德恩、威廉·斯派思、讓·鮑爾漢、吉列勞梅·阿波裡奈爾、西皮恩、馬科斯·雅各布、豪爾赫·布拉克、蘇巴格、克裡斯、特裡斯坦·特薩拉、弗蘭西斯科·皮卡比亞、豪爾赫·裡貝莫特－德塞格内、熱尼·杜蘭、阿契彭科、索泡爾特、布萊頓、保羅·埃婁瓦德、馬塞爾·杜查姆。
當着兩個小夥子的面，說得客氣點，我同意這樣說很武斷：管弗蘭西斯·皮卡比亞叫弗蘭西斯科，管格奧爾格·布拉克叫豪爾赫·布拉克，不把馬塞爾·德爾·卡波叫馬塞洛或者保羅·埃洛瓦德·巴布羅，埃洛瓦德裡缺個“婁”字，法語詩歌愛好者沒有人不知道。
更不要說布萊頓要帶個重音。
這份先鋒派目錄繼續列舉着主人公們的名字，錯誤也如影随形：弗蘭克爾、塞爾内、埃裡克·薩蒂爾、埃裡爾·弗雷、巴布羅·畢加索、沃爾特·博拉德·阿倫斯伯格、塞利内·阿諾爾德、沃爾特·帕克、布魯斯，拜托！摩根·羅塞爾、馬爾克·查戈爾、赫爾·巴德爾、馬科斯·恩斯特、克裡斯蒂娜·沙德、利皮奇特斯、奧爾蒂斯·德·薩拉特、科爾雷亞·德·阿勞霍、哈克布森、希科爾德、亞當·費舍爾、費舍爾夫人、佩爾·克龍、阿爾弗·羅爾弗森、耶奧内爾特、皮埃特·蒙德裡安、托爾斯泰森、阿裡卡夫人、奧斯特羅姆、格利内、薩爾托、韋博、烏斯特、科克迪卡、康定斯基、斯特雷伯格（com.deB.A.de莫斯克）括号裡的注釋當然是曼努埃爾加的。
好像大家都很清楚别人的背景，一個小夥子說。
比如，赫爾·巴德爾、科裡斯，還有那個科克迪卡，聽着像是科克希卡，還有裡歐、亞當和費舍爾夫人。
為什麼要寫成莫斯克而不寫成莫斯科呢？我大聲發出質疑。
我們繼續往下看着。
在這位莫斯卡瓦的專員
親愛的小夥子們，我說，見到你們真是太高興了，進來吧，别有什麼拘束，他們魚貫而行來到廳堂，或者說更像摸索着進來，因為廳堂裡很黑，燈泡燒壞了，我沒有換（到現在都還沒換呢），我走在前面，歡快地跨進廚房，取出兩瓶蘇西達斯牌的梅斯卡爾龍舌蘭酒[梅斯卡爾（Mezcal）是龍舌蘭酒的一種，較少在墨西哥以外的國家販售，在瓶底置有食龍舌蘭植物根部的小蟲，因此又被稱為“帶蟲龍舌蘭”。
]，這個牌子的酒隻有奇瓦瓦州生産，當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過郵遞收到兩瓶，直到1967年才中斷。
我回去時兩個小夥子正在大屋裡看畫、翻書，我忍不住又說了一遍他們來看我，我心裡不知有多高興。
誰給的地址，小夥子們？吉爾曼、曼努埃爾，還是阿克萊斯？他們聽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個小夥子說是李斯特·阿蘇比德。
坐呀，我說，找個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爾曼·李斯特·阿蘇比德，他這個人是不會忘了我的，那老家夥還那麼大塊頭、魅力無比嗎？小夥子們聳聳肩說沒錯——他的塊頭肯定沒有縮，對吧？可他們齊聲說，縮了——我說我們來嘗嘗這瓶梅斯卡爾龍舌蘭酒，我遞給他們兩隻杯子，他們坐在那兒瞧着酒瓶，好像怕從裡面蹦出一條龍來，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們，純粹是因為開心而笑，隻要有他們坐在這兒我就開心極了，後來一個小夥子問，不知他們聽對了沒有，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爾，我把瓶子遞給他們，仍然大笑着，我知道這個名字會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後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們，上帝保佑，他們可真年輕，長發披肩，手裡拿着很多本書——這些書能讓人回憶起多少往事啊！——這時一個小夥子說你肯定這東西不會要了我們的命吧，薩爾瓦鐵拉先生？我說你所謂的要命是什麼意思，這可是健康的精華，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為了示範，我給自己的杯子斟滿酒，又倒出一半遞給他們喝，起初兩個淘氣鬼僅僅潤潤嘴唇，後來酒性慢慢發作了，他們這才像男子漢般痛飲起來。
嗨，小夥子們，怎麼樣啊？我說，其中一位，那個智利人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叫蘇西達斯的梅斯卡爾酒，我聽了覺得這話說得有點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種梅斯卡爾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們可太難了，你要不是這兒人的話就更不可能，當然了，這孩子沒想到這點，另一個說挺好，然後也說我沒聽說過這牌子，我隻好告訴他們，據我所知，這個牌子的酒已經沒人做了，工廠已經倒閉，或者燒毀了，或者變賣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庫爾供應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闆覺得這個名字銷路不好。
有半晌我們誰也不說話，兩個小夥子站在那裡，我坐着，小口啜飲着蘇西達斯，心裡在想誰知道什麼原因不做了。
後來，其中一個小夥子說，薩爾瓦鐵拉先生，我想跟您談談塞薩雷亞·蒂納赫羅。
另一個說，還想聊聊那份叫《卡沃爾卡》的雜志。
這些孩子啊。
他們的腦袋和舌頭好像是互通的。
誰要起個話頭，中途打住後另一個又會撿起話茬或者想法繼續說下去，好像是他自己開的話頭。
說到塞薩雷亞的名字時我擡眼望着他們，感覺目光透過一張紗布簾子，準确地說是外科手術用的那種紗布，看着他們，我說别叫我先生，孩子們，叫我阿馬德奧好了，朋友們都這麼叫我。
他們說，好的，阿馬德奧。
他們又提起塞薩雷亞·蒂納赫羅的名字來。
佩爾拉·阿維萊斯，列奧納多·達·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想談談1970年。
我是1970年認識他的，在波爾維尼爾，那是塔裡斯曼的一所高中。
我們兩個曾在那兒同學過一陣子。
他是1968年進校的，剛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進校的，可我們直到1970年才認識。
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都辍學了一段時間。
他是經濟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為内心的騷亂。
不過，後來我又複學了，他也回去了，或許是父母打發他回去的，于是我們就認識了。
那是1970年，我在班裡年齡比誰都大，我已經十八歲，按理說我該上大學，而不是還在高中晃悠，可我卻還在波爾維尼爾待着，一天早晨，新學年剛剛開始，他出現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歲，盡管還留了一級。
那時他住在林達韋斯塔區，但幾個月後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區了。
我跟他成了朋友。
最初，我要鼓起勇氣才敢跟他說話，我經常看他在院子裡踢足球。
他喜歡玩兒。
我常常在樓梯上觀察他，心想他是我見過的最英俊的男孩。
高中禁止留長頭發，可他卻留着。
他踢足球時就脫掉襯衫，光着胸膛玩兒。
我覺得他很像刊登希臘神話故事的雜志上某位希臘神的樣子，别的時候（在課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時）又像個天主教的聖徒。
我能經常看着他，我覺得這就夠了。
他的朋友并不多。
當然，他認識很多人，他跟每個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總是笑聲朗朗）、開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無幾，說不定一個都沒有。
他在學校表現不佳。
化學、物理的成績很慘。
我很吃驚，因為哪門課都不太難啊。
隻消稍微用點心，略微下點工夫就可以考過去，不過，他幾乎從不用功，沒準壓根就不學，在課堂上，他的思緒信馬由缰。
有一天，他向我走來，我正在樓梯上讀洛特雷阿蒙的書，他問我知道不知道波爾維尼爾的老闆是誰。
我驚訝極了，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我張大了嘴巴卻什麼話也沒說出，我的臉都扭曲了，沒準渾身戰栗不已呢。
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襯衫，另一隻手提着背包，那個沾滿灰塵的背包裡塞滿了筆記本，他唇間帶着一絲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風中或者午後的空氣中（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迅速吹幹的胸膛上的汗水，這時大多數課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還在學校幹嗎，也許在等待什麼人，某個朋友，盡管這不大可能，因為我也沒有多少朋友，也許我就是想待下來看他踢足球。
我記得天空很明亮，帶點濕漉漉的灰色，空氣有些冰涼，或許是我自己感覺很冷。
我還記得當時惟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遠處的腳步聲、無言的笑聲，學校空空蕩蕩。
起先他可能以為我沒聽清他的話，又問了一遍。
我不知道這所學校屬于誰，我說，我不知道有沒有老闆。
當然有老闆了，他說，是主業會[主業會（OpusDei，或稱為“天主事工會”），全名為聖十字架及主業社團，天主教社團之一，于1928年10月2日由聖若瑟瑪利亞·施禮華在西班牙馬德裡創立。
]。
他一定認為我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癡，因為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主業會是什麼。
一個與魔鬼結盟的天主教組織，他笑着說。
這時我明白了，我告訴他我不是很關心宗教，我知道波爾維尼爾是所教會學校。
不，他說，關鍵是由教會的哪個門派控制：是主業會。
什麼人會加入主業會？我問。
這時他在我旁邊坐下，我們聊了很長時間，讓我尴尬的是他始終不穿上襯衣，天越來越冷，越來越冷。
我記得他第一次談話時說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說他們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還說他們（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為現在才發覺這所學校歸主業會而内疚。
你父母知道這裡由誰管嗎？他問我。
我母親去世了，我說，父親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個。
我也不在乎，我補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後再上大學。
你将來上大學想學什麼呢？他問。
我說，文學。
這時他告訴我他也寫東西。
真巧，我說，我也寫。
總之我們就談了這些。
這種聊天沒多大意義。
當然，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我們就這樣成了朋友。
我已經十八歲，他剛滿十七歲。
他從十五歲開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
有一次，我邀請他一起去騎馬。
父親在泰拉克斯卡拉有點兒地，還買了一匹馬。
他自稱是個不錯的騎手，我說這個星期天我要跟父親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願意可以跟我一同去。
那一帶農村太荒涼了。
父親蓋了一間泥草屋，那兒全部的東西就這個了，剩下的無非是灌木和泥土。
我們到那兒後他帶着一絲微笑環顧了周圍，仿佛在說，我知道這兒不會是一個迷人的牧場或者開闊的草原，可是這已經夠大了。
可我還是對父親的這塊地有些難為情。
另外，這裡沒有鞍子，鄰居們替我們養着馬。
父親出去牽馬時我們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陣。
我想談談我讀的書，我知道這些書他肯定沒讀過，可他幾乎不聽我說。
他邊走邊抽煙，四周的景緻差不多。
最後，我們聽到父親的小車鳴喇叭的聲音，接着那個替我們養馬的人來了，他沒有騎着而是牽着缰繩過來。
我們回到小屋時父親已經跟那人乘小車去辦事兒了，那匹馬系在那兒等着我們。
你先騎，我說。
不，他說（顯然，他的腦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來吧。
我不想再争，騎上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
我回來時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牆吸煙。
你騎得不錯，他說。
接着他起身向馬走去，說不習慣騎沒有上鞍子的馬背，可他一躍而起上了馬背，我給他指了指路，告訴他沿着那個方向過去有一條河，或者說那隻是一道幹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時候會溢滿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飛馳而去。
他騎得極好。
我本來就是個不錯的騎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說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
我覺得此刻他騎得比我好。
奔跑時不起一絲塵土是很難的，他緊緊貼着馬背飛奔，最後淡出視野。
我等待的時候數了數他扔到小屋外的煙蒂，弄得我也想學抽煙了。
幾個小時後，我們乘着父親的小車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後面，他說沒準我們這塊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
我記得父親把正在凝視路面的目光掉轉過來盯着他。
金字塔？沒錯，他說，這裡地下深層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
父親什麼也沒說。
我問他為什麼會起這樣的念頭。
他沒回答。
我們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終琢磨着他為什麼要提到金字塔。
我一個勁兒地想着金字塔。
我一直在想着父親的那片石頭地，很多年後，我跟他失去了聯系，每次回到那片貧瘠的土地，我都會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經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頂上策馬飛奔而過，想像他獨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兒吸煙的樣子。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薩爾談戀愛，塞薩爾·阿裡亞加，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托雷·德·雷克托裡亞的詩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紹我認識了塞薩爾。
我在這個班上又認識了瑪麗亞·芬特和拉斐爾·巴裡奧斯。
我還在這裡認識了烏裡塞斯·利馬。
當時他不叫烏裡塞斯·利馬，或許我不知道，可能當時已經叫這個名字了，但我們仍然叫他真名阿爾弗雷多或者别的什麼，我也認識了塞薩爾，我們一見鐘情，或者我們自以為一見鐘情，我們兩個都給烏裡塞斯·利馬的雜志寫詩。
這是1973年底，我說不上精确時間。
那段時間雨水特别多，我記得，因為我們經常淋得濕濕的去約會。
後來我們利用瑪麗亞父親工作的建築事務所出了雜志《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這個名字太棒了。
那些午後的時光真是太美妙了，我們經常一起喝酒，我們中總有人會帶三明治來，不是索菲娅、瑪麗亞就是我。
男孩從不帶什麼來，就算真帶了，剛開始還真有人帶，帶東西的男孩們，比較有禮貌的男孩，後來都退出了雜志，或者至少不再參加聚會。
後來潘喬·羅德裡格斯來了，然後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這麼看的，但我一直還為雜志工作，總之我還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為塞薩爾是他們的一員，同時還因為我喜歡瑪麗亞和索菲娅（我跟安格麗卡一直未能成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為我想發表自己的詩，第一期上我一首詩都沒有發，本來有一首叫《莉莉絲》的詩可以在第二期上發，可不知道怎麼回事最終還是沒有發出來。
塞薩爾在《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上發了首叫《勞拉和塞薩爾》的詩，寫得很甜膩，但烏裡塞斯把詩名改了（或者說服塞薩爾改的），最後叫《勞拉&塞薩爾》。
烏裡塞斯·利馬就喜歡幹這種事。
總之，我先認識塞薩爾的，勞拉“&”塞薩爾就開始約會或者什麼的了。
可憐的塞薩爾。
他長着一頭閃亮的栗色頭發，個子很高。
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卻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義上的性經驗就是跟他發生的。
或許那其實是我青春期的最後一次性經驗。
現在想來，也許是倒數第二次。
我們經常去看電影，也看過幾場戲。
那時我又選修了舞蹈學院的課，有時塞薩爾跟我一起去上課。
别的時間我們都用來長談，談論我們讀的書，在一起什麼也不幹。
這樣過了幾個月，三四個月，甚至九個月，然後，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
我記得很清楚，是我告訴他結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為什麼。
我還記得塞薩爾的表現還不錯，他說我是對的，他當時就讀醫學院二年級，我剛上大學，專業是文學。
那天下午我沒有去上課，我去了瑪麗亞家，我得找個朋友聊聊，我是說需要面對面去聊，不是在電話裡，我到科裡馬區後向瑪麗亞家走去，大門敞開着，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她家大門平時總關着，瑪麗亞的母親在這點上有些偏執，我走進去，按了門鈴，門打開了，一個從沒見過的家夥問我找誰。
此人就是阿圖羅·貝拉諾。
當時他二十一歲，人很瘦，頭發挺長，戴着眼鏡，那副眼鏡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沒有那麼差，隻不過稍微有些近視，但那副眼鏡還是很吓人的。
我們隻是簡單寒暄了幾句。
他跟瑪麗亞和一個叫阿尼瓦爾的詩人在一起，此人當時對瑪麗亞迷戀得快瘋了，我到的時候他們正準備出門。
當天我又見了他一次。
我跟瑪麗亞說了一個下午的話，我想，後來我們又進城買了條圍巾，然後繼續聊（起先還聊塞薩爾“&”勞拉，後來就無所不談了），接着我們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諾，瑪麗亞約好在那裡跟阿尼瓦爾見面。
九點左右，阿圖羅來了。
這次他帶來一個十七歲的智利人，名叫費裡佩·穆勒，說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個金發高個男孩，幾乎從不說話，無論去哪兒都跟着阿圖羅。
當然，他們跟我們坐一桌。
陸續又來了些其他詩人，年紀都比阿圖羅稍大些，沒有一個本能現實主義者，因為這時本能現實主義還沒有誕生出來，像阿尼瓦爾這樣的幾位詩人早在阿圖羅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來從他十七歲時就已經認識他。
他們多半為記者和政府官員，屬于那種從來沒有出過城區或者城裡某些社區的可悲之人，活動範圍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遠到雷福馬大街，還有《國家報》的職員、《至上報》的校讀員、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員，他們下班後會來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們的觸須或者小小的綠色名片。
盡管我說他們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們笑得開心極了。
我們的笑聲簡直就沒有停過。
後來我們又步行到公共汽車站，有瑪麗亞、阿尼瓦爾、費裡佩·穆勒、貢薩洛·穆勒（費裡佩的哥哥，很快就要離開墨西哥了）、阿圖羅和我。
不知為什麼，我們開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記了塞薩爾，瑪麗亞仰望着星星，它們像三維投影般奇妙地出現在墨西哥城的天空，連我們正在行走的道路都顯得那麼優美，我們的行進出奇地慢，好像既前進着又後退着，推遲着必然抵達汽車站的那一刻的到來，我們所有的人一邊走一邊仰望天空（瑪麗亞在數星星）。
很久之後，阿圖羅才對我說，他沒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韋薩爾萊斯、盧瑟納或者倫德雷斯街上狹窄的頂樓房裡透出的燈火，還說刹那間，覺得沒什麼比跟我待在這樣一間屋裡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從布卡雷利大街某個小攤上買來的酸奶。
不過他當時沒有告訴我（那樣的話我會認為他瘋了）這些。
他隻是說喜歡讀我的幾首詩，還說兩個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歡，然後向我要了電話号碼。
我給了他電話号碼，第二天他就打給我了。
我們見了一面，但不是在城裡，我告訴他我離不開現在住的特拉爾潘，我還得學習，他說沒問題，我來找你，那樣我也可以看看特拉爾潘，我說這兒沒什麼可看的。
你要先搭地鐵，然後再乘巴士，然後再換一輛巴士，不知為什麼當時我覺得他肯定會迷路，我就說你在地鐵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時發現他坐在裝水果的柳條箱上，靠着一棵樹，其實這是那兒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
你真幸運，我說。
是啊，他說，我向來都挺幸運。
那天下午他跟我講了很多有關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為他想說還是我問他了，他說的大部分都淩亂無序，他還提到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他遊曆過整個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過每個太平洋沿岸國家。
那是我們第一次接吻，後來我們相處了幾個月，然後就住在一起，接下來就發生了該發生的，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分手了，我回去跟母親住在一起，開始學生物學（我希望有朝一日成為出色的生物學家，特别是生物遺傳學方面），後來阿圖羅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恰在這時本能現實主義誕生了。
剛開始大家都覺得這簡直是開玩笑，後來發現不是。
覺得不是玩笑時，我們當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現實主義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為這個主張太瘋狂，反而顯得貌似有幾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誼，為了不至于失去這個完整的朋友圈，但說句心裡話，沒有人把它太當回事。
内心深處并不特别在乎。
這時我在大學陸續結識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圖羅和他的朋友們的機會越來越少。
我想，惟一打電話聯系或者偶爾一起出去的就是瑪麗亞了，但是跟瑪麗亞的友情也開始冷卻。
不過，我總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圖羅的動向，我想：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兒，他怎麼居然會相信這種垃圾呢。
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發起的這場運動純粹是向我傳達某種信息。
他用這種方式說别離開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
後來，我意識到他是個骨子裡很陰險的家夥。
欺騙自己是一回事，騙别人就另當别論了。
說穿了，本能現實主義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書，像一隻笨鳥在月光下瘋狂的跳躍，本質上既廉價又毫無意義。
但我不是有意要這樣說。
法比奧·埃内斯托·洛西亞科默，《火花》雜志編輯部，獨立與路易斯莫亞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來到墨西哥的。
這時我已經漫遊過其他幾個拉美國家，隻能勉強糊口。
那年我二十四歲，開始時來運轉。
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這樣，我隻能這樣來解釋了。
我在巴拿馬頹廢混日時發現自己居然獲得美洲之屋[CasadelasAméricas，古巴著名藝術機構與同名雜志。
時常舉辦各種研讨會及文學獎帶動文學創作風氣，成為當時拉美文化的重鎮及主要傳媒，最積極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薩爾、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及秘魯的略薩。
]詩歌獎了。
我欣喜若狂。
我身無分文，這筆獎金送了我一張去墨西哥的機票，讓我有飯可吃。
不過，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沒有參加美洲之屋詩歌獎競賽。
