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關燈
小
中
大
麼專業，要如何在法律和詩歌之間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麼老氣橫秋（他們好像彼此挺熟悉，沒準孩提時代就是朋友呢）。
她母親說的那些沒影兒的事我幾乎都想不起來了：我想她提到科約阿坎舉辦的一場降神法會，她最近剛去過那裡，還提到1940年代一個唱老情歌的歌手靈魂一直無法安息。
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電視機前。
瑪麗亞既不跟他說話也不介紹我們認識。
他隻有十二歲，留着長發，穿着像個流浪漢。
他管誰都叫做納科或者納卡。
他對媽媽說，沒門，納卡，辦不到。
對父親說，納科，聽我慢慢說嘛。
對姐姐說，沒錯，我的納科或者納卡，你簡直太棒了。
對我說，嗨，納科，怎麼樣啊？ 據我所知，納科主要指住在城裡的印第安人。
胡吉托用這個詞肯定别有含義。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個過程跟昨天完全一樣，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喬在格勞利塔起義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納羅的洛托”的中國餐館碰頭，我們喝了幾杯咖啡，吃了點主食（我自己掏的錢），然後就去康德薩小區。
我們按了門鈴後又是芬特先生來開門，狀态跟昨天一模一樣，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距離踏上瘋狂之路又近了幾步。
當他握住潘喬伸出的興高采烈的手時，兩隻眼睛快從眼窩裡鼓出來，顯得冷漠無情，看不出絲毫認出我的迹象。
瑪麗亞一個人待在後院的小房子裡，她還在畫昨天的那幅畫，左手拿着同一本書，不過這次錄音機裡放的是奧爾加·桂洛特[奧爾加·桂洛特（OlgaGuillot，1922—），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譽為“波萊羅舞曲之後”。
]而不是比莉·郝樂黛的聲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喬依舊重複昨天的老路數，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麗卡來。
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對胡安娜進行任何價值評判，我先是全神貫注地欣賞藏書，然後又去欣賞那幅水彩畫，站得離瑪麗亞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種謹慎的距離。
那幅水彩畫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觀。
我記得泥石流旁邊的兩個女人本來是擺出一種嚴峻或者至少是很嚴肅的姿态，現在已經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裝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裝哭泣。
泥石流（顯然是泥漿，因為還泛着紅色或者朱紅色）上漂着洗滌劑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滿是耗子的柳條籃。
那兩個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滿了補丁。
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畫的上半部分）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之中；在畫面的下半部分，瑪麗亞已經繪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氣預報圖。
這幅畫有點殺氣騰騰。
後來安格麗卡容光煥發地走進來，又跟潘喬豎起那道屏風。
瑪麗亞作畫的時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腦子裡絲毫不再懷疑潘喬拉我上芬特家是為了在他和安格麗卡辦事兒時，讓我擾亂瑪麗亞的注意力。
這樣幹似乎非常不公。
之前，在那家中國餐館裡，我曾問過他是不是自視為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裡啰唆。
他談了一通工人階級、毒品、弗洛雷斯·馬貢、墨西哥革命中的幾位關鍵人物。
他說自己的詩肯定将在貝拉諾和利馬很快就要創辦出來的那份雜志上發表。
如果他們不發我的詩，那他們就去操蛋吧，他說。
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潘喬一門心思惦記着的事兒就是跟安格麗卡睡覺。
“你沒事吧，安格麗卡？”瑪麗亞說，跟昨天如出一轍的痛苦的呻吟聲又開始了。
“沒事，沒事，我挺好的。
你能去散會兒步嗎？” “可以啊。
”瑪麗亞說。
我們再次在那片爬滿青藤的牆下那張鐵桌旁邊無可奈何地坐下來。
我的心都碎了，沒有任何拿得出來的理由。
瑪麗亞開始給我講起她們童年的故事，這些故事乏味至極，她講這些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打發時間，而我裝出興味盎然的樣子。
什麼小學、她們參加的第一次派對、高中、對詩歌的共同摯愛、旅行、周遊列國的夢想、《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雜志，她倆都在這份雜志上發表過作品，還談到安格麗卡獲了勞拉·達米安獎……她講到這兒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停頓了片刻），我問勞拉·達米安是幹什麼的。
這樣問純屬本能。
瑪麗亞說： “一個詩人，年紀輕輕就死了。
”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她死時才二十歲。
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怎麼沒有讀過她寫的任何東西呢？” “你讀過洛特雷阿蒙的東西嗎，加西亞·馬德羅？”瑪麗亞說。
“沒有。
” “哦，你沒有聽說過勞拉·達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 “實在不好意思。
我知道自己挺無知的。
” “我沒有說你這個的意思。
我隻想說你還很年輕。
勞拉隻出過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詩集，還是自費印的呢。
那是本遺作，父母資助印的，父母太疼愛她了，從來都是她的第一讀者。
” “他們一定很有錢吧。
” “你怎麼會這麼認為呢？” “如果他們有能力獨立出資設一個年度詩歌獎的話，他們肯定是很有錢了。
” “嗯，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給安格麗卡發的獎金并不多。
這項獎的意義更多是在權威性上而不在錢的多少。
甚至連權威性都談不上。
畢竟，他們隻頒給年齡不到二十歲的詩人。
“那是勞拉·達米安去世時的年齡。
太恐怖了。
” “不是恐怖，而是傷心。
” “頒獎的時候你在場嗎？勞拉的父母親自來頒發嗎？” “是啊。
” “在哪兒呢？在他們家裡嗎？” “不，在大學。
” “哪個系？” “文學系。
勞拉曾經在那個系裡讀書。
” “天哪，這也太恐怖了。
” “我覺得好像沒有絲毫可恐怖的。
讓我說，你才恐怖呢，加西亞·馬德羅。
” “你知道嗎，你叫我加西亞·馬德羅時簡直能把我氣死，那感覺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 “人人都這麼叫你，我幹嗎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說這個了。
再給我講講勞拉·達米安的故事吧。
你沒有去角逐這個獎嗎？” “角逐了，但安格麗卡得獎了。
” “安格麗卡之前有誰得過？” “一個來自阿瓜斯卡連特斯的女孩，在國立自治大學學醫。
”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沒有人得過，因為那個獎還不存在呢。
我明年可能會參加，但也說不準。
” “你要得了獎，會拿獎金幹嗎？” “也許去歐洲旅行吧。
” 我們沉默了片刻。
瑪麗亞·芬特在考慮還不曾探索過的異國他鄉，而我卻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愛的外國男人。
這個念頭連我都覺得吃驚。
難道我愛上瑪麗亞了嗎？ “勞拉·達米安是怎麼死的？” “她在特拉爾潘被車撞了。
她還是個孩子啊，她的父母徹底崩潰了。
我想她母親甚至都想自殺。
這麼年輕就死了，一定傷心極了。
” “一定傷心極了。
”我說，同時想像着瑪麗亞·芬特在一個七英尺高的英國男子的懷抱中，他白皙得簡直像個白化病患者，那條長長的粉紅色的舌頭伸進瑪麗亞薄薄的嘴唇裡。
“你知道該向誰了解勞拉·達米安嗎？” “不知道，問誰？” “烏裡塞斯·利馬。
他們是朋友。
” “烏裡塞斯·利馬？” “是啊，他們好得難分難舍，他們一起上學，一起看電影，互相借書看。
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 “我不知道。
”我說。
我們聽到小房子裡傳來一陣噪聲，我們坐着聽了會兒動靜。
“勞拉·達米安死的時候烏裡塞斯·利馬有多大？” 瑪麗亞沒有回答。
“烏裡塞斯·利馬原來并不叫烏裡塞斯·利馬。
”她聲音沙啞地說。
“你說那是他的筆名嗎？” 瑪麗亞點頭稱是，她凝視的目光迷失在複雜的藤蔓蹤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麼？” “阿爾弗雷多·馬爾蒂内斯，好像是這個吧。
我想不起來了。
不過我見着他的時候并不叫烏裡塞斯·利馬。
這個名字是勞拉·達米安給他取的。
” “噢，真是太好了。
” “大家都說他愛着勞拉。
可我覺得他們從來沒有一起睡過覺。
我想勞拉死的時候還是個處女。
” “二十歲嗎？” “當然啊，誰說不是呢。
” “當然，你說的不會有錯。
” “很讓人傷心吧？” “是讓人傷心。
那當時烏裡塞斯或者阿爾弗雷多·馬爾蒂内斯多大呢？” “比勞拉年輕一歲，十九歲，沒準十八歲。
” “我想他一定痛苦極了。
” “他大病了一場。
聽說差點死了。
醫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兒出問題了，看着他越來越憔悴。
我去醫院看過他。
我去的時候正是情況最壞的時候。
但是，終于有一天，他好起來了，那病就如同不知為何得上一樣神秘地結束了。
後來，烏裡塞斯就辍學了，開始辦雜志。
你看到過那份雜志吧？” “《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是的，看過。
”我撒了謊。
馬上又納悶，去烏裡塞斯·利馬的頂樓房間時為什麼就沒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閱一下都成啊。
“一份詩刊的名字起成這樣也太恐怖了。
” “我倒很喜歡。
我覺得好像沒那麼糟糕。
” “感覺挺可怕。
” “換了你會取什麼名字？” “不知道。
沒準就叫墨西哥超現實主義派。
” “有意思。
” “你知道整個雜志是我父親設計的嗎？” “聽潘喬說過。
” “裝幀可是這份雜志最出色的組成部分。
現在人人都讨厭我父親。
” “人人？所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者？幹嗎讨厭呢？這毫無道理啊。
” “不，不是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工作室别的建築師。
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親居然跟年輕人處得這麼融洽。
總之不容他。
他們要讓他付出代價。
全是因為那份雜志。
” “因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當然啊。
因為我父親在工作室給雜志做的裝幀設計，現在他們要讓他對可能發生的一切負全部責任。
” “可是會有什麼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
顯然你還不了解烏裡塞斯·利馬。
” “還真不了解，”我說，“可我在逐漸了解。
” “他可是一枚定時炸彈。
”瑪麗亞說。
這時，我才忽然發覺天已漆黑，我們隻能聽見卻看不見對方了。
“聽着，我得向你老實坦白了。
我剛才撒了個謊。
我壓根就沒碰過那份雜志，我想看一眼雜志都快想死了。
你能借我一本嗎？” “當然可以。
我會送你一本的。
我有多餘的。
” “你還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書嗎？拜托了。
” “可以，但你絕對要還我。
他是我最喜愛的詩人之一。
” “我保證。
”我說。
瑪麗亞走進大房子。
我一個人留在院裡，刹那間，我簡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
後來我又聽了聽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裡的聲音，一盞燈亮了。
我想那應該是安格麗卡和潘喬屋裡的燈。
我想潘喬很快就會出來到後院找我，可事情并沒有如願以償。
瑪麗亞拿着兩本雜志和《馬爾多羅之歌》回來時，她也注意到小房子裡的燈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
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時候，她問我是不是還是處男。
“不是，當然不是了。
”我撒謊說，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謊。
“失去純真那麼難嗎？” “有點兒。
”我說，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聲音又變得沙啞起來。
“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當然沒有了。
”我說。
“那你是跟誰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從索諾拉來的一個女孩，”我說，“我們就相處了三天。
” “再沒有跟别的任何人做過嗎？” 我忍不住誘惑想告訴她跟布裡吉達的那場曆險，最後我想還是别說為好。
“沒有，再沒别人了。
”我說，這時我感覺痛苦得還不如死了的好。
11月16日 我給瑪麗亞·芬特打了個電話。
我說想見她。
我懇求她能夠出來。
她說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見我。
她到店裡時大約七點，幾雙眼睛從門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張桌上。
她顯得特别漂亮。
她穿了件瓦哈卡[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東南部一州，南臨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為主。
]風格的上裝，一條很緊的牛仔褲，一雙皮鞋。
她肩上背了個深褐色的背包，邊上印着若幹奶油色的小馬，裡面放滿了書和稿紙。
我請她讀首詩。
“别那麼無聊了，加西亞·馬德羅。
”她說。
不知為什麼，她那樣說讓我很傷心。
我想自己有一種聽到從她的唇間讀出一首詩的生理需求。
不過可能地點不對勁。
咖啡店裡說話聲、喊叫聲、尖笑聲動靜太大了。
我把洛特雷阿蒙的書還給她。
“已經讀完了？”瑪麗亞說。
“是啊，”我說，“我整宿未睡，讀完了。
我還讀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簡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遺憾了。
我喜歡你寫的東西。
” “這麼說來你還沒上床睡覺呢？” “還沒，可我感覺很好。
我很清醒。
” 瑪麗亞凝視着我的眼睛微笑了。
一個女招待過來問她喝點什麼。
什麼也不要，瑪麗亞說，我們馬上就走了。
到了外面，我問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說不想，隻覺得在基多咖啡店裡有些不對路。
我們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馬方向走去，然後又穿過雷福馬街朝格雷羅街走去。