我對天發誓這是真的。
前一年我給他們寄去一本書而他們當時對這本書根本不屑一提。
今年，總算走出低潮，我聽到自己獲獎了，而且還有獎金。
我乍聽到這個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覺。
說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經常挨餓的人會有這種反應。
我又想可能是另一個洛西亞科默，如果是那樣的話，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個阿根廷的洛西亞科默，另一個二十四歲的洛西亞科默，另一個洛西亞科默寫出一本跟我的書同名的詩集。
在拉丁美洲，發生了這樣的事，完全沒有必要自尋煩惱去撰造一個合乎邏輯的答案，特别是如果這樣的答案不存在的話。
幸運的是我真的獲了這個獎，這就夠了。
後來美洲之屋的人告訴我去年那本書放錯地方了，事情就是這樣。
這樣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頓下來，過了陣子，我接到這孩子的一個電話，說想采訪我什麼的，我想他說的是采訪。
我當然說同意。
說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獨和落寞。
在墨西哥，我一個年輕詩人都不認識，采訪或者不管什麼吧，這個主意簡直讓人欣喜若狂。
我們當天就見了面，我到達約定地方時發現來了不止一個詩人，有四個詩人在等着我，他們想搞的不是一場采訪，而是一場讨論，一場三方對話，内容打算發表在墨西哥一家頂級刊物上。
參加者包括一個墨西哥人（他們中的一位）、一個智利人（也是他們中的一位），一個阿根廷人，就是我。
另外兩個随行而來的隻是在那裡聽着。
主題是拉丁美洲新詩現狀。
這個話題倒是很精彩。
我說太好了，随時奉陪，我們找到一家還算安靜些的咖啡店開始聊起來。
他們帶來的一台錄音機已經處于工作狀态，可是在最緊要關頭，機子忽然發生故障，然後又從頭重來。
這次持續了半個鐘頭，我喝了兩杯咖啡，都是他們付的錢。
顯然，這種事他們還不娴熟：我是說錄音機，我是說當着錄音機談論詩歌，我是說組織他們的思想然後清楚地表達出來。
總之，我們試了好幾次，還是不行。
我們決定，索性不如每個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麼寫下來，然後把寫下的東西彙總在一起。
最後，變成了我和那個智利人的讨論。
我不知道那個墨西哥人怎麼了。
我們把下午的時間全都用來散步了。
我覺得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們給我買的咖啡的緣故，我覺得他們有點怪，好像既在那裡，同時又不在那裡，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好，他們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輕詩人，也許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似乎顯得怪怪的，可是前幾個月，我見到過一些秘魯年輕詩人、古巴年輕詩人，以及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年輕詩人，都沒有這種感覺。
我很熟悉年輕詩人，确實有所不同，某些東西很讓人懷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誼，強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詩人聚會場合永遠彌漫着的那種坦率。
那天下午的某個時候，我記得簡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開始說起自己的那本書和我自己的詩，我不知道為什麼說起那首叫《丹尼爾·科恩–本迪特》的詩，那首詩跟我這次獲獎詩集中的其他詩作相比不好也不壞，但最終還是沒有收進書裡，我們可能還談了詩的長度、頁數，因為那兩位（那個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寫的詩都特别長，至少他們是這樣說的，我還沒有讀過呢，我想他們甚至都有一套長詩理論，稱之為詩長篇，我想這大概是法國詩人想出來的東西，但記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們說起了那首《丹尼爾·科恩–本迪特》，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說起這個來，其中一個問我為什麼不收進書裡，我說其實是美洲之屋的人決定把它拿掉，那個墨西哥人說，可是他們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嗎，我告訴他們，沒有，他們沒有征得我的同意。
那個墨西哥人說他們拿掉了一首詩居然沒有讓你知道？我說是啊，實情我無法了解。
智利人問他們為什麼要拿掉？我說美洲之屋的人告訴我，那個科恩–本迪特正好發表過一些反對古巴革命的言論。
那個智利人說這是惟一的理由嗎？我像個混球似的告訴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詩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們給我喝了什麼讓我這樣說？）篇幅特别長，但并不怎麼好，那個墨西哥人說這些雜種，但他卻講得很溫柔，他真的說得很溫柔，一點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這夥人肢解我的書之前古巴人經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處已經不在乎那些蔑視我或者我們在哈瓦那的同志們。
文學并不天真爛漫。
我從十五歲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了。
我記得當時就想過這個，但我忘了是否把這個想法講出來，如果講過，當時的情景也忘了。
後來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經不是我們五個而是三個了，那個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兩個墨西哥人走到煉獄的大門口時消失了）變成了在地獄邊緣的徜徉。
我們三個人都不說話，好像被打成了啞巴，但身體仍在戰鬥，仿佛某種力量推着我們穿過那片陌生的土地，讓我們手舞足蹈，那是一種默默無語、心領神會的散步，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接着我出現了幻覺，那天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穿過的那個停車場面向一片湖泊，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變成一條河流，穿過一個公墓，所有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綠色，而且悄無聲息。
這時我想起兩種可能性必居其一：要麼我可能瘋了，這種可能性極大，因為我的頭腦向來是很清楚的，要麼這些家夥讓我吸了毒。
後來，我說别走了，歇會兒吧，我感覺不舒服，需要休息，他們說了什麼我沒有聽清楚，我隻看見他們靠過來，我慢慢有了知覺，感覺自己在四處張望，想找個什麼人，目擊者什麼的，可是看不到一個人，我們來到一片森林中，我記得我說這是什麼森林啊，他們說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後帶我走到一把條椅那兒，我們坐了片刻，其中一個問我哪兒疼（疼，這個詞太對了，太貼切了），我本想告訴他們我全身到處都疼，整個人都在疼，可我卻說也許問題出在我還不習慣這個高度，高度跟我過不去，讓我看見了某些東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拉馬·多拉達咖啡店，科約阿坎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說過：馬裡内蒂和特薩拉的門徒們寫的那些喧嚣、憤怒、做作的詩不過是在簡單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戰，永遠不會超過兒童娛樂的水準。
蒙西說的是尖銳派詩人，這個評價用在本能現實主義者身上同樣合适。
沒有人理睬他們，他們動辄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别人。
1975年12月聖誕節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馬·多拉達咖啡店撞上幾個他們的人。
店老闆内斯托爾·佩思克裡亞堅決支持我：這太令人掃興了。
負責的那個叫烏裡塞斯·利馬，另外一個家夥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蘇馬或者庫奧特莫克，還有一個叫盧西歐斯·思肯。
我正好也坐在這個位置，等阿爾韋托·莫爾和他的姐姐，這三個瘋子忽然圍住我，每邊坐了一個，他們說，路易斯，咱們談談詩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詩歌的前景，嘴裡全是諸如此類的話。
我這個人不喜歡粗暴，當然馬上緊張起來。
我開始琢磨：他們到底想幹嗎？他們怎麼找到我的？他們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裡？不得不說，這個國家本身就毫無風度，墨西哥文學同樣沒有風度，這點也不得不承認。
不過，我們還是談了二十分鐘（我從來沒有為阿爾韋托和他那勢利姐姐的遲到如此惱火過），最後，我們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取得了一緻意見。
歸根結底，百分之九十的時間，我們在憎恨着同樣的事情。
當然，我向來支持帕斯在文學界的地位。
當然，他們欣賞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
謝天謝地。
我是說，這還算小惡，如果他們宣稱是農民詩人的弟子，或者可憐的羅薩裡奧·卡斯特拉諾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薩維内斯的門徒（在我看來，有一個海梅就夠了），情況會更糟糕。
阿爾韋托終于來了，我還活着，之前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争執，有些話很不中聽，這樣的舉止在拉馬·多拉達這種地方顯得很不得體，内斯托爾先生會給我撐腰，但頂多如此。
阿爾韋托來時我想我已經控制了局面。
可是，後來朱麗亞·莫爾又忽然到了，問他們是什麼人，晚上有何安排。
那個叫盧西歐斯·思肯的馬上說沒事可幹，還說，如果她有什麼想法的話不妨說說，幹什麼他都願意奉陪。
朱麗亞全然不顧弟弟和我給她使眼色，說我們可以上普雷亞波去跳舞，那是一個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瑪亞10号小區或者泰皮托，我隻去過那麼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勁忘掉它，我和阿爾韋托都不能逆着朱麗亞，隻好出去上了阿爾韋托的車，烏裡塞斯·利馬、阿爾韋托和我坐在前面，朱麗亞、盧西歐斯·思肯和那個叫庫奧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蘇馬的坐在後面。
說實話，我最怕這個了，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訴過我，他們在卡薩波爾達的聖波恩讓蒙西難堪過，但是因為蒙西答應跟他們喝咖啡，你可以說那是給他們捧個場，他也有一定的錯誤，人人都知道，本能現實主義者就像尖銳主義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對尖銳主義者的态度，其實他對後來發生的事不該抱怨叫屈，不過，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雖然我有時忍不住想問他，但是從來沒有問過，不想打探或者揭舊傷，再說，他跟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會面時的确碰到事兒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愛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現了各種假設和說法，總之，阿爾韋托的車像光一般飛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決于路況）朝普雷亞波開去的時候，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朱麗亞·莫爾跟兩個本能現實主義流浪漢在後面聊個不停。
我不想給你描述那家俱樂部。
我向上帝發誓，我們恐怕不會活着從那兒出來了。
我隻想透露一點，這裡室内裝飾和點綴其中的人種幾乎就是從李薩爾迪的《髒鳥》以及馬裡亞諾·阿蘇拉的《落水狗》、德爾·帕索的《何塞·特裡戈》這些“浪潮文學”中最壞的小說以及20世紀50年代最糟的色情電影（不止一個女人長得像托戈萊勒，我以為她在50年代沒有拍過電影，其實應該拍過）中直接抄襲來的。
我們就這樣進了普雷亞波夜總會，在靠近舞池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樂，朱麗亞跳恰恰或者波萊羅或者丹頌舞時，我和阿爾韋托開始聊起什麼（我發誓忘記内容了），一個服務員給我們上了一瓶龍舌蘭或者老鼠藥，我們一聲不響要了，可見我們煩悶的程度。
在比說出“差異”這個詞所需要的更短時間裡，我們忽然間就醉了，烏裡塞斯·利馬開始背誦起一首法語詩，我不知道為什麼背誦，但他的确是在背誦，我都沒有發覺他在講法語，也許是英語，我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理查德·布勞蒂甘的譯文，那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詩人，或許是約翰·吉奧諾的譯文，管他是誰，沒準是利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麼會是法語？我有點意外。
不錯的語調，流暢的發音，這首詩，不知怎麼聽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為我醉得越來越厲害，或者是無情的波萊羅音樂的緣故，我無法确定這是誰的作品。
我想到了克勞德，可是我們誰也無法想像利馬會背誦克洛岱爾的詩，能嗎？我又想到波德萊爾，想到了卡圖爾·芒戴斯（我曾給一所大學的刊物譯過他的詩歌片段），想到了奈瓦爾。
我得慚愧地承認，這些名字都曾湧進我的頭腦。
為了捍衛，我應該借着酒精的迷糊馬上說出來，我自問奈瓦爾與芒戴斯會有什麼共同之處，後來我又想到了馬拉美。
阿爾韋托也許在玩着同樣的遊戲，他說，這是波德萊爾的詩。
當然不是波德萊爾的詩。
我把這首詩寫出來。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這是誰的作品：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煙絲填塞着我的心： 它們往這顆心上噴射着濃汁，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這些士兵們嘲弄着 引發一陣哄笑， 我悲傷的心在船尾滿懷怨恨， 煙絲填塞着我的心！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他們的辱罵已使他們堕落！ 晚禱時分，他們在牆上塗鴉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喔，不可思議的大海， 捉住我的心，讓它得以贖罪！ 陽亢雕塑般的年輕士兵們 他們的辱罵已使他們堕落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該怎麼辦，喔失竊的心？ 這将是縱酒狂歡的軍号聲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傷的心堕落了： 當他們用盡他們的嚼煙 該怎麼辦，喔失竊的心？ 這是蘭波的詩。
很令人意外。
這個意外隻是相對而言。
真正讓人意外的是利馬居然用法語朗誦了它。
而且，我為自己沒有猜出是誰寫的略感惱火，因為我對蘭波的作品相當熟悉，不過，我也不想因此讓自己心煩意亂。
又一個共同點。
也許我們能活着走出那個地獄般的洞穴。
背誦完蘭波的詩後，烏裡塞斯·利馬講了一個蘭波和什麼戰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場戰争，戰争這種話題我不感興趣，但是其中有某種東西，某個共同的主題，把蘭波與那首詩、那場戰争聯系起來，我敢肯定那是一個很污穢的故事，然而，這時先是我的耳朵，然後是我的眼睛又見證了其他一些污穢的小故事（我發誓如果朱麗亞·莫爾再拖我去類似普雷亞波這種喧嚣的地方，我非殺了她不可）、支離破碎的場面，那些垂頭喪氣的浪蕩子與絕望的純潔女孩或者同樣絕望的年輕妓女們在光影反差強烈的急速旋轉中起舞，我得承認，這加劇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話。
這時什麼地方吵起架來。
我什麼也看不見，隻聽到有叫罵聲。
陰影中兩個流氓拽着一個滿臉是血的家夥。
我記得我對阿爾韋托說我們該離開了，否則情況可能會越來越糟，但阿爾韋托還在聽着利馬的故事不搭理我。
我記得我望着朱麗亞跟利馬的一個朋友跳舞，我記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萊羅，仿佛是一場夢幻，然而，那也許是整個晚上我第一次感覺好極了，事實上就是整個晚上第一次感覺那麼好。
後來，仿佛如夢初醒，我記得我對着舞伴的耳朵輕聲說，我們的舉動也許會冒犯别的舞者和觀衆。
忘了後來發生什麼了。
有人對我講了粗話。
我不知道，我準備要爬到一張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
可是，有人對我說了粗話，思肯做了一個動作，好像要推開我然後把臉轉向說話的那個人（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好像是女氣小夥或者男同性戀什麼的，我還不習慣這種語言，盡管我知道應該習慣），可我醉得一塌糊塗，渾身的肌肉都軟了，他不能放開我——他要放開了，我會癱在地上——他隻好在舞池中間回罵了一句。
我閉上眼睛，試圖不要讓自己看到這個局面。
思肯的肩膀發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剛從某個化工廠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來，後來我聽見他在說什麼，不是針對一個人而是好幾個人，至少兩個以上，那幾個人的聲音越來越大，後來我睜開眼睛，天哪，我看見那些人不是圍住我們兩個而是圍住我一個，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摟着他的腰，臉頰貼着他的肩膀，我看見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見了那些邪惡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殺手的凝視，後來，我在完全壓倒醉意的極度恐怖中站了起來，我多想就此消失掉。
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讓雷電擊死我，一句話，我希望自己壓根就沒有生出來。
簡直是奇恥大辱。
我羞愧得滿臉通紅，我想嘔吐，我掙脫思肯，幾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經成了無情嘲諷的對象，同時又成了攻擊的目标。
我欣慰的是嘲諷者同時也遭到了攻擊。
那感覺基本上就像在戰鬥（烏裡塞斯·利馬在說什麼戰鬥、什麼戰争來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懇求正義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現身送來一場洪水，一場偉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們兩派人都一掃而光，把我們所有的人一掃而光，結束這場荒謬和不公正。
可是，後來，我透過雙眼冰冷的湖波（這是個錯誤的比喻，因為普雷亞波裡面酷熱難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說法來描述我想哭的感覺，在“即将”哭出的關鍵時刻我的想法變了，我使勁克制着，隻能說一層變形的液體薄膜還在我的瞳孔中閃亮着），我看見了朱麗亞·莫爾的幻影，好像跟庫奧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蘇馬或者内特薩瓦爾科尤特爾或者不管叫什麼名字的人纏繞在一起，這個人跟思肯反擊鬧事的人，朱麗亞的胳膊摟着我的腰，問我這些婊子養的是不是向我動手了，然後把我從舞池中拉出來，離開那個令人厭惡的低級夜總會。
我們一走出去，朱麗亞就領着我向小車走去，我在大街中間哭起來了，朱麗亞扶我到後座上，我請求——不，是懇求——她跟我坐在一起。
我希望我們三個人一塊回去，不要管那幾個人了，讓他們與自己的惡魔同類在一起好了。
求求你了，朱麗亞，我說。
她說，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這個晚上全毀了，别動。
我記得後來我說道或者怒吼道：他們對我幹出的事兒比對蒙西惡劣多了。
朱麗亞問，他媽的他們對蒙西怎麼了（她還問我蒙西是什麼意思，她說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說：蒙西瓦伊斯，朱麗亞，蒙西瓦伊斯，那個散文家，她噢了一聲，似乎毫不吃驚，我的天，這個女人真堅強，我想，然後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後又大笑起來，或者哭起來，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爾韋托的車裡！——朱麗亞開始放聲大笑，這時另外幾個人都從夜總會裡走出來，我看見他們照在街燈光線裡的影子，我想我都幹了些什麼啊？我幹了些什麼？我羞愧得無地自容，癱倒在座位上，縮成一個球，假裝睡着了。
但我還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朱麗亞說着，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應答着。
他們的聲音顯得挺開心，毫無敵意。
接着阿爾韋托進了車子，說他媽的怎麼回事，怎麼這麼臭，我睜開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鏡裡的雙眼，我說對不起，阿爾韋托，不是故意的，我實在太惡心了。
這時朱麗亞坐到乘客座上說，天哪，阿爾韋托，打開窗戶，臭死了。
我說别介意，朱麗亞，沒必要那麼誇張。
朱麗亞說：路易斯，這味道簡直就像你死了一個星期似的，我笑了，聲音不太大，但我已經感覺好起來。
到了大街盡頭，在普雷亞波的燈箱招牌下，幾個人影在遊蕩，但不是沖我們的車而來，這時朱麗亞搖下車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蘇馬或者庫奧特莫克，但卻沒有吻烏裡塞斯·利馬，他跟車保持着一段距離，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腦袋栽進窗戶說，怎麼樣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願回答，隻是做了個動作仿佛在說很好，我很好，接着阿爾韋托發動起那輛道奇車，車窗全都放下，我們離開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區。
阿爾韋托·莫爾，皮塔戈拉斯大街，納瓦特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4月。
在某種意義上，路易斯說的沒錯。
我姐姐完全是個瘋子，沒錯，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歲，比我大一歲，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
她馬上就要從醫學院畢業了，她想做個兒科專家。
她可不是什麼天真無邪的女孩。
我們從一開始就有必要清楚這點。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開車的速度并沒有像閃電一般。
那天我開的那輛藍色道奇是我媽媽的，隻要開上那輛車，我總是小心翼翼。
嘔吐的事完全可以諒解。
第三，普雷亞波在泰皮托，後者相當于一個戰區，一個三不管地帶或者鐵幕的背面。
最後，舞池裡幾乎打起來，可我什麼也沒看見，因為我坐在桌邊跟烏裡塞斯·利馬聊天。
據我所知，瑪亞10号小區沒有夜總會，我姐姐可以作證。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我沒有提到波德萊爾。
我想，是路易斯說到波德萊爾、卡圖爾·芒戴斯甚至雨果的。
我什麼也沒說。
我覺得聽着像蘭波的詩，但我什麼也沒說。
相信你聽明白了。
另外，本能現實主義者的行為沒有我們擔憂的那麼可怕。
我以前沒見過他們，隻是聽說而已。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個隻有一百四十萬人的小鎮。
他們給我的印象還是比較正面的。
那個叫盧西歐斯·思肯的老想調戲我姐姐，可憐的傻瓜。
另外那個家夥，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不是庫奧特莫克）也使出渾身解數。
那天晚上的某個時候，他們甚至以為奪得了些許地盤。
此景堪哀，但也不無甜蜜之處。
至于烏裡塞斯·利馬，他給人的印象總是很高傲，他的法語也講得不錯。
他還講了個很精彩的故事，跟蘭波的那首詩有關。
他說《失竊的心》是一首自白詩，描寫了蘭波從查爾維爾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經曆。
蘭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們先是嘲笑詩人，然後就要過來對他動粗。
坦率地說，這是一個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過還不止于此。
據利馬說，那幾個士兵或者至少他們的頭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蓋”裡的“下士”，是法國侵略墨西哥的老兵。
當然，我和路易斯都沒有追問他這麼說證據何在。
但我對這個故事頗感興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興趣的是我們身邊發生或者沒有發生什麼），想多了解一些。
後來，利馬告訴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縱隊，本來駐紮在索諾拉的聖特雷薩，沒有再發回戰報失去了聯系，因此為在墨西哥東北部執行任務的部隊提供後勤保障的物資集散中心指揮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聖特雷薩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隊。
這支小分隊由勞倫特上尉、羅瓦切中尉和岡薩雷斯指揮，後者是墨西哥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據利馬說，次日行軍途中，這支小分隊來到聖特雷薩附近一個叫維拉維西奧薩的小鎮，但始終沒有與李布雷奇的縱隊取得聯系。
除了羅瓦切中尉和在這次行動中死掉的三個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鎮上惟一的小客棧吃飯時悉數被捕，其中有一個人就是後來的“下士”，當時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新兵。
那幾個囚犯被麻繩捆着帶到維拉維西奧薩鎮的軍隊指揮官和鎮裡的一群頭面人物前。
這個指揮官是個混血兒，同時對英諾森西奧和埃爾洛克負責。
這些頭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紀的農民，大多數都光着腳丫子，他們盯着這些法國人審視了會兒，然後就躲到一個角落商量該怎麼辦。
半個小時後，明顯對立的兩派經過艱難的讨價還價，他們把這幾個法國人帶到一個帶頂的畜棚裡，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們就來強奸和折磨他們。
午夜時分，他們割了勞倫特上尉的喉嚨。
岡薩雷斯中尉和兩個中士、七個士兵被帶到大街上，幾個騎着這些士兵帶來的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們。
黎明時分，那個未來的“下士”和另外兩個士兵設法掙脫鐐铐，在墨西哥境内四處逃竄。
沒有人在後面追他們，但最終隻有那個未來的“下士”活了下來把這段故事說了出來。
他在沙漠遊曆了兩個星期後來到埃爾塔約。
他喬裝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後随巴薩伊内（或者當時指揮這幫法國兵的什麼人）的部隊回到法國，他們從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滅。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聖波恩附近的馬德羅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不存在什麼伏擊，沒有什麼暴力事件，沒有這種東西。
兩個年輕人可能還不到二十三歲，都留着極長的頭發，比其他任何詩人的頭發都長（我可以以每個人頭發的長度為證），他們決不承認帕斯有任何優點，洋溢着充滿孩子氣的固執，不喜歡就是因為不喜歡，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點。
有時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們讓我聯想到何塞·奧古斯丁[何塞·奧古斯丁（JoséAgustín，1944—?），墨西哥小說家。
最著名的作品為《檔案視野》（DePer.l），以快速詳細的方式描述一個人三天的生活，被認為與喬伊斯的《年輕藝術家的肖像》風格類似。
]，想到古斯塔沃·薩因斯[古斯塔沃·薩因斯（GustavoSainz，1940—?），墨西哥小說家。
著名作品有：《錯誤》（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環時光》（Obsesivosdíascirculares）、《鐵制宮殿裡的公主》（LaprincesadelPalaciodeHierro）。
]，但絕沒有那兩位傑出小說家的橫溢才華，事實上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錢付我們喝的咖啡（還得我來付），言之無物，沒有原創的思想。
不過是兩個迷茫的靈魂，兩隻空空蕩蕩的容器而已。
至于我自己，我想不僅僅是慷慨（咖啡不論）了。
有時我甚至建議烏裡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個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應該寫一篇我們一直讨論的帕斯作品的書評。
如果真寫得不錯，我對他說，特别強調了不錯這個詞，我會發表的。
他說好吧，他會寫的，他會把文章帶到我家裡。
我說你别帶到家裡了，我母親見了你說不定會給吓着的。
我不過是開個玩笑。
可是他們卻滿臉嚴肅地（不帶一點微笑）接受了，說會通過郵件寄來。
我一直還在等着呢。
2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噢，塞薩雷亞·蒂納赫羅，我說，你們在哪兒聽說她的，小夥子們？其中一個說他們想寫一篇關于尖銳主義者的文章，他們走訪過吉爾曼、阿克萊斯和馬普萊斯·阿爾塞，讀遍那個時期所有的雜志和書籍，他們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價值，甚至連不快的記憶都算不上的空名中，發現了塞薩雷亞的名字。
真的嗎？我問。
他們望着我笑了，兩個人同時笑了，這兩個淘氣家夥，好像有一種内在的心靈感應，如果這樣說有意義的話。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很古怪，他們說，她好像是個獨一無二的女人，很多文獻都提到她，全都說她是個優秀的詩人。
一個優秀的女詩人？我說，你們在哪兒讀過她的作品？我們沒有讀過她寫的任何東西，他們說，任何書刊都不曾發表過，這反而激起了我們的興趣。
怎麼讓你們感興趣的，小夥子們？來說一下你們的感想。
大家都在稱贊她或是诋毀她，可是卻沒有任何人出版過她的作品。
那個智利人說，我們讀過岡薩雷斯·佩德雷諾的雜志《人類的運作》、馬普萊斯·阿爾塞的先鋒派作品目錄還有薩爾瓦多·薩拉薩爾的雜志，除了馬普萊斯的目錄，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書刊上出現過。
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魯維奧和阿達爾韋托·埃斯科瓦爾都在各自的訪談中提到過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詞。
起初我們以為她是個尖銳主義者，一個追随者，那個墨西哥人說，可是馬普萊斯·阿爾塞告訴我們，塞薩雷亞從來不曾參加過他發起的那個運動，不過馬普萊斯的記憶或許有誤，那個智利人補充了一句。
我們不相信這種說法，那個墨西哥人說。
馬普萊斯記得塞薩雷亞不是尖銳主義者，記得她是個詩人，智利人說。
誇誇其談的小夥子。
誇誇其談的年輕人。
兩個人還挺心有靈犀的。
一陣寒戰襲遍我的全身。
可是在他豐富的藏書裡找不出一首塞薩雷亞寫的詩支持他的說法，那個墨西哥人說。
一言以蔽之，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我們四處打聽，我們訪談過李斯特·阿蘇比德、阿克萊斯·貝拉、埃爾南德斯·米羅，結果都差不多，誰都對她有點印象，那個智利人說，可誰也沒有她寫的任何東西可供我們拿來研究。
小夥子們，你們的研究具體是什麼？接着，我舉起手，趁他們回答之前又給灌了些梅斯卡爾龍舌蘭酒，然後在手扶椅邊坐下，我敢說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鋒刃上。
佩爾拉·阿維萊斯，列奧納多·達·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那時我沒有多少朋友，可我認識他時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想談談1970年代，那時我們倆都在波爾維尼爾上學。
其實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這說明記憶都是相對的，就像某種語言，我們以為對它很熟悉，其實未必，記憶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長或者縮短。
我經常告訴他這個道理，可他從不聽。
有一次我跟他上家裡去，那時他還住在學校附近，我碰見了他妹妹。
家裡沒有别人，隻有他妹妹，我們聊了很長時間。
很快他們就搬到那不勒斯區，後來他就永遠辍學了。
我常對他講：你不是想上大學嗎？你難道想自動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嗎？他大笑着對我說，在大學裡學到的跟在高中學到的肯定一樣，那就是什麼都學不到。
可是你這輩子總有個打算吧？我問，你想幹什麼工作？他說不知道，也不關心。
一天下午，我去家裡看他，問他是不是在吸毒。
沒有，他說。
從來沒有？我問。
他說，吸過大麻煙，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沒吸别的？沒有，他說，接着又笑起來。
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
其實我喜歡看他笑。
那時他碰到一個著名的電影和戲劇導演。
他的智利同胞。
有時他跟我聊起此人，說如何在劇院門口接近他，當時劇院正上映這個導演的一部戲，這部戲寫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哲學家，是用這位哲學家的作品大緻改編而來，此劇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當時墨西哥還很封閉，軒然大波跟戲的内容無關，而是因為演到中途時幾乎所有演員全裸出場。
我當時還在波爾維尼爾上學，身處主業會惡臭的包圍中，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和閱讀上了（我老覺得自己讀書不多），我惟一的娛樂，我覺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
我經常在固定時間去見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厭或者顯得礙手礙腳。
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兩三個小時，談論的基本上都是文學，他也給我講些跟那位導演交往的傳奇故事，語氣顯然很欽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歡戲劇，但他酷愛電影，其實，現在想來，當時他讀的東西并不多，談論書的主要是我，我真還讀了不少東西，文學、哲學、政論文都看，可他未必讀那麼多書，他經常去看電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頻繁，真的，還經常去導演家。
有一次，我告訴他應該多讀點書，他說已經把一切自己覺得重要的著作都讀過了。
太狂妄了！他有時就喜歡這樣說，有時他就像個被寵壞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諒他，無論他做了什麼，我似乎都覺得很好。
有一天，他告訴我跟導演吵了一架。
我問為什麼，他不想說。
或許他說了，跟文學觀點的分歧有關，就這麼回事。
我設法從他那裡套出，導演說聶魯達是狗屎，還說尼卡諾爾·帕拉[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Parra，1914—??），智利詩人。
1954年出版詩集《詩歌與反詩歌》，提出“反詩歌”主張，反對以往拉丁美洲詩歌中的陳舊觀念，摒棄超現實主義的裝腔作勢，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語與民間詩歌的語言，被認為是當代西班牙語詩歌史上的重大事件。
]是西班牙語世界最偉大的詩人。
諸如此類的東西吧。
當然我不相信兩個人會為這種無關緊要的事兒吵架。
我們國家，他說，人們經常為這種事情吵架。
噢，我說，墨西哥人經常無緣無故地互相殘殺，但受過教育的人顯然不會這麼幹。
當時我對文化教養的認識多麼理想化啊。
過了段時間，我去拜訪那個導演，胳膊下夾本恩佩多克萊斯的小書。
他妻子帶我進去，導演本人很快就來到客廳，我們聊起來。
他上來就問我從哪兒得到地址的。
我說朋友給的。
噢，是他，導演說，馬上就打聽起他怎麼樣，在幹什麼，為什麼再沒有上家裡來了。
我把閃進腦子的第一個答案告訴了他，然後開始談起别的事。
從那之後，我就有兩個人可以拜訪了，導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發現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覺開闊起來，我的生活逐漸變得豐富多彩起來。
那些日子很開心。
可是，一天下午，導演再次問過我朋友的情況之後，說出了他們之間争吵的真相。
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說的完全不同。
那場争吵跟聶魯達和帕拉，以及他們可敬的詩歌觀點的正确性有關，但這種說法又出現了新的信息，導演說（我知道他說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來，我朋友在絕望地捍衛聶魯達時說不出話來，竟然哭了。
就在這裡，在導演的客廳裡，像個十歲的孩子般毫不掩飾，可他已經十七歲了。
導演說，隻有他們兩個人時的那場眼淚讓我的朋友疏遠了導演，因為他大概為自己對這種無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應而感到羞愧吧（據導演說）。
告訴他來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時候導演對我這樣說。
後來，我花了兩天琢磨導演說過的話，琢磨我朋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幹嗎不把整個過程都說給我聽。
我去看他，發現他躺在床上。
他感冒了，在讀一本關于聖殿騎士的書，哥特教堂之謎那一類的東西，我實在不明白他為什麼會讀這種垃圾，但說實話，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為他讀這種書感到驚訝了，有時是驚悚作品，有時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讀這些書卻從不試圖勸服我也去讀，所以，隻要我讀了一本好書，都會馬上轉交給他，有時我得等上整整幾個星期，讓他讀完那本書，這樣我們才能讨論。
他躺在床上讀着那本書，我一踏進他的房間就開始哆嗦起來。
我們聊了會兒，聊了什麼我已經忘了。
也許我們默默地待了會兒，我坐在他的床腳，他捧着那本書，兩個人不時地偷偷看一眼對方，聽着電梯發出的聲音，那感覺好像待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或者在夜晚的鄉村迷了路，就那樣聽着馬鳴的聲音。
我真想就那樣坐上半天，後半輩子都那樣坐着。
但我還是說話了。
我告訴他最近去導演家了，我轉告了導演的話，說他應該去看看導演，導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說：那就讓他坐那兒等着吧，我再也不會回去了。
後來他又捧起那本書來讀。
我争辯說單憑聶魯達的詩好說明不了帕拉的詩就不好。
他的回答讓我吃了一驚。
他說，我才不在乎聶魯達或者帕拉的詩好不好呢。
那為什麼發生那麼嚴重的争執，為什麼争吵呢？我還設法探問，但他不肯回答。
接着我犯了一個錯誤。
我靠過去一點，坐在他身邊，我從自己口袋裡取出一本書，那是一本詩集，我給他讀了幾行。
他默默地聽着。
這首詩寫的是水仙花和一片無邊無際、住着雌雄同體人的森林。
我讀完了，他什麼也不說。
你覺得怎麼樣？我問。
不知道，他說，你覺得怎麼樣呢？我告訴他，我認為詩人都是雌雄同體，他們隻有彼此理解。
詩人們，我說。
我本來想說：我們詩人們。
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臉上的肉都被剝掉了，隻剩下個骷髅頭，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說：别傻了，佩爾拉。
來了這麼一句。
我立刻臉色慘白，渾身開始顫抖，隻想設法挪開點，我試圖站起來，可是卻沒能辦到，他自始至終坐在那裡沒有動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膚、肌肉、脂肪和血液全從我的臉上溜掉了，隻剩下黃黃的或白白的骨頭。
我一下子都不會說話了。
後來說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
我站起來，說了聲再見，然後就走了。
他甚至都沒有把頭從書本上擡起來。
我穿過空蕩蕩的客廳和過道時，我想我再也不會見他了。
不久，我上了大學，我的生活發生了九十度的轉折。
多年以後，純屬偶然，我碰見了他妹妹，正在文學系散發托洛茨基分子的宣傳資料。
我從她那兒買了本小冊子，後來我們去喝咖啡。
我已經不再去見導演了，那時我即将要拿到學位，并且持續寫着基本上沒人讀的詩。
我自然問了他的情況。
妹妹把他最近的經曆詳細給我講了一番，他遍遊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國，經曆了一場政變的考驗。
我自己所能說的隻有一句話：太倒黴了。
是啊，他妹妹說，他打算在那裡定居生活，沒去幾個星期，軍方就發動了一場政變，真是倒黴透了。
我們一時不知還聊些什麼好。
我想像他在一個潔白的空間迷失了方向，在一個變得越來越肮髒和污穢的處女地迷失了方向，盡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連我記憶中的那張臉也扭曲了，我們說話的時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謬的體力測試，令人恐懼、毫無意義的成人禮，以及我曾經對他的期許顯得如此遙遠，甚至連他妹妹談論拉美革命及其帶來的失敗、勝利、死亡時的聲音聽着都有些陌生，我連一秒鐘都坐不下去了，我說我要去上課，改日再見。
我記得有那麼兩三個晚上，我夢見他了。
在我的夢中，他顯得很瘦削，簡直是皮包骨頭，他坐在一棵樹下，頭發很長，衣服皺皺巴巴的，鞋子也爛了，都站不起來走路了。
盧西歐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頂樓房間，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阿圖羅·貝拉諾從來就不喜歡我。
烏裡塞斯·利馬倒是喜歡我。
一個人能感覺得出這種東西來。
瑪麗亞·芬特喜歡我。
安格麗卡·芬特不喜歡。
這無所謂。
羅德裡格斯兄弟喜歡我：潘喬和莫克特蘇馬，還有小諾伯托。
有時他們也會批評我，有時潘喬說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覺時），但我知道，他們仍然關心着我。
阿圖羅·貝拉諾則不然。
他不喜歡我。
哦，我總覺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的問題。
二十歲之前，在阿圖羅去智利說是參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圖羅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們說是情人，後來我蹬了他。
其實我跟埃内斯托隻睡過那麼幾次，所以，如果别人無緣無故地生氣，怎麼能說過錯在我呢？我也跟瑪麗亞·芬特睡過覺，阿圖羅·貝拉諾對此有意見。
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亞波夜總會跟路易斯·羅薩多睡了，貝拉諾準會把我從這個社團踢出去。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哪兒做錯了。
貝拉諾聽說普雷亞波夜總會發生的事兒後說，我們不是惡棍和皮條客，而我不過是表達了自己的情感而已。
我辯解時隻好結結巴巴地（斷斷續續，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說我是個天生的怪物。
可是貝拉諾聽不懂這個玩笑。
在他看來，我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錯的。
不過當天根本不是我請路易斯·羅薩多跳的舞。
那是路易斯無所事事主動找上我的。
應該說我喜歡路易斯·羅薩多，但誰也沒法跟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東解釋。
阿圖羅·貝拉諾全怪我不好。
這挺好玩，因為隻要我在他身邊，我總想把事情做好了。
可是從來就沒幹妥當過。
我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家。
能搜到什麼我就吃什麼。
有一回我從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
那個導演，那個叫雨果·古鐵雷斯·維加的惡心鬼說一定是本能現實主義的人幹的。
不可能，貝拉諾說。
他可能臉都紅了，他覺得太尴尬了。
可他還是支持我。
不可能，他說，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幹的。
（如果他知道了會怎麼樣呢？）幾天後烏裡塞斯告訴他；是盧西歐斯·思肯偷的雕塑。
他這麼說了，但并非真以為是我偷的，就像在開玩笑。
烏裡塞斯就是這樣。
他對這些事兒從不當真，在他看來都挺好玩的。
可是貝拉諾卻氣炸了，說怎麼會這樣，說湖畔小屋的人給我們安排過幾場朗讀會，他覺得要對失竊事件負責。
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現實主義者們的母親似的。
不過，他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他假裝不知道，就這樣過去了。
有時我很想把他揍個稀爛。
所幸我是個熱愛和平的人。
而且，大家都說貝拉諾很堅韌，可是我知道不是這樣。
他很熱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堅韌。
潘喬很堅韌。
我的朋友莫克特蘇馬很堅韌。
我很堅韌。
貝拉諾隻是貌似堅韌，可我知道他并不堅韌。
可我為什麼不在某個晚上揍他一頓讓他堅韌一把呢？大概是因為我尊重他。
雖然他比我年輕，蔑視我，視我如糞土，從内心深處我還是尊重他，聽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認可的信号，我從來沒有舉手反對過這雜種。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5月。
你看過跳求偶舞的鳥兒在灌木叢中做花園、尖塔和空地的紀錄片嗎？你知道，隻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園、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會跳最複雜舞蹈的鳥兒才能找到配偶嗎？你沒有見過那些為了吸引雌性練習跳舞到死的荒唐鳥兒嗎？ 阿圖羅·貝拉諾就是這種東西，完全是一個愚蠢自負的孔雀。
本能現實主義是他為我而跳的聲嘶力竭的求愛舞蹈。
問題是，我再也不愛他了。
你可以用一首詩向一個女孩求愛，可是卻無法用一首詩來留住她。
甚至一場詩歌運動也無濟于事。
為什麼我還要跟他的那些舊友來往一段時間呢？他們曾經也是我的朋友，現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厭倦了他們。
我來告訴你。
大學是很真實的，生物系是很真實的，我的教授們是很真實的，我的同學們都是很真實的。
我是說很具體，目标清楚，計劃清楚。
那幫人卻并不真實。
偉大詩人阿裡·丘馬西羅[阿裡·丘馬西羅（AlíChumacero，1918—?），墨西哥著名詩人。
1964年入選墨西哥語言學會院士，詩作風格嚴謹，著有詩集《夢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
]（我想此人不該因為取了這個名字而受責備）是很真實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留下的東西是真實的。
另一方面，他留下的東西又并不真實。
那些被烏裡塞斯催眠、然後被阿圖羅領到屠宰場的可憐的小老鼠們啊。
我還是盡量表述得準确點：最要命的是，他們幾乎全都至少二十歲了，可舉止行為卻好像隻有十五歲。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羅薩多，莫爾家的燈光草坪聚會，二十多人，拉斯洛馬思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7月。
不知道是違反邏輯還是幸運，我又見到盧西歐斯·思肯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拿到我的電話号碼的。
他說，他打電話給《退場線》編輯部，他們把電話号碼給了他。
盡管常識告誡我要防範（那完全是胡扯，我們詩人誰會遵循這個？）我還是同意當天晚上在起義者廣場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裡同他見面。
我當然也有過爽約的念頭，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來就準備随時轉身離開，可是到那兒（晚了半個小時）後，看到盧斯西歐·思肯一個人在那裡，幾乎是趴在桌上寫東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湧過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還是冰涼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訴他也該要點什麼。