“這兒是妓女們活動的地方。
”瑪麗亞說。
“我不知道。
”我說。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 其實，我本來看不出這條街跟我們剛剛走過來的幾條街有任何不同之處。
這裡同樣車水馬龍，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湧動的人流沒什麼兩樣。
可是後來（也許是因為瑪麗亞暗示了的緣故）我開始留心起區别。
先是燈光。
布卡雷利的街燈呈蒼白色，而格雷羅街燈的基調多些琥珀色。
又注意到車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車停泊在路上，格雷羅街邊的車卻随處可見。
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門廳大開，燈火通明，格雷羅街上雖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賞，顯得很隐秘或者低調，鮮見可以向外張望的大窗戶。
最後，不同的還有音樂。
布卡雷利大街上壓根就聽不到。
所有的響動聲都來自行人或者車輛。
在格雷羅街上，你越往裡走，特别是走到紫羅蘭和木蘭花街角，音樂簡直把整條街都籠罩住了，從酒吧、從停泊的車輛、從便攜收音機裡傳來各種樂聲，甚至從黑洞洞的大樓亮着燈的窗戶裡都會飄出音樂。
“我喜歡這條街，”瑪麗亞說，“總有一天我要住在這裡。
” 一群雛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輛顯舊的凱迪拉克轎車周圍。
瑪麗亞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聲招呼： “嘿，你在這兒啊，魯佩。
見到你真好。
” 魯佩顯得非常瘦削，頭發留得很短。
我覺得她的漂亮跟瑪麗亞不相上下。
“哇，瑪麗亞！老大，好久沒見了。
”她說，然後擁抱了瑪麗亞。
跟魯佩一夥的幾個女孩斜靠在凱迪拉克車頭上，目光齊刷刷地落在瑪麗亞身上，鎮定自若地仔細打量着她。
她們幾乎不瞧我。
“我以為你死了呢。
”瑪麗亞忽然來了這麼一句。
如此冰冷的一句話把我震暈了。
瑪麗亞話語的老道令人瞠目結舌。
“我還活得好好的。
不過差點死了。
是吧，卡梅西塔？” “沒錯。
”那個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說，她還在研究着瑪麗亞。
“是格洛麗亞傳染的。
你見過她吧，老大，他媽的簡直是個人渣，可是沒有人受得了她。
” “我沒見過她。
”瑪麗亞說，唇間帶着一絲微笑。
“隻有警察才拷得住她。
”卡梅西塔說。
“就沒治了？”瑪麗亞說。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說，“怎麼着？那婊子什麼都知道，連她自己都難以置信，誰都拿她沒辦法。
” “唉，真可憐。
”瑪麗亞說。
“說說，上學怎麼樣？” “很一般。
”瑪麗亞說。
“你還弄得那個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嗎？” 瑪麗亞大聲笑起來，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這個朋友是學芭蕾的，”魯佩對另外一個女孩介紹說，“我們是在現代舞蹈學校認識的，就是堂塞萊斯街上的那所學校。
” “沒錯，我知道。
”卡梅西塔說。
“其實，魯佩在那所舞蹈學校外面站街。
”瑪麗亞說。
“可她怎麼上這種地方來了呢？”始終沒吭聲的一個女孩問，她是這群姑娘中個子最矮的，差不多是個侏儒了。
瑪麗亞看着她聳了下肩膀。
“你願意跟我們去喝杯咖啡嗎？”她說。
魯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後望着朋友們。
“問題是，我還要工作。
” “一會兒工夫，馬上回來嘛。
”瑪麗亞說。
“那好吧。
工作還可以等等，”魯佩說，“我待會兒再來找你們，姑娘們。
”她這就跟瑪麗亞走了。
我跟在她們後面。
我們到了木蘭花街後又左轉，拐到耶稣加西亞大街上。
接着，我們又向南邊的革命英雄廣場走去，到那兒後走進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這小子玩兒嗎？”我聽到魯佩對瑪麗亞說。
瑪麗亞又放聲笑了。
“隻是個普通朋友，”她說，然後又面對我補充了一句，“如果替魯佩拉皮條的老闆找上來了，你可要同時保護我們倆啊，加西亞·馬德羅。
” 我想她是在開玩笑。
後來我又想她沒準是當真的，而且，坦率地說，那情景似乎顯得誘人起來。
那時我無法想像在瑪麗亞面前還有什麼更佳的示好方式。
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來消磨。
“我男人很嚴肅，”魯佩說，“他不喜歡我跟陌生人瞎跑。
”這是她講話時第一次直視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
”瑪麗亞說。
“老大，不是指你。
” “你知道我跟魯佩是怎麼認識的嗎？”瑪麗亞說。
“不知道。
”我說。
“在舞蹈學校。
魯佩是帕科·杜阿爾特的女朋友。
帕科是西班牙來的舞蹈家，是那所學校的頭兒。
” “我每周去見他一次。
”魯佩說。
“我不知道你還上過舞蹈課。
”我說。
“不是上課。
我去那兒隻是為了做愛。
”魯佩說。
“我是說瑪麗亞，不是你。
” “我從十四歲就開始學舞蹈了，”瑪麗亞說，“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員。
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吧。
” “你說什麼啊？你是個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實上換了誰在那種狀态都會半瘋不癫的。
你看過她跳舞嗎？”我說沒有。
“你會佩服得五體投地。
” 瑪麗亞搖搖頭表示否認。
女招待過來了，我們點了三杯咖啡，魯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帶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
”她解釋說。
“你的胃怎麼樣了？”瑪麗亞說。
“還好。
有時疼得挺厲害，有時我又忘了它還在那兒。
主要問題是神經。
如果太緊張了，我就吸根大麻煙，然後就好了。
你怎麼樣啊，再沒去舞蹈學校嗎？” “不經常去了。
”瑪麗亞說。
“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進帕科·杜阿爾特的辦公室。
”魯佩說。
“我差點笑死了，”瑪麗亞說，“其實，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就笑起來了。
我大概愛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裡。
”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 “你跟這個帕科·杜阿爾特有什麼過節嗎？”我說。
“還真什麼都沒有。
我隻在街上碰到過他一次，他不能來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為他娶了個外國女人，我隻能在舞蹈學校見他。
不過，我想他喜歡這種方式，那個人渣。
在他辦公室操我。
” “你的皮條客允許你遠離自己的活動範圍嗎？”我說。
“我的活動範圍？你對我的範圍了解多少？誰說我有皮條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
隻是剛才瑪麗亞說你的皮條客是很暴力的那種，她沒說嗎？” “我沒有皮條客。
你認為我跟你說話了，你就有權羞辱我嗎？” “冷靜，魯佩。
沒人羞辱你。
”瑪麗亞說。
“這龜兒子侮辱了我男人，”魯佩說，“他要聽到了，非找你算賬不可。
小流氓。
他不出一秒鐘的工夫就能揍扁你。
我敢說你會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夥求饒。
” “嗨，我可不是同性戀。
” “瑪麗亞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戀，人人都知道。
” “魯佩，饒了我朋友們吧。
魯佩病了後，”瑪麗亞面對我說，“是埃内斯托和我帶她上的醫院。
太不可思議了，有人居然這麼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我問道。
“是啊。
”瑪麗亞說。
“他也上舞蹈課？” “以前常去。
”瑪麗亞說。
“噢，埃内斯托，我對他的印象太好了。
我記得他一把抱起我放進一輛出租車。
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戀，”魯佩給我介紹說，“可他特别強。
”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進出租車的，傻瓜，那是我。
”瑪麗亞說。
“那天晚上，我滿以為自己會死掉。
”魯佩說，“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覺得病了，我開始吐血。
好幾桶血啊。
說句真心話，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
我隻是心裡放不下我的兒子、我未竟的諾言，還有瓜達盧佩聖母。
我一個勁兒地喝酒，最後默默地月亮都升上來了，我的感覺太糟糕了，你們剛才看見的那位矮個兒女孩就給了我一些興奮劑。
我犯了個大大的錯誤。
可能是那東西變質了，或許是我本來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麼樣吧，我倒在聖·弗爾南多廣場的那把條椅上奄奄一息，就在這時我的朋友和她的夥伴，那個同性戀天使趕來了。
” “魯佩，你有兒子了？” “他死了。
”魯佩說，眼睛盯着我。
“你當時才多大啊？” 魯佩沖我微笑着。
她的微笑顯得既開朗又好看。
“你覺得我會多大？” 我最怕猜什麼了，我沒說話。
瑪麗亞摟住魯佩的肩膀。
兩個人對視着微笑或者擠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幹嗎。
“比瑪麗亞小一歲，十八。
” “我們都是獅子座。
”瑪麗亞說。
“你是什麼星座？”魯佩說。
“我不知道。
我對那種東西從不上心，說實話。
” “哦，看來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
”魯佩說。
“你是哪個月份出生的，加西亞·馬德羅？”瑪麗亞問。
“1月，1月6日。
” “摩羯座，跟烏裡塞斯·利馬一個座。
” “烏裡塞斯·利馬？”魯佩說。
我問她是不是認識利馬，怕他們又說烏裡塞斯·利馬也上過那所舞蹈學校。
倏忽間，我看到自己踮着腳尖在一個空曠的體育館跳着舞。
魯佩說她隻聽過這個名字，說瑪麗亞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經常談到他。
後來魯佩又說起死去的兒子。
那孩子死時才四個月大。
他生下來就帶着病，魯佩曾給聖母許願說如果兒子病好了她就不幹這活兒了。
她堅守諾言，據說孩子似乎有了點好轉，她守了三個月的諾言，可到了四個月，她又開始幹活兒了，然後孩子就死了。
她說是聖母把兒子帶走了，因為她沒有信守承諾。
魯佩那時住在聖·卡塔裡納廣場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樓裡，她把孩子交給一個老太太，讓她晚上照看。
一天早晨，她回到家裡，他們說兒子死了。
事情就是這樣。
“不能怪你，”瑪麗亞說，“别迷信。
” “怎麼能說不是我的過錯呢？誰不守諾言了？誰說她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最後卻沒有辦到呢？” “聖母沒有害死我的兒子，”魯佩說，“她不過是帶走了孩子，那完全是兩碼事。
她把我一個人撇下來懲罰我，帶走孩子去過更好的日子了。
” “噢，好吧，既然你這麼看，那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我說，“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有孩子之前還是之後？” “之後，”瑪麗亞說，“當時這姑娘正在野跑。
魯佩，我以為你準要死了。
” “如果不是阿爾韋托，我就真的完了。
”魯佩歎息一聲。
“阿爾韋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說，“你認識他？”我問瑪麗亞，她點了下頭表示沒錯。
“是她的皮條客。
”瑪麗亞說。
“不過他的雞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
”魯佩說。
“你是指我嗎？”我問道。
瑪麗亞大笑。
“她當然是指你了，傻子。
” 我臉色漲紅，然後笑了。
瑪麗亞和魯佩也笑起來。
“阿爾韋托的家夥究竟有多大啊？”瑪麗亞說。
“有他的刀那麼大。
” “他的刀有多大啊？”瑪麗亞問。
“這麼大。
” “太誇張了吧。
”我說，我應該換個話題才是。
我想打住這個打不住的話題，就說：“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刀。
”我感覺糟糕透頂。
“哎，老大，你怎麼敢肯定對刀這麼了解呢？”瑪麗亞說。
“他從十五歲起就帶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約來的一個妓女送的，後來那女孩死了。
” “你拿刀量過他那東西呢還是你猜的？” “那麼大一把刀會很礙事的……”我緊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
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這個幹嗎？他自己量的，他沒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點都沒變小。
他說。
” “他擔心自己的雞雞會縮了？” “阿爾韋托可什麼都不怕。
我告訴你，他壞着呢。
” “那幹嗎還帶刀？說真的，我不懂，”瑪麗亞說，“再說了，他從來沒有傷過自己嗎？” “有那麼幾次，不過都是故意的。
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 “你不是說你的皮條客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夥上割過幾刀嗎？”瑪麗亞說。
“沒錯啊。
” “我不信。
” “真的。
偶爾來那麼一下，又不是每天都這樣。
他隻是在發神經或者什麼事兒都一團糟的時候才會那樣幹。
不過，測量的活兒他可沒歇過。
他說這樣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好處。
他說這是在屋裡養成的一個習慣。
” “聽上去好像是一個很操蛋的精神變态分子。
”瑪麗亞說。
“你的标準太高了，老大。
你不會懂的。
話說回來，這有什麼不妥嗎？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個勁兒地量自己那東西。
我說的是真的。
而且是拿刀來量的。
再說，那把刀是他初戀女友給的，那女孩待他簡直就像他媽似的。
” “他的家夥果真有那麼大嗎？” 瑪麗亞和魯佩都笑了。
在我腦子裡，她們說得越多，阿爾韋托就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強。
我得阻止他出現，否則就會為了這兩個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茲加波紮爾科的一家夜總會搞了場大賽，這個妓女總能赢。
誰也做不到像她那樣拿嘴把那家夥全吞進去。
後來一直坐在桌邊的阿爾韋托站起來，說大家稍等，我去辦點事。
我們這桌的人都說好樣的，阿爾韋托，看得出大家都認識他。
我在思忖那個可憐的女孩這下恐怕要完蛋了。
她的耐性還真強，使出最拿手的好戲。
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嗆起來開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爾韋托簡直是個大魔獸。
”我說。
“繼續說，後來呢？”瑪麗亞說。
“其實也沒什麼，那女孩開始捶打阿爾韋托，想抽開身子。
阿爾韋托狂笑着說，哇，姑娘，哇，像騎着一匹跳躍不已的野馬，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就好像參加牛仔的競技表演。
”我說。
“我特别讨厭，我大聲說放了她，阿爾韋托，你會弄傷她的。
可我知道他甚至都聽不見我的聲音。