他直視着我的眼睛，難為情地笑着。
他說他是個窮光蛋，沒關系，我說，随便點，我請客。
他說很餓，想來點香辣雞肉玉米餅。
這兒不做這個，我說，不過可以給你來份三明治。
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後說好吧，來份香腸三明治。
他總共吃了三份三明治。
我本來要給人打個電話或者去看看他們，最後給誰也沒打。
或許還是打了，我在咖啡店裡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要晚點回家，我瞎編了幾個去處。
我們都談了些什麼？很多。
他的家庭，他的家鄉，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經曆，他的夢想。
他想成為一個詩人，一個舞蹈家，一個歌手，他想養五個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頭那樣，他說，然後舉起手掌，那手指差點蹭到我的臉），他想在楚魯巴斯科制片廠[EstudiosChurubusco，南美洲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規模的電影制片廠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魯巴斯科。
]碰碰運氣，還說歐瑟蘭斯基曾安排面試讓他演部戲，他想學繪畫（他極其詳細地給我講述了打算創作的繪畫的構思）。
可是，我們談話途中，我不禁想告訴他，我對自己到底想幹什麼一點主張都沒有，但我還是決定别說的好。
後來他請我跟他一起回家。
我一個人住，他說。
我開始發抖，問他住在哪裡。
在南羅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樓頂的某個房間。
我說現在已經十二點多了，實在太晚，我該回去睡覺了，第二天法國小說家J.M.C.阿西莫鮑爾迪要來墨西哥，我和幾個朋友要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場觀光活動。
阿西莫鮑爾迪是誰？盧西歐斯·思肯問。
本能現實主義者們實在孤陋寡聞。
法國一個知名小說家，我說，不過幾乎沒有作品翻譯過來，我是說翻譯成西班牙語，僅有一兩部小說在我們阿根廷出版過。
這個名字聽着不怎麼熟悉，他說，他又堅持要我跟他去家裡。
為什麼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說，直視着他的眼睛。
我平常沒有這麼大膽。
我有事要告訴你，他說，你會感興趣的事。
會讓我多感興趣？我說。
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語帶雙關地說：什麼多啊？多少錢嗎？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說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會讓我感興趣。
我隻好停下親自解釋清楚了，告訴他别這麼傻了。
這事跟本能現實主義者有關，他說。
噢，我對這個毫無興趣，我說。
我很抱歉這樣說，别誤會了，我也不是毫不關心本能現實主義（天哪，這叫什麼名字啊）。
我告訴你的東西你一定會感興趣，我知道肯定會的，他說。
他們的作品總是驚天動地的。
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認，刹那間，我的腦子閃過“恐怖行動”這個念頭。
我仿佛看見本能現實主義者準備要綁架帕斯，我看見他們撞進帕斯家（可憐的瑪麗亞·何塞[詩人帕斯的妻子。
]還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見他們簇擁着帕斯出來，把他高高地舉過肩頭或者像塊地毯般擡出來，我看見他們乘着一輛破破爛爛的黑色凱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薩瓦爾科尤特爾的貧民窟裡，帕斯在後備箱裡颠着滾着，但我迅速恢複了正常。
肯定是我太緊張了，或者從起義者廣場上（我們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來的陣風挖掘着行人和司機内心最瘋狂的念頭。
我再次拒絕了他的邀請，他仍然堅持不懈。
我想告訴你的東西，他說，将動搖墨西哥詩歌的基礎。
他甚至都說到了拉美詩歌的基礎。
但還沒有說世界詩歌的基礎。
你可以說他狂妄的吹噓僅限于西班牙語世界。
他告訴我的事情會颠覆西班牙語詩歌。
好啊，我說，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發現胡安娜修女寫的墨西哥命運預言書了？不是，當然不是，那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曾經找過但永遠不會看到的17世紀的失蹤藏書。
那是什麼？我問。
到我住的地方才會告訴你，盧西歐斯·思肯說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請我在普雷亞波恐怖的舞池裡跳舞。
我開始戰栗起來，他注意到了。
為什麼最倒黴的事兒都讓我碰上了呢？我想，為什麼我就會吸引那種最陰郁、最缺乏教養、最絕望的人呢？我每年這樣扪心自問兩次。
至今還沒有找到答案。
我告訴他，我有一個朋友畫室的鑰匙。
我們可以上那兒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訴我想說的事情，我以為他不肯答應，但他卻答應了。
忽然，夜色顯得很柔美，風不刮了，我們步行過去時隻有微風相伴。
他開始講了，但坦率地說，他說的事兒我幾乎全忘了。
我頭腦中隻有一個念頭，一個希望：那晚埃米裡奧别在他的畫室（埃米裡奧托·拉古納，他如今在波士頓學建築，父母受夠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資生活，打發他走了：要麼去波士頓拿個建築學位，要麼找份工作幹），我還希望那裡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後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現在畫室附近。
我的祈禱應驗了。
不僅畫室裡沒有人，而且還很幹淨，好像拉古納家的用人收拾好後剛剛離去。
思肯說這個畫室太棒了，這種地方讓你不由得想畫畫，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對此情此景，我很難過，但又很難為情——比難為情還要糟糕），我開始給他看埃米裡奧的畫，我想不起還有什麼更好的事兒可幹，我把這些畫布貼着牆豎起來，聽着他在我身後喃喃贊賞或者評論（他對油畫一無所知），畫不斷被擺出來，我想最近埃米裡奧還真畫了不少，誰都會這麼想，除非是他的朋友們畫的，這種可能性很大，因為我隻掃了一眼就發現風格不止一種，特别是幾張紅色的非常帕倫麗亞·何塞[帕倫（WolfgangPaalen，1905—1959），奧地利抽象畫家，1939年應芙烈達·卡蘿邀請，到墨西哥定居作畫。
]風格的畫，樣式比較固定。
可是誰在乎呢？事實上，我對這些畫根本不以為然，但我沒有這種原創的才華，四壁全擺滿埃米裡奧的畫後，我轉過身，汗水淋漓，問思肯覺得怎麼樣，他面帶邪惡的微笑說，我完全沒必要費這個勁。
說的沒錯，我想，我這是蒙自己，幹完了這個，我全身灰塵，臭汗淋漓。
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說你流了這麼多汗，問我畫室有沒有衛生間，他去沖個澡。
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說。
我說，可能聲音特别細小，是啊，這兒有淋浴器，但我覺得可能沒熱水。
他說挺好，冷水更好，我經常洗冷水澡，樓頂上是不供熱水的。
我不情願地走進衛生間，脫掉衣服，打開龍頭，冷水的激流差點把我擊暈了，我的肌肉縮了起來，最後竟然感覺全身都是骨頭。
我閉上眼睛，我也許都喊叫了，後來他也來洗了，用胳膊摟住了我。
下面的細節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幾個小時後，我們在黑暗中躺下，我問誰給他取的盧西歐斯·思肯這個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貼切。
這就是我的名字，他說。
嗯，我說，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誰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
做完那事後你再說這種話就顯得有些蠻橫和愚蠢。
他說：瑪麗亞·芬特，接着又不言語了，好像忽然被記憶擊潰。
在黑暗中，我覺得他的側影顯得很憂傷，心事重重而憂傷。
我問，也許語氣中帶有一絲諷刺意味（也許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覺得很憂傷），不知瑪麗亞·芬特是不是獲勞拉·達米安獎的那位。
不是，他說，獲獎的是安格麗卡，瑪麗亞是她的姐姐。
他說了更多安格麗卡的事，我現在想不起來具體内容了。
這個問題好像自然從我嘴裡迸出：你跟瑪麗亞睡過覺嗎？他的答複（我的天，思肯的側影多麼憂傷漂亮）令人崩潰。
他說：我跟墨西哥的每個詩人都睡過覺。
當時我本應要麼保持沉默，要麼抱住他，但我什麼也沒有做，而是不斷地問他問題，而且問題一個比一個糟糕，每一個問題都無憑無據。
早上五點鐘，我們各奔東西。
我在起義者大街打了一輛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麗卡·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7月。
這個時代可真奇怪。
我成了潘喬·羅德裡格斯的女朋友。
阿圖羅·貝拉諾的智利朋友費裡佩·穆勒也愛着我。
可我最喜歡潘喬。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隻知道最喜歡潘喬。
不久前，我獲了勞拉·達米安青年詩人獎。
我不認識勞拉·達米安。
但我認識她的父母，以及許多認識她的人，甚至她過去的朋友。
在一次長達兩天的派對結束後我跟潘喬睡了。
最後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
姐姐說要我當心。
可她憑什麼給我這個忠告？她現在就跟盧西歐斯·思肯、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潘喬的弟弟睡覺呢。
她還跟一個叫吉普的詩人睡呢，一個三十多歲的酗酒者，不過她至少還算文雅，沒有帶那人上家裡來。
我實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幫情人。
你幹嗎不到他們的豬窩裡去操呢？我有一次這樣問她。
她沒有回答，後來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愛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
一天下午，潘喬談論起她來。
說了那麼多，以至于我覺得她跟潘喬也睡過了，當然沒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
晚上我常常聽到他們在距離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憑他們發出的聲音，憑他們的高潮反應，有的很安靜，有的很鬧，憑他們對我姐姐說的那些話，我就能分出是誰。
潘喬絕對沒有跟她睡過。
潘喬跟我睡了。
不知為什麼，反正我選了他，甚至有那麼幾天我在愛的陶醉中都有點迷失了方向，盡管我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愛過他。
第一次非常痛苦。
什麼感覺都沒有，就是疼，但這種疼并不是無法忍受。
我們是在格雷羅區的賓館裡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經常光顧的賓館。
高潮過後，潘喬說想跟我結婚。
他說他愛我。
他說要讓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望着他的臉，刹那間我想他一定是瘋了。
後來我意識到他其實怕我，害怕我，這讓我很難過。
我從來沒有覺得他顯得如此渺小，這也讓我很難過。
我們又做了幾次。
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見得感覺有多好。
潘喬看着我們的關系像——像什麼呢？——眨眼般迅速熄滅，好像一天結束時工廠裡的燈全滅了。
不，更像一幢辦公樓的電燈，渴望融進無名的夜晚。
這是一個人為設計出的意象，但卻是潘喬自己的選擇。
這個造作的意象上還附着三言兩語髒話。
一天晚上，詩歌朗誦會結束後，我想潘喬已經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那天晚上，我說我們分手吧。
他的反應并不激烈。
我想，有一周時間，他試圖把我弄上床，但都沒有得逞。
後來他又試圖跟我姐姐睡。
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沒有。
一天晚上我夢裡醒來，發現瑪麗亞在跟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做愛。
行了，我說，我想安安穩穩地睡個好覺。
平時讀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為卻像個浪蕩女。
我打開燈，發現跟她在一起的是盧西歐斯·思肯。
我讓他立刻走人，否則就要叫警察了。
瑪麗亞的表現非常古怪，并沒有抱怨。
盧西歐斯·思肯穿上褲子時還說請原諒吵醒了我。
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說。
我知道自己的舉止有些乖戾。
不僅我的舉止，我的語言也如此。
總之一切都很乖戾。
盧西歐斯·思肯走後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摟住她哭起來。
後來，我去了一家大學劇團打工。
我有一部書稿，父親想把它寄給幾家出版社，但我沒同意。
我不再參加本能現實主義者的活動。
我不想再跟他們有任何關系。
後來，瑪麗亞告訴我潘喬已經不再是這個群體的人了。
我不知道他是被開除了（是不是阿圖羅·貝拉諾開除了他）或者他自己離開的，或許他隻是對一切都心灰意冷了。
可憐的潘喬。
他的弟弟莫克特蘇馬還在這個團夥中。
我印象中在一本選集裡看到過他的一首詩。
但是，他們再也不上我們家了。
我聽說阿圖羅·貝拉諾和烏裡塞斯·利馬在北方失蹤了，父母曾經談到過這事。
母親大笑。
我記得她說：有朝一日他們還會露面。
父親似乎很憂慮。
瑪麗亞也很憂慮。
我不。
那時我的朋友中隻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脫離那個團體了。
3 曼努埃爾·馬普萊斯·阿爾塞，走在塞羅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園，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8月。
這個年輕人，阿圖羅·貝拉諾，來采訪過我。
我隻見過他一次。
他跟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來的，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幾乎不說一句話。
女孩是美國人。
我告訴他們，我讨厭錄音機，原因跟我的朋友博爾赫斯讨厭鏡子一樣。
你跟博爾赫斯是朋友？阿圖羅語帶驚訝地問，我覺得有點受辱。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說，遙遠的青年時代，可以說是很親密的朋友了。
那個美國人想知道為什麼博爾赫斯讨厭錄音機。
因為他是個瞎子，我想，我用英語告訴了她。
眼瞎跟錄音機有什麼關系？她問。
那會讓他聯想到聽覺的危險，我回答。
聽着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腳步聲，敵人的腳步聲。
那個美國人望着我的眼睛，點點頭。
我認為她并不了解博爾赫斯。
我認為她對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盡管約翰·多斯·帕索斯翻譯過我的作品。
我想她也不怎麼熟悉約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點混亂了。
我這是在哪裡？我告訴阿圖羅·貝拉諾最好還是别用錄音機，能給我一份采訪提綱更好。
他同意了。
他抽出一頁紙，趁我帶着他的同夥們看房間的工夫寫要問的題目。
他寫完提綱，我拿了些酒出來，我們交談了會兒。
他們已經采訪過阿克萊斯·貝拉、吉爾曼·李斯特·阿蘇比德。
你認為如今還有誰會對尖銳主義感興趣？我問阿圖羅·貝拉諾。
當然有了，大師，他說，或者類似那樣的稱呼。
我認為尖銳主義現在已成曆史，隻有文學史家才會感興趣，我說。
我就感興趣，我不是曆史學家，他說。
那好吧。
晚上睡覺前我讀了那個提綱。
完全是那種無知、熱情的年輕人可能會提的問題。
當天晚上我就寫出答案。
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
三天後，他如約拿走提綱。
女傭讓他進來，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訴他我不在家。
她把我準備好的包裹交給他：有我回答的提綱、兩本我的書，我沒有給他簽名（我想如今的年輕人對這種多情的舉動都嗤之以鼻）。
那兩本書是《内在的斷頭台》和《大城市》。
其實我就在隔壁聽着。
女傭說：馬普萊斯先生讓我把這個給你。
然後是一片沉默。
阿圖羅·貝拉諾肯定接住包裹望着。
他肯定還翻了翻書。
兩本書都是很久前出版的。
書頁（紙張極佳）還沒有裁開。
又是一陣沉默。
他一定在浏覽我對問題的回答。
我聽到他謝了謝女傭就走了。
我想，如果他再回來看我，我的大師稱呼就名正言順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電話，出現在這裡來跟我聊天，來聽我談昔日的故事，遞上他寫的詩聽聽我的意見，我就名正言順了。
所有的詩人，哪怕最先鋒的詩人，都需要一位前輩。
可是這些詩人甯願做孤兒。
他再沒有來過。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尼諾·佩爾迪多和胡安德迪奧斯佩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9月。
操他媽的那老雜種，一開始就我從他那蒼白、疲倦、驢子般的小眼睛裡看出了不信任，我心裡對自己說，這個惡心鬼會不遺餘力地貶低我，操他媽的婊子養的。
可是我卻很傻，我從來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
這種情況屢屢發生。
什麼博爾赫斯、約翰·多斯·帕索斯。
毫無顧忌的嘔吐弄濕了芭芭拉·帕特森的頭發。
這傻逼居高臨下地瞧着我，好像覺得挺歉意，好像在說這些孩子帶來這個淡色眼睛的外國佬，就是為了讓我啐她，拉斐爾也看着我，這個傻逼矮子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經習慣了我被随便哪個老屎蛋，随便哪個墨西哥文壇患便秘症、個性沖動的大佬侮辱。
後來這老雜種索性說他不喜歡錄音機，根本不體諒我搞到台錄音機有多難，那夥舔屁股蛋的說好吧，沒問題，我們這就馬上在紙上把問題寫出來，史前時代的偉大詩人先生，沒問題，先生，他們應該拉掉這家夥的褲子把錄音機推到他的屁股上。
老東西趾高氣揚地列舉着朋友的名字（他們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個勁兒地管我叫小姐，似乎這樣可以彌補剛才的嘔吐，那髒東西弄得我的襯衫和牛仔褲上都是，我能說什麼呢，他開始用英語跟我交談時，我連應答他的氣力都沒有，一個勁地說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為主，我們離開他那幢别墅房子時，我說，錢從哪兒來，你這個雜種，你從哪兒弄來錢買這幢房子的？我對拉斐爾說我們得談一談，可是拉斐爾說他想跟阿圖羅·貝拉諾再待會兒，我說你這個雜種，我要跟你談談，他說以後吧，芭芭拉，以後吧，好像我是那種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減肥了，可是誰能拿他媽的墨西哥飲食減得了肥呢），我說我現在就要跟你談談，這騷球裝得像個吮雞巴的似的，轉過身來盯着我說，嗨，寶貝，怎麼了？出什麼意外了嗎？所幸貝拉諾和雷克納已經走出很遠，沒聽見他說的話。
尤其幸運的是他們沒看到我，因為我猜我那張烈士般的臉大概已經崩潰了，我其實都已經感覺到它在變化着。
總之，我感覺自己的眼睛在緻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燒起來，我說去操你媽，惡心鬼，我不想再說比這還損的話，扭頭就走了。
整個下午我都淚水漣漣。
我來墨西哥是修一門胡安·魯爾弗的研究生課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場詩歌朗誦會上認識了拉斐爾。
我們一見鐘情。
或者至少對我來說如此。
拉斐爾的感覺我沒有把握。
當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我還住在那兒，我們在那兒做愛，都快虛脫了。
其實，拉斐爾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卻充沛無比，我放手讓他操，直到陽光灑在尼諾·佩爾迪多大街，那感覺就像狂喜或者被閃電擊打，在這個操蛋城市，黎明的到來是如此古怪。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課，我把全部時間都用來跟這些本能現實主義者們進行無窮無盡的談話上了。
我喜歡他們。
他們讓我想起垮掉派那幫人。
我喜歡烏裡塞斯·利馬、貝拉諾和瑪麗亞·芬特。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狂妄自負的雜種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
無論如何我喜歡他們。
我想要過得開心，有他們在身邊，一切都顯得那麼朝氣蓬勃。
我結識了很多人，他們逐漸脫離這個群體。
我碰到過一個美國人，堪薩斯（我是加利福尼亞的）來的畫家卡塔麗娜·奧哈拉，可我們從不投緣。
一個固執己見的婊子，她以為自己發明了輪子呢，裝得像個革命家的樣子，就因為政變期間她在智利待着。
不過，她跟丈夫分手後我開始對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詩人都拼了命想操她。
連貝拉諾和烏裡塞斯·利馬也不例外，這二位明顯有點性冷淡，但暗地裡很興奮（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麼一分鐘我們就打住），他們好像也被那個混賬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
拉斐爾也是。
不過我曾經抓住拉斐爾說：如果我發現你跟那個婊子睡了覺，我會割了你的雞巴。
拉斐爾大笑着說，可是，寶貝，你幹嗎要割了我的雞巴啊？我隻愛你一個人。
可是連他的眼睛（那是拉斐爾身上最好看的東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猶如暗室和綠洲）卻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你給我錢付賬。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你有錢。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愛。
我說，拉斐爾你這雜種、你這傻球，你這婊子養的，你的朋友們一個個都消失了，我還跟你在一起，我知道這點，當你被人撇下孤苦無助的時候，是我在你身邊，是我幫助你。
不是什麼還活在記憶和文學引述中的老雜種。
絕不是你那幫二流導師們（阿圖羅和烏裡塞斯？他問，他們可不是我的導師，你這個傻老外，他們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沒準哪天他們也消失了。
他們為什麼會消失？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因為他媽的難為情？羞恥？屈辱？不安全？優柔寡斷？神出鬼沒？沒有骨氣？我不得不打住，因為我的西班牙語還不夠利落。
他嘲笑我說你這個巫婆，芭芭拉，繼續搞你的魯爾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來。
我根本不聽他的，倒在床上哭起來。
他們遲早會扔下你不管的，拉斐爾，我從洛杉·克拉維萊斯賓館自己房間的窗戶裡大喊大叫着，這時拉斐爾已經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這個惡心鬼，除了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那麼，曼努埃爾、吉爾曼、阿克萊斯都說什麼了？我問他們。
什麼他們說什麼了？一個小夥子問。
當然是關于塞薩雷亞了，我說。
很少。
馬普萊斯·阿爾塞幾乎想不起她了。
阿克萊斯·貝拉也是。
李斯特聲稱隻聽說過她。
塞薩雷亞在墨西哥的時候，他住在普埃布拉。
馬普萊斯說她當時還是個很年輕的女孩，很安靜。
他們就跟你們說了這些？就這些。
阿克萊斯呢？差不多吧，也沒說出什麼來。
你們怎麼找到我的？通過李斯特，他們說，他告訴我們，你，阿馬德奧，肯定有更多關于她的信息。
吉爾曼是怎麼說我的？說你真的認識她，說你加入尖銳主義之前是塞薩雷亞團夥中的人，即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還向我們提到一份雜志，塞薩雷亞當時辦的一份雜志，他說雜志名叫《卡沃爾卡》。
這個吉爾曼，我說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蘇西達斯酒。
照這個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們就會喝光這瓶酒的。
幹杯，孩子們，幹了，别擔心，這瓶喝光了我們下樓再去買一瓶。
當然，那會跟我們現在喝的這瓶不一樣。
但是有總比沒有好。
噢，他們再也不生産蘇西達斯牌酒了，太遺憾了，時間過得真快，真讓人不勝傷感，你們不覺得嗎？多麼遺憾啊，我們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離我們遠去。
華金·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0月。
既然時光在流逝，如此無情，時光這麼無情地流逝，我隻能無怨無悔地說，貝拉諾是個浪漫主義者，總是自命不凡，在朋友們眼中他是個不錯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盡管沒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麼，恐怕連貝拉諾自己都不知道。
另一方面，烏裡塞斯·利馬更講情分，更加偏激。
他有時就像瓦切的弟弟。
有時又像個外星人。
他的味道很奇特。
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有兩次令人難忘的經曆，他在我家裡洗過澡。
說得更準确些：他的味道不賴，有股奇異的味道，好像從沼澤地裡浮出來，同時又像從沙漠裡走出來。
非常潮濕又非常幹燥，既像原味濃湯又像幹瘠的平原。
這兩種東西兼而有之，先生們！那是一種真正毫不緊張的味道！這讓我很苦惱，緣由不屑在此一提。
我是指他的味道。
從性格取向而言，貝拉諾屬于外向，烏裡塞斯屬于内向，換句話說，我與貝拉諾有更多共同之處。
貝拉諾知道如何與鲨魚共泳，比利馬更在行，這點毫無疑問。
比我在行。
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會假裝得讓人心服口服。
老好人烏裡塞斯是枚定時炸彈，更糟的是，從社交的角度講，每個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覺得到他是一枚滴滴響的炸彈。
誰也不願靠他太近，由于顯而易見和可以理解的原因。
噢，烏裡塞斯·利馬……他不停地寫東西，我對他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寫在偷來的書頁邊上，寫在他不斷丢掉的廢紙片上，他不停地寫。
他寫詩從不一氣呵成，而是零星地寫上幾行，随後再組合成怪異的長詩，如果運氣不錯的話——而貝拉諾呢，卻寫在筆記本上……他們兩個都欠着我的錢…… 哈辛托·雷克納，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1月。
他們偶爾會消失，但永遠不會超過兩三天。
你問他們去哪兒了，他們就說在做某項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
頂多如此。
至于什麼研究，他們從不透露。
當然，我們中有些人，我們中跟他們最親近的人，知道他們不在的時候在幹嗎。
有些人并不在乎。
有些人覺得這樣做不對，說那是流氓無産者的行為。
流氓無産主義：知識分子的童年綜合征。
還有人覺得其實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為利馬和貝拉諾花起不法收入來頗為大方。
我就是持這種想法的人之一。
我的日子過得不好。
我的伴侶郝奇特爾已經有了三個月的身孕。
我沒有工作。
我們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紀念碑附近的一家賓館，她父親替我們付房錢。
我們有一個帶衛生間和一個小廚房的屋子，我們至少還能在那裡做飯，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許多。
郝奇特爾的父親已經租下這間屋子，其實它更像一個套間，早在她懷孕之前，她父親就把它轉給了我們。
他大概用那間房子帶女人來玩吧。
他讓我們用，但前提是要我們承諾結婚。
我說馬上可以辦，我想我甚至發誓我們會結婚的。
郝奇特爾沒說什麼，隻是望着父親的眼睛。
一個很有意思的人。
他那麼老氣，常被人當成郝奇特爾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那副表情卻讓你不寒而栗。
我絕對不寒而栗了。
他體态龐大，寬闊魁梧，挺有趣，因為郝奇特爾矮小瘦弱。
可他父親卻長得高大黝黑（在這點上，郝奇特爾沒有随他），皮膚皺得一塌糊塗，我每次見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領帶，有時穿一件海藍色的，有時穿一件棕褐色的。
兩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麼新。
有時，特别是夜裡，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軍用防水短大衣。
郝奇特爾把我介紹給他時，正是我們想有求于他的時候，老人仔細瞧了瞧我後說，跟我來，我想單獨跟你談談。
我想，現在我們正在落難之際，我能怎麼樣呢？我跟在他後面，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張開你的嘴，他說。
我張開嘴，老人瞧着我問怎麼掉了三顆牙。
在學校打架弄掉的，我說。
我女兒認識你時就這樣嗎？他問。
是啊，我說，她遇見我時我已經成這樣了。
該死的，他說，她肯定是真心愛你了。
（我妻子六歲時老人就不在家裡住了，她跟姐妹們每月看望爸爸一次。
）他接着說：如果你抛棄了她，我會要了你的命。
他說這話時目光直視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連瞳孔都在臉上發皺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卻并不擡高聲音，就像歐羅電影中他媽的黑幫老大，說不定他可能還真是的。
我當然發誓說永遠不會離開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媽媽了。
那場私人談話就此結束。
我們又回到郝奇特爾身邊，老人把他地盤的鑰匙給了我們，還許諾說我們用不着為房租擔心，他會解決好的，還給了我們一大疊現金讓我們先用着。
他走了後我們頓感釋然，釋然的原因是我們知道頭頂有了遮擋。
可是，我們很快發現老人給的那筆錢僅夠維持生活。
我的意思是，郝奇特爾和我還有若幹額外花銷，父親的補貼滿足不了額外之需。
對我們來說，老穿那麼幾件同樣的舊衣服沒有什麼難受的，所以我們不在這上頭花錢，我們把錢主要花在電影、戲劇、巴士和地鐵（盡管住在城裡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鐵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學聽詩歌講座。
其實我們沒有待在學校，那種正式意義上的在校，可是幾乎每個講座都付了錢，一次不落。
我們對各種研讨班有點走火入魔。
做幾塊三明治就趕過去了，覺得很開心。
我們聽詩歌，聽評論，有時還發表自己的評論，郝奇特爾說話的機會比我要多。
我們聽完課然後離開，那時天已經黑了，我們向巴士或者地鐵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裡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來覺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實在美輪美奂，大多數時候夜晚涼爽、清明，但并不寒冷，這樣的夜晚就是為散步和做愛準備的，為談話而準備的，我和郝奇特爾熱衷的就是這種事兒，我們談論即将出生的孩子、我們聽說過的詩人、我們正在閱讀的書籍。
其實，我們就是在一個詩歌班上認識烏裡塞斯·利馬、拉斐爾·巴裡奧斯和盧西歐斯·思肯的。
那是我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個班上課，烏裡塞斯是第一次來，講座結束後我們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聽着烏裡塞斯·利馬說話，他也聽我說話的工夫，盧西歐斯·思肯一勁兒地調戲郝奇特爾，拉斐爾不斷地對我和烏裡塞斯的話點頭稱是，說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個靈魂的伴侶，一個貨真價實的詩人，他能夠把我隐隐約約感覺到的、憧憬的和夢想的東西解釋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們回家後都徹夜難眠，我和郝奇特爾，我們一直聊到早上四點鐘。
後來我又認識了阿圖羅·貝拉諾、費裡佩·穆勒、瑪麗亞·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所有那夥人，但沒有一個人給我的印象好得超過烏裡塞斯。
當然，想弄郝奇特爾上床的不止盧西歐斯一個人。
潘喬和莫克特蘇馬也在使最大的勁兒努力呢，甚至連拉斐爾也不免俗。
有時我會對郝奇特爾說，你幹嗎不告訴他們你已經懷孕了？說不定他們就會放手讓你安生些。
可是她卻笑着說她才不在乎求愛呢。
那好吧，我說，随你。
我不是那種動辄嫉妒的人。
可是，一天晚上，我記得很清楚，阿圖羅·貝拉諾企圖勾引郝奇特爾，我難過極了。
我知道她不會跟任何人睡覺的，可他們那種态度讓我煩透了。
因為我這種對待事物的方式，他們基本上好像對我視若無睹。
似乎大家個個都這麼想：這女孩不可能喜歡這個豁牙潦倒鬼的。
好像牙齒跟愛有天大關系似的。
可是阿圖羅·貝拉諾卻不同。
郝奇特爾覺得有人追求很開心，然而這次卻不同，對她來說不僅僅是解悶了。
我們以前沒見過阿圖羅·貝拉諾。
這是第一次見面。
以前常聽人說起他，由于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一直無緣引薦相識。
那天晚上他也來了，淩晨時分，這幫人全上了一輛空空蕩蕩的巴士（滿載本能現實主義者），向某個聚會地或者劇院、某人的朗誦會現場開去，我忘了具體去什麼場合。
在巴士上，貝拉諾就坐在郝奇特爾旁邊，整個行進途中他們一直在交談，我跟烏裡塞斯·利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後排不遠處的座位上，我心裡焦躁不安，能感覺得出郝奇特爾的臉龐變得有些異樣，感覺她這次真的很開心，怎麼說呢，她開心的是貝拉諾挨她坐着，全神貫注地關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過，特别是其他所有嘗試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餘光觀察着事情的進展，像我一樣，同時又談天說地，注視着已經有些荒涼的大街和焚化爐般緊緊關閉的車門，我的意思是說大家該幹嗎還幹嗎，然而所有的感覺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爾和阿圖羅座位上的動靜。
有那麼一瞬間，氣氛變得如此令人難受，如坐針氈，我心想，這些惡心鬼們一定知道什麼我不知情的事兒，這裡在發生着離奇的事兒，這混賬巴士像個鬼魂似的繞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沒有一個人上車也很不正常，我無緣無故地開始出現幻覺也很不正常。
可是我像平常一樣強忍着克制住，最後什麼事兒也沒發生。
後來，拉斐爾鼓起勇氣對我說，貝拉諾不知道郝奇特爾是我的夥伴。
我說什麼事兒也沒有發生，就算發生了，那也是郝奇特爾的事，郝奇特爾雖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隸，我說。
不過現在看來最離奇的是：那天晚上過後，在那個孤獨的夜間之旅後貝拉諾完全征服了郝奇特爾（他惟一沒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爾的嘴），從此就再也沒有人來騷擾她了。
絕對沒有人。
好像那些雜種在他們那混賬領袖那兒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歡親眼目睹的這一幕。
不過我還需要補充一句：貝拉諾的調戲之舉，持續時間僅限于那次沒完沒了的巴士之旅，換言之行為還算純潔，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後排不遠處坐的那個豁牙家夥就是他想上的這個女孩的夥伴，可是郝奇特爾是知道的啊，她認可那個智利人獻媚的樣子跟容忍盧西歐斯·思肯或者潘喬·羅德裡格斯這夥人的獻媚完全不同。
我是說你看得出跟他們是在自娛自樂和尋開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貝拉諾在一起時，她的臉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見的她的臉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
那天晚上，在賓館，我覺得郝奇特爾好像顯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
可我什麼也沒說。
我自以為心裡明白為什麼。
于是我開始聊起别的事兒來了：基本上是我們的孩子，她和我要寫的詩以及未來的生活。
我也不提阿圖羅·貝拉諾或者對我們來說真正懸而未決的難題，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們倆掙足了錢，找個地方養活自己和孩子。
這些都沒有沾到，我談的主要還是詩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沒什麼兩樣，談的仍然是創作活動和本能現實主義，這場與我内心的本質和對現實的感覺完全吻合的文學運動。
那個有點災難性的夜晚過後，我們幾乎天天去見他們。
他們上哪兒我們就去哪兒。
我想，幾乎剛過一個星期，他們就邀我們參加這個團體的一場詩歌朗誦會。
我們不錯過任何一次聚會。
貝拉諾和郝奇特爾的關系也在彬彬有禮的禮節中逐漸轉冷，不是失去了某種神秘性（然而這是一種不會在我妻子穩步變大的肚子上投上陰影的神秘性），而是沒有進一步發展。
事實上，阿圖羅就沒有真正在意過郝奇特爾。
那天晚上在載着我們沿墨西哥城空落、凄涼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發生什麼了呢？我不知道。
或許一個還看不出懷了孕的女孩跟一個夢遊者陷入了幾個鐘頭的情網。
看來隻能是這樣了。
後來的故事非常平淡。
有時烏裡塞斯和貝拉諾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時日。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
有些人不關心。
我認為這是樁好事。
有時烏裡塞斯會借點錢給我。
他們有成堆的錢，多得不是一般，而我總是缺錢花。
我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搞來這麼多錢，我也不關心。
貝拉諾從不借錢給我。
他們去索諾拉時我有個感覺，預感這個團夥快要分崩離析了。
這有點像一個玩笑不再逗人樂了。
我好像覺得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兒。
我兒子就要出生，我最終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天晚上，拉斐爾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回來了，但馬上又要走了。
很好，我說，錢是他們的，就讓他們随心所欲花好了。
這回他們打算去歐洲，拉斐爾說。
很好，我說，大家都該去。
可這場運動怎麼辦呢？拉斐爾說。
什麼運動？我問，望着沉睡的郝奇特爾。
房間裡很黑，賓館的标志透過窗戶在閃爍，像黑幫電影裡的情景。
就是在這樣的陰影下，我兒子的祖父在幹着腌臜的勾當。
你說“什麼運動”是什麼意思啊？本能現實主義啊，拉斐爾說。
那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說。
我要問的就是這個啊，拉斐爾說，本能現實主義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出版的雜志怎麼辦呢，我們所有的設想怎麼辦呢？他的聲音聽上去特别可憐，要是郝奇特爾沒睡的話我會放聲大笑。
我們自己出雜志，我說，有沒有他們，我們都可以開展活動。
有一陣子，拉斐爾什麼也不說了。
我們可不能脫軌，他咕哝着。
又沉默了會兒。
在思索呢，我猜。
我也沒說什麼。
但我沒有思索。
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場和應該幹嗎。
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從那時起計劃要幹什麼，我也知道拉斐爾最終也會找到自己的道路。
壓根就沒什麼可憂慮的，我告訴他，這時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電話，已經很累了。
我不憂慮，拉斐爾說。
我想我們也應該出去。
我不想離開墨西哥，我說。
瑪麗亞·芬特，科裡馬大街，康德薩小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2月。
我們得把父親送進精神病院（母親糾正我說是心理診所，然而有些詞你是粉飾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烏裡塞斯和阿圖羅從索諾拉回來不久前。
我不知道告訴過你了沒有，他們扔了我父親的車。
媽媽說，正是這一行為，她稱之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為，觸發了父親的崩潰。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說得保守點，父親與他的财産、他的房子、他的車子、他的藝術書、他的銀行存折之間的關系從來都非常淡漠和模棱兩可。
父親似乎總想讓自己釋下重負，無論心甘情願還是勉為其難，總想擺脫掉各種事物，可是由于運氣太不濟（或者太遲鈍），他渴望的赤條條的境界始終未能如願以償。
你也許能想像得出，就是這一點最終逼他走上瘋狂之路。
跟那輛小車沒有關系。
烏裡塞斯和阿圖羅回來後，我又看見他們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純屬偶然——盡管我似乎處于一個讨厭的情況下，一副刻意在等他們的樣子——我說過了，我又見到他們時幾乎認不出他們了。
他們跟一個我不認識的家夥在一起，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腦袋上扣一頂草帽，剛開始我還以為他們看見我了隻是假裝沒看見。
他們坐在靠牆的一個角落裡，從那裡能夠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鏡子和寫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們什麼也沒吃。
他們面前擺着兩大杯咖啡，時不時無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過白衣男子在吃着東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複一次烤山羊這幾個字就覺得惡心）而是香辣雞肉玉米餅，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還放着一瓶啤酒。
我想他們裝作沒有看見我，他們不可能看不見我，他們變了許多，可我一點兒都沒變。
他們不願跟我說話。
這時我開始想起父親的英帕拉車來，想起母親說過的話，說他們偷走父親那輛車簡直無恥至極，實在不可思議，還說最好去報案把車要回來，我又想到了父親，每當什麼人說起那輛車的事兒來，他就斷斷續續地語焉不詳。
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親會說，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經厭倦了來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車了，因為到頭來在路上花的費用可大了。
媽媽這樣說的時候，可憐的父親就笑着說小心點，否則最後落得個腿瘸了。
母親聽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聽得出。
我這樣說出來可能一點都不好玩，而父親脫口而出，而且說得比平時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語氣上顯得更加自信，其實是很聰明和機智的。
無論如何，我母親就想報案說英帕拉失竊了，這樣我們就能要回那輛車，我的意思是别報警了，因為它會自動回來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們隻需等待，給阿圖羅和烏裡塞斯充足的時間讓他們回來，把車還了就可以。
現在他們就在這兒，在跟那個白衣男子交談，回到墨西哥城了，他們沒有看見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時間觀察他們，考慮怎麼去跟他們打招呼，說父親在一家精神病院，說他們應該把車還了，盡管時間過去很久了，我卻不知道自己在那裡坐了多長時間，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後又填滿了，那個白衣男子始終不摘掉帽子，那盤香辣雞肉玉米餅好像永遠都吃不完，各種事兒開始在我腦子裡糾纏起來，我想說出來的那些詞語好像植物，忽然間開始蔫了，凋謝了，死了。
看來琢磨父親關在精神病院裡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像要自殺般壓抑沮喪，也不願想像母親揮舞着威脅或者讓警察拘留的橫幅，像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拉拉隊員一般（她上大學時還真幹過這個，可憐的媽媽），因為，忽然間我也蔫了，開始分崩離析，開始覺得（或者毋甯說像個手鼓般不斷對自己重複着什麼）一切都沒有意義，覺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張桌邊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來（我還上高中時一個老師宣稱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會怎麼辦：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那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也許這隻是個玩笑，我不知道，不過，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當整個文明世界消失後，墨西哥還将繼續存在，當這個星球蒸發掉或者分崩離析時，墨西哥也會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烏裡塞斯、阿圖羅和那個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來走了。
可是上述任何一種情況都沒有發生。
阿圖羅看見我了，他站起來走到我桌邊，在我臉頰上吻了一下。
他問我想不想過去跟他們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這兒等着他們。
我說還是等着吧。
好，他說，然後又回到那個穿白衣服的人的桌邊。
我盡量不去看他們，我堅持了一會兒，但最終還是望過去。
烏裡塞斯垂着腦袋，頭發蓋住半張臉，好像馬上就要睡着了。
阿圖羅盯着那個陌生人，每隔一會兒就看我一眼，兩眼同時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這桌，兩隻眼睛都顯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離開了基多酒吧，隻是魂還留在這裡，在焦躁不安地遊動着。
後來（多久以後呢？）他們起身過來走到我這兒。
那個白衣人走了。
咖啡店裡空空蕩蕩。
我沒有打聽父親的那輛車。
阿圖羅告訴我，他們馬上就要走了。
回索諾拉嗎？我問。
阿圖羅笑了。
他的笑聲就像在噴唾沫。
好像在朝自己的褲子上噴。
不，他說，更遠。
這周，烏裡塞斯打算去巴黎。
真好，我說，他可以見到米歇爾·布爾特奧了。
可以看到那條全世界著名的河了，烏裡塞斯說。
很好，我說。
是啊，不賴，烏裡塞斯說。
你呢？我問阿圖羅。
我打算過些時候走，去西班牙。
你們還打算回來嗎？我問。
他們聳了下肩膀。
誰知道呢，瑪麗亞，他們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顯得如此漂亮。
我知道這樣說聽着很傻，但他們确實沒有這麼漂亮過，這麼誘人過。
顯然他們不是刻意如此。
事實上，他們很髒，誰知道他們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覺，他們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烏裡塞斯不用，因為他永遠不需要刮），但我還是想把他們兩個都吻一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同時跟他倆上床，操他們，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後看着他們睡覺，然後起來再操。
我想：如果我們找個賓館，如果我們走進一間黑屋子，如果我們擁有這世上所有的時間，如果我把他們脫光了，他們也把我脫光了，一切都将好起來，包括我父親的瘋癫，那輛失去的車，我的憂傷和勁頭，那時這些東西幾乎要讓我窒息了。
可我一言不語。
4 奧克西裡奧·萊科圖雷，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文學系，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詩歌之母。
我認識所有的詩人，所有的詩人都認識我。
我認識阿圖羅·貝拉諾的時候他才十六歲，還是個不會喝酒的羞怯男孩。
我是烏拉圭蒙得維的亞人，可是有一天我卻來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為了誰，怎麼來，什麼時候來的。
1967年，也許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聯邦區。
我記不清具體日期或者行程了，隻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後就再沒有離開過。
我到墨西哥時，萊昂·費裡佩（完全是個巨人，完全是一個性情中人）還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