這時，那女孩的臉色變得通紅，眼睛睜得老大，她推着阿爾韋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帶。
當然，這根本不管用，每次這女孩試圖推開阿爾韋托時，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
看得出，他勝券在握。
” “她幹嗎不咬阿爾韋托那東西呢？”瑪麗亞說。
“因為參加派對的全是他的朋友。
如果咬了，阿爾韋托會要了她的命。
” “魯佩，你真是瘋了。
”瑪麗亞說。
“你也差不多。
我們所有的人不都是瘋子嗎？” 瑪麗亞和魯佩大笑起來。
我還想聽聽這個故事的尾聲。
“也沒什麼，”魯佩說，“那女孩實在受不了，馬上就要吐了。
” “阿爾韋托呢？” “他應該是提前抽出來了吧？他知道馬上會怎麼樣，不想把褲子弄髒了。
他像隻老虎般一跳，不過是朝後一跳，身上一丁點東西都不沾着。
全場的人像瘋了般地鼓掌。
” “你卻深愛着這個瘋子？”瑪麗亞說。
“愛着，真的那麼愛嗎？我不知道。
我對他真是如癡如狂啊，這是絕對的。
換了你，同樣會愛他的。
” “他是個真正的男人。
”魯佩說，眼睛望着窗外。
她凝視的目光迷失在遠方。
“這是千真萬确的。
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 “你大概是說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
”瑪麗亞說，然後把身子往後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來。
“行了，老大，别這樣嘛。
” “魯佩說的沒錯，”我說，“别那樣。
人家就是那樣生活的。
她願意幹嗎就幹吧。
” “少來，加西亞·馬德羅。
你完全是在旁觀。
你壓根就糊裡糊塗地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 “你也是旁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對不起，魯佩，不是故意冒犯。
” “沒關系，”魯佩說，“你就是想冒犯也辦不到。
” “閉嘴，加西亞·馬德羅。
”瑪麗亞說。
我聽了她的話。
我們三個沉默了片刻。
後來瑪麗亞開始談起女權主義運動，提到格特魯德·斯泰因、雷梅迪奧斯·巴羅、莉奧諾拉·卡林頓、艾麗絲·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魯佩說，但瑪麗亞沒有理她）、尤尼卡·蘇爾、喬伊斯·曼索爾、瑪麗蓮·摩爾，還有一串我記不住的名字。
我想，這些都是20世紀的女權主義者。
她還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個墨西哥詩人。
”我說。
“也是個修女。
我很了解。
”魯佩說。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喬沒有随行。
（我已經不可能整天跟着潘喬轉了。
）可是，走到大門口時我卻緊張起來，擔心瑪麗亞的父親會把我趕出去，擔心不知道如何對付他，擔心他會揍我。
我沒那個膽量按門鈴，于是就在小區随便走了會兒，心裡想着瑪麗亞、安格麗卡、魯佩和詩歌。
同時，我卻無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嬸嬸，然後想了想自己的一生。
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開心又空虛，我知道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這個決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極了。
接着我迅速掉頭向芬特家走去，按響門鈴。
芬特先生出來開門，打了個手勢好像在說稍等片刻，我這就來了。
後來又看不見他了，大門留了一道縫。
過了會兒，他又出現了，從前院穿過來邊走邊卷袖子，臉上帶着痛苦的笑意。
其實，他的狀态好多了。
他一把打開大門，說你是加西亞·馬德羅吧？然後就握我的手。
我說你怎麼樣啊，先生，他說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裡我們别來這種繁文缛節。
我一時沒明白過來他要我叫什麼，我說叫吉姆？（我剛讀了魯迪亞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說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羅尼亞語對華金這個名字的簡稱。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輕松甚至開心的笑容說，“我叫胡安。
” “不，我還是繼續叫你加西亞·馬德羅吧，”他說，“大夥都這樣叫你的。
” 我跟他從院裡穿過去（挽着我的胳膊）。
他松開胳膊之前說瑪麗亞把昨天的事兒都告訴他了。
“我很欣賞這點，加西亞·馬德羅，”他說，“你這樣的年輕人不多了。
整個國家都在沉淪，我不知道我們如何是好。
” “我不過是做了誰都會做的事。
”我試探性地說。
“甚至連年輕人，理論上是我們變革希望的年輕人，都正在淪為吸毒者和妓女。
這些問題根本沒辦法解決，革命是惟一出路。
” “我完全贊同，基姆。
”我說。
“我女兒說你表現得像個紳士。
” 我聳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結交，你會見到他們的，”他說，“在某種意義上，我倒不為這個煩惱。
你需要結識三教九流的人。
有時你得親自體驗一下現實的險峻，不是嗎？我想這話是阿方索·雷耶斯[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1914年後多次出任墨西哥駐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使節。
]說的。
可能不是他說的。
但有時瑪麗亞做得太過了，不是嗎？我沒有批評她這樣做的意思，不是批評她親身在現實中去曆練，應該曆練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覺得呢？因為曆練過頭就有成為犧牲品的危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觀點。
” “同意。
”我說。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們——怎麼說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話，就可能淪為現實的犧牲品，你說對嗎？天真無邪的人很容易招來麻煩或者引來惡棍。
你同意這樣說嗎，加西亞·馬德羅？” “完全同意。
” “比如那個魯佩，你們倆昨天見到的那個姑娘。
我也認識她，相信我，她來過這裡，上過我家，在這兒吃過飯，還跟我們住過一兩個晚上。
我不是誇張，就一兩個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來很多麻煩。
我說的‘吸引力’就是指這個意思。
” “我明白，”我說，“像塊吸鐵石。
” “正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的話，吸鐵石吸引來的可能是壞東西，很壞，可是瑪麗亞太年輕了，意識不到這點，看不出危險，她還需要幫助。
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她從不考慮可能會卷入危險。
一言以蔽之，我女兒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讓她放棄目前的這種生活。
” “我知道你在說誰了，先生，噢，基姆。
” “你知道我在說誰了？我在說誰呢？” “你在說魯佩的皮條客。
” “太好了，加西亞·馬德羅。
你可說到點子上了：他是魯佩的皮條客。
魯佩對他意味着什麼呢？是他的謀生手段，他的職業，他的辦公室，一句話，他的工作。
一個人丢了工作會怎麼樣呢？告訴我會怎麼樣。
” “會發火嗎？” “他肯定會發火。
他沖誰發火呢？沖讓他丢了工作的人發火嗎？當然了。
這毫無疑問。
他不會沖鄰居發火，盡管在那種情況下也有這種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個發火對象自然是讓他丢了工作的人。
誰會在樓底下遠遠地看看他就會讓他丢了工作呢？當然了，我女兒就是這種人。
他拿誰來出氣呢？我女兒。
這時他還會沖她家人發火呢，你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他們的仇恨感是相當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紅皂白。
我發誓，有那麼幾個晚上我做過幾次噩夢。
”他出聲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憶夢境，“那夢會讓最堅強的人都毛骨悚然。
有時我夢見自己在一個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說，那是個陌生城市，但我從另一個夢裡又認出它——我沒有煩着你吧？” “一點兒都沒有！” “我說了，這是個隐隐約約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我在走不到盡頭的街上遊蕩着，想找家旅館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
可是我什麼也沒找到。
我隻看到一個假裝又聾又瞎的人。
最糟糕的是，天越來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臨，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們說的那樣，我得全憑造化的仁慈了，這個夢真是可怕極了。
”他若有所思地補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們在不在家。
” “那好吧。
”他說，可還不松開我的胳膊。
“我過會兒再來跟你告别。
”我說，這純粹是沒話找話。
“我很欣賞你昨晚的表現，加西亞·馬德羅。
我很高興你那麼關照瑪麗亞，也沒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動。
” “天哪，基姆，那可是魯佩……隻要是瑪麗亞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說，臉色馬上紅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們吧，我想她們那兒可能還有别的客人呢。
那屋子比……還忙碌呢。
”他發覺找不到恰當的詞，然後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離開他。
我快走進後院時，回過頭發現基姆·芬特還站在那兒，盯着幾束蘭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
基姆來開門讓我進去，還擁抱了我一下。
在小房子裡，我見到了瑪麗亞、安格麗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
他們三個都坐在安格麗卡的床上。
我一進去，他們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讓我看見他們正在分享的東西。
我想他們以為來人是潘喬，發現是我後臉色才松弛下來。
“你應該養成鎖門的習慣，”安格麗卡說，“他差點把我吓出心髒病了。
” 安格麗卡跟瑪麗亞不同的是臉色潔白如雪，但膚色的基調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紅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說應該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
她的顴骨高挺，額頭寬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
我看見她時，或者毋甯說我看見她在看着我時（别的時候來這兒她可從不看我），感覺好像一隻指頭修長細嫩卻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髒。
我知道，利馬和貝拉諾不會喜歡我用這個比喻，可這個說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時的感覺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後一個進來的。
”瑪麗亞說。
“就是你。
”安格麗卡的語氣非常決然，幾乎是霸道了，刹那間，我都覺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
“把門鎖上，找個地方坐下。
”她命令我。
我照她說的辦了。
小房子的窗簾拉了下來，透進來的光綠綠的，射進來時還帶着黃顔色。
我在書櫃旁的那把木椅裡坐下，然後問他們在看什麼。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擡起腦袋仔細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記下我書名的那個人嗎？” “是。
布萊恩·帕特、安德烈·亨利，還有個書名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 “《失蹤的消防隊》，斯派克·霍金斯寫的。
” “沒錯。
” “你還沒買啊？”他的語氣中略帶揶揄。
“還沒呢，不過打算要買了。
” “你得去一家專營英語文學的書店。
普通書店裡找不到。
” “我知道。
烏裡塞斯給我說起過一家你們都去的書店。
” “噢，烏裡塞斯·利馬。
”桑·埃皮法尼奧說，特别加重了“塞斯”的發音，“他會打發你去波德萊爾書店，那裡法語詩集挺多的，可英語詩集不多……‘你們都’到底是指誰啊？” “‘你們都’？”我不解地問。
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見的東西來回傳閱。
她們不時發出大笑。
安格麗卡的笑聲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書店的人啊。
” “噢，當然是指本能現實主義者了。
” “本能現實主義者？拜托。
隻有烏裡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讀書。
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
我全告訴你吧，他們去書店隻幹一件事：偷書。
” “可他們偷回去不也要讀嗎？”我說，略微有些氣惱。
“不，你錯了。
到時他們把書交給烏裡塞斯和貝拉諾，這兩位讀了後再把内容講給他們聽，這樣他們就可以四處吹噓說讀了比如格諾的東西，事實上他們幹的隻是偷了格諾的書，沒有讀過。
” “貝拉諾是智利人嗎？”我問道，想把談話内容扭轉到别的方向上去，不過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來啊？”瑪麗亞說，連眼睛都沒有從正在盯着的東西上擡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點異樣，不過覺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認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亞·馬德羅，你這個可憐的天真兒。
他以為貝拉諾是尤卡坦人。
”桑·埃皮法尼奧對芬特姐妹說，三個人同時大笑起來。
我也跟着笑起來。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說，“可也沒準。
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專家。
”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
他是智利人。
”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長時間了？”我想找點話說。
“皮諾切特政變後就來了。
”瑪麗亞說，仍然不擡一下腦袋。
“早在政變之前就住在這裡了，”桑·埃皮法尼奧說，“我1971年就認識他了。
後來他又回智利去了，政變發生後又返回墨西哥。
” “可是我們不知道當時你們兩個都回來了。
”安格麗卡說。