我到墨西哥時，佩德羅·加菲亞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那麼憂郁）還活着，1967年佩德羅先生去世，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
所以，不妨說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
我想應該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錯了，我每天都去見那些博學多才的西班牙人。
我跟他們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以一個女詩人、英語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長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獻。
他們帶着那種古怪的西班牙語口音跟我說話，這種口音老是繞着Z和C打轉，把S撇下，讓它顯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蕩不羁：奧克西裡奧，别在屋裡瞎忙了，奧克西裡奧，别管那些稿紙了，女人。
塵土與文學從來都是攜手而逝的。
我告訴他們：佩德羅先生，萊昂（有意思吧！我稱呼年紀更大些的、身體更虛弱的那位“你”，而那個年輕些的有點讓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這個字！）這個我來幹好了，你做自己的事，隻顧寫好了，放松，就當我是個隐形女人。
他們會大笑。
或許隻是萊昂·費裡佩在笑，不過說實話，你永遠搞不清他是在大笑還是清嗓子或者詛咒呢，佩德羅先生不會笑（佩德裡托·加菲亞斯，這是一個多麼憂傷的人啊）他不會笑，隻是用日落時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種藏在山間、無人光臨的湖水，那種憂傷平靜的湖水，靜谧得仿佛超凡脫俗，他喜歡說别麻煩你了，奧克西裡奧，或者謝謝你，奧克西裡奧。
頂多如此。
多麼可愛的一個人啊。
所以，我說了，我經常去看他們，真心誠意，從不爽約，從不帶着自己的詩去打擾他們或者有所企求，不過我也有其他事情做。
我工作。
我嘗試着工作。
因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樣，可是隻有當你有錢或者獎學金或者工作時生活才會容易，而我一無所有。
通往最明淨的地區的旅程耗掉我的許多東西，包括從事什麼古老工作的精力。
所以我隻好還在大學裡兜圈子，特别是文學系，幹些或許可以稱之為自願服務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幫加西亞·裡斯卡諾教授錄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譯些法語文章，再過一天我又像個糾纏者般粘在一夥拍戲的人中。
我會花八個小時觀看彩排，絕不誇張，弄三明治吃，在鏡頭前試試手。
有時我會拿到一份有償的活兒幹幹：某個教授可能會從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錢付給我，讓我擔任比如助手什麼的工作，有時文學系的頭兒們會親自安排或者讓系裡的教師雇我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幹些散活兒，大多是子虛烏有的東西，有時秘書們（多麼好的女孩子啊）會讓她們的老闆給我些小活兒，這樣我就可以掙幾個比索。
這是白天的工作。
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們過起放蕩不羁的文化人生活，這種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實際上也很方便，因為那時我沒有幾個錢，有時甚至都拿不出足夠的錢租間帶家具的屋子。
不過通常我總能租得到。
我不想往壞裡誇張。
我有錢可以生活下去。
我很開心。
白天我就生活在系裡，像一隻小螞蟻，或者更像一隻蟬，從這間小屋竄到另一間，聽到的全是流言蜚語，全是騙人的和離婚的話，全是什麼計劃和項目，到了晚上，我就展開翅膀，變成一隻蝙蝠，我離開文學系，像個小鬼似的在聯邦區漫遊（我更願意說像個仙女，可這并不真實）、喝酒、聊天、參加各種文學聚會（我熟悉各種團體）、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輕詩人，盡管後來他們不怎麼頻頻找我了，而且，長話短說，我生活在自己的時間中，我生活在自己選擇的時間中，它圍着我，顫抖着，流動着，蕩漾着，讓我開心。
後來我就撞上了1968年。
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
現在我可以說當時就感覺到了它的來臨，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經嗅到了它的氣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實已經變成了1968年。
噢，想起這個來我就想笑。
讓我想哭！我哭了嗎？我看到了一切，同時又什麼也沒看到。
這樣講有什麼意義？軍方破壞了大學的自治，竄進校園随便逮捕、殺人時我就在系裡。
沒有。
大學沒有死多少人。
特萊特洛爾科死的人最多。
這個名字可能會永遠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中！可是當軍隊和狂暴的警察湧進來把大家用卡車運走時我就在系裡。
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在衛生間裡，在那幢大樓某一層的衛生間裡，我想可能是四樓吧，我說不準了。
我當時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詩或者歌曲所描寫的那樣，讀着佩德羅·加菲亞斯優美的詩歌，那時他已經死了有一年，佩德羅先生，多麼憂傷的一個人啊，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憂傷——誰能想像得到當醜惡、狂暴的警察湧進大學的那一刻我正在衛生間裡讀詩嗎？我跑題了嗎？我想生活充滿了各種奇妙和神秘的事物。
事實上，正是由于佩德羅·加菲亞斯，由于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歌和我長期養成的在衛生間讀詩的習慣，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狂暴的警察進來了，軍隊進來了，而且在拽走他們能找到的每個人。
我聽到了某種吵鬧聲。
在我靈魂中翻騰的聲音！可以說當時吵鬧聲越來越大，這時我才開始留心起到底發生什麼了。
我聽到隔壁小間有人拉開鎖鍊，我聽到門砰地響了一聲，聽到過道裡傳來腳步聲，聽到草坪上升起喧嚣聲，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像綠色海洋般把系樓圍襯得像個小島，這樣的地方從來都是充滿喃喃細語和愛意的。
這時佩德羅·加菲亞斯詩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書，站起來，拉開鎖鍊，打開門，大聲說着什麼，嗨，我說，外面出什麼事兒了？可是沒人應答，使用衛生間的人都不見了，雖然早知道不會有人應答，我還是說嗨，有人嗎？也許你能理解那種感覺。
後來我洗了洗手，望着鏡子裡的自己，我看見一個高大、瘦削的金發女郎的樣子，那張臉上已經有不少皺紋，太多的皺紋，像佩德羅·加菲亞斯曾對我說的那樣，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來到過道，到那兒後我忽然意識到出事兒了，過道裡空無一人，樓下傳來喊叫聲，讓你震耳欲聾，在創造着曆史。
我當時怎麼辦了？我做了任何人都會做的事兒。
我走到一個窗戶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從另一扇窗戶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後又從另一扇窗戶望下去，這樣一直看到過道盡頭，我看見了敞篷車，裡面圈着被捕的學生和教授，那場景很像描寫二戰的電影和瑪麗亞·弗裡克斯和佩德羅·阿曼達裡斯表現墨西哥革命的電影交錯在一起的畫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熒光閃閃的小小人影在活動着，就像人們常說的瘋子或者處于高度恐懼狀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
我心裡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待在這兒别動。
不要自投羅網被抓去了，寶貝。
待在這兒别動，奧克西裡奧，寶貝，别讓他們把你寫進他們的名單裡。
如果他們想要找你，就讓他們來找好了。
然後，我又回到衛生間，這事兒顯得有點怪怪的，我不僅回到了衛生間，而且又返回剛剛待過的那個格子間，我又重新坐在馬桶上，我是說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褲，可是并沒有什麼内急之需（對此人們有更準确的說法：腸道松弛，但我不屬于這種情況），然後打開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不過毫無閱讀的欲望，我開始慢慢地讀起來，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聽到走廊裡傳來聲音，靴子的聲音？上過釘的靴子的聲音？可是，嗨，我心裡說，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聽到好像有聲音說一切都有條不紊，不過也可能是說别的意思，有人，也許就是剛才講話的那個雜種，打開衛生間的門，走了進來，我像雷諾阿畫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腳尖，我的内褲掉在瘦骨嶙峋的腳踝上，絆在當時穿的一雙鞋上，那是一雙非常舒服的黃顔色的軟底鞋，我等着那個士兵一個一個搜查小格子間，已經作好了準備，萬一他來了，絕不開門，要把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最後的自治堡壘守衛到底——我，一個窮困潦倒的烏拉圭女詩人，跟任何人一樣深愛着墨西哥——我這樣等待的時候，一種奇異的寂靜忽然降臨，好像時間發生了斷裂，頃刻間朝四面八方飛奔，那是一種純粹的時間，不摻雜任何語言的色彩，也不帶動作或者行動的成分，接着我看見了自己，看見了那個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鏡子，我們兩個在文學系四樓的女衛生間裡像雕塑般凝固不動，就是這樣，然後我聽到他的腳步聲逐漸消失在遠方，我聽到門關上了，我直起的雙腿又恢複成原來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動。
我要說，我那樣坐了三個多小時。
我記得我從衛生間裡出來時天開始黑下來。
我得承認，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可我知道該怎麼辦。
我清楚自己的職責。
于是我走到衛生間惟一的窗戶前向外望去。
我看見遠處有一名士兵。
我看見一個武裝好的軍車的輪廓或者影子。
像拉丁文學裡描寫的門廊，希臘文學裡描寫的門廊。
噢，我太崇拜希臘文學了，從品達爾[品達爾（Pindar，約公元前522—前443），希臘著名抒情詩人。
]到喬治·塞菲裡斯[喬治·塞菲裡斯（GeorgeSeferis，1900—1971），希臘詩人，著有長詩《“畫眉鳥”号》、《三首神秘的詩》等。
196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我看見了席卷大學的那股狂風，仿佛在白天最後的光亮中開心不已。
我明白自己該怎麼辦。
我明白。
我明白必須要堅持。
我坐在女衛生間的磚地上，就着最後的亮光，讀了三首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然後合上書，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萊科圖雷，拉丁美洲烏拉圭公民，詩人，旅行者，堅守下去。
就這樣。
接着我開始回想自己的過去，就像我現在回想着過去那樣。
我開始回想你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現在回想阿圖羅·貝拉諾那樣，年輕時的阿圖羅·貝拉諾，1970年，我見到時他才十六歲或者十七歲，當時我已經是那些年輕的墨西哥詩人的母親，他還是個不勝酒力的孩子，但卻很自豪在他遙遠的智利故國，薩爾瓦多·阿連德[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Allende，1908—1973），智利前總統，智利社會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社會活動家。
]赢得了大選。
我熟悉阿圖羅。
我是在英克魯西亞達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詩人中碰到他的，那簡直就是個雪貂窩，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輕人和不再那麼年輕的人經常在那裡聚會。
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為我們兩個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
盡管年齡懸殊，盡管有着各種可以想像出來的分歧，我們還是成了朋友！我指點他認識了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龐德。
我帶他來過一次家裡，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摟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懸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親、父親以及人很不錯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們全家人都很善良。
我對她媽媽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夫人，我沒有跟你兒子睡覺。
她說，當然沒有，奧克西裡奧，不過别叫我夫人，我們其實是同齡人！我成了這個家的朋友。
一個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
我也是那一年來的。
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圖羅家一待就是很長時間，有一次待了一個月，還有一次待了兩星期，還有一次待了一個半月。
因為我那時沒有錢付帶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間頂樓房的租金。
白天我就待在大學裡，幹這幹那，其他時間，晚上，我就過起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憐的幾樣東西，衣服、書籍、雜志、照片，扔得到處都是。
我是雷梅迪奧斯·巴羅[雷梅迪奧斯·巴羅（Remedios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超現實主義畫家。
]，我是莉奧諾拉·卡林頓，我是歐尼塞·奧迪奧[歐尼塞·奧迪奧（EuniceOdio，1919—1974），哥斯達黎加詩人。
]，我是麗蓮·瑟爾帕斯[麗蓮·瑟爾帕斯（LilianSerpas，1905—1985），薩爾瓦多詩人。
]（噢，可憐的麗蓮·瑟爾帕斯），如果說我沒有瘋狂，那是因為我始終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煙管褲，嘲笑我自己裡面都脫了線的内衣，嘲笑我那巴麗安特王子式的發型，白發正在迅速蓋過金發，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藍眼睛，我那聽着大學生故事的粉紅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贊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襯下重新組裝過的破敗、戰栗的床鋪，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騷動不安、不可企及、像阿茲特克的大鍋爐般的天空，在這樣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詩人和阿圖羅·貝拉諾在一起，在絕對的幸福中感動不已，貝拉諾才十六七歲，我看着他開始成長起來，1973年他決定回祖國參加那場革命。
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車站為他送行的人，因為他打算走陸路，那是一次漫長的旅程，極其漫長，充滿了危險，那是所有貧窮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這片荒謬的大陸，阿圖羅·貝拉諾從巴士窗戶探出身來向我們揮手告别時，不僅他母親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裡睡了，主要是為了陪陪他母親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盡管除了幾個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無處可去，可我還是走了。
我不喜歡濫用别人的好客。
1974年，阿圖羅回來時完全變了一個人。
阿連德下台了，他的義務已盡，或許這是他妹妹告訴我時的說法。
阿圖羅盡了他的責任，他的良心，一個年輕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這本身無可譴責。
9月11日，他以一個志願者的身份出來活動。
他在一條荒涼的街上站了荒謬的崗。
他夜間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
幾天後，他在一個邊防檢查站被捕。
他們沒有拷打折磨他，但關了好幾天，期間他的表現像個男子漢。
墨西哥的朋友們，墨西哥城的夜晚，詩人們的生活在等待着他。
可是他回來後早已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
他開始跟其他更年輕的人、鼻涕都擦不淨的十六七歲的孩子們出去玩，他遇到了烏裡塞斯·利馬（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發覺這個影響很壞），他開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們，看什麼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剛從地獄回來，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維吉爾本人，這個敏感的孩子，他開始吸大麻煙，那腌臜的毒品，販賣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東西。
不過，憑良心說，他跟過去一樣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
所以，我們碰到時（純屬偶然，因為我們經常聚會的已經不是同一撥人了），他會說你好嗎，奧克西裡奧，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隻猴子般四處跳躍，手裡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塊比薩，總是跟那個叫勞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這個女孩漂亮極了，可是心腸卻比一個黑寡婦還黑，跟他經常在一起的還有烏裡塞斯·利馬和另外一個智利小男孩費裡佩·穆勒，有時我甚至也跑到他們一夥裡去，但他們說的全是格裡格裡科[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JulioCortázar）在其小說《跳房子》中發明的語言，用來表達一種與外界隔離的感覺。
]，就像《跳房子》裡的人那樣，你能看得出，他們喜歡我，能看得出他們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們講格裡格裡科，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憑這點最終還是把我拒之門外。
不讓人覺得他們在嘲笑我！他們聽我的！可是我不會講他們的格裡格裡科，而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又不放棄他們的俚語。
那些被人遺棄的可憐的孩子。
情況是：沒有人想要他們。
或者說誰也不把他們當回事。
或者有時你會有這種印象：他們太高估自己了。
一天有人對我說：阿圖羅·貝拉諾離開墨西哥了。
接着又說：但願這次他不再回來。
對此我實在很惱火，因為我一直都愛着他，我沒準還斥責了說這話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關心的是打聽他去哪兒了。
然而誰也說不準：說去澳大利亞、歐洲、加拿大，什麼地方的都有。
接着我開始想起他來，開始想到他的母親，那麼寬宏大度，開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們在他家做肉餡卷餅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條，為了晾幹，我們在廚房、在餐室、在亞伯拉罕·岡薩雷斯大街上的那間小小起居室裡，到處都挂上了面條。
我什麼事都忘不了。
他們說這是我的毛病。
我是所有墨西哥詩人的母親。
1968年，當狂暴的警察和軍人開進大學時，我是惟一堅持到底的人。
我獨自一個人待在系裡，關在衛生間裡，長達十天、十五天不吃東西，具體幾天我想不起來了。
陪伴我的隻有一本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襯衣和一條皺巴巴的藍裙子，在這個世界上我有的是時間想而又想。
可當時我卻無法回想阿圖羅·貝拉諾，因為那時我還不認識他。
我心裡對自己說：奧克西裡奧，堅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們會把你投進監獄（或許驅逐你回蒙得維的亞，因為你天生永遠收拾不好自己的證件，你這個傻瓜）他們會唾你，會揍你。
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堅持下去。
抵抗饑餓和孤獨。
我先是坐在馬桶上睡了幾個小時，就是這一切開始時我正坐在上面的那個馬桶，雖然人已極度虛弱，我還是相信它會給我帶來好運，可是睡在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後我索性蜷縮在地闆磚上睡。
我一個勁地做夢。
不是噩夢。
而是音樂般的夢，透明的質疑之夢，還夢見光亮安全的飛機在寒冷、明媚、湛藍的天空上橫穿拉美大陸。
我醒來時人已經凍僵，而且饑腸辘辘。
我向窗外望出去，衛生間的那扇小窗戶外面，在拼圖般的校園殘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
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謝天國的上帝聲中度過，在這樣的天國，誰也不會斷水。
千萬别生病，奧克西裡奧，我對自己說，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萬别生病。
我脊背靠着牆滑到地闆上，我又打開佩德羅·加菲亞斯的書。
我閉上眼睛。
我大概睡着了。
後來我聽到了腳步聲，我又藏進格子間（那個格子間就像我永遠不曾擁有過的小卧室，那個格子間就是我的戰壕和我的杜伊諾宮，我在墨西哥的主顯節）。
接着我又開始讀佩德羅·加菲亞斯的詩。
然後我又睡着了。
我又從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見了高高在上的烏雲，我想起了奧特爾博士[奧特爾博士（Dr.Atl，1875—1964），本名GeraldMurillo。
墨西哥畫家，畫作主要表現他個人對墨西哥火山的着迷。
]的畫和《最明淨的地區》[Laregionmás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Fuentes）的小說代表作。
]。
接着我又開始想些開心的事。
有多少詩我爛熟于胸呢？我開始背誦起來。
輕吟着我記得的那些詩，我真想把它們寫下來，但我卻隻有一支鋼筆沒有紙。
後來我又想：你這個傻瓜，在這兒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紙啊。
于是我拿了點衛生紙開始寫起來。
後來我又睡着了，做起夢來，噢，太荒誕不經了，夢見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羅[胡安娜·德·伊瓦沃羅（JuanadeIbarbourou，1892—1979），烏拉圭詩人。
]，夢見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詩集《風之玫瑰》，夢見她的處女作《鑽石的語言》，多麼漂亮、多麼美麗的書名啊，仿佛一本先鋒派詩集的書名，一本去年剛出版的法國書，事實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換句話說那年她才二十七歲。
那時她一定是個非常有趣的女人，整個世界就在她腳邊，所有的紳士們準備好了優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紳士已經不複存在，但胡安娜還活着），所有的現代派詩人準備為詩歌而獻身，所有那些顧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詞，所有的愛。
然後我又睡着了。
然後我又醒來，一連幾個小時，或許好幾天，我為流逝的年華，為我在蒙得維的亞度過的童年，為那些至今還困惑着（甚至比過去還讓我困惑）、我甯肯不想談論的面孔而哭泣。
我已經忘了自己在那裡囚禁了多少天。