“那段時間，我和貝諾拉關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奧說，“我們都才十八歲，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輕的詩人。
” “能告訴我你們在看什麼嗎？”我說。
“我的照片。
你可能不會喜歡的，如果你願意的話，看看也沒什麼。
” “你是攝影師嗎？”我說着起身朝床邊走去。
“不，我隻是個詩人，”桑·埃皮法尼奧說，然後給我讓出點空地，“對我來說，有詩歌就足夠了，不過，我遲早會幹起寫小說這種低俗事來的。
” “給你，”安格麗卡把看完的一小疊照片給了我，“你最好按照時間順序看。
” 足有五十或六十張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
背景在同一房間，可能在賓館，兩張例外，是在夜晚一條光線暗淡的街上拍的，還可以看到一輛紅色野馬，裡面坐着幾個人，臉影模模糊糊。
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個留金色短發的男孩，十六七歲的樣子，也可能隻有十五歲，還有一個人是可能比他大兩三歲的女孩，然後還有桑·埃皮法尼奧。
肯定還有拍照的第四個人，但此人始終沒有露面。
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個金發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
到大約第十五張照片時，桑·埃皮法尼奧和那個女孩出現了。
桑·埃皮法尼奧穿一件紫色運動衫。
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禮服。
“這是誰？”我說。
“别說話，仔細看完照片再問。
”安格麗卡說。
“他是我摯愛的人。
”桑·埃皮法尼奧說。
“噢，這女孩又是誰？” “他姐姐。
” 快看到第二十張照片時，那個金發男孩開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
那個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擺出放蕩的姿勢，望着給他們拍照的那個不知名的人。
此時桑·埃皮法尼奧還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裡是這樣，他面帶笑容卻很嚴肅，不是坐在扶手皮椅裡就是坐在床邊。
然而，這一切不過是一種幻覺，到了第三十張或者三十五張照片時，桑·埃皮法尼奧脫掉衣服（他腿臂修長，身體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實生活中要瘦很多）。
後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終警覺的注視下，桑·埃皮法尼奧開始吻金發少年的脖頸、嘴唇、眼睛、後背和勃起的那東西（對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來說，那東西也夠搶眼的了），姐姐時而露出全身時而露出半身（隻有一條半胳膊、一隻手、幾根指頭、臉的一側），時而隻是在牆上照出個影子。
當然了，沒有任何人預警過我說桑·埃皮法尼奧是同性戀。
（隻有魯佩提到過，但她說我也是個同性戀。
）所以，我盡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覺（毫不誇張地說，這感覺可是一派混亂）然後繼續往下看。
我最擔心的事出現了，接下來的幾張照片上這位布萊恩·帕特的讀者開始跟那個金發少年做愛。
我感覺自己的臉都紅了，想到看完這些照片後該如何面對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奧。
男孩的臉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謂的痛苦和喜悅交織的表情。
（或者說是虛情假意，不過我是後來才想到這點的。
）桑·埃皮法尼奧的臉好像顯得非常嚴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
那位正在欣賞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門，從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憂傷什麼都有。
最後幾組照片拍的是三個人在床上的鏡頭，看上去假裝要睡覺或者對着攝影師微笑。
“可憐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兒的。
”我故意這樣說來激怒埃皮法尼奧。
“逼迫他去那兒嗎？那是他的主意呢。
他是個變态小子。
” “可你全心全意愛着他。
”安格麗卡說。
“我是全心全意地愛着他，我們之間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 “比如？”安格麗卡說。
“比如錢。
我是個窮光蛋，他是個寵壞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華，到處旅行，要什麼有什麼。
” “可從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沒有被寵壞啊。
有些照片夠殘忍的。
”我忽然一本正經地說。
“他家裡很有錢。
”桑·埃皮法尼奧說。
“所以你們去了一家還不錯的旅館。
那燈光看着像在桑托的電影裡。
” “他是某國大使的兒子。
”桑·埃皮法尼奧說，然後向我投來陰沉的一瞥。
“千萬别告訴任何人。
”他又補充了一句，後悔向我坦白了這個秘密。
我把那疊照片還給他，桑·埃皮法尼奧放回衣兜。
安格麗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僅有一寸之遙。
我鼓起勇氣朝她的臉上望去。
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臉又有些紅了吧。
我的心情好極了。
可是很快我又毀了這份開心。
“潘喬今天沒來嗎？”我像個白癡似的問道。
“還沒有，”安格麗卡說，“你覺得這些照片怎麼樣？” “赤裸裸的性照。
”我說。
“赤裸裸的性照，就這些了？”桑·埃皮法尼奧站起來，然後坐進我剛坐過的那把木椅。
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麼點詩意。
不過，要是我說是因為詩意而打動了我的話，我肯定是在撒謊。
這些照片挺奇怪的。
我隻能管它們叫色情照片。
不過沒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 “人們就是喜歡給自己不理解的東西貼上這樣那樣的标簽，”桑·埃皮法尼奧說，“這些照片讓你興奮了嗎？” “沒有，”我強調說，其實我也說不準，“沒讓我興奮，也沒讓我反感。
” “那麼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
至少對你來說不是了。
” “不過我喜歡這些照片。
”我承認說。
“那麼隻能這樣說了：你喜歡，卻不知道為什麼喜歡，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好吧。
” “誰拍的啊？”瑪麗亞問。
桑·埃皮法尼奧盯着安格麗卡大笑。
“這還真是個秘密。
那人讓我發誓不要告訴任何人。
”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誰會在乎拍攝者呢？”安格麗卡說。
看來那位大使兒子的名字叫比利了。
很貼切，我想。
不用問為什麼，我已經猜出照片是烏裡塞斯·利馬拍的。
我又馬上開始琢磨起那個有趣的（對我來說）信息：貝拉諾是智利人。
後來我又觀察起安格麗卡來。
但沒有那麼明目張膽，多半是趁她埋頭讀尤金·薩維茨卡亞[尤金·薩維茨卡亞（EugèneSavitzkaya，1955—??），比利時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的詩集《痛苦的地方》而沒有看着我的時候，她偶爾擡頭望一望，然後加入瑪麗亞和桑·埃皮法尼奧關于情色藝術的談話。
我又開始琢磨照片會不會是烏裡塞斯·利馬拍的，同時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聽到的故事，說利馬是毒品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販子，幾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
我就想到這麼多，然後巴裡奧斯挽着一個極其漂亮的美國女孩（她永遠都面帶微笑）的胳膊出現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還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女詩人，叫塞爾維亞·莫雷諾，後來我們所有的人就開始吸大麻了。
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不過跟大麻無關，那東西其實對我沒有作用），可是後來又有人引出貝諾拉的國籍問題——也許是我提起這個話題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後大家都開始談起他來。
确切地說除了我和瑪麗亞，人人都開始貶低起他來，他們有時從肉體和精神上多少跟我們遊離開來，但是，即便保持某種距離（也許是大麻所緻），我依然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他們有時談論利馬，談到他去格雷羅州和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後賣給墨西哥城的作家、畫家們。
可是利馬怎麼可能一直跑到這片大陸的另一端去買毒品呢？人們大笑着。
我想我也笑了。
我想我笑得很厲害。
我閉上眼睛。
他們說：阿圖羅讓烏裡塞斯幹得很辛苦，現在風險更大了，他們的話刻印在我的大腦裡。
可憐的貝拉諾，我想。
後來瑪麗亞抓起我的手，我們離開了小房子，就像潘喬和安格麗卡把我們趕出去時那樣，隻不過這次潘喬沒有在這裡，沒有人趕我們出去。
後來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來時已經是早晨三點，我發現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邊。
我一躍而起。
有人脫掉我的襪子、褲子和襯衣。
我四處摸索着尋找衣服，盡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擾醒胡吉托。
我先是在床腳下的地闆上找到了背包，書本和詩稿都在裡面。
我又在更遠的地方找到褲子、襯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夾克。
我在哪兒都找不到鞋子。
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卻是胡吉托的幾雙旅遊鞋。
我穿戴整齊，想着打開燈呢還是就這樣光着腳走出去。
我決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
我撩開窗簾，發現自己在二樓。
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後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幾棵樹木後面，在月光下隐隐閃亮。
很快，我意識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戶下面亮着的一盞燈，稍微靠左一點，就挂在廚房外面。
燈光極暗。
我試圖辨認出芬特家的窗戶但是什麼也看不見，隻看到些樹枝和影子。
我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權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繼續睡到黎明再說，可我又想出幾條不能這樣幹的理由。
首先，我從來沒有不跟叔嬸打招呼就在外面過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麗卡。
為什麼？我忘了理由，不過這時我有一種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覺的樣子，像條狗或者孩子那樣蜷卧在她的床腳下（這情景很恐怖，但卻很真實）。
于是我悄悄向門口溜去，心裡默默地感謝着胡吉托給了我一塊睡覺的地方。
再見，小内弟[原文為cu.ado。
]！腦子裡思索着這個詞（它源于拉丁語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後在這個詞的堅強支撐下，我像貓一般溜出房間，來到猶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過道裡，像置身于一家充滿了凝視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觸即發的電影院，我沿着牆壁摸索前進，最後，曆經漫長的煎熬，細述起來讓人神經緊張的痛苦之後（再加上我又讨厭細節），終于找到了從二樓通往一樓的那條堅固的樓梯。
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裡（極度蒼白，雙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動又猶豫不決），兩種選擇輪流向我襲來。
我要麼找到起居室和電話，立刻給叔嬸打個電話，因為這時他們恐怕已經把不止一個疲憊的警察從床上拽了起來；要麼找到廚房，我記得廚房在左側，緊挨着類似家庭餐室的房間。
我把每個計劃都思來想去，最後傾向于采用不太擾民的方案，這需要盡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
我的這一決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個突如其來的意象或者幻覺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裡，全身籠罩在硫黃燃燒時散發出的那種鮮紅的煙霧中。
我使出渾身解數，設法讓自己冷靜下來。
房裡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聽不到任何人像在家裡那樣的打鼾聲。
過了幾秒鐘的工夫，我确信自己頭頂沒有危險盤桓，或者至少沒有近在眼前的危險，于是展開行動。
在房子的這一側，後院的亮光隐隐約約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來到廚房。
進去後，我松弛下有些過分的警戒心，關上房門，打開燈，然後跌坐在一把椅子裡，疲憊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裡的山路。
我打開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漢堡和奶酪三明治。
吃完後仍然很餓，然後又做了份三明治，這次是用奶酪、青筍和兩三種紅辣椒腌制的泡菜。
第二份三明治還沒有填飽肚子，我決定再去搜些主食來。
我在冰箱底層塑料盛器裡找到一塊吃剩的雞肉，在另一個盤裡又發現了若幹米飯。
我猜這可能是晚飯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動手給自己做晚飯。
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實更像芙蓉花。
我坐在廚房一聲不響地吃着，同時思索着未來。
我仿佛看到了龍卷風、飓風、潮汐和大火。
接着我把炸鍋、盤子和銀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後打開通向後院的門。
離開前我還把燈熄了。
姑娘們的屋子房門緊鎖。
我敲了一下，輕輕地喚着安格麗卡的名字。
沒人應聲。
我朝後望去，院裡的暗影和像憤怒野獸般蹿躍而起的噴泉水阻撓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間。
我又敲了一下門，這次稍微加重了。
等了幾秒鐘後，我決定改換策略。
我向左側走了幾步，用指尖在冰涼的窗戶玻璃上叩了幾下。
瑪麗亞？我說，安格麗卡？瑪麗亞，讓我進去吧，是我啊。
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會有什麼動靜，可是小房子裡面沒有任何響動。
我怒氣沖沖地或者準确地說是怒氣沖沖又無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門口，然後靠着門慢慢滑坐到地上，眼裡一片茫然。
我感覺我最終會進去，像條狗一般（一條在這個冷酷之夜裡的濕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腳下，像我幾個小時前愚蠢又恐懼地憧憬的那樣。
我可能哭了起來。
為了清除眼前地平線上的陰霾，我開始琢磨所有應該讀的書，所有應該寫的詩。
後來我忽然想到，假
她母親說的那些沒影兒的事我幾乎都想不起來了：我想她提到科約阿坎舉辦的一場降神法會，她最近剛去過那裡，還提到1940年代一個唱老情歌的歌手靈魂一直無法安息。
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們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電視機前。
瑪麗亞既不跟他說話也不介紹我們認識。
他隻有十二歲，留着長發，穿着像個流浪漢。
他管誰都叫做納科或者納卡。
他對媽媽說，沒門，納卡，辦不到。
對父親說，納科，聽我慢慢說嘛。
對姐姐說，沒錯，我的納科或者納卡，你簡直太棒了。
對我說，嗨，納科，怎麼樣啊？ 據我所知，納科主要指住在城裡的印第安人。
胡吉托用這個詞肯定别有含義。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個過程跟昨天完全一樣，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喬在格勞利塔起義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納羅的洛托”的中國餐館碰頭，我們喝了幾杯咖啡，吃了點主食（我自己掏的錢），然後就去康德薩小區。
我們按了門鈴後又是芬特先生來開門，狀态跟昨天一模一樣，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距離踏上瘋狂之路又近了幾步。
當他握住潘喬伸出的興高采烈的手時，兩隻眼睛快從眼窩裡鼓出來，顯得冷漠無情，看不出絲毫認出我的迹象。
瑪麗亞一個人待在後院的小房子裡，她還在畫昨天的那幅畫，左手拿着同一本書，不過這次錄音機裡放的是奧爾加·桂洛特[奧爾加·桂洛特（OlgaGuillot，1922—），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譽為“波萊羅舞曲之後”。
]而不是比莉·郝樂黛的聲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喬依舊重複昨天的老路數，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麗卡來。
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對胡安娜進行任何價值評判，我先是全神貫注地欣賞藏書，然後又去欣賞那幅水彩畫，站得離瑪麗亞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種謹慎的距離。
那幅水彩畫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觀。
我記得泥石流旁邊的兩個女人本來是擺出一種嚴峻或者至少是很嚴肅的姿态，現在已經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裝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裝哭泣。
泥石流（顯然是泥漿，因為還泛着紅色或者朱紅色）上漂着洗滌劑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滿是耗子的柳條籃。
那兩個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滿了補丁。
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畫的上半部分）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之中；在畫面的下半部分，瑪麗亞已經繪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氣預報圖。
這幅畫有點殺氣騰騰。
後來安格麗卡容光煥發地走進來，又跟潘喬豎起那道屏風。
瑪麗亞作畫的時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腦子裡絲毫不再懷疑潘喬拉我上芬特家是為了在他和安格麗卡辦事兒時，讓我擾亂瑪麗亞的注意力。
這樣幹似乎非常不公。
之前，在那家中國餐館裡，我曾問過他是不是自視為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裡啰唆。
他談了一通工人階級、毒品、弗洛雷斯·馬貢、墨西哥革命中的幾位關鍵人物。
他說自己的詩肯定将在貝拉諾和利馬很快就要創辦出來的那份雜志上發表。
如果他們不發我的詩，那他們就去操蛋吧，他說。
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潘喬一門心思惦記着的事兒就是跟安格麗卡睡覺。
“你沒事吧，安格麗卡？”瑪麗亞說，跟昨天如出一轍的痛苦的呻吟聲又開始了。
“沒事，沒事，我挺好的。
你能去散會兒步嗎？” “可以啊。
”瑪麗亞說。
我們再次在那片爬滿青藤的牆下那張鐵桌旁邊無可奈何地坐下來。
我的心都碎了，沒有任何拿得出來的理由。
瑪麗亞開始給我講起她們童年的故事，這些故事乏味至極，她講這些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打發時間，而我裝出興味盎然的樣子。
什麼小學、她們參加的第一次派對、高中、對詩歌的共同摯愛、旅行、周遊列國的夢想、《李·哈維·奧斯瓦爾德》雜志，她倆都在這份雜志上發表過作品，還談到安格麗卡獲了勞拉·達米安獎……她講到這兒時（我不知道為什麼，大概是因為停頓了片刻），我問勞拉·達米安是幹什麼的。
這樣問純屬本能。
瑪麗亞說： “一個詩人，年紀輕輕就死了。
”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她死時才二十歲。
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怎麼沒有讀過她寫的任何東西呢？” “你讀過洛特雷阿蒙的東西嗎，加西亞·馬德羅？”瑪麗亞說。
“沒有。
” “哦，你沒有聽說過勞拉·達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 “實在不好意思。
我知道自己挺無知的。
” “我沒有說你這個的意思。
我隻想說你還很年輕。
勞拉隻出過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詩集，還是自費印的呢。
那是本遺作，父母資助印的，父母太疼愛她了，從來都是她的第一讀者。
” “他們一定很有錢吧。
” “你怎麼會這麼認為呢？” “如果他們有能力獨立出資設一個年度詩歌獎的話，他們肯定是很有錢了。
” “嗯，其實不是這麼回事。
”他們給安格麗卡發的獎金并不多。
這項獎的意義更多是在權威性上而不在錢的多少。
甚至連權威性都談不上。
畢竟，他們隻頒給年齡不到二十歲的詩人。
“那是勞拉·達米安去世時的年齡。
太恐怖了。
” “不是恐怖，而是傷心。
” “頒獎的時候你在場嗎？勞拉的父母親自來頒發嗎？” “是啊。
” “在哪兒呢？在他們家裡嗎？” “不，在大學。
” “哪個系？” “文學系。
勞拉曾經在那個系裡讀書。
” “天哪，這也太恐怖了。
” “我覺得好像沒有絲毫可恐怖的。
讓我說，你才恐怖呢，加西亞·馬德羅。
” “你知道嗎，你叫我加西亞·馬德羅時簡直能把我氣死，那感覺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 “人人都這麼叫你，我幹嗎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說這個了。
再給我講講勞拉·達米安的故事吧。
你沒有去角逐這個獎嗎？” “角逐了，但安格麗卡得獎了。
” “安格麗卡之前有誰得過？” “一個來自阿瓜斯卡連特斯的女孩，在國立自治大學學醫。
”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沒有人得過，因為那個獎還不存在呢。
我明年可能會參加，但也說不準。
” “你要得了獎，會拿獎金幹嗎？” “也許去歐洲旅行吧。
” 我們沉默了片刻。
瑪麗亞·芬特在考慮還不曾探索過的異國他鄉，而我卻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愛的外國男人。
這個念頭連我都覺得吃驚。
難道我愛上瑪麗亞了嗎？ “勞拉·達米安是怎麼死的？” “她在特拉爾潘被車撞了。
她還是個孩子啊，她的父母徹底崩潰了。
我想她母親甚至都想自殺。
這麼年輕就死了，一定傷心極了。
” “一定傷心極了。
”我說，同時想像着瑪麗亞·芬特在一個七英尺高的英國男子的懷抱中，他白皙得簡直像個白化病患者，那條長長的粉紅色的舌頭伸進瑪麗亞薄薄的嘴唇裡。
“你知道該向誰了解勞拉·達米安嗎？” “不知道，問誰？” “烏裡塞斯·利馬。
他們是朋友。
” “烏裡塞斯·利馬？” “是啊，他們好得難分難舍，他們一起上學，一起看電影，互相借書看。
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 “我不知道。
”我說。
我們聽到小房子裡傳來一陣噪聲，我們坐着聽了會兒動靜。
“勞拉·達米安死的時候烏裡塞斯·利馬有多大？” 瑪麗亞沒有回答。
“烏裡塞斯·利馬原來并不叫烏裡塞斯·利馬。
”她聲音沙啞地說。
“你說那是他的筆名嗎？” 瑪麗亞點頭稱是，她凝視的目光迷失在複雜的藤蔓蹤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麼？” “阿爾弗雷多·馬爾蒂内斯，好像是這個吧。
我想不起來了。
不過我見着他的時候并不叫烏裡塞斯·利馬。
這個名字是勞拉·達米安給他取的。
” “噢，真是太好了。
” “大家都說他愛着勞拉。
可我覺得他們從來沒有一起睡過覺。
我想勞拉死的時候還是個處女。
” “二十歲嗎？” “當然啊，誰說不是呢。
” “當然，你說的不會有錯。
” “很讓人傷心吧？” “是讓人傷心。
那當時烏裡塞斯或者阿爾弗雷多·馬爾蒂内斯多大呢？” “比勞拉年輕一歲，十九歲，沒準十八歲。
” “我想他一定痛苦極了。
” “他大病了一場。
聽說差點死了。
醫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兒出問題了，看着他越來越憔悴。
我去醫院看過他。
我去的時候正是情況最壞的時候。
但是，終于有一天，他好起來了，那病就如同不知為何得上一樣神秘地結束了。
後來，烏裡塞斯就辍學了，開始辦雜志。
你看到過那份雜志吧？” “《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是的，看過。
”我撒了謊。
馬上又納悶，去烏裡塞斯·利馬的頂樓房間時為什麼就沒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閱一下都成啊。
“一份詩刊的名字起成這樣也太恐怖了。
” “我倒很喜歡。
我覺得好像沒那麼糟糕。
” “感覺挺可怕。
” “換了你會取什麼名字？” “不知道。
沒準就叫墨西哥超現實主義派。
” “有意思。
” “你知道整個雜志是我父親設計的嗎？” “聽潘喬說過。
” “裝幀可是這份雜志最出色的組成部分。
現在人人都讨厭我父親。
” “人人？所有的本能現實主義者？幹嗎讨厭呢？這毫無道理啊。
” “不，不是本能現實主義者。
他工作室别的建築師。
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親居然跟年輕人處得這麼融洽。
總之不容他。
他們要讓他付出代價。
全是因為那份雜志。
” “因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當然啊。
因為我父親在工作室給雜志做的裝幀設計，現在他們要讓他對可能發生的一切負全部責任。
” “可是會有什麼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
顯然你還不了解烏裡塞斯·利馬。
” “還真不了解，”我說，“可我在逐漸了解。
” “他可是一枚定時炸彈。
”瑪麗亞說。
這時，我才忽然發覺天已漆黑，我們隻能聽見卻看不見對方了。
“聽着，我得向你老實坦白了。
我剛才撒了個謊。
我壓根就沒碰過那份雜志，我想看一眼雜志都快想死了。
你能借我一本嗎？” “當然可以。
我會送你一本的。
我有多餘的。
” “你還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書嗎？拜托了。
” “可以，但你絕對要還我。
他是我最喜愛的詩人之一。
” “我保證。
”我說。
瑪麗亞走進大房子。
我一個人留在院裡，刹那間，我簡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
後來我又聽了聽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裡的聲音，一盞燈亮了。
我想那應該是安格麗卡和潘喬屋裡的燈。
我想潘喬很快就會出來到後院找我，可事情并沒有如願以償。
瑪麗亞拿着兩本雜志和《馬爾多羅之歌》回來時，她也注意到小房子裡的燈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
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時候，她問我是不是還是處男。
“不是，當然不是了。
”我撒謊說，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謊。
“失去純真那麼難嗎？” “有點兒。
”我說，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聲音又變得沙啞起來。
“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當然沒有了。
”我說。
“那你是跟誰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從索諾拉來的一個女孩，”我說，“我們就相處了三天。
” “再沒有跟别的任何人做過嗎？” 我忍不住誘惑想告訴她跟布裡吉達的那場曆險，最後我想還是别說為好。
“沒有，再沒别人了。
”我說，這時我感覺痛苦得還不如死了的好。
11月16日 我給瑪麗亞·芬特打了個電話。
我說想見她。
我懇求她能夠出來。
她說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見我。
她到店裡時大約七點，幾雙眼睛從門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張桌上。
她顯得特别漂亮。
她穿了件瓦哈卡[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東南部一州，南臨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為主。
]風格的上裝，一條很緊的牛仔褲，一雙皮鞋。
她肩上背了個深褐色的背包，邊上印着若幹奶油色的小馬，裡面放滿了書和稿紙。
我請她讀首詩。
“别那麼無聊了，加西亞·馬德羅。
”她說。
不知為什麼，她那樣說讓我很傷心。
我想自己有一種聽到從她的唇間讀出一首詩的生理需求。
不過可能地點不對勁。
咖啡店裡說話聲、喊叫聲、尖笑聲動靜太大了。
我把洛特雷阿蒙的書還給她。
“已經讀完了？”瑪麗亞說。
“是啊，”我說，“我整宿未睡，讀完了。
我還讀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簡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遺憾了。
我喜歡你寫的東西。
” “這麼說來你還沒上床睡覺呢？” “還沒，可我感覺很好。
我很清醒。
” 瑪麗亞凝視着我的眼睛微笑了。
一個女招待過來問她喝點什麼。
什麼也不要，瑪麗亞說，我們馬上就走了。
到了外面，我問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說不想，隻覺得在基多咖啡店裡有些不對路。
我們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馬方向走去，然後又穿過雷福馬街朝格雷羅街走去。
“這兒是妓女們活動的地方。
”瑪麗亞說。
“我不知道。