我從窗戶裡看着鳥兒、樹木，從看不見的地方伸出的樹枝、灌木、草叢、烏雲、牆壁，我看不見有人，也聽不到任何聲響，我不知道自己在裡面待了多久。
後來我開始吃衛生紙（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過，隻是一小片，我沒有那個胃口吃得更多。
後來我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食欲。
後來我撿起寫過東西的衛生紙，把它們扔進馬桶，然後拉了下鍊子。
沖水的聲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塗了。
我想：盡管我很聰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犧牲，我還是犯糊塗了。
我想：毀掉自己寫的東西是多麼詩意的舉動啊。
我想：我要是吞了它們就好了，因為我現在糊塗了。
我想：寫作是徒勞的，毀滅是徒勞的。
我想：因為我寫作，我才挺住了。
我想：因為我毀了自己寫的，他們會找到我，抽打我，強奸我，殺了我。
我想：這兩個行為是互有關聯的，寫作和毀滅，躲藏和被發現。
後來我坐在馬桶上閉上眼睛。
後來我又睡着了。
後來又蘇醒了。
我的身體禁锢成一團鋼筋。
我繞着衛生間慢慢地活動，照了照鏡子，梳了梳頭發，洗了把臉。
噢，我的臉太難看了。
現在的樣子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後來我聽到了人聲。
我想，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了。
那感覺就像魯賓遜在沙地上發現了腳印。
不過我的腳印是人聲和門砰的關閉聲，好像大理石牆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廳裡。
接着弗姆沃納教授的秘書魯佩打開門，我們倆站在那兒面面相觑，倆人都大張着嘴說不出話來。
我想，這一震驚讓我暈過去了。
我再次睜開眼睛時人已在裡烏斯教授的辦公室（裡烏斯是一個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圍是朋友們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學裡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開始哭起來，根本無法連貫地描述究竟發生了什麼，雖然裡烏斯不斷地鼓勵着我，他對我的經曆似乎一下子很感動又很震驚。
這就是我的經曆，年輕的朋友們。
這個傳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風撒播開來，中間又穿插進死者和生還者的事迹，現在人人都知道了有個女人在那個美麗悲慘之年，在自由慘遭塗炭之際還待在大學裡。
我已經有很多很多次聽别人講這個故事，在他們的講述版本中，這個女人關在衛生間裡十五天沒有吃東西，是個學醫的學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裡亞的一個秘書，不是沒有證件沒有工作，甚至沒有地方擱一下腦袋的烏拉圭人。
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個男人，一個信仰共産主義的學生或者一個患腸胃病的教授。
我聆聽這些故事，這些有關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時，總是一言不發（特别是沒有喝醉的時候）。
如果喝醉了，我就盡量低調處之。
根本沒有這回事，我說，這是大學裡的傳說，是城市傳奇，這時他們就盯住我說：奧克西裡奧，你是墨西哥詩歌之母。
我說（如果喝醉了就會吼叫）：不，我誰的母親都不是，不過我認識他們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輕詩人，那些出生在這裡和外省來的年輕人，還有那些乘着風潮從拉美其他地方刮到這裡的人，我愛他們所有的人。
5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接着我對他們說：好吧，小夥子們，如果這瓶梅斯卡爾酒喝光了我們該怎麼辦？他們說：我們下樓再去買一瓶，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别擔心。
因為心裡踏實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傾而空。
過去他們釀的梅斯卡爾酒醇美之至，在我們國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沒錯，先生，我站起來，走到自己的藏書前，落滿灰塵的藏書——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擦過書架了！——不是我不再愛護那些書，肯定不是，而是因為生活把我們弄得如此脆弱，同時還不斷地麻痹我們（幾乎讓我們難以察覺，先生們），有些人，盡管我沒有碰到這種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後落得個隻剩個從中分裂的左半邊大腦，這是描述記憶問題的一種說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兩個小夥子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我能感覺得出他們在我脖頸背後呼吸的氣息，當然這隻是形容而已，我沒有轉過身，問吉爾曼或者阿克萊斯、曼努埃爾說我提到過幹什麼工作了沒有，我靠什麼生活。
他們說沒有，阿馬德奧，誰也沒有對我們說過任何這方面的事兒。
接着我很排場地說，我寫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長達好幾秒，我靠寫作為生，小夥子們，我說，我和帕斯是這個可惡的國家僅有的兩個靠寫作謀生的人。
他們呢，當然，依然令人激動地沉默不語，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的話。
就像人們說吉爾韋托·歐文那樣沉默着。
接着，我依然背對他們，盯着我的藏書的書脊說：我就在附近上班，在聖托·多明戈廣場裡，我主要寫訴狀、禱詞和書信，我又笑了，笑聲的力量激起書裡的塵土，這時書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沒有發表的文稿的夾子能看得更清楚了。
他們也笑了，一陣短促的大笑從我的脖頸背後掃過去，這兩個小夥子挺克制，直到我終于設法找到了要尋找的那個夾子。
給你們，我說，我的生平，順便說一下也是塞薩雷亞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這兒了。
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先生們：他們并沒有貪婪地撲向文件夾，然後迅速翻閱這些資料，而是站在那裡問我寫不寫情書。
我什麼樣的書信都寫，孩子們，我告訴他們，然後把夾子放在地闆上，又在杯子裡斟滿蘇西達斯牌酒，母親給孩子的信，孩子給父親的信，女人給獄中丈夫的信，當然還有情人的信，情書寫來最妙，一來天真爛漫，二來又那麼情欲纏綿，簡直就像雜貨店老闆的貨架，各種東西無所不包，有時捉刀人還會添加些自己的創意。
多美妙的工作啊，兩個小夥子說。
在聖托·多明戈的拱門下度過三十年後，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說着打開夾子，開始浏覽那些資料，尋找我擁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爾卡》，那份塞薩雷亞懷着極其隐秘和興奮的心情編輯的雜志。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7年1月。
有些書你無聊的時候可以看。
這樣的書多不勝數。
有些書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可以看。
在我看來，這種書最好。
有些書你憂傷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開心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渴求知識的時候可以看。
有些書你絕望的時候可以看。
烏裡塞斯·利馬和貝拉諾他們想寫的就是這種書。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很快就會發現。
我們不妨以一個普通讀者為例，這個人頭腦冷靜、成熟、受過教育，過着多少還算健康的生活。
經常買書和文學雜志。
你可以拿他為範例。
這種人會讀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寫的東西，但讀其他任何種類的書時都會帶着一副批評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靜，不會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
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希望自己沒有冒犯到任何人。
我們再來說說絕望型讀者，這種人大概是為絕望文學而生的觀衆。
我們會發現什麼呢？首先：這樣的讀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還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經質。
屬于那種操蛋白癡（請原諒我這樣說），讀了《少年維特的煩惱》後就想自殺。
其次：這種讀者有局限性。
為什麼說有局限呢？很簡單：因為他隻讀絕望型作品或者給絕望者寫的書，這是一回事，這種人或者變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讀比如《追憶逝水年華》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見，這是鎮定、冷靜、純粹文學的典範之作）這種作品的，也不會去讀諸如《悲慘世界》或者《戰争與和平》這樣的作品的。
我的意思說清楚了嗎？好的。
于是，我勸告他們，說服他們，警告他們，提醒他們面臨的危險。
我這樣形同跟牆說話。
還有甚者：絕望悲觀的讀者就像加利福尼亞的金礦。
他們遲早會耗光的！為什麼？太顯然了！一個人不可能在絕望中過一輩子。
最後，身體會背叛的，這種痛苦會變得忍無可忍，最後，透明物體就會從巨大的冷泉中湧出。
絕望型讀者（特别是絕望型詩歌讀者，這種人令人無法忍受，相信我說的）最終的結局就是離書而去。
他最終必然會成為一個平庸的絕望者。
他也許會恢複正常！然後，作為恢複再生過程的一部分，他開始逐漸回歸——感覺就像裹在襁褓裡，就像在溶化了的鎮靜劑的疾雨之下——回歸到我所謂的為冷靜、平和的讀者創作的文學作品上來，堅定地把頭腦扛在自己肩上。
這就是所謂（被我稱為，如果沒有别人這樣說的話）從青春期到成人的過渡。
我不是說一個人如果成了頭腦冷靜的讀者就不再閱讀為絕望者寫的書了。
他肯定還會讀的！尤其是如果這種東西寫得不錯、文雅，或者朋友推薦給他的話。
但是，最終，這種東西會讓他厭倦的！歸根結底，那種悔恨文學、充滿了利器和遭到淩遲的救世主的作品，不會刺傷他的心髒，就像平心靜氣的作品，精心構思的作品，技術完美的作品不會刺傷他的心髒一樣。
我總是對他們這樣說。
我總是告誡他們。
我給他們看技術完美的作品。
我警告他們注意那些危險。
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盡了！謙卑些！親自去探索，親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線，哪怕這線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構成！然而我瘋了，我被他們逼瘋了，被我的女兒們，被勞拉·達米安逼瘋了，所以他們不聽我的。
華金·巴塞烏斯·阿馬拉爾，正行走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校園裡，1977年2月。
不，不，不，當然不是。
那個叫貝拉諾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禮貌，絕非滿懷敵意。
1975年我到墨西哥來發布——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翻譯的龐德《詩章》，這本書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順便說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華金·默蒂斯出版），貝拉諾和朋友們來參加這個活動，随後，這點很重要，他們留下來跟我交談，陪同我（如果你初來乍到某種意義上是個外國的城市，你對這種事兒會很感動的），我們來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體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區，在貝拉斯美術館附近，我們談論龐德一直談到很晚。
換句話說，我在發布會上沒有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沒有看到墨西哥詩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來的話，我也認不出來，我很抱歉這樣說），我隻看到那些孩子們，那些充滿了渴望、理想主義的孩子們，你明白嗎？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很欣賞這點。
我們都聊了些什麼？當然是聊這位大師了，聊了他在伊麗莎白精神病院的時候，聊到那個叫費諾羅薩[費諾羅薩（ErnestFranciscoFenollosa，1853—1908），美國東方學家、美學家，深入研究東西方文明、語言和詩，龐德受到他的理論影響，曾在《詩章》中使用漢字。
]的怪人，聊了漢朝、隋朝的詩歌，聊了劉向、董仲舒、王丕、陶潛（陶淵明，365—427）的詩歌，聊了唐朝、韓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維（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澤東——換句話說，聊了些我們誰也不知道的關于龐德的事兒，甚至連那位大師也不知道的事兒，因為他最熟悉的還是歐洲文學，不過，龐德能夠深入到那種謎一般的語言中，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廣泛，我說得對嗎？他對人性是何等堅信不疑，你說對嗎？我們還談了普羅旺斯的詩人們，那些普普通通的詩人，你知道，如安諾傑·丹尼爾、伯特蘭·德·博恩、吉勞特·德·波尼爾、赫弗雷·魯德爾、吉列姆·德·伯克達、馬卡布魯、伯納特·德·本塔多恩、瑞瑪特·德·瓦凱拉斯、庫西的城堡主人、傑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羅亞，我們談了清新詩體流行時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摯友們，如大家經常提到的西諾·達皮斯托亞、基多·卡瓦爾坎蒂、基多·基尼澤爾利、西科·安吉奧列裡、加尼·阿爾法尼、迪諾·弗雷斯科鮑爾迪，但是我們主要談論的還是那位大師，在英國時期的龐德，在巴黎時期的龐德，在拉帕羅時期的龐德，在伊麗莎白精神病院時期的龐德，從意大利回來後的龐德，在死亡邊緣的龐德…… 後來怎麼了？老一套。
我們要求結賬。
他們堅持說我一分錢都不用掏，不過我毅然拒絕了。
我也曾年輕過，我知道在那個年齡維持生活有多麼艱難，尤其是，如果你還是個詩人的話，所以，我把錢放在桌上，那些錢足夠付我們所有的消費了（我們總共有十個人：包括年輕的貝拉諾和他的八個朋友，其中有兩個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們的名字，然後還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說一說，這是那天晚上發生的惟一離奇的事兒，他們拿起錢又還給我，我把錢放回桌上，他們又還給我，後來我說，孩子們，我跟學生們出去喝酒或者可樂（哈哈），我從不讓他們付賬，我動情地（我愛我的學生，想當然地以為他們會回饋這份感情的）發表了一番小小演說，可他們卻說：想都不要想，先生，就這樣：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譯（如果我能夠的話）這個含義豐富的句子時，觀察着他們的臉，七個男孩和兩個漂亮女孩，我想：不，他們永遠不會成為我的學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想，其實當時他們那麼彬彬有禮，那麼善良，可我還是這麼想。
我把錢收回錢夾，他們中的一個人付完賬，然後我們就出去了。
夜色很美，完全沒有了白日車輛和人群的擠撞，我們朝我住的賓館方向走了會兒，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輕松就走了很遠，我們前行（可是去哪裡呢？）途中，有些孩子開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們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許隻是在我看來如此），這夥人一點一點地稀少起來，期間我們還一個勁地聊着，我們聊啊聊，或許現在想來，可能沒有聊那麼多，我應該說我們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個時候不會有人使勁思考什麼的，身體已經在乞求休息了。
忽然隻剩我們五個人毫無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許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種龐德式的沉默中漫步，雖然這位大師是最不肯沉默的家夥，難道不是嗎？他的語言就像某個部落的語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質，不斷探究着，講述着一切故事。
然而它們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語言，被沉默一點點地消融掉，不是嗎？後來，我覺得該睡覺休息了，我叫了一輛出租，然後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羅·莫拉萊斯，科默西奧大街，莫雷洛斯花園前，阿斯坎頓區，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3月。
是厄瓜多爾的小說家巴爾加斯·帕爾多介紹我認識阿圖羅·貝拉諾的。
這是一個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個審稿編輯。
一年前，這個巴爾加斯·帕爾多勸我說出版社值得資助發行一本雜志，這本雜志可以發揮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論壇的作用。
我聽了他的勸誘，馬上動手實施。
他們給了我一個榮譽主任的頭銜，巴爾加斯·帕爾多和他的若幹羽翼自任為編委會成員。
這本雜志的計劃，至少他們向我兜售的計劃是推介出版社的書籍。
這是最主要的目标。
第二個目标才是辦一本高質量的文學雜志，要能夠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
他們跟我提到胡裡奧·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爾加斯·略薩，這些都是拉美文學的閃耀明星。
我從來都很謹慎，雖然還不能說是多疑，我告訴他們，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亞、莫特羅索，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萊尼塔·波尼亞托斯卡我将很高興。
他們說當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會求着想在我們的雜志上發表作品。
好吧，讓他們求吧，我說，那我們就好好幹，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傳出版社的産品。
他們說，那肯定沒問題。
這個理念将會在每一頁或者每隔幾頁中體現出來，用不了多久這份雜志也會赢利的。
我說：先生們，我就把它的命運交給你們了。
在第一期雜志上，誰都可以親眼看到，根本沒有科塔薩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甚至何塞·埃米裡奧·帕切科的影子，但我們發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種意義上算是救了這一期，另外，還有一篇巴爾加斯·帕爾多自己寫的文章，還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兩篇從即将出版的長篇中選摘出來的片段，一篇巴爾加斯無人問津的同鄉寫的短篇小說。
當然還有詩歌，而且詩歌的量很大。
評論部分，至少我覺得沒有什麼可反對的。
注意力主要放在我們的新書評介上，總體上很不錯。
記得看完這期雜志後，我跟巴爾加斯·帕爾多聊天時說：我覺得詩歌太多了，詩不好賣啊。
我記得他回答說：你說的不好賣是什麼意思呢，利桑德羅先生，他說，瞧瞧帕斯和他辦的雜志。
行了，巴爾加斯，我說，帕斯是帕斯，這有點奢侈，我們别人負擔不起。
我沒有說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讀過帕斯的雜志了，我也不想糾正使用了“奢侈”這個詞，我無意用它來描述詩歌事業，而是指帕斯那無聊的刊物。
說到底，我認為發表詩歌不是個奢侈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愚蠢。
不過，這事兒也就到此為止，巴爾加斯·帕爾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後又出了第四、五期。
有時我聽人說我們的雜志越來越具有攻擊色彩。
我想這全是巴爾加斯·帕爾多的錯，他把雜志拿來當做攻擊他初到墨西哥時對自己勢利的人的武器，拿來當做解決舊賬（有些作家如此虛榮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說真的，我對此毫無意見。
對一份雜志來說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會賣得不錯，令我震驚稱奇的是一份發表了這麼多詩歌的雜志會賣得不錯。
有時我扪心自問這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對詩歌的興趣為何如此濃厚。
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詩人而是個小說家。
那麼，他對詩歌的興趣到底從何而來呢？ 我承認，有一度，我作過各種猜測。
我懷疑他是同性戀。
沒準就是。
他已經結婚了（順便說一下，是跟一個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這事兒。
他會是什麼類型的同性戀呢？會不會是個在純文學層面自得其樂、熱情而不切實際的同性戀呢？是不是在雜志上發表詩歌的詩人中有“理想伴侶”的綽号呢？我不知道。
這得問他本人。
我對同性戀沒有任何偏見。
每天都會有更多的同性戀出現。
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墨西哥文學界同性戀的數量達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認為這可能已經達到極緻了。
可是，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我猜問題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趨勢日益流行的緣故，電影、音樂，誰知道都是什麼玩意兒。
連薩爾瓦多·諾沃有一次都親口對我說，有些前來拜訪他的年輕人的言談舉止讓他驚愕不已。
薩爾瓦多·諾沃很清楚自己在說什麼。
我就這樣認識了阿圖羅·貝拉諾。
一天下午，巴爾加斯·帕爾多對我說起他，說他如何攢了本怪異（他用這個詞了嗎？）的書：拉美青年詩人的權威選集，正在尋找出版社。
貝拉諾是誰？我問。
他給我們的雜志寫過書評，巴爾加斯·帕爾多說。
這些詩人，我說，偷偷地觀察着他的反應，就像皮條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闆搜羅新的女人，可巴爾加斯·帕爾多壓根就不理睬我的話，繼續對我說，那本書好極了，屬于那種我們（多麼有意思啊，用了複數）出版社不出的話，别的出版社就會拿走的書。
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說：帶他過來，安排我跟他見個面，我們看看能做點什麼。
兩天後阿圖羅·貝拉諾現身出版社。
他穿了件條絨夾克和牛仔褲。
夾克袖子和腰的左側有好幾處裂了縫，沒有打補丁，好像有人開玩笑拿箭射過或者用矛尖戳過他。
褲子呢，如果他脫了的話，那褲子都會自己站直了。
那雙網球鞋隻消瞥一眼就會讓人不寒而栗。
他長發披肩，也許人本來就瘦骨嶙峋，現在越加顯瘦了。
那樣子好像幾天沒睡覺了。
好個上帝啊，我想，他簡直像個失魂落魄的廢人。
至少看上去那天早晨還沖了個澡。
我說：我來看看你攢的這本選集，貝拉諾先生。
他說：我交給巴爾加斯·帕爾多了。
開場不妙，我心想。
我抓起電話告訴秘書讓巴爾加斯·帕爾多上我辦公室來。
有那麼幾秒鐘的工夫我們誰也不說一句話。
真見鬼，如果巴爾加斯·帕爾多再遲來會兒，這位年輕詩人就要當着我的面睡着了。
他至少看着不像同性戀。
為了消磨時間，我告訴他，我們出過十多本詩集了，他也許知道，但一直賣不動。
是啊，他說，是出過十幾本。
我的天哪，他簡直就像個僵屍。
有那麼一刹那，我懷疑他是不是在吸毒，可誰能看得出來呢？我說，攢一本你這樣的拉美詩選很不容易吧？容易，他說，全都是朋友的詩。
這個自負的家夥。
那麼，我說，作者的版權應該沒問題了，你拿到了許可。
他笑了。
或者，我來說明一下，他擰了一下嘴巴或者翻了一下嘴唇，露出幾顆黃牙發出某種聲音。
我敢說他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怎麼描述好呢？不是凡間的笑聲？你在一家醫院荒涼的過道裡行走時聽到的笑聲？大緻差不多吧。