”我說。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 其實，我本來看不出這條街跟我們剛剛走過來的幾條街有任何不同之處。
這裡同樣車水馬龍，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湧動的人流沒什麼兩樣。
可是後來（也許是因為瑪麗亞暗示了的緣故）我開始留心起區别。
先是燈光。
布卡雷利的街燈呈蒼白色，而格雷羅街燈的基調多些琥珀色。
又注意到車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車停泊在路上，格雷羅街邊的車卻随處可見。
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門廳大開，燈火通明，格雷羅街上雖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賞，顯得很隐秘或者低調，鮮見可以向外張望的大窗戶。
最後，不同的還有音樂。
布卡雷利大街上壓根就聽不到。
所有的響動聲都來自行人或者車輛。
在格雷羅街上，你越往裡走，特别是走到紫羅蘭和木蘭花街角，音樂簡直把整條街都籠罩住了，從酒吧、從停泊的車輛、從便攜收音機裡傳來各種樂聲，甚至從黑洞洞的大樓亮着燈的窗戶裡都會飄出音樂。
“我喜歡這條街，”瑪麗亞說，“總有一天我要住在這裡。
” 一群雛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輛顯舊的凱迪拉克轎車周圍。
瑪麗亞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聲招呼： “嘿，你在這兒啊，魯佩。
見到你真好。
” 魯佩顯得非常瘦削，頭發留得很短。
我覺得她的漂亮跟瑪麗亞不相上下。
“哇，瑪麗亞！老大，好久沒見了。
”她說，然後擁抱了瑪麗亞。
跟魯佩一夥的幾個女孩斜靠在凱迪拉克車頭上，目光齊刷刷地落在瑪麗亞身上，鎮定自若地仔細打量着她。
她們幾乎不瞧我。
“我以為你死了呢。
”瑪麗亞忽然來了這麼一句。
如此冰冷的一句話把我震暈了。
瑪麗亞話語的老道令人瞠目結舌。
“我還活得好好的。
不過差點死了。
是吧，卡梅西塔？” “沒錯。
”那個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說，她還在研究着瑪麗亞。
“是格洛麗亞傳染的。
你見過她吧，老大，他媽的簡直是個人渣，可是沒有人受得了她。
” “我沒見過她。
”瑪麗亞說，唇間帶着一絲微笑。
“隻有警察才拷得住她。
”卡梅西塔說。
“就沒治了？”瑪麗亞說。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說，“怎麼着？那婊子什麼都知道，連她自己都難以置信，誰都拿她沒辦法。
” “唉，真可憐。
”瑪麗亞說。
“說說，上學怎麼樣？” “很一般。
”瑪麗亞說。
“你還弄得那個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嗎？” 瑪麗亞大聲笑起來，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這個朋友是學芭蕾的，”魯佩對另外一個女孩介紹說，“我們是在現代舞蹈學校認識的，就是堂塞萊斯街上的那所學校。
” “沒錯，我知道。
”卡梅西塔說。
“其實，魯佩在那所舞蹈學校外面站街。
”瑪麗亞說。
“可她怎麼上這種地方來了呢？”始終沒吭聲的一個女孩問，她是這群姑娘中個子最矮的，差不多是個侏儒了。
瑪麗亞看着她聳了下肩膀。
“你願意跟我們去喝杯咖啡嗎？”她說。
魯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後望着朋友們。
“問題是，我還要工作。
” “一會兒工夫，馬上回來嘛。
”瑪麗亞說。
“那好吧。
工作還可以等等，”魯佩說，“我待會兒再來找你們，姑娘們。
”她這就跟瑪麗亞走了。
我跟在她們後面。
我們到了木蘭花街後又左轉，拐到耶稣加西亞大街上。
接着，我們又向南邊的革命英雄廣場走去，到那兒後走進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這小子玩兒嗎？”我聽到魯佩對瑪麗亞說。
瑪麗亞又放聲笑了。
“隻是個普通朋友，”她說，然後又面對我補充了一句，“如果替魯佩拉皮條的老闆找上來了，你可要同時保護我們倆啊，加西亞·馬德羅。
” 我想她是在開玩笑。
後來我又想她沒準是當真的，而且，坦率地說，那情景似乎顯得誘人起來。
那時我無法想像在瑪麗亞面前還有什麼更佳的示好方式。
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來消磨。
“我男人很嚴肅，”魯佩說，“他不喜歡我跟陌生人瞎跑。
”這是她講話時第一次直視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
”瑪麗亞說。
“老大，不是指你。
” “你知道我跟魯佩是怎麼認識的嗎？”瑪麗亞說。
“不知道。
”我說。
“在舞蹈學校。
魯佩是帕科·杜阿爾特的女朋友。
帕科是西班牙來的舞蹈家，是那所學校的頭兒。
” “我每周去見他一次。
”魯佩說。
“我不知道你還上過舞蹈課。
”我說。
“不是上課。
我去那兒隻是為了做愛。
”魯佩說。
“我是說瑪麗亞，不是你。
” “我從十四歲就開始學舞蹈了，”瑪麗亞說，“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員。
反正就是這麼回事吧。
” “你說什麼啊？你是個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實上換了誰在那種狀态都會半瘋不癫的。
你看過她跳舞嗎？”我說沒有。
“你會佩服得五體投地。
” 瑪麗亞搖搖頭表示否認。
女招待過來了，我們點了三杯咖啡，魯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帶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
”她解釋說。
“你的胃怎麼樣了？”瑪麗亞說。
“還好。
有時疼得挺厲害，有時我又忘了它還在那兒。
主要問題是神經。
如果太緊張了，我就吸根大麻煙，然後就好了。
你怎麼樣啊，再沒去舞蹈學校嗎？” “不經常去了。
”瑪麗亞說。
“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進帕科·杜阿爾特的辦公室。
”魯佩說。
“我差點笑死了，”瑪麗亞說，“其實，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就笑起來了。
我大概愛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裡。
”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 “你跟這個帕科·杜阿爾特有什麼過節嗎？”我說。
“還真什麼都沒有。
我隻在街上碰到過他一次，他不能來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為他娶了個外國女人，我隻能在舞蹈學校見他。
不過，我想他喜歡這種方式，那個人渣。
在他辦公室操我。
” “你的皮條客允許你遠離自己的活動範圍嗎？”我說。
“我的活動範圍？你對我的範圍了解多少？誰說我有皮條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
隻是剛才瑪麗亞說你的皮條客是很暴力的那種，她沒說嗎？” “我沒有皮條客。
你認為我跟你說話了，你就有權羞辱我嗎？” “冷靜，魯佩。
沒人羞辱你。
”瑪麗亞說。
“這龜兒子侮辱了我男人，”魯佩說，“他要聽到了，非找你算賬不可。
小流氓。
他不出一秒鐘的工夫就能揍扁你。
我敢說你會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夥求饒。
” “嗨，我可不是同性戀。
” “瑪麗亞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戀，人人都知道。
” “魯佩，饒了我朋友們吧。
魯佩病了後，”瑪麗亞面對我說，“是埃内斯托和我帶她上的醫院。
太不可思議了，有人居然這麼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我問道。
“是啊。
”瑪麗亞說。
“他也上舞蹈課？” “以前常去。
”瑪麗亞說。
“噢，埃内斯托，我對他的印象太好了。
我記得他一把抱起我放進一輛出租車。
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戀，”魯佩給我介紹說，“可他特别強。
”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進出租車的，傻瓜，那是我。
”瑪麗亞說。
“那天晚上，我滿以為自己會死掉。
”魯佩說，“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覺得病了，我開始吐血。
好幾桶血啊。
說句真心話，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
我隻是心裡放不下我的兒子、我未竟的諾言，還有瓜達盧佩聖母。
我一個勁兒地喝酒，最後默默地月亮都升上來了，我的感覺太糟糕了，你們剛才看見的那位矮個兒女孩就給了我一些興奮劑。
我犯了個大大的錯誤。
可能是那東西變質了，或許是我本來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麼樣吧，我倒在聖·弗爾南多廣場的那把條椅上奄奄一息，就在這時我的朋友和她的夥伴，那個同性戀天使趕來了。
” “魯佩，你有兒子了？” “他死了。
”魯佩說，眼睛盯着我。
“你當時才多大啊？” 魯佩沖我微笑着。
她的微笑顯得既開朗又好看。
“你覺得我會多大？” 我最怕猜什麼了，我沒說話。
瑪麗亞摟住魯佩的肩膀。
兩個人對視着微笑或者擠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幹嗎。
“比瑪麗亞小一歲，十八。
” “我們都是獅子座。
”瑪麗亞說。
“你是什麼星座？”魯佩說。
“我不知道。
我對那種東西從不上心，說實話。
” “哦，看來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
”魯佩說。
“你是哪個月份出生的，加西亞·馬德羅？”瑪麗亞問。
“1月，1月6日。
” “摩羯座，跟烏裡塞斯·利馬一個座。
” “烏裡塞斯·利馬？”魯佩說。
我問她是不是認識利馬，怕他們又說烏裡塞斯·利馬也上過那所舞蹈學校。
倏忽間，我看到自己踮着腳尖在一個空曠的體育館跳着舞。
魯佩說她隻聽過這個名字，說瑪麗亞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經常談到他。
後來魯佩又說起死去的兒子。
那孩子死時才四個月大。
他生下來就帶着病，魯佩曾給聖母許願說如果兒子病好了她就不幹這活兒了。
她堅守諾言，據說孩子似乎有了點好轉，她守了三個月的諾言，可到了四個月，她又開始幹活兒了，然後孩子就死了。
她說是聖母把兒子帶走了，因為她沒有信守承諾。
魯佩那時住在聖·卡塔裡納廣場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樓裡，她把孩子交給一個老太太，讓她晚上照看。
一天早晨，她回到家裡，他們說兒子死了。
事情就是這樣。
“不能怪你，”瑪麗亞說，“别迷信。
” “怎麼能說不是我的過錯呢？誰不守諾言了？誰說她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最後卻沒有辦到呢？” “聖母沒有害死我的兒子，”魯佩說，“她不過是帶走了孩子，那完全是兩碼事。
她把我一個人撇下來懲罰我，帶走孩子去過更好的日子了。
” “噢，好吧，既然你這麼看，那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我說，“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有孩子之前還是之後？” “之後，”瑪麗亞說，“當時這姑娘正在野跑。
魯佩，我以為你準要死了。
” “如果不是阿爾韋托，我就真的完了。
”魯佩歎息一聲。
“阿爾韋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說，“你認識他？”我問瑪麗亞，她點了下頭表示沒錯。
“是她的皮條客。
”瑪麗亞說。
“不過他的雞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
”魯佩說。
“你是指我嗎？”我問道。
瑪麗亞大笑。
“她當然是指你了，傻子。
” 我臉色漲紅，然後笑了。
瑪麗亞和魯佩也笑起來。
“阿爾韋托的家夥究竟有多大啊？”瑪麗亞說。
“有他的刀那麼大。
” “他的刀有多大啊？”瑪麗亞問。
“這麼大。
” “太誇張了吧。
”我說，我應該換個話題才是。
我想打住這個打不住的話題，就說：“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刀。
”我感覺糟糕透頂。
“哎，老大，你怎麼敢肯定對刀這麼了解呢？”瑪麗亞說。
“他從十五歲起就帶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約來的一個妓女送的，後來那女孩死了。
” “你拿刀量過他那東西呢還是你猜的？” “那麼大一把刀會很礙事的……”我緊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
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這個幹嗎？他自己量的，他沒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點都沒變小。
他說。
” “他擔心自己的雞雞會縮了？” “阿爾韋托可什麼都不怕。
我告訴你，他壞着呢。
” “那幹嗎還帶刀？說真的，我不懂，”瑪麗亞說，“再說了，他從來沒有傷過自己嗎？” “有那麼幾次，不過都是故意的。
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 “你不是說你的皮條客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夥上割過幾刀嗎？”瑪麗亞說。
“沒錯啊。
” “我不信。
” “真的。
偶爾來那麼一下，又不是每天都這樣。
他隻是在發神經或者什麼事兒都一團糟的時候才會那樣幹。
不過，測量的活兒他可沒歇過。
他說這樣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好處。
他說這是在屋裡養成的一個習慣。
” “聽上去好像是一個很操蛋的精神變态分子。
”瑪麗亞說。
“你的标準太高了，老大。
你不會懂的。
話說回來，這有什麼不妥嗎？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個勁兒地量自己那東西。
我說的是真的。
而且是拿刀來量的。
再說，那把刀是他初戀女友給的，那女孩待他簡直就像他媽似的。
” “他的家夥果真有那麼大嗎？” 瑪麗亞和魯佩都笑了。
在我腦子裡，她們說得越多，阿爾韋托就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強。
我得阻止他出現，否則就會為了這兩個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茲加波紮爾科的一家夜總會搞了場大賽，這個妓女總能赢。
誰也做不到像她那樣拿嘴把那家夥全吞進去。
後來一直坐在桌邊的阿爾韋托站起來，說大家稍等，我去辦點事。
我們這桌的人都說好樣的，阿爾韋托，看得出大家都認識他。
我在思忖那個可憐的女孩這下恐怕要完蛋了。
她的耐性還真強，使出最拿手的好戲。
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嗆起來開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爾韋托簡直是個大魔獸。
”我說。
“繼續說，後來呢？”瑪麗亞說。
“其實也沒什麼，那女孩開始捶打阿爾韋托，想抽開身子。
阿爾韋托狂笑着說，哇，姑娘，哇，像騎着一匹跳躍不已的野馬，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就好像參加牛仔的競技表演。
”我說。
“我特别讨厭，我大聲說放了她，阿爾韋托，你會弄傷她的。
可我知道他甚至都聽不見我的聲音。
這時，那女孩的臉色變得通紅，眼睛睜得老大，她推着阿爾韋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帶。
當然，這根本不管用，每次這女孩試圖推開阿爾韋托時，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
看得出，他勝券在握。
” “她幹嗎不咬阿爾韋托那東西呢？”瑪麗亞說。
“因為參加派對的全是他的朋友。
如果咬了，阿爾韋托會要了她的命。
” “魯佩，你真是瘋了。
”瑪麗亞說。
“你也差不多。
我們所有的人不都是瘋子嗎？” 瑪麗亞和魯佩大笑起來。
我還想聽聽這個故事的尾聲。
“也沒什麼，”魯佩說，“那女孩實在受不了，馬上就要吐了。
” “阿爾韋托呢？” “他應該是提前抽出來了吧？他知道馬上會怎麼樣，不想把褲子弄髒了。
他像隻老虎般一跳，不過是朝後一跳，身上一丁點東西都不沾着。
全場的人像瘋了般地鼓掌。
” “你卻深愛着這個瘋子？”瑪麗亞說。
“愛着，真的那麼愛嗎？我不知道。
我對他真是如癡如狂啊，這是絕對的。
換了你，同樣會愛他的。
” “他是個真正的男人。
”魯佩說，眼睛望着窗外。
她凝視的目光迷失在遠方。
“這是千真萬确的。
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 “你大概是說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
”瑪麗亞說，然後把身子往後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來。
“行了，老大，别這樣嘛。
” “魯佩說的沒錯，”我說，“别那樣。
人家就是那樣生活的。
她願意幹嗎就幹吧。
” “少來，加西亞·馬德羅。
你完全是在旁觀。
你壓根就糊裡糊塗地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 “你也是旁觀！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對不起，魯佩，不是故意冒犯。
” “沒關系，”魯佩說，“你就是想冒犯也辦不到。
” “閉嘴，加西亞·馬德羅。
”瑪麗亞說。
我聽了她的話。
我們三個沉默了片刻。
後來瑪麗亞開始談起女權主義運動，提到格特魯德·斯泰因、雷梅迪奧斯·巴羅、莉奧諾拉·卡林頓、艾麗絲·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魯佩說，但瑪麗亞沒有理她）、尤尼卡·蘇爾、喬伊斯·曼索爾、瑪麗蓮·摩爾，還有一串我記不住的名字。
我想，這些都是20世紀的女權主義者。
她還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個墨西哥詩人。
”我說。
“也是個修女。
我很了解。
”魯佩說。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喬沒有随行。
（我已經不可能整天跟着潘喬轉了。
）可是，走到大門口時我卻緊張起來，擔心瑪麗亞的父親會把我趕出去，擔心不知道如何對付他，擔心他會揍我。
我沒那個膽量按門鈴，于是就在小區随便走了會兒，心裡想着瑪麗亞、安格麗卡、魯佩和詩歌。
同時，我卻無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嬸嬸，然後想了想自己的一生。
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開心又空虛，我知道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這個決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極了。
接着我迅速掉頭向芬特家走去，按響門鈴。
芬特先生出來開門，打了個手勢好像在說稍等片刻，我這就來了。
後來又看不見他了，大門留了一道縫。
過了會兒，他又出現了，從前院穿過來邊走邊卷袖子，臉上帶着痛苦的笑意。
其實，他的狀态好多了。
他一把打開大門，說你是加西亞·馬德羅吧？然後就握我的手。
我說你怎麼樣啊，先生，他說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裡我們别來這種繁文缛節。
我一時沒明白過來他要我叫什麼，我說叫吉姆？（我剛讀了魯迪亞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說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羅尼亞語對華金這個名字的簡稱。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輕松甚至開心的笑容說，“我叫胡安。
” “不，我還是繼續叫你加西亞·馬德羅吧，”他說，“大夥都這樣叫你的。
” 我跟他從院裡穿過去（挽着我的胳膊）。
他松開胳膊之前說瑪麗亞把昨天的事兒都告訴他了。
“我很欣賞這點，加西亞·馬德羅，”他說，“你這樣的年輕人不多了。
整個國家都在沉淪，我不知道我們如何是好。
” “我不過是做了誰都會做的事。
”我試探性地說。
“甚至連年輕人，理論上是我們變革希望的年輕人，都正在淪為吸毒者和妓女。
這些問題根本沒辦法解決，革命是惟一出路。
” “我完全贊同，基姆。
”我說。
“我女兒說你表現得像個紳士。
” 我聳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結交，你會見到他們的，”他說，“在某種意義上，我倒不為這個煩惱。
你需要結識三教九流的人。
有時你得親自體驗一下現實的險峻，不是嗎？我想這話是阿方索·雷耶斯[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1914年後多次出任墨西哥駐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外交使節。
]說的。
可能不是他說的。
但有時瑪麗亞做得太過了，不是嗎？我沒有批評她這樣做的意思，不是批評她親身在現實中去曆練，應該曆練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覺得呢？因為曆練過頭就有成為犧牲品的危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觀點。
” “同意。
”我說。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們——怎麼說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話，就可能淪為現實的犧牲品，你說對嗎？天真無邪的人很容易招來麻煩或者引來惡棍。
你同意這樣說嗎，加西亞·馬德羅？” “完全同意。
” “比如那個魯佩，你們倆昨天見到的那個姑娘。
我也認識她，相信我，她來過這裡，上過我家，在這兒吃過飯，還跟我們住過一兩個晚上。
我不是誇張，就一兩個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來很多麻煩。
我說的‘吸引力’就是指這個意思。
” “我明白，”我說，“像塊吸鐵石。
” “正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的話，吸鐵石吸引來的可能是壞東西，很壞，可是瑪麗亞太年輕了，意識不到這點，看不出危險，她還需要幫助。
要幫助有需要的人。
她從不考慮可能會卷入危險。
一言以蔽之，我女兒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讓她放棄目前的這種生活。
” “我知道你在說誰了，先生，噢，基姆。
” “你知道我在說誰了？我在說誰呢？” “你在說魯佩的皮條客。
” “太好了，加西亞·馬德羅。
你可說到點子上了：他是魯佩的皮條客。
魯佩對他意味着什麼呢？是他的謀生手段，他的職業，他的辦公室，一句話，他的工作。
一個人丢了工作會怎麼樣呢？告訴我會怎麼樣。
” “會發火嗎？” “他肯定會發火。
他沖誰發火呢？沖讓他丢了工作的人發火嗎？當然了。
這毫無疑問。
他不會沖鄰居發火，盡管在那種情況下也有這種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個發火對象自然是讓他丢了工作的人。
誰會在樓底下遠遠地看看他就會讓他丢了工作呢？當然了，我女兒就是這種人。
他拿誰來出氣呢？我女兒。
這時他還會沖她家人發火呢，你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他們的仇恨感是相當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紅皂白。
我發誓，有那麼幾個晚上我做過幾次噩夢。
”他出聲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憶夢境，“那夢會讓最堅強的人都毛骨悚然。
有時我夢見自己在一個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說，那是個陌生城市，但我從另一個夢裡又認出它——我沒有煩着你吧？” “一點兒都沒有！” “我說了，這是個隐隐約約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我在走不到盡頭的街上遊蕩着，想找家旅館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
可是我什麼也沒找到。
我隻看到一個假裝又聾又瞎的人。
最糟糕的是，天越來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臨，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們說的那樣，我得全憑造化的仁慈了，這個夢真是可怕極了。
”他若有所思地補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們在不在家。
” “那好吧。
”他說，可還不松開我的胳膊。
“我過會兒再來跟你告别。
”我說，這純粹是沒話找話。
“我很欣賞你昨晚的表現，加西亞·馬德羅。
我很高興你那麼關照瑪麗亞，也沒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動。
” “天哪，基姆，那可是魯佩……隻要是瑪麗亞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說，臉色馬上紅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們吧，我想她們那兒可能還有别的客人呢。
那屋子比……還忙碌呢。
”他發覺找不到恰當的詞，然後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離開他。
我快走進後院時，回過頭發現基姆·芬特還站在那兒，盯着幾束蘭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
基姆來開門讓我進去，還擁抱了我一下。
在小房子裡，我見到了瑪麗亞、安格麗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
他們三個都坐在安格麗卡的床上。
我一進去，他們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讓我看見他們正在分享的東西。
我想他們以為來人是潘喬，發現是我後臉色才松弛下來。
“你應該養成鎖門的習慣，”安格麗卡說，“他差點把我吓出心髒病了。
” 安格麗卡跟瑪麗亞不同的是臉色潔白如雪，但膚色的基調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紅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說應該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
她的顴骨高挺，額頭寬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
我看見她時，或者毋甯說我看見她在看着我時（别的時候來這兒她可從不看我），感覺好像一隻指頭修長細嫩卻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髒。
我知道，利馬和貝拉諾不會喜歡我用這個比喻，可這個說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時的感覺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後一個進來的。
”瑪麗亞說。
“就是你。
”安格麗卡的語氣非常決然，幾乎是霸道了，刹那間，我都覺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
“把門鎖上，找個地方坐下。
”她命令我。
我照她說的辦了。
小房子的窗簾拉了下來，透進來的光綠綠的，射進來時還帶着黃顔色。
我在書櫃旁的那把木椅裡坐下，然後問他們在看什麼。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奧擡起腦袋仔細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記下我書名的那個人嗎？” “是。
布萊恩·帕特、安德烈·亨利，還有個書名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 “《失蹤的消防隊》，斯派克·霍金斯寫的。
” “沒錯。
” “你還沒買啊？”他的語氣中略帶揶揄。
“還沒呢，不過打算要買了。
” “你得去一家專營英語文學的書店。
普通書店裡找不到。
” “我知道。
烏裡塞斯給我說起過一家你們都去的書店。
” “噢，烏裡塞斯·利馬。
”桑·埃皮法尼奧說，特别加重了“塞斯”的發音，“他會打發你去波德萊爾書店，那裡法語詩集挺多的，可英語詩集不多……‘你們都’到底是指誰啊？” “‘你們都’？”我不解地問。
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見的東西來回傳閱。
她們不時發出大笑。
安格麗卡的笑聲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書店的人啊。
” “噢，當然是指本能現實主義者了。
” “本能現實主義者？拜托。
隻有烏裡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讀書。
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
我全告訴你吧，他們去書店隻幹一件事：偷書。
” “可他們偷回去不也要讀嗎？”我說，略微有些氣惱。
“不，你錯了。
到時他們把書交給烏裡塞斯和貝拉諾，這兩位讀了後再把内容講給他們聽，這樣他們就可以四處吹噓說讀了比如格諾的東西，事實上他們幹的隻是偷了格諾的書，沒有讀過。
” “貝拉諾是智利人嗎？”我問道，想把談話内容扭轉到别的方向上去，不過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來啊？”瑪麗亞說，連眼睛都沒有從正在盯着的東西上擡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點異樣，不過覺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認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亞·馬德羅，你這個可憐的天真兒。
他以為貝拉諾是尤卡坦人。
”桑·埃皮法尼奧對芬特姐妹說，三個人同時大笑起來。
我也跟着笑起來。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說，“可也沒準。
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專家。
”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
他是智利人。
”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長時間了？”我想找點話說。
“皮諾切特政變後就來了。
”瑪麗亞說，仍然不擡一下腦袋。
“早在政變之前就住在這裡了，”桑·埃皮法尼奧說，“我1971年就認識他了。
後來他又回智利去了，政變發生後又返回墨西哥。
” “可是我們不知道當時你們兩個都回來了。
”安格麗卡說。
“那段時間，我和貝諾拉關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奧說，“我們都才十八歲，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輕的詩人。
” “能告訴我你們在看什麼嗎？”我說。
“我的照片。
你可能不會喜歡的，如果你願意的話，看看也沒什麼。