過了會兒，笑聲結束後，我們似乎又要陷入沉默，陷入兩個剛認識不久的人或者一個出版商和一個僵屍（在這種場合正好是同一件東西）之間會出現的那種令人尴尬的沉默，但我不能再次陷入那種沉默，所以就不斷地找話說，談他的故國智利，談他發表過書評的我的雜志，談到處理詩集的存貨多不容易。
哪兒都找不到巴爾加斯·帕爾多（他可能在電話裡跟另一個詩人瞎聊上了！）後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好像忽然明白過來了，或者恍然大悟。
我想最好還是别出那本選集。
我想最好别出這位詩人寫的任何東西。
讓巴爾加斯和他那些精彩的想法都見鬼去吧。
如果别的出版社有興趣，那就讓他們跟他接觸吧，我不幹。
在忽然想清楚的瞬間，我意識到出版這孩子的書會給我帶來厄運，讓這個孩子在辦公室跟我面對面坐着，讓那雙快要睡着的空洞的雙眼盯着我，會給我帶來厄運，而且這個厄運可能已經像隻秃鷹或者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般在我出版社大樓的屋頂上盤桓，命中注定會撞毀我的辦公室。
巴爾加斯·帕爾多忽然現身，揮舞着拉美詩人們的手稿，我從胡思亂想中醒過來，但醒得很緩慢，起先我甚至都沒有聽清巴爾加斯在說什麼。
我隻聽到他的笑聲以及讨厭的嗡嗡聲，興奮得不得了，好像為我工作是他平生多麼得意的好差事，簡直就是一次來墨西哥城的帶薪休假，我記得自己犯糊塗，居然站起來向巴爾加斯伸出手，天哪，我伸出那隻混賬手好像他是老闆或者總經理，我是個打雜的，我還記得我盯着阿圖羅·貝拉諾，我記得這個厄瓜多爾人進來時他都沒有欠一下身，不僅沒有欠身，甚至都不理我們，都不看着我們，你相信嗎？看着他毛糙糙的頸背，我刹那間覺得看到的都不是個人，不是個活人，不是像你我一樣血管裡流着血液、會呼吸的人類，而是一個稻草人，在一個稻草或者塑料做的軀體上穿了堆皺巴巴的衣服，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時我聽到巴爾加斯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利桑德羅，瑪蒂塔馬上會把合同拿過來。
什麼合同？我很吃驚。
當然是出版貝拉諾的書的合同了，巴爾加斯說。
我坐了回去說，且慢，且慢，這份合同裡寫着什麼？問題是，貝拉諾隻給我們明天一天時間的餘地，巴爾加斯說，我們得速戰速決。
他上哪兒去，要離開我們了？我問。
歐洲，去弄個斯堪的納維亞女人（對巴爾加斯·帕爾多來說，粗俗與坦率甚至誠實是同義詞）。
他要去瑞典嗎？我問。
差不多吧，巴爾加斯·帕爾多說，瑞典，丹麥，比較冷的那些地方。
我們不能把合同寄給他嗎？我說。
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羅，他去歐洲行蹤不定，而且他想這次就把事情解決了。
那個雜種巴爾加斯·帕爾多向我擠着眼，把臉湊近我（我以為他要吻我了，這個隐蔽的同性戀！）我無法再往後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後躲，可是巴爾加斯·帕爾多隻想在我耳邊說點什麼，幾乎是幾句咕哝。
他說我們用不着預付稿酬，說我應該簽字，立刻簽了，這樣貝拉諾就無法收回這筆買賣，讓競争對手拿走這本書了。
我本來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競争對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們來拿走，讓他們趕在我們前面破産得了，可是我沒有這樣說，卻鼓足勁用細小的嗓音問道：這孩子吸毒或者什麼的嗎？巴爾加斯·帕爾多忽然放聲大笑。
接着又小聲咕哝說：有那麼點，利桑德羅，有那麼點，但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可最重要的是這本書，書就在這兒，我們還是簽了合同，免得晚了。
可是這樣……明智嗎？我盡量咕哝着回應。
這時巴爾加斯把他那張大臉從我臉邊移開，用正常的聲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種甕聲甕氣的亞馬遜人的聲音，他本人就用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這樣自稱。
當然，當然明智了，他說。
這時巴爾加斯又走到這位詩人身邊，在他背上輕輕拍了拍。
怎麼樣啊，貝拉諾，巴爾加斯說，這個年輕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絲白癡般的笑容從他臉上綻開，這是那種精神受到傷害的人，那種被切了前額腦葉似的人才會有的笑容，天哪，這時我的秘書瑪蒂塔走進來，把兩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爾加斯·帕爾多要去找支鋼筆讓貝拉諾簽字，行了，别去了，在這兒吧，可我沒有鋼筆啊，貝拉諾說，那就給詩人找支鋼筆，巴爾加斯·帕爾多說。
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鋼筆都從我的辦公室裡消失了。
當然，我的夾克兜裡有兩支，可我不想提供給他們。
别簽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
可是瑪蒂塔從我桌上的文件裡四處搜索，終于找到了一支鋼筆。
貝拉諾簽了字。
我也簽了。
我握了握這個智利人的手。
我端詳了一番他的臉。
他還在微笑。
他好像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潰了，可還在微笑着。
我在哪兒看到過這樣的微笑呢？我看着巴爾加斯·帕爾多好像在問他，我在哪兒看到過這種可惡的微笑。
那是一種毫不設防的微笑，那種把我們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
可是巴爾加斯卻已經在跟這個智利人道别。
他忠告這位詩人在歐洲應該注意些什麼！這個同性戀還在回憶着他在商船中度過的青春時代！連瑪蒂塔聽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經無法挽回。
這書最終得出了。
我這個向來雷厲風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記重拳。
勞拉·郝雷吉，特拉爾潘，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3月。
他走之前來過我家。
大概是晚上七點，我一個人在家裡，母親外出。
阿圖羅告訴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來。
我祝他好運，可我都沒有問他上哪兒去。
我記得他問了我的學習情況，我在大學、在生物學方面幹得怎麼樣。
我說挺好。
他說：我去過墨西哥北部，去過索諾拉，也去過亞利桑那。
我想他說到這個，可也拿不準，然後他就笑了。
短促、幹澀的笑聲，孩子似的笑聲。
不錯，他好像很亢奮，而我清楚他其實從不吸毒。
烏裡塞斯·利馬是吸毒的。
他想什麼都試試，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麼時候處于亢奮狀态，什麼時候不是。
阿圖羅就不同了。
他從不亢奮。
如果說什麼人了解這點，這個人就是我。
後來他又說要走了。
他後面的話還沒說出來，我就告訴他這個主意好極了，沒有什麼比旅遊、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說到處的天空都一樣，城市會變化而天空不變，我說他錯了，我不相信，還說他自己的一首詩裡就寫到阿特爾博士描繪的天空，在藝術意義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
意思大緻如此。
其實我不想争辯。
起初我裝作對他的計劃、他的談話、他要向我說的一切不感興趣，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是真正的不感興趣，跟他有關的一切都讓我乏味得流淚，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點走開讓我安靜地學習，那天下午我有很多功課要做。
後來他說要去旅行，去看世界，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心裡很難過，還說一直在想我會跟他周遊天下，他提到什麼利比亞、埃塞俄比亞、紮伊爾之類的國家，巴塞羅那、佛羅倫薩、阿維尼翁之類的城市，然後我禁不住問他這些國家跟這些城市有什麼關系，他說：關系太大了，相互太有關系了，我告訴他，等我成了生物學家後，我會有時間去看這些城市、這些國家的，也會有錢的，因為我不打算搭便車或者随便睡哪兒去周遊世界。
他說：我不打算看它們，我打算住在這些地方，就像我在墨西哥這樣。
我說：這樣對你挺好的，我希望你開心，如果你願意的話，生活在那裡然後死在那裡，我會等有了錢再去旅遊。
可那時你就沒時間了，他說。
會有時間的，我說，你錯了，我會成為自己時間的主人，我會用我的時間做我喜歡的很多事情。
他說：你那時就不年輕了。
他說這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看着他這副樣子，如此痛苦不堪，我惱火極了，大聲沖他喊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或者青春幹什麼，我去哪裡旅遊，到底跟你有什麼關系啊？這時他看着我跌坐在一把椅子裡，好像忽然明白過來，他已經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讨厭鬼。
他還喃喃地說什麼愛我，永遠不會忘了我。
接着他站起來（頂多在他說完話二十秒鐘後）朝我臉上抽了一巴掌。
那聲音在整個樓裡回蕩。
我們住在一樓，可我卻聽到巴掌聲（這時他的手掌已經離開我的臉頰）從樓道升上去，進入二樓的每個房間，然後透過攀緣的藤蔓落下來，像玻璃珠般在院子裡滾動着。
我反應過來後把右手握成拳朝他臉上打過去。
他幾乎紋絲不動。
可是他掄起胳膊又飛快地揍了我一下。
你這雜種，我說，娘娘腔，膽小鬼，我發起一場笨拙的攻擊，又是拳打，又是搔抓，又是腳踢。
他甚至都不想躲避我的進攻。
操你媽的受虐狂！我沖他尖叫，不停地打他、哭喊，哭得越來越厲害，最後透過眼淚隻能看清燈光和影子，卻看不清我正在擊打的這個身軀的清晰面貌。
後來，我坐在地闆上一個勁兒地哭。
我仰望着旁邊的阿圖羅。
他的鼻子裡流着血，我記得一股血從他的上唇流下來，然後又流到嘴角，流到下颌。
你打傷我了，他說，這麼疼。
我看着他，眨了好幾下眼。
這麼疼，他說，歎着氣。
你幹嗎不想想怎麼對待我的？我說。
這時他站起來想摸一下我的臉，我往後一躲。
别碰我，我說。
抱歉，他說。
我恨不得你死了，我說。
我也恨不得我死了，他說，然後又來了一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他這不是對我說。
我又開始哭起來，哭得越厲害越想哭，我一個勁地要他離開我家，快滾，永遠不要再踏進這兒。
我聽到他歎息了一聲，我閉上雙眼。
我的臉越來越灼熱，但感覺主要不是疼痛而是羞辱。
那兩拳似乎傷了我作為一個女人的自信、自尊。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原諒他。
阿圖羅站起來（他一直跪在我旁邊），我聽到他走進衛生間。
他出來時拿一片衛生紙擦着鼻血。
我讓他快點走，我說永遠不想再見到他了。
他問我情緒穩定下來了沒有。
有你在身邊我永遠穩定不下來，我說。
後來他轉身扔掉那塊帶血的衛生紙——像一個吸毒上瘾的妓女用的衛生棉球——走了。
我還那樣一個勁兒地哭了好幾分鐘。
我試着回想剛才發生的事情的每個細節。
我感覺好受些後站起來，走進衛生間，看了看鏡子裡的自己（我的左臉還紅着），給自己弄了點咖啡，放上音樂，然後去院子查看大門鎖好了沒有。
後來，我拿了好幾本書在起居室坐下。
可我根本無法學習，于是又給生物系的一個朋友打了個電話。
所幸她在家裡。
我們随便聊了些各種瑣事，我現在想不起來都聊了些什麼，我想應該聊到她的男朋友，她說話的時候，我忽然又看見阿圖羅擦鼻血用過的衛生紙。
我看見它還在地闆上，皺皺巴巴，紅一道白一道，簡直像個活物，我頓時感到很惡心，我編了個借口挂掉電話，告訴朋友說我一個人在家，有人敲門。
别去開，她說，可能是小偷或者強奸犯，說不定二者兼備呢！我不會去開門的，我說，我隻是想去看看到底是誰。
你們家有圍牆嗎？朋友問。
我說圍牆很高。
我挂了電話穿過起居室向廚房走去。
到廚房後我卻不知道該幹嗎。
我走到樓下的衛生間。
我拿了幾張衛生紙回到起居室。
那團帶血的衛生紙還在那兒，但是，如果發現它這會兒在一把椅子或者餐室桌子底下，我也不會驚訝。
我用衛生紙包住阿圖羅的血紙，用兩根手指撚着，扔進馬桶，然後放水沖掉。
6 拉斐爾·巴裡奧斯，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聯邦區，1977年5月。
烏裡塞斯·利馬和阿圖羅·貝拉諾走了後，我們的本能現實主義活動主要有：自動書寫[Automaticwriting，一種招魂術用語，指受術者的注意力從表面上看來集中于他物而不由自主地書寫，這種現象可能發生在受術者的清醒狀态。
這是一種書寫上的超現實主義。
另一種說法是由達達超現實大師馬克斯·恩斯特（MaxErnst）發明的非書寫策略，被當成是釋放創作潛力的手段，用來發掘潛意識内容，而不是用它來産生某種事先計劃好的文本或圖畫。
]、精緻屍體遊戲[Exquisitecorpses，20世紀巴黎超現實主義作家間流行的遊戲，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遊戲開始時，第一位成員在一張白紙上寫下第一句話，然後傳遞給第二位成員，而第二位成員不可以看到第一位所寫的全部字句，隻可以看最後一個詞，後者根據這個詞寫下新的一句話，依此類推。
遊戲目的是要打破推理性的思維，展現客觀、偶然因素對于寫作的影響。
]、沒有觀衆的獨白劇、強制寫作[Constraintes，一種寫作訓練法。
]、兩隻手寫作、三隻手寫作、手淫式寫作（我們用右手寫東西，用左手手淫，如果是左撇子的話可以換手來做）、抒情短詩、詩長篇、總是用同一個單詞結尾的十四行詩、在牆上寫三個詞的留言（如“這就是它”、“勞拉我的愛”等等）、憤怒日記、郵件詩、反射韻文、對話詩、反詩、巴西人的具體詩（用直接抄襲詞典的葡萄牙語寫作）、硬派散文（偵探小說，以極其儉省的語彙講述，最後一句韻文揭示結局或壓根沒有結局）詩、寓言、神話、荒誕戲、波普藝術、俳句、格言（其實是對卡圖盧斯的模仿或者變體，幾乎是莫克特蘇馬·羅德裡格斯的專利）、暴徒詩（西部民謠）、喬治體詩、經驗詩、垮掉派詩、由bp尼克爾、約翰·吉奧諾、約翰·凱奇（《從星期一開始的一年》）、泰德·貝裡戈、安東尼努斯兄弟、阿曼德·舒韋爾納（《藥片》）等人創作的僞詩、文字主義詩、書法詩、電子詩（布爾特奧、馬薩吉爾）、血腥詩（至少寫三次死亡）、色情詩（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與詩人的個人偏好無關），哥倫比亞的納代斯塔、秘魯的賀拉澤爾亞諾、烏幹達的卡塔萊普蒂克、厄瓜多爾的坦薩特西科、巴西的食人族們寫的僞詩、無産階級的能樂……我們甚至出了一份雜志……我們不停地行動……我們不停地行動……我們盡力而為……可是到頭來不曾做對一件事。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7年3月。
有時我會想起勞拉·達米安。
不是經常想起。
一天想起四五次。
如果失眠了，可能會想起八次或十六次，這是講得通的，因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裡有的是空間容納衆多的回憶内容。
但通常我想到她的次數隻有四次或五次，每次回憶，每個記憶膠囊，大緻有兩分鐘長，但我也說不準，因為不久前有人偷走了我的手表，由個人自己來掌握時間是很冒險的。
我年輕時認識一個朋友叫多洛蕾絲。
多洛蕾絲·帕切科。
她還真有辦法來計時呢。
那時我老想跟她上床。
我想讓你叫我眼冒金星，多洛蕾絲，有一天我對她說。
你認為金星會冒多長時間？她問。
什麼意思啊？我問。
你的一次高潮能持續多久？她問。
挺長，我說。
究竟多長？不知道，我說。
很長一段時間吧。
你問的這些問題挺好玩，多洛蕾絲。
很長一段時間是多長？她堅持追問。
這時我向她坦白從來沒有量過一次高潮究竟持續多久，她說現在就可以模拟經曆一場高潮，基姆，閉上眼睛，想像你達到高潮了。
跟你嗎？我說，瞧瞧我行不行。
你願意跟誰都可以，她說，隻是想像它好了，行嗎？我們來試試，我說。
很好，她說，開始時舉一下手。
我閉上眼，想像開始操多洛蕾絲，随之舉起手。
這時我聽到她的聲音說：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三個密西西比，四個密西西比，我實在抑制不住想笑，睜開眼睛問她在幹嗎。
我在給你計時啊，她說。
高潮來了嗎？我說不知道，一般時間會更長。
别對我撒謊，基姆，她說，絕大多數高潮在數到四個密西西比時就結束了。
再來試一次，你就知道了。
我又閉上眼睛，起先我還能想像在操多洛蕾絲，接着不管操誰都想像不出來了。
相反，我卻想像自己坐在一條小船上，在一個潔白幹淨的房間裡，很像我現在住的這個屋子，多洛蕾絲計數的聲音從牆壁、從一個隐蔽的擴音器裡往下滴：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好像有人從海灘上給我發送信号，我卻不能答複，盡管内心深處很想答複，很想說：你了解我嗎？我很好，我還活着，我想醒過來。
我睜開眼睛時多洛蕾絲說：你可以用這種方法計算高潮的時間，一個密西西比算一秒，任何高潮持續時間不會超過六秒。
多洛蕾絲和我，我們到頭來還是無緣做愛，不過成了好朋友，她結婚時（畢業後）我還參加了她的婚禮，我向她道賀時說：願你的密西西比充滿歡樂。
新郎跟我們一樣都是學建築的，隻是高一屆，或者說比我們早一點畢業，他無意中聽到我的話，心想我大概是指他們的蜜月，當然他們的蜜月是在美國度過的。
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已很久沒有想起過多洛蕾絲。
她教我怎樣計時。
現在我開始記錄回想勞拉·達米安用的時間。
我坐在地闆上幹起來：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勞拉·達米安的臉龐，勞拉·達米安的長發，在我空白的頭腦中停留了五十個密西西比或者一百個密西西比的時間長度，最後實在堅持不下去時我張開了嘴——啊——讓自己一下子把所有的氣息都呼出去，或者朝牆上唾去。
我又成了孤獨一人，我變得空空蕩蕩。
密西西比這個詞的回音在我的頭蓋的拱頂裡回蕩着，被那輛殺人小車毀滅的勞拉的身體形象再次漸漸遠去，勞拉在墨西哥城的天空中，不，在羅馬小區，在康德薩小區，在華雷斯小區，在庫奧特莫克區的天空中，睜開眼睛，勞拉的眼睛照亮了綠色和棕褐色，照亮了科約阿坎所有的磚塊和石頭的影子。
後來我就不計數了，深深地籲了一口或者兩口氣，好像遭到一場襲擊，咕哝着說去吧，勞拉·達米安。
去吧，達米安。
這時她的臉終于變得黯淡，我的房間已經不再有勞拉·達米安的臉龐，成了一間現代精神病院，有着各種現代化的便利設施，那雙凝望着我的眼睛又變成了護士的眼睛而不是勞拉·達米安的眼睛（她後腦勺長着眼睛！），如果說手表的圓臉不再在我的手腕上閃爍，不是因為勞拉拿走了它，不是因為勞拉讓我吞了它，而是讓那幾個瘋子偷走了，你能看見他們在這裡跑來跑去，我們的這些可憐的墨西哥瘋子，這些莽撞地折騰着或者哭喊着卻什麼也不懂的無知無識的人們。
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我找到自己的那本《卡沃爾卡》時把它緊緊抱在胳膊裡，我凝視着它然後閉上雙眼，先生們，因為誰都不是石頭做的。
我又睜開眼睛不斷地翻尋那些資料，無意中發現了曼努埃爾的印在單面大開紙上的《真實1号》，1921年他在普埃布拉的各種牆上張貼過這東西，他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墨西哥真實主義先鋒派”，聽上去有點可怕，是嗎？但同時精彩絕倫。
他還說“我的瘋狂無法用任何預算來計算”，啊，那悠閑的生活，“我的瘋狂無法用任何預算來計算”。
不過，裡面也有很不錯的東西，比如他說：“我要号召所有墨西哥年輕的詩人、畫家、雕塑家，他們已經被政府閑職位的金飯碗污染，已經被官方曲意奉承的評論、被粗魯和淫蕩的大衆喝彩所玷污，他們還在安裡克·岡薩雷斯·馬爾蒂内斯[安裡克·岡薩雷斯·馬爾蒂内斯（EnriqueGonzálezMartínez，1871—1952），墨西哥詩人，曾任駐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外交官。
]的歡宴上舔着盤子，我要号召他們所有的人用智性精神不變的涓流創造藝術。
所有那些懷有美好信仰，所有那些在散發着龍舌蘭酒吧臭氣以及油炸食品死氣沉沉餘熱的民族主義媒體可憐、惡臭的喧嚣中還沒有被粉碎的人們，全都以即将到來、在輝煌隊列中與我們并肩作戰的墨西哥真實主義先鋒派的名義号召起來……”那個曼努埃爾長着一條銀子般的舌頭。
銀舌！現在看來，有些話的意思我已經看不懂了。
比如“号召”這個詞。
他大概想表達召喚、呼喚、聚集甚至指揮的意思，讓我瞧瞧，我來查查字典。
沒錯，“号召”還有别的含義。
可是你搞不清也有可能是印刷工誤排，而且在用“号召”的地方應該用“勸告”，這才更像曼努埃爾的意思，至少像我當時認識的那個曼努埃爾。
這也可能是個拉丁詞或者新生詞，誰知道呢。
也可能是一個被誤用的術語。
我對那兩個小夥子這樣講。
我說：孩子們，曼努埃爾的散文就是這樣子，總是在沖刺，總是在煽動，充滿了讓我們沸騰和意亂的語言，現在，這樣的散文在你們看來也許沒什麼了不起，可是在那個時代卻鼓舞了革命大衆，鼓舞了那些視死如歸的硬漢，他們一讀到或者聽到曼努埃爾的話就會在路上站住，冷凍般凝固住，好像要說這是什麼啊，這樣的散文讓詩歌像大海一般，墨西哥天空下的大海。
可我這是在哪裡啊？我胳膊下面夾着那份惟一的《卡沃爾卡》，左手拿着《真實1号》，右手端着蘇西達斯牌酒，一邊喝着一邊給他們讀着來自遙遠的1921年的文字，同時，在朋友們（年輕人永遠都是我的朋友）的簇擁中，讨論着文章和梅斯卡爾酒，這種邊讀邊飲的方式何其惬意，如此從容不迫，瓶中酒還剩不多時，我添了最後一輪，心裡對我的那瓶陳年丹液說着再見，我讀着《真實1号》的最後部分《先鋒派目錄》，那個時代（顯然包括後來，以及從此之後），這份目錄讓内行、外行、作家、學者們都大吃一驚。
目錄以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麥斯·德·拉·塞爾納的名字開始。
這挺奇怪吧？坎西諾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麥斯·德·拉·塞爾納，好像博爾赫斯和曼努埃爾，有着心靈感應式的交流，你們會這樣認為嗎？（你知道，那個阿根廷人評論過曼努埃爾1922年寫的一本叫《絞刑台的本質》的書），接下來的人是：拉斐爾·拉索·德·拉·維加、吉列莫·德·托雷、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克萊奧蒂爾德·路易西（這是何人呢？），溫森特·魯伊斯·維多夫羅。
這是你的同胞，我對其中一個小夥子說。
赫拉爾多·疊戈、歐亨尼奧·蒙特斯、佩德羅·加菲亞斯、露西娅·桑切斯·紹尼爾·J.裡瓦斯·帕内達斯、埃内斯托·洛佩茲·帕拉、胡安·拉雷亞、華金·德·拉·埃斯科蘇拉、何塞·德·西裡亞—埃斯卡蘭特、塞薩爾·A、科梅特、伊薩克·德爾·班多·比爾拉。
你們也看到了，隻有一個a字。
也許又是印刷錯誤，阿德裡亞諾·巴列、胡安·拉斯。
這叫什麼名字啊。
毛裡西奧·巴卡裡塞、羅格裡奧·布恩迪亞、維森特·裡斯科、佩德羅·雷達、安東尼奧·埃斯皮納、阿道弗·薩拉薩爾、米格爾·羅梅羅·馬丁内斯、希裡克埃·凱塔羅。
又一個毫無價值的東西。
安東尼奧·M.庫博羅。
華金·愛德華茲。
他可能又是我的同胞，其中一個小夥子說。
佩德羅·伊萊西亞斯、華金·德·阿羅卡、萊昂·費裡佩。
埃利奧多羅·普切、普列托·羅梅羅。
瞧，我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全是新人的名字了。
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弗蘭西斯科·比吉、雨果·馬約、巴托爾梅·加林德斯、胡安·拉蒙·希蒙斯、拉蒙·德爾·巴列—英克蘭、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堂·何塞出現在這個名單上究竟想幹嗎啊！阿爾弗索·雷耶斯、何塞·胡安·塔夫拉達、疊戈·裡韋拉、戴維·阿爾法羅·西凱羅斯、馬裡奧·德·薩亞斯、何塞·D.弗裡亞斯、費爾明·雷韋爾塔斯、西爾韋斯特雷·雷韋爾塔斯、P.埃查瓦裡亞、奧特爾，我想可能是那個了不起的奧特爾博士。
J.托雷斯－加西亞、拉斐爾·P.巴拉達斯、J.薩爾巴特·帕帕塞特、何塞·瑪麗亞·耶諾伊、讓·埃普斯泰、讓·理查德·布勞克、皮埃爾·布魯内，你知道他是誰嗎？瑪麗亞·布蘭查德、科爾内奧、法雷，我覺得曼努埃爾在這兒完全像變戲法似的從帽子裡取出名字。
弗尼爾、裡歐，其實，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這個賭。
Mme、吉伊·洛阿曼，他媽的，抱歉。
瑪麗亞·勞倫辛，現在情況開始好轉。
杜諾瑟爾·德·塞岡薩克。
又糟糕了。
哪個法國雜種在拽曼努埃爾的腿？或許他是在雜志上發現這個名字的？洪内格爾、格奧爾格斯·奧裡克、奧森凡特、阿爾伯托·格萊塞斯、皮埃爾·雷維迪，終于走出沼澤地了。
胡安·格裡斯、尼古拉斯·博德恩、威廉·斯派思、讓·鮑爾漢、吉列勞梅·阿波裡奈爾、西皮恩、馬科斯·雅各布、豪爾赫·布拉克、蘇巴格、克裡斯、特裡斯坦·特薩拉、弗蘭西斯科·皮卡比亞、豪爾赫·裡貝莫特－德塞格内、熱尼·杜蘭、阿契彭科、索泡爾特、布萊頓、保羅·埃婁瓦德、馬塞爾·杜查姆。
當着兩個小夥子的面，說得客氣點，我同意這樣說很武斷：管弗蘭西斯·皮卡比亞叫弗蘭西斯科，管格奧爾格·布拉克叫豪爾赫·布拉克，不把馬塞爾·德爾·卡波叫馬塞洛或者保羅·埃洛瓦德·巴布羅，埃洛瓦德裡缺個“婁”字，法語詩歌愛好者沒有人不知道。
更不要說布萊頓要帶個重音。
這份先鋒派目錄繼續列舉着主人公們的名字，錯誤也如影随形：弗蘭克爾、塞爾内、埃裡克·薩蒂爾、埃裡爾·弗雷、巴布羅·畢加索、沃爾特·博拉德·阿倫斯伯格、塞利内·阿諾爾德、沃爾特·帕克、布魯斯，拜托！摩根·羅塞爾、馬爾克·查戈爾、赫爾·巴德爾、馬科斯·恩斯特、克裡斯蒂娜·沙德、利皮奇特斯、奧爾蒂斯·德·薩拉特、科爾雷亞·德·阿勞霍、哈克布森、希科爾德、亞當·費舍爾、費舍爾夫人、佩爾·克龍、阿爾弗·羅爾弗森、耶奧内爾特、皮埃特·蒙德裡安、托爾斯泰森、阿裡卡夫人、奧斯特羅姆、格利内、薩爾托、韋博、烏斯特、科克迪卡、康定斯基、斯特雷伯格（com.deB.A.de莫斯克）括号裡的注釋當然是曼努埃爾加的。
好像大家都很清楚别人的背景，一個小夥子說。
比如，赫爾·巴德爾、科裡斯，還有那個科克迪卡，聽着像是科克希卡，還有裡歐、亞當和費舍爾夫人。
為什麼要寫成莫斯克而不寫成莫斯科呢？我大聲發出質疑。
我們繼續往下看着。
在這位莫斯卡瓦的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