” “你是攝影師嗎？”我說着起身朝床邊走去。
“不，我隻是個詩人，”桑·埃皮法尼奧說，然後給我讓出點空地，“對我來說，有詩歌就足夠了，不過，我遲早會幹起寫小說這種低俗事來的。
” “給你，”安格麗卡把看完的一小疊照片給了我，“你最好按照時間順序看。
” 足有五十或六十張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
背景在同一房間，可能在賓館，兩張例外，是在夜晚一條光線暗淡的街上拍的，還可以看到一輛紅色野馬，裡面坐着幾個人，臉影模模糊糊。
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個留金色短發的男孩，十六七歲的樣子，也可能隻有十五歲，還有一個人是可能比他大兩三歲的女孩，然後還有桑·埃皮法尼奧。
肯定還有拍照的第四個人，但此人始終沒有露面。
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個金發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
到大約第十五張照片時，桑·埃皮法尼奧和那個女孩出現了。
桑·埃皮法尼奧穿一件紫色運動衫。
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禮服。
“這是誰？”我說。
“别說話，仔細看完照片再問。
”安格麗卡說。
“他是我摯愛的人。
”桑·埃皮法尼奧說。
“噢，這女孩又是誰？” “他姐姐。
” 快看到第二十張照片時，那個金發男孩開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
那個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擺出放蕩的姿勢，望着給他們拍照的那個不知名的人。
此時桑·埃皮法尼奧還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裡是這樣，他面帶笑容卻很嚴肅，不是坐在扶手皮椅裡就是坐在床邊。
然而，這一切不過是一種幻覺，到了第三十張或者三十五張照片時，桑·埃皮法尼奧脫掉衣服（他腿臂修長，身體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實生活中要瘦很多）。
後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終警覺的注視下，桑·埃皮法尼奧開始吻金發少年的脖頸、嘴唇、眼睛、後背和勃起的那東西（對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來說，那東西也夠搶眼的了），姐姐時而露出全身時而露出半身（隻有一條半胳膊、一隻手、幾根指頭、臉的一側），時而隻是在牆上照出個影子。
當然了，沒有任何人預警過我說桑·埃皮法尼奧是同性戀。
（隻有魯佩提到過，但她說我也是個同性戀。
）所以，我盡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覺（毫不誇張地說，這感覺可是一派混亂）然後繼續往下看。
我最擔心的事出現了，接下來的幾張照片上這位布萊恩·帕特的讀者開始跟那個金發少年做愛。
我感覺自己的臉都紅了，想到看完這些照片後該如何面對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奧。
男孩的臉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謂的痛苦和喜悅交織的表情。
（或者說是虛情假意，不過我是後來才想到這點的。
）桑·埃皮法尼奧的臉好像顯得非常嚴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
那位正在欣賞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門，從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憂傷什麼都有。
最後幾組照片拍的是三個人在床上的鏡頭，看上去假裝要睡覺或者對着攝影師微笑。
“可憐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兒的。
”我故意這樣說來激怒埃皮法尼奧。
“逼迫他去那兒嗎？那是他的主意呢。
他是個變态小子。
” “可你全心全意愛着他。
”安格麗卡說。
“我是全心全意地愛着他，我們之間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 “比如？”安格麗卡說。
“比如錢。
我是個窮光蛋，他是個寵壞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華，到處旅行，要什麼有什麼。
” “可從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沒有被寵壞啊。
有些照片夠殘忍的。
”我忽然一本正經地說。
“他家裡很有錢。
”桑·埃皮法尼奧說。
“所以你們去了一家還不錯的旅館。
那燈光看着像在桑托的電影裡。
” “他是某國大使的兒子。
”桑·埃皮法尼奧說，然後向我投來陰沉的一瞥。
“千萬别告訴任何人。
”他又補充了一句，後悔向我坦白了這個秘密。
我把那疊照片還給他，桑·埃皮法尼奧放回衣兜。
安格麗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僅有一寸之遙。
我鼓起勇氣朝她的臉上望去。
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臉又有些紅了吧。
我的心情好極了。
可是很快我又毀了這份開心。
“潘喬今天沒來嗎？”我像個白癡似的問道。
“還沒有，”安格麗卡說，“你覺得這些照片怎麼樣？” “赤裸裸的性照。
”我說。
“赤裸裸的性照，就這些了？”桑·埃皮法尼奧站起來，然後坐進我剛坐過的那把木椅。
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麼點詩意。
不過，要是我說是因為詩意而打動了我的話，我肯定是在撒謊。
這些照片挺奇怪的。
我隻能管它們叫色情照片。
不過沒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 “人們就是喜歡給自己不理解的東西貼上這樣那樣的标簽，”桑·埃皮法尼奧說，“這些照片讓你興奮了嗎？” “沒有，”我強調說，其實我也說不準，“沒讓我興奮，也沒讓我反感。
” “那麼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
至少對你來說不是了。
” “不過我喜歡這些照片。
”我承認說。
“那麼隻能這樣說了：你喜歡，卻不知道為什麼喜歡，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好吧。
” “誰拍的啊？”瑪麗亞問。
桑·埃皮法尼奧盯着安格麗卡大笑。
“這還真是個秘密。
那人讓我發誓不要告訴任何人。
”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誰會在乎拍攝者呢？”安格麗卡說。
看來那位大使兒子的名字叫比利了。
很貼切，我想。
不用問為什麼，我已經猜出照片是烏裡塞斯·利馬拍的。
我又馬上開始琢磨起那個有趣的（對我來說）信息：貝拉諾是智利人。
後來我又觀察起安格麗卡來。
但沒有那麼明目張膽，多半是趁她埋頭讀尤金·薩維茨卡亞[尤金·薩維茨卡亞（EugèneSavitzkaya，1955—??），比利時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的詩集《痛苦的地方》而沒有看着我的時候，她偶爾擡頭望一望，然後加入瑪麗亞和桑·埃皮法尼奧關于情色藝術的談話。
我又開始琢磨照片會不會是烏裡塞斯·利馬拍的，同時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聽到的故事，說利馬是毒品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販子，幾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
我就想到這麼多，然後巴裡奧斯挽着一個極其漂亮的美國女孩（她永遠都面帶微笑）的胳膊出現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還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女詩人，叫塞爾維亞·莫雷諾，後來我們所有的人就開始吸大麻了。
我的記憶有些模糊（不過跟大麻無關，那東西其實對我沒有作用），可是後來又有人引出貝諾拉的國籍問題——也許是我提起這個話題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後大家都開始談起他來。
确切地說除了我和瑪麗亞，人人都開始貶低起他來，他們有時從肉體和精神上多少跟我們遊離開來，但是，即便保持某種距離（也許是大麻所緻），我依然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
他們有時談論利馬，談到他去格雷羅州和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後賣給墨西哥城的作家、畫家們。
可是利馬怎麼可能一直跑到這片大陸的另一端去買毒品呢？人們大笑着。
我想我也笑了。
我想我笑得很厲害。
我閉上眼睛。
他們說：阿圖羅讓烏裡塞斯幹得很辛苦，現在風險更大了，他們的話刻印在我的大腦裡。
可憐的貝拉諾，我想。
後來瑪麗亞抓起我的手，我們離開了小房子，就像潘喬和安格麗卡把我們趕出去時那樣，隻不過這次潘喬沒有在這裡，沒有人趕我們出去。
後來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來時已經是早晨三點，我發現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邊。
我一躍而起。
有人脫掉我的襪子、褲子和襯衣。
我四處摸索着尋找衣服，盡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擾醒胡吉托。
我先是在床腳下的地闆上找到了背包，書本和詩稿都在裡面。
我又在更遠的地方找到褲子、襯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夾克。
我在哪兒都找不到鞋子。
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卻是胡吉托的幾雙旅遊鞋。
我穿戴整齊，想着打開燈呢還是就這樣光着腳走出去。
我決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
我撩開窗簾，發現自己在二樓。
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後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幾棵樹木後面，在月光下隐隐閃亮。
很快，我意識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戶下面亮着的一盞燈，稍微靠左一點，就挂在廚房外面。
燈光極暗。
我試圖辨認出芬特家的窗戶但是什麼也看不見，隻看到些樹枝和影子。
我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權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繼續睡到黎明再說，可我又想出幾條不能這樣幹的理由。
首先，我從來沒有不跟叔嬸打招呼就在外面過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麗卡。
為什麼？我忘了理由，不過這時我有一種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覺的樣子，像條狗或者孩子那樣蜷卧在她的床腳下（這情景很恐怖，但卻很真實）。
于是我悄悄向門口溜去，心裡默默地感謝着胡吉托給了我一塊睡覺的地方。
再見，小内弟[原文為cu.ado。
]！腦子裡思索着這個詞（它源于拉丁語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後在這個詞的堅強支撐下，我像貓一般溜出房間，來到猶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過道裡，像置身于一家充滿了凝視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觸即發的電影院，我沿着牆壁摸索前進，最後，曆經漫長的煎熬，細述起來讓人神經緊張的痛苦之後（再加上我又讨厭細節），終于找到了從二樓通往一樓的那條堅固的樓梯。
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裡（極度蒼白，雙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動又猶豫不決），兩種選擇輪流向我襲來。
我要麼找到起居室和電話，立刻給叔嬸打個電話，因為這時他們恐怕已經把不止一個疲憊的警察從床上拽了起來；要麼找到廚房，我記得廚房在左側，緊挨着類似家庭餐室的房間。
我把每個計劃都思來想去，最後傾向于采用不太擾民的方案，這需要盡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
我的這一決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個突如其來的意象或者幻覺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裡，全身籠罩在硫黃燃燒時散發出的那種鮮紅的煙霧中。
我使出渾身解數，設法讓自己冷靜下來。
房裡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聽不到任何人像在家裡那樣的打鼾聲。
過了幾秒鐘的工夫，我确信自己頭頂沒有危險盤桓，或者至少沒有近在眼前的危險，于是展開行動。
在房子的這一側，後院的亮光隐隐約約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來到廚房。
進去後，我松弛下有些過分的警戒心，關上房門，打開燈，然後跌坐在一把椅子裡，疲憊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裡的山路。
我打開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漢堡和奶酪三明治。
吃完後仍然很餓，然後又做了份三明治，這次是用奶酪、青筍和兩三種紅辣椒腌制的泡菜。
第二份三明治還沒有填飽肚子，我決定再去搜些主食來。
我在冰箱底層塑料盛器裡找到一塊吃剩的雞肉，在另一個盤裡又發現了若幹米飯。
我猜這可能是晚飯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動手給自己做晚飯。
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實更像芙蓉花。
我坐在廚房一聲不響地吃着，同時思索着未來。
我仿佛看到了龍卷風、飓風、潮汐和大火。
接着我把炸鍋、盤子和銀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後打開通向後院的門。
離開前我還把燈熄了。
姑娘們的屋子房門緊鎖。
我敲了一下，輕輕地喚着安格麗卡的名字。
沒人應聲。
我朝後望去，院裡的暗影和像憤怒野獸般蹿躍而起的噴泉水阻撓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間。
我又敲了一下門，這次稍微加重了。
等了幾秒鐘後，我決定改換策略。
我向左側走了幾步，用指尖在冰涼的窗戶玻璃上叩了幾下。
瑪麗亞？我說，安格麗卡？瑪麗亞，讓我進去吧，是我啊。
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會有什麼動靜，可是小房子裡面沒有任何響動。
我怒氣沖沖地或者準确地說是怒氣沖沖又無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門口，然後靠着門慢慢滑坐到地上，眼裡一片茫然。
我感覺我最終會進去，像條狗一般（一條在這個冷酷之夜裡的濕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腳下，像我幾個小時前愚蠢又恐懼地憧憬的那樣。
我可能哭了起來。
為了清除眼前地平線上的陰霾，我開始琢磨所有應該讀的書，所有應該寫的詩。
後來我忽然想到，